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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4·1950506·0124 |
| 作者：（美）沃尔夫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 | |
| 定价：赠送 | |
| 页数：？ |
《沃尔夫短篇小说选》已失，没有评论，存目。
新爱洛伊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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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6·1950506·0123 |
| 作者：（法）卢梭 | |
| 出版：译林出版社 | |
| 版本：1993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赠送 | |
| 页数：810页 |
“浪漫主义开拓者”卢梭在《忏悔录》之外，表现了强烈的对自然的热爱，这种对纯真感情的呼唤体现在朱莉与阿贝拉的爱情抗争中，这个法国人熟悉的爱情故事在卢梭手中成为自己对浪漫主义的一份宣言，与《爱弥尔》一样，闪烁着卢梭纯真的追求。两情相悦，却迫于世俗压力，只能以通信的方式传递感情，一如《西厢记》里的红娘传情，最后寄托在天国的憧憬，却有西方悲剧的光芒。卢梭追求着灵感的光芒，死亡也是崇高与有诗意的。
不过，没有你，我的灵魂还能存在吗？没有你，我还能幸福吗？不能；我不离开你，我要等着你。美德虽使我们在世上分离，但将使我们在天上团聚。我怀着这美好的愿望死去：用我的生命去换取永远爱你的权利而又不犯罪，那太好了；再说一次：能这样做，那太好了！
——第六卷
在世上，她转身，那个名叫朱莉·德丹治的美丽女子就变成了朱莉·德·沃尔玛，变成了有丈夫的妻子，变成有孩子的母亲，当她留给世间的只有这最后的一瞥，那曾经的幸福，那如泣如诉的爱情，那隐藏在心里的秘密，都离开了“在世上”的秩序和规则，她进入的是遥远而满怀希望的天国，那个可以和情人团聚的天国，那个重新激活幸福的天国，那永远有“爱你的权力而又不犯罪”的天国。第一次看见了属于自己的爱情，而死亡已至，灵魂永存的美好愿望，只不过是最后一封信里自我忏悔和救赎。
世上和天国，总是隔着生与死，隔着有罪和美好，隔着爱与不爱，隔着分开和团聚，“我的一生是好的，是幸福地度过的。我过去是幸福的，现在是幸福的，将来仍然是幸福的，我的幸福已定，它是我和命运搏斗以后得来的，是永恒而无止境的。”这是神甫面前的忏悔，那秘密永远隐藏在活着的身体里，而她面对的这个世界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幸福的定义，所以不管是那个被社会和家庭所拆解的“过去”，还是维持了婚姻的“现在”，都只不过是“在世上”的现在时态，是被看见的幸福，而心中的爱情只在将来，只在那许许多多的东西连同自己的身体死亡之后才会到来，像是一场和命运的搏斗，而那搏斗的力量对于朱莉来说，不是自己，不是分开了的情人，而是站在自己身后的上帝，是仁慈和正确的上帝，是有力量的上帝，是宽容的上帝，甚至为救孩子而死也成为上帝救赎的一部分，所以朱莉把这即将过去的一生看成是对上帝的忠诚，“我只要信奉上帝，我必中就不惊慌，我的良心告诉我：不管我犯有多么严重的错误，上帝将以仁心对我，我愈接近他，我愈感到安全。”而即使死去，也还是回归到上帝的怀抱，而在这世上的一切，也成为她对上帝忠诚的一种投射，甚至劝说自己的丈夫，从一个无神论者和怀疑论者转变成一个基督徒，转变成一个依靠上帝的能力改变自身的人，如此，在神父面前最后的忏悔就变成了朱莉对于在世上一切的安排，这是新的秩序，这是新的生活，这是新的美德。
回归秩序和美德，对于朱莉来说，似乎一直是搏斗，是努力，是永恒而无止境。那么她早就看到了罪恶，看到了错误，看到了背离美德的一切行动，不光是看见，而且是行动，是关于自己和情人圣普乐之间的爱情。这场爱情似乎有着太多的冲动，有着太多的隐秘，有着太多非现实的理想，圣普乐说：“我爱慕你，是爱慕你极其高尚的胸怀和一贯的温柔之情的表里如一，是爱慕你对他人的种种痛苦的深厚的同情心，是爱慕你由纯洁的心灵产生的纯洁的正确思想和高雅的审美力，一句话，是爱慕你的感情的美，而不是你的容貌的美。”感情的美超越了容貌的美，看起来是纯洁，是圣洁，是无法拒绝的爱慕，是无可取代的审美，在圣普乐看来，这就是最高尚最无罪的美德，作为一个音乐教师，一个哲学家，朱莉成为他现实中实现爱的一个化身，这个化身有着他强调的感情美，也有着引诱的身体之美，而这样的美对于他来说，变成了无法离开的营养，变成了必须结合的真理，实际上，是对于“井然有序的大自然”的一种投影：“我始终认为，我们所说的‘好’，就是见诸行动的‘美’，两者是互相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在井然有序的大自然中，有一个共同的源泉。”
书本中有着原理和法则，哲学家有着幸福和道德的界定，但是这一切在美好的朱莉面前，都变得空泛，“当我不爱美德的时候，我也就不爱你了。”这是圣普乐对朱莉的表达，这是在寻找井然有序的美德的努力。而在朱莉看来，自己是引诱者，也是爱情的追随者，圣普乐身上的道德修养和“本事”成为她开启心灵窗户的力量，“我觉得，只要爱情和纯洁的心相一致，就构成世上的天堂了。”世上的天堂永远是一个理想国，在这个社会里，天堂就是井然有序的大自然，就是美德，就是爱情。两个人的心连接在一起，就是对于那种纯洁的向往，那种对于自然的融入。圣普乐说：“在第一天，正是这些变化多样的美景，使我心中恢复了宁静。我赞赏这些毫无知觉的事物对我们激动的情欲产生的镇定作用；我觉得哲学真是一文不值，因为它对心灵的影响，还不如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在那个叫上瓦勒的地方，在韦威兹河发源之处，在开满鲜花的大自然里，有流经草地的小溪，有寂静的灌木林和小树林，有浓密的森林里，还有一些人迹罕至的幽暗的隐藏处。“大地之所以装饰得这么美，是为了给你的幸福的情人做一张与他所钟爱的人和把他消磨得精疲力尽的爱情相配的新床。”所以在这大自然的怀抱里，他们的幽会，他们的倾诉，都变成了其中的一部分，变成了抛弃所有一切卑下的尘世感情的所在：“当我们愈来愈接近穹苍时，人的心灵就会濡染穹苍的永恒的纯洁。”这是有益于人情欲的地方，这是不受人折磨的地方。而对于之后历经航行重新回来的圣普乐看来，朱莉亲自营造的那个果园又再次让他看到了出纯美的自然，那是德·沃尔玛夫人的房子，“公鸡的鸣唱、牛群的哞哞声、其他家禽的叫声、马车声，以及在庄稼地里用餐的情景、工人收工回来的情景，和乡村生活的那一套方式，使这座房子比原来死气沉沉的样子更具有浓厚的田园景色，更有生气，更话泼，更痛快，使人感到有那么一种说不出的欢乐和幸福的气氛。”在果园里，有浓密的树荫，有绿茵茵的草地，有周围盛开的鲜花，有潺潺的流水，有许许多多鸟儿的鸣唱，“不仅使我的感官感受到了此处的清新，而且也使我的想象力也像我的感官那样活跃起来。但同时，我也觉得，这里好像是天地间最原始和最孤立的地方，我是迄今第一个走进这个荒野之地的人。”
“更有生气，更话泼，更痛快，使人感到有那么一种说不出的欢乐和幸福的气氛”是大自然的馈赠，对于追寻美德和爱情的圣普乐来说，是另一个天堂，也是一个理想国。所谓社会风俗，也是朝着这个方向也是好的，所以在那个民风淳朴的上瓦勒，那些供应食宿的农民，那些不收钱的农民，那“连一个乞丐也没有”的村庄正是抵达心灵天堂的地方，即使在后来跟随爱德华去往法国巴黎之后的小型聚会上，圣普乐也感受到了一种美德，“洋溢着一种使我心向往之的古代的淳朴气氛”是秩序，是友善，是规则，是和谐，是团结，是尊重，就如那个理想国一样。
但这样的纯洁、淳朴并非永远闪烁着大自然的和谐之美，那个美好的源泉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是会被损害和玷污的。这种玷污一方面是包裹在爱情外面的那一层情欲，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地位带来的命运。“我的贞洁将最终由你美好的德行来证明。”这是朱莉写给圣普乐信里的一句话，在她看来，自己的贞洁需要圣普乐德行的维护，需要对情欲的克制。但是圣普乐所爱慕的感情美，实际上无可避免参杂着身体和情欲，“我不仅感觉到，而且还不断接触你的身子，你的胸脯和我的胸脯一下子完全贴合在一起了。”而在小树林的约会里，圣普乐的感受是：“我从你嘴唇上得到的全是毒液，它使我的血液沸腾，使我的血液燃烧，快要把我烧死了；你想怜悯我，结果反而把我害得要死了。”苗条的身体，销魂的身体，“胸前那两个微微隆起的东西……啊，太好看了！紧身衣上的线条十分清晰……迷人的线条啊，我要吻你一千次！天上的神灵啊！天上的神灵啊！当……将出现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对于圣普乐来说，爱慕其实是对身体的征服为开端的，“既然我爱你，我的欲念无论多么强烈，也不敢在你端庄的仪态面前有无礼的表示。我要征服你，但不会侮辱你。”这是一个冲动的文艺青年，这是一个渴望着身体之爱的男人，所以即使“不侮辱你”的承诺在情欲面前，也是在是一种绕不过去的悖论，欲念是爱的一种表达，而欲念又成为美德的破坏者。在下瓦勒，对于那些经过眼前的女人，圣普乐“觉得她们的胸脯又宽又厚，有点儿太刺眼；不过她们的胸脯的确是白嫩得迷人，这一点，可以和我用来与她们相比的模特儿媲美；你这独无二的、罩着薄纱的模特儿，我偷眼观看你的轮廓，正是按照世界上最美的胸脯的漂亮的外形制作的”。那双贪婪的眼睛在花丛中肆无忌惮地观看，即使手不敢去真的抚摸，但是已经超越了那种对于爱情的坚守，而在巴黎的那一次聚会上，圣普乐甚至喝醉了酒，失去了“最后剩下来的那一点儿清醒头脑”，“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我在一个幽静的房间里，躺在一个女人的怀里。”
从对于朱莉的爱慕和赞美，到对于女性身体的观看和注视，以致在巴黎的失身忏悔，圣普乐似乎难以摆脱自己冲动的欲念，而这种欲念在与朱莉的爱情中，变成了敏感、鲁莽、多疑、自暴自弃，他气愤时喝酒，和爱德华用剑决斗，而当朱莉提出不见面的时候，圣普乐意气用事地说出了“小姐，你不要生气，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打扰你了。”的话，他在信中说：“永别了，美丽的朱莉；愿你安安静静地生活，恢复你从前的活泼的样子。从明天起，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不过，请你相信，我对你的真诚热爱之情，在我一生中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我的心有了一个极其高尚的目标，就永远不会败坏；我今后唯一尊重的，是你和美德。人们将永远不会看到我用另外一种感情来亵渎朱莉前往的祭坛。”从明天起永别，从明天起尊重朱莉以后的婚姻，而这种绝望无非是自我难以控制的感情，也隐含着无法把握的欲念：“我的创伤今后是无药可治了；我绝望地发现，把我弄得精疲力尽的情欲之火，只有到坟墓才能熄灭。”熄灭就是死亡，而这种敏感和多疑，让朱莉一直生活在某种痛苦之中，甚至最后变成了罪过。
“对我来说，为人谦虚和诚实，是极其重要的。我决心在勤劳简朴的生活中培养这两种美德。”这是朱莉的美德观，谦虚和诚实是对秩序的服从，是对自我的把握，而圣普乐显然走向了极致，走向了反面，“从我不幸与你见面的第一天起，我就感到有毒素在败坏我的感官和理智，我从开头的那一会儿起，就有这种感觉了，你的眼睛，你表现的感情，你说的话和你那支罪恶的笔，使我受到的毒害一天比一天严重。”这是一种引诱的罪，对于朱莉来说，是爱情的毒，是一步一步陷入到邪恶的圈套，是滑向那可怕的深渊的边缘，而这种邪恶和深渊在她看来，是违背美德的，“我是在严格的家庭教育中长大的，因此，即使是最纯洁的爱情，对我来说，也会把人羞死的。”实际上，朱莉所追寻的是一种基于克制和理智的爱，是一种区别于混乱的思想和真正道德的爱情。而这种克制和理智，其实是源于朱莉的家庭观。
与圣普乐对于纯美自然的向往不同，朱莉的自然观是一种秩序，是合乎规则的“实用”。对于爱情，她认为：“我向上天祈求的，不是和一个可爱的人结合，而是和一个有美好的心灵的人结合，因为我认为，在人们所能获得的一切快乐中，只有美好的心灵不会变成令人憎恶的东西，品行端正和重荣誉的人，他心中的感情必然是美好的。”，对于荣誉，她说：“像你这样的人，你的荣誉并不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它的存在在于它的自身，而不在世人的评论。要保护你的荣誉，既不能用剑，也不能用盾牌，而要用你无可指摘的正直的一生。与其和人决斗，不如另做一件事情来表现你的勇气。”她讨厌圣普乐的决斗，实际上是害怕，因为正是父亲年轻时的一次决斗，失手把一个人刺死了，而且那个人还是他的朋友，所以朱莉的父亲最后没有传宗接代的儿子，在她看来就是上天给他的惩罚，“现在上天要替那个不幸的父亲报仇，也让他失去他的儿子。”所以对于圣普乐盲目的勇气，她称之为可怕，称之为缺乏明智，所以在被爱情占据了心的朱莉，永远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听从内心的呼唤和情人共同编织爱情，另一方面却要在社会的规则和秩序面前展现自己的美德，所以这样的矛盾也使她一方面追求这种不合乎道德的爱情，“就我个人来说，正如你你所知道的，只有爱的迷醉，才能使我忘掉当前的处境的可怕。我必须狂热地爱，没有这种爱我就会痛苦地死去。”另一方面则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有罪的人，“最纯洁的爱情，对我来说，也会把人羞死的。”
所以，朱莉对圣普乐说：“你克服你的情欲，就会给我带来幸福，你今后享受的快乐，将得到上天的赞许。”克制爱情，克制情欲，“如果这个希望达不到，我就只好盼望我早早死去。”这是朱莉希望得到解脱的办法，但是对于圣普乐来说，却并不只是因为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冲动，自己不合乎朱莉的美德观，而是家庭地位上的差别，使他不得不面对爱情的迷失。尽管他呼唤着，“快来吧，我心爱的人，来到你的朋友的怀抱中”；尽管他把两个人的结合看成是对自然秩序的实践，“把我们两人结合在一起；上天已向我们指引逃跑的道路，它是我们两人的誓言的证人，让我们对上天盟誓：我们生要生在一起，死也死在一起。”尽管他急于用神性来消除罪恶感，“只要嫁给我，你就没有罪了。啊！我的妻子！我忠贞的伴侣！我一生的幸福的保证人！不，你和我相爱，是没有罪过的。”但实际上吗，他无法改变的就是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命运，以及朱莉无法摆脱的美德束缚。
圣普乐到处漂泊，没有家庭，“几乎连居住的地方都没有”，这是他的现状，也就是说，和朱莉的富有门第相比，圣普乐是被拒绝在外的，特别是朱莉的父亲，把圣普乐看成是道德的败坏者，“他想高攀一个有封号的家庭，和这个家庭的姑娘结婚，自己就有了封号，他这样做，就把我们一家的名声都连累了。”这是的父亲的这会秩序，虽然圣普乐告诉朱莉：“我们尽管贫穷，我们将生活得很幸福。”尽管爱德华劝他：“两个人的心是否相爱，由两个人自己去判断，这才是真正的社会秩序。”即使朱莉的母亲暗着也同意他们的交往，但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父亲是永远无法超越的。这种无奈一方面是圣普乐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则是朱莉对家庭的忠诚，“问题不在于我是不是有权利违背我父母的意愿，去自己安排我的生活，而在于我安排了自己的生活之后，会不会使他们感到无比的悲痛，会不会使他们陷入绝望的境地。”也就是说，在她看来，父母的利益是最高的，是唯一的，“须知，我无情地抛弃的，是生我、养我和爱我的人，是把我看作他们唯一的希望和欢乐的人：一个是年近六旬的父亲，—个是身体素弱的母亲！我是他们的独生女儿，在他们晚年圣孤单寂寞、无人照顾之日，正是我报答他们抚育之恩之时，我怎能丢下他们不管！我能让他们在晚年蒙受羞辱，感到悔恨和悲哀吗？”实际上在她看来，抛弃父母即使找到的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也是有违道德的，所以她给圣普乐的信中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复：“一个女孩子，如果火热的爱情能使她忘掉天伦的快乐，情人的诉怨能使她对她父亲的爱无动于衷，这样一个天性败坏的女孩子，你爱不爱？你不爱的。”
忘掉天伦的快乐，对父亲的爱无动于衷，在朱莉看来，这就是一种“天性败坏”的表现，当然也不配拥有所谓的爱情，“爱情的火焰在一个陷入绝望境地的人的心中已经熄灭。”那么在朱莉看来，余下的生活就是侍奉母亲陪伴父亲，但这样的一种生活也没有可能，父亲将她许配给了沃尔玛，爱情之门重重地关上，对于朱莉来说，是遵守着社会秩序的婚姻，所以即使圣普乐写信骂她的父亲是谋害亲人，也不能挽回，所以圣普乐带着一种伤害踏上了远航之路。而对于朱莉来说，临别时告诉圣普乐要记住的两件事：“你绝不会抛弃美德，你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朱莉。”看起来也只不过是心头的一个秘密而已，因为她从此要面对的是自己的婚姻，自己的的丈夫，以及未来自己的孩子。在她看来，婚姻是一种生活状态，是一种社会秩序，“婚姻的纯洁性，不容许破坏；这不仅是夫妻两人的利益，而且是所有的人共同关心的事情。”当朱莉从此叫朱莉·德·沃尔玛，当她的爱情之火熄灭，婚姻成为她重新找到的寄托，甚至将那爱情深深隐藏起来，“很久以来，有一个问题使我钻了牛角尖，也许也使你钻了牛角尖：我们把恋爱看作是结成美满婚姻的必要条件。我的朋友，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只要为人诚实，有美德，在某些方面情趣相投，地位和年龄虽有差别，但性格和脾气合得来，就可以结为夫妇。”
实际上，作为朱莉的丈夫，沃尔玛是一个充满理智的人，他或者正好有着圣普乐没有的那种宽容、理智和友善，所以即使朱莉陷于告诉他曾经的爱情还是永藏在内心深处的矛盾，沃尔玛也从来不过问不打听，甚至在圣普乐在远航回来之后还邀请他来自己家里住。这个离开宫廷，加入军队的男人，在朱莉身上得到的是一种久违的爱，并且让朱莉也看到了生活中应该有的光亮，这种光亮是泛道德的救赎，“德·沃尔玛先生是在信奉希腊教的环境中长大的，因此对可笑的宗教崇拜的荒唐做法，是无法忍受的。他的理智不容许人们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合理的枷锁，不久，就满不在乎地把它摆脱了；他把一个如此可疑的权威强加在他身上的东西都通通拋弃，成了一个不信宗教的人，一个无神论者。而作为一名无神论者以及怀疑论者。”这是沃尔玛的宗教观，而朱莉婚姻的最大意义就是要让沃尔玛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我不愿意看见他在这么可怕的状态中死去。只有—个办法能使他从这个状态中解脱出来，我要为此贡献我的余生；我的办法不是说服他，而是感动他；为他树立一个榜样，诱导他，使宗教对他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是的，当朱莉从爱情走到婚姻，她不仅自己成为道德的救赎者，也成为整个一家的救赎者，她信仰上帝，她也成为上帝的代言人：“普天下的人都是能动之以情和义的多她到处都看到神的善行，她的孩子，是神交给她保管的珍宝；地里的出产，是神赠与她的礼物；她认为桌上的食物是神的恩赐；她在神的保护下安睡；她静静醒来，是受到神的召唤；当她受委屈的时候，她认为是神在教育她，她高兴的时候，是神在宠爱她；连她亲爱的人所享受的美好生活，都成了她敬拜神的新的理由。”
一切都是理想国，爱情的乐园，婚姻的救赎，孩子的教育，以及对于死亡的坦然，朱莉用自己的美德和教育让自己成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她或许是做了极大的牺牲，或许在她的内心深处是痛苦，但是在看得见的生活里，在世上的现实里，她用一切美好的东西来营造生活，她心中有一个上帝，而实际上，那只是一种隐藏，一个秘密，永远不被人知道的幸福向往，“我发现我们的心时时刻刻都是互相沟通的。”当丈夫离开的时候，她和圣普乐到了曾经在一起的地方，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而当最后面临死亡的时候，心中的上帝才有限地变成了自己，才变成生命中应该有的权力，那讲给神甫的话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总结，那里没有上帝，没有美德，只有自己，“我要像我开始生活那样结束我的生活。”被抽空的道德里，只有最后一声的抗争：“我不离开你，我要等着你。”等着的是永远的爱情，是永远的权力，是永远没有信件的相逢，而这不过是一种臆想：“爱情不过是幻想，可以说，它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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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4·1950425·0117 |
| 作者：（美）德莱塞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1994年5月第一版 | |
| 定价：赠送 | |
| 页数：856页 |
《天才》被舆论拒绝与抨击更多是政治目的，而非道德目的，这一反讽式的称呼正是基于德莱塞这一代艺术家在政治上受到的不公与偏见以激起的抱怨与发泄。德莱塞有一种自诩的快感，但却是失败的，主人公尤金在美好抱复下投入创作。但最后成为堕落与受迫害的“御用工具”。《天才》是另类的谴责小说，它与政治舆论的力量相比，只是一点微弱小光。在静处燃烧，最后归于沉寂。
假如他的意识中可以说是有位上帝的的话，他也渐渐变成一种双重性格的人物或是善与恶的混合物——是最理想、最清高的“善”，同时又是最离奇、最卑贱的“恶”。他的上帝（至少有一个时期）是一个狂暴而恐怖的上帝，同时，又是一个恬静、完善的神明。
——《第三部 反抗》
混合着善与恶，混合着上帝与魔鬼，对于尤金来说，最理想、最清高的善是不是对美的极致追求，而最离奇、最卑贱的恶是对道德的背叛？肉体带来的青春力量也一定会带来迷失，带来病痛，带来邪恶，而当这种被追逐的美以欲望的方式展现的时候，对于尤金来说，只能以婚姻的背叛为代价。而当最后这种混合着狂暴、恐怖的上帝和恬静、完善的神明出现在尤金矛盾的的人生世界时，尤金反而以一种悔悟的方式重新回到了美的范畴和道德高地，这是救赎，广义的宗教救赎，形而上学的灵魂救赎，也是自我世界里那个美丽幻影的救赎。
却开始于一种死亡的悲悯。当安琪拉痛苦地挣扎在生产的病床上的时候，尤金似乎看见了人生的恶，“哦，天啊，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人生！”那并不漫长、却经历坎坷的人生在他面前，最后变成了死亡，变成了开刀，变成了失去知觉，变成了疼痛，变成了“她能活下去”的疑问，对于尤金来说，似乎一切都处在崩溃的边缘，所以他在回答大夫的时候，说出的那句话是：“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救她的性命。我没有别的希望。”让安琪拉活下去，远离死亡，对于尤金来说，仿佛是生活的一种完整状态，因为孩子就要出生了，自己就要成为父亲，而如果一个人的生是伴随着另一个人的死，如果生命的意义是建立在不可避免的死亡之上，那么那么美，那么道德，那么艺术，还有什么作用？这种对安琪拉面临死亡的悲悯恰是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悲悯，”由于他的欺骗，他的不可靠，他的游移不定的性情，她才落到这步田地的。“这是死亡之因，尤金内心受到的是自我的谴责，但是这样的谴责依然以安琪拉生命的终结作为背景的，当他说出“我真对不住你”这句话，当他发誓“我会照护她的”，他其实完成了一种从恶到善的救赎，完成了自我的命名，完成了人生的界定——给刚出生的孩子取名叫“安琪拉”就是让死去的妻子以另一种方式复活，以另一种方式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死亡是为了重生，重生是为了告别罪恶，在尤金的救赎里，这是一种轮回。
似乎一切都向着善的方向前进，甚至在艺术道路上，尤金也凭着自己的创造力，在矛盾的幻想中创作了一张充满鲜明有力生活的画，一万八千块的价格刷新了他从事绘画创作以来的最高价，也预示着生活的回归，而在尤金的心里，似乎这样一种对于美的追求始终没有泯灭过，而当和苏珊暂时分开一年的等待变成了分开五年后的相遇，那种欲望，那种青春，那种至死相守的疯狂都变成了留在心里的一道美丽幻影。纽约第五大街，是重逢，却是陌生的重逢，“他竟然不认识我了，再不然他现在痛恨我了。哦！五年就变成了这样！”苏珊的世界里，尤金仿佛已经走远，而在尤金的内心，却有着一种报复的想法：“虽然我不能确定，嗯，即使是她，也去他妈的！我要使她得到她应得的创伤。”匆匆相遇，却又各奔东西，于苏珊来说，是一种隐隐的忏悔，而对于尤金来说，却是“决不让她知道我还喜欢她”的放弃，其实，在两个人形同陌路的相遇中，内心都依存着那一种既渴望又藐视的“美丽幻影”，像过去的影子，像未来的梦境，却始终不敢走近现实。
美丽的幻影，却终究没能完全逃脱恶的引诱，而对于尤金和苏珊那种反抗无果的生活里，救赎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一种幻影，约翰斯夫人在给尤金精神治疗的时候，引用的是以赛亚的话：“你们的罪虽象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朱红而变雪白，丹颜而成羊毛，都是对于罪恶世界的救赎，但是在尤金那里，上帝似乎一直都不存在，他所感兴趣的仅仅是一种广义的宗教，“一种当代、形而上学探讨的概略既精神调合”，甚至就像一种暂时的安慰剂，让灵魂感受到某种震动，让自己从现实的遭遇中逃避，“逃避他的疑惑与失望的避难所”，这种用来保护被环境弄得血淋淋的心灵的绷带，从不可逃避的渺茫不定中包起来的套子，却不是永恒的，“宗教显然给了生活一个安身之处和一个名义——虽然那只是一个幻想。所以我们给带回到时间、空间和无涯的心灵那儿去——可是我们给当作什么呢？我们总是站在它们面前，把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都归之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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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莱塞：内心的青春力量有时候是一种恶 |
只是一个安身之处，只是一个暂时的避难所，对于尤金来说，那美丽的幻影隐藏着，却随时可能变成另一个魔鬼，在这个意义上，尤金的自我救赎是不彻底的，甚至只是一种妥协，就像他面对苏珊母亲提出的威胁时，开始慢慢退步，慢慢接受，科尔法克斯搬出来的那些地位、权益、名誉，对于尤金来说，代表着现实，代表着生存，“他失去了这个一年两万五千块的真正优厚的职位。他上哪儿去找一个象这样的职位呢？还有谁——还有什么公司能出这么大的薪俸？除非跟苏珊结婚，否则他现在怎么能够维持河滨大道上的公寓？他怎么能保有他的汽车和他的贴身仆人？”一场和苏珊可能的轰轰烈烈、不顾一切的爱恋，最后却要以这样一种身无分文的现实方式作为代价，对于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来说，如何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而这种疑问解构的正是尤金内心那个属于自己的上帝，如果一切的幻影变成现实，他的人生就是一场失败，他的理想就会全部破灭，“不久，他就会没有汽车，没有河滨大道上的住所，没有职业，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的结局，对于尤金来说，无疑是一个自己都无法预见的人生的开始，而当苏珊接受母亲分开一年的建议时，尤金虽然把这样的建议叫做陷阱，但是他根本没有办法解除心中那个已经被撕碎的欲望，就像那个星象家的预言，第二次失败将会成为不可逃避的命运。同居，不是结婚，那种冲动对于尤金来说，却是自然而然的，是不加掩饰，是天性使然。不管是事业上从亚特兰大到芝加哥再到纽约，也不管是和丝泰拉、璐碧、芬奇、钱宁以及佛黎妲，对于尤金来说，都是在追逐着那个美丽的幻影，也不管是对绘画艺术的创作，还是对女性肉体的迷恋，在尤金看来，都是一种人生之美的写照，所以他一直生活在自我构筑的世界里，被幻影照耀，也终被幻影所淹没和吞噬。
“这个艺术家是个感情细腻而复杂的人物，他的感情是无法加以分析的。那时没有一个女人能够满足尤金性格上的各个方面。他最重视的是美。随便哪一个姑娘，只要年轻、有着适度的情感和同情心，并且美貌，就会吸引住他一个时期。”这其实就是对尤金“艺术人生”的概括，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总是会以不同女性出现的方式映照出那道幻影，也总是会以不同城市的生活方式转折出这样的美丽，在世俗意义上，这就叫成功。亚历山大是年轻的，是有劲的，而芝加哥是真切的，是动人的，也是突出的，而在纽约，则是富裕的、冷酷的、苛刻的，不同的城市，活在不同的形容词里，对于尤金来说，也是不同的人生世界。而在这些不同的世界里，每一个出现在他面前具有无限诱惑的女性成为主宰他生活的主要因素。
在亚特兰大，他遇见的是丝泰拉，这是一种青春最初的懵懂，就像这个城镇一样，“差不多人人都对前途抱有希望。活着可真够劲儿。”十七岁的尤金在这里付出了自己对于女性的第一次爱抚，但是这种恋爱必定只是一个青春的起点，丝泰拉也无非是一个可远观的符号，而尤金也不会在这个城镇里度过一生，他的眼光在远处，在芝加哥。这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主动追寻生活的意义，也第一次在这样的空间改变里看见内心里慢慢成长起来的自我上帝，“世界就是为了他的成功而创造的。他也就是为了要在世上成功而诞生的。这正是他应该做的事。……”这是“新世界的实体”，从刷炉工到房地产公司助理员，从洗衣店送衣服的员工到人人家具公司的收账汇报员，尤金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寻找自己的位置，而在和女性的交往中，尤金第一次的性体验竟然是和在洗衣店工作的苏格兰小姑娘玛格兰·杜佛，这完全是肉体意义上的，没有任何灵魂的交往和共鸣，所以这个和女人风流韵事的先例“唤醒了他性格上的一种新癖好：“他爱女人，爱她们的曲线美。他爱容貌的美，往后更爱心灵的美。”这种美是模糊的，是冲动型的，不是理想，不是爱情，不是真正的美。
而在这个阶段，有两样东西改变了“新世界的实体”，一个是他第一次走进了展览会欣赏法国画家笔下的那些“色泽鲜艳的裸体画”，这肉体的写真却以艺术的方式进入到了尤金的欲望世界里，“这幅画向他表明了他这时理想中的女性——肉体的美。他一心一意地渴望找到一个这样的人儿来对他钟情。”而模特作为写生画的裸体模特，一度打开了他这个欲望王国，但是那次聚会上，“从一群人人到另一群人，作为一种戏耍”的璐碧在他心里变成另一种欲望的代表，这是集体主义的游戏，而不是自我主义对美的欣赏，而住在黑森林的安琪拉的出现，似乎让他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找到了某种契合的美。她安静，她优雅，她美丽，她传统，这样的女人变成了尤金自我定义的婚姻的主角。从爱恋到婚姻，尤金似乎太早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框架，他甚至在事业并无发展的时候开始向安琪拉求婚。
如果尤金一直生活在芝加哥，一直以这样的方式构筑他的婚姻，和安琪拉的生活或许是一种幸福，但是对于充满欲望的尤金来说，这远不是一个终点，他的下一站是纽约。“金钱，金钱，这是最大的障碍。”因为缺钱他不能娶安琪拉，因为他缺钱必须到更广阔的天地，但是也因为缺钱使他踏上了一条人生的曲折之路。纽约是巨大存在，“可是现在，他是孤独的，而这个大都市正在他四周喧哗，发出一片海洋般的大声音。他必须进去战斗。”不被湮没，就必须站立起来，像一个战士一样把城市当成敌人去征服。“人生是什么？”这是他在纽约的孤独和迷失中一直问自己的问题，而最后的答案是：热情，就像人体一样，必须要用一种热情来燃烧自己，“他起了一种热切的渴望，想把财富和名誉从世界的怀抱里夺过来。生活必须把他的一份给他。”燃烧的火焰里他念叨的一句话是：“假如我有财力——”尤金不断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又不断地创作，他的“天才”能力终于在纽约站稳了脚跟，而手里有了钱的尤金回到黑森林，和安琪拉举行了婚礼。
一切似乎都是顺利的，都在向着尤金内心越来越大的欲望前进，但是在这场表面上看起来坚贞而又幸福的的婚姻中，尤金的内心世界却越来越受到煎熬。其实在对于生活的理解上，安琪拉和尤金是截然不同的，尤金渴望的是自由的自我主义，而安琪拉却生活在被礼俗包围的生活里，这个比尤金大五岁的女人遵从着父母的教诲，坚守着保守的婚姻观，不能离婚，不能背叛，一生只能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是相异的两个人，那一次尤金从纽约返回黑森林，当拥抱安琪拉之后想要肉体的抚摸，却被安琪拉拒绝，这对尤金来说，变成了一种不安，甚至变成了一种逃避。而在尤金尚未走进和安琪拉婚姻殿堂之前，一个人在纽约的他就不断和女人来往，雕刻家芬奇和歌唱家钱宁，都给了尤金不一样的体验，这种体验中也有那种肉欲的放纵，两个性情、职业截然不同的女人，给尤金揭开了两种崭新的天地。这种欲望的满足对于尤金来说，却是一种伤痛，“你这么美、这么妙，而人生这么短促。”所以在这种悲观主义下，反而激起了尤金对于欲望更强烈的攫取本性，“生活必须把他的一份给他”，对于尤金来说，这是生活的新宣言，他必须把自己当成上帝，当成生活的神，不断地获得自己想要的。
而这种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在婚后生活中渐渐变成了一种恐慌，在尤金看来，把两个人扯到一块儿的，是欲念，而已经和自己结婚的安琪拉既不具备芬奇的品质、钱宁的才艺，也不具备那种肉体散发的欲望，结婚对于他来说成了一种义务，一种一旦取消可能将安琪拉推向崩溃甚至死亡的仪式，“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和我结婚，我就只好自杀。我不能呆在家里。”所以尤金在痛苦中建立了家庭，更在不安中和安琪拉回到了纽约。但是重新回来的纽约生活却让尤金的生活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虽然尤金创作的作品在自己“需要的天国”巴黎展出，他“被内行的名批评家认为是个大艺术家”，这是艺术和人生的完美结合，但是也似乎到达了最高处，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他站在油画面前，握住画笔，疑讶不定，似乎再也创作不出画了，而他把这种身体的问题归结为纵欲，身体满足了欲望，但却不得不付出身体被损害的代价，这像是一种悖论，而尤金就是陷在这样的悖论中无法挣脱出来。
“恶毒的行为、尸居余生的生活、公然的强暴一—这就是生活的特色。如果有谁失去了气力，如果生活不很厚道，不赋予才能，如果有谁生来不该受到命运宽容的照顾——其余的就都是苦难。”尤金在苦难中看到了死亡的深渊，在苦难中看到了永远的空虚，而安琪拉也发现了尤金曾经和其他女人暧昧的通信，她遭受了打击，“那帮下流、卑鄙、轻贱、自私、装模作样的家伙。她要她们瞧瞧。啊一啊！她多么痛恨她们。”而她对于尤金，也不再温柔，不再冷静，她吵闹，她大骂，在她看来，这种背叛是对于自己坚守的礼仪的挑战和摧毁，而在安琪拉的大吵大闹和自己身体的病态中，尤金陷入到恐惧里：“欲念、狡诈、自私、妒嫉、虚伪、毀谤、憎恨、盗窃、奸淫、谋杀、痴呆、癫狂、愚蠢——这一切和死亡腐朽占有着他的思想。四处都没有光明。只有邪恶和死亡大风暴。这些想头加上跟安琪拉的淘气、自己的不能工作、婚姻上犯了错误的感觉、以及怕自己死亡或是发疯的恐惧心理，使他过了一个可怕而痛苦的寒冬。”
可怕而痛苦的寒冬到来，尤金似乎想着自我的解救，这种解救激发的是欲望，十八岁的佛黎妲是“处女时期的妩媚”，是青春的美，“青春的美；十八岁的美！在他看来，没有它，生活就是一场笑话，一场卑鄙的争夺，一件牛马于的活儿，只有些愚蠢的物质上的琐碎东西，象家具、房屋、车辆和商店，全牵涉的一场为什么的斗争里？给更多的卑鄙的人造成一个住所吗？绝对不是！给美造成一个住所吗？当然！什么美？老年的美吗？——多么糊涂！中年的美吗？胡说八道！壮年的美吗？不！青春的美吗？是呀。十八岁的美。一点儿不差。这就是标准，世界历史证明了它。”在这种美的激励下，尤金从头开始，做散工，搬木段，就像他当初从亚达兰大到芝加哥，再从芝加哥到纽约，重新从底层的生存中开始，一步步叩开财富和成功之门，当然这样的成功也包括对欲望的满足，已婚女人威尔逊仅仅以一条胳膊的诱惑就将尤金带向了“在春日的风光里去谈情说爱”的境地，可是他的面前永远有安琪拉，永远有婚姻的约束，永远有争吵和猜疑。在事业上，也在单纯追求成功的路上越走越远，他不断地跳槽，从《世界日报》馆到卡尔文出版公司，再到联合杂志公司，尤金的职位和收入不断增加，他拥有了权力，拥有了奢华，拥有了安乐和舒适，他结识当代的大多数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觉得仿佛他的一生自然而然是属于这个完美境界的，在这个境界里，乡村别墅、都市华厦、都市和乡村俱乐部、华贵的饭店和旅馆、汽车娱乐胜地、美丽的姑娘、矫揉造作的态度、精妙的赞赏和完美的装置，一般总是分不开的附属品。”
这是真正的天堂，物质和精神完美结合的天堂，但是对于尤金来说，独守着妻子安琪拉似乎将他又推向了另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之中，那种青春的美在哪里，那种“处女时期的妩媚”在哪里，那种艺术的冲动又在哪？当他遇见“青春及美丽的奇迹”的苏珊的时候，似乎一切的问题都找到了答案，“看到灵魂与肉体都十全十美的苏珊·戴尔，他疯狂了——不是为了色情，而是为了爱。他要跟她一块儿，握住她的手，吻她的嘴唇，看着她笑，没有别的。”十全十美或者也是尤金的一种幻觉，是对于痛苦人生的一种疯狂补偿，婚姻的吵闹、艺术的失败，对于尤金来说，是青春力量的一种覆灭，所以他要在和苏珊的爱恋中找到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上帝。但是他面对不仅是安琪拉，还有苏珊的母亲，在什么都不想要只要和苏珊在一起的疯狂中，他全盘否定了自己的婚姻，而这种否定也是对于道德、世俗的否定。而苏珊选择尤金，只是为她的那种自由主义寻找到了一种寄托，她已经长大，已经可以去爱一个人，可以承担责任，所以她只想和尤金在一起，不需要结婚只要同居。
这当然无法被社会所接受，而这种疯狂也无非是两个人内心的幻影，在现实面前，这样的幻影是易碎的，从等待到妥协，再到放弃，这青春的美注定要被破灭，就像陷于权利的尤金一样，再也画不出一幅画，他被自己异化了，在失去理智的世界里只有自己的那个上帝还在。所以安琪拉最后以死亡的方式唤醒尤金心中的道德归宿感，也只是一种宗教性的玄想，是对于自己的逃避，而那个属于艺术世界的大门或者暂时关闭了，但是在尤金这样“彻头彻尾不敬神的艺术家”看来，暂时的安身之所也只是因为听从了内心那个恬静、完善的神明，眼前代表生命意义的小安琪拉就是“花一般的小姑娘”，就是“可爱的小娃娃”，就是美的最原初符号，这个符号里其实也没有世俗的那种约束，完全是尤金自己心中的美丽幻影：“她不太早结婚，那末他就可以拿她作为中心，建立起一个美满的家庭。也许，她的丈夫不会反对跟他住在一块儿。”
一个迷途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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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5·1950422·0116 |
| 作者：（美）威拉·凯瑟 | |
| 出版：漓江出版社 | |
| 版本：1986年8月第一版 | |
| 定价：5.00元 | |
| 页数：403页 |
一曲“拓荒时代”的挽歌，女性作家所着墨的女主人公，是一种虚华世界的悲剧，妩媚的福瑞斯特的善于钻营是自己对时代的一记响亮耳光，象征着威拉·凯瑟的强烈征服欲，力图掌握自己环境，掌握创造的人物，以使自己不成为“迷途的女人”。另收有短篇小说《一个雕塑家的葬礼》、《街坊罗西基》等6部。
女士及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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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1950321·0110 |
| 作者：（德）伯尔 | |
| 出版：漓江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7.00元 | |
| 页数：505页 |
“女士”与“战争”，这两个一直忧戚相关的词汇在伯尔的小说中结合得天衣针缝，“我试图描写或撰写一个承受了1922年至1970年这一段历史的全部重担的年近半百的德国妇女的命运 。“伯尔的反战小说成为德国文学史的一座里程碑，这个对基督教虑诚之极的作家面对战争只产生了两个字：“废墟”。女士莱尼的命运即是废墟中的挣扎，作为一个人对破坏世界的反抗 ，《女士及众生相》被誉为1971年的“欧洲之书”，次年，伯尔意料之中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另收有短篇小说《岸上》、《一件绿绸衬衣》、《拉客的雅克》、《关系》、《卖柴人》5 部。
暗潮·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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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41·1950321·0108 |
| 作者：（日）井上靖 | |
| 出版：外国文学出版 | |
| 版本：1987年11月第一版 | |
| 定价：2.70元 | |
| 页数：491页 |
井上靖所探寻的是战争对日本人民造成的心里阴影，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是宏大叙事的一种，对人性矛盾的揭露有其进步性，新闻记者速记、青年诹访成为战后日本的一种典型形象 ，而其悲剧式的结局是作者更多的谴责，是日本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继续者，但仍缺乏必要的创新意识以及与西方战争小说的哲学高度。
喧哗与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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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4·1950311·0107 |
| 作者：（美）福克纳 | |
|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2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10.10元 | |
| 页数：493页 |
福克纳引用莎士比亚《麦克白》的台词：“人生如疾人如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作为书名，是其对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悲剧阐述。作品中的“福克纳式诅咒”是对现代主义的一大贡献。实利主义者杰生、白痴班吉，以及悲观主义者昆丁，都像是与世隔绝者，天生充满恐惧与不安。大段的心理描写，不同人物的事视角使福克纳的小说艰涩难懂，让我们在阅读中同样充满“喧哗与骚动”。内收《喧哗与骚动》、《熊》。
我看见了什么呢？我看见了什么，罪人们啊？我看见了复活和光明；看见温顺的耶稣说：正是因为他们杀死了我，你们才能复活；我死去，为的是使看见并相信奇迹的人永远不死。弟兄们啊，弟兄们！我见到了末日的霹雳，也听见了金色的号角欢响了天国至福的音调，那些铭记羔羊鲜血的事迹的死者纷纷复活。
——《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
受难才能复活，死去才能重生，当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的复活声音在教堂里响起的时候，谁能看见罪恶与救赎，谁能看见复活和光明，谁能看见沉重的负担，谁有能看见那羔羊的鲜血？对于“康普生旧家”来说，一切似乎只剩下仪式，只剩下在牧师口中的“上帝的羔羊”，只剩下疾病、阉割和“黑鬼”，以及那燃烧的火光。“受罪的并不是你。”当康普生太太对黑人仆人迪尔西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似乎全世界的苦难都变成了一种历史和家族的重，变成了一个信仰意义上的罪，都变成了无法救赎而被阉割和失去童真的错，变成了“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的虚妄。
鲜血和羔羊，在手捧着的那本《圣经》里，在牧师祷念的句子里，可是这被“现在”记叙的一九二八年四月八四，又剩下了什么？耶稣复活的那天，坟墓里“只见细麻布在那里”，而遗体已经不见了，而在小昆丁的卧室里，除了匆忙逃留下的一些乱衣物外，也是空无一物，这并非是一种象征，“正是因为他们杀死了我，你们才能复活”，但是对于康普生一家来说，最后剩下的却只是一个残缺的肉体：“到如今只有那副百折不挠的骨架剩了下来，象一座废墟，也象一个里程碑，耸立在半死不活、麻木不仁的内脏之上，稍高处的那张脸让人感到仿佛骨头都翻到皮肉外面来了。”家族没有人在牧师面前“把羔羊鲜血的事迹铭记在心”，只有迪尔西，静默而虔诚地记住了复活的故事，看见了末日的霹雳，听见了金色的号角，而所有一切的复活都是因为“我看见了初，也看见了终。”
死者是另一个时间里的罪恶，而这样的时间里是不是都充满着喧哗与骚动？1898年大姆娣病了，1910年昆丁投河了，1912年康普生逝世了，而对于所看见一切的迪尔西来说，仿佛就是背负着这死去的沉重罪恶。“我看见了初，也看见了终”，在时间的长河中，并非是如此自始至终地展现死亡，但又如何去消除罪恶？而在时间之外，那些道德又如何变成新的罪恶，在复活之前“杀死了我”？
复活之前却到处是歌声，死亡的歌声，“迪尔西在唱歌。”三十三岁的班吉似乎总是活在另一个时间里，另一个时间里他三岁，另一个时间里他叫毛莱，另一个时间里他有自己的“坟地”，另一个时间里他闻到了树的香味。那一声“开弟”仿佛唤醒了另一个的时间，他听到了“凯蒂”的声音，“她有一股树的香味。”这一股香味永远停留在三岁的时间里，甚至是在1900年圣诞节前两天送一封情书的罪恶故事里，那味道也一直没有散去，所以当衣服从钉子上解下来，当猫着腰钻过去，时间总是以真实的幻觉回到一个被阉割的孩子身上，但是这三十三岁的时间和三岁的时间里，总是隔着那一道栅栏：“透过栅栏，穿过攀绕的花枝的空档，我看见他们在打球。”被阻隔的栅栏，就仿佛是两种时间的隔离物，当前和过去，死去和复活，即使看见，也必须透过，必须穿过，必须改名，必须冲洗，必须逃离。
“现在他的名字是班吉了。”从毛莱到班吉，似乎是将一个带有出生和母系属性的名字从现实中抽离出来，他生下来的时候名字还没有用坏，为什么要改名？为什么要把他带向一个“创世纪”的神话中？白痴班吉的改名无非是一种仪式，一种复活的仪式，甚至是一种死去的仪式，没有用坏的名字其实早就没有了家族的意义，就像他作为男人的器官没有了意义，“它们早不在了。你再这样，我们以后再不给你做生日了。”当班吉看到了自己被阉割的下身，就像永远听不到自己原初叫“毛莱”的名字一样，已经从自我历史中被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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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克纳：透过栅栏看见“家族的没落” |
但是，班吉却还会哭泣，还会脱掉衣服看看自己，这是不是一种“初”，而他似乎永远看不见自己的“终”——因为终已经被阉割了，三十三岁的终只被定义在三岁的臆想和梦境中，可是那种和家族有关的味道却被班吉敏感地闻到，“接着房间的样子显出来了，但我却闭上了眼睛。可是我并没有睡着。我闻到了那种气味。”1912年康普生去世的那晚，他就在醒过来的时候闻到了“死”的气味。如此新鲜，如此陌生，却成为无法被抹去的“初”，那根吉姆草上也有味道，那一声“开弟”里也有味道，那撕破的衣服上也有味道，所有的味道在死亡之后都开始复活，“父亲把我抱了起来。他身上有一股雨的气味。”而被改名那天，班吉也闻到了昆丁身上的雨的味道，甚至威尔许，都有那种在时间里复活的味道，在当前和过去，在现实和梦境里，味道混杂在一起，就像时间混杂在一起，但是在这味道的集合里，却再也闻不到凯蒂身上树的香味。
那个没有味道的“始”其实早就写在了凯蒂的故事里，“我是要逃走，而且永远也不回来。”这是1898年的逃离，对于七岁的凯蒂来说，这仿佛是自我世界里的第一声抗议，而在班吉的世界里，这初的逃离就是对味道的背叛，“她打开她卧室的门，可是我拽住她的衣裙，于是我们走到洗澡间，她靠着门站着，盯着看我。接着她举起一只胳膊，掩住了脸，我一边哭一边推她。”凯蒂急急地从外面回来，急急地走进家里，那一个晚上再也没有树的香味了，第一次委身给一个陌生的男人，对于班吉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开始，推进洗澡间，无非是要洗掉代替树的香味的香水味，洗掉身体上的罪。这是1909年的夏末，空气中已经没有了味道，对于已经在另一个时间里被定义、被阉割的人来说，班吉只不过象征着一种最初意义的罪，不是道德之罪，也不是信仰之罪，而是肉体之罪，看见的一切都是黑夜：“接着黑暗又跟每天晚上一样，象一团团滑溜、明亮的东西那样退了开去，这时候凯蒂说我已经睡着了。”
没有了香味，没有了月光，这沉睡的黑暗其实早就在昆丁的时间里出现过，“最后一下钟声也打响了。终于钟声不再震颤，黑暗中又是一片寂静了。”一九一零年二月六日的黑暗里，时间在逃离，那只从祖上传下来的手表是在复活着时间，还是在扼杀着时间？“我把表给你，不是要让你记住时间，而是让你可以偶尔忘掉时间，不把心力全部用在征服时间上面。”那嘀嗒嘀嗒的声音总是告诉昆丁时间活着，从祖父到父亲，时间一直没有死去，没有死去的时间是不是将改变复活的仪式，是不是会在上帝面前显出人类的愚蠢和失望？“你靠了它，很容易掌握证明所有人类经验都是谬误的reducto absurdum（拉丁语，意为：归谬法）。”时间其实并非是荒谬的，而是钟表的荒谬，人类经验的荒谬，所以在这个“不间断地、永恒地、越来越有气无力地行进”的时间里，昆丁将钟表砸碎，玻璃碎屑布满了表壳，钟表碎了，但是时间活着，对于昆丁来说，无非是从一种荒谬走向另一种荒谬，那橱窗里还有在走动的十几只表，即使被砸坏了也可以再次被修复。当时间必须在谬误的人类经验中被证明的时候，昆丁的征服和逃离最后都只能以一种下沉的方式结局。
“只有铁熨斗才会浮起来”，这无非是昆丁荒谬的命题，当身体投向那水中的时候，那骨头一定会沉向河底，就像把钟表砸碎了之后，时间永远不会在那个夜晚死去。基督不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耶稣也没有妹妹，所以在关于对凯蒂童真的救赎中，昆丁只能看见那一个溺死的黑影。父亲说，童真是男人想出来的，就跟死亡一样，仅仅是一种别人都有份的事儿，所以这便是世界上一切事情的可悲之处，“所有的事情，连改变它们一下都是不值得的。”凯蒂委身于一个男人，失去了贞操，但失去的似乎就是被男人定义的贞操，童真是达尔顿·艾密司口中的“都是骚货”，是赫伯特·海德口中的“什么道德原则去他娘的吧”，是“躺在桌子上每只角上都点着一支蜡烛两朵假花捆在一根玷污的粉红色吊袜带上”的那封结婚请柬。“凯蒂你可不能结婚，你有病啊。那个流氓。”当昆丁对凯蒂说出这一句忠告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我总得嫁人呀。”嫁人、结婚，和童真有关吗？而那次委身的经历只不过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状态，“女人从来就不是童贞的。纯洁是一种否定状态因而是违反自然的。伤害你的是自然而不是凯蒂，于是我说这都是空话罢了。”凯蒂从自然中被剥离出来，而“我总要嫁人”似乎又回归到了自然，而在这曲折的过程中，对于昆丁来说，却是一种信仰的彻底覆灭，是一种爱的彻底沦落，纯洁永远在一种否定状态中，它带来的是背叛、是逃离，以及自灭的死亡。而在昆丁的世界里，纯洁的火焰燃烧起来，便是超越死亡的肉体之美，“纯洁的火焰会使我们两人超越死亡。到那时你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到那时我们两人将处在纯洁的火焰之外的火舌与恐怖当中那支箭没有移动位置却在逐渐变粗，接着一条鳟鱼猛地一扑舐走了一只蜉蝣，动作幅度虽大却轻巧得有如一只大象从地面上卷走一颗花生。”
所以在那个孤独的夜晚，昆丁所看见的是浮出水面的荣耀之主，“再过片刻，那两只熨斗也会浮起来的。我把熨斗藏在一边的桥底下，然后回到桥上，靠着栏杆。”水面上的铁熨斗，仿佛是一种召唤，让他决意于从桥上跳跃下去，看见微光，看见波澜，看见沉睡中睁开的眼睛，看见火焰的燃烧，看见女人周期性排泄带来的微妙平衡，而那个意大利女孩，在昆丁的世界里成为了另一个“妹妹”，给她面包，带她回家，而即使被逮捕被审判，也在生活的“终”里看见纯洁的火焰在燃烧。凯蒂的离开，对于昆丁来说是爱的覆灭，但是却在另一种死亡方式中找到了自己，“我干过的一切也都成了影子，我感到的一切为之而受苦的一切也都具备了形象，滑稽而又邪恶莫名其妙地嘲弄我。它们继承着它们本应予以肯定的对意义的否定，我不断地想，我是我，不是谁，不是不是谁。”尽管像砸碎钟表阻止时间一样荒谬，但是在“Non fui.Sum．Fui．Non.sum．”中变成了一种救赎，过去不存在，现在存在，过去存在过，现在即将不存在。在于不在之间，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其实只是那一片归于寂静的黑暗，那不再震颤的钟声。
“正是因为他们杀死了我，你们才能复活；我死去，为的是使看见并相信奇迹的人永远不死。”但是在昆丁看来，永远否定状态的纯洁在1989年凯蒂的离开宣言中就已经不存在了，投河寻找上浮的荣耀之主，对于昆丁来说，却像是一种自我的救赎，可是当一切的肉体之爱都覆灭之后，谁还会在复活的路上听见时间的声音？而当时间又指向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的时候，当三十三岁的班吉在“初”，迪尔西的祈祷在“终”的时候，复活也变成了一个只有苦难的名词。“我早说过，天生是贱坯就永远是贱坯。”杰生对着凯蒂的私生女昆丁说着关于罪恶的话，一切似乎都和金钱有关，都和财富有关，“你的血从来都是冷冰冰的。”这是现实里的鲜血，不是羊羔的鲜血，对于黑人，对于女人，似乎都在这一种冷冰冰的故事里成为罪恶的代名词。杰生说：“吃饭的时候一厨房都是黑鬼，都得让我养活。你们就光会跟着他满街溜达，等到我想换一只轮贻，就只好我自己动手了。”杰生说：“我给自己立下一个原则：绝对不保留女人给我的片纸只字，我也从不给她们写信。”对于杰生来说，家族的印记已经渐渐在他身上抹去，不像昆丁一样在哈佛求学，凯蒂的丈夫赫伯特也没有给他在银行做事，“我只求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让我把自己的钱赚回来。等我赚回来了，那就让整条比尔街和整个疯人院都搬到我家里来好了，让其中的两位到我的床上去睡，再让另一位坐到我餐桌的位于上去大吃大喝好了。”对公平的追寻在杰生那里，其实变成了疯狂的报复，凯蒂给他50块钱只能看小昆丁一眼，那些寄给小昆丁的信却早就被杰生拆开拿走了里面的钱，而在小昆丁翻墙出去的时候，他也跟踪她，带着某种邪恶的目的，而那一笔不见了的钱其实无非是自己制造公平世界的一个报复的象征：“这笔给抢走的钱，是他用来补偿自己没到手的那份差事的损失的，是他花了好大心思；冒了很多风险才弄到手的，这笔钱象征着他丢失的那个差事，最最糟糕的是，使他丢失的不是别人，而是一个下贱的丫头片子。”
一九一零年二月六日，是基督圣体节的第八天，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至八日，是基督受难和复活日，那些死亡和复活，那些道德和罪恶，那些童真和死亡，在被重新书写的时间中讲述着关于康普生家族的荣辱，从1699年至1945年，从一个被废黜的亚美利加王到一无所有的贱民，康普生家族的时间表上，有着荣耀和权势，也有着没落和颓废，从“康普生家”到“康普生旧家”，“康普生家的任何痕迹已经荡然无存”，但是这种荡然无存的痕迹并非是一种真正的死亡，那朝不保夕的贞操，其实无非是一种家族的荣耀观念的失落，当昆丁用死亡来牺牲自己寻找归宿的时候，他爱的只是死亡，而对于杰生来说，荣耀观念就等同于财富和权力，“他完全不把上帝这样那样的教诲看在眼里，考虑的仅仅是警察会怎么说。”牧场、姐姐和火光都在那个世界里失去，却又重新“复活”，只是这样的复活已经没有了信仰的意义，“耶稣又不是您弄复活的，是不是？”康普生太太无非是一个另一个荒谬的利己主义者，上帝不在她心里，只在那敲响的钟声里。所在康普生家族的时间里，那消除罪恶的羔羊的鲜血，有时是失去童真流出的血，有时是女人自然生理周期性中的平衡之血，有时却是追逐财富头撞在铁轨上流出的血，而这些血和死亡一样，将康普生的家族历史，一层一层掩盖住。而唯一探出脑袋看见这仪式的，是活在自己三岁时间里的班吉，罪恶和死亡都过去了，苦难和疼痛都过去了，肉体和信仰都过去了，甚至白人和黑人的故事也都过去了，最后的“喧哗与骚动”里已经没有了栅栏：
那支折断的花耷拉在班的拳头上，建筑物的飞檐和门面再次从左到右平稳地滑到后面去，这时，班的蓝色的眼睛又是茫然与安详的了：电杆、树木、窗子、门廊和招牌，每样东西又都是井井有条的了。
麦田里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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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5·1950311·0106 |
| 作者：（美）塞林格 | |
|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11.50元 | |
| 页数：449页 |
塞林格，“遁世”作家。他有自己的一块麦地，小说中，塞林格是个20世纪美国文学的守望者 ，这个怪癖的作家亲近自然的方式不同于梭罗的柏拉图式，他更直接针对美国社会。16岁的霍尔顿说：“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赛林格无疑是失败的，美国“迷惘的一代”只能作其无效的反抗以及微弱的憧憬，除此之外，我们只能作“救救孩子”式的阅后呐喊。内收《麦田的守望者》、《九故事》、《木匠们，把房梁抬高些》。
百年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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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65·1950311·0105 |
| 作者：（哥）加西亚·马尔克斯 | |
|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8.40元 | |
| 页数：345页 |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小说的第一句即魔幻现实主义对世界文学的最大贡献，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不能被“魔幻现实主义”这一称呼所囿，“ 马贡多的土地成为人类保存或破坏自己渊源与命运及梦想和愿望的历史。”《百年孤独》里交融着《圣经》式的宗教虚幻与语言魔力， 它才能称作是一部小说，伟大的叙事缔造者。“孤独的反义词是团结”，而小说的同义词是诗与哲学。
傲慢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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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5·1950311·0103 |
| 作者：（英）简·奥斯丁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93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5.07元 | |
| 页数：354页 |
18世纪的奥斯丁的忧郁文风正反映了那一代女性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自由、浪漫，但奥斯丁显然只能被自己风俗化的创作所囿，谈婚论嫁中的冲突矛盾淡化了社会大背景，伊丽莎白式的弱女子只能在婚姻的游戏式发展中喜怒哀乐，她们看不到更多的风花雪月之外的东西， 婚恋，仅仅而已。
王蒙小说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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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9·1941221·0092 |
| 作者：王蒙 | |
| 出版：太白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4年4月第一版 | |
| 定价：5.00元 | |
| 页数：436页 |
王蒙把自己从前创作的小说自谦为“旧宅”，“住宅已经忘了你曾经住在这里。”王蒙的旧宅却有太多让人为之一振的东西，《蝴蝶》、《海的梦》、《来劲》，一件件陈设的物品是王蒙为中国新时代小说从西方引来的一缕春光，意识流的手法，文本革命都为80年代的小 创作提供了新的拓展领域，但王蒙显然只是一位引入者，自身消化能力的不足使王蒙的小说创作难有更大突破，其实至90年代他已经明显落伍了，于是，王蒙只能“自选”，深情“旧宅”里的辉煌，但无法消除自己落后的窘态，于是王蒙只好劝自己“不要到旧宅去”。内收《眼睛》、《最宝贵》等21篇中短篇小说。
逍遥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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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5C29·1941221·0091 |
| 作者：刘恒 | |
|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3年第一版 | |
| 定价：3.80元 | |
| 页数：274页 |
与《黑的雪》、《伏羲伏羲》相比，《逍遥颂》同样闪烁着人文主义色彩，但更娇揉。内置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宏大事背景下，人物以职务作名的写法虽有新意，但总流于表面，更无法表现其应有的悲剧色彩，整部小说平庸，无甚创新，这与刘恒本人的多重性格造成了较多尴尬。第一句：“走廊里没有光。”不是隐喻，是描写。
曾几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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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1941216·0087 |
| 作者：（法）布托 | |
| 出版：漓江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4.95元 | |
| 页数：387页 |
布托，权威怀疑论者，新小说派的主将，对小说形式的不断革新使其创作永远充满激情，并以通俗的侦控小说样式赢得了较大的读者群。而布托总在后面哈哈大笑，他的武器是对时间的不断切割与组合。日记体小说，这个经许多作家试验的创作样式在布托，或者在“新小说”作家的手中，又变幻出了另一种可能。布托改变了我们的阅读，同时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本书为《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第四辑，又译作《时间的游戏》、《时间的运用》。
南方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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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7·1941211·0085 |
| 作者：（美）盖斯凯尔夫人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87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3.80元 | |
| 页数：707页 |
与简·奥斯丁、勃朗特一样，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也同样沾染上了19世纪英国宫廷式的陈酸气味，其创作的广度与深度上仍透出“小家碧玉”式怨叹。背景的宏大与主题的世俗使其无法获得与《乱世佳人》相匹敌的影响力。主人公玛格丽特的恋爱无疑在宫廷女子的宗教虔诚与心灵开放的矛盾中，正如第一章所引用的苏格兰民谣：“有人钟情，出了阁，生活下去。”
漂亮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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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7·1941126·0083 |
| 作者：（法）莫泊桑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1993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11.00元 | |
| 页数：593页 |
这位法国文学史上巴尔扎克、司汤达的继承者，他更擅长用现实的手法表现特殊环境下的道德、情感。《漂亮朋友》对新闻界的揭露、《皮埃尔·让》对遗产继承的批判同样表现莫泊桑在心理小说的创作上还显雏气，小说对人物复杂内心的斗争仍缺乏其深刻性，比起莫泊桑三百多篇短篇来说，显得拖沓与沉闷。与其说，莫泊桑的长篇小说是继承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传统，那么在心理小说的创作驱使下，莫泊桑所立足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位置。
嘉尔曼·高龙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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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6·1941126·0081 |
| 作者：（法）梅里美 | |
|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4.00元 | |
| 页数：251页 |
比起小说，梅里美更擅长用戏剧的手法表现人物之间的冲突，这位有着“法兰西莎士比亚” 之誉的作家把一个波希来亚女人的泼辣、从不让步的性格塑造成了另一种象征，比起戏剧作品的空间局限，嘉尔曼与高龙巴的表现空间更为广泛与多样，梅里美用细致客观的笔触将一个复仇故事的血腥味淡化，将自己隐身于文外，但结构的张力依然秉承了其创作《献车记 》时的特征。
少年维特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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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6·1941126·0080 |
| 作者：（德）歌德 等 | |
|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5.00元 | |
| 页数：327页 |
为“外国中篇小说丛刊精华本”系列，内收高尔斯华《草果树》、巴尔扎克《亚尔培· 萨伐龙》、泰戈尔《两姐妹》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四位均是著名作家，但唯有歌德之作有更广泛的影响力。少年维特的情感困惑集中体现了一代德国人的时代精神，表现出强烈的征服欲与拥有欲与脆弱的内心是维特式青年的悲剧。绿蒂的象征意义在罗兰·巴特尔的《恋人絮语》中成为结构主义的一种叙事手段。
巴塞尔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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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1941112·0077 |
| 作者：（法）阿拉贡 | |
| 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87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2.15元 | |
| 页数：415页 |
达达运动创始人，超现实主义者，以及法国共产党员，阿拉贡的个人生活历经坎坷，但他作品中的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的抗争，《巴塞尔的钟声》中仍是这个表达主题：妇女问题，警察内幕和工人运动，是对整个法国社会至国际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写照。与他的超现实主义 歌相比，他的小说更有力量与才华。
我们做妻子和母亲的，我们之所以奋起反对屠杀，这并能是因为我们自私懦，不能为伟大的目标、伟大的理想付出最大的牺牲。我们经受过资本主义苦难生活的磨练，经过这种磨练，我们都成了女战士……
——尾声 克拉拉
巴塞尔大教堂的钟声已经敲响，这是危险的钟声，这是战争的钟声，这也是革命的钟声。在大教堂外的有群众，有叛徒，也有革命者，而当克拉拉·蔡特金的声音像钟声一样传播开来的时候，仿佛是一个取代饶勒斯演讲的历史时刻的到来，她是妻子，她是母亲，但她更是一个女战士——“她是属于未来的女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是今天的女性。”反抗屠杀，投入战斗，甚至“能为解放事业献出生命”，这样的声音对于一九一二年的巴黎，对于一九一二年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并转化为一种行动，向着资本主义苦难生活表明了最后的态度。
但是一九一二年绝非是一种结束，而只是一个未来的起点，“新的浪漫曲从此开始。骑士小说已告结束。真正的爱情此刻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这是没有被男女尊卑的等级玷污的爱情，没有被衣裙、拥吻之类的齷齪故事玷污的爱情，没有被男人用金钱统治妇女，或是妇女用金钱统治男人所玷污。新时代的女性诞生了，我歌颂的就是这样的女性。”当这个新时代到来的时候，阿拉贡站在时代的前列，为这样的女性摇旗呐喊，但是那个骑士小说的时代呢，那个有着男女尊卑等级的爱情呢？那个有着龌龊故事的时代呢？它们并不会立即从一九一二年的巴黎消失，当然也绝非随着蔡特金的那句宣言而埋没，作为一种对未来的期望，阿拉贡只是站在历史的节点上，指出了巴黎女性的方向，只是用一种符号化的形象取代另一种符号化的形象，像巴塞尔的钟声一样，有时候敲响的战争的号角，有时候敲响的徒劳的祈求，那一句“我向生者呼吁，我为死者哭泣，我要消灭灾祸！”有时候反倒成了一场新酝酿战争的前奏，当饶勒斯说出“……大钟的响声总是向人的的良心发出呼吁……”的时候，那种对于良心的召唤实际上成为人类另一种不幸，声音像子弹一样在呼啸，“生者……在这样的时刻，还有谁能以此自诩呢？如今一切都已岌岌可危，有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生者变成死者。”
是的，曾经有那么多生者，变成了死者，有那么多的呼吁变成了哭泣，当一九一二年成为未来的起点，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成为女战士，它们仍然是妻子，仍然是母亲，仍然在男尊女卑的爱情玷污下生活，仍然被金钱统治，仍然经受苦难生活的磨练，甚至，有时候甘愿成为旧时代的牺牲品。如果从一九一二年倒回去，如果从蔡特金理想主义的女性角色出发，在更大的天地里，在更久的时代里，她们依然是未醒的生者，依然是哭泣的死者。而阿拉贡为其他的女性贴上了两个名字的标签：迪安娜和卡特琳，或者在和蔡特金组成的女性三部曲中，她们代表的是过去和现在，而只有在女战士的宣言中，她们才可能被重新再造。
对于阿拉贡来说，“再造”绝非是简单抹去迪安娜和卡特琳身上固有的女性属性，当然，也不是一种终止生活的放弃。在女性三部曲里，阿拉贡试图用一种生活的还原来终结旧时代，用自我的指向表明无产者的革命方向，所以在迪安娜和卡特琳身上，阿拉贡提供了巴黎社会的背景，而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看见她们的软弱、无知、迷惘和蜕变。在迪安娜身上，交易的符号贯穿着她的婚姻生活，十九岁离婚，对于她来说，是一笔丰厚的年金，从她的衣着就可以看出来。这是写在迪安娜身上的标签，而在此后几乎和所有男人有关的故事里，她都加深了这个标签。“我想跟谁睡就跟谁睡！”似乎成为迪安娜生活的一个写照，对于她来说，睡觉似乎是展示生活的唯一方式，而在这睡觉生活里，她的标准似乎只有一个：男人必须拥有财富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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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阿拉贡：听到了1912年巴塞尔的钟声 |
在和已经离婚的罗马内订婚之后，她又和制糖大亨吉尔松-凯内尔认识，而认识之后，也成为他的未婚妻，而对于罗马内，她的评价只有一句话：“他不理解象我这样年龄的女人到底需要什么。除此之外，他对家庭没有感情。”对于迪安娜来说，她其实只是那种“适合登在画报头几页的理想人物”，而面对有妻室的吉尔松—凯内尔，她展示的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欲望，自己对于金钱的依赖。而这种所谓的爱情也从来没有持久性，在一次谈生意的晚宴上，迪安娜又结识了乔治·布律内尔，而在三个月没有露面的情况下，两个人已经在爱尔兰举行了婚礼。
“布律内尔一家人搬到奥菲蒙路，迪安娜的梳洗用具都是金质的，所以放在大厅里。有人猜想迪安娜在的的盥洗室里大概用瓷盆洗浴。”这便是他们生活的写照，而布律内尔绝非是简单的工业大亨，他利用自己家里的赌博场所揭结识了一大批要人，其中就有政府部门的官员，对于布律内尔来说，他的目的就是进入巴黎的政府部门，从而掌握权力，所以他需要成为议员，然后成为部长。而对于迪安娜来说，这也绝非是一个终点，她有一个对待自己像父亲—般慈爱的道尔士上校，有拥有据说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送的梅赛德斯牌汽车的维斯纳尔，甚至和大使馆的塞尔维亚秘书勾勾搭搭，而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似乎并不是欲望的终结。
在布律内尔家里，当那一声枪响的时候，皮埃尔·德萨布朗成为权力交易的牺牲品，“萨布朗一家和共和制下的法兰西旧贵族都有联系。他们对这种沉默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因为布律内尔家在政界有关系。多硬的关系啊！”而为了圆这个谎言，迪安娜主动出击，把皮埃尔·德萨布朗之死说成是对于自己觊觎而失败的羞辱之死，而完全掩盖了为维斯纳尔、克洛兹和白里安效劳的布律内尔的丑脸，和皮埃尔的哥哥德萨布朗上尉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她甚至以自己的色相诱惑，“罩在内衣外面的短披肩敞开了，仿佛可以看到她的胸脯在跳动。”而皮埃尔的故事完全被虚构成一个对迪安娜非分之想的道德恶作剧，“总之，皮埃尔一再地纠缠，他对我们私下里纯洁无邪的来往已经感到不满足了。”而最后迪安娜似乎用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表达了对于皮埃尔之死的惋惜：“就像你们整个的社会，你们的谎言，你们的陈规旧习一样，都是大大的错误。可怜的皮埃罗！为什么我没有干脆就做了他的情妇呢？”
像兄长一样跟你谈谈，在雅克·德萨布朗面前，迪安娜完全变成了一个受害者，博得了他的同情，而雅克对于面前的这个女人，用了“圣洁”这个词形容，而同样说出这样评价的是维斯纳尔：“亲爱的，迪安娜是懂事的，迪安娜比你更懂得什么叫生意。”生意，对于布律内尔，对于维斯纳尔来说，就是永恒的主题，而对于迪安娜来说，她获取的是另一种感官和金钱的享受。而对于布律内尔来说，皮埃尔·德萨布朗案件只是成为他向上的一个砝码：“巴黎各界的头面人物都认为迪安娜是受害者，乔治是与事件无关的，皮埃尔·德萨布朗也不再是悲剧的主角。”而作为一个放高利贷的人，其实一直有着一种“寄生虫”哲学来支撑他的人生之路：“我们都是寄生虫。为什么不承认呢？我对这种看法的毫无反感。做一个身上有寄生虫的畜生，比牲口背上的寄生虫又好在哪里呢？”时代造就了社会的分工，造就了生意，造就了贵族，但是在这新的时代里，“寄生生活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高级形式，而未来就是寄生生活的世界，问题在于要不断地创造寄生的新形式！”所以应该为寄生虫的生活干杯，而实际上，在道尔士的安排下，布律内尔渐渐失去了地位和权势，并且成为市井小人的代表，而这一切只为了让迪安娜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当迪安娜的阑尾手术折磨身体之后，布律内尔和她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当维斯纳尔问失去了优势的布律内尔“用什么来补偿我”的时候，布律内尔还厚颜无耻地说出了“我的老皮”，而维斯纳尔的回答是：“你的胆量倒不小。首先，你的老婆，我已经占有了；其次，不管怎么说，现在你也没有老婆了。”
维斯纳尔早就占有了迪安娜，“他并不想娶迪安娜。跟她还能再睡几年呢？并且这也会使入变老的。”所以对于迪安娜来说，她其实更是一个牺牲品，在不同的男人之间，她似乎永远有着变幻和勾引的手段，但是她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所谓的爱情，得到真正的幸福，她沉溺在欲望和金钱世界里，成为男人的工具。而在迪安娜的对面，却站着一个处处独立，处处不委身于男人的女人，她就是阿拉贡贴上标签的第二个女人：卡特琳。
“所有的女人都是奴隶。”这是卡特琳反抗的一种信号，对于她来说，男人代表着一种权威，一种压迫，就像沙皇，所以她极力赞扬巴尔干半岛以罢工来反对战争的工人，把向沙皇扔炸弹的农民当成是英雄，而在男女关系上，她也一直认为男人总是以主子的身份来指责女人，来控制女人，所以女人不能结婚不能成为男人的压迫者。尽管母亲周围是一片情欲的光晕，尽管漂亮性感的姐姐的身边总是有形形色色应有尽有的男人，但是对于卡特琳来说，她一直不想踏入到男女之间的纠葛中。十岁是岁男人有火热的好奇心，十四岁时有个激进派向她求婚，但是对生育有模模糊糊恐惧感的卡特琳告诉自己：“不管怎样，不能爱雷吉斯。”对于她来说，尼采般的意志力控制着她：“不管是道德方面的或是其它方面的，使她不愿委身于人，而主要是有一种社会的因素的牵制住她：她不愿意做某个男人的妻子，她害怕一旦委身于人，就要由他来主宰。”她想要的是男女的平等，想要的是一种改变现状的革命：“卡特琳之所以热衷于革命，其深刻原因就在于此。革命，终于也有妇女参加了。将来头几项革命措施就是废除婚姻，堕胎合法化，给妇女以选举权。是的，甚至包括选举权，尽管那时也许不再选举了。”
但是不管是戎根，还是德委兹，不管是蒂埃博还是利贝尔塔，在他面前的男人尽管有着不同的思想，有着不同的行动，但是对于卡特琳来说，似乎都难以逃脱她心中那种固有的男女关系，“不，我亲爱的，我不能做你的妻子，因为你脸上的肌肉抽动。”她对德韦兹这样说，而当她和蒂埃博在一起，说着不信上帝的想法，说着自己的生活，甚至可以和他睡觉，但是在身体的欲望之下，卡特琳对于女性革命意义的追求依然没有改变。一九〇五年俄国在远东的失败让卡特琳感受到了一种革命的力量，但是对于巴黎的现实，依然让她无法看到憧憬已久的前景：“偷情寻欢的事有过三、四起，但这种私情后来全被她抛弃；因为她从男人身上得到的享乐都无法掩盖生活、思想，社会奴役的烦恼。”
这生活、思想和社会的奴役，是自己被警察当成妓女，是怀孕的朱迪斯之死，是爱情中充满的欺骗，“可是，她马上就觉得爱情中充满欺骗。爱情，那等于突然听从一个男人的摆布。可能她也得跟其他的人一样，面临的是奴役，漫长的时日，坐在窗帘后面绣花。”所以在这样的奴役面前，卡特琳是消极的，她宁肯在不珍爱身体的生活里自我沉沦，自我麻醉，二十五岁的时候她就像年过四十的母亲一样生活了。甚至卡特琳在等待一种死亡的降临，在她面前的现实充满着悲剧性，当保罗和劳拉·拉法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卡特琳把这种自杀称作是一种有人情味的行为，“说实在的，他们和她是同一样的人。”因为这就是一种自由，“她心目中的自由，无非是能够不劳而获，游手好闲那种可怜的自由，而她却一直被人生这个伟大的字眼儿拖曳着。”所以为了不被那种伟大的字眼儿拖着，卡特琳站在了塞纳河边的米拉波桥上，准备用这样的方式制造生命的“人情味”。
但是汽车司机维克多救下了她。对于卡特琳来说，维克多的出现并非是生命的解救者，更是思想上的救赎者。作为社会党的中坚力量，他批判了拉法格这种人情味的自杀，“请你相信，拉法格的自杀，是他用这种或那种方式离开了工人阶级。”在他看来，有产者才自杀，而对于那些无产者来说，唯有通过革命，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力。他带着卡特琳到劳工联合会，参加会议，并且高唱《国际歌》，“我们进行斗争，并不是为了消灭劳动，而是要消灭游手好闲。我们希望不要劳动得送了命，但是我们不希望不劳动。”在维克多的革命斗争思想下，依靠着母亲每月从巴库寄来的支票生活的卡特琳，似乎在男女关系上依然寻求一种独立。“你知道，我说的结婚……既然你有这个想法，生个孩子吧。妇女人人都是如此，也没什么可争辩的。”维克多拥有自己的家庭，对于结婚似乎也是按照平等的思想构筑的，但是妻子让内特流产却让这种结婚思想受到了挑战，从那流出来的鲜血中，他仿佛看见了社会的痼疾。“社会就象一台血淋淋的机器，人如同被割断的手指一样，在这台机器上被绞得粉碎。”
这无非是一个譬喻，不管是对于维克多，还是卡特琳，实际上已经看见了流血的社会，在不同的男人世界里，卡特琳依然无法摆脱自己的女性属性，“这一个也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曾经使她亢奋得喊叫，却没有能使她内心动情。”而当她因俄国籍被驱逐出境两年不得居留的时候，实际上更把她推向了一种不公平，这超越了男女不公平的现实让卡特琳学会了反抗，当与迪安娜已经离婚的布律内尔强暴卡特琳的时候，卡特琳终于扬起了愤怒的拳头，当蒂埃博少校要求卡特琳做自己妻子的时候，卡特琳也断然拒绝了将自己释放的少校，最终，她被驱逐到比利时。
但是，没有看到维克多似乎成为她蜕变的一个遗憾，而当一九一二年的钟声响起的时候，卡特琳终于来到了巴黎。在这个国际社会主义迅速发展的大都市，混杂着各种不同的人，这里有想要重新征服巴黎、改名为布鲁内利的布律内尔，有最终在十八个月后把欧洲无产者出卖给军阀的民主党领袖，有呼唤良心发现的饶勒斯，更有不明真相无数的群众，那本巨型的书上写着“放下武器”，实际上是对于革命的一种妥协，那些叛徒，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人，正在敲响的巴塞尔钟声里制造新的恐怖：“巴塞尔的钟鸣并不表明欢乐，而是自中世纪以来就多次响起的危险和战争的报警声。这声音和公共建筑物上的红色旗帜形成对照。”这警报声和饶勒斯的良心演讲，把革命带向绝望和惊慌，似乎预示着战争即将到来。而德国老妇人蔡特金的出现，完全成为阿拉贡最理想的女性化身，她不像迪安娜一样成为金钱的附属，也不像卡特琳一样，“却只影影绰绰、朦朦胧胧地看到人类的影子。”而克拉拉·蔡特金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是完全成为一九一二年这个时代到来的标志，“我把克拉拉·蔡特金当做一个榜样，而且我时刻都会想起她。”
蔡特金被推上了革命的制高点，她的声音像巴塞尔的钟声一样，响彻在这个时代的上空，响彻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而女性的解放归根结底就是在一种战斗的状态下创造生命的价值，创造时代的浪漫曲：“真正的爱情此刻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这是没有被男女尊卑的等级玷污的爱情，没有被衣裙、拥吻之类的齷齪故事玷污的爱情，没有被男人用金钱统治妇女，或是妇女用金钱统治男人所玷污。”
痴心与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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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77·1941112·0076 |
| 作者：（尼日利亚）索因卡 | |
| 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87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2.20元 | |
| 页数：383页 |
索因卡作为尼日利亚新一代作家，其创作的开放性成为非洲大陆不多的天才作家。他将非洲的神秘主义与欧洲的创作风格溶为一体，而后者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创作手法，小说中的意识流与《圣经》的大段引用即是他对欧洲文化的秉承，而他所立足的仍是广阔的非洲大陆。” 他的作品尽管复杂纷繁，但是条理清楚，强劲有力。”瑞典文学院的评语是对他最好的总结 。1986年他成为非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癌症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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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1941103·0074 |
| 作者：（苏）索尔仁尼琴 | |
| 出版：漓江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12.45元 | |
| 页数：758页 |
与萨特一样，这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大胆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与社会的阴影，只不过他更多从政治层面上予以揭露。这位被瑞典皇家学院尊为“人文主义大师”的人，自身的政治命运多舛，他似乎向世人，向祖国询问：一种政治的丑恶是否让自己国家成为一个患有癌症的病人。几次遭受驱遣，使之成为苏联文学史上具有统领高度的人。内收有《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癌症楼》。
这是创世日之晨，世界之所以重新创造，仅仅是为了欢迎奥列格归来：往前走吧！活下去！
——《第三十五章 创世的第一天》
这是顺利的结局，这也是悲惨的结局，这是创世的第一天，也是最后一天，对于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说，走出癌症楼像是告别了死亡，告别了疼痛和恐惧，就像那新闻所说，“被流放的人全都会恢复自由”，但是当这一切真实地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当自由如梦幻一样发生的时候，他是走向自己的新生，还是继续徘徊在活着还是死去的抉择中？那美丽的杏花，那可口的烤肉，那甜甜的冰激凌，那热闹的百货商店，完全不同于病房的生活展现在他的世界里，但是已经度过了14年孤独生活的他来说，出院何尝不是另一种流放？主宰全市流放人员命运的监督处还在，应征入伍前往斯大林格勒的火车站还在，“16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改变。”一切都像是曾经的投影，“一个人会由于肿瘤而丧命，一个国家增生了许多劳改营和流放地又怎能生存？”对于他来说，这样的疑问其实没有了任何意义，当体内的癌细胞还没有被杀死，当一个人无法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的时候，他依然是孤独的，依然是恐惧的，依然像活在流放地一样。那动物园里囚禁的野兽就像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创世日一样，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命运：“他有权力，也仍然不能着手拆毁笼槛放它们出来。因为它们在失去家园的同时也失去了合乎理性的自由理想。倘若突然把它们放出来，那就只会更可怕。”
他面前的牢笼被打开，只是进入到一个更可怕的世界，这是对于自由的拯救，也是制造新的恐惧，而“活下去”似乎成为唯一的目标，但是活下去并非是一种自由，而可能像在癌症楼里一样，是一种麻木，是一种折磨，是一种丧失。是的，他经过薇加的房子，也不可能进去，那是被隔开的生命状态，对于流放之后的爱情，对于患病之后的幸福，永远需要一个人去面对，“心爱的薇加！您和我，我们之间，似乎有一条灰色的死蛇，但它愈来愈膨胀！……您已经把自己的前半生像一只羊羔那样宰了，如今您就饶了自己的后半生吧！……就连我们在谈论崇高精神的时候，尽管我也是那么真诚地想和真诚地相信这种崇高精神，我还是一直想，一直想把您抱起来，并且吻你的嘴唇！”似乎太过于相似，前半生和后半生已经被完全隔离开来，身体和精神也完全被隔离开来，真诚的爱如何抵挡身体的痛，精神的崇高如何抵挡死亡的威胁，仅仅是在信中表达爱意，仅仅是在不知道能够收到的纸上抱起来，“吻你的嘴唇”，而这走出去的第一天无疑也是没有归途的最后一天，或者癌症没能置人于死地，或者流放的故事成为永久的回忆，但是在挤进那拥挤的火车，开往乌什-捷列克的时候，他也只是让心灵得到暂时的休憩，“科斯托格洛托夫只想回到自己那美好的流放地，回到自己心爱的乌什-捷列克！”而那最后一幕分明是这个时代另一种病痛：“火车在运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两只穿着靴子的脚足尖朝下地在过道上空晃荡，像死人似的。”
“像死人似的”，是对于命运的无奈，是对于现实的投影，而这样的无奈和投影在癌症楼里更是成为一个集体的意象。“癌症楼也叫做13号楼。”13号病房，像是对于与世隔绝生活的新命名，那些走进13号楼的病人也就开始了面对病魔面对死亡的折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来了，叶夫列姆来了，艾哈迈占来了，焦姆卡来了，瓦季姆来了，舒卢宾来了，他们几乎以同样的方式进入13号楼，也几乎以同样的恐惧面对疾病和死亡。在一个相同的世界里，他们的过去似乎都可以被抹去，无论经历了什么，无论拥有过什么，只有在这里一切都被平等地置于相同的境地：“自从在楼梯底下换这了衣服，告别了亲人，上楼走进这个病房，先前的整个生活就仿佛砰然关上了大门，而这里突出的俗不可耐的生活简直比肿瘤本身还使人感到可怕。”
大门被关上，他们是封闭世界里的人，没有自由，仿佛是囚禁，在他们面前是没完没了的服药、照射和治疗，是不断听闻就在身边的病人死去，生者与死者，并非是被隔绝开来，而是那么近，仿佛可以触摸得到，那一张病床住进了新的病人，而刚离开的病人可能就已经死了，病床上甚至还散发着前一个病人的体温。所以在癌症楼里，左边和右边看起来是生死的界线，但是这条界线却是如此的模糊——左半页的上方写着“已经死亡”；而右半页的上方写着“尚未死亡”：“出院时我们把每个人的姓名都写在右边，可后来就陆续转到了左边……”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其实都有那个不想被谈起的关键词：死亡，无论是出院还是留在这里，死亡如此之近，不断吞噬着右边的那半页纸张，普罗什卡被允许出院，但是并非是痊愈，而是要开残疾证明，“难道我当真是残疾吗？我往后的日子我怎么过？我还年轻，我要干活。”患了心脏肿瘤的他，其实是不宜于手术治疗的病例。他的出院其实就是放弃治疗，所以离开13号楼对于普列什卡来说，就是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唯一的终点：“就这样，他满怀信心地走下楼去。去迎接死亡。”
“一旦得了这种病，他们的专业技能也好，钻营本领也好，职务也好，工资也好，统统变得一文不值。”这便是生命的残酷，所以对于所有医生来说，他们对于病人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够活下去，活下去是简单、直接却是必不可少的信心，“人类不得不忍受的讨厌的限制之一，就是人们在人生的中途不能大改行以使自己的面貌焕然一新。”实际上在病人对面的医生，就必须在最大程度上消除这种讨厌的限制，让他们在“焕然一新”的面貌中更多地把名字写在左半页。而其实对于这些病人来说，他们在“不得不忍受的讨厌的限制”里，根本无法找到一种慰藉，癌症楼对他们来说，有时候就像某种囚禁人的监狱一样。
“他离开她那里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想，觉得自己正走在两大永恒范畴之间。一边是注定死亡者的名单，一边是永久性的流放。永久性的，像星辰一样。像银河一样。”对于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说，听闻的死亡、写在右半页的死亡，就像是曾经自己经历的流放生活一样，是一种永久性的归宿。他曾经看见亲人在战争中死亡，他的奶奶、妈妈和妹妹都在炮火中失去了生命，但是在战争之外，他却无法看见自由和希望，在流放地，决定给他做手术的乌克兰外科大夫在术前准备时被押走了，押走实际上就是处决，这是发生在身边的距离战争遥远的死亡事件，而在自己的身上，科斯托格洛托夫也永远无法摆脱梦魇，因为和姑娘们一起学习参加晚会喝了酒，那些姑娘们就被判了五年，而自己跟女友分手五分钟之后也被逮捕，剩下的女友在第二天夜里也难逃被逮捕的命运，而在流放地的牢房里，命运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没有希望的循环：“只有刚开始服刑的新的囚犯，最初几年才相信每一次叫他带着东西走出牢房都是恢复自由的召唤，把每一次关于大赦的悄声传闻都当做天使的号音。其实把他叫出牢房，无非是为了向他宣读一份可恶的什么文件，接着把他推到另一间牢房里去，那里层次更低、更暗，空气同样浑浊不堪。”而那个地方是永久流放地，不是终生流放，“因为棺材不允许运出来。”没有任何判决，仅仅是一张通知单便被判决了永久地流放。
所以对于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说，进入癌症楼似乎是对于永久流放地命运的逃脱，但是他依然陷入了某种无法摆脱的恐惧中，死亡如此之近，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所以在他看来，那流放地仿佛成为美好的回忆的一部分，“流放不只是有使人心情压抑的一面，而且还有使人感到解脱的一面：从怀疑中、从对自己负责的约束中解脱出来。”或者只有在面对真实的现实的时候，才会对过去的痛苦保有一种想象，但是这样的想象并不能带来解脱，已经接受了13次爱克斯射线照射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身体被折磨的现实里依然希望走出这一幢写满死亡的病房，“趁我还有自己的一点血液，还是请们放我走吧。”
13号楼永远是一个时代的隐喻，在这里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人生，都被简约成一个关键词：癌症病人。“如果不是癌，难道会安排到这里来？”这是不是一种无声的宣判，对于形形色色的人来说，他们似乎还对生活充满着希望，焦姆卡拿着那本立体几何的书，他希望有一天能走出去继续上学，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时间的瓦季姆，希望继续能回到自己喜爱的地质考察岗位，与科斯托格洛托夫想回到自己那美好的流放地一样，都是对于疾病和失去自由生活的反抗和挣扎，而对于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来说，癌症楼却变成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安全！……真可笑……带着这个肿瘤，竟然觉得安全……”
为什么可笑？为什么不想离开？对于鲁萨诺夫来说，反倒是那个外面的世界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身为国家干部的鲁萨诺夫一进入13号楼，就摆出一副特权者的姿态，“他一向是由别人照料惯了的，能不能派一个值班护士专门服侍他？”他看不惯这里的病人，他对着医生发火，他每天阅读报纸了解新闻，对于他来说，尽量思考国家大事来排遣自己的愁绪似乎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鲁萨诺夫是这个国家体制内的一员，对于他来说，国家主义变成了对于其他病友的一种排挤，“对于国家所采取的的一切措施，应当正确理解，其中也包括流放。”所以在他看来，流放是合理的制度，是国家的需要。但是当听说曾经的暗害分子要组织起来重新审判的时候，他害怕了，因为正是他曾经写过的检举材料，使得原先厂里的党委书记被开除出党，而自己则占有了别人的房子。面对翻案的传闻，他惶惶不可终日，那个爬进隧道的可怕噩梦缠绕着他，使得鲁萨诺夫感到比疾病更严重的恐惧，而当他读到新闻说最高苏维埃回忆闭幕，自己的靠山解除职务时，他惊呼，历史的步伐怎么会引向更坏的地方？所以对于他来说，宁肯不到外面已经取得历史进步的现实中，而让自己呆在在这癌症楼里。
其实，不管在曾经人生故事里，是流放的荒谬还是体制的险恶，在癌症楼里，所有的命运都是同样的，都要面对死亡，都要活下去，所以在药物、照射之外，病人们想尽办法寻找治疗办法，有人从《病理解剖学》树上找到了用乐观主义生理学保持良心上的干净，从而实现癌症的“自行痊愈”，有人听说一种桦树菌的治疗法，这种治疗法能够产生治疗的“奇迹”，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接受了“激素治疗”的办法抑制癌细胞的扩散，但是这种种的治疗办法很多时候不仅只是人们善意的想象，而且在癌症楼里甚至变成了一种讽刺。桦树菌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因为投机倒把行为已经完全摧毁了市场，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激素疗法，在治疗癌症的同时，却抑制了力比多，实际上是扼杀了正常的欲望，这无疑是催生了另一种病症，所以科斯托格洛托夫冒着危险，用烈性的伊塞克湖草根来治病，而这种草根实际上在另一个意义上就是一种毒药，私自用药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危险。
在疾病和死亡面前，到底什么东西能够拯救生命？焦姆卡阅读的那本书上提出的问题似乎正是癌症楼里的他们所想要解答的问题：“人们靠什么活着？”是靠社会利益，靠身体欲望，还是靠人生理想？在战中失去了父亲，母亲又成为“一个婊子”，对于焦姆卡来说，他听到的是斯焦法大婶对他说的“上帝的旨意”，听到的是阿霞对他说的爱，而这种上帝与爱使得他在思考活着的意义时，找到了救赎的办法。那只疼痛的脚对于焦姆卡来说，是永远的噩梦，“谁能预料呢？这些致命的单个细胞像黑夜里的特务的小船，是否已经偷渡过来了？在哪儿靠的岸？这——连医生也看不见。”这是身体的单一部位，是单个细胞，是一条孤舟，就像人一样，是一个单数，但是单数是可以结合成双数的，因为有爱。当他面对同样患着癌症的阿霞时，一下子像找到了爱的表达，阿霞患了乳腺癌，需要将右乳切除，“活着有什么意思？还有谁会要我？”这是阿霞痛苦的声音，面对即将手术被割去的右乳，对于阿霞来说，她也将成为一个单数，但是焦姆卡对她说，他随时愿意跟她结婚，一种爱的交融让两个人找到了告别单数生活的方式，“你是最后一个还能看到它吻吻它的人”，当阿霞敞开胸怀，焦姆卡亲吻着即将被割去的右乳，最后还保留着的单数成为最炽热的爱。
而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在这希望自己赶快离开的癌症楼里找到了自己的那份爱。薇拉·汉加尔特像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单数世界里的另一个单数，战争中失去亲人的苦难经历让她看见了科斯托格洛托夫面对生活的另一种勇气和坚强，“不知为什么，正是跟奥列格这样一个无权的、被剥夺了一切公民资格的人在一起，薇加才体验到这种安全感。”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薇加身上也看到了生活的信心，感受到了甜蜜的憧憬，甚至是幸福的妄想，“薇加的存在使整幢癌症楼变得富有情趣和多彩。”这是一种命运的契合，这是一种爱的寻求，甚至也成为摆脱梦魇时代的一种救赎方式，那就是道德社会主义，“应当有这样一个社会，道德是唯一的源泉。”
要相亲相爱，这便是道德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核心，但是这样的社会图景却可能只是一个幻想，患胃癌的恰雷，患直肠癌的舒卢宾，他们依旧被病魔折磨依旧面临死亡，癌症楼的平台上依旧写着醒目的“不要相互谈论你们的疾病”，而控制着病情掌握着治疗方法的医生也难逃厄运，东佐娃自己也患上癌症，疾病意味着她“从高贵的医生阶层排除出来，转入列入纳贡求靠的病人阶层”，意味着成为又一个单数，“活下去”曾经是她作为医生对病人的鼓励，而现在她也面临着可怕的死亡，而在单数面前，75岁高龄却不再重视荣誉的奥列先科夫对她说：“生存的全部意义，实在多大程度上能使每一个人生来就具有的永恒形象保持不模糊、不颤动、不歪曲。”
这或许也是生命的意义，不管是活下去还是写在右半页的死去，保持形象不模糊、不颤动、不歪曲，就是保持自我，不随波逐流，不树立“剧场偶像”，也不形成“市场偶像”，这种不被左右的境界或者更像是一种形而上的道德救赎，而科斯托格洛托夫离开癌症楼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时候，给焦姆卡写的那封信里也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永恒形象”：“祝你恢复健康，做一个真正的人！我相信你！”只是在“16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改变”的时代面前，这样的祝福依然显得脆弱，依然要面对“处处都是单数”的残酷和荒谬。
也许在没有真理的时代里，活着的意义并不是离开癌症楼，而是像另一部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那样，是一种简单的幸福：“没有被关禁闭，他们小队没有被赶到‘社会主义小城’去干活，午饭时多得了一份粥，队长把百分比结算得很好，砌墙时很愉快，带回来那截锯条搜身时也没被搜出来，晚上从采扎尔而那里挣到点东西，还去买了烟叶。而且也没有病倒，熬了过来。”尽管这样的日子是3653天，“因为闰年的缘故，所以格外还得加上3天……”但是对于每一个经受苦难的人来说，想象中的救赎和爱只不过会带想更大的荒谬，带向被异化的“创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