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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24·1950622·0139 |
| 作者： 张威廉 编 | |
| 出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 |
| 版本：1979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17.00元 | |
| 页数：1058页 |
以德国、奥地利为主体的德语文学发扬了日耳曼民族善于思辨的特色，在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词典作品起于公元7世纪的《希尔德布兰特之歌》，共收入作品500余部，作家1400余人。词典正文包括作家作品、名词术语、流派社团、文学奖、报刊、研究机构、纪念馆等，词条2319。另附有德国、奥地利文学简史及德语文学大事年表、中文译本目录。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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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12·1950505·0121 |
| 作者：胡适 | |
|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 |
| 版本：1988年8月第一版 | |
| 定价：2.80元 | |
| 页数：377页 |
如果撇开政治上的纠葛，胡适更适合做一个在书斋里的学者，比如他对《红楼梦》的研究使其成为“新红学”的代表人物。胡适在长达40余年的研究中，对《红楼梦》提出了许多有见解的观点，包括《红楼梦》的版本、《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考证、《红楼梦》中人物的研究，而且处处实践着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格言。本书收入胡适对《红楼梦》研究的专题论著以及与友人的书信、日记、 演讲、谈话中关于《红楼梦》的论述。
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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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74·1950418·0112 |
| 作者：余华 | |
| 出版：江苏古籍出版社 | |
| 版本：1987年4月第一版 | |
| 定价：4.00元 | |
| 页数：289页 |
由于封建社会各朝代的更迭，其官制、兵制、科举制的变化正是解读各朝代对政权、文化、边境御敌的不同手段。从体例上说，本书更接近工具书。第一卷简述了从先秦至清代的官制，第二卷表释各朝代的官制、兵制、科举制，第三卷则对制度的专用名词进行简释。
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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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11·1950411·0111 |
| 作者：（美）梅·弗里德曼 | |
|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1987年4月第一版 | |
| 定价：5.00元 | |
| 页数：289页 |
意识流手法不仅仅是文学的一种技巧，由于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的贡献，使意识流成为心理学中无意识状态的一种隐喻。梅·弗里德曼在本书中探讨了意识流与文学直接相关、与心理学和音乐间接相关的某些方面，特别是重点介绍了爱德华·迪亚尔冈、瓦勒里·拉尔博、多萝西·理查森、维吉尼亚·伍尔夫、詹姆斯·乔伊斯等作家的意识流小说。
我的四周就是生活：时间、地点，四月傍晚，巴黎城中；清澈的夜晚：夕阳西下，恼人的喧哗，白色的房屋，树叶的黑影；傍晚更加柔和，成为某一个人、走自己的路产生的异样欢乐。
—–爱德华·迪雅尔丹《月桂树被砍》
傍晚而夜晚，夕阳而黑影，巴黎而房屋，时间断裂在词语和词语之间，地点隐没在句子和句子之中，“而”不是衔接，它只是一种跳跃而无处寻访的动作，但是当时间和空间被投射出来之后，那一个“成为某一个人”的我就成为唯一的观察者和体验者，是我进入到了时间里，还是超越在时间之外？是某一个人在被点出的地点中，还是游离在空间之外？“我的四周是生活”统摄了一切，是把时间和地点都纳入到了意识里。
《月桂树被砍》第一段，却不是第一句，在“我的四周是生活”之前是另一句话：“而现在，时间地点均已清楚：是今天，是此地，是此刻，叮咚敲打的钟声便是记录。”在“某一个人”的我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让时间和地点清晰地展现出来，而且就在此地此刻，就在现在——那个清除地表明了时间地点的人是不是我？那个记录了钟声的人是不是某一个人？当爱德华·迪雅尔丹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在没有出现“我”的情况下，依然在句子后面站立着一个统摄者。正因为如此，梅·弗里德曼把这一段看作是“内心独白的一种宣言”，而在意识流文学发展史上，也给予了迪雅尔丹极高的评价：“在迪雅尔丹之后，现代小说中使用的几乎所有的技巧，其萌芽都可见于《月桂树被砍》”，他把维吉尼亚·吴尔夫作品中的回忆和幻想的独白，把多罗西·理查森作品中感官印象的段落，把普鲁斯特小说中的叙述者与乔伊斯自传式的主人公所执行的自我认识的格式，把《尤利西斯》诸插曲的内在节奏的变化等都看成是在迪雅尔丹意识流写作技巧上的延续。
第一段，第一句，成为“宣言”，无疑是一种开创，从《鬼魂》卷首插图的那句话“唯有灵魂长存”，到《月桂树被砍》某一个人在此地此刻的独白，迪雅尔丹的开创精神就是终结了传统小说的写作技法，弗里德曼认为，他是法国小说史上“卢梭-狄德罗-斯丹达尔-福楼拜谱系的最后一级”，开创就是终极，当迪雅尔丹站在“我的四周就是生活”那个句子前，当他喊出内心独白的宣言，他就是用普林斯的白日梦寻找到了意识的那条河，在他看来，内心独白“表达了最隐秘的思想，即最接近无意识的东西”，一个年轻的花花公子，生活中的六小时，活在句子里的不是环境，而是意识，是抵达内心最隐秘部分的意识，甚至是无意识。
一个年青的花花公子生活中的六小时当然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制造了一个早期范本，“从这种意义上讲，它显然预示着那部现代小说，是乔伊斯在1887年的缩影。”甚至在乔伊斯的发现和强烈呼吁中，迪雅尔丹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复出，被隐没而复出，在意识流文学的历史中，这一过程像是对于“唯有灵魂长存”的注解，更是在“我的四周就是生活”的内心独白中统摄了时间，但是当“是今天”是此地，是此刻”只写在《月桂树被砍》里，那种超越了时间的意识其实只是文本的一部分，所以站在没有“走自己的路产生的异样欢乐”的现在，弗里德曼显然是心生遗憾的，当威廉斯和季洛杜的两本新书问世后，法国小说家渐渐开始抛弃意识流；当拉尔博在1924年以后不再运用这一手法；当1937年的安德烈·莫洛亚发表了《阅读思想的机器》，使内心独白成为偶然的形式；当莫里亚克说：“一部自称是全部以生活为原型进行创作的小说实际上只是由一些省略号构成的。”而把乔伊斯的内心独白看成是不自然、专断的技巧；当莫里斯·布朗肖在“内心独白”一篇文章中对意识流有赖于存在的艺术的艺术前提表示怀疑，意识流似乎已经走到了它的末路，“可以肯定，意识流标志着一种文学思想，它同乔伊斯、维吉尼亚·吴尔夫以及早期的福克纳一同消失了。”弗里德曼这样说，当文学思想随着技巧而消失，“人们无法再写出第一流的作品，这几乎已是不言而喻的了。”
也正因为此，弗里德曼需要让自己成为那一个“某个人”，成为“是今天，是此地，是此刻，叮咚敲打的钟声便是记录”中的那个记录者，时间组成了一段历史，历史推向了此时此刻的现在，仿佛是在文本里永生，就像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对于意识流的定义一样，““意识并不是片断的连接，而是流动的。用一条‘河’，或者是一股‘流水’的隐喻来表达它是最自然的了。”它是一条意识的河，思想的河，生活之河，也是时间之何。而在时间之河中，柏格森提出的“心理时间”，无疑契合着意识流的心理学基础，这个从数学家那里借用来的空间限定时间的概念，在柏格森那里就成为在现实内部的“时间与自由意志”，脱离了环境，脱离了物理时间，脱离了空间时间，它成为纯粹的时间，于是它是真实的，它是绵延的，“连续性而不是同时性，强度而不是量值，是彼此互相渗透的片刻而不是彼此分割的片刻。”
詹姆斯说：“意识流象一只鸟，似乎只是飞翔与栖息的更迭。语言的节奏表现了这一点，每一思想用句子表达，每句则以一句点结束。”柏格森重新定义了时间的绵延，而弗里德曼就是把他们看成是意识流在心理学上的准备，而在意识流文学这条时间之河里，还有弗洛伊德和荣格，他们最突出的贡献是研究了潜意识和无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弗洛伊德的“梦的工作”，就是发现了“隐藏在一个象征性框架后面”的潜意识，从而摧毁了“意识指导下的思维”，“主观建立起来的检查制度”，在压缩、歪曲和移位中为现代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指南。而荣格更比弗洛伊德广阔的观点找到了梦的象征意义和文明史的联系，“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一种能创造的意向，这种意向的创造使人们相信它并非真正如此，而是人们希望它如此。这些背离观实的思维内容自然只可能是有着无数记忆图象的过去。习惯的用语把这种思维称‘梦想’。”在弗洛伊德那里，梦是压抑的，而荣格把梦想变成了一种创造，他沟通了詹姆斯的河流和弗洛伊德的梦，并在集体无意识的发现中得出了“象征性的心智结构”，当艺术家自动成为“集体之人”，在集体无意识中成为“积极活动着的人类灵魂的承载者与建造者”，就是清晰地阐明了心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就我们的理解所及，创作过程所依靠的是无意识地赋予原型以生命，是作品完成之前这一意象的发展与定型……”
在意识流文学发展的这条时间之河里，有詹姆斯对于“意识流”的命名，有柏格森发现的时间的绵延，有弗洛伊德的“梦的工作”，有荣格找到的“集体之人”，心理学、哲学为意识流文学创作提供了基础，而其实作为一种文学技巧，意识流并非是按照这样的基础产生的，每一条河其实都有发源地，都有源头，甚至在没有成为真正的意识流之前，它也有属于自己的涓涓细流。所以对于意识流小说来说，可以探寻的是在确定技巧之前，它是以何种方式流动的。弗里德曼在阐述意识流的时候，把它与内心独白、感觉印象甚至内心分析区别开来。内心分析是把对人物的印象汇总在作者的叙述内，它在本质上是理性的，所以它距离意识流最远。而感官印象，是叙述者再现一种纯属个人性质的印象，“为了接近感觉，语言必须依靠从未有过的词形和用法表达出来。这正好是多数好诗的作法。”当然，它和叙述者的主观感受有着必然的联系，而且它几乎就是片段的；而内心独白是在“产生思想或印象的过程中、并且从头至尾都处于活跃状态的心灵的直接引述”，它可能涉及全部的意识领域，也可能涉及意识的部分，所以内心独白组成了意识流里的意识，弗里德曼就此对意识流小说下的定义是：“意识流小说应该被认为是一种主要挖掘广泛的意识领域、一般是一个或几个人物的全部意识领域的小说。”
从清醒状态到不清醒状态，从意识到无意识、潜意识，从个体无意识到集体无意识，当意识容纳所有而汇聚成河流的时候，它是流动的，是绵延的，是梦的工作，是“意识的胶片”，是音乐，是诗歌，就像拉康所说：“小说，必须尽量具有雕刻的可塑性，绘画的色彩，和音乐的有魔力的暗示——而音乐乃是艺术的艺术……”而在这条流动的河流里，许多作家都在其中成为“某一个人”，早期塞缪尔·理查逊在《克拉丽莎》中的“即景”式描述和思考，布朗宁在《指环和书》中的的内省插曲，梅瑞狄斯在《利己主义者》中的心理活动描写，乔治·莫尔在《麦克·弗莱彻》中象征主义的手法，以及亨利·詹姆斯、斯泰因、卢梭、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探索，都为意识流小说的成熟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而弗里德曼重点介绍了劳伦斯·斯特恩，正是他在《项狄传》里打破传统小说的写作手法，使得他成为“或许是植根于这一传统的第一位英语作家”，项狄是作为小说观察者的小说家，他是作品中被置入的“永久的人物”，他建立起了意识中心的视角，“悬浮在空中”，而在叙述中，当所有事件“孤立在短暂的时间内”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暗示了柏格森的心理时间理论，“这样就产生了一种艺术上的延宕，典型地代表了某一时间的终结和另一时间的建立。”
前行者探索之后，无数的“某一个人”终于可以汇聚成“四周就是生活”的创作状态，爱德华·迪雅尔丹和瓦勒里·拉尔博的内心独白，实际上真正开始了意识流小说的独立创作，当迪雅尔丹喊出：“是今天，是此地，是此刻，叮咚敲打的钟声便是记录。”当拉尔博在《情人，幸福的情人》写下：“——噢，贝拉！祝贺你；这没什么价值。不，这是两座村庄，贝拉和缪罗，隐没在群山之中；这个小小的火车站是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方式；什么样的国家——当一个新的危机使他重新对他恶劣的行为感到羞耻和自责的时候。”他们展示了比环境更为广阔的内心世界；而在英国，多萝西·理查森远离逻辑与句法束缚的实践，使他“隐入意识更远的领域时所表现出的奇怪的过渡状态作了探索”，而维吉尼亚·吴尔夫“为了语言而雕琢语言”的写作，心理活动和场景的合一，也开拓了意识流的技巧：“维吉尼亚·吴尔夫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她能够把通常只不过是一种情绪、一种联想或是一种抒情语句扩展到小说的深度和广度之中。”
弗里德曼把詹姆斯·乔伊斯看成是意识流手法全面发展的代表，乔伊斯在《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说过：“可以这么说，这位艺术家的品格最初是一声呐喊，一个节奏，或一种心绪。接着，便成为一段轻巧的叙述，最后它经过修炼超脱了自身，使自己非个性化。”这句话其实成为了他在意识流小说创作中的宣言，从《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到《尤利西斯》，再到《为芬尼根守灵》，乔伊斯就是在一声呐喊、一个节奏、一种心绪中对小说虚构进行了超脱，十八个小时内、768页的篇幅，其实根本不是在讲述故事，是用那一个“某一个人”在写意识的诗歌，它拒绝别人闯入，也拒绝自己脱离，十八个小时就是在内部的时间里建立起了小说王国，就像乔伊斯把《为芬尼根守灵》献给那些“患有理解的失眠症的理想读者”，在暗喻、歪曲、压缩的非理性道路上，在呐喊、节奏和心绪的非个性化思想中，那条河流独自流着。
尽管弗里德曼认为，“《为芬尼根守灵》使意识流达到一种夸大了的精致程度，由于完全排除梦者内心之外的一切，意识流遭到了毁坏。”作为意识流小说全面发展的代表，乔伊斯穷尽了意识流的技巧，“乔伊斯的影子浓重地笼罩着二十年代倾心于运用意识流的所有年轻作家”，这或者并不是一件好事。在乔伊斯之后，还有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还有沃尔多·弗兰克，还有康拉德·艾肯，甚至还有“似乎是唯一能完全掌握意识流小说技巧的作家”的福克纳，但是在质疑、转向、遗忘中，意识流如一首被传唱过的诗歌，终于被冷遇，弗里德曼没有分析意识流小说没落的原因，在他看来，在意识流本身的河流里，在历史发展的时间之河里，意识流小说的最大意义是赋予了小说创作一种全新的生命，那就是诗歌的力量，“既然诗在意识流小说中业已根深蒂固，每个意识流小说的作家，从理论上讲，不应该只是一位小说家，还理应是一位诗人。”或者《月桂树被砍》的第一段就是一首诗歌，流动而无限，断裂而绵延，分化而合一，在“我的四周就是生活”的世界里，一定会有一个人在那里行走，并且“产生异样欢乐”，于是每一个小说家就像诗人一样，从现在，从此地此刻开始，永远听到了“叮咚敲打的钟声”：“由于小说永久地获得了诗的特性，小说终于有了一条生路。”
沧州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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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12·1950321·0109 |
| 作者：张楷第 | |
| 出版：中华书局 | |
| 版本：1985年8月第一版 | |
| 定价：2.95元 | |
| 页数：455页 |
这是继1962年出版《沧州集》之后的一部续集，共收入古代文学论文27篇，分为五卷，第一至三卷论小说，第四卷为论文史，第五卷则对杨树达、陈垣、符定一学术专著进行评价。
余华作品集（1-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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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77·1950311·0102 |
| 作者：余华 | |
|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
| 版本：1995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22.75元 | |
| 页数：1000页 |
余华曾经很像“中国的卡夫卡”，他是一个寓言的高手，像一只可以吞食羔羊的狼，随时可以暴力，在羔羊的反抗中享受唯美，但他拒绝以最快的速度喂饱自己。但这只是1992年之前的余华，曾经拥有《十八岁出门远行》、《河边的错误》、《在细雨中呼喊》等寓言的余华，而当余华进入《活着》以后，他便把自己狼一样享受暴力的爱好给抹煞了，轻易吃掉了羔羊。余华制造的那份张力便消失了。该选集收入余华短篇小说9部，中篇小说12部，长篇小说2部。
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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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21·1950225·0099 |
| 作者：（英）马·布雷德伯里 等编 | |
| 出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
| 版本：1992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12.00元 | |
| 页数：7706页 |
“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流派，甚至它也不仅仅是一种思潮，它的复杂性与深刻性直接改变了20世纪的文艺学走向，它为人们认识自身和世界提供了的另一种视角，用“伟大”这个词可以概括它的影响力。初版于1976年的这本《现代主义》是英国企鹅书店出版的对“现代主义”进行评价的一本重要参考书，上编主要介绍了“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背景以及发展概况，下编对主要表现形式的诗歌、小说、戏剧进行了重点介绍。
创造社丛书·文艺理论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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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32·1950112·0097 |
| 作者：黄侯兴 主编 | |
| 出版：学苑出版社 | |
| 版本：1992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6.60元 | |
| 页数：376页 |
1921年成立的创造社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它的主情特色推动了新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一翼。在文学创作上，创造社因偏激而出现的幼稚是显而易见的，但也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之时分子的苦闷、孤独的境遇，1930年左翼取代了创造社的文坛地位，但这并没有使它结束自己的使命，浪漫主义的文风仍然唤醒着个性意识的觉醒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启蒙。
古代小说戏曲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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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12·1950105·0096 |
| 作者：聂石樵 邓魁英 | |
| 出版：中华书局 | |
| 版本：1985年5月第一版 | |
| 定价：2.50元 | |
| 页数：396页 |
聂石樵和邓魁英夫妇合写的《古代小说戏曲论丛》并不是一本对古代小说戏曲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书中只重点介绍了《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三部小说和《牡丹亭》、《长生殿》、《 桃花扇》 三部戏曲以及关汉卿杂剧、昆曲等，但他们的研究很独特深入。共有论文20篇，出版于1984年，启功作序。
张爱玲文集（1-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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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77·1941205·0084 |
| 作者：张爱玲 | |
|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2年第一版 | |
| 定价：127.30元 | |
| 页数：1554页 |
张爱玲生性纤弱与达官煊赫的门第使她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带着“沉香屑”式的病态诗视角，苍凉、灰暗、压抑以及悲剧式的美使张爱玲带着一种“淡漠得贫血的感伤情调”，描写人与人之间，尤其是畸形婚恋中人性的弱点。这位生活在十里洋场的才女一直不停地描写那袭“爬满蚤子”的华美旗袍。本文集共收录张爱玲短篇小说17篇，中篇小说8部，长篇小说2部及散文63篇。
茶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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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37·1941126·0082 |
| 作者：(法)小仲马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1993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10.00元 | |
| 页数：423页 |
其实，小仲马只是创造了《茶花女》的小说版本，1848年出现的这部表现社会中畸形爱情的小说很快风靡一时，小说把一个堕落女人的感情描写得如此荡气回肠也许只有像小仲马一样身世的人才可以做到。“在她的一生中曾产生过一种严肃的爱情，她为了这个爱情遭受痛苦，直至死亡。”而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在1852年被搬上了舞台，1853年改编的歌剧，均获得了世界影响。
汪文摘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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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12·1940822·0063 |
| 作者：[清]叶燮 | |
| 出版：？ | |
| 版本：？ | |
| 定价：1.20元 | |
| 页数：25页 |
汪君，一个无名小卒，其所作的散文在清代文学家叶燮看来，“令人哑然失笑”。叶燮评述汪文的四痛是：行文无才、持论无胆、见理不明、读书无识。叶燮像一个老师批阅小学生的作文，“逐段注明”，这种批评方式虽可见其率性，但也可窥见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的旧俗。此书为无锡丁氏藏版得影印本。
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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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42·1940709·0056 |
| 作者：(英)彼得·福克纳 | |
| 出版：北方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88年8月出版 | |
| 定价：1.10元 | |
| 页数：:173页 |
彼得·福克纳在介绍“现代主义”这一世界范围的文学运动时，更热衷于对英国作家的介绍，这种介绍脱离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潮，他认为现代主义在英国的发展有其特殊性，从而放弃了这一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毕竟，T·S·艾略特、弗吉尼亚·伍尔夫、庞德、乔伊斯、D·H ·劳伦斯代表着现代主义得一个高峰，而不是全部。
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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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39·1940517·0043 |
| 作者：鲍昌 主编 | |
| 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87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8.40元 | |
| 页数：789页 |
1987年，正是国外文艺思潮大量涌进的时候，对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整合吸收之际编写的这本《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正好解决了国内读者了解国外文艺理论的需求。当然，词典在解说各种文艺思潮时不免带上了编者的主观理解，但在相当大的领域内成为了解世界的窗口。本词典收录文艺新学科、文艺研究方法、现代文艺理论以及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雕塑、摄影等14类术语2495条。
戏曲小说丛考（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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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12·1940517·0042 |
| 作者：叶德均 | |
| 出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1979年5月第一版 | |
| 定价：2.50元 | |
| 页数：835页 |
叶德均（1911-1956），中国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研究者，他对民间通俗文学的研究有其独创性，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在解放前夕发表。本书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为戏曲理论，中卷为小说理论，下卷为其他民间文学论文。
中国现当代文学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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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17·1921125·0024 |
| 作者：戴翼 陈悦青 主编 | |
| 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 | |
| 版本：1989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8.00元 | |
| 页数：573页 |
这本《中国现当代文学辞典》在众多同类辞典中并不是最全面和最权威的， 它的阅读定位为普通学校学生、文艺爱好者，所以编排的内容上以检阅为主。该辞典起讫时间为1917–1987年。共收入文学知识条目874条。
冯骥才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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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77·1920925·0018 |
| 作者：冯骥才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7.70元 | |
| 页数：421页 |
冯骥才，“伤痕文学” 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中除了谴责“文革”对人性的摧残外，更从民族心理上进行剖析，以此做为他传达自己思想的主要手段。冯骥才是严肃的，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忧虑与期望，“是在痛苦中追求幸福” 。
武经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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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55·1920905·0015 |
| 作者：欧阳轼 主编 | |
| 出版：三环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9.85元 | |
| 页数：441页 |
充满权谋之术的古代武学，不仅是对付外来侵略者的武器，同时也是“全功保身” 的必需，纷乱复杂的封建社会培育了武学的繁荣，特别是战国时代，孕育了诸如《孙子》《 吴子》《司马法》《尉缭子》 等武学著作，而在武学的各种权谋之上 ，“道” 成为制约战争的最高谋术与判断正邪的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武学还体现了阶级性和伦理性。《武经七书》宋神宗年间辑录合刻而成，内收《孙子》《 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七部武学经典。
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孙子·谋攻第三》
从百战不殆到一胜一负，再到每战必败，孙子其实绘制了战争的三种必然的结果：胜、平和输，而每一种结果的产生，取决于唯一一个标准：是否“知己知彼”。当战争开始意味着敌我对峙的时候，并不是只需了解敌方的战力，还应该知道自己的状况，也不仅仅知道敌我的实力，还需要判断天时地利等诸多客观因素，在开篇《始计第一》中，孙子就从预计战争胜负的“庙算”开始，从庙堂或朝廷举行会议来谋取作战大计，他提出了战争的五个量度：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作为《孙子》的首篇，《始计》在一定程度可以视为孙子军事思想的高度浓缩和精辟概括，它从宏观上对决定战争胜负的政治、军事等各项基本条件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并对战争的发展进程和最终结局进行预测，尤其强调用兵前的周密谋划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五事之首便是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作战的命令必须和最高统治的意志相吻合，这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战争观，生与死，其利益全部归结为“与上同意也”，而作战准备中所要考察的其他因素包括阴阳、寒暑和时制在内的天，包括远近、险易、广狭、死生在内的地，包括智、信、仁、勇、严等品格的将，包括曲制、官道、主用在内的法，如此，才能在庙算之后开始进入战争状态。
《谋攻》之后，在《作战》中那个提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速胜速决的进攻战略原则，指出了“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的利害关系；在《谋攻》中又提出了“知胜”的五种条件：“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也就是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与敌人打、什么情况下不可与敌人打的，会胜利；懂得根据兵力多少而采取不同战法的，会胜利；上下齐心协力的会胜利；以预先有准备对待没有准备的，会胜利；将帅指挥能力强而国君不加牵制的，会胜利；在《九变》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要求战场上的实际指挥官有决断的权力，赋予将领至高的指挥权，同时指出了“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也指出了“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
在“军形”上指出求胜和求战的不同结果，“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在“军争”上要求“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的气势问题，在“地形”上指出了不同地形的作战方式，“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如此等等，都是孙子提出的一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战略和战术。这一切似乎只是在“知己”这个层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在知彼层面上，孙子似乎并没有多少阐述，但实际上，《孙子兵法》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从“知己”而能“知彼”，也就是把敌我双方都放在战争的同一性之中，从自我的准备、考察和分析中，完全可以解析对方的状态。
《作战》中孙子为什么提出“兵贵胜，不贵久”的速胜速决原则，就在于作战的一种共性问题，“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所以他认为，不管是敌我哪一方，只要是“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也就是说，战争需要避免远道运输，要务求在敌国解决粮秣；在《谋攻》中，孙子提出，“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真正的取胜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甚至保全而取胜才是最高标准，所以，“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管是将帅的用人之法，对于不同地形的分析，对于敌人的攻守，其实都是一种共性问题，只有在知己的情况下，才能知彼，而知彼之后才能“百战不殆”。
但是这一种思想似乎也是冒险的，因为从战争的同一性和普遍性战略和战术出发，从知己和知彼的同等意义出发，是不是就没有了作战的秘密？而这也正是《孙子兵法》被奉为“兵学圣典”的重要原因，它对于作战思路的阐释有中心，有层次，逻辑严谨，语言简练，文风质朴，正如刘勰所称“孙武兵经，辞如珠玉”，以作战的缜密思维为文章谋篇布局，对孙子而言如烹小鲜矣。但是这一兵法的最突出贡献就在于变化，“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一种宏观意义上指出战争的重要意义，但是真正让《孙子兵法》成为“第一兵书”的其实是它的奇正结合、虚实响应、攻守互权的思想，一句话便是：“兵者，诡道也。”
什么是“诡道”？在开篇的《始计》中，孙子就指出了要领：“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能而不能，用而不用，近而远，远而近，这是一种取消了非此即彼对立的融合，然后再是具体结合在一起的战术，而最后的结果便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在孙子的兵学思想中，谋是主要的，谋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所以他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真正最后的攻城是迫不得已的，只有“伐谋”才是上道，而这个上道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能够在战争之后还能保留不破坏性的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的完胜状态。
如何实现“诡道”？孙子提出了很多实际可操作性的指导思想，他在序《虚实》中说：“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要掌握主动“致人”，就需要在“敌不知其所守”时善攻，在“敌不知其所攻”时善守，这样，“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这种善守善攻就是一种像水一样的变化，“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所以在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变化中掌握主动而取胜者，“谓之神”。在《兵势》中，孙子提出了“以正合，以奇胜”的战略思想，正是一种常规战，奇则是突袭战，“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而在《用间》中，他更是提出了“诡道”的五种离间计，“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亲信的人变成间谍，虚虚实实，奇奇正正，在变幻无穷中掌握主动，“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
那些虚实，那些奇正，那些离间，都是诡道的具体运用，但是这种将变化寓于战争中的思维，其关键的基础还是回到孙子所说的“庙算”，回到全面性的“知己知彼”中。《孙子》这种将兵法谋略上升到一种道的高度，对于后世的影响很大，而在《武经七书》这部“兵法中的兵法”里，对于《孙子》最直接的继承者便是《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李靖在和唐太宗对话中提出的军事思想是“致人而不致于人”，就直接来源于《孙子》，“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已”，而为了阐述这种思想，李靖提出了奇正、虚实、攻守等，这也是《孙子》最突出的军事思想，只不过在李靖那里更加突出了，“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故善用兵者，奇正，人而已。”甚至从辩证法角度更是提出了“正亦胜，奇亦胜”的思想，善于用兵的人，无处不是正，无处不是奇，不仅将两者的不同而化为同一，而且还从国家治理的高度运用了这一军事思想，“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
“推乎天也”，是将具体的战略战术变为国家治理能力，而其实，在《武经七书》里，对于战争的阐述其实很多也关乎国家治理，或者说，战争这一具体形态是否和国家治理之道有关。《吴子》的作者是旅居鲁国，曾拜孔子地址曾参为师的吴起所著，所以其中的兵法更多体现儒家思想。《国图》中说：“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吴起面对魏文侯陈述了战争和国家的治理之间的关系，贤明的君主必须对内修明文德，对外做好作战准备，而当战争爆发，面对敌人不敢进攻便是有悖于义，面对阵亡将士的尸体而悲伤，也说不上仁。所以一方面在战争没有爆发之前，国家治理就需要“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灾。”另一方面，当战争真的爆发，这种德治也能充分运用到战略布局和战术实施中，“故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踰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
而作为最古老的一部兵书，《司马法》也是从儒家思想出发，论述了仁义和战争的关系，《汉书·艺文志》说：“兵家者，盖出于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在《仁本》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也就是说，以正义的方法处理国家大事，是政治，当政治达不到目的的时候，就要用权势，而权势总是出于战争，而不是出于中和与仁爱。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是一种下策，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在以仁义为本的阐述中，兵书提出了用仁德智利天下，“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司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而另一方面，当战争真的爆发，也提出了“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所以总结为一句话是：“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所以《司马法》特意列出一章论述《天子之义》，“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具体来说，就是，“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既胜之后，其教可复，是以君子贵之也。”同时提出“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不可偏废的辩证关系。
和《吴子》所说“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争观、《司马法》所说“文与武左右也”的治理观不同，《尉缭子》的思想接近于法家，它广泛论述取胜之道，注重谋略和战前准备，强调进攻要求先发制人防守则强调鼓舞士气，其核心思想便是“刑德”，在第一篇《天官》中说：“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所谓刑德，就是用武力征伐敌人，用仁德安定天下，它指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就是注重人在治理中的作用，而“刑德”在某种意义上更偏重于“刑”。在《将理》中提出“凡将，理官也”的观点，理官就是法官，“凡将理官也，万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不私一人就是执法必须公正廉明，反对徇私舞弊，刑讯逼供，株连无辜等危害国家人民的行为。所以一方面，论述了设官分职的重要意义，指出各司其事是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根本措施，其次阐明了君臣职权及其施政方法，特别指出：“审开塞，守一道，为治之要也。”这都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但是它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官无事治，上无庆赏，民无狱讼，国无商贾”的理想社会，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也正因为这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在具体刑德的措施上，则是加强军令的严肃性、制度的惩戒性，甚至提出了极端处罚的方法，“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在这一指导思想下，需要国君“威加天下”，从而提出了“五致”：“为将忘家，踰跟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在这样的情况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阵。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所以为了保证“战国则以立威”，主张用严法重刑、连保连坐以及株连家族等手段，来防止士卒逃亡，迫使他们服从命令，驱使他们奋勇作战。“今以法止逃归，禁亡军，是兵之一胜也。什伍相联，及战斗则吏卒相救，是兵之二胜也。将能立威，卒能节制，号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胜也。”
“刑德可以百胜之说”，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把“刑”看成是德的一种表现。但是，不管是《孙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对于虚实、奇正有了充分的阐释，《吴子》《司马法》中以儒家思想对战争进行了阐述，《三略》《六韬》侧重阐述统治者要任用贤人以德执政的理念，在《武经七书》“中国武学的最高经典”里，大部分兵书都是从方法论上论述了各种战略战术，而很少涉及战争的性质，或者说，战争之道到底是什么？《六韬》中太公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不是国君统治的国家，它需要在更高意义上的道，“道之所在，天下归之。”道是什么，道是“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的仁，道是“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的德，道是“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的义，如此组合成了“天下之天下”的道，但是当战争爆发，这样一种道是不是意味着被毁灭，意味着衰落？
《尉缭子》虽然体现的更多是法家思想，但是里面触及到了战争的目的和性质的本质问题，《武议》中认为：“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不得已而用之。”既指出了它积极方面的作用，也指出了消极意义，同样的论述也出现在《兵令》中，“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战争是不得不为之的行为，但是战争的最积极意义就是“伐暴乱，本仁义”，所以战争最后的目的是“以武为植，以文为种”，也就是说，军事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军事是现象，政治才是本质，能辨明这样的关系，既使战争胜败立现，也是《尉缭子》作为一本军事著作，其真正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