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散文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E29·1960128·0250
作者：余秋雨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4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20元
页数：531页

余秋雨是以《文化苦旅》而被读者认识的，不容否认，余秋雨的笔触中的确存在着对一种秩序的忧虑，但那种自上而下式的思考方式显然散发着酸腐的味道。反盗版宣言、不断的选集出书，这对于本来沉积于书斋的余秋雨来说，寻找到了一条不断向读者生产产品的捷径。这本《秋雨散文》当然是余秋雨从未发表过的文章中“精选”出来的文化忧思录。

文学爆炸亲历记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E64·1951216·0225
作者：（智利）何塞·多诺索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版本：1993年11月第一版
定价：3.20元
页数：210页

何塞·多诺索，一个带着悬念和鬼魂的作家，给拉丁美洲原先沉寂的文坛一个冲击，《污秽的野鸟》、《别墅》、《旁边的花园》，看看这些小说的题目，就能充分感受何塞·多诺索的个性。这位智利作家一直在追求着国际化的现代写作，就像他自己所言，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活和时间。“我愿意成为和我相反的人”，正因为如此，他鄙视拉丁美洲的权势，并且对一贯的现实主义有一种破坏的欲望，何塞·多诺索说：“只是一个样子的人使我厌倦。””

《“文学爆炸”亲历记》：就像在写一段自传

但是，我说，他们主要是继续分散，继续个性化，把“文学爆炸”甩到后头。
  –《十年之后》

1982年的何塞·多诺索显然是以被唤醒的方式写下了《十年之后》这篇文章：在时间意义上，动笔于“十年”之后，无疑是回到了作为起点的1972年，正是在那一年里，何塞·多诺索写下了《“文学爆炸”亲历记》，当亲历的“文学爆炸”在十年之前发生，“十年之后”无非是一种夹杂着尾音的附录；而在1972年的文章里，何塞·多诺索就预言了“文学爆炸”“很快就会过时”，他甚至在那时就清晰地标注了这一运动的起始和终结：1965年，“始于在卡洛斯·富恩特斯家里那穿得珠光宝气裹着裘皮形象严肃的丽塔·马塞多主持的那个庆祝会”，而1970年除夕，在在路易斯·戈伊蒂索洛在巴塞罗那的家里，由玛丽亚·安东尼娅主持的盛会就标志着它真正的结束。

始于“珠光宝气裹着裘皮形象”的庆祝会，终于辞旧迎新的巴塞罗那圣会，当何塞·多诺索以这样的方式书写“文学爆炸”的履历，显然有些戏谑的味道，仿佛一场波及美洲、影响世界的文学运动只是一个沙龙式的讨论：既起始于文豪的讨论中，又消失于贵族的狂欢里。但是，何塞·多诺索却也不是心血来潮定义“文学爆炸”的时间，即使撇出和沙龙有关的定义，他也认为，当70年代所有人都想挤进“文学爆炸”队伍之中，都想为自己的创作贴上标签，都将其视为荣耀的象征时，一切就真的发生了质改变：“最后进入70年代一切都变了，变成一个大杂烩，很难弄清其价值，难以判断。”而即使在“十年之后”，何塞·多诺索被唤醒重新关注“文学爆炸”，他也依然认为，70年代就应该画上一个句号。

但是矛盾似乎在那里，何塞·多诺索为什么要写作《十年之后》，将目光再次聚焦“文学爆炸”？因为这一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凭借《百年孤独》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标记，无论对于美洲文学来讲，还是对于“文学爆炸”来说，“就像是给一个情节复杂且千头万绪的故事带来一个圆满的结局”，何塞·多诺索这样说，而在十年之前，何塞·多诺索也有过预言，在他看来，《百年孤独》标志着“文学爆炸”进入了第三时期–第一时期的标志人物是卡洛斯·富恩特斯，何塞·多诺索认为，“他是第一个与欧美大作家建立友谊的人–第一个被美国评论家视为第一流小说家，他第一个察觉他那一代的西班牙语美洲小说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并且第一个慷慨而又文明地让人们知道这一点。”而第二时期的代表人物则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个当时年仅24岁的作家的作品获得了巴塞罗那塞依克斯·巴拉尔出版社的“小丛书”奖。

“以我的眼光来看，第三时期–也许是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爆炸’作为’爆炸’的决定性时刻–是随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发表到来的。”《百年孤独》的发表标志着“文学爆炸”进入了决定性时刻，《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故事走向了“圆满的结局”，其实完全契合何塞·多诺索对“文学爆炸”一贯的主张和判断，圆满即结束，决定性时刻即退出舞台的时刻，当他在1982年再次回望“文学爆炸”，其实对于这一运动的想法还是清晰的，在他看来，这个已经达到鼎盛的文学将会“不时兴”了，甚至《百年孤独》在文本以外也推动了“文学爆炸”的终结：“所有这一切：诺贝尔文学奖，中学和大学需要这本书，出书有利可图，很能说明近十年来那个曾经是有争议、并且被诅咒的’文学爆炸’的际遇。”

“十年之后”无非是何塞·多诺索的一种坚持，在他看来，“文学爆炸”有过红火，甚至产生了排山倒海的气势，甚至小说一时取代了诗歌在拉美文学的垄断地位，但是在70那个除夕之后，“文学爆炸”就走上了末路–加西亚·马尔克斯能够在十年之后还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因为他和科塔萨尔等人一样忠于某种革命事业，而更多的人“凑热闹地摇摇摆摆而已”。这里的一个认识是：当“文学标签”成为一种集体的标签，是走向整体性的文学标志？还是为它本身带来了危机？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是，一位住在巴黎的巴拉圭作家，当他获得了一项“美洲作家”的奖项之后，郑重宣布，凭借获奖的作品，自己已经跻身于“文学爆炸”行列了，对于这样一种沽名钓誉的人，何塞·多诺索用嘲讽的口吻说：“真是个傻瓜……太天真了。这就像相信有圣诞老人一样。”

让自己贴上标签而成为“文学爆炸”作家，这是“十年之后”很多人的功利目的，这是“文学爆炸”利益化、商业化的可悲。但是撇除这些沽名钓誉者，其实何塞·多诺索认为“文学爆炸”会过时，更在于他对曾经坚持着创新和革命的作家的担忧，本来“文学爆炸”就是不是以整体性观念和纲领统领的一个流派和运动，分散性是它的主要特点，但是当人们以“个性化”为借口从事创作活动，当“文学爆炸”失去了秩序和准绳，其实在创作主体上自行解构了“文学爆炸”本身：很多人搬了家，换了妻子，儿女长大，不断出书，“他们走到全世界的大街上都有人认出他们，请他们签名。”最后的“文学爆炸”真的变成了一个只是贴着标签、低价的包裹。

十年之后认为“文学爆炸”必被甩到后头，十年之前认为“文学爆炸”处于危机中，这一切都是源于何塞·多诺索的忧患意识，而当他真正亲历了“文学爆炸”的时候，其实对这一切是充满了希望–时间仿佛很规律地划分出三个时间点：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文学爆炸”走向圆满的结局；时间往前推10年，1972年写作《“文学爆炸”亲历记》时，他已经预判了危机将会出现；时间再往前推10年，正是1962年，康塞普西翁大学召开知识分子代表大会–当何塞·多诺索得知富恩斯特将参加大会时，他打听了飞机到达的终点，像一个崇拜者一样，胳膊底下夹着富恩斯特的《最明净的地区》，希望他能给自己签名–“我有点失去了我为人有点矜持的本性”，这对于何塞·多诺索来说，是多么富有激情的举动，是多么珍贵的个人回忆。

而这种激情和珍贵，似乎也说明那时的何塞·多诺索对新时代的文学充满了期望，富恩斯特以及他的作品何以让何塞·多诺索丢掉了矜持，甚至有些疯狂地只求得一个签名？对于作家和作品来说，何塞·多诺索是赋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富恩斯特“给予我一种新的眼光”，这种眼光使自己获得力量，“使我感到有必要将此观念化为已有，运用于纯粹文学的范围，也运用于最世俗的各个领域。”而那部《最明净的地区》，在他看来是属于拉丁美洲特色非常突出的书籍，这种书籍具有一种使命：“挖掘我们的城市和我们国家的深层，以揭示实质和灵魂。墨西哥人、利马人、阿根廷人的实质是什么？当今的作家很少有人劳神去探究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实质是什么。”所以到机场等候、签名，对于何塞·阿多诺来说，更具有一种追随的意义，那就是像富恩斯特一样，拒绝表面虚伪的东西，“他采取的态度，不是像束缚着我的范围之内的小说那样是一种文献式的，而是质询式的；是指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

何塞·多诺索：我想损坏，碾碎，摧毁那东西

挖掘深层次的东西，触及实质和灵魂，以质询的方式指出问题，这一切在何塞·多诺索看来，就是代表着文学的希望，而这个文学，就是基于这块大陆生长、突围和创新的“西班牙美洲小说”。将这块大陆的文学命名为“西班牙美洲小说”，其实是一种对于地域的突围，而“文学爆炸”的真正意义就是寻找和实践一种国际化的思维，“我觉得最近西班牙语美洲小说最有意义的变化总是与国际化进程联系在一起。”要走向国际化，就必须超越地域限制，就必须扩大范围，就必须有开放性视角，而这些对于“西班牙美洲小说”来说的使命，正是源于60年代的美洲文学处在一种自我封闭、各自割裂，甚至臣服在权力之下。

克里奥约主义作家、地方主义作家、风俗主义作家和社会现实主义作家，在何塞·多诺索看来，都是60年代横亘在美洲文坛上的路障，他们的共同标准就是写作“我们的事物”：“他为自己’教区’写作，写自己的’教区’里的事情，用他那’教区’里的语言，面向他’教区’提供给他的读者–读者的数量和质量大不相同，巴拉圭的不同于阿根廷的，墨西哥的不同于厄瓜多尔的–除此之外，不能有更多的奢望。”这便是现实，关于社会问题，关于种族，关于风景，都成为衡量文学质量的尺度。无疑，“我们的”、“教区”都反映的是地方性事物，也就是他们以贫乏、短浅甚至闭塞的视角来写作；另外一方面，从何塞·多诺索自我经历来看，真正的小说创作遇到了太多的困难，当时的命运就是自费出版，就是顶风冒雨去卖书，“在智利这个环境中我感到窒息”。

正如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对作家的定义是：“为自己驱魔的人。”所以在60年代的时候，美洲迎来了一种开放，欧美外国文学影响了这片大陆，“这些新作家一方面使我们眼花瞭乱，另一方面又渐渐造就了我们。”

他们是萨特和加缪，我们刚刚挣脱他们的影响；还有君特·格拉斯、莫拉维亚、兰佩杜萨；不管是好是坏，还有达雷尔、罗伯-格里耶以及他所有的追随着，塞林格、凯鲁亚克、米勒、弗里施、戈尔丁和卡波特，以帕韦泽为首的意大利作家，以“愤怒的青年”为首的英国作家，他们与我们年龄相仿，我们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这一切都是至少是在虔诚地生吞下并消化了“经典作家”如：乔伊斯、布鲁斯特、卡夫卡、托马斯·曼、福克纳的作品之后。

无疑这正是美洲文学的契机，而对于何塞·多诺索来说，是找到了自己“文学上的父辈”。也正是在这一机遇的造就下，1962年在康塞普西翁举行了知识分子代表大会，虽然在大会上一些讨论的创造性建议并没有完全被采纳，但是何塞·多诺索认为，它的最大意义是国际主义思维，“说到’我们的’这个提法，已不光是指智利的事物了，而是指我和智利能够实现的，也必然会让成千上万组成讲卡斯蒂利亚语世界的读者感兴趣的事物，从而打破那些划得如此分明的国界，创造一种更广泛、更国际化的语言。”“我们的”不再只是“教区”，不再只是智利，甚至不再只是美洲，而是世界；不仅是地域意义的世界，也是人与人敞开的世界–何塞·多诺索对于富恩斯特近乎崇拜的表现其实真正的意义在于：“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鼓舞。”

打破地域限制，创新创作手法，更具世界目光，这种革新意义其实不光是指思维习惯，1962年的大会有一个非常政治化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古巴革命事业，而当时参加大会的作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古巴革命事业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在何塞·多诺索看来，也构成了“文学爆炸”统一性的一个方面–现实层面的革命事业，一样被归为文学的一种实际行动，而作家们之后集体式的“流亡”生活，则成为他们不竭的创作源泉，这种“流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逃离“我们的”封闭世界，以一种自由、开放甚至牺牲的方式站在世界主义的高度，所以何塞·多索诺总结出“文学爆炸”真正的同一性特点便是：流亡、世界主义、国际化，“所有这些或多或少有联系的因素，构成了60年代西班牙语美洲小说的相当重要一部分。”

1962年的大会在何塞·多诺索看来，才真正标志着“文学爆炸”的开始，从富恩斯特到略萨再到马尔克斯，当“文学爆炸”经历了三个时期，辉煌也就意味着结束，“文学爆炸”如此昙花一现，当然更多是何塞·多诺索自身对于这一运动的考量，在他看来，帕迪利亚事件产生的幻灭使得古巴革命的激情消失，从而使得“文学爆炸”失去了外在的革命热情；“文学爆炸”本身缺乏统一的理论和立场，分散化的状态没有使之具有完整的总体性；缺乏秩序和准绳则使得“文学爆炸”成为了一种标签，在利益化、商业化的驱使下慢慢失去了创新意义；而流亡的作家在政治性为中已经不能回家，它使得“西班牙美洲小说”真的变成了一种没有归宿的流亡文学。

何塞·多诺索是忧患的，也是悲观的，而作为见证者和亲历者，他的这种忧患意识和悲观心情也是站在自己作品立场上，对整个时代做出的判断，从自费出版到街头卖书，再到从富恩斯特等前辈身上吸取经验，打开世界的目光，何塞·多诺索就是为了打破困囿于自身的一切限制，在和莉莉·乌尔迪诺拉会见时，他指出智利令他感到忧虑，其中的士气、混乱、谎言和公众的不信任感，使自己感到压抑，“在智利，无法与一个和自己不一样的人交往……”希望作家是人民的一部人深入到人民中去，最后却只能在隔阂中，所以何塞·多诺索把内心的希望寄托在小说创作中，在谈及《污秽的夜鸟》时，何塞·多诺索就说，“我想损坏，碾碎，摧毁那东西，并且弄明白它究竟是什么，并且达到什么程度，弄得我的生活荆棘丛生，把我也变得有如魔鬼。可以这么说吧，这反映了我自己变得像魔鬼。”所以他对“伪装”感兴趣，所以对人造的东西寄予厚望，所以会创造对称，这一切都是对现实的解构，都是想用“文学爆炸”来摧毁一切。

在“文学爆炸”的亲历中，何塞·多诺索无疑感觉到自己在整个过程中都在自我意义上实现了“爆炸”，这是对“我们的”狭隘目光的超越，这是对“教区”的贫乏世界的突围，这是对国际主义的构建，所以，在康塞普西翁知识分子代表大会十年之后，在《百年孤独》获诺贝尔文学奖十年之前，何塞·多诺索说：“我觉得，自己与60年代的小说的国际化的进程是如此密切相关，因此当我写自己关于国际化进程的亲身见闻时，写着写着，就觉得是在写自己的一段自传似的。”

修辞学

由 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E31·1951205·0211
作者：(古希腊)亚里斯多德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91年10月第一版
定价：5.85元
页数：218页

“修辞学是论辩书的对应物”，在古希腊，即指“演说的艺术”，专为论辩而兴。亚里斯多德师承柏拉图，但他反对柏 拉图否定修辞学是艺术的说法，首创科学的修辞学，并把它发展成系统的文艺理论。 全书共三卷60 章。

《修辞学》：必然能使听众信服

“我已经讲完了；你们已经听见了；你们已经掌握了这些事实；现在下判决吧。”
—《第三卷》

最后一卷，最后一句，以结束而结束，当亚里斯多德用这一句例句作为全书的终结，这一本《修辞学》也仿佛成为了一篇演说，在最后处形成了它的结束语：它是演说者讲完的演说，它是听众听见的演说，它是让听者掌握了事实的演说，它是让大家开始下判决的演说–一切演说的目的达到了，于是便结束正文，结束演说，结束《修辞学》的议论。

讲完而听见，听见而掌握事实，掌握事实而下判决，几乎就是完成了一种完美的演说目的，在没有了“象散漫的酒神颂那样串连起来”的联系词，没有了“象旧诗人的回舞歌那样回旋”的演说词，亚里斯多德只是给了这个结尾一种明晰简约的目的，而作为结束语，他就说过，意义就在于一方面使听者对自己发生好感，另一方面则是对对方发生恶感，这两种对立的要求只为最后的目的：“打动听众的情感，使听众回忆”，但是用这样的结束语实际上是为了让整篇演说都达到另一个目的，那就是“必须能使听众信服。”这里就出现了达到这个目的的两种方式：一是演说必须有逻辑性，也就是它是为了说服，但是在演说过程中，这种说服其实就是一种说服的过程，在《第一卷》中，亚里斯多德就指出用于演说的修辞术和诡辩术不同，诡辩者的目的仅仅是说服，所以造成诡辩者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的意图，或者说，诡辩者进行诡辩完全是一种合目的性的行为，他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他给修辞术下的定义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在可能性上找出说服方式，就是把或然性变成说服人的必然性，这就需要一种“说服方式”，也就是言之成理、合乎逻辑的论证方式。

另外一方面来说，要让听者在演说中听见、掌握事实并且能下判决，这并不仅仅是需要逻辑性支撑，还需要艺术感染力，也就是说，演说在内的修辞术必须具有艺术性，所以修辞学实际上就是演说的艺术——当亚里斯多德将艺术性提高到一种学问，就是在反对柏拉图否定修辞术是艺术的说法，亚里斯多德在开篇第一句就指出：“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因为二者都论证那种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都能认识的事理，而且都不属于任何一种科学。”也就是说在亚里斯多德看来，修辞术就是一种艺术，它和论辩术一样，“人人都使用这两种艺术”，因为人人都需要批评一个论点或支持一个论点，“为自己辩护或者控告别人”，虽然修辞术采用叙述方式，论辩术采用问答方式，但是并置在一起，亚里斯多德就是反对柏拉图的说法，在这个意义上，《修辞学》也成为欧次洲文艺理论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理论著作。

修辞术需要逻辑性和艺术性，它到底怎样才能在问题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从这两个属性出发，亚里斯多德具体分析了修辞的本体和方法。他认为，要说服别人，就需要进行证明，而要证明，修辞术需要的“修辞式推论”，这种推论是一种三段论法，是“最有效力的或然式证明”，即“恩梯墨玛”——要让或然式证明成立，就需要几个条件：演说者能作逻辑推论，要能分析分的性格和美德，要分析人的情感以及产生情感的原因和方式。从或然式命题证明走向必然性说服，这是修辞术的路径，而在展开对于修辞术的讨论之前，亚里斯多德先对修辞术的一些本体方面的东西进行了讨论。

修辞术和论辩术是对应的，它是一种演说的艺术，那么很明白，演说就是一种散文，而不是一种韵文，这个区分对于之后如何体现演说的艺术性，具有重要的分界意义。那么什么是演说呢？亚里斯多德把演说分成三类：政治演说、诉讼演说和典礼演说，政治演说用于劝说和劝阻，诉讼演说是为了控告或答辩，问典礼演说则是为了称赞或谴责，亚里斯多德认为，“政治演说涉及未来的事，诉讼演说涉及过去的事，典礼演说最宜于涉及现在的事。”而在具体方法上，夸大法最适用于典礼演说，例证法最适用于政治演说，修辞式推论最适用于诉讼演说。亚里斯多德尤其对政治演说和诉讼演说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政体有四种：民主政体、寡头政体、完人政体和独头政体，不管哪种政体，政治演说者所商讨的无非是最重要的五个问题：赋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国家的保卫问题、进出口问题、立法问题。要让这五个问题都能在演说中找到“其中的说服方式”，他认为必须想要知道政治演说者所追求的目的，在亚里斯多德看来，政治演说者所追求的只有一个目的：有益。有益的东西即是好东西，什么是好东西，他认为，美德是好东西，快感是好东西，幸福、正直、勇敢、节制、豪爽、大方、健康、美丽、财富、朋友、友谊、荣誉、名声、说话的能力、行动的能力、天分、记忆力、好学、敏锐，科学、艺术、生命都是好东西，“凡是费了许多人力和财力而得来的东西，都是好东西。”人们有意选择的事就是好事，所期望的事也是好事；人们特别想要得到的东西是好东西，本原比不是本原的东西更好，全体或多数的人、有见识的人认为更好的东西必然是好东西；较少的好东西比较多的好东西更好，好东西的最好部分更好，有多种用处的东西是更好的东西……

好东西就是有益的东西，亚里斯多德并非只是站在某种实用性意义上，政治上的好东西或者意味着在演说中更有说服人的天然优势，而这就为寻找说服方式创造了条件。而诉讼演说就不同，它所要面对的是美德与恶搞、高尚与可耻、称赞和谴责的对象，所以在诉讼演说的三段论命题中，尤其是要弄清楚三点：第一点是害人的动机的性质和种类，第二点是害人者的心情，第三点是受害者的为人和他们的性情。亚里斯多德分析了这三个重要的因素之后，提出诉讼演说需要掌握好几种技巧：指出被告违反了多种道义；指出被告所害的人是他的恩人，他犯了双重的罪，不知报德，反而害人；指出被告违反了不成文法多成文法是强制性的，不成文法是非强制性的，一个人不受强制而作正直的人，是比较好的人……在这三个技巧里，亚里斯多德其实就是在寻找说服的方式，他把害人者放到一个“有意违法害人”的位置上，但是并不是将其作为邪恶者，虽然“只要人们不是迫于不得已而行动，他们的行动就是有意的”，但是，“所有有意的行动并不都是预谋的”。

这不是一种个例性问题，而是某种可能的普遍性问题，而这也是修辞术的要求：“修辞术也不讨论个别的人例如苏格拉底会做的事，而讨论某一类人会做的事。”每一类人做的事只是一种例子，它就是或然的，但是例子是为了证明，也就是为了导向必然性的说服，所以例子和他所要证明的事的关系是部分与部分、同类和同类的关系。当修辞术需要进行类分析的时候，对演说者的品质就会提出要求，亚里斯多德认为，演说者需要三种品质：见识、美德和好意，这三种品质可以使他“懂得怎样使判断者处于某种心情”，也就是说要让演说者进入到听众的情境里，甚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类，只有这样才能寻找到说服的方式，才能推论，才能最终说服人。

亚里斯多德具体阐述了情感类的苦恼、怜悯、恐惧、羞耻、慈善、愤慨、忌妒、羡慕，分析了由情感、道德品质、年龄和运气形成的性格，在这个基础之上，亚里斯多德开始确定演说的通用部目–首先是可能、不可能部目，“有一些演说者企图证明某一件事将要发生，另一些演说者则企图证明某一件事已经发生。”然后在通用部目中才能展开或然式证明：例证与修辞式推论。在他看来，例证就是归纳法，但是在不同的演说中，例证的位置可以不同，“例子摆在头上，会有归纳意味，归纳法不宜用于演说，例外的情况是很少的；例子摆在尾上，就会象是证据，证据总是可以使人相信的。”而在修辞式推论中，一种是证明事情是有是无的证明式，一种是否定式，“证明式修辞式推论根据对方所承认的前提得出结论，否定式修辞式推论得出对方不同意的结论。”它涉及到的部目包括对立面部目、变格部目、相互关系部目、更多更少部目、时间部目等28个部目，在真的推论之外还有假的推论，亚里斯多德总结了9种假冒的修辞式推论部目。

不管是什么部目，它们都是用来进行修辞术的推论演进，但是当亚里斯多德将格言作为推论中最重要的一种艺术手段，实际上就是突出了修辞术的艺术性，第三卷是亚里斯多德重点阐述演说如何具有艺术性的方法大全，而在艺术方法上，他突出阐述了演说的风格问题，“因为只知道应当讲些什么是不够的，还须知道怎样讲，这大有助于使我们的演说具有一定的特色。”在他看来，表演的才能是天生的，不大依靠艺术，但是“风格却是由艺术造成的”。区别于诗，区别于韵文，作为散文的演说所具有的风格，亚里斯多德强调的是确定和明晰，也就是要一眼就能知道要讲什么，所以演说真正需要的风格是：适合：“既不能流于平凡，也不能提得太高多。”

为了能使演说具有适合的风格，亚里斯多德认为要不被遮掩，他认为隐喻是一种手法，隐喻的目的是明晰，能在不同的事物中看出它们的相似之处，“使用隐喻字跟使用附加词以样，必须求其适合；只要注意到相似之点就行了，否则就会显出不适合的情况，因为把两件事物并列起来，它们的对立是非常显著的。”但是欧里庇得斯悲剧《忒勒福斯》中的诗句“他统制着桨，在密西亚登陆”却不合适，因为亚里斯多德认为，其中的“统制着”一词超过了题材的庄严性，因此手法没有遮掩起来。他要求取隐喻字的时候要从同类事物中获得，要取自美好的事物，要正确，“但要小心，不可有诗意。”另外，亚里斯多德认为，风格还需要表现情感和性格，这样就会和题材像适应，而这也是一种适合，“求其适合，就是对大事情不要太随便，对小事情不要太认真，而且不对普通的字加以修饰，否则就会显得滑稽。”

演说不是韵文的诗，是散文，亚里斯多德说：“不费劲就能有所领悟，对于每个人说来自然是件愉快的事情；每个字都有一定的意思，所有能使我们有所领悟的字都能给我们以极大的愉快。”所以在散文中必须追求隐喻、对立子句和生动性，但是在风格的确立中，不同的演说内容却具有不一样的风格：政治演说的风格完全象一幅浓淡色调的风景画，“所以在这种风格和图画里，过于精确是浪费笔墨，反而糟糕；诉讼演说的风格需要的是精确，“面对单个审判者发表的演说，风格更精确，“这是由于很少有机会使用演说的手法，因为审判者更能一眼看出哪些话与案情有关，哪些话与案情无关；由于没有商讨，他的判断是单纯的。”但是无论如何，亚里斯多德认为，风格所起到的真正作用是“应当令人感到愉快”，而这正是风格所具有的美，也正是演说具有艺术性的真正目的。

从演说的序，到中间的陈述，到重要的论证，再到最后的结尾，亚里斯多德其实在《修辞学》里的论述是不成系统的，甚至是说到一个关键词就展开论述，然后再寻找主题，其中的片段性、零碎性其实并不像一本学术性、思想性著作，但是他将修辞术第一次提高到艺术的高度，也是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之外构建了欧次洲文艺理论的另一种规则，而在充满了生动性的论述中，这本书本身就成为亚里斯多德对于演说的一次实践，于是在展示了适宜的风格之后，在演绎了明晰而确定的论证之后，在省去了联系词之后，关于修辞术的演说便最后写上了句号：“我已经讲完了；你们已经听见了；你们已经掌握了这些事实；现在下判决吧。”

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

由 hongmay没有评论
编号：E25·1951107·0187
作者：[宋]文莹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1984年7月第二版
定价：2.00元
页数：214页

据载，文莹，钱塘人， 尝居西湖之菩提寺，自称是“余杭沙门”，为皈依佛家的文人。《湘山野录》及续录主要记载北宋前期的一些见闻杂事，《玉壶清话》则是 对乌代后期的南方政权兴衰与宋初统一时的逸闻。《湘山野录〉三卷，《玉壶清话〉十卷并佚文 。

一个诱惑者的日记

由 hongmay没有评论
编号：E36·1951030·0185
作者：（丹麦）克尔恺郭尔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92年5月第一版
定价：6.80元
页数：434页

克尔恺郭尔，一个闪烁着智慧光芒与自卑情绪的名字，他不是一个诱惑者，他发明了一种哲学，哲学中包含着负罪、死亡、激情以及痛苦。“一个诱惑者日记”是勾引与摆脱的双链结构，“对心理学产生影响”，约翰尼斯的犯罪感让我们心神不宁，这是一部小说，也是一篇哲学论文。《婚姻的审美效力》是关于爱与欲的体验，那并不是诗意的，那里有财产、责任、道德，或者有克尔恺郭尔时的“非此即彼”的疑惑。

郁达夫风雨说

由 没有评论
编号：E29·1950919·0167
作者：于昕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1年6月第一版
定价：4.70元
页数：210页

这是一部与郁达夫有关的人赠与的书，因为这个原因，使郁达夫稍稍走进了我。但仅此而已，《郁达夫风雨说》是一本辑录，关于郁达夫的粗浅认识，作者于昕也仅是与郁达夫有某些血缘关系，而对他的诗文做一些侧面的感言，所以这不是专著，在郁达夫研究中并无多少价值。

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

由 没有评论
编号：E63·1950714·0144
作者：（阿根廷）科塔萨尔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版本：1994年8月第一版
定价：4.70元
页数：280页

把博尔赫斯的诗作称作“柏拉图式的产物”的科塔萨尔，走的是一条与博尔赫斯截然不同的创作道路，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与幻想色彩都使科塔萨尔保留了南美作家自我审视的批评角度和论述风格。60年代文学“爆炸”四大主帅之一的科塔萨尔，以《中将彩票》、《掷钱游戏》等作品表达了他对政治的看法，以及表现流亡、孤独、和童年。

墨子校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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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21·1950613·0138
作者：墨翟
出版：浙江古籍出版社
版本：1987年11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407页

墨翟，一个彻底的平民思想家，出身于“贱人”，自创学说“非攻”、“兼爱”、“尚贤使能”，在战国时代独树一帜。墨子的民本思想却为当政者所拒绝，以至只能形成“充满天下”的数百人的墨家弟子。他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却“以自苦为极”，寂寥一生，导致中国思想家中不为政治所接受的悲剧命运。本书校译《墨子》36篇。

朋友心中的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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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98·1950421·0114
作者：张放 陈红 编
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2年7月第一版
定价：5.10元
页数：346页

这是一个忧郁、可亲、才华横溢的诗人，却不能握住自己的命运，在天灾人祸面前无能为力。徐志摩，除了诗歌留存外，便在那些朋友心中存在，对徐志摩的任何回忆都可能只是片断式的概括，一个完整的人是无法还原的，但只有那些写出真正感情的诗才永远是他的。内收纪念徐志摩文章46篇，其中包括胡适、周作人、郁达夫、粮食秋、沈从文等人的文章。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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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93·1950311·0104
作者：
出版：花洲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3年4月第一版
定价：10.50元
页数：767页

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文学大师们狂欢之地，以不可抵挡的诱惑吸引着许多为文学生活的人，尽管这是一个“西方中心说”的产物，但他对20世纪的文学世界的整理确实有着无法磨灭的贡献。当法国诗人苏里·普吕多姆在1901年悄悄登上殿堂起，诺贝尔文学奖就逐渐成为一个争议的地方，它的评价标准渗透在民族、宗教、战争中。本书辑录了1901年至1986年的83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颁奖词和演说词。

地狱的布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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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35·1941227·0095
作者：（英）拜伦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91年5月第一版
定价：2.85元
页数：226页

“地狱的布道者”是诗人拉美丁对拜伦的赞誉。拜伦，这位浪漫主义诗人用他横溢的才情创作了《恰尔德·哈罗德游记》、《海盗》、《唐璜》等不朽名著，弥补了天生跛足的缺陷。而在他的许多书信中，他表达了对爱情、友谊、诗歌的看法，36年的短暂生命让拜伦体会到了放荡的生活可以集聚一个人的才华，也可以消耗一个人的生命，拜伦只能在这个悖论中做一个“地狱的布道者”。

聂鲁达散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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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64·1941227·0094
作者：（智利）聂鲁达
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
版本：1987年4月第一版
定价：2.95元
页数：:208页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责任感和沧桑的诗人，聂鲁达以一批民族抗争为主题的诗歌在第三世界诗人中成为楷模。这位四处漂泊的智利人在20世纪诗歌世界中燃起了一团火，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他把诗人称作“为人民提供面包、真理、美酒、梦想。”的人。本书为“外国名家散文丛书”之一，收录聂鲁达散文作品42篇。

萨特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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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38·1941221·0091
作者：（法）萨特
出版：河北人民出版社
版本：1988年7月第一版
定价：3.50元
页数：240页

这是一个哲学家诗意的侧面，萨特，存在主义的集大成者，以另外的笔触开启了一个关于自己成长、生活的广阔天地。这里有他的青年，有他的爱情，有他的痛苦和快乐，这里有一个哲学家最本真的生活状态。本书分萨特自传和萨特自述，他的自传即“Words”，被西蒙·德·波·伏瓦说成是关于一个作家的存在，他的自传则为一部记录电影片。
 

怀疑论者的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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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36·1941218·0088
作者：（法）狄德罗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89年1月第一版
定价：2.60元
页数：305页

狄德罗生活着，在一个宗教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他渴望有满身的阳光，渴望看到一个辉煌的黎明，所以他怀疑，所以他走进了一个“充满协调、充满对真理的热爱，洋溢着真理、诚挚和平的气息”的克莱奥比尔隐居地，在那里他记录了自己的“会饮篇”。荆棘林荫道、栗树林荫道、鲜花林荫道，狄德罗向柏拉图，以智者的身份对宗教、政府、哲学虚伪进行发难，并为真理和正义献出了自己。

驳圣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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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28·1941119·0078
作者：（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2年4月第一版
定价：5.60元
页数：286页

当普鲁斯特开始动笔研究“圣伯夫”问题时，他的思想也形成了一个“普鲁斯特问题”，时间是1908年，现代主义正在不断壮大力量的时候，《追忆似水年华》开始构筑的时候。圣伯夫对文学的种种阐述成为普鲁斯特表达自我的有力武器，并且由此进入了一个时间的迷宫。“中庸的法兰西”是圣伯夫坚持的批评方法，而普鲁斯特把这个公式用诗意的目光改变成：“幻美的法兰西”。

巴黎的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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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36·1940828·0067
作者：（法）波德莱尔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82年8月第一版
定价：3.15元
页数：174页

巴黎何来忧郁？这个“万恶之都”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让人们成长、思考以及不尽的孤独。波德莱尔爱这个万恶之都，也恨这个“重获青春”的城市。城市里的忧郁如同一朵朵盛开的“恶之花”，令人在病魔的身上跳舞。自由、细腻、辛辣，巴黎的空中含混着另一种美感，也许只有这个叫“波德莱尔”的人能够诗意地呼吸，并且在死亡中给人以力量。

海明威谈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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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54·1940828·0065
作者：（美）海明威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85年5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238页

海明威是一个站在冰山上的人，其中八分之一露在海面上，另八分之七在水面以下，难以浮出。这是一个关于水的情结，老人在肆虐的海水中与自然搏斗，人的力量是可以战胜一切的，包括生命。海明威就是把自己编进另一种想象中得人，他选择了一种最短暂痛苦的自杀方式。但不管如何，海明威仍是一个认真的作家，这是他活着的最高准则，所有对创作的阐述都是他献给读者的那份藏在水面以下的八分之七。

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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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98·1940626·0055
作者：
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1年3月第一版
定价：5.60元
页数：399页

如何以直接的方式深入作家的内心生活，让他们发表对作品创作、人生的看法？《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以一种全新的形式进行了尝试，本书采用采访的方式对20世纪的著名作家艾略特、傅克纳、辛格、加缪进行了访谈，对了解本世纪的文学变革给予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