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传说品

	编号：C55·2220519·1840
	作者：【美】理查德·布劳提根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22年01月第1版
	定价：38.00元当当15.90元
	ISBN：9787559843661
	页数：224页

她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哪本书先被撕，他怎么撕的。哦，这是个可爱的行为：健康的发泄和在那之后被解决的事。
——《加州文学生活／1964》

当然，撕开的行为并不仅仅是一种发泄，更绝非是健康的发泄：我是在拿出这本绿色封面的小说集之后，慢慢撕开塑膜，然后把塑膜扔进了靠右侧的垃圾桶，然后开始翻开第一页，读第一篇小说《草坪的复仇》。但是又马上掩卷，因为我发现这本书没有纸质的腰封，最简单的一句话介绍也贴在塑膜上：“60s反文化运动代表、后垮掉派诗人布劳提根极简短篇经典全收录……”为什么关于小说集的介绍会贴在塑封上？当塑封被扔进垃圾桶，不是就在上演一次毁弃的撕书行为？

在腰封上大做文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甚至一句简单的介绍都没有了留存的价值。但是撕书行为不是疯狂，不是发泄，仅仅是习惯，而习惯的背后则是阅读，以及阅读的渴望——一本2022年5月19日购买的书，在一个月后就进入了阅读视野；关于理查德·布劳提根的作品，距离最远的阅读是2018年11月的《在美国钓鳟鱼》，慢慢拉近，则是去年10月的《布劳提根诗选》和《在西瓜糖里》……四本小说或诗集组成了阅读的阵营，当一个月前购置的图书就被迅速撕开了塑封，扔掉了腰封上的介绍，渴望阅读的背后是不是也是一种健康的发泄，那么，之后“被解决的事”又是什么？

如果回到1964年的“加州文学生活”，作为一个诗人的我完全是一个旁观者：和朋友坐在酒吧里聊天，聊的是朋友和妻子分居两年“毫无希望”的故事；聊天的同时看到朋友的妻子正和另一个男人亲热，“他们看起来好像玩得很开心。”当然聊天主要说到了诗集被撕的事情：两本诗集从书柜里拿出来，撕成了碎片，仍在地板上，“尽国王所有的人马也不可能再把那两本诗集拼起来。”一次撕书事件，看起来像是对他们分居两年毫无希望的生活进行了再一次的注解，可是当这个话题和身为诗人以及诗集作者的我说起，朋友似乎在寻找一种解决的办法，因为这是我写的诗集。但是旁观者就是旁观者，即使撕掉的书是我的诗集，“我只是写诗，我并非书页的守护者。我不能永远照顾它们。这是没有意义的。”

被撕掉的诗集，属于健康的发泄也好，还是毫无希望的注解也罢，或者还有“那之后被解决的事”，和写诗的诗人无关，和酒吧里的我无关，于是，关于1964年的“加州文学生活”区别了作为诗人的我和旁观者的我，区别了可能被撕的诗和写作的诗，或者说，这一种加州文学生活完全是和朋友有关的加州生活——生活中其实没有文学，没有诗，甚至没有诗的守护者，只有人和人之间的毫无希望的分居、健康的发泄和之后需要被解决的事。这样的生活还出现在《35毫米胶片无限量供应》里，也是男人和女人，他和她在一起，他很好看，她很一般，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他要和她在一起？是因为他只把她的身体当成了通向性爱幻想的温暖银幕，只要他和所有看到并想得到的女人做爱，她的阴道就变成了通向性爱剧场的通道，他和上百个女人做爱并在她体内播放影片，她一无所知，“她让他的所有幻想成真：她躺在那里，像一家天真知足的电影院任他摆布，心里只想着他。”

这就是生活中“35毫米胶片无限量供应”的现实，是不是这也属于“健康的发泄”？还有《浅大理石色电影》中的她和我，她睡在我身边，睡得很香，但是她醒了下床，我说：“回到床上来。因为你还在睡。”于是她听懂了我的话，回到了床上，裹起了被子，依偎在我身边。在她重新入睡时，我的漫游开始了，而这便成为了不断重复的一个简单事件，在记忆中呈现出浅大理石色，淡淡的，却永不结束；那个《晨起穿衣时的女人》，在穿上衣服的时候成了全新的自己，“她穿衣服的时候真美。她的身体慢慢消失，穿上衣服后非常漂亮。这有一种纯洁的品质。”当然，你从未见过她穿衣服，当然，你认为这就是爱，爱走在了穿衣服的后面，爱也背向了纯洁的品质，于是，“她穿上了衣服，故事的开始已经结束。”

开始就是结束，起点一下走到了终点，在穿衣和未穿衣、睡醒和醒来再睡、撕掉诗集只是发泄的生活中，一个回环看起来没有意外，看起来平和发展，看起来开始就是结束，但是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布劳提根却以缺省的方式之呈现看得见的一切：在撕掉诗集之前，他到底说了什么，她又回击了什么？撕书的过程中是不是又争吵过了？在浅大理石色电影里，醒来还在睡的女人如何会乖乖听我的话？晨起穿衣的女人，在没穿衣之前是不是更更纯洁？35毫米胶片无限量供应的影片，是不是有她发现秘密的最后一天？为什么布劳提根没有交代没有叙述？——但是布劳提根为什么要提及那些没完没了的细节？就像《斯卡拉蒂失控》这篇小说，只有引号里的一句话和引号外的一句话：

“与一个正在学小提琴的男人合住在圣何塞的单间公寓里太难了。”当她把空左轮手枪递给警察时，这么说道。

缺省的是学小提琴的男人为什么会制造对女人来说的难题？他们怎么会合住在圣何塞的单身公寓里？她把手枪交给警察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那之后被解决的事”？左轮手枪为什么是空的？子弹射出了吗？射中的是学小提琴的男人？警察对此会有什么想法？他们会不会说：“我只是写诗，我并非书页的守护者。我不能永远照顾它们。这是没有意义的。”缺省的故事当然制造了想象力，在一个句号和另一个句号完成的叙事中，缺省或者就是生活本身的一个特点，它没有完整的情节，没有合理的逻辑，没有道义甚至法律上的优越感，而身为诗人或者警察，对生活以及对缺省的故事，只能保持观望的心态，从来没有守护者，从来不需要照顾，当然也从来没有意义——1964年的加州文学生活，就是抽取了所谓文学而返回生活本身的缺省状态。

这种抽离文学的生活，这种缺省状态的故事，布劳提根其实命名了它，那就是“美国往事”：“我的祖母，以她独特的方式，像灯塔一样照耀着暴风雨中的美国往事。”开篇的《草坪的复仇》就指向了没有湮灭的“美国往事”，美国往事是关于走私酒贩祖母的回忆，在禁酒令没有实施之前，她是当地的风云人物；美国往事是关于“微不足道的神秘主义者”的祖父的过去，“他在1911年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确切时间：1914年6月28日，但这让他承受不了。”在疯人院呆了17年，总认为自己是个孩子，总认为每天都是1872年5月3日；美国往事，当然也是1936年那个和祖母一起住了三十年的意大利人杰克的故事，推销佛罗里达州地皮的他遭遇了美国的大萧条时期——于是，他让祖父的草坪荒废了，他把车子开到了前院，他撞掉了蜂巢，他砍倒了梨树，他对着那些鹅发呆……

美国往事中有祖父、祖母，有一战、疯人院、走私酒，也有杰克，有佛罗里达州的地皮推销，有股市大跌的大萧条时期，当不是1936年就是1937年杰克的那把火，用煤油点燃梨树和草坪，美国往事却并没有完全不给摧毁，“即便作为生命的最初记忆，这也够奇怪的：看着一个人把几十加仑的煤油倒在一棵三十多英尺的躺倒的树上，点上火，而树枝上的果实还是绿色的。”为什么在大火中果实还是绿色的？因为这是草坪的复仇，它在“美国往事”中没有被烧死，而是用绿色继续着那块草坪上的生命，而这就是草坪在复仇中变成了“复活”——但是，布劳提根绝非是一个复古派，当美国往事还在继续，还在发生，还在复活，它演变成的“草坪的复仇”其实就变成了“健康的发泄”之后所要解决的事。

从美国往事中复活，或者复活了一种美国往事，当然具体于时间的复活。祖父在疯人院呆了17年，他的每一天都是1872年5月3日，杰克在1936年或者1937年烧掉了梨树，绿色的果子却还在那里。《1692年的科顿·马瑟新闻短片》里的我还是个孩子，在1939年的华盛顿州塔科马市知道一幢房子里住着一个女巫，于是翻过面墙，打开那扇门潜入了这个疯女人的房间，除了各种不同插满花的瓶子，再也没有其他，连疯女人本身也没有发现，潜入本身就是冒险，最后从那幢房子里出来我高声尖叫着往外跑，“我们尖叫着跑过塔科马的街道，我们自己的声音也追着我们跑，就像1692年的科顿·马瑟新闻短片。”1939年的奔跑像1692年的新闻短片，而1939年的潜入最后变成了和那个祖父一样的预言：“一两个月后，德军入侵了波兰。”潜入就是侵入，只有预言才能让历史重复，才能让美国往事成为现实。还有《加州当代生活小故事》，又是加州，又是美国往事：1904年的开头也适合1969年，一篇题为《自由的必要性：为艺术家呼吁》的文章，复制了杰克·伦敦小说《海浪》的开头，击沉渡船，抓住文学评论家，然后被升为大幅，遇到真爱，逃离而找到小岛……“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给六十五年后的这个加州当代生活小故事一个结尾。”《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中，在打字员、编辑和小说作者三人共同组成的“一”里，是以1935年俄勒冈州北本德市的一家餐馆开始的爱情故事：年轻的伐木工人爱上了女服务员……

1939年的潜入变成了侵入，1904年的开头适用1969年的故事，1935年的爱情小说就像正在发生的“三分之一”现实——“我你们豪啊林师说梅贝尔脸红得像朵花华时我们就坐在那辆雨天的房车里，敲打着美国文学的大门。”从混乱走向有序，句子和句子，词语和词语，在过程中终于开始敲响“美国文学的大门”，这是美国往事的现实价值？布劳提根在讥讽？在揶揄？在嘲笑？一方面是对文学本身的解构，1964年的加州文学生活中，诗人已经不是一个文学的守护者了，打字也只是一部小说的“三分之一”，《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打字员中，甚至1天120美元给打字员就是因为她是海明威的打字员，“他说她能帮你解决一切问题。你只要把手稿给她。就像奇迹降临一般，你就有了迷人、正确的拼写和标点符号，美丽到让你双眼充满泪水，文章段落看起来像是希腊神庙，她甚至能给你补全句子。”海明威当然能敲开美国文学的大门，布劳提根也是——布劳提根笔下的布劳提根，以及和布劳提根有关的《在美国钓鳟鱼》都成了一种文学的摆设：1961年冬末春初丢失了《在美国钓鳟鱼》的两章，一章叫“伦勃朗小溪”，另一章是“迦太基洼地”，伦勃朗小溪里没有钓到美国鳟鱼，“但它在最后一刻从钉子上落回了画中，从我的视线中洄流到了十七世纪，那时它属于一个名叫伦勃朗的人的画架。”而迦太基洼地在暴雨之后变成了两个看起来像鼻孔的小洞，曾是河的地方再没有鱼。

一切都已经逝去，连小说本身都丢失了，美国往事变成了没有重新的故事，“有趣的是，我在1961年没有重新写，而是等到1969年12月4日再写，是差不多十年后，才回来尝试找回这些记忆。”但是1969年的布劳提根还是1961年的布劳提根？或者说1961年的美国往事在1969年还能一如既往调鳟鱼？但是至少布劳提根还是布劳提根，那只是作为我在不同年代的自己，但是在《原谅》里，布劳提根完全变成了《在美国钓鳟鱼》的作者，“我很清楚理查德·布劳提根写过一本名为《在美国钓鳟鱼》的小说，该小说全面论述了钓鳟鱼及其复杂多变的环境，所以我有点不好意思尝试相同主题的东西，但我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一个我不得不讲述的故事。”我是谁？一个作者，一个讲述者，一个“真的需要那条河”的美国往事者，但是即使有水，即使钓鳟鱼，在第六个沼泽中间，除了黑暗和水什么也没有，“世界上的每一种恐怖都在我的背后，在我的身边，在我的正前方，它们都没有名字，除了感知本身，没有任何形状。”1961年写作《在美国钓鳟鱼》的布劳提根只是一个作者，就像“加州文学生活”中的我，不是守护者，只是诗人，所以对于作者布劳提根来说，也没有所谓原谅的问题，而故事重新开启的时候，美国往事就变成了只有黑暗和水的恐怖。

布劳提根在美国往事中解构了文学，解构了文学中的布劳提根，解构了文学中的布劳提根写下的美国往事，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往事的重新复活，如草坪的复仇一样，大火中的果实依然是绿色的诡异：这里是《复杂的银行问题》，“我排队时，前面总是有很多人遇到复杂的银行问题。我必须站在那里忍受美国金融卡通片的折磨。”支票是财富暴风雪，柜员是长跑运动员，而储户的命运不如后院被发现的骷髅；这里是《我曾试图向别人描述你》中的那部关于罗斯福新政的电影，农村电气化的主题变成了希腊天神，“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农民都能听到罗斯福总统的广播。”还有在《俄勒冈州东部的邮局》里，没有看到山狮和熊，却发现了玛丽莲·梦露的大幅裸照，“她死于安眠药自杀，她还很年轻，很美丽，正如人们所说，她有着大好的前程。”还有在《很久以前，人们决定住在美国》中的一美元和一个女人，“她展开双臂搂着我，亲吻我的脸颊。她的身体温暖，友好，富有奉献精神。”如此未来的可能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决定住在美国，以及“我们一起活过了这一个片段”。

关于银行排队问题，关于农村电气化问题，关于美女与政治以及“大好前程”和自杀，美国往事就是美国现在，因为“故事的开始已经结束”，在通往明天通往未来的路上，美国早就被一把枪指着：

“你要去哪里？”人们在我上车的时候问。我坐在他们边上，把猎枪像权杖一样支在两腿之间，枪口指向车顶。枪管倾斜，指向乘客一侧的车顶，因为我永远都是乘客。“埃尔迈拉。”

《埃尔迈拉》中的埃尔迈拉是美国纽约州中部的城市，是马克·吐温在附近的庄园里写过而文学作品的地方，是我实现美国猎鸭王子梦的故乡，但是它最后不是我理想的打猎地，抵达就是离开，开始就是结束，对它的爱就是用枪指着，双筒16号猎枪和口袋里装着的很多子弹，却从来没有一颗射向这个地名，往事如梦，在美国钓不到鳟鱼，在加州的酒吧没有守护者，在俄勒冈的邮局没有大好前程，在埃尔迈拉没有射出的子弹，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洛杉矶飞机》中那个逃离了农场、发起了革命、做过汽车推销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创办了银行、最后做过建筑公司簿记员的老人退休了，“他看下午的电视。”，最后则是逝世，“今天下午你父亲去世了。”

老人的过往就是美国往事，现在去世了，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连死去的消息都是别人说的，而且已经死了十年。也许，回忆的开始就是故事的结束，布劳提根在1970年还差几周的时候说，“我已经思考过他的死对我们所有人意味着什么。”老人被发现死于洛杉矾一栋出租屋里置于前屋地板上的电视机旁，而14年后，人们在二层阁楼木地板上发现了死去多日的布劳提根，一个曾经写诗的诗人，一个现在的逝者：“我只是写诗，我并非书页的守护者。我不能永远照顾它们。这是没有意义的。”

	编号：C38·2220516·1834
	作者：【德】西格弗里德·伦茨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21年04月第1版
	定价：69.00元当当33.40元
	ISBN：9787020169191
	页数：224页

我很早就认识到了，短缺，样样缺乏，蕴藏着怎样的良机；还在上学时我就熟悉有与没有之间的区别了，不仅如此，我还善于辨识特殊的短缺，一旦哪里存在令人难熬的需求，我就感觉到某种创造性的兴奋；简而言之，急需是我的最大的运气。
——《雷曼的讲述或我的市场曾经如此美好》

黑市的对面是白市，短缺的反面是过剩，过去的对立是现在，以及未来，“很早就认识到”的商机，“上学时”就拥有的知识，一切都推向了那个过去的时代，“黑市曾经是我的职业。”所以过去的短缺时代是“我最美好的年代”，在那个美好的年代，我在黑市上得心应手，成为了成功者——雷曼讲述“曾如此美好”的市场，一个黑市商人的自白构成了德国过去那个年代的回忆录。

很早就拥有了“某种创造性的兴奋”，知道“急需是我最大的运气”，但是真正起步却是在战争年代，因为作为海军参谋部的士兵驻扎在丹麦两年，当返回德国时，我拿走了属于自己的“战利品”，那就是奶油勺。根本没有人会把沉重的奶油勺当成战利品背回家，但是我却带着两百四十把奶油勺踏上了回家之路，它们也成为了我的“惊人的财产”。这当然是我具有才能的表现，因为人无我有，本身就是一种商机。后来有人主动出价，于是我开始了“尼采式”的打算：重估一切价值。之后遇到一营干渴的“沙漠鼠”，他们要举行庆祝活动，让我给他们带酒，给我的报酬则是一千盒烟。我根本没有什么库存的酒，但是通过和别人的接触，我找到了地下室藏了很多年的酒。说是酒，其实容器里都是那些死去的动物，它们是青蛙，是鱼，是黑色蝰蛇，将容器里的东西倒在巨大的筛子里，然后过滤得到的便成了卖给“沙漠鼠”的酒。

两百把奶油勺，五百瓶泡酒，奠定了我在黑市的地位，确立了我作为“黑市魔法师”的名声。之后在物质继续短缺的年代，我又通过棺材秘密装入了猪肉，在女房东的帮助下，我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地下工匠，“在普遍短缺的时候迅速获得了大师的荣誉。”之后将医院里破烂的床垫加工成新床垫卖给了别人，将黑市弄到的四百本赞美诗集卖给了牧师，将朋友车库里的军用卡车出售了，“我只有过一回失手，那是在出售整整一批漂亮的坦克榴弹时。”当然，让我锒铛入狱的是那批银器，本诺说银器能赚二十万马克，于是我和女房东、司机和组老的孩子开始了危险的非法运输，很不幸的是我遇到了大搜捕，于是我被关进了拘留所——但是，即使在拘留所，我的黑市生意也没有停止，我在里面操控生意，看守负责传话，女房东负责执行，“我成了我们的破烂小拘留所的赞助者。”甚至所长也从中获利，我成为了终身荣誉犯人……

这就是我的黑市辉煌历史，归结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我嗅得了商机，“短缺不仅锻炼人的幻想能力，不仅将思想引到吃饱穿暖这样的愿望上，更激发特殊的需求，让我们做出奇怪的举动来，唤醒我们对庄严的多余的感觉。”实际上在黑市上成功，不仅仅是具有对于物质需求的灵敏性，“从精神史的角度看来，也许可以称它是一种纯粹的超现实主义的初级阶段。”为什么这是超现实主义的一种经历？因为这是一个缺少规则的年代，因为这是没有秩序的时代，因为这是属于我的冒险人生，一句话注解了我的成功，“男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即使黑市本身是无序的代表，即使那个年代很多人成为物质匮乏的牺牲品，但是于我来说，这是创造了自己的历史。

但是，被抓进拘留所没有终结我的黑市生活，反而当物质不再短缺则让我的黑市人生画上了句号，“摆在今天，这一切都将不再可能。我的市场，黑市，不存在了，至少暂时不存在了。”不存在的时代里，我充满了伤感，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丰富的时代甚至过剩的年代，我们什么都拥有了，也就不再有幻想，不再有冒险，“我们的市场表现得多么没有创意、多么退化、多么缺少艺术细胞啊：商品供应充斥市场，受到价格管理机构的监督，来的客人随时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一马克能买多少东西。”另一方面，我怀念曾经的岁月，虽然那个时代返回的可能已经很小，但是我还是喜欢诗人赫尔德尔的一句话：“命运的安排，请默默忍耐！谁坚持，谁将成功！”

我期盼着奇迹，期盼着美好，期盼着属于我的时代再次出现，这是一种怀旧主义？“摘自一名黑市商人的自白”，西格弗里德·伦茨用这样的小标题书写一部关于过去美好时代的回忆录，其实是在审视更宏大的历史：那个时代是如何结束的？被我称为“整个肌肉系统麻痹的一天”，就是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那天是德国实施货币改革的礼拜天。货币改革，就是开始建立一种秩序，就是重建一种规则，而这个秩序和规则带入的是白市，是物质的丰裕，是规范的市场。那么很明显，这段回忆录所记录的时代则是一九四八年改革之前：改革之前是战后的混乱，战后之前则是战争年代——所以，伦茨所要揭示的就是战争对德国社会造成的危害，所关注的是战后德国人的生活——我在秩序和规则重建之前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命运，而对于的德国人来说，这也是他们战后必须拥有的态度：“命运的安排，请默默忍耐！谁坚持，谁将成功！”

如果雷曼的讲述是从黑市商人的回忆揭露德国那个年代的生活现实，那么《灯塔船》则从正面提倡了重建需要的精神：站好属于自己的那班岗——“灯塔船”的标题本身就指向了一种象征意义，船长弗莱塔克阐述了“灯塔船”的作用：

如果我们不在这里的话，那么他们在这儿找到的将是一块舒适的沉船墓地，海湾里将到处布满了沉船的桅杆，就像苦行僧钉板上的钉子。整个海湾里将塞满了沉船的残骸，外海的布雷区中的沉船也将一艘挨着一艘，一艘叠着一艘了。正因为我们拴在铁链上，停泊在这儿，给航船指明航道，别的船才能够自由航行。有灯塔船的地方，总是容易出事的地方，他们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一看到我们，就警惕起来。

灯塔船指明了航道，警惕着其他船只，它本身被拴在铁链上，但是给了其他船只自由和安全，如果没有灯塔船，那么这个区域将是最危险的，整个海湾将堆满了沉船的残骸。这是灯塔船具有的现实意义，而在“战后九年”这个时间标记中，它更代表着重建的象征意义：战后九年，它一直被系着长长锚链，一直停泊在灰蒙蒙的海面上，“像座火红的小山矗立在那儿，船体上布满了贝壳，长满了海藻。”但是这也意味着这艘灯塔船从类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九年来，信号灯的灯光来回扫射，掠过漫长的海岸和夜色笼罩的海面，一直照射到那些小岛上；这些小岛灰蒙蒙的，又扁又平，像船桨似的突现在天际。”灯塔船坚守自己的岗位，这是重建需要的品质，正如船长弗莱塔克所说，“它经受过的风雨比我知道的任何一艘船都要多。”而再过十四天灯塔船将被拖进港内，这意味着它将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不光是船要守好自己的岗位，船上的每一个人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这就是“战后九年”所需要的态度，不管是船还是人，都要活在重建的秩序中。但是在这一天意外发生了，他们发现了远处有一艘摩托艇，弗莱塔克命令船员将摩托艇拖了回来，发现船上有三个人，卡斯帕里博士和库尔兄弟。弗莱塔克完全从人道主义出发将他们救起，但是船员发现小艇上藏有武器，而且之后从广播里得知库尔兄弟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犯人，甚至他们杀死了一个邮递员。拯救变成了纵容？于是摆在弗莱塔克和船员面前的难题是：是答应他们的要求修好摩托艇，还是和他们进行搏斗最后将他们绳之以法？对于弗莱塔克来说，站好最后一班岗是他对自己和船员的要求，就像灯塔船，九年来为其他船只指明了航道，自己的岗位职责也要求他成为“灯塔船”，所以他的决定是：“我们要尽快打发他们走。他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都与我们无关。”但是他的这个决定被船员们看做是懦弱，看做是逃避，因为带着武器的这三个人很可能会制造矛盾和暴力，威胁船员和灯塔船的安全。

坚守岗位，可以表现为完全不同的态度，如果按照弗莱塔克的想法，摩托艇修好，三个人自然会下船，灯塔船和船员将平安度过最后的十四天，这也将实现他们站好最后一班岗的目标。但是摩托艇却没有修好，无法离开的三个人便要求弗莱塔克用灯塔船将他们送到目的地，他们开始对船员发出威胁，这也是对灯塔船使命的亵渎，因为一旦灯塔船离开，这里就存在安全隐患，其他船只就可能葬身大海。所以船员们冒出的念头就是用武器反抗他们，库尔兄弟中的一个被打死，卡斯帕里博士也曾被绑起来，但是武力抵抗的危险是巨大的，那只被埃迪杀死的乌鸦就是一个证明，包括后来死于枪下的楚姆佩——那么，该如何化解这场危机？

实际上，伦茨将灯塔船的命运置于这样一种环境的时候，他就是在寻找战后重建的必须具有的精神意义。灯塔船经历了风雨，船员们自然也经历了战争，而现在他们面临的其实是另一场战争，弗莱塔克想让卡斯帕里博士等三人离船而去，这当然是最可靠的办法，但是他的这种想法被认为是逃避，这是一种矛盾，弗莱塔克和儿子弗雷德父子之间的对立就是这种矛盾的体现。曾经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的纳茨默在岸上有危险，船上的所有人都要上岸营救，但是弗莱塔克却阻止他们，并下令起锚开航，“是你把纳茨默丢下不管，因为你在他们的枪杆子面前害怕了。你是一个胆小鬼。”而此时，船员们面对手中有武器的三个坏人，他们就是采取了抗拒的方式，但是弗莱塔克却认为这是一种冒险，他对儿子说的是，不要试图让自己成为英雄，也不要成为一个殉难者，“因为我总觉得这两种人死得不值得：他们死得过于简单，而且他们在死的时候，还坚信自己所干的事——我看他们太自信了，其实他们的死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看起来以死抗争是不怕死甚至是英雄主义的做法，但是当行为最后换来的只是死，这种行为又有什么意义？弗莱塔克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表现，因为他们用死解决了属于自己的问题，帮了自己的忙，但是对别人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所以面对船上的危险，弗莱塔克拒绝以暴制暴，“一个没有武器、不使用暴力的人，总还有别的办法吧。”对于弗莱塔克来说，别的办法包括劝博士去自首，对他们晓之以理，“丢掉幻想，投案自首。即使你们的小艇还在，你们要到福堡或者其他地方去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小得不值得一试了，而且这种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小。”但是当卡斯帕里博士拒绝自首，并威胁要用灯塔船将他们送到目的地，当埃迪开枪制造了新的危险，在他们强行要求灯塔船起锚的时候，弗莱塔克终于挺身而出，直接面对埃迪的枪口，“埃迪开枪了，只听见一枪，枪声听起来就像两片木块拍击的声音，响亮，单调，几乎令人绝望。”

弗莱塔克倒了下去，他死了，而船员们合力抓住了坏人，弗雷德把索针刺进了埃迪的身体。弗莱塔克的死是不是像他之前所否认的那样，是一种成全自己的自私行为？他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子弹，是为了不让灯塔船起锚，是为了不让它离开自己的岗位，而自己也在这死亡中坚守了岗位，所以弗莱塔克的行为又回到了最初的目的：坚守最后一班岗，这当然不是自私，不是冒险，而是重建需要的秩序精神，当他死之前问儿子弗雷德的是：“我们的船在开吗？”在得知灯塔船还在它应有的位置，在听到“一切都正常”之后闭上了眼睛。一切正常就是回到了固有的秩序，弗莱塔克的行为被伦茨赋予了一种精神，不是冒险，不是英雄主义，不是殉葬，而是在每个人应有的位置上，这就是“战后九年”所需要的本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灯塔船精神”。

无疑伦茨在弗莱塔克身上提出了战后德国的重建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伦茨又从卡斯帕里博士这个人物身上找到了秩序被破坏的原因，他对弗莱塔克说起自己身上的叛逆性，“我得说，我的第一次叛逆完全是出于本能，或者说是一时冲动。”偶然中成为了敲诈案的见证人，本能就是反抗敲诈者，但是他发现用同样的方法惩罚他之外，根本没有其他办法，于是，卡斯帕里扩大了自我辩解的能力，成为之后一切行为的借口——卡斯帕里成为了叛逆者，“这个事实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的家庭似乎事先已经容许我放任自流，容许我具有一个不光彩的人所具有的一切——特殊的痼疾、特殊的恶习和一种特殊的道德。”叛逆就是对本位的破坏，叛逆就是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体系，一切的恶习、一切的痼疾，一切的特殊道德成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卡斯帕里说起自己的三种生活，就是在这个体系里构建的叛逆人生：第一种生活，冒名顶替了自己的弟弟接起了律师业务；第二种生活就是以律师的名义，“只要存心叫人有罪，就可以给任何人加上一个罪名。”第三种生活就是用做律师得来的钱开始了造船厂厂主的生活，“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弟弟是怎样死的，因此我在船厂里专门叫人研制不会沉没的各类救生艇——有客轮用的、渔船用的、各种船只遇险时用的，等等。”

卡斯帕里博士的三种生活，就是自私，就是罪恶，就是冒险，很明显，他的人生回忆录就是黑市商人雷曼的自白，同样，终结卡斯帕里博士“黑市”人生的也是秩序，也是规则，如“灯塔船”一样，永远在自己的位置上，“灯塔船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别的船就没有安全保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