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2-21 《三言》：天不自醉人醉之
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若夫淫谈亵语，取快一时，贻秽百世，夫先自醉也，而又以狂药饮之，吾不知视此“三言”者得失何如也？
——《醒世恒言·叙》
何为明言，何为通言，何为恒言？虽然取自不同的名称，但是在冯梦龙看来，却是一致的：“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无论是明、通，还是恒，其最后的意义就是从一种迷障和也愚谬中走出来，进入到恒久的状态中。那么什么是恒久的状态？在《醒世恒言》叙中，冯梦龙建立了一种对立体系，那就是醒的状态和醉的状态，“忠孝为醒，而悖逆为醉；节俭为醒，而淫荡为醉；耳和目章、口顺心贞为醒，而即聋从昧、与顽用甗为醉。”忠孝、节俭、和顺为醒，悖逆、淫荡聋顽为醉，而其实，这种醒和醉的状态并非是固定不变的，有时候会由醒而醉，而有时候却也能从醉而醒，由醒而醉是一种迷失，由醉而醒是一种拯救，但不管是自救还是他救，只要能归于醒的状态，便也是一种恒久，“从恒者吉，背恒者凶。心恒心，言恒言，行恒行。”
醒而恒，恒而久，就是合乎礼仪，就是达到和流进国史一样的功效，就是回到儒学所确立的人伦意义，“《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己矣。”但是这一种行为规范，这一种礼仪准则，为何会变成冯梦龙所设想的理想状态？在六经国史的传习过程中是不是缺席了什么？而这或者就是冯梦龙编订话本整理里耳小说的一个出发点。这其实并不仅仅在于一种体裁上的变革，更在于对恒久状态复归的一种心理期待。而对于当时的冯梦龙来说，真正的意义是在里耳的通俗故事里找到恢复礼仪儒学的切入口，找到导向恒久意义的清醒状态。而这种复归是基于现实的出发点，是为了得到人性的生动展示。
冯梦龙的时代是城市商业不断发展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注定会对旧有的道德体系提出挑战，甚至有了一种瓦解的危险，而当供广大听众消闲取乐的世俗小说得到长足发展的时候，冯梦龙不仅是作为一个编订者，其实更是以一个“作者”的身份坚持发扬儒学的基本精神。在当时来说，对于儒学精神的一种改造，是嵩明之际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而这样一种理学在标榜尊卑之意，三纲五常之理的时候，实际上是禁锢人的个体发展，甚至成为统治的一种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违背先秦儒学的“爱人”准则，所以冯梦龙寻找的精神源头是先秦的儒学精神，是体尝“爱人”、“爱众”的人本主义，而在通俗小说里，这种回归变得更为直接，也更能让通俗文学的创作在死气沉沉的宋明理学氛围里生动活泼起来，已达到“心恒心，言恒言，行恒行”的目的。
| | 编号：C25·1921121·0022 |
那么本有的那种性情是什么？它在时代的变革中又遭遇和遗失了什么？如何在自救和他救中回归理想状态？时代的发展对于人外部世界的改变是明显的，特别是商业的兴起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很多男人开始走出家门，投身到各种买卖中，在客观上造成了人情的冷漠，不论是蒋兴哥，还是阮大，不管是马周，还是杨八老，为了维持生计，为了获得赡家之资，也都要离家千里，短则几月，长则数年，对于稳定的夫妻关系，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考验，正如《杨八老越国奇逢》中引用的古风而言：“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飧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水路风波殊未稳，陆程鸡犬惊安寝。平生豪气顿消磨，歌不发声酒不饮。少资利薄多资累，匹夫怀璧将为罪。偶然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书谁寄？一年三载不回程，梦魂颠倒妻孥惊。灯花忽报行人至，阖门相庆如更生。男儿远游虽得意，不如骨肉长相聚。请看江上信天翁，拙守何曾阙生计？”道出了为商的苦处。
远游而得意，是生活所迫，也是当时对于男人成功的一种评判，而这种得意却也是失意，骨肉不相聚，夫妻苦离别，时间长了则有了背离的可能。所以这样一种社会现实，无论如何变成了对于恒久状态的最大冲击。但是这或者是一种客观因素，甚至是一种表面现象，但是透过这种表面现象和客观现实，也折射出当时道德体系面临的脆弱困境，当然容易把人引向一种物欲主义的颓废世界。但是冯梦龙所强调的醉态更多是基于人性的变故，“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在《喻世明言》第一卷，他就指出，在人性的道德方面，人却在寻找“作乐”中，最容易陷入到酒色财气的诱惑中，这四种诱惑能损却人的精神，能改变人的行为。而这四种诱惑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必然，所以在必然之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满足人性和人情的同时，又不失却规范和道德，所以冯梦龙提出的是一种中和的方法论：“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手时，牵肠挂肚，过后去，丧魄销魂。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
“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这看起来就是一种折中主义，甚至是一种妥协主义，也就是说，只要不图一时快乐，只要不为欲望所牵制，只要能收放自如，就既能满足心中欲望，又能顾得百年恩义。但是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方法论其实是一种伪命题，如何叫偶然，如何是适兴？在酒、色、财、气的作乐里，往往会无休止地沉浸其中，而最后是酿成了生活的悲剧。所以冯梦龙的中和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理想主义，而那种“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的因果报应才是现实里无法避免的悲剧所在。
“这婆子或时装醉诈风起来，到说起自家少年时偷汉的许多情事，去勾动那妇人的春心。害得那妇人娇滴滴一副嫩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婆子已知妇心活，只是那话儿不好启齿。”《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把这种情欲赤裸裸展现出来，蒋兴哥为了照顾自己的生意，离别妻子三巧儿，而在家的三巧儿本来也是坚守妇道，甚至以拒绝出门的极端方式保全自己压抑欲望，但是就是那偶然的一次，便被陈大郎所看重，“家中妻子，虽是有些颜色，怎比得妇人一半！欲待通个情款，争奈无门可入。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这些本钱，也不枉为人在世。”于是设计接近三巧儿，而这个颇有潘金莲和西门庆情节的故事，人性中的欲望完全被那个叫薛婆的妇人所激活，没有提防，没有防备，那学来的“男子汉的行事”也终于将三巧儿引向了一种悲剧的归宿。
人为何要贪色？《警世通言·假神仙大闹华光庙》中说：“欲学为仙说与贤，长生不老是虚传。少贪色欲身康健，心不瞒人便是仙。”实际上，就是说出了贪欲和成仙的共同点，那就是一种对于现实规则的忘记，那个魏生所遇到的仙姑和吕洞宾都将欲望变成了一种成仙之道，“天上人间，其情则一。洛妃解珮，神女行云，此皆吾仙家故事也。世上佳人才子，犹为难遇，况魏生原有仙缘，神仙聚会，彼此一家，何必分体别形，效尘俗硁硁之态乎？”所以宽衣解带，所以三人尽欢，而其实，不管是仙姑还是吕洞宾，都是多年的龟精所变，他们无非是在迷惑人间男女的时候达到一种成仙的目的。而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那蟒蛇为什么要化成白娘子，为什么冒犯天条，无非也是“春心荡漾，按捺不住”所致，而被压在雷峰塔下，法海所提的诗句是：“奉劝世人休爱色，爱色之人被色迷。心正自然邪不扰，身端怎有恶来欺。但看许宣因爱色，带累官司惹是非。不是老僧来救护，白蛇吞了不留些。”虽是奉劝后人，但是不管是龟精还是蛇精，也只有在满足那一种欲望里，才能体会到成仙的感觉，何况是人？而在《醒世恒言·汪大尹火焚宝莲寺》中，那一个应该守清规的宝莲寺里，那一些应该灭欲的佛门弟子，却也是在求子心切的女人间设计满足欲望，“原来这寺中僧人，外貌假作谦恭之态，却到十分贪淫奸恶。那净室虽然紧密，俱有暗道可入，俟至钟声定后，妇女睡熟，便来奸宿。”最后反倒是新任大尹用两个妓女的“钓鱼执法”，才最终破案，将这一“佛面无光，山门失色”的耻辱明白于天下，最后以一把大火将寺院烧毁，也烧掉了那种贪欲之心。
妖怪而成仙，佛门却淫荡，这些故事的背后，是冯梦龙对于欲望的极端讽刺，而这一切的悲剧对于个体来说，并不是满足，而是陷入到一种无法自拔的醉态中，所以在《新桥市韩五卖春情》里，便有了身体的最直接悲剧：“坐在马桶上，疼一阵，撒一阵，撒出来都是血水。半晌，方上床。头眩眼花，倒在床上，四肢倦，百骨酸疼，大底是本身元气微薄，况又色欲过度。”因为贪欲，最终必是因果报应。而在利益方面，那种贪利的结局也无非是“得便宜处失便宜”，《一文钱小隙造奇冤》里，就是因为一文钱的纠葛，到最后害了十三条性命，酿成了人世的悲剧。
这是人情的得与失，而在冯梦龙的体系里，当然还有那一个理。何为理，理无非也是一种理想状态，一种道德精神，是忠心，是义气，是和顺，“凡入道之人，先要断除七情。那七情？喜、怒、忧、惧、爱、恶、欲。”斩断七情，也是为了回归本性，不论是《羊角哀舍命全交》”各舍其命，留名万古“的知心结交，还是《范巨卿鸡黍死生交》“鸡黍之约，尚自爽信，何况大事乎？”的守信，都以一种夸张而富有戏剧性的方式呈现出来，为了信义，为了忠诚，无论生与死，都不能违背诺言，所以这种行为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超越个体存在的精神象征。而在普通市井故事里，《三孝廉让产立高名》则提供了兄弟之间的和顺范本，“吾非哭此树也。思我兄弟三人，产于一姓，同爷合母，比这树枝枝叶叶，连根而生，分开不得。根生本，本生枝，枝生叶，所以荣盛。昨日议将此树分为三截，那树不忍活活分离，一夜自家枯死。我兄弟三人若分离了，亦如此树枯死，岂有荣盛之日，吾所以悲哀耳！”田大以树木为喻，阐述了兄弟之间的情谊；而《陈多寿生死夫妻》中，良家女子先后与两个兄弟定亲，上演了一段“安得尽居孝弟里，却把阋墙人愧死”的道德故事，“此乃是个义夫节妇一片心肠，感动天地，所以毒而不毒，死而不死，因祸得福，破泣为笑。”
而在贪欲面前，冯梦龙所树立的那种理想主义便是对于婚姻的坚守，不论是“好姻缘是恶姻缘，莫怨他人莫怨天。但愿向平婚嫁早，安然无事度馀年”的启示，还是“种树莫种垂杨枝，结交莫结轻薄儿。杨枝不耐秋风吹，轻薄易结还易离”的忠告，也都有着对于女人“事夫尽道，同甘同苦，从一而终”的劝诫，也有“休得慕富嫌贫，两意三心，自贻后悔”的警示。而在男婚女爱的故事里，冯梦龙对于女性美德的赞扬着墨较多。在《赵春儿重旺曹家庄》里，那个助夫成家的赵春儿有着预见性，也有计划性，“三任宦资约有数千金，赎取旧日田产房屋，重在曹家庄兴旺，为宦门巨室。这虽是曹可成改过之善，却都亏赵春儿赞助之力也。”虽然直击了官场的名利交易，但是也道出了妇人的作用，尤其对于男人贪欲的收敛，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李甲本与杜十娘相爱，颇具有某种抗击礼俗的作用，但是因李甲的嫌弃将她卖给孙富，杜十娘怒斥孙、李，抱匣沉江而死，“独谓十娘千古女侠，岂不能觅一佳侣，共跨秦楼之凤，乃错认李公子，明珠美玉，投于盲人，以致恩变为仇，万种恩情，化为流水，深可惜也！”虽然可惜，但是在杜十娘沉江身亡的悲剧里，却有着道义上的胜利，李甲郁成狂疾，孙富奄奄而终，反面人物得到应有下场。
因果报应是一种对于矛盾的调和，而在冯梦龙的体系里，其实如杜十娘这种反抗精神并不多，在情和理之间，更多的是一种虚构式的妥协。《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本来就是一个纵欲的故事，但是后面的情节走向去弥漫着一种折衷的风格，当三巧儿被休后无奈嫁与吴杰进士做妾，蒋兴哥在吴杰所任县内因人命官司而受审，最终就是三巧儿与蒋兴哥久别重逢，抱头痛哭。当吴杰县主看出他们不是兄弟，而是夫妻时，让三巧儿重回蒋兴哥的身边。“今日他身处富贵，见兴哥落难，如何不救？这叫做知恩报恩。”而正是这种报恩心理化解了曾经因欲望而丧失道德的错误。而在《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中，司马貌在阴司审的是历史的冤案，而审案的出发点是“恩将恩报，仇将仇报，分毫不错”韩信而为曹操，刘邦而为刘备，萧何而为杨修，英布而为孙权，蒯通而为诸葛亮，就是将历史重新进行了书写，还他们一个公道，而自己一生不得志，也托生为司马懿，最后“传位子孙，并吞三国，国号曰晋。”而这种对于历史的解构，无非是对于现实的不满，其意义就在于“劝人莫作亏心事，祸福昭然人自迎”。在《李玉英狱中讼冤》中，遭受了家族冤案的王英，如何得到公正的解决？那就是写了一直诉状，详述合家受冤始末，最后竟被天子准奏，得以昭雪，“置之重狱，险罹非刑。陈情一疏，冤滞始明。”其实无非是一种偶然。
坚守婚姻之道是醒，不贪欲贪利是恒，忠义和顺是明，不害于风化为通，所以即使是面临着世道的变故，面临着道德的迷失，“岂不闻昔人有云：古人形似兽，却有大圣德；今人形似人，兽心不可测。”但是只要不跌入醉态，只要能够处理好情和理，只要能恒定于道德，便不失于迷途：“自昔浊乱之世，谓之天醉。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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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 《事物的状态》：持摄像机的幸存者
顾后： 当灰尘抹去了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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