爱弥尔·涂尔干是与马克思和韦伯齐名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不可多得的集大成者之一。《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为涂尔干晚年之作，意图为从原始初民社会的基本互动方式，建构出社会构成的最基本元素，加以认识，正如导言中所说，“本书的宗旨，就是要研究实际上已经为人所知的最原始和最简单的宗教，分析这种宗教，并尝试做出解释”。涂尔干援引了大量人类学材料，从图腾制度出发讨论了宗教生活之构成的基本原理及命题，他认为，一个宗教体系倘若能够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我们就可以说这即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原始的宗教：首先，应该能在组织得最简单的社会中找到它；其次，不必借用先前宗教的任何要素便有可能对它作出解释。此外，《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还反映了涂尔干晚年思想的重要转向，即用社会决定论来构建道德个体主义的理论企图。
《灵魂论及其他》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著作，收有《灵魂论》、亚里士多德《灵魂论》汉文译者绪言、《灵魂论》章节分析、《灵魂论》正文、《自然诸短篇》、《自然诸短篇》前言、《自然诸短篇》的编次、《自然诸短篇》撰写的先后等详细内容。本书为西方心理学史上开创性著作，亚里士多德阐述了他对生与死、睡与醒,以及其他心脑问题的深入思考。他按其四因说在书中阐述了心理实质概念，以为灵魂、肉体是形式和质料的统一，犹如”刃”之于”刀”，没有质料，就没有形式，这是承认先有物质，质料，后有精神、灵魂的唯物观，但作者认为形式是最后决定者，它决定物体的性质，则又陷入唯心观。译文依据贝刻尔校订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牛津，1837年印本译出，同时参照了路白丛书希英对照本和其他版本校订。
《美学史》是一部比较详细而完整的西方美学史专著，初版1892年它的主要读者对象乃是有志于从哲学上了解下列问题的人们：按照世界史上各个不同时期的主要思想家的设想，美在人类生活的体系中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和具有什么价值？《美学史》重点论述了自然美同艺术美的关系，从论述美学史和美的艺术史、自然美和艺术美、美的定义及其与美学史的关系入手，在对这些关系作了明确阐述的基础上，按美学史发展的线索对各个时代的美学理论予以考察和论证，并叙述了各个时期审美意识的特征以及这些审美特征赖以形成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作为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鲍桑葵对上自古希腊罗马，下迄当代的美学发展历程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唯心主义美学史现，从这部美学史著中，不难看出，鲍桑葵的美学史观深深打上了黑格尔美学体系的烙印，也使它在科学性、正确性方面受到损害。
如何摆脱工作中的痛苦和烦闷？为了像被压迫者那样感受压迫，并尽可能真实地追求她所认为的自由社会，1934年12月，西蒙娜·薇依抛下哲学教师的身份，进入工厂。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这位反叛的哲学教师轮流做切割工、包装工和铣床工，经历疾病、事故、解雇的折磨，遭受服从、羞辱和不公。这种残酷性给她留下了终生的烙印。在这本《工厂日记》中，她详细记录并思考工人的处境，为改善工人的生存状况，她号召雷诺工厂的工人把自己的内心感受写出来，发在杂志上；她给一位工厂经理写信，给出改善建议；而且薇依清楚地知道，工人面临的不幸与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无关，而所谓革命，很有可能只是导致压迫集团的更换，“只要生产是建立在被动服从的基础上，工人们就要继续被动地服从”。这本书是一份原始的文件，没有抒情，也没有感伤，展现出西蒙娜·薇依对当下现实的关注和她始终站在劳动者一边的立场。
“启蒙”为什么需要“辩证法”？启蒙的最初目标是让人们高举理性的大旗，摆脱蒙昧与恐惧，树立自由与自主。然而在理性一路高奏凯歌，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登峰造极的时候，启蒙却走向了它的反面。本书通过探究启蒙概念的起源、批判文化工业、揭示反犹主义的深刻思想根源，力图指出，如果启蒙失去批判的维度，就会成为单纯的工具理性，如果丧失了人道的维度，最终会成为敌视人的怪物。为此，我们需要启蒙辩证法。本书阐述了启蒙精神的历史发展过程，说明启蒙精神由最初的对社会的推进作用。此书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著作，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后继者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都有较大影响。作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阿多诺后来深刻影响了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思潮。
2001年，尤尔根·哈贝马斯以其德国书商和平奖获奖演说开启了与基督教教会的对话，三年之后，他与前枢机主教约瑟夫·拉辛格会面。2007年，他又以“对于缺失的意识”为题与耶稣会哲学学院的哲学家们相互讨论。哈贝马斯强调：唯有当现代理性厘清了它对于宗教意识所采取的立场时，它才能自我理解。除此之外，教宗本笃十六世于雷根斯堡演说中对确认宗教与理性的关系所作的表述，也是哈贝马斯论证的背景。《对于缺失的意识：一场与哈贝马斯的讨论》收录了哈贝马斯的论文以及与这场论辩有关的几篇论文，包括《对于缺失的意识》《信仰与理性两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加以区分？》《后形而上学理性与宗教》《一场只有赢家的对话》《论尝试对一种关系再意识》等，而导读的部分则提供了一个关于哈贝马斯参与宗教哲学讨论的概观。
《塔木德》成书于公元3世纪到5世纪，由1500名犹太拉比联合完成，全套20卷，总计12000页，250万字，内容庞杂，卷帙浩繁，头绪纷纭，大至宗教、律法、民俗、伦理、医学、迷信，小到起居、饮食、洗浴、着衣、睡眠等无所不包。它以《旧约》的箴言为开端，接着是神话故事、诗歌、寓言及道德反省和历史回忆，题材广泛，内容鲜活生动，虽然其中三分之一是《米德拉西》，即训诫和道德说教，但让人丝毫不觉得生硬和僵化。它不是史书，却在谈史；它不是人物志，却在述说人物；它不是百科全书，却包罗万象。正是它孕育了西方文明的模式，成为犹太智慧的源泉。与《圣经》、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伊斯兰的《古兰经》，并称为影响人类文明的巨著，是真正的传世经典。本书是对《塔木德》的选编，选编内容为对人生有帮助的部分，剔除了宗教味比较重和宿命迷信部分。
雷蒙·鲁塞尔是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他对20世纪法国文学影响重大，包括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安德烈·布勒东、乌力波的乔治·佩雷克、新小说派阿兰·罗伯-格里耶。鲁塞尔的作品里总是充满了语言游戏，1933年，他被发现死于下榻的宾馆房间。本书是米歇尔·福柯对法国文学家雷蒙·鲁塞尔作品中的隐喻、沉默、双关进行细致的解读。通过对雷蒙·鲁塞尔作品的解读，福柯为我们揭示了语言与死亡的关系。他认为，文学的真正任务，不是表现或者反映“物”的现实性，而是要展现其闪光和扩散的过程，创造出一个语言急于进入的“空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被判处了“死刑”，是语言本身判处了自己的死刑。在福柯心目中，雷蒙·鲁塞尔的文学创作的核心就在于此，他发明了语言机器，但这部机器没有任何秘密，只有一种语言试图维系的、试图解开的或重新确立的，或无限重复的与死亡之间的关系。
西奥多·阿多诺的《美学理论》汇集了其“美学思想的精髓”，但与其说是一种理论，毋宁说是一种批判，他所从事的不是建构，而是战斗：一方面，反对日常生活中将艺术作为消费和娱乐对象的观点；另一方面，反对传统美学中从普遍性概念出发去解释艺术的做法。阿多诺既要批判文化工业，又要反思经典美学。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持守否定辩证法与批判理论等运思策略，在本书中进行了贯通古今的多维论证，深入地追溯了艺术的历史演化流变过程，检视了古今美学理论的长短利弊，分析了现代艺术的特殊职能，揭示了艺术与社会的双重关系，反思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与社会总体性的种种影响，彰显了现代艺术哲学或美学的悖论特征，同时也指陈了未来美学的新生条件与发展途径。其中对文化产业，技术效应、娱乐导向、物化现象、真理性内容、行政化操控以及“反世界”艺术的批判反思，充满前瞻性和后现代性的真知灼见。
除散落于笔记中的零星片段以外，本书收入了薇依绎读古希腊经典的所有完整篇目。通过阅读《伊利亚特》、《普罗米修斯》、《会饮》、《安提戈涅》等名篇，薇依以独特的睿哲引领我们重新接近那些耳熟能详的古希腊诗人，以既古老又新颖的姿态探寻基督精神与希腊精神的承袭，使我们看到，当下人类的困境恰恰扎根于现代人文精神对古典精神的误解。她在《<伊利亚特>，或力量之诗》中说：“《伊利亚特》的真正主角、真正主题和中心是力量。……在诗中，人的灵魂由于与力量的关系而不停产生变化，灵魂自以为拥有力量，却被力量所牵制和蒙蔽，在自身经受的力量的迫使下屈从。那些梦想着进步使力量从此仅仅属于过往的人，大可以把这部诗当成一份档案；那些无论从前还是现在都能在人类历史的中心辨认出力量的人，则会把它视为一面美丽纯粹的镜子。”本书末还附有薇依诗九首，以及米沃什论薇依的文章。
叔本华关于伦理学的两篇论文的合集，即《论意欲的自由》《论道德的基础》，分别是皇家挪威科学院和皇家丹麦科学院的应征论文。这两篇论文各自独立、互相补足了伦理学的基本真理，叔本华充分阐述了行为的根源和道德的推动力到底是什么、伦理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等问题，他要求用某种事实，无论是主观的的还是客观的事实来说明道德的理据并证明，反对从某种形而上学的梦想中引导出这种事实。叔本华指出伦理学是一门很简单的学科，他从人类行为的三个动机即利己、恶毒、同情出发，探讨人类道德的基础，利己和恶毒是非道德的推动力，只有基于同情的善良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他认为从同情出发的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不伤害别人，尽量帮助每一个人。这个基本原则对应的两大基本美德是公正和仁爱：公正表现了同情的否定性质，即不能忍受他人的痛苦，迫使自己至少不去伤害他人。
这是萨伊德继《东方学》之后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复杂的著作，与《东方学》基本上不处理文学文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意识建立在这样一个更深入的追问上的：“小说写作和抒情诗……是怎样参与东方主义中的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构造的？”由此生发的对“小说与帝国”关系的讨论，不仅像伊恩·马丁在《小说的兴起》那样把现代小说的兴起和现代资本主义相联系，重构了“现代欧洲小说诞生”的帝国主义扩张的语境，而且极富争议地把他对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共谋关系的分析扩展到小说的形式和风格层面，认为欧洲小说在其发生学的意义上汇集了两种的质素：一方面是构成小说的权威的叙述样式，另一方面则是倾向于帝国主义的复杂的思想构造。也许我们未必完全接受萨伊德的观点，但他据此观点对简·奥斯丁、狄更斯、康拉德、叶芝和加缪等一系列经典作品的读解和分析，却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作为20世纪“最富创造力的伟大的原创性理论家”，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被称为“天书”，它是阿多尔诺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体现着阿多尔诺成熟的哲学思想。否定辩证法，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的实质是一种非同一、绝对否定性的反辩证法，因此，“否定的辩证法”在《启蒙辩证法》孕育成长的过程中，也必然走向在“崩溃的逻辑”中的终结。然而，这并不意味阿多尔诺本身的思想贬值或是毫无意义，相反正是研究了“否定的辩证法”，我们才能全面地把握理解阿多尔诺的思想体系和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这甚至对于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发展和当今社会的终极关怀都有着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本书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共同的哲学思想，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辩证法形态。
作为《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续作，本书将前作《反—俄狄浦斯》中已然肇始的思想实验向更为开放而宽广的领域推进：地质学、生物学、史学、神话学、数学，等等，都成为真正的思想—“根茎”的蔓生之地。而盘踞于传统思想模式中的种种“层”、“编码”、“超越性平面”、“纹理化空间”等，则伴随着这场激动人心的实验进程而渐次烟消云散。全书散布着一座座流播强度的“高原”，而多元性、异质性的连接则成为它们之间彼此沟通的横贯线。但在乱花迷人眼的表象之下，全书却流淌着纯正的哲学血液，因为它所致力于的正是德勒兹一以贯之的信念：哲学，就是概念的创造，就是新思想方式的创生。德勒兹和加塔利将艺术、数学、地质学、生物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动物行为学、文学、音乐、政治理论、经济学等学科的资源转变、折叠，在此基础上，概念的地壳不断隆起，形成了稳定的地标——高原。
《论晚期风格：格格不入的音乐与文学》是萨义德晚期作品。萨义德在书中探讨了濒临死亡的艺术家怎样使“不合时宜与反常”进入自己的作品，正如托马斯·曼、理查德·施特劳斯、让·热内、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等人的晚期作品所表现的那样。此外，萨义德还考察了贝多芬的《庄严弥撒》、莫扎特的《女人心》，以及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女祭司们》和《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等。萨义德指出，人们当然可以在晚期作品里发现一种“超凡脱俗的宁静”，“使得（作者）毕生的美学努力臻于圆满”，但在这本书里，他所讨论的是那些作为“不妥协、艰难和无法化解之矛盾”的艺术的晚期。萨义德认为这些作品都充满深刻的冲突和一种几乎难以理喻的复杂性，与当时流行的作品形成鲜明反差，然而它们在每位艺术家所属的特定领域中都是真正的天才之作。
因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斯拉沃热·齐泽克亦被称为“西方最危险的哲学家”，作为拉康精神分析的继承者，齐泽克在《面具与真相》中向我们展示了“被精神分析穿越的哲学”，如何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新启示，帮助读者理解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及其思想，是一本通俗易懂的拉康“教科书”。该书共分为八部分，含导论和七个章节，主要包括《空洞姿态和述行：拉康遇上中情局阴谋》《真实界带来的麻烦：拉康作为〈异形〉的观众》《自我理想与超我：拉康作为〈卡萨布兰卡〉的观众》《政治中的倒错主体：拉康作为恐怖分子的读者》等篇目。斯拉沃热·齐泽克以“小对形”及真实理论作为全书中轴，以电影、故事或政治事件等作为案例，有条不紊地向读者展示了拉康理论的基本构图。
侯世达是美国学者、作家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的中文名，“我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一直有一种特殊的迷恋和喜爱。”侯世达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意识、类比、艺术创造、文学翻译以及数学和物理学探索。《哥德尔、埃舍尔、巴赫》副标题是“集异璧之大成”，集异璧－GEB，是数学家哥德尔、版画家艾舍尔、音乐家巴赫三个名字的前缀。《哥德尔、艾舍尔、巴赫书》是在英语世界中有极高评价的科普著作，曾获得普利策非小说奖。本书以精心设计的结构和巧妙的笔法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许多艰深的理论课题，尝试着在大脑科学、人工智能和数理逻辑这样的层次上将数学家哥德尔（G集）、画家艾舍尔（E异）和作曲家巴赫（B璧）嵌为一体，探讨他们作品中的共性，引人入胜地介绍了数理逻辑学、可计算理论、人工智能学、语言学、遗传学、音乐、绘画的理论等方面，构思精巧、含义深刻、视野广阔、富于哲学韵味。
“遥远者因转变成近者而成为内在的：褶子中的生命（la vie dans les plis）。这是中心房间，人们不再担心其空，既然要把自我置入其中。人们在此成为其速度的主宰，相对而言，成为其分子与奇点的主宰，在此主体化地带：宛若外部之内部的小船。”树叶、褶裙、皱纹、纸团、土地……小到微粒，大到宇宙，到处都有褶子，与莱布尼茨的单子不同，德勒兹的褶子是物质与灵魂的结合，是世界的小单元。通过不断的弯曲、折叠、展开，褶子创生了世界，注重流变、运动的巴洛克风格与不断折叠、展开的褶子不谋而合。通过分析巴洛克风格的油画、服装、雕塑、建筑、音乐，德勒兹为褶子概念注入了一股艺术气息；通过分析莱布尼茨的单子概念，德勒兹创造了融合艺术、哲学、数学的褶子哲学，“巴洛克风格使所有这些褶子弯来曲去，并使褶子叠褶子，褶子生褶子，直至无穷。巴洛克风格的特征就是趋向无限的褶子。”
在1959-1960年度的研讨班中，拉康以其对欲望的独到理解与创新阐述为基础，较为系统地构建起了一套以欲望为核心的“精神分析的伦理学”，并且通过从各个角度不断与西方伟大的哲学-伦理学传统进行深入对话，充分彰显了欲望极其宝贵的伦理学价值。通过对康德伦理学进行独具创见的批判性解读，拉康深入揭示了后者与萨德思想的隐蔽关联所引发的西方现代伦理学的重大危机，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精神分析式的解决方案，其中关键的环节便是在实践中对欲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冲动的对象进行某种“升华”。通过对弗洛伊德冲动学说的重读和解构，拉康在深入揭示冲动和语言紧密关系的同时，也为冲动的可塑性进而还有升华的可能性找到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拉康继承了从亚里士多德到弗洛伊德的三段论式的实践模式，构建了以认识欲望、净化欲望并爱护欲望为宗旨的精神分析的伦理学，鼓励人们“不在其欲望上让步”或者说遵照其内心的欲望去行动，真正做到“从心所欲”。
斐洛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容低估，他既是犹太教与希腊文化的联系者，又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联系者。在一个东西方思想融合的时代(希腊化时代)终结之时，在一个更大范围内的东西方融合的时代(罗马帝国时代)来临之际，斐洛超过其它任何思想家，给我们展示了这种思想融合的历程，产生了具有一系列新质的早期基督教神学。《论《创世记》》一书借用希腊哲学观念和语言来向大众论述摩西五经是合理的，当时已经有许多人这样做，应该说，斐洛在作品中对希腊哲学大量的精当使用：比如在《论〈创世记〉》正文部分“论摩西有关创世的叙述”关于创世第七天的讨论中，对数字七的讨论涉及新毕达哥拉斯主义以及雅典政治家梭伦、希波克拉底、柏拉图等人的思想；在论述上帝用尘土造人时，吸收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中的分有模仿说、亚里士多德的潜能和现实学说、斯多亚的世界主义和自然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