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故事

编号:C38·2211212·1798
作者:【英】朱利安·巴恩斯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21年10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28.70元
ISBN:9787544786393
页数:234页

“在爱里,一切都是既真又假。对于爱这个话题,说什么都不算荒谬。”时间:半个多世纪前,地点:伦敦以南十五英里左右,环境:市郊股票经纪人居住区——他19岁,单身;她48岁,已婚,有两个女儿,一次网球混合双打,让他们邂逅了爱情。“爱多爱少,谁控制得了?要是能控制,那就不是爱。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反正不是爱。”一份绵密细腻的情感纪实:第一人称讲相爱,第二人称讲相处,第三人称讲分离。爱情无法被定义,却可以变质和消解。你是愿意爱得多痛得多,还是爱得少痛得少?也许,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关于时间与记忆的真谛:当我们回忆过去,当故事已经反复讲述了很多遍,我们很可能会美化它,又或者丑化它。这其中究竟还有多少真实的成分?英国布克奖得主朱利安·巴恩斯全新作品,抒写无法被定义的爱情,透析时间与记忆的真谛。


《唯一的故事》:我的勃勃野心全都在爱上

下一行是这个准三段论的结论部分:因此,酒鬼是爱人的对立面。
——《第二部》

硬皮本的日记,用黑色墨水记下的第一行字是:酒鬼都是骗子;这是“尽力保持客观”的一行字,接下去是:恋人都说实话,也是客观的表述?再往下是第三行字:酒鬼是爱人的对立面——因为酒鬼是骗子,而且都是骗子,因为恋人说实话,而且都说实话,所以酒鬼是爱人的对立面,也就是说酒鬼和爱人不会同时存在,他们非此即彼地成为从不交错的两种身份。这是一个三段论的结论,从条件的阐述来看,都是骗子和都说实话,确定了它严密的一面,这是一种排他性的存在,再无第二种可能:酒鬼不可能不是骗子,恋人不可能不说实话,所以到了三段论的结论,酒鬼也不可能和爱人共存。

没有可能性的存在,没有排他性的结论,没有交集的必然,这就是三段论,逻辑学意义上的三段论,更是去除了模糊的界定。就像在硬皮的日记本上记下,用黑色墨水写好,一切都是无法更改的。但这也正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不可能性存在意味着太绝对,因为没有排他性意味着太自负,因为没有身份的交集意味着太主观,只要有一种怀疑就可能推翻这个逻辑学意义上的准三段论:“我是不是错误地将酗酒和爱看作了对立方。”这个怀疑论的出发点是:酗酒是一种迷恋,爱也是一种迷恋,它们都是绝对主义的表达,“也许酒对酗酒者来说就像性之于恋人。”那么酗酒和爱的相近性反而让酒鬼和爱人并存,最后这个怀疑论变成了更难以解答的疑问:酒鬼会不会只是个改变了他或她的爱恋对象的恋人?

我的日记本,我的三段论,我的怀疑,以及我的困惑,最后终于在苏珊写下的那个条目中被解构了:“用你的墨水笔,让你憎恨我。”酒鬼是苏珊,爱人是苏珊,它们就是一个人的两种身份,当它们共存于我爱的苏珊身上,准三段论的逻辑已经出现了现实的漏洞,甚至变成了一种憎恨,即使删掉了一段话,即使毁掉了笔记本,即使逃避了爱的伤害,这也便成了“唯一的故事”带来的思考:唯一是趋向于记忆的永恒,还是成为内心对于真实的抚慰?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必须从爱本身的源头寻找线索:这是怎样一种迷恋的爱?又如何变成迷恋的酗酒,两者又如何在绝对主义的同一性中变成破绽百出的逻辑命题?

爱如何发生?这是一个看起来简单的过程,这种简单性在逻辑上更是表现了某种随意性:十九岁的我加入了网球俱乐部,成为了夏季会员,拉高了平均智商、降低了平均年龄的我在成为临时会员三个星期之后,参加了“幸运傻子”混双锦标赛,而配对抽签的时候,我和四十八岁的苏珊·麦克劳德成为了一对儿。“谁能想到故事会从那里开始呢?从小到大,我都把那儿仅仅当作年轻保守分子的一个户外活动场所。”这是故事的真正起点,在这个年轻保守分子的户外活动中,一切都不是逻辑上的唯一,会员是临时会员,比赛配对是抽签决定,如果苏珊不是和我一对,那么可能是玛丽,可能是海瑞,但是就是从这个抽签决定开始,我进入到了一个完全看命数的故事中。但是,这随机的一切发生,在我五十年后的命名中,则变成了“不落窠臼,妙不可言”的关系,而这是不是反逻辑和反命运的开始?

只是因为爱。爱成为全部,而这个爱有着太多和爱冲突的背景:我十九岁,称为男孩,或者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甚至还被父母管束着;而苏珊,是一个四十八岁的女人,她身上的标签是一个已婚的女人、两个女儿的母亲,以及和戈登·麦克劳德已经有二十年没有房事的妻子——我和苏珊这一对由抽签决定的网球搭档,在网球场之外是俗世眼中的熟女和小白脸,巨大的年龄、身份差距让这份爱在社会层面多了反对者。但是我坚信和苏珊陷入了热恋,并且为此感到自豪:“我和苏珊都是彼此的第二个恋人,实际上,是准处男处女。”就像逻辑的逻辑一样,背后是感性的力量,或者太年轻,或者太无知,或者太绝对,即使去麦克劳德家是我必须从花园穿过,“我还蛮喜欢这份随意”,于是,在坠入爱恋之后,我们亲吻,我们上床,我们开始性生活,甚至我们搬离去了伦敦同居——第一次“干那事”,是在汉普郡中部的一家旅馆里,十九岁的我尝到了爱最直接的肉体感受,“我已经勃起,那不是泛泛的勃起,而是非常非常特异的勃起。”在热情洋溢的苏珊面前,在款款多情的苏珊面前,在二十年没有性生活而不是性冷淡的苏珊面前,和肉体一样,这份精神意义的爱也不再是“泛泛的勃起”:“我的勃勃野心全都在爱上。”

冲破了年龄的限制,抛却了社会的目光,突围了道德的约束,甚至婚姻的束缚,一场爱变成了勃起的故事。但是当这份属于我的初恋被定下终身 ,当我写信给父母要和苏珊搬去伦敦,当“出逃储备金”成为爱的资本,为什么会发生后来的事,“后来——唉,后来发生的事,自然后来发生了。”它是自然发生的,说不出是突然,也不是意外,最后把整个故事带来了某种悲剧里。为什么后来的事会自然发生?十九岁和四十八岁,初恋者和已婚母亲,这是一种外在的差距,实际上两种身份必然指向两个世界,苏珊的那句话意味深长,“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战争,付出了很多。现在已经不中用了。该是你们这代人接班了。看看我们的这帮政客吧。”是站在过来人的位置,以回望的方式看待生活,和我用野心勃勃的肉体和爱向前望不同,苏珊属于那一代人,而我属于这一代人。那一代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付出了许多”?苏珊说起的是十一二岁时被汉弗叔叔亲嘴,一直到十六岁的这段记忆一定是不愿面对的,“这世上哪有什么正义。来世,不过是一场盛大的桥牌派对,汉弗叔叔叫了六张无将的牌,每手牌都赢了,还说要派对之吻作为奖赏。”

十六岁时的苏珊其实已经怀疑了“这世上哪有什么正义”,而这一代人的我在十九岁时立下了的是野心勃勃的爱计划;还有琼,这个苏珊的朋友没有结婚,但是却是曾经被包养的情妇,在我听来,琼的经历中都是那些具有性功能的词,但对于琼来说,就像她曾经打网球一样,“她是一个实力强劲的单打选手,后来膝盖受了伤,只好放弃。”苏珊说,我们是过气的一代人,只能指望你们这一代人。我和苏珊陷入爱恋,看起来是跨越代际的融洽相处,实际上那一代和这一代,十九岁和四十八岁反而在这场爱中拉大了代际的鸿沟。搬离而同居,这是那一代和这一代相处的一种实践,“为了出逃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笔出逃储备金。”命名为出逃,即使我对于父母的出逃,也是苏珊对于大象裤先生戈登、两个女儿以及整个家的出逃,而出逃看起来更是一个游戏:“她的纯真,我的自负;她的幼稚,我的愚钝。我要返回大学校园了。我觉得给她买根又大又粗的胡萝卜作为离别礼物应该是很好玩的。”

又大又粗的胡萝卜似乎也具有了野心勃勃的性暗示,在同居的生活中,苏珊的出逃储备金可以购买一套小房子,而我则走向社会成为了一名律师,一切的野心勃勃就是为了这份爱。但是这是我的逻辑出现错误的开始,也是苏珊的生活被重新绑架的起点。他的女儿玛莎来找她,关于戈登的故事又出现在苏珊的生活中,他们或许面临离婚的可能,那一次苏珊回了一趟村子,之后她去找了医生,我以为是她和我在一起时怀孕了,对于二十年已经没有性生活的女人来说,怀孕就是爱的象征,但是在那一代人的过期婚姻里,爱并不能拯救婚姻,反而可能会击垮她的心理健康——但是苏珊只是去看了牙医。牙齿的疼痛和难受富有的隐喻意义是:苏珊也跌进了那个被那一代人野心勃勃的爱劫持的深渊里。回村之后据说戈登打了苏珊,“一个男的打了一个女的,一个丈夫打了他的妻子,一个酒鬼打了他清醒的配偶。”我是从这里开始了那个逻辑的三段论,其实关于酒鬼都是骗子的条件来源于打人的戈登,于是从这个条件开始,酒鬼便站在了爱人苏珊的对立面:她的心灵受到损害,它无法坦然面对婚姻的本质,她心底涌现出的是不可言说的耻辱感,而这一切都无法从所谓的爱中获得解脱的力量,相反,它被推向的是一种叫做孤寂的生存境况中,“你原以为一个人从生命中割舍掉一大部分是不会痛苦或纠结的。你现在意识到,如果说当初你第一次在村里遇到她时,她是孤寂的,那你现在把她带走,其实让她变得更孤寂了。”

爱也许是苏珊当初也认为是最重要的东西,爱也许在我看来能弥补一切,但是爱背后的一切“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这是那一代人和这一代人无法消除的代际鸿沟,于是逻辑的三段论开始了变异:苏珊开始喝酒,而且酗酒,而且醉酒,而且摔跤。“她要是再摔跤,我们就得展开调查了。”肯尼医生留下了这句话。当一切以如此方式发生,这一代人对于爱的理解,对于野心勃勃的故事,都变成了另一种叙事:这里一个重要的改变是,一直以“我”为叙事视角的故事突然就转向了“你”,第一人称变成第二人称,在人称和视角的变化中,那一代人和这一代人的对话仿佛开始了:这是作为那一代人的“我”对于作为这一代人的“你”关于生活的分析:你在苏珊被打之后“恍然大悟”,你认识到和她私奔不是他们离婚的原因,你深信爱能够弥补一切,你无法接受苏珊会经常摔倒,在一切都在发生的时候,你还在坚信一个事实:“长期以来,你都难以接受她是酒鬼的事实。她的丈夫既然是酒鬼,她又很讨厌酒,那她自己怎么可能会是一个酒鬼呢?”但是你和她睡一张床却很久没有交欢了,你喜欢好的性爱却发现自己错了——这种错,是那一代人告诉你这是一个“悲伤的性爱”:

悲伤的性爱,就是当她嘴里的牙膏味儿还没有完全盖住雪利酒的甜味时,她小声地说:“凯西·保罗,让我快活一下吧。”而你言听计从。尽管你在让她快活的同时,自己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悲伤的性爱,就是她已经吃下一颗抗抑郁药,而你却觉得自己要是再和她快活,或许能让她更快活一点儿。

悲伤的性爱,就是你深陷绝望,遇到无法解决的情况,被过去的事儿压得喘不过气,灵魂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难以保持平衡,觉得自己在发生性爱时,可能会在几分钟、几十分钟的时间里忘乎所以。

悲伤的性爱,就是你觉得她和你、你和她都失去了所有的联系,这时候的性爱成了告诉对方彼此之间的联系仍然存在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告诉对方,你们都还没有放弃,尽管你害怕自己会放弃。

悲伤的性爱,就是在和一名女性交欢时,你想着要怎么除掉她的丈夫,尽管你不是那种人,或许永远都无法付诸实际行动。

悲伤的性爱,就是在她清醒的时候,你们都渴望彼此的陪伴,你知道自己会不顾一切永远爱她,而她也会不顾一切永远爱你,可你——或许是你们俩——如今意识到了相爱未必会带来幸福。

悲伤的性爱,就是不再是你们两个人相关的性爱,悲伤的性爱,就是你们两个人都产生了分歧的性爱,悲伤的性爱,就是野心勃勃遭遇了酗酒而摔倒的人生,悲伤的性爱,就是建立起了这一代人永不走进那一代人的逻辑三段论——当一切被命名为“悲伤的性爱”,这一代人和那一代人的代际鸿沟以“让你憎恨我”作为了注解:因为你走得太远了,开始对父母说谎,开始为了保护她而说谎,开始对她说谎,开始不计后果说谎,“因为你需要创造一个保留完整自我的内心世界——一个能让你自己待着的地方。现在的你正是如此。”爱与诚实去了哪里?还有,她因为酗酒而被女儿送到了布鲁塞尔,之后进入了女性收容所,之后还进入了精神病医院,在她完全成了病态的酒鬼之后,你没有和她在一起,你没有用爱来解决问题,你远离了她,你和安娜成为女朋友,你甚至去找妓女,“无论现在还是后来,你都没有责备自己,也不觉得内疚。”

第一人称的我变成第二人称的你,你却依然要面对分析者的我,而分析之后,你又变成了第三人称的他,不再是对话,而是叙述,不是有着第一人称的我的主观性叙述,而是他开始的对故事本身的叙述,“就好像他是以第三人称在审视和过自己的生活。他相信,这使得他可以更加精准地评估自己的生活。”他听见她说:“快看,凯西·保罗。我要消失了!”他在笔记本上写下:“爱过又失去胜于从未坠入爱河。”但是她又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他又把笔记本里的话删除了,“她早就不喝酒了,事实上,她已经忘了自己曾是个酒鬼。”逻辑的三段论在他的世界中也彻底消失了,那么和爱有关,和她有关,和酒有关的一切是不是变成了那一代人的记忆?而这或许才是这个“唯一的故事”的意义所在:那一代的确已经过去,这一代还需要成长。

那一代并不只是苏珊四十八岁的人生经历,不是汉弗叔叔在她记忆中造成的伤害,不是二十年没有性生活而最终遭到暴力的现实,那一代指向的时间是:半个世纪前,那一代指向的地点是:伦敦以南十五英里左右,那一代指向的环境是:市郊股票经纪人居住区……那一代是过气的一代,那一代是“小村庄”的生活,甚至是乡下,这些记忆构成了那一代的纯真,也让那一代变得幼稚,但是纯真和幼稚绝非需要这一代的自负和愚钝来代替,更不是要用野心勃勃的爱开始一种太年轻、太无知、太绝对的生活,“他从不后悔自己对苏珊的爱。他后悔的是,他当时太年轻、太无知、太绝对,对于想象中爱的本质及其运作方式太想当然。”那一代最后的象征是苏珊的死,而这一代最后的隐喻是“我”的回来——第三人称的“他”又变成了第一人称的“我”,意味着必须直面现实,必须反省自我,必须书写唯一的故事。

苏珊曾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一塌糊涂,可能已经夭折,可能没开始就已告终,可能只存在心里,但一切的故事具有的是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意味着“曾经他们相爱过”,“每个人都一样。这是唯一的故事。”唯一的故事,是关于真实的故事,是相爱的故事,是每个人的故事,即使那一代是那一代人的纯真和愚蠢,即使这一代有这一代人的自负和愚钝,即使那一代和这一代的爱里有悲伤的性爱,有怀疑论的三段论,有暴力、酒和死亡,但是唯一的故事是真实的关于爱的故事,是自己看见生活的故事,是爱不再走向对立的故事:

但我的一生,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在呼唤我。于是,我起身看了苏珊最后一眼,我的眼里没有泪水。往外走的时候,我在接待处停了下来,问最近的加油站在哪里。那小伙子耐心地做了回答。

尼采(上、下)

编号:B82·2211212·1797
作者:【德】海德格尔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0年10月第1版
定价:148.00元当当73.20元
ISBN:9787100070348
页数:1235页

用思想家的名字作标题,以之代表其思想的实事,实事,即争执,本身乃是一种争辩,让我们的思想去探讨这个实事,让我们的思想去期备这个实事一这个目标构成了眼下这《尼采》的内容。《尼采》为海德格尔1936年至1940年间在弗莱堡大学做的讲座,又附加了若干篇论文。这些论文作于1940年至1946年之间。它们是对一条道路的扩建,而当时尚在行进中的各个讲座就在这条道路上为争辩开路。讲座文本现在是按照内容编排起来的,而不是按课时顺序。但讲课特征仍旧保留下来了,包括无可避免的冗长的陈述和复述。海德格尔有意地经常从尼采著作中采取同一文本予以多次探讨,当然往往是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之所以也保留下来,是因为在每一个已被认识的文本中都还隐藏着值得思想的东西,“我们之所以辨认不出这些东西,显然是因为其中找不到一个彻底构造好了的结构,可以使那些零散的笔记获得合适的固定位置。”


《尼采》:争辩乃是真正的批判

决定性的事情始终是:我们要通过倾听尼采本人,与尼采一道,通过尼采,并且因而同时反对尼采来进行追问,而这种追问却是为了一个对西方哲学来说共同的唯一的和最内在的实事。
——《第一章 作为艺术的权力意志》

问题和权力意志有关:“权力意志本身是什么,其情形如何呢?”问题是关于艺术的形态:“为什么一种对权力意志的核心部分的解释恰恰必须从这里从艺术开始?”问题是对存在者和存在本质的发问:“什么是存在者?”“这个存在本身是什么?”……海德格尔提出问题,提出问题背后的问题、问题之后的问题,当问题之问题形成了一个紧密相关的链条,便成为了“追问”;当海德格尔不断地追问,他所追问的正是不停进行追问的尼采,于是尼采对哲学的追问,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的追问,又形成了一种关于问题的哲学谱系——这是关于追问的追问,追问的追问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回答“对西方哲学来说共同的唯一的和最内在的实事”。

这是一种怎样的实事?实事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在追问和“追问的追问”中才可以得到解答——似乎是另一种意义上对“追问的追问”的追问。海德格尔把整本书定名为《尼采》,既是用尼采这一思想家的名字命名,也是为了凸显尼采有关的思想,而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实事,“实事,即争执,本身乃是一种争辩。”所以要用思想去探讨实事,要让思想去期备这个实事,这种目标便构成了海德格尔这本书的内容。实事是争辩,争辩就是追问,一方面,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本身就出在西方哲学的追问轨道上,“尼采知道什么是哲学。而这种知道是稀罕的。唯有伟大的思想家才拥有这种知道。”所以尼采的追问,尼采的争辩,所确立的就是一种实事;另一方面,“争辩乃是真正的批判。争辩是对某位思想家的真实评价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方式。”尼采的追问是将西方思想某个“决定性方面”聚集并完成于自己的思想中,他的争辩沉思了自己的思想,深入了思想的有效力量,并在对思想的至高努力中保持开放,而对尼采的追问、与尼采思想的争辩也将成为与迄今为止全部西方思想的争辩。

追问之追问,争辩之争辩,都是没有止境的,而这种没有止境便成为“决定性的问题”:它是尼采对以往西方传统的完成,也是海德格尔从尼采开始的聚集:“这个存在本身是什么?这就是关于‘存在之意义’的问题,而不仅是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了。”从完成到聚集,从尼采对形而上学的完成到海德格尔提出决定性的问题,从存在者的基本特征到存在的意义,这就是思想的开放意义。当海德格尔阐述了实事,定义了争辩,开展了追问,他便在方法论上确立了争辩的逻辑:先是倾听尼采,然后通过尼采,最后则是反对尼采,通过三部曲追问存在之意义这个决定性问题:倾听是一种知道,通过尼采是一种聚集,反对尼采则要完成开放性思想的争辩,从而抵达共同的、唯一的、最内在的实事。

从倾听尼采开始——倾听也是一种追问:尼采为什么要提出“权力意志”?“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到底意味着什么?重估一切价值,是一种颠倒式的革命?从尼采的《权力意志》开始,海德格尔认为,在这本书里尼采是把权力意志看成是“表示一切存在者之基本特征的名称”,尼采说:“权力意志是我们所达到的终极事实。”当尼采如此定义权力意志,他的追问便开始了:什么是存在者?而这个问题关涉的就是西方哲学的实事,哲学是什么以及哲学一向如何是。这个问题只有在哲学获得自我奠基之后才是可能的,所以哲学的自我规定既转向它自身,转向哲学的原始性和纯粹性,它又在萦绕于自身之后将自己推向更远处,直到抵达虚无的边缘。和西方哲学的这个实事一样,尼采的权力意志也是在转向自身时又推及更远处,和它相关的是尼采提及的另外两个概念: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和重估一切价值:一方面,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就是权力意志,它们具有同一性,尼采说,“要点重述:给生成打上存在之特征的烙印——这乃是最高的权力意志。”尼采又说:“一切皆轮回,这是一个生成世界向存在世界的极度接近——此乃观察的顶峰。”权力意志根植于存在之为存在中,权力意志就是生成;永恒轮回之永恒,就在于它不是停滞的现在,而是返回到自身中的现在,也就是说,把存在思考为时间;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是权力意志,存在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那么尼采就很明显开始对一切价值的重估,这是新的价值设定对旧的价值体系的结解构,按照尼采自己的说法,这是针对虚无主义的反运动——权力意志、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和重估一切价值,正是尼采在追问中的争辩,这种追问和争辩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一种倒转,一种不断的颠倒——“揭示了决定性的和本质性的东西。”

权力意志很容易让人想到尼采之前的叔本华,想到《作为表象和意志的世界》,但是当叔本华说艺术的本质是“生命的寂静”,尼采的颠倒就提出了艺术是生命的“兴奋剂”;什么是真理?尼采在颠倒中说:“真理就是一种谬误,而没有这个种类,生命体的某个特定种类就无法生活。生命的价值乃是最终关键。”“最后笑的人笑得最好”,尼采将其颠倒为:“现在笑得最好的人笑到最后。”……颠倒也是一种追问,追问的意义在于形成新的价值,尼采认为,颠倒不仅可以形成新的价值秩序,而且秩序会“自发地形成”,那么尼采的权力意志在颠倒中形成了怎样一种价值秩序?权力意志不是心灵能力,不是普遍欲求,而是一种意愿,一种朝向,一种将被意愿者和意愿者都纳入其中的东西,一方面,意愿是朝向自身的展开状态,另一方面,意愿是对自身的超越——这便是权力,所以权力意志就是“能够赋予自身以权力的强大权能”。

权力是意志,意志是权力,权力意志不是个别之物的意愿,而是关涉到存在者的存在和本质,也就是说,权力意志始终是本质之意志。当尼采在追问中争辩,在争辩中颠倒,在颠倒中展开,海德格尔的追问也开始了:为什么在尼采的权力意志中,艺术为什么能抵达存在者的本质?或者说,为什么尼采对权力意志核心部分的解释要从艺术开始?进入追问之追问之中:尼采的追问是:“艺术是反对一切要否定生命的意志的唯一优越对量,艺术是反基督的、反佛教的、尤其是反虚无主义的。”艺术是一种否定,它所否定的是另一种否定:对宗教、道德和哲学这些颓废形式的否定,所以艺术是这些形式的反运动,由此,艺术就变成了肯定。所以在海德格尔对尼采的关照中,认为尼采揭示了艺术学说的五个命题:艺术是权力意志最易透视和最熟悉的形态、艺术必须从艺术家角度来把握;艺术是一切存在者的基本事件,因为艺术意味着艺术家的生产能力,艺术家作为存在者的存在在艺术上就成为创造者和被创造者;艺术是针对虚无主义的反运动;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

但是,尼采艺术学说中的艺术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仅仅指出的是美学本质?尼采在审美形态上提出了陶醉的观点,“陶醉的本质要素是力的提高感和丰富感。”陶醉是艺术的“生理学的先决条件”,是本质性的感情具有力的提高感和丰富感,但是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艺术更是一种形而上学。陶醉需要力的提高感和丰富感,力在提高和丰富中必定超出自身的能力,必定和存在者保持一定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存在者本身“更具存在特性地、更丰富地、更明确地、更本质性地被经验了”,所以艺术状态的激情具有一种向存在者整体伸展的恒定性,伸展本身可以抓住自己、注视自己,并把自己逼入形态中,同时是一种“形式生成”——尼采将其解释为自行泄露和自行敞开,陶醉就是形式的辉煌胜利,所以艺术在尼采那里,本质上就是一种“伟大的风格”,尼采说:“伟大的风格就在于对平凡而短暂的美的蔑视,是一种对稀罕而长久之物的感觉。”

伟大的风格就是最高的权力感,所以艺术是权力意志的一个形态,而且是最高的形态,伟大风格的艺术就是从对生命至高丰富性中产生的,艺术关联的就是一个真理问题。而对真理问题的追问就使得尼采站在了形而上学上进行思考。“以艺术家的透镜看科学,而以生命的透镜看艺术。”尼采用两个“透镜”阐释了艺术的本质:科学是知识本身,代表着真理,艺术家作为存在者透镜了真理,生命作为存在透镜了艺术,所以存在的透视特征是本质性的,生命的存在就是一种生成——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这句话就是建立了存在者和存在的关系:“必须从存在之本质出发,把艺术理解为存在者的基本发生事件,理解为真正的创造。”正因为艺术是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规定,所以尼采的思考是一种形而上学,而他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就表现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中,因为,“这个学说包含着一个关于存在者整体的陈述。”

尼采的永恒轮回学说第一次被传达出来,是在《快乐的科学》里,在其结尾处,尼采写道了“悲剧的起源”,悲剧开始了,这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悲剧开始,这是作为最沉重思想的永恒轮回说的开始;从这里开始,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第二次传达了永恒轮回,那就是超人的出现,超人不是英雄,而是超出“最后的”人,“并且因此才使这个人带上最后的人、以往的人的烙印。”而在《善恶的彼岸》中,尼采第三次传达了永恒轮回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难道不是:circulus vitiosus deus[神的可怕循环]么?”这本副标题为“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的书,提出了关于“神的可怕循环”。三次传达,尼采阐述了存在者的悲剧性特征,说明了存在者的态度,指向了未来哲学,它们构成了存在者整体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最后在尼采那里作出了规定:“世界的总体特征永远是……混沌。”

存在者的整体是世界的整体,而世界的整体生成特征便是作为必然性的混沌,海德格尔在考察了尼采的永恒轮回学说之后认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个思想要固定的是,世界本质作为持续生成的必然混沌如何存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就是对一切存在者具有规定作用的存在,而必然性的混沌生成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是尼采追问的结果,他把轮回思想看成是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但是在尼采的追问中,海德格尔也开始了追问的追问:既然永恒轮回是对虚无主义的克服,那么克服本身就是把虚无主义设为了前提,这也就必然参与了对虚无主义的思考,永恒轮回也就必须“虚无主义地”得到思考,“这个轮回思想只能在对虚无主义——作为有待克服者以及在求创造的意志中已经被克服了的东西——的共同思考中得到思考。”那么悖论就是:克服反而变成了参与,而且参与的思考让思考者本身进入到了像永恒轮回一样的圆环里,“思考者也参与了对这个圆环的争取和决断。”由此海德格尔似乎很明确认定:尼采的形而上学是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但却变成了对虚无主义的参与,他的形而上学就是领一种虚无主义——这个追问和争辩为之后海德格尔对存在之意义的阐述埋下了伏笔。

暂且搁置,海德格尔还是回到对尼采的倾听上。尼采思考了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特征,对存在者整体的规定构成了他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的判词就是:生命就是权力意志,这个判词具有的意义有两个:存在者的整体是“生命”,生命的本质是权力意志。既然尼采是用艺术家的透镜看科学,以生命的透镜看艺术,那么这里就有一个认识论问题:认识和科学是权力意识,于是海德格尔和尼采一起追问:什么是认识,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构成认识的本质是什么?从尼采的阐述来看,认识的本质是“真实之物及其占有”,也就是“被承认的真实存在意义上的真理”,认识的本质就是关于真理的本质,那么真理是什么?真实之物是存在着的东西,是“持以为真”的东西,真实之物和真理的问题,就是关于存在者的问题,而尼采是通过权力意志来规定认识的:一方面真理包含并且给出存在之物,即存在者;另一方面人本身也是存在者中间的一个存在者,而且在其中与存在者打交道。

但是在尼采的笔记中,对于真理却是这样说的:“对真理的敬仰早已经是一种幻想的结果。”人对真理有着敬仰的态度,人便是真理的敬仰者,但是这种敬仰又是一种幻想的结果,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给予了人另一个身份:真理的违背者。既是敬仰者又是违背者,尼采的这种争辩必然给出了真理之外另一种价值,在《权力意志》中,尼采直接给出了答案:“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艺术的价值超越真理,其实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被理解为存在者的一个条件。但是尼采的追问和争辩还没有结束,他又说:“真理就是一种谬误,而没有这个种类,生命体的某个特定种类就无法生活。”真理又变成了谬误,而且是生命体生活的一种必然,在这里,和真理是一种幻想一样,尼采建立了“那种传统的、从未受到冒犯的对作为表象之正确性的真理的标识”的前提,区分了作为持存世界的“真实的”世界和作为非持存世界的“虚假的”世界,而这种区分必然是在认识上回归到“价值关系”上,真理并非是最高的价值,“要把‘它如此这般存在’的信仰转换为‘它应当如此这般生成’的意志。”“它如此这般存在”的真理是对生命的活力、生命的超越意志和生命的生成的否定,只有“应当如此这般生成”才是最高价值,那就是生成——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构建了认识的本质:回到认识的已经敞开的、但尚未展开出来的本质基础上,而这种以认识的本质来规定真理的本质,就是一种区别于原初希腊思想的现代思想。

认识的本质规定之外,尼采也阐述了认识的作用,“不是‘认识’,而是图式化——强加给混沌以如此之多的规律性和形式,以满足我们的实践需要。”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混沌,一个是实践需要。混沌是表示肉身地存在着的生命的一个名称,它不是混乱不堪,不是弃绝任何秩序的无序,而是一种流动、运动的东西,具有隐而不现、不能直接认识的秩序,它就是表示对世界整体及其运作的一种特有的“预先筹划”的名称,艺术就是这种对生成者、生命本身的创造性经验的混沌;而实践需要则是那种包含在作为生命之实行的实践中的需要和必需。由此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形而上学筹划清晰而敞开地摆在我们面前:真理作为持存化属于生命,“人类生命本身归于混沌,它真正地以艺术方式归属于作为一种汹涌而来的生成的混沌。真理不能做的事情,由艺术来完成:艺术把生命体美化而使之进入更高的可能性中,因此实现和完成处于真正现实之物(即混沌)中间的生命。”这种对真理的思考在尼采那里又极端化地提出了“公正”的本质:公正不是在法律意义上的,也不是在道德意义上,它是承担和完成本质的东西,即“向混沌的同化”,也是向存在者整体的同化,海德格尔说,这也以为这它就是存在者整体本身,“公正是以自身为依靠的生命的植根之所。“持以为真”从公正中获得定律和规则。公正是真理和认识的本质基础。”

尼采对认识本质的阐述,对真理的持存化追问,对生命混沌和实践需要的争辩,在海德格尔看来,是建立在认识已经敞开的、但尚未展开的本质基础上的,他提出正是这一争辩,使得尼采的形而上学成为了一种现代思想,“权力意志是现代意义上进行思考的,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则是在终结史意义上进行思考的。”权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具有同一性,也就意味着尼采是在形而上学视野内、并借助于形而上学建立了这种同一性,“在权力意志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本质统一性中得到言说的同一者,乃是形而上学的最终之词。”权力意志是现代意义上进行思考的,永恒轮回是在终结意义上进行思考的,那么完成意义上的“最终之物”也必定是“最先之物”,在尼采身上,最终之物就是形而上学的终结,而最先之物便成为了在历史性基础之上“已然是向另一端的过渡”,并且就是一个开端——这个开端,就是海德格尔对于尼采的追问和争辩,就是在倾听尼采、通过尼采之后反对尼采。

在这个开端完成过渡并真正之前,必定是尼采形而上学之完成和终结,为什么尼采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完成和终结?为什么海德格尔称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不管是完成还是开端,海德格尔必然要将尼采思想放置在漫长的“存在历史”之中来考察。在尼采的形而上学中,海德格尔用五个主标题来凸显,那就是虚无主义、重估一切价值、权力意志、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和超人,五个“基本词语”可以标识尼采形而上学的本质结构:“权力意志”表“本质”,即存在者本身之存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表“实存”,即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公正”表“真理”,即作为权力意志的存在者之真理的本质;“虚无主义”表“历史”,即在权力意义上得到规定的存在者之真理的历史;“超人”表“人类”,即为权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所要求的那个人类。海德格尔认为,正是在尼采的形而上学中,“现代”已经趋于完成,这种“完成”的标志有两个,一是所谓“世界统治”的极端可能性,二是所谓“人类纯粹根据自身来决定自己的本质的尝试的极端可能性”,亦即主体性的完全展开,在海德格尔看来,“争夺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是以形而上学——其极端形态就是尼采的完成了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为基础的,所以“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两大现代进程标志着现代的完成。

现代的完成,或者只是尼采之追问的终结,他以“上帝死了”完成了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但是正是在这里,海德格尔开始了对尼采的追问,他把对尼采形而上学的追问确定为两个目标,一个是切近的目标,就是认识尼采哲学具有的内在统一性,这也是在倾听尼采和通过尼采中完成的,另一个则是最远目标,那就是“对作为西方形而上学之完成的尼采形而上学的内在统一性的沉思,而这个最远的目标就是一种争辩,是存在者权力与存在之真理之间的争辩,“为这样一种争辩作准备,乃是我们这里所尝试的沉思的最远目标。”而这种争辩便是反对尼采的追问:返回到那个埋下伏笔的问题:在尼采的形而上学中,虚无主义是不是已经得到了克服?

尼采当然认为自己完成了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因为他认为虚无主义是最高价值的贬黜,克服意味着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为形态的反动。海德格尔承认,尼采把存在者看成是权力意志的存在者,是以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为方式的权力意志的存在者,这样的存在者当然不是像虚无主义那样是一无所有的,不是被排除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之外,所以看起来,尼采的权力意志形而上学已经克服了虚无主义。但是海德格尔却认为,尼采的形而上学依旧是一种虚无主义,但是是本真的虚无主义,他不是克服了虚无主义而是最后一次卷入了虚无主义。一方面,尼采把生成思考为存在者的存在,根据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来思考权力意志,恰恰是在把形而上学精神当作它的最高权力状态这一理想来完成的,而这与虚无主义的最高形态相符合;尼采的形而上学思考是对一切价值的重估,是在完成对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这种价值论又体现了虚无主义的经验——尼采的虚无主义是极端的虚无主义,是本真的虚无主义:形而上学思考了存在者,着眼于存在来思考存在者,但是对于存在本身,存在的本质,始终是未经思考的,始终是偶然的,也始终没有被追问,所以不管是何种形而上学,它本质上就是神学,因为它所言说的知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问题,尼采的形而上学当然也是神学,因为它把本质思考为权力意志,被存在者整体本身思考为相同的永恒轮回——虽然它是一种独特的否定神学,它的否定性在“上帝死了”这句话里,但它所否定的只是学院形而上学,“这话并不是一个无神论的表达,而是那种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的表达——本真的虚无主义就是在这种形而上学中得到完成的。”

从柏拉图到尼采,存在历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史,但是当尼采在追问中完成了形而上学,一种终结需要的是另一个开端,这是存在历史新的肇始,而它所追问的是存在本身,“存在历史既不是人和人类的历史,也不是人与存在者和存在的关联的历史。存在历史乃是存在本身,而且只是存在本身。”于是海德格尔在对尼采的反对中,对尼采形而上学的追问中,关于存在本身的最远目标便成为了另一个开端性的存在,也即“后形而上学思想的任务”,这便是海德格尔所建立的“存在与时间”。

夜巡

编号:C38·2211212·1796
作者:【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5年03月第1版
定价:18.00元当当8.90元
ISBN:9787020107469
页数:115页

“大逃难开始了。”在巴黎街头,幽灵将会出现,“女人们都浓妆艳抹,男人们也像黑鬼一样,打扮得花里胡哨:穿着鳄鱼皮鞋和五颜六色的衣服,戴着白金戒指。”《夜巡》出版于1969年,是莫迪亚诺的第二部小说,进入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决选名单。这也是莫迪亚诺部被翻译成英文的作品。小说的叙述者为抵抗组织“地下骑士团”工作,但他同时服务于法国的盖世太保。如何成为叛徒,如何不成为叛徒?这个问题始终缠绕着他。通过这本令人震惊的书,这本既温柔又残酷的书,莫迪亚诺试图为这段往昔岁月驱魔,虽然他并未在被占领的巴黎生活过。他唤醒了死者,以一种急促的乐调牵引着他们,完成这奇异的夜巡。对于莫迪亚诺来说,对记忆之遗忘和无法忘记成为一种梦魇般的存在,“如今,我感觉到记忆远不如它本身那么确定,必须不停地与健忘和遗忘斗争。”


《夜巡》:里面没有我的位置

将来又会如何呢?我会跑啊跑,一直跑到一个空场上。都来不及喘息一下,就被人架上了断头台。

对未来的疑惑,恰恰就是给出了未来一个确定的结局:被人架上断头台——一种死亡,一种带有惩罚的死亡,一种毫无尊严的死亡,已经写在了自己人生的末端,在通往这条将来的路上,奔跑也好,喘息也罢,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点。当死亡已经确定,奔跑和喘息又有什么意义?当无意义的一生被书写,“我”所面临的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谁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将我“卷走的旋涡”又是什么?

有旋涡将我带走,有死亡架在我面前,是因为我在生活中什么也抓不住,抓不住的生活,和确定的死亡构成了一个冲突性的结构,这或许就是莫迪亚诺所要书写的流浪生活。其实,从一开始我是一个有着人生理想的青年,对医学感兴趣,即使不忍看伤口和血迹,但也知道道德上的丑恶;善于从坏的方面观察人和事,是以防被人暗算;18岁的时候,每月用假证从海军那儿领取养老金,也是为了一种安静的生活,“我很少和人交往,除了我的母亲、几只狗、两三个老人和莉莉玛莲。”读书或者散步,绝对谦卑,喜欢中性颜色的衣服,就是不想引人注意,就是拒绝和同龄人一样成为活跃者……甚至当我成为敲诈勒索者,成为流浪无赖,成为告密者,成为眼线,成为杀人犯,但我还是一个孝子,用那些钱给母亲在洛桑买了别墅,把母亲安全送走,“这是我唯一的告慰。”

但是那句“你将死在断头台上”却恰恰是那晚母亲弯身向我对我说的话。我唯一的告慰是自己是个孝子,这是一种对于出生的尊重,而生的尊重就是对母亲的保护;但是母亲的话又指向了我唯一的结局:推向断头台的死——当生和死以如此割裂的方式存在,谁将我卷入旋涡?因为我认识了中尉,之后认识了地下网成员,“你准备加入我们的地下网吗?良心未泯的人都会参加的,你不该有丝毫的犹豫。你同意加入了,是吧!”加入地下网,就是加入抵抗组织,就是在混乱时期面对那些恶棍,就是打击那些匪徒,“他们疯狂地镇压一切爱国的和正直的人们,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征用了十六区契玛罗萨广场乙3号的一所私人住宅。他们的机关公开叫作‘巴黎-柏林-蒙的卡罗贸易公司‘。”

这就是我的任务,而中尉和地下网给予了这个伟大斗争一个象征符号,那就是“朗巴勒”,“此人无踪无影,无法捕捉。他会以最激烈的方式采取行动。”当我问中尉,朗巴勒是谁,中尉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是我们唯一的希望,那些恶棍和匪徒听到这个名字就会“因为惧怕和钦佩而声音颤抖”,“现在让无耻匪徒和出卖灵魂的人占了上风,但朗巴勒绝不会饶过他们。朗巴勒会既快又狠地打击他们。”朗巴勒是地下网的希望,却也是那些恶棍和匪徒的致命敌人,当这个名字成为象征符号,其实也是每个人的名字——中尉就把新加入的我叫做“朗巴勒”,“鼓起勇气来,朗巴勒。”当名字成为一种象征,实际上命名的背后已经去除了人具有的唯一性,一个问题便是:我又是谁?

“我”,第一人称单数,作为叙述者,“我”是有预设的:我是很少有人交往的人,我喜欢读书和散步,穿中性颜色的衣服,我对医学感兴趣,当然,我是一个孝子,为母亲购置了在洛桑的别墅。这是“我”,但是当这一切被改变,加入了中尉地下网的我便成为了一个符号,和这里的所有人一样,成为了“鼓起勇气”的朗巴勒。所以“我”从第一人称单数变成了具有符号意义的第三人称,甚至连人称都不是,正是这种解构性的存在,“我是谁”便成为了另一个问题,也正因为这个问题的存在,“我”被取消了身份,而取消了身份的“我”又加入了情报部门,第一人称又拥有了另一个第三人称的名字:斯温·特鲁巴杜尔,在加入的那一夜,所有人都高举酒杯围过来,“为斯温·特鲁巴杜尔干杯!”

加入地下网的时候,中尉告诉我的任务就是以朗巴勒的名义打击那些恶棍和匪徒,总督和菲利贝尔是必须除掉的对象,但是当我拥有了假警察证和假持枪证,成为了情报组织的人员,总督又给了我任务,就是除掉中尉为首的地下网。他们给了我假证件,他们给了我钱,他们也给了我做叛徒的机会,“今天晚上一网打尽,好孩子,我们等着你呢。”当我终于提供了中尉的地址,并带着总督将中尉抓获、将地下网的人员一网打尽,我便成为了情报组织最得力的人员。从第一人称的“我”到第三人称的“我”,再到地下网的朗巴勒,再到情报组织的斯温·特鲁巴杜尔,我到底是谁?

我到底是谁的疑问就在于我没有立场,在那个七月的巴黎,在那个战争阴影笼罩的法国,其实谁是正义谁是邪恶一目了然,总督要抓住那些地下网的成员,就是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埋葬我父亲的时候,我孑然一身晚上非常冷,我就睡在我父亲的坟上。十四岁时到艾斯教养院……然后是惩戒营……弗雷纳监狱……我遇到的尽是像我一样的流氓恶棍……人生啊……”只要打掉地下网,自己就能翻身成为警察局长,这是一种权力的拥有,而和总督在一起的那些人,浑身也散发着腐烂的味道,他们利用各种阴谋化解抵抗组织。所以当我加入他们,我便从事的是“散发着背叛与暗杀恶臭的荒淫无度”,和立志“从容就义”的中尉不同,当我出卖了地下网成员,我内心甚至给自己宣判了:在法庭上,我将和总督、菲利贝尔以及其他人一起出庭,公诉人会列举我的罪状,其中包括出卖同志、行凶施暴、偷盗、暗杀、各种走私,“在我写此文的时候,这全是家常便饭。”而总督统治的这个小团伙在将来的法律编年史上会被称为“契玛罗萨广场的匪徒”,“这些都是我知道的可耻行为,在道德、正义、人性重新树立在阳光下的时候,我将会哑口无言,而那时,整个巴黎将恢复光明之城的称号,世界将恢复旧观。

但是在这是非清楚的命运面前,在这泾渭分明的行动面前,我为什么要选择成为两面派?是选择,却也是无法选择,“是我的错吗?双方都让我当间谍啊。我不愿让任何人失望。既不想得罪总督和菲利贝尔先生,也不想惹恼中尉和圣西尔军校那些年轻学员。”曾经读的是《叛徒文选:从阿尔西比亚德到德雷福斯》,我走向脚踏两只船的命运,“有何不可?”因为它符合我的调皮性格,“我的意志不够坚定,当不了英雄,同时又漫不经心和随随便便,也成不了十足的恶棍。不过,我倒非常机敏,好动,还特别热情。”意志不坚定所以脚踏两只船,所以成了叛徒,所以两面派都不讨好,但是这个取消了作为第一人称之“我”的命运,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必然:没有好与坏,没有善与恶,“这些人虽分裂成了两个对立派别,但早已秘密结盟要毁掉我。总督和中尉不过是一个人。”

所以在这样的时代里,“我自己不过是一只惊慌失措的飞蛾,从这个灯火飞向那个灯火。每次都烧焦点翅膀。”这便是巴黎的现状,这便是时代的迷失,“七月,人们离开了巴黎。”他们烧掉了文件,他们涌向巴黎的城门,他们最后一次汇聚在香榭丽舍大街和布洛涅森林公园的茶座上,这就是“夏天的凄苦”:“一旦他们走了之后,幽灵就会出现,将我团团围住。”一方面,成为了象征符号的我就是幽灵,我可以自由敲开每扇大门,可以亮出我的警察证,可以搜查整个宅邸,“我可以进入区内的每幢房屋。城市属于我了。”人们离开巴黎,城市属于幽灵,所以城市也都没有了“我”,我成为了一种虚设,而这个现实就是莫迪亚诺引用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所说的疑问:“为什么我居然等同于我自己憎恶并同情的对象?”

我等同于我的对象,我的对象是自己憎恶并同情的,我是主体也是客体,客体即被憎恶也被同情,在这个充满悖论的疑问中,我是谁便成为莫迪亚诺的母题,而这个母题本身就抽离了作为出生的具体性,母亲在洛桑,父亲又是谁?那张画像里保留了父亲的属性?可是它又变成了一种符号;“每条街,每个路口都引起我的回忆。格拉夫,我在那儿遇见了莉莉玛莲。克拉里齐旅馆,我父亲逃往沙摩尼克思前住的地方。马比耶舞厅,我常和罗西妲·赛尔让去跳舞。”这是具体的巴黎,这是活着的巴黎,但是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里面没有我的位置。无所谓。”没有我的位置,就是没有第一人称的位置,就是没有具体的、活着的位置,所以成了两面派,所以指向了断头台的死。

但正是因为我成为憎恶并同情的对象,所以在通向断头台的死中,“我”还是在寻找这个主体,寻找巴黎的人,寻找时代的生者。“对我来说。感人之处就在鞋上。”这是一种对人的认可,鞋在行走,鞋在选择,鞋代表方向,确定人不是靠手的躁动,不是靠面部表情,不是靠眼光和声调,只靠鞋,从鞋出发,人才是活着的,才是有尊严的;还有布洛涅森林公园里最后留下来的科科·拉库尔埃斯梅拉达,“我用这些钱保护科科·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没有他们,我就会太孤单了。”两个人代表着生命,“我选择了世上最穷困的两个人,但在我的这种爱中并无半点温情。谁若胆敢冒犯他们,哪怕是一点点,我非砸烂他的脑袋不可。”还有对自我的确认,镜子中我称自己是“朗巴勒公主”,住宅里面对父亲马克西姆·德·贝尔-雷斯皮罗的自画像,还有行李上写着的名字马赛尔·贝蒂欧……每一个具体的名字都在丰富“我”,都在重新定义自己——当然,还有巴黎,巴黎有着回忆,有着往事,每条街、每个路口都留下了活着的记忆,“我喜欢这个城市。她是我的故乡。我的地狱。我年迈、粉面的情人。”

但也是最后一次观赏巴黎,在这个没有第一人称的“我”存在的城市,在这个只有两面派存在的城市,在这个最后通向断头台的城市,在这个没有我的位置的城市,逃跑也是最后的选择,“在这种游戏中,终要毁掉自己。但归根结底,我从不知道我是谁。”终要毁掉自己,一种死的存在会抹杀所有生,不知道我是谁是逃避却也是自我保留,我是“我”,我不是“我”,就像巴黎是“巴黎”,巴黎不是“巴黎”,最后在生和死之间,在有和无之间,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我半睡半醒,继续向前行驶。”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下)

编号:S55·2211212·1795
作者:【美】布罗茨基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21年10月第1版
定价:178.00元当当88.10元
ISBN:9787532786879
页数:587页

1987年,布罗茨基以其“出神入化”“韵律优美”,“如交响乐一般丰富”的诗篇,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以及“为艺术英勇献身的精神”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第一卷,下册。内中收录包括布罗茨基哲学思辨的叙事诗《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早期尝试译自多恩的四首诗、1977年在美国出版的两部诗集:《美好时代的终结》和《言语的一部分》,以及对应的极具研究性和学术性的背景资料、评价与注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布罗茨基的诗歌世界急剧扩大,直至涵盖诗人的整个命运和生活。他将一切所见所闻融汇于具有哲学意义的诗的隐喻之中,关于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带有论战意味的主张使他的诗句具有永恒的诗学和美学价值。《布罗茨基诗歌全集》是由布罗茨基本人亲自参与编排的,收录了他一生中所有他本人认为有价值的诗歌作品。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一·下)》:爱情被剥夺了动词

我在那个时期所写的一切
都不可避免地表现于省略号。
我不脱衣服就倒在
自己的床上。夜里要是
在天花板上寻觅星辰,
它,按照燃烧的规律,
落在枕边的面颊上,
比我许愿的速度更快。
——《在湖畔》

“在湖畔”,一个方位,一个坐标,简略的地点可以得到更多的注释:“地点——安阿伯,密歇根州。大湖区”。密歇根州安阿伯市,这是布罗茨基在美国的第一个栖身之所,他在那里总共度过了六年,《在湖畔》是他移居国外的第一首诗,也是在诗歌中构筑的第一个观察点。在湖畔而望见湖,望见湖而看见对岸,沿着这一目光,在穿越中望见的“在那个时期所写的一切”——在空间时间化的寻找中,布罗茨基看见了那些省略号,它点缀在必须看见而无法说出的句子后面,六年是六个点,或者是六个点之后无数个点——省略是不可见?省略是欲说还休?省略是抽离和转身?但这是“无可奈何”的结局,或者“在湖畔”根本无法穿过那水面,根本无法看见对岸,根本无法回到“那个时期”。

“不可避免”的无奈,“省略号”的表达,是关于文本的一个困境,而对应于这部《布罗茨基诗歌全集》,它也以某种割裂的方式“不可避免地表现于省略号”:“全集”之整体性被分成了“第一卷”以及“第二卷”,第一卷又被划分为“上”和“下”,文本就像是那个密歇根州安阿伯市的大湖一样,“在湖畔”的空间在时间中存在,它的起点指向2019年11月30日,做为阅读者完成了《布罗茨基诗歌全集(一·上)》的阅读,并以《我的灵魂将以两个面孔出现》做出了评论;它的另一个起点则指向2022年3月28日,做为阅读者完成了《布罗茨基诗歌全集(一·下)》的阅读,并以《爱情被剥夺了动词》完成了评论。起点以及另一个起点,都是“在湖畔”的观望,当阅读于布罗茨基“那个时期所写的一切”,它不是终点,因为“第一卷”之后还有“第二卷”,第二卷又分成了上和下——在“第二卷”已经被标注却还远远没有看见出版的时候,悬置在其中的感觉是不是变成了省略号?“没有总体的完满性意义,或者只是阅读者追求整体文本的一种主观感受,但其实,这提早抛却出来的第一卷上册更像是在漫长的路程中自我迷失的拙劣行为艺术。”

这一感觉已是越发强烈——甚至开始打算不再购买第二卷,无论是上还是下,只是把“第一卷”当成整体完满性的存在,当成“全集”的终点。但是这是不是又是对于“在湖畔”的某种抽离?文本形成的割裂,在布罗茨基隔岸相望的无奈中体现出来,当“那个时期所写的一切”变成了省略号,它不是虚无,不是无语,而是以省略号的方式积蓄着更多欲说的东西,就像“不脱衣服就倒在/自己的床上”,总是要寻找天花板之上的星辰,总是要发现“燃烧的规律”,即使它比自己许愿的速度更快,也是一种应该做出的动作——如何突破天花板的阻隔寻觅星辰,如何在许愿的同时找到燃烧的规律?而这或许就是布罗茨基“在湖畔”的真正意义。

割裂需要一种努力,在这里布罗茨基其实已经进入了那个原本是省略号的符号中心,它是“那个时期”,它是“过去”,它是“在湖畔之外”,当一悲剧的形式追忆往昔,布罗茨基在欲言的状态下又该如何言说?言说的故事来自1965年至1968年完成的长诗《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或者构思更早:1964年的《绳索工厂别墅的新年》和《忧伤和温情》中就有关于这一叙事诗的笔记:“睡在窗口的是戈尔布诺夫,而戈尔恰科夫在他身边躺下……”一个在窗口,一个躺下,是不是一个“不脱衣服就倒在/自己的床上”,一个则在窗口“寻觅星辰”?一个和另一个,似乎又是同一性的存在,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姓氏几乎一样,这是“同一种意识的两种拟人化”,但是同一往往是一个虚设,一个在窗口看见,一个已经闭目躺下,他们当然分出了彼此,分出了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作为对话者和对抗者的存在。

对话者在这便和那边,于是对话开始了,于是言说开始了:戈尔恰科夫问的是:“喂,你梦见什么了,戈尔布诺夫?”戈尔布诺夫说:“是呀,其实就是一些小狐狸。”梦见了小狐狸,这不是真正的对话,因为这是一个重复的梦境,这是重复的对话,“又是”便将梦变成了“正常的梦”,变成了“不是新的梦”。但其实这是无法摆脱的梦,就像列宁格勒人无法摆脱的一种宿命。梦开启了对话,小狐狸在梦里,但是这个梦被言说的时候,它到底是不是从对话到对抗的开始?梦是不受白天曙光干扰的梦,梦也是把白天的遗产化掉的梦,梦是一切基础的基础,梦也是把人当做俘虏的梦,梦和梦产生的分歧是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对话而对抗的开始,它在同一性中导向了矛盾性,而戈尔布诺夫坚持着梦中小狐狸具有美好的隐喻:它是岛屿,是大街,是胡同,是言语,是断断续续的谈话中间的那一片草地。

以及是爱,爱又是什么?是“离开孤寂”,而且是“彻底”地离开,之后是在寂静中呼吸,“轻轻触及生命”,所以梦中憧憬着小狐狸便是憧憬着爱。但是在戈尔恰科夫看来,触及生命却要面向死亡,因为“我认为,灵魂在有生之年/会获得死的特征。”关于梦,关于梦中的小狐狸,关于爱,关于生命,以及关于死亡,对话在继续,对话却戛然而止。一个在窗口,一个已经躺下,对话者如何能进入共识的范围里?相似的姓氏就在分歧之中,于是一个成为了沉思者,“戈尔布诺夫在夜间”构筑了对对话的某种逃离,梦以及小狐狸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可以梦见小狐狸却无法梦见妻子,于是爱,生命都变成了一个空无,而行走在医院的林荫小径上,在雪夜风的呼啸声中,戈尔布诺夫确定了自己的身份:犹太人,而这个身份是“男护士用犹太人的望远镜/从墙角后瞭望”而定义的,它属于戈尔布诺夫——犹太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教堂的沉默,意味着上帝的无声,意味着信仰的动摇,更意味着怀疑、苦难。但是在独行意义上,戈尔布诺夫却想到了战斗:“而给我留下这些总和的差数:/战胜沉默和窒息。”

坚信上帝能同时倾听两个声部,坚信两个声部出自同一张嘴,它们的存在“视为过去和未来的斗争方式”,所以戈尔布诺夫在夜间行走中看见了上帝的启示,看见了犹太人的战斗,就如望见了星辰“燃烧的规律”。但是毕竟在戈尔布诺夫之外还有相似性存在的戈尔恰科夫,还有对话者之外的对抗者——医生们希望戈尔恰科夫提供关于戈尔布诺夫的报告,这是怎样一个报告?“他表达了对事物,对现象的/非党的观点,——其基本理论/是辩证的。然而一系列——/然而他的一系列言论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而且,“如今他充分揭示了自己/的辉煌的唯心主义。”这是对戈尔布诺夫身份的另一种定义,犹太人之外是非党主义者,是唯心主义者,是上帝的信仰者,“我有时甚至担心:/说不定,他就会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开始祈求上帝降临。”戈尔恰科夫在评说着戈尔布诺夫,不是和戈尔布诺夫对话中的评说,是在医生面前,在戈尔布诺夫不在的情况下,谈起的关于“戈尔布诺夫的疯话!”

不是从对话转向对抗,不是从理智走向疯狂,不是一个在窗口一个已经躺下,而是一个描绘着另一个,一个评说着另一个,甚至一个监视着另一个:对话变成了第三人称单数的“他说”,变成了第一人称复数的“对我们来说”——“他对他”的对话被解构了,“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的同一性被颠覆了,“是老实话。/只要我们之间出现分歧,/监察小组立刻就会知道,/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与性有关,不是吗?”有医生所代表的“我们”,有监察小组,有完整定义的报告,当“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又成为一个并列形式,对话已经变成了审判,戈尔恰科夫说:“我把谷物和谷壳混在一起。”混在一起,是把虚伪当成了真实,是把对抗表现为对话,戈尔布诺夫说:“咱们嘛,戈尔恰科夫,就摈弃虚伪吧;/要懂得——说出的话的现实性/大于怀疑的现实性。”一个非党主义者、唯心主义者、上帝的信仰者,以及自认为战斗者,在那一刻,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我还会死在这里,主啊,宽恕吧,/考虑到阴间没有人烟。”

在非党主义者、唯心主义者、上帝的信仰者,以及自认为战斗者的戈尔布诺夫面前,戈尔恰科夫第一次进行了灵魂的审视,也是在夜间,也是一个人独行,戈尔恰科夫感觉是反过来戈尔布诺夫在审判自己,“你,戈尔布诺夫,我的最高裁判!/而我本人——只是自己睡眠/和失去知觉之间的中介,/被驱逐走在前面的自己人的巡视员……“但是在看不到战斗的希望面前,在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面前,在无法梦见小狐狸的现实面前,在夜间的戈尔恰科夫还是选择了自己所命名的自由和爱,“你,戈尔布诺夫,不要记着我,不要报复!/好像延续音响的回声,/力求挽救音响,以免被忘却,/我出于爱心而让你经受磨难。”以爱心的名义,以自由的名字,把戈尔布诺夫推向了梦的终结点,于是“医生们”让戈尔布诺夫讲起了奥波奇卡,讲起了小狐狸和大海,讲起了利己主义,讲起了非党的观点,在被孤立的地方,戈尔布诺夫开始了关于战斗的第二次命名,“事物获得名称之后,立即/成为言语的一部分。”语言类似于圣骨,名称来自物体的庇护,死亡和大海是同义语,它们都是不致溺死的保证,它们都是走向时代未来的沉默,“时代正迎着我们的言语快步走来,/带着我们在言语中所强调的一切,/相遇时便匆匆告别。”

匆匆告别而走向沉默,走向未来,这是语言赋予的力量,这是战斗带来的胜利,对于戈尔布诺夫来说,无论是和小狐狸有关的梦,还是在夜间的现实,都指向于灵魂的栖息,在经受住“把谷物和谷壳混在一起”的虚伪之后,在不妥协于“医生们”和监察小组的威吓之后,戈尔布诺夫选择了十字架上的解放,选择了回家,选择了救赎,“我愿意成为/谎言的纪念碑,让曾孙和孙子辈/向我叩首!”流入黑暗而摆脱黑暗,这就是戈尔布诺夫最终的选择。在“关于大海的谈话”之后,在“交谈中的交谈”之后,对话结束了,因为言说结束了。在言说和对话结束之后,戈尔布诺夫也消失了,“就是说,他睡着,而你们还没睡。”戈尔布诺夫已经安息,死亡或者是在敌对的环境里制造的,安息其实已经取消了对话,取消了对立,在一种死导致的沉默中,真正的审判其实才开始,因为戈尔恰科夫发现了一个真理:“交谈只是我的呓语……“在可能的言说中,被怀疑的言说其实就是真理,而当交谈变成了自我的呓语,它在意识的两种拟人化中进入到灵魂对恶的体悟中:以前的全部对话只是发生在戈尔恰科夫的意识之中,他背弃并终于在心里杀害了自己的高尚的替身“戈尔布诺夫”——没有“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只有被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异化了的我,只有被“医生们”和监察小组控制的我,从夜间到夜间,从对话到对话,一种死的忏悔最终失去的是自己,“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自己也不清楚。”

对话是呓语,对抗是谋杀,“他被敌对的环境所包围”是每一个列宁格勒人的现实,是每一个俄罗斯人的困境,是每一个“在湖畔”的布罗茨基的省略号——他在书写,他在还原,他在审视,分裂或者割裂,如何寻觅天花板之上的星辰?如何找到燃烧的规律?如何在告别中走向未来的沉默?《美好时代的终结》是这个省略号欲说还休的部分,但是明显是在用戈尔布诺夫的寓言启示戈尔恰科夫,用戈尔布诺夫的死来反讽戈尔恰科夫的生:那个美好的时代是不是也是在对话中走向终结,在言说中变成沉默?那时的诸神在哪里?“如果窗台上/那褐色的斑点是你们的象征,诸神——/你们曾急于向我们道出的结局呢?“在诸神的言说中,未来已经没有小提琴手,没有没有持续的音乐,未来只有脸上越来越多的皱纹,甚至,“人人觉得修道院好,但正面是——空地,/男修道院院长,真是,神经完全失常。(《歌声》)”诸神指向的未来没有风,修道院已成空地,对现实的怀疑就变成了戈尔布诺夫的“非党”的观点:东宫被攻克是一个童话,革命成功“只要有钱”;资本主义繁殖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转变为部长,部长滋生了睡梦之神;马克思在生产中醉得语无伦次,人民委员会给自己别上肩章……而非党的那些人,只不过想要结婚,想要宗教,想要自由,“我得罪人而走向不朽,/请给我抽人的树条!/我兴奋得发狂,像粮囤里的耗子!/把圣像和总书记画像拿出去!(《话说洒掉的牛奶》)”

在这样的现实中,革命是另一场战争,领袖是另一个死神,“我,作为诗人,和这一切格格不入。”所谓非党,就是戈尔恰科夫所说的利己主义者,诗人和这一切格格不入,也是利己的存在,也是革命的对象,颠倒而成为现实,这是美好时代终结的标志,“这就是/真相取决于艺术之一例,/而非艺术取决于——真相的存在。(《献给雅尔塔》)“这就是那个把谷物和谷壳混在一起的时代,真相被假象所覆盖,虚伪早就代替了真实,当然将军也取代了诗人——“因为诗歌艺术需要语言,/我——次等强国的耳聋、秃顶、忧郁的/大使之一,与这样的强国捆绑在一起,——/我不愿强迫自己的脑子,/自己给自己拿衣服,自己下去/到售报亭取晚报。“当美好的时代终结,权力建立在了刺刀和哥萨克马鞭之上,自由变成了浴缸里的鱼的需要,在墙上漫开的不是智慧而是唾液,小鸟的羽毛被拔出装点的是最后的诗行,“所有人的无辜的脑袋及其事业在等候斧子/和绿色的桂冠。(《美好时代的终结》)”

与其说这一切印证的是戈尔布诺夫消失的悲剧,不如说讥讽的是戈尔恰科夫梦呓般的沉默,没有对话也没有对抗,行尸走肉而成为工具,所以美好的时代之终结,是言语的终结,是对话的终结,是爱的终结,“爱情作为一种活动,被剥夺了动词。(《我总是强调,人生——如戏……》)”人生如戏,树林只成为劈柴的一部分,鱼子成为鱼的一部分,膝盖变成少女的一部分,呓语成为对话的一部分,种子落入恶的土壤。但是戈尔恰科夫至少也听到了“我的呓语”,杀死自我影子的戈尔布诺夫是不是也是一种自救?空间的消失是时间的另一个开端,导向沉默的未来也会有语言诞生,耳聋、秃顶和忧郁的诗人也许还会找到东西,而爱呢?“我爱的人不多,但爱得深沉。”上帝甚至就是你和我,“母亲啊,没有区别。/儿子或神,我是你的。(《静物画》)”

美好的时代终结,被驱逐,被流亡,被写成省略号,与这一切格格不入的诗人布罗茨基选择了“在湖畔”的生活,而穿过那片湖,回到“那个时期”,不是返回,而是重新发现属于自己的语言,重新在“给父母”的献词中寻找母题。那是没有侵蚀的面容,“在黑暗中,你全身的线条/好像在疯狂的镜子里反复闪现。”那是没有变异的声音,“耳郭里在其中听到的不是轰鸣,/而是旗幅、护窗板、手掌的啪啪声,水壶在/煤球炉上烧开的声音,至多是——海鸥的叫声。”那里还有出发的地理坐标,”我生于并长于波罗的海沼泽地,靠近

灰色的含锌浪涛,浪头总是成双涌来,/因此而有:——所有的韵脚,有了这无表现力的声音,/缠绕其间,好像一根潮湿的头发丝;/要是它能缠绕的话。“还有不曾忘记的往事,还有停留在生命中的目光,还有可以发出音的“未来”一词,还有忘掉暴君父名的自由,当然,还有可以被说出的话,“整个人给你们留下的是言语的/一部分。总是言语的一部分。言语的一部分。”

美好时代已经远去,爱情也曾失去,还有死去的人,永恒宇宙和自然循环间的疏远,对话的中终结,生命的灰色,以及那个寒冷的俄罗斯冬天,这些都是言语曾经失掉的一部分,是“在湖畔”永远望不见整体的人生,但是言语恢复言语,人生重构人生,时间叙述时间,寻觅星辰,发现燃烧的规律,以及最后的许愿,对于布罗茨基来说,是在用那个爱的动词构筑完满的整体性,宛如一次从此处到彼处,从过去到未来的“夜航”:

我逃避命运,从低空下面,

逃避平躺着的日子,

离开住处,我曾在那里死去也在那里复活,

离开陌生人的床单;

逃避启示以多瓣花环压缩的

理性,逃避双手,

我伏在双手上,并把脸

从手中掉向南方。

大火·拒绝天堂

编号:S55·2211108·1794
作者:【美】杰克·吉尔伯特 著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版本:2021年05月第1版
定价:62.00元当当31.00元
ISBN:9787559648389
页数:304页

“你听见自己走在雪地上。/你听见鸟的缺席。/一种寂静如此完整,你听见/自己内心的低语。”美国当代诗人杰克·吉尔伯特活了87岁,他终生漫游、隐居,寻找、生活并写入诗歌,他颇受中国古典诗影响,淬炼出一种既激情又温和,精写细织,抽去文辞修饰的诗,质朴、纯然,直指人心。吉尔伯特著有《危险风景》《大火》《拒绝天堂》等五部诗集,其《诗全集》于2012年3月出版,同年11月吉尔伯特过世。本书合并了杰克·吉尔伯特两部代表诗集:《大火》是吉尔伯特的第三本诗集,写于其爱妻美智子逝世后,也是他隐居十年后次出版的诗集,除了以往诗歌中自然、漫游等惯有主题外,他更多将对亡妻的思念写入诗中,整本诗集格外哀婉动人。《大火》出版后备受好评,获雷曼文学奖。《拒绝天堂》是吉尔伯特自认为好的诗集,斩获多项大奖,问世时诗人已80高龄,更是对他一生的总结,包括了他一些强有力的作品。


《大火·拒绝天堂》:我梦到已经消逝的词汇

当我和那个日本人
一起行走在山中。开始
听到水声,他说:“瀑布声
是什么样的?”“寂静”,最后他告诉我。
——《正在发生的,与它周围发生的一切无关》

水声是瀑布之水声,它是可听见的声音,水声是寂静之声音,它是可名状的声音,但是声音之寂静,它到底是听见还是听不见?它是有还是无?行走在山中,听到水声,被命名为“寂静”,成为杰克·吉尔伯特“正在发生”的经历,而“正在发生”的一切又“与它周围发生的一切无关”:水声是水声,瀑布是瀑布,寂静是寂静,或者听见是听见,命名是命名,它是单一的,纯粹的,抵达无人之境的——我和那个日本人以及问答是不是周围发生的一切?是不是被排除在寂静之外而成为一种无关?

有和无,在和不在,发生和无关,构成了一个无法拒绝的统一体,而它又是矛盾的存在,这种矛盾当然也是关于爱的逝去和存在的矛盾:吉尔伯特说,如果爱是激情的一部分,是美食,是地中海别墅的一部分,“那就不清楚/爱是什么”,是什么又不清楚是什么,就像听到了寂静又听不到寂静,就像正在发生和发生的一切无关,陷入到某种不可知论和怀疑论中,吉尔伯特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十一年的爱情栩栩如生/因为它已结束”,和野上美智子十一年的爱情终以她的逝世而结束,这是可听见的水声,这是被标记的时间,当生命逝世、爱情的结束都成为发生的一切,它也成为“正在发生的”,而正在发生就是时间的持续状态:“更深,更深地/下到一个女人的心脏掌控呼吸之处,/身体里遥远的某物在那儿/正变成我们无以名之的东西。”

已经结束,是“身体里遥远的某物在那儿”,这是一种确定性的终点,在那儿呈现的就是一种固定的存在方式,和时间一样,当然也和十一年的爱情一样,但是当在那儿的身体变成“无以名之的东西”,它是不是还在继续?是不是一直“正在发生”?是不是就如水声成为寂静,是永恒的存在?这是吉尔伯特关于“寂静”的意象,他在“正在发生”的名状中已经传递了没有结束的信号:当结束已经发生,当结束正在发生,寂静到底通向哪一个无尽的方向?从《拒绝天堂》的这一“寂静”回溯上去,在《大火》诗集中或许能找到这个被命名的“寂静”的源头。在诗集的第一首诗《歧途》中,吉尔伯特就设置了一个关于“寂静”的场景。那是男人和上帝的对话,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说和不说之间的隔阂,是说出和听见之间的错位:男人洗鱼,男人切鱼,男人放回十二根鱼骨,男人洗去血,男人把鱼摆在大盘子里,男人放入橄榄油和胡椒,男人把西红柿和柠檬切成片,男人把鱼起锅,男人把所有东西摆在院子里的桌子上;在男人一系列可见的动作中,上帝在说话,他说:“我建了城市,那里的一切/合乎人性。”他说:“而你/与岩石和寂静一起生活。”他说:“你常年过着没有女人的生活。”他说:“没人知道你在哪里。人们都把你忘了。/你又没用又固执。”

他在做鱼,上帝在说话,但是这种隔阂和错位并不是呈现出一种无,当上帝说男人“与岩石和寂静一起生活”的时候,男人内心却在否定上帝所定义的固执,当院子里洒满清晨的阳光,当燕子的身影飞过饭菜,男人在内心里对上帝的疑问做出了回应:“不是固执,只是贪心。”上帝听不听见似乎并不重要,与男人来说,他的所言所行其实正进入吉尔伯特诗题所定义的“歧途”之中。这是怎样的歧途?因为没有女人的男人选择了“与岩石和寂静一起生活”,更因为这种寂静在他看来“不是固执,只是贪心”——当寂静变成一种贪心,它是不是“正在发生”?它是不是趋向于一种没有结束的生活?和瀑布声带来的寂静不同,在男人的世界里,寂静通向的是挽留,是遗憾,甚至是自己制造的没有终结的生活,就像在《罪》中,他要以有罪的方式陪着那死去的女子,“身处这些死物之中,我已经/是一个死物。看它们蒙羞于/死亡对待它们的方式,让人难受。”这是一种从死到不让死的挽留;就像在《被遗忘的内心方言》中,爱变成了一个被命名的词语,因为法语没有一个词表示家,因为印度北部的古老民族因为语言里没有亲爱这类词语而濒临灭绝,“我梦到已经消逝的/词汇,它们可能表达了某些我们再也无法/表达的东西。”

以他人有罪的方式让死去的女人保留尊严,因为梦到已经消逝的事物而学会命名爱,这都是一种“贪心”的表现,是不想让消逝成为一个现实,所以这种贪心指向的不是明天,不是未来,而是过去,而是记忆。在吉尔伯特的故事里,出生的城市匹兹堡,和女人之间的爱构成了消逝的事物,他就是在这个“已经结束”的终点回溯国王,开启自己“贪心”而命名的东西。匹兹堡有着“匍匐在三条河边”的锈迹斑斑的工厂,有着每晚在那儿玩耍的砂石弄堂,有着总是耸向天空的粉红色,有着钢铁和雾,有着十四岁时高地街上湿漉漉的紫丁香,有着九十二座桥,这是美国的钢铁之城,这是童年生活的地方,这是已经逝去的记忆,但是它“在我体内留下残迹”,“我们的精神在这荒蛮中锻造”,是“在严肃的心造就的这幸福之地”,“当任何人说起那座衰败的/美国钢城。几乎每次都会记起/已经遗忘但也许重要的某些东西。”遗忘却会记起重要的东西,是因为一种“贪心”,因为它也指向一种崭新,“是崭新之我,/和此后的崭新,和再次的崭新。”

这“贪心”的崭新,也是对于已经结束的爱情的一种态度,“乔尔美蒂和格雷格/和美智子长久。”像匹兹堡一样长久——吉尔伯特是在1947年开启欧洲之行中遇到了吉安娜·乔尔美蒂,这是他生命中第一场伟大的爱情,但是没有结果;五六十年代的吉尔伯特回到了旧金山,回到了纽约,经历了“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运动,认识了琳达·格雷格,她成为他生命和诗歌中最重要的女人;度过了六年的海外生活之后,1971年的吉尔伯特再次回到旧金山,和日本女雕塑家野上美智子结婚,他也去了日本,1975年开始两人周游列国,1982年在他们十一年婚姻之后,美智子病逝,吉尔伯特又开始了浪迹天涯……乔尔美蒂、格雷格和美智子构成了吉尔伯特关于爱情“结束”的衰败历史,但是他希望她们像匹兹堡一样长久,因为逝去不是终点,怀念和记忆会形成一个寂静但“贪心”的世界,把那些东西和故事都变成“正在发生”的一切。

尤其对美智子,诗集《大火》就写着“献给野上美智子”的题辞,引用的也是日本《万叶集》中的一句:“早知如此长思念/应是共处日/无时不见面”,在思念中共处便是在一起,便是“贪心”地在一起。这种共处,是《婚姻》中寻找那一绺头发,从小水道到真空吸尘器,从冰箱下面到衣柜上的衣服,都无法确认是她的头发,“一年后,/移种美智子的鳄梨树时,我找到了/一根长长的黑发缠在泥土里。”这是从葬礼回来之后最大的收获,而《婚姻》的11行诗也被认为是吉尔伯特故意以形式对应与美智子的11年婚姻;这种共处,是《孤独》中的想象,“我从未想到美智子死后还会回来。/但如果回来,我知道/应该是一袭洁白长裙的淑女。”回来了,是某个人的达马提亚狗,轻轻的抚摸她的头,讲那些过去的事,“这让她快乐,像过去一样。(《孤独》)”这种共处,是在失去了两千次和美智子惯常的早餐中的遗憾,“我对她最怀念的/是我再也回忆不起来的那种平淡。(《亮点与空隙》)”这种共处,是三千个夜晚的热烈之后的空寂,她抵达的是寂静,“但婚姻是清晰的。像大提琴的微弱声音/夜里很晚时在下面某处,在一条名为/快乐街的街道上一幢旧建筑的寂静里。(《得其全部》)”甚至还有两首诗是直接以美智子命名的,在《野上美智子(1946-1982)》中,吉尔伯特把“一个过世的女人充满整个世界”,耳边响起的是她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你送给我的玫瑰,它们/花瓣凋落的声音让我一直醒着。”直接标注了死亡的《美智子死了》中,吉尔伯特化身为一个搬箱子的“他”:他先用胳膊在下面抱住,然后用尽力气两手往前移,钩住箱子的角,提到胸口,当乏力时稍稍挪动拇指,让不同的肌肉来接任,后来,他把箱子扛到了肩上,“直到/伸在上面稳住箱子的那条胳膊/里面的血流尽,胳膊变麻。”最后抱住了下面,“这样/他就能继续走,再不放下箱子。”

搬箱子,不管是用力的方法,还是分配力量,不管用手抱住,还是扛在肩上,最后能够继续走,“再不放下箱子”便是继续前行。《美智子死了》,但是箱子还在,但是搬箱子的男人还在继续走,当对美智子的思念变成第三人称搬箱子的举动,寄托着吉尔伯特浓烈的思念之情,它构成了在快乐的街道上一幢旧建筑里的“寂静”,这种寂静只能听见自己“内心的方言”,它成为被命名的爱,在“我梦到已经消逝的词汇”中留住那些瞬间,那些故事。所以爱是无法度量的存在,“我想回到美智子刚过世的那段时间——/我每天在树中哭泣。想回到那种真实。/回到那样的巨痛,活得那样淋漓尽致。(《度量老虎》)“爱是重新发现,”我们只有通过拆除心脏所知的一切/才发现心脏。通过重新定义早晨,/我们才发现一个紧接黑暗而来的早晨。/我们可以冲破婚姻而进入婚姻。/我们因执着于爱而糟蹋了爱,超越/喜爱,跋涉一口之深而进入爱。(《拆卸》)“爱是夏日久旱后的一场雨,是红尾鹰的一声清唳,是许多大火中的一种激情之火,“爱凭不持久而持久。//爱允许我们/行在我们独特心灵的美妙音乐里。(《大火》)”

杰克·吉尔伯特:爱凭不持久而持久

这就是吉尔伯特在诗集《大火》中看见的那燃烧的爱,它是水,是火,是超越,是永恒,是回归,是在一起的共处,是逝去之后的怀念。但是吉尔伯特抵达的寂静就是在那个和岩石一起的男人感受到的寂静,“贪心”的存在是不是会引向那无限的存在?有时候快乐也意味着伤害,“我们以为是火在噬咬木头。/我们错了。木头尽力伸展/向火焰。火焰舐舔/木头珍藏的一切,木头/恣意享有这种亲密,/这情形正如我们和世界/相逢在每个新日子里。伤害和快乐/在相逢中。(《相逢的伤害和快乐》)”伤害和快乐相逢,一种“贪心”的结合,它被命名,它被书写,它被怀念,但是已经是火焰舔过的木头,已经是被燃烧的灰烬,已经留下了伤害。如何从“贪心”走出来发现“寂静”的另一种意义?吉尔伯特再一次以命名诗集的方式作出了回答:《拒绝天堂》。

2005的诗集,题辞依然关于女人和爱,“献给琳达·格雷格和野上美智子”是不是依然在阐述“早知如此长思念/应是共处日/无时不见面”的共处?和美智子十一年的爱情结束了,吉尔伯特在《越来越虚弱:午夜到凌晨四点》中说:“十一年来我一直为此后悔,/后悔当时我没有做/我想做的事情,当我坐在那儿/四个小时,看着她死去。”想做的事是要抱住她,让她最后“依稀认出来是我”;在《正在发生的,与它周围发生的一切无关》中是清除了一切无关之物,在寂静中回到十一年的往昔;在《失信》中,“他们十一年里都睡在地板上。/而如今她来得越来越少。”十一年留下的是声音,是气味,是故事,“她的身体在我心里总是那么清晰。”美智子之外,对吉安娜·乔尔美蒂也是这样,“我爱过的/吉安娜·乔尔美蒂光彩熠熠,出现/在一团活力中,但活在那宅第中的灵魂/并不是那幢建筑。”对格雷格也是这样,“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在爱琴海上/眺望的琳达,不是在肯塔基/吃着甜瓜的琳达,也不能解释/为什么生活在雨中的头脑却不是/它的一部分。”

对逝去的美智子,对离开的乔尔美蒂和格雷格,在吉尔伯特寻找他们的记忆时,明显感觉到了一种不同,也许在曾经的爱情中她们都是“显性”的存在,但是在之后的思念中,她们却变成了一种隐秘,“白马非马,琳达写道,/她引用二千三百年前惠施的话。”吉尔伯特在白马非马的中国唯名论背后发现了命名的尴尬,事物不是它的名字,也不是词语,所以,“我们不能两次进入同一个/女人,也不是因为能量之网紧绷。”词语的命名带来的是一个不解之谜,而这个不解之谜就是显性之外的隐秘,就是看见之外的“下面”,就是可听之外的“寂静”——一根绳子,是三个和女人有关的结,“这些结让人回忆。这些结/是标记那条小径的纹章,让我们回到/我们拥有且没有完全忘记的事物。”当结被损坏,“然后就是直直的绳子。”这是吉尔伯特在“给吉安娜”的《拥有》中阐述的一种境遇,这是一个隐喻,三个女人构成一条绳子上的结,三个节构成的是回忆的纹章,但是当节结损坏,就变成了一条直直的绳子,它通向哪里?它是不是虚无?结之后的故事发生了:“你会在夜半时候到外面/把一只桶下到井里/这样你就能感觉到下面有什么东西/在绳子的另一端使劲拉。(《人迹罕至的山谷》)”

什么东西在绳子另一端使劲拉?这一力量又会将绳子拉向哪里?这是人迹罕至的山谷,一种寂静被打开了,也许正是从这个绳子后面神秘的力量开始,吉尔伯特在《拒绝天堂》中以更虚无的方式去寻找爱寻找自我寻找方向寻找寂静:深夜抛锚的港口,三家咖啡馆已经打烊,“寂静中听见微弱的桨声,当一只划艇/慢慢驶来又返回,这些真的值得/用以后许多年的痛苦换取。(《辩护状》)”大海是大海,石头是石头,太阳升起又落下,寂静就是“一种本然”,“一种成功/不落痕迹。(《另一种完美》)“寂静就是《向王维致敬》,她哭了跑向树林,不愿提及此事,他也没再去找她,“但他们将仍然是/一个谜,面对彼此,面对自己。”不追求拥有,不保留所有,寂静是本然,是面对自己,吉尔伯特“拒绝天堂”就是拒绝向上的孤独目光,和时间,和正在发生的一切共存,“像一片失控的林海。/一颗搁浅的心。一锅冰凉的融化之物。”

这是吉尔伯特对于爱的悟,而在诗歌意义上,他也抵达着那片寂静之地,他说诗是“狗娘养的”,试图去发现一条捷径,“但事实上总是/了无新意的不满意。(《做诗》)”所以他引用金斯堡的话说,放弃诗是因为“诗歌说谎”,是因为“语言失真”,而曾经对于爱的命名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的牢笼,“我们把语言作为我们的心智,但我们/可是那只死去的鲸鱼,气势恢宏地下沉/许多年,才抵达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该唱什么样的歌曲》)”真正写诗就是不触及确定的词语,不在“贪心”中命名寂静,不再共处中言说爱,写诗,就是试着写诗,就是“寂静应和着寂静。/歌曲应和着歌曲。去了又去。去了某处。无处可去。”回到世界该有的样子,回到事物的本然,回到自我的真实,回到爱的寂静,其实不是回来,而是“去了又去”,去是永不抵达的方向,是永无结束的终点——十一年又如何?三种爱又如何,死亡和衰老又如何,一切正在发生,诗集的最后一首诗里,他也许真的看到了寂静,“她的右手隐约可见。”

欢乐的葬礼

编号:C38·2211108·1793
作者:【俄】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21年10月第1版
定价:56.00元当当28.00元
ISBN:9787533965679
页数:190页

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中篇小说《欢乐的葬礼》发表于1997年,该书入围了俄罗斯文学布克奖。1991年8月,在纽约一间闷热的公寓里,一群俄罗斯犹太移民聚集在一位名叫阿利克的艺术家的临终床榻前。阿利克是一个魅力四射的人物,人们都很喜欢他。乌利茨卡娅细腻地描绘了他们对这位垂死之人的复杂情感,以及他们那些不断被一些争论打断的关于俄罗斯生活的回忆。同时,乌利茨卡娅在小说中也设置了一些有趣的问题:阿利克爱的是谁?他在临死前是应该像他那酗酒的妻子尼娜迫切希望的那样去接受东正教洗礼,还是应该由一位拉比来使他重新接受出生时的犹太教信仰?而此刻,莫斯科的政变对这些移民者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欢乐的葬礼》书写了俄罗斯犹太移民在纽约的生存境遇,通过聚焦艺术家阿利克临终的一刻,穿插各式人物经历与记忆的碎片,编织出移民者复杂的思想与彼此羁绊的情感世界。


《欢乐的葬礼》:我也是来客之一

“你没认出来吗?那是布罗茨基,他就住在这儿附近。”
“真的就是那个布罗茨基吗?”瓦莲京娜惊奇地问。
——《十》

美国,纽约,人群中,大街上,看到了布罗茨基,认出了布罗茨基,确认真的就是布罗茨基,这对于刚来美国的瓦莲京娜来说,是一件惊奇的事:惊奇就在于异国他乡看见俄罗斯同胞,能在陌生的城市发现熟悉甚至可以亲近的元素,怎么不令人心潮澎湃?

但是,看见和认出了布罗茨基,确认真的是布罗茨基,为什么没有上前打招呼?为什么布罗茨基没有走向他们?为什么背后仿佛是另一种距离?那是的布罗茨基一定已经加入了美国籍,这个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的诗人,之后并没有回过苏联,甚至他的父母想要来美国看望儿子,也被当局以各种理由拒绝,和家人天各一方,这便是布罗茨基的命运。而当在纽约的大街上看到这个生于苏联的著名诗人,对于刚移民美国的瓦莲京娜来说,是一件惊喜的事,这是此处与彼处,曾经的祖国和移民的国家,著名诗人和平民自己隔阂的某种消除,但是这种看见和认识更多是一厢情愿,此处和彼处还是隔着遥远的距离,曾经的国家和移民的国家还是有着更多的差距,著名诗人和平民之间还是没有形成呼应。

这或许就是这些移民美国的俄罗斯犹太人必须面对的共同现实——或者,没有回应和存在差距的现实也是作者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最大的问题。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这个名字,也不曾阅读过她任何作品,选择购买她的这本小说也早已忘记了缘由。大概是简介中被标注的赞誉吸引了我:她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质之一,她是俄罗斯文学布克奖、大书奖获得者,她是俄罗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作家……这是腰封上关于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头衔”,俄罗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作家显得太过广泛,俄罗斯文学布克奖是闻所未闻,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更是一个空泛的说法——如此,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依然是陌生的,这些所谓的光环更像是一种牵强附会。

就像布罗茨基不会主动走向纽约街头两个看上去像是俄罗斯人的陌生人,更不会用俄语向他们礼貌而友好地打招呼,瓦莲京娜和阿利克的看见具有的只是某种象征意义,甚至那只不过是他们可能的幻觉。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进入阅读的视野,也完全变成了一场幻觉——只花了一个多小时,就从第一句:“天热得一塌糊涂,湿度达到百分百。”看到了最后一句:“伊琳娜轻轻抚摸着女儿红色的头发,这一次麦卡没有咕哝着闪避开去。那么,伊琳娜想,这大概就是一切的结局了吧。”190页的故事没有惊奇,10万字的小说不起波澜,平平淡淡,乏善可陈,连叙事本身都体现着文字的苍白。

俄罗斯犹太人来到人生地不熟的美国,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他们的境遇或者就像小说的第一句话:“天热得一塌糊涂,湿度达到百分之百。”潮湿的美国,闷热的美国,阿利克患了重病即将去世的美国,对于这些远涉重洋来这里的人来说,一定是不适应。“他们大多数人只带了二十千克行李和二十个英文单词就来到了这个国家,把工作、父母、邻里等大大小小事情都抛诸脑后,并与之决裂。”二十千克的行李和二十来个英文单词,都是可怜的数字呈现,这个数字是脆弱的,是无力的,它不足以支撑起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和情感。这是决裂之后寻找新的可能性的困难,“他们最难意识到的决裂是对母语的陌生感,这些年来,他们所说的母语越来越机械,越来越实用。”不光是语言,更多的还有对新环境的适应问题,还有如何面对被抛弃在俄罗斯的人和生活。

焦亚虽然来自意大利,但是和他们一样,面临如何在陌生环境中学点俄语的困惑;菲马是家里的第三代医生,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来到美国已经五年,她只能委身于一家收费昂贵的私人诊所当实验室助理,至今也没有通过美国医学考试;伊莲娜来自传统的马戏家族,在俄罗斯的时候,她和阿利克是恋人,但是被父亲阻止,之后日益剧增的感情之重让他们选择了分手,之后伊莲娜来到了美国,八年来,她没玩都少睡两个小时,为了在美国拥有属于自己的职业,而八年来,她曾尝试自杀,因为她流产了,而之前生下来的卖卡却患了自闭症,母女仿佛生活在黑暗之中。还有瓦莲京娜,她是以和米基假结婚的方式获得了证照,最后发现米基其实是同性恋,当她最后踏上了那块土地,在阿利克的帮助下,他们产生了感情,“这一次,瓦莲京娜知道,将会永远如此,谁也不会再离开谁,无论是瓦莲京娜和阿利克,还是阿利克和尼娜。”

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阿利克无疑是个中心人物,作为一个画家,他来到美国之后画作无人问津,曾去过印度探索那里的古老智慧,但是回来只是带来了一只空空的篮子;和尼娜结婚,和伊莲娜保持着关系,又和瓦莲京娜感情加深,处在这个漩涡中给他带来的不是女人的争风吃醋,而是和谐共生,甚至他让患有自闭症的麦卡回归正常生活;但是他染上了重病,按照菲马的判断,“他最后那点能活动的肌肉在膈膜处,现在也已逐渐僵化。接下来几天,他必定会窒息而死。”当面临死亡,阿利克没有像美国人通常问出的那样:什么时候关掉机器?阿利克做出的决定是:在一切结束前离开医院,“这样一来,也就拒绝了通过使用可悲的药物来人工延长生命。”

这是观念的不同,这是文化的差异,这是生活的区别,而这种相异性聚焦于阿利克是不是应该在死亡之前接受洗礼这个问题上。从白俄罗斯来的玛利亚,是被亲戚邀请而来的,因为这个“袋子夫人”总是拿着走私草药,据说这种走私草药疗效很好,尼娜在东正教的教堂里认识了玛利亚,自然也想到用她的草药为阿利克治疗,于是她也来到了阿利克的住处,当玛利亚给阿利克脚上涂上草药,她对菲马说的是:“你必须得相信上帝。没有上帝的话,连植物都长不起来!”草药其实百无一用,但是玛利亚将其上升到信仰层面,“他必须受洗,否则什么都没用。我是认真的。”当时激起了尼娜的反感,“玛丽亚·伊格纳季耶夫娜,他不想受洗,我得告诉你多少次才行呢?他不想受洗!”但是在死亡面前,在上帝面前,信仰基督教的尼娜最后想让阿利克受洗,阿利克对此的说法是:“问题是,我本身是个有头脑的犹太人。这些圣礼在有些方面有点傻气,如戏剧一般,而我不喜欢戏剧。我更喜欢电影。”

所以阿利克笑着说,“那就去吧,叫你的神父。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也请一位拉比过来。”这就是阿利克所说的戏剧,犹太人受洗,要神父在场,也要拉比在场,两种宗教,两种方式,其实和信仰已经无关。找到神父是没有问题的,维克多就成了阿利克受洗的神父,但是拉比就显得有点难,尼娜找到了前夫廖瓦,廖瓦介绍了来自以色列的梅纳什。那天是维克多先来到阿利克那里,梅纳什之后到,但是当他看见已经有神父在场,马上就有了不快,尽管维克多给他投去了微笑,并且用希伯来语回应梅纳什,“我也是来客之一。”这是一句和宗教有关的话,不管是基督教还是犹太教,每一个教徒都是上帝的“来客”,所以这体现了信仰的平等性。但是对于梅纳什来说,犹太教的正统性依然使他开始蔑视神父。他在阿利克面前说:

我从一开始就是个犹太人,至死不渝。这对我来说很简单。不过你可以选择。你可以谁也不是,我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异教徒。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犹太人,这有充分的理由,是由你的血统决定的。或者你也可以做个基督徒,捡起从犹太人餐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屑。我不想评价这些面包屑的好坏,只是它们在历史上的起源极其可疑。如果一个人是诚实的,耶稣基督牺牲自我这种关乎全能者三位一体的基督教理念,难道不是异教徒最大的胜利吗?

这一段话根本是在取消信仰的平等性,在他看来,基督教徒只不过是从犹太人餐桌下捡起了面包屑。对此神父的说法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没有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区分,哪怕在最直接的意义上也是如此!”信仰和观念上的差异体现在这场被阿利克称之为“戏剧”的受洗仪式上,而对于每一个和俄罗斯决裂的人来说,美国也不是他们像家一样的存在,无法活在祖国,也无法安然成为新的美国人,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戏剧”。而实际上,所谓的和俄罗斯决裂,也是不充分的,当消息播报莫斯科发生政变,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个国家已经深入他们的灵魂与骨髓,以及所有与它相关的、属于他们每个人的、各不相同的思绪——他们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结牢不可破。”这是一种断裂的感觉,一方面他们跨越了国境,在新的土地上扯断了旧时的根基,为的是拥有新的色彩、新的气味和新的结构;另一方面,和俄罗斯千丝万缕的联系,更让他们感到厌恶、痛苦和害怕——尤其是他们从新闻上得知,三个年轻人被杀害,“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还从未见过一场这样的葬礼,仿佛所有病态的、腐朽的、邪恶的事物都如同泔水一样被泼掉,如同一桶散发着恶臭的垃圾一样顺着水流漂走了。”

断裂是存在的,差异是客观的,新与旧的矛盾是尖锐的,但是,和发生在莫斯科的葬礼不同,阿利克的死亡最后带来的是“欢乐的葬礼”——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用了极其乐观的方式重新制造某种平等性。在莫斯科事件发生之后,临死的阿利克梦见了家乡,他看到了美好的存在,所以他没有支持某一方或反对某一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这两者的喜爱程度是相同的。”当阿利克迎来了死亡,尼娜的悲伤不言而喻,“‘死亡’‘他已经死了’和‘葬礼’,这些言语不断在尼娜耳边回响着,但都没能刺破那层看不见的屏幕;在尼娜脑中已经形成的新图案中,并没有这些言语的位置。”维克多来了,梅纳什来了,最重要的是麦卡来了,她带来的是阿利克生前录好的一盒磁带,在磁带中,阿利克是快乐的,他号召参加他葬礼的人举起酒杯,“你们这些人是怎么了?别哭,我说了!把酒喝起来!干杯!尼娜,敬我一杯!小T恤,关一会儿录音带,亲爱的!”

生前录好葬礼上的磁带,这是提前介入的葬礼仪式,在这里没有死亡,没有悲伤,只有好酒,只有狂欢,“欢乐的葬礼”举行,这是一出戏剧,这是一种艺术——或者正好回归阿利克作为艺术家的身份,或者仪式本身就是在阐述最真切的艺术,“在生活中,他可能是一个艺术家;是的,他像艺术家一样生活。”像艺术家那样生活,为什么还要管那个国家?伊莲娜对象征未来的麦卡说:“别担心,那里从来就不会有真正风平浪静的时候……”终于最后一句是,“那么,伊琳娜想,这大概就是一切的结局了吧。”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用这个面向未来的乐观主义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当生活变成艺术,当葬礼变得欢乐,隔阂也将不断被消融,未来终将是可期许的——但是仅仅如此,一场戏剧的演出,一种行为艺术的发挥,真的能解决这个群体的所有问题?太过于悲观之后是太过于乐观,而无论是悲观还是乐观,都只是在一种浅层的表面滑行,它是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预设,最后留下的是“布罗茨基”符号化的存在,没有人在街上回过头转过身对他们说:“对,我是布罗茨基,我就住在这儿附近……”

最后来的是乌鸦

编号:C38·2211108·1792
作者:【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21年11月第1版
定价:59.00元当当29.50元
ISBN:9787544787796
页数:276页

“砰”的一声,枪声响了,但乌鸦并未坠落……纷乱时代里的小人物,寂寂无名却熠熠生辉,让人心疼也令人意外。背着步枪的孩子和惊恐地目睹了他那百发百中枪法的德国兵,枪决路上幻想重获自由的游击队员,靠每租半小时床垫赚五十里拉的狡猾小摩尔人,专注于舔奶油糕点而互相忘了对方的小偷与警察……《后来的是乌鸦》简体中文版首度面世,收录卡尔维诺亲笔前言,“一九四九年的时候,埃伊纳乌迪出版社以《后来的是乌鸦》为题出版了我部短篇小说集,它囊括了我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期间写的三十篇短篇小说,而这其中的大部分也已经刊登在报纸上。”三十个故事伴随卡尔维诺走上最初的文学之路,澄清并界定他的诗性世界:这里没有被愤怒感和厌倦感所污染,没有被冲突所激化,你能呼吸到最为纯净的空气,被誉为“通往卡尔维诺小说世界最清晰的一条路径”。意大利知名艺术家Riccardo Verde为每篇故事倾心绘制插图。


《最后来的是乌鸦》: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也许是这乌鸦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他的一个幻觉。也许人在快死的时候,会看见各种鸟飞过,当看到乌鸦时,就说明时候到了。
——《最后来的是乌鸦》

“最后来的是乌鸦”,小说集的名字在中文阅读体验上存在的歧义是明显的:“最后来/的/是/乌鸦”,或者“最后/来/的/是/乌鸦”,“最后来”三个字区别了不同的语境:乌鸦是最后到来的鸟,乌鸦是最后来的存在——关键在对“来”的解读,如果组合成后来,那么这是一个副词,如果来是到来,那么就是一个动词。当然,中文翻译的歧义在中文版本的设计中消解了,“最后”两个字和“来的是”采用了不同的字号,而“乌鸦”的字号更是加大了一号,于是很清楚地表明:那只乌鸦是最后到来的,那只乌鸦是最后被打下来的。

最后到来的是乌鸦,那么最后之前到来的是什么,之前的之前又是什么?如此往前推,最先到来的又是什么?是用枪对准,最先打中的是一只小鹰隼,扣动扳机之前空气是清朗而通透的,扣动扳机之后,小鹰隼像石头般落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的是好闻的火药味;之后是听到脚步而受惊的小野兔,当它穿过小路即将消失在灌木丛的时候,枪声响了;之后好像对准的是戴胜,一声枪响,它掉了下来,然后是槲鸫,然后是沙锥,当它们一只只掉下来,当空气中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最后来的就是那只乌鸦。

最后到来,是从最先到来开始的排序,是经历了不同枪声之后的目标,是空气充满了火药味之后的继续,当“最后”成为终点,“来”作为展现动作的动词,却是从最先到其后到然后构筑的一种连续性不安,它以扑面而来的方式看见了身边的死亡。那是拿着枪的小伙子,在行军中对准兔子和鸟儿射击,但是这个从最先到最后构筑的连续性动作曾经受到了阻止,指挥者对他发出的警告是:“不管是山鹑,还是蟋蟀,我都跟你说了。把枪给我。你要是再让我生气,就给我滚回家去。”但是小伙在的枪还是响了,这次不是对准鸟,也不是对准野兔,“小伙子早就已经看中他们中一个人胸前的金色扣子了,并瞄准了这扣子,开了火。”最后到来的才是一只乌鸦。

小伙在开枪,小伙子行军,小伙在明处,暗处是士兵,他已经无处可逃,躲在那里的时候他害怕小伙子的枪对准的是自己,但是当他发现小伙在总是朝着天空射击,他想:“如果他正专注于打鸟,就不会太注意我。他一开枪我就扑到灌木丛里去。”在小伙子打中沙锥的时候,士兵没有扑到灌木丛中,当小伙在打中松果的时候,士兵也没有扑到灌木丛中,而当他看到乌鸦在空中飞过,他认为小伙子一定会瞄准乌鸦,那么机会就来了,但是小伙子的枪没有响,乌鸦好在头上盘旋,并且越飞越低——小伙子没有看到乌鸦?或者士兵看到的乌鸦是一个幻觉?幻觉出现在死亡之前,幻觉也是人在死前出现的现象,所以为了击破幻觉,为了让小伙在能看到乌鸦,士兵站了起来,指着天上的乌鸦说:“那里又只乌鸦。”他指引着小伙子将注意力集中在这只乌鸦上,只有这样,他才能找到机会从灌木丛那里逃走。

枪响了,“子弹正好打在他制服上绣着的那只展翅老鹰的正中间”,而那只乌鸦也打着圈徐徐降下。乌鸦被打中了,制服上的老鹰也被打中了,士兵终于没有能在小伙子打中乌鸦的时候扑到灌木丛中,乌鸦降下,士兵倒下,他们其实在小伙子的枪口下变成了同一种存在。为了让小伙子瞄准乌鸦而站出来告诉他,想要逃离的士兵反而变成了枪下的乌鸦,这是不是一种失误性的自杀?“最后来的是乌鸦”可以更换成如下的事件:最后倒下的是士兵——到来和倒下都是动词一种,在扑面而来的死亡中,谁还能用一只乌鸦来解救自己?死去而无法被解救的还有《贝韦拉河谷的饥荒》的俾斯马。那是一九四四年的时候,贝韦拉河谷上都是人,战争还没有结束,因饥荒而成为难民的人却在不断增多,当他们的生活必需品都消耗完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城里搞点东西来,但是谁也不敢去城里,因为必经的那条路上日日夜夜都在发生爆炸。

但是骑着骡子的俾斯马却去了,他沿着那条被轰个不停的路去了城里,人们等待着,很长时间过去了,他们认为俾斯马早就死了。但是有人看见远处有人走来,他就是俾斯马,他没有死,他带来了事物和水,他成了救命的英雄。此后的每天,俾斯马都要去弄点面包,而且他也总是能穿过枪林弹雨回到山谷,“人们都说俾斯马一定跟魔鬼签了什么契约。”那一次人们又看见俾斯马完全地回来了,但是黑衫军发现了他,他们用枪指着俾斯马,但是俾斯马并没有害怕,或者他还像英雄一样不怕子弹——枪声响了,黑衫军里那个长斑的家伙向他扫射,终于人和骡子都被打中了。也许没有真正不死的英雄,也许没人和魔鬼签署契约,也许俾斯马也是被幻想出来的符号,最后来的是乌鸦,最后死去的是俾斯马,即使他没有倒下以立着的方式死去,在战争和饥荒中,谁也没有见过奇迹的发生,“俾斯马给他们埋了;骡子呢,给他们弄熟了吃了。它的肉很硬,但他们饿坏了。”

士兵和最后的乌鸦一起死去,最后的俾斯马和骡子被扫射致死,战争中谁也不是自我的救赎者,而死亡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存在敌人,就是因为有枪杀的子弹,就是因为“血液里的同一种东西”。当德国纳粹的武装党卫队把小伙子的母亲抓了起来,他们的内心里当然是仇恨,“在他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变了,对现在这种生活的兴趣,还有可能遇到的风险,都不再是他们身外之物了,而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已经沉浸在血液之中了。”这是对母亲的爱,这是对法西斯的仇恨,当他们来到共产党人的家里,当他们在共产党人的女人那里知道了枪可以藏在筐子里,他们就已经准备好了战斗,“一种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就好像母亲的意义一般,一个一旦被决定后整个人生都有所改变,并且伴随他们一生的事情。”当离开共产党人的房子,哥哥说自己要去当游击队员,这就是要把内心的仇恨发泄出来。但是当他们坐在乌鸦岩,共产党人却问起这些岩石,这些沟壑,这些山峦,它们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地球到底有多少岁了?而兄弟俩和所有人一起坐下来讨论这些问题。

他们要离开共产党人的家,是因为他们认为反抗者还过着奢侈的生活,血液里流淌着的仇恨会在这种奢侈中消失殆尽,所以要去找游击队,要和大部队一起上山。共产党人为什么问起乌鸦岩是怎么形成的?地球经历了多少代?乌鸦岩当然不是最后来的乌鸦栖息的地方,它也和兄弟内心的仇恨无关,但是一定是关于时间的,和“最后来的乌鸦”所体现的时间观一样,动词的连续性意义就是维护了时间的在场,而这一场战争呢,也是在场的,所以这些和时间有关的关于地质意义的问题,最后其实回到了现实层面: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这就是“最后来的战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士兵和俾斯马都做了回答,而在《营房里的焦虑》中,亲身经历了战争的人对此的回答是:没有最后,因为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四〇年有战争,四一年有战争,四二年也有战争;一月的床,二月的床,三月的床,都是空空的床,他们说,四五年的时候,战争会结束,他们说十一月的时候,战争会结束,但是这到底是战争结束还是生命终结?

空的床,“那里肯定藏着什么值得期待或是叫人担心的东西,太平,或是死亡,但更是什么秘密的、充满敌意的东西,这是他搞不懂的。”这便是“营房里的焦虑”,因为看不到最后的界限,因为营房本身也成了监狱,“营房,这个代表着不公的巨大建筑物,连同它的石阶,它脱落斑驳的门,它苍白的办公室,它楼里的拒马,如今却变成了法律,在步步紧逼着他,就好像要审判他记忆中那些冒失的冲动。”它甚至比战争本身还让人恐怖,所以在逃离了营房之后,即使面对可能敌人的射击,也是一种摆脱,“对他来说,那个灰色的营房再也不存在了,湮没在他意识的深处。”最后的世界是草丛,是阳光,是空气流通的符号,它们被叫做“自由”。

大约这才是“最后来的自由”。但是战争真的结束了吗?那个脸色黄蜡的赶骡人曾经说过,“战争永远不会结束,但世界末日在战争结束之前就会来到……”他们亲历了战争,他们参与了战争,他们和战争保持着某种特殊的关系,当战争不会结束,那么最后来的自由是不是也是一种幻觉?这些和战争有关的“抵抗故事”构成了卡尔维诺的一个系列,“读起来像是悬念奇遇或是恐怖冒险小说,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作家都是这种叙述风格。”战争在那里发生,是此时此刻的存在,而此时此刻并不是过去的某段时间,并不是会迎来最后的结局,战争没有结束,战争永不结束,战争,当然在战争之后还在发生。

《装螃蟹的船》里,多罗里广场的小伙子和同伴们上了那艘船,这是在战争期间被德国人打沉的船,当小伙子们登上船,战争慢慢走近了它们:船身上写着“Abukir,Egypt”的字样;梅宁警告说船上埋了雷;但是大家还是上了船,看到了船舱里成千上万的螃蟹,它们就像战争期间行军的士兵;而且他们看见了一个女孩,卡鲁巴说她是和阿雷内拉一伙的,而他们和阿雷内拉势不两立……当他们走向小女孩,小女孩用棍子将水母举起来,然后拍到了马利亚萨的脸上,脸上马上有了一种烧皮肤的感觉,于是马利亚萨叫喊着:“从现在开始,我们帮里也要有一个女人!梅宁!你让你妹妹过来!”《被施了魔法的花园》里,乔万尼诺和塞雷内拉走近了一幢神秘的别墅,看见了墙上收集的蝴蝶标本,看见了翻阅书页的苍白男孩,当男孩开始触摸镶有蝴蝶标本的玻璃镜框,乔万尼诺和塞雷内拉有了一种惧怕,那就是对魔法的惧怕,“某种魔法罩在那幢别墅、那个花园上,罩在所有那些美好而舒适的东西上,就好像是什么古老的冤屈。”魔法覆盖了“古老的冤屈”,是不是在苍白如死去的男孩手中,和战争有关的冤屈会被唤醒?《主人的眼睛》只留下一只没有睫毛的眼睛,当主人的儿子去地里查看,他得到的消息是收成少了许多,收成少了,是因为二月的冰冻,是因为四月的旱灾,但是不管是冰冻和旱灾,都是如战争般的存在,经历了上次战争的人,面对着的未来就是“下一场战争”,乌·贝说:“所有的战争,都是这样结束的。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该经历的都经历了,经历了二月的冰冻,经历了四月的旱灾,经历了上一次战争,经历了最后来的乌鸦,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似乎一切都还在继续,因为战争已经成为无法摆脱的现实:到处是敌人,到处是仇恨,到处是沉船,到处是“古老的冤屈”——战争是作为一种隐喻,渗透到时间的每一个部分里,它是最先也是最后,它既不是最先也没有最后。《与一个牧羊人共进午餐》中,那个叫“乔万尼诺”的牧羊人替山村里的人看羊,他是一个粗俗的人,他被哥哥沉默的嘴脸所排挤,他被外婆所警告,但是牧羊人对我说了一句话是:“阿尔卑斯山地狙击兵……”这是他隐秘的身份?并不只是在于他可能就是一个狙击兵,而是在这个后战争的时代,我们都成为了敌人,“就这样,整个进餐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打这场仗,我们三个小伙子对抗着一个残酷而和气的世界,三人之间却无法认清盟友,也互相充满了怀疑。”《食堂见闻》,是在经历了贫困期的食堂里,一个是老头,一个是妇人,这是“新富和旧贵”之间爆发的战争,两个互不了解的物种制造了新的仇视;《十一月的欲望》里,穷人遭遇的是取暖的问题,是衣服的问题,在堂格里罗的家里领取衣物的人群中,巴尔巴加罗光着身子等待救济,他之所以毫无羞耻地裸身出现,是因为别人偷走了他的衣服,是因为他被关进监狱和养老院,刚逃出来的他身无分文,只有裸身世界里的那一点欲望,最后他从衣柜里发现了许多的衣服,“巴尔巴加罗不打算去找大主教讨衣服,他想穿着这一身衣服,去附近镇子的广场上转转,去做点儿力量训练。”《猫和警察》中的警察巴拉维诺认为这个城市底下藏着秘密,“在沿着街道的水泥墙后面,在僻静的围栏中,在漆黑的地下室里,闪闪发光的可怖武器如密密匝匝的森林一般小心躺着,就像豪猪刺那样。”所以他们扫荡武器,所以他们把所有人视为敌人,最后在孤立中,他像一只猫一样,“他在敌人的土地上已是只身一人。”

敌人还在,战争就会永远存在,而这个后战争时代的敌人是你是我是大家,当每个人都变成对立的存在,这个世界当然永远无法躲避战争。“我知道在世上是需要互相残杀的,弱肉强食才是天然法则。”这就是《蜂房之屋》中我的观点,这个世界只有“你们怕我”才是对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个残杀者,就是法则的实践者,“我什么都不会给别人,也不欠别人任何东西”,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会吃掉下雨过后肥肥的蜗牛,会把森林里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会捉住牲畜、野兔或者鸫鸟,“你们不要以为我热爱野生动物,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向往田园自然生活的人,那都是些人类荒唐的伪善。”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也是人类之一,我也是伪善者——所以我是动物的终结者,是它们永远的敌人。

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唤醒这人类肉弱强食的战争法则,无法摆脱每个人都是敌人的对立思想,这就是“该经历的都经历了”的厌世主义和悲观主义,这是刚刚目睹了战争的卡尔维诺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写下的小说,无论是和“抵抗运动”本身相关的暴力和战争,还是表现形形式式边缘人物的流浪汉冒险题材,故事中的他们都成为了“最后来的乌鸦”,渗透着死亡的幻觉。但是《一个下午,亚当》却提供了人类一种希望,新来的园丁要送给女仆玛利亚-安农齐亚塔礼物,它们是癞蛤蟆,是蛇,是蚂蚁,是甲虫,是蜥蜴,当然看见这些动物,玛利亚-安农齐亚是害怕的,这种害怕无疑就是一种对立心态,但是当新园丁消失,玛利亚-安农齐亚在厨房里看见了惊喜:“在每一个放在那里风干的盘子上都有一只蹦蹦跳跳的蛙,一条蛇盘在平底锅里,大汤碗里则全是绿蜥蜴,湿乎乎的蜗牛在玻璃柜子上留下了一道道彩虹色的痕迹。装满水的洗衣盆里游着那条红色孤独的老鱼。”

它们是礼物,它们带来了而惊喜,甚至玛利亚-安农齐亚塔看见了母癞蛤蟆带着五只小蛤蟆,在黑白相间的地砖上一步一跳地前进着,这是一种温馨的感觉,对动物的那种厌恶感不存在了,当然更不会和《蜂房之屋》中的那个我一样,让野生动物满足人类的欲望。所以这里有亚当,有玛利亚,有惊喜,有温馨,这是关于生命的赞歌,这是关于生活的趣味,没有对立,没有伪善,没有乌鸦,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也一定有没有经历的,或者它就叫做爱。

四先生

编号:C38·2211108·1791
作者:贡萨洛·曼努埃尔·塔瓦雷斯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59.00元当当29.50元
ISBN:9787020165759
页数:212页

“瓦莱里先生渐渐意识到,如果高个儿们也不停地跳跃,他是无法在垂直线上超越他们的。想到这儿,瓦莱里忽然泄了气。但疲倦感盖过了失落的情绪,终于有一天,瓦莱里先生放弃了跳跃,彻彻底底的。”这是对“四先生”之一瓦莱里的相关描述。《四先生》是贡萨洛·曼努埃尔·塔瓦雷斯创作的“街坊系列”中的四篇,分别讲述了四个街坊人物的日常趣事,而又将人物冠以著作诗人和作家的身份:瓦莱里先生、亨利先生、布莱希特先生、卡尔维诺先生;每篇又分成许多简短篇幅来叙述,有时甚至就一句话。正是这样奇特的碎片式的叙述形式,使他的创作难以归类为现有的文学形式,然而读来却饶有兴味。若泽·萨拉马戈评价贡萨洛·曼努埃尔·塔瓦雷斯“带着彻底原创的想象力闯入葡萄牙文坛,打破了所有传统的想象边界”。本书由塔瓦雷斯的妻子瑞秋·卡亚诺插画。瑞秋·卡亚诺是艺术家及插画师,为多部作品画过插图,曾荣获年轻设计师奖。


《四先生》:他们请求我画下幻影

卡尔维诺先生停了下来(因为他再也无法前行了)。在那儿,他终于遇到了他一直想要寻找的:无穷无尽。他把地址记录在了笔记本上。而最后,卡尔维诺先生终于抵达了乐格兰特路。
——《卡尔维诺先生》

卡尔维诺先生在漫步,他是不会停下来的卡尔维诺先生,他是讨厌等待的卡尔维诺先生,他是不会改变线路的卡尔维诺先生。从白天,到夜晚,卡尔维诺先生漫步在一条狭窄的路中间,位于两条平行线之间,他感觉到自己很幸运,因为“正巧在两条线中间”,“他走啊走,他走啊走,两条平行的直线非常完美,而他走在中间。”但是,走着走着,那条狭窄的路开始出现了变化,走着走着,两条平行线交汇在一起,走着走着,他再也无法前行了。

两条平行线,两条直线,以及中间狭窄的路,三条线应该是不会相交的,永远不会,但是最后却变成了一个端点,一个阻止卡尔维诺前进的点,当平行线交汇在一起,前方便不再有路。这是目标的消失?这是方向的抹除,这是行动的取消?但是,在这样一种平行线交汇而成为点的“谬误”中,卡尔维诺先生却遇到了他一直想要寻找的东西,那就是:无穷无尽。于是他把地址记录在笔记本上,于是,他抵达了乐格兰特路——曾经有人向卡尔维诺先生打听这条路的时候,卡尔维诺先生并不知道有这条路,这是一种未知的状态,但是正是从未知开始,他在最后平行线相交的不可能中,在无穷无尽的可能里,真正抵达了乐格兰特路。

这是一个传说变成现实的故事?平行线发生变化,便是规则发生变化,抵达乐格兰特路,便是行动具有了结果,卡尔维诺先生的漫步无疑形成了规则的不可能和行动的可能的相异性存在,而这种相异性便是卡尔维诺不停下、讨厌等待和不改变线路的结果,便是他用不同的方法、喜欢走路、不再做计划的效果,闯入无穷无尽的世界,开辟未知的领域,抵达传说的世界,这是不是卡尔维诺先生行动的最大象征意义和卡尔维诺先生本身的最大符号体系?在他面前当然是一个规则的世界,杜尚帕先生就对他说过,“我们必须制定一下规则,这样才能知道谁赢了。如果我是裁判。”随后倒出了全套的玩具组件,这是游戏之前对规则的制定,但是规则是什么,如何制定?卡尔维诺先生也是这样问杜尚帕先生的,杜尚帕先生说:“你先开始,然后由我结束。”但是卡尔维诺先生反驳说:“你先开始,每个公式可以改变作为一个规则,那么我呢,制定最后一个。”

由杜尚帕开始制定规则,这是一个由他人开始的规则体系,从规则才能进入游戏,从游戏才能知道谁赢谁输。这是一个关于规则的规则,但是卡尔维诺先生把最初规则的制定权交给了杜尚帕,并不是取消了自己的制定权,重要的是,即使别人先制定了规则,因为自己是最后制定规则的人,那么最初的规则也可以被改变——被改变成为了卡尔维诺先生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将,他更具有决定权,或者说他把规则变成了和自己有关的存在,他人的规则只是一种游戏的初设,而自己的才具有决定意义。所以从《三个梦》开始,卡尔维诺一直在改变他人规则的行动中,一直在自我规则的运行里:第一个梦里卡尔维诺先生将皮鞋和领带从三十多层的高空中抛掷而下,在抛掷的同时他忽然感觉到不对,于是冲下了窗口,一跃而下,试图去抓住皮鞋和领带——这是游戏的开始,将皮鞋和领带从三十多层的高空抛掷而下,受重力的作用将会很快到达地面,这就是被他人规则控制的结果,但是卡尔维诺先生自己一跃而下,他在空中系紧了鞋带,系好了领带,当领带的最后一个结在落地的瞬间完成,“时间恰到好处,一次完美的着陆。”最后的规则改变了结果,完美的着陆便是卡尔维诺先生“制定最后一个”的体现;第二个梦也是如此,蝴蝶慢慢靠近他的左耳,蝴蝶慢慢通过他的耳朵,在翅膀的煽动中,蝴蝶进入了卡尔维诺先生的脑袋,而且,“蝴蝶在卡尔维诺先生的脑袋里挥动着翅膀,小小的翅片一开一合,卡尔维诺能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它的震动,他为之沉醉:仿佛从这刻起无需再考虑其他,仿佛世界一切终于被理解和接纳,无需再理会人类的纷扰。”蝴蝶闪动翅膀,蝴蝶靠近耳朵,按照规则来说,蝴蝶只是一个外物,甚至干扰了卡尔维诺先生,但是它却在梦中被改变了,进入耳朵,进入脑袋,进入心里,最后变成了美的化身,在不理会人类的纷扰中,让卡尔维诺先生感觉到了幸福;第三个梦,卡尔维诺先生和他的合伙人在关于事物利率的争论中,被一条鲸鱼吞食了,吞食便是死亡,这是规则具有的效力,但是卡尔维诺先生在鲸鱼的胃里,还在讨论关于石油和书籍的贸易,最终他决定43%的利率,在这个数字确定的时候,他早已经离开了合伙人,他是在人来人往的街上说出了自己的数字。

卡尔维诺先生的三个梦,都是从他人已经制定的规则出发,然后发生了改变:在落地之前完成了系紧鞋带系好领带的事情,让蝴蝶在自己的身体里闪动翅膀,在鲸鱼的胃里确定了最终的利率,而卡尔维诺先生做出的改变成为了他自己规则的一部分:他体会到了完美的着陆,他感觉到不受人类烦扰的幸福,他结束了关于利率无休止的争吵。所以这是一个从他人规则到自我规则改变,并拥有完美和幸福的世界,而这就是卡尔维诺先生存在的象征意义:在《卡尔维诺先生的宠物》中,他养的宠物小猫“小诗”从二楼跌下摔死了,第二天卡尔维诺先生又领养了一只小猫,还同样取名叫“小诗”;在《假期中卡尔维诺先生的来信》中,卡尔维诺先生给安娜的信中说到了那片肥沃的土地,说到了年轻夫妇在田野中耕作,但是最后被改变了,“对于一个聋子来说,窗子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光泽。”在《太阳》中,卡尔维诺先生发现书架上的书籍因为太阳的照射,很多书页都失去了原来的色彩,“光线好像一只锯齿类动物,啃去了书本封面鲜艳的颜色。”这是太阳光带来的改变,这是书籍颜色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在卡尔维诺先生那里变成了太阳的阅读,“太阳也有它小小的愿望:它渴望打开书本。于是,它将所有的能量都聚焦在书籍的封面上,期望翻开书本,进入扉页,进行阅读,从那些句子起,渐渐地与诗歌心心相印。”所以在太阳对书的阅读中,卡尔维诺先生也开始了自己的阅读,他像太阳一样,他和太阳一起,“之后,一本接着一本,每天清晨,他都会重新翻过一页。”

从规则出发,然后发生改变,最后拥有幸福和完美,这就是卡尔维诺先生得到的启发,而这就是卡尔维诺先生得出的规则:“有时候,卡尔维诺先生痴迷于方法学:我喜欢用多种方法来处理一件事情。有时候,他迷恋事物:我喜欢用一种方法来处理多种事情。有时候,卡尔维诺先生又对此重新洗牌:我喜欢在同一时间用多种方法处理不同的事情。”所以人的一生需要尝试而不是无用的计划,所以人需要不停地走路而不是停下来,所以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但不要等待,所以在平行线中间行走最后即使无法前行了也是无穷无尽的开始,从来不知道的乐格兰特路于是变成了自己脚下的路——这不是那个向他打听这条路的人想要寻找的乐格兰特路,而是属于最后制动规则改变了游戏的卡尔维诺先生的乐格兰特路。

这是贡萨洛·曼努埃尔·塔瓦雷斯笔下的“卡尔维诺先生”,和意大利著名作家同名的卡尔维诺先生,在塔瓦雷斯那里就是一个永远探寻方法、不会放弃、不想等待,甚至是制造属于自己的完美世界的人,他具有的最大意义是:改变。这种改变是对他人规则的怀疑,是对已知世界的否定,是对游戏精神的阐述,当然最后的完美和幸福,就是回归于卡尔维诺先生的自我世界。无疑卡尔维诺先生是规则的胜利者,他的方法学重要的就是体现了实践主义。但是同样是自我世界的构筑,同样是对他人规则的怀疑,塔瓦雷斯笔下的“瓦莱里先生”和“亨利先生”则带来了更多的疑惑。

瓦莱里先生个子不高,他喜欢跳高,并且认为自己在很短的时间里可以和高个儿一样高,因为他自己站在凳子上。他还计算出凳子的高度,还画下了那只凳子,甚至还幻想在跳跃的一瞬间可以阻止重力,于是,“最后,瓦莱里先生决定想象自己的高度。”这是瓦莱里先生用想象的方式改变自己,和卡尔维诺先生一样制定了最后的规则,但是他并没有抵达属于自己的乐格兰特路,“自然而然地,为了保持高度,瓦莱里先生失去了朋友们。”在《帽子》中也一样,他一直以为自己戴着帽子上街,还作出了脱帽的动作,但是这一切只在他自己的想象中,于是他出尽了洋相,于是他被视为无力之人,于是他感受到了世界的不公平。

和卡尔维诺先生的实践主义不同,瓦莱里先生注重的是想象,他期望从想象的世界中发现完美,而想象在纯粹封闭的自我世界设计,便成了幻想,便失去了逻辑——在瓦莱里先生的幻想世界里,他总是建立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理论,在世界多元而幻想唯一的矛盾中,瓦莱里先生只能靠自圆其说的方式活在自我欺骗的“完美”中:他画了一个盒子让宠物进去,一个孔在上面一个孔在下面,他不为一个盒子而伤感,但是宠物本身也是自己画成的空无,因为谁也没有见过宠物;他用左手取左边的东西,右手取右边的东西,“世界有两边。左边和右边,就和身体一样。而错误的产生通常因为有人用左边的身体取世界右边的东西,反之亦然。”有人问他的是:当你的身体背对着它们,你如何判断哪边是左边哪边又是右边?被问住的瓦莱里先生粗鲁地回答:“我从来不会背对着它们。”他穿了一双鞋,右脚是黑皮鞋左脚是白皮鞋,回到家对换了皮鞋又重新走在大街上,于是左脚穿着黑皮鞋右脚穿着白皮鞋——如果按照左边永远是左边右边永远是右边的理论,那么瓦莱里先生是不会背向世界的,但是当两只脚的鞋被更换了,是不是黑和白对应的左脚和右脚也必然发生改变?对此瓦莱里先生抛弃了前一种规则,他认为自己没有穿反,“看上去是个谬论,但事实确凿。如果把双脚上的两只鞋进行对换,之后肯定又会重新再换一下,使之看上去是对的。”按照这种自圆其说的逻辑,他推翻的是常识,“一幅画的画面一定是对的,这样看起来另一幅画就是错的,因为这两幅画是反的。如果说,这两幅画都是错的,真正的原因是它们都是正确的。”

左手和右手各自取属于自己方向的东西的实名论,左脚和右脚变换了黑皮鞋和白皮鞋的原因论,称呼女人是X就是X,称呼她是Y便是Y的命名论,都是卡尔维诺先生制定的属于自己的最后规则,在自圆其说中变成了纯粹自我的逻辑学,于是常识不见了,于是真相没有了,于是原因被改变了——于是平衡变成了一种自设的存在,于是公正变成了自私的行为:瓦莱里先生说:“让真相幸存的唯一方法就是使之倍增。如果真相是唯一的,而剩下的谎言却数以亿计,那么真相是很难被发现的,它成了一个奇妙的偶然;而谎言,却恰恰相反,充斥了每个角落。”瓦莱里先生说:“只有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比赛才公平。但这不存在,你懂。如果条件都一样,怎么可能允许一个人在开赛前就位于另一人的前面?比赛的结果通常和开始一样。”

真相需要倍增才能击败谎言,在结果面前原因毫无价值,所有条件相同才是公平所以公平不存在……瓦莱里先生就是在一种自我的完美主义中,但是很明显,他所要反对和攻击的也是他人规则,也是控制论的逻辑,在《幻影梯子》中他转过身背对着给出恼人评论的人,说出的那句话是:“他们请求我画下幻影,但又对它评头论足。这就是人类。”攻击人类,指责人类,就在于人类既“请求我画下幻影”,又对它评头论足,所以对抗人类,就必须用幻影来解构幻影,用逻辑来反对逻辑,用真相来代替真相——制造幻影的人类,也制造着规则,正是在这一点的揭露和反抗中,瓦莱里先生和卡尔维诺先生存在着相似性意义。

塔瓦雷斯:我现在该如何离开这里?

和瓦莱里先生沉湎于幻想不同,“亨利先生”则完全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苦艾哲学”,塔瓦雷斯给亨利先生的题辞引用的是亚历山大·奥尼尔的一句话:“文学品自苦艾/苦艾胜似红酒。”亨利把苦艾酒看成是一切,“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不过是有苦艾酒。”脑袋是苦艾酒,硬币是苦艾酒,常识是苦艾酒,“苦艾酒是我关于世界的理论学。我思考的体系叫苦艾酒。”苦艾酒喝下去,激发的是感性世界,它或者令人激动,或者使人兴奋,或者让人疯狂,而这种感性主义却变成了亨利先生的理论和体系,变成了一种理性主义,这是不是一种悖论?亨利先生总是在对他人说话,他站在人类世界的维度里,而且他念念叨叨的都是关于人类科技的进步:显微镜发明于一五九〇年的荷兰,第一台感应电动机于一八八五年问世,罗马尼亚人从一八五七年开始开采石油,十八世纪意大利人制造出了第一台钢琴……

科技进步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亨利先生认为这就是真正的数学,“很久以前,存在两种数学,而现在,只有一种数学了。”当一种数学占据了世界,它其实是机械主义,其实是理性主义,所以亨利先生要在苦艾酒中找到思想的另一种力量,“酒精的好处在于它在体内自由行走,好似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让离经叛道的想法更加蠢蠢欲动。”一切技术的进步都是为了让人类更自由,像苦艾酒一样,但是亨利先生的这种自由所要实现的是无政府主义,从而变成一种个人主义的身体哲学,“身体,鼻子和你们的脸蛋。比如我的脸蛋,你们仔细观察,有身体现象,有鼻子。但最重要的它是一台理性机器、一个会思考的动物和一座哲学工厂。”身体变成理性的机器,身体学会思考,身体构筑哲学体系,而身体便是世界的本质——当属于自我的身体承担起人类理性和哲学,成为世界的本质,那么很明显他人世界便也成了瓦莱里先生所说的“幻影”,于是亨利先生也攻击了人类的醉酒状态,“从今天起,我只会开口要更多的苦艾酒,剩下的谁也听不见了。因为,实质上,诸位阁下是醉汉的集合体。从今天起,只有本质。”

卡尔维诺让改变成为属于自己的最后规则,瓦莱里先生在梦想世界里建立逻辑消除人类的幻影,亨利先生在苦艾酒中构筑无政府主义和身体哲学,他们都是站在人类规则的对面,而塔瓦雷斯笔下的“布莱希特先生”更是处在他人的包围中。布莱希特先生喜欢讲故事,而他的故事总是以“消失”为结局:《失业及儿子们》中的那个人失业了,听人说,如果同意切去一只手就可以提供工作,他同意了,一只手被切去,另一只手被切去,后来连砍头的要求都答应了;《会叫的猫》里,猫学会了老鼠的叫声,它很快就能抓到老鼠,但是那些猫也把它当成了老鼠,于是它被猫吃掉了;还有被子弹射中左翅、右翅、左脚、右脚的鸟儿,终于开始致力于歌唱;肥硕的女人为了减去重量要求医生切掉自己的一条腿……

被切去了手和头的失业者,学会老鼠叫声而被猫吃掉的猫,没有了四肢唱歌的鸟儿,为了减肥不要腿的女人,这都是用失去换来的拥有。更深一步来讲,人类就是活在这种悖论世界里:蜗牛几代人都在爬行为的是抵达百米线的终点,但是在几代人的努力之后快要接近终点,“蜗牛们停下了。”彩虹是美的,彩虹消失而变成灰色的天空,人们也认为灰色是美的;这个国家伟大的诗人们写下的是监狱里带电电网上的诗句:“凡触碰者,即亡。”一切都在消失,一切都在被解构,一切也都变成了无,但是这种消失的背后是人类的荒谬荒诞和荒唐,所以布莱希特先生讲述的故事带着对人类的嘲讽:在《人》中,某一个国家里出现了一个有两个脑袋的人,他被认为是一个怪物,而非人类,“在另外一个国家,出现了一个永远充满幸福感的人。他被认为是一个怪物,而非人类。”在《哲学家的重要性》中,哲学家表示人类是唯一重要的,动物只能做无意义的事,最后他被一只老虎吞食了——反讽的是,人类的重要性仅仅为无意义的老虎提供事物。

一只母鸡发现了方法,用以解决城市里人类的问题,可以让人类安居乐业,它把这个建议告诉了最伟大的智者,最伟大的智者又将这个方法告诉了其他智者,于是七名智者在讨论后认为,“为了避免一切为时已晚,先把这只母鸡吃了。”这是布莱希特先生所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当他讲述这个寓言,他想用那只母鸡讽刺人类的智者,但是最后他也变成了母鸡:在最开始讲故事的时候,客厅里空无一人,但是在讲完那些故事之后,他发现客厅里坐满了人,他们是故事之外的他人?他们是故事里的母鸡?他们是有着生杀大权的智者?这是人类制造的幻影,这是人类的醉酒状态,这是人类制定用失去换来拥有的规则,“四先生”的布莱希特发出的最后问题是:“人因为太多而把门堵住了。我现在该如何离开这里呢?”已经抵达了乐格兰特路的卡尔维诺先生没有回答,在黑与白上与下进与出左与右对立世界里瓦莱里先生没有回答,沉浸在苦艾酒哲学体系中的亨利先生没有回答,只有写作了《四先生》的塔瓦雷斯用212页的文本作了回答。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

编号:C38·2211108·1790
作者:【德】赫塔·米勒 著
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本:2021年03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29.00元
ISBN:9787221161772
页数:296页

一个制衣厂女工想要到一个出口服装能到达的美丽国家去,于是在出口衣服里塞进了通讯纸条,期待有外国男人来接应她,被人告发后,她连续三天被传讯,随后工厂里出现了第二批纸条,她因此被解雇,从此必须定期接受警察的传讯。《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以某一次被传讯的日子开篇,“我”乘坐有轨电车去秘密警察那里接受审讯,一路上再次想起了不堪回首的过去:如何被人告发直至被解雇,失败的婚姻,身边的小人,亲密好友如何惨死,父亲如何背叛母亲……最后意识到唯一剩下的幸福——与爱人的平静生活也一直被监视、被打扰。“幸福的失败完美无缺地奔跑着,使我们屈服了。”这是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罗马尼亚三部曲”第三部,小说以通过一段乘车路程,回溯了一个人十几年的人生经历,现实与回忆交错展开,顺叙、倒叙、插叙逐渐混合,表现出一个普通女工在艰难时期濒临崩溃的心理状态。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只有棺材里的人才独自睡觉

对了,还有第五种可能性:很年轻,美得惊艳,脑子没疯。但人死了。不是死去的每一个人都叫莉莉。

对世界感到厌倦的种种可能性:从来不被传讯,但是发疯了,就像鞋匠的妻子和入口处旁边的米库太太;被传讯,而且也发疯了,就像精神病院里的两个疯女人;被传讯,但从不发疯,比如我和保罗;三种之外是第四种,没有被传讯,也没有发疯,但是人死了——莉莉从来没有被传讯过,这是她的幸运,她美得惊艳,也没有发疯过,但是和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军官睡觉之后,他们逃亡了匈牙利边境,“他被捕了,她被枪杀了,这个愚蠢十足的莉莉。”死了的莉莉成为了第五种人,或者她是唯一的一个,因为,“不是死去的每一个人都叫莉莉”。在这四种可能性之外,还有第五种,从来不被传讯,从不发疯,也没有死去。

不被传讯,没有发疯,也没有像莉莉那样死去,这是一种“最好的可能性”,为什么它也会对世界感到厌倦?被传讯,疯了,死了,是可能性里的几个条件,从不满足于这些条件而厌倦世界,是不是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畸形的?或者说,不被传讯和被传讯,没有发疯和疯了,活着和死了都在同一性中成为荒谬地存在:整个世界都被传讯,整个世界都疯了,以及整个世界都死了,所以没有人能自我辩护,没有人能自我保护,当然没有人能逃离对世界的厌倦,就像书名所示: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我”和“自己”之间呈现的“不愿”,就是自我的隔阂,就是自我的异化,就是自我的逃避——不是人厌倦了世界,是世界厌倦了所有人,包括唯一的自己。

自己便成为了缺席的人,而作为主体的“我”也成为了一个空位,一个虚拟的第一人称。在“我”和“自己”之间,如果呈现良好的“面对”状态,是不是趋向于一种和谐的关系?而这种和谐关系扩散而成为人与人之间直接、透明以及单纯的存在,它里面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有工人之间的深厚阶级情,但是当世界只有被传讯、发疯和死了三种对世界厌倦的可能性结局,那么这些直接、透明和单纯的关系,都将变成“不愿面对”的现实,而这种现实就如经常喝醉了酒、我的第二任丈夫保罗手上的那瓶白酒,人们根据标签上的图片取名“两棵李子树”,它是女人所熟知的“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据说李子树代表的是酒鬼和酒瓶之间的挚爱”,这种挚爱就像结婚照上的新婚夫妇一样,“他们毁灭彼此,可又不放开彼此”——我和保罗在拍摄结婚照时,我既没有戴鲜花,也没有身披婚纱,第二次婚礼所呈现的就是仪式的空无,我和保罗仿佛就是“两棵李子树”,毁灭彼此又不放开彼此。

毁灭和不放开,是把生活固定在封闭的状态中,婚姻如此,爱情如此,单纯的睡觉也是如此,因为世界的本质就是如此。那么在这个“两棵李子树”的关系学中,谁被传讯了,谁发疯了,谁又死了?从第五种可能开始,死了的是莉莉,和六十六岁的老军官睡了之后,她被枪杀在边境,这是一种死亡,但不具有秘密性,因为莉莉曾说,“人们可以谈论的东西,是表皮,不是核心。”而这个表皮下面的核心之死又是什么呢?老军官曾有一个小他六岁的妻子,在妻子去世之前,他经常进行军事演出,那时的秘密是:“他心满意足的工作带给自己甜蜜的疲惫,来自陌生女人的床,而不是来自营房。”但是在妻子去世之后,他每天去墓地,这成为了秘密的核心,一种死亡带来的核心,是永远可以被谈论的故事;莉莉呢,在被枪杀之前总是爱上老人,或者是宾馆门卫,或者是医生,或者是皮货销售商,或者是摄影师,这些人全是老人,至少比她大二十岁,和老人睡觉,莉莉的说法是:“她已经不再年轻。”但是真正的核心或者和她的继父有关,她说起想和他睡觉,但是他让她等着,最后她没有顺从,这种想要和他睡觉又没有顺从的心态源于继父和母亲之间的复杂关系,“我母亲和她的第二任丈夫睡觉,把她的第一任丈夫的死亡盖在自己身上了。”这是莉莉的说法,当母亲不再去教堂,意味着在她看来现在的弥撒“是以给国家领导人祈祷开始的”,就像她和第二任丈夫之间的关系,用死亡盖在自己身上的方式完成了新的仪式,这是死亡的延续,莉莉眼里流露出来的刺痛便是对死亡本身的厌倦,于是,继父变成了大自己二十几岁的老人,变成了死去了妻子的老军官,而她的这一核心话题依然是被死亡主宰的。当莉莉像一畦虞美人,“鲜红地躺在那里”,她的死又是谁制造的?是那个枪杀他的野小子,莉莉的尸体送给他的最大礼物是他可以得到十天的假期,“或许像我一样的一个女人在等待,尽管她无法和死者较量,但可以抓住爱情发笑和抚摸,直至他感觉自己像一个人一样。”

莉莉的死是一个被谈论的表皮,背后的核心是老军官妻子之死带来的“陌生女人的床”,是莉莉母亲将第一人丈夫的死“盖在自己身上”,是枪杀莉莉的小子得到十天假期而感觉自己像一个人——死亡就像是“两棵李子树”,在毁灭而又不放开彼此中制造着仪式的空无,而空无本身就是死的一种状态,“在年轻和死亡之间,我从没有想到过莉莉的年老色衰。”但是莉莉并不是唯一的死,她的死并不是唯一对世界感到厌倦的可能性存在,还有“我爷爷之死”,那是我曾经杜撰的情节,因为我想去商店买一双高跟鞋,于是我撒了谎,去成立买了鞋,但是谎言也成真了,“四天后,我爷爷在吃饭时从椅子上摔死了”;还有和我玩的那个瘸腿男孩的死,天生瘸腿的他总和我在那条被压坏的道路上挖山,但是后来他做了手术,在深度麻醉中再也没有醒来,于是,“我独自一人到了那条被压坏的马路”;还有父母曾说起过他们有一个儿子,在受洗前就去世了,在我八岁的时候,母亲看见另一个男孩,就对我说:“如果你哥还活着,就不会有你了。”我之所以降生是因为哥哥死了,生命只是一种取代,取代另一个生命,取代一种死亡,当然,它就是一种空无——谎言中“我爷爷”死去,记忆中的男孩再没醒来,我取代哥哥而活着,死亡背后依然后对世界的最大厌倦,在“两棵李子树”所呈现的关系里,死亡本身也成了“两棵李子树”的隐喻,毁灭彼此又不分开,在秘密的核心中甚至就变成了荒诞。

或者,死亡是直接呈现的,是具体表达的,是有和无可以明确被界定的,那些墓地就是死亡的物质证明,而关于对世界厌倦的元素中的“发疯”呢?精神病院里的那两个女疯子是发疯的存在,这也是直接可以界定的,而和死亡一样背后的秘密所具有的核心,对于发疯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个男人也许是疯了,他要将一名哭泣的男孩送到幼儿园,从幼儿园回家之后,除了消遣,他为什么要到小区了找神秘的东西?在上女中的时候,晚上我会和爸爸一起在空荡荡的巴士上,然后他将车开进了停车库,但是那次我看到了一张脸,一只鼻子,一只脖子——爸爸在亲吻女人的脖子,“我认识这个女人,她和我一起上过学,是另一个班上的。她和我同龄。”爸爸和一个与女儿同龄的女人亲吻,“女儿”变成了女人,这不是一种丧失伦理的疯狂?在厂里有一条不成文的原则是:白天是拿,晚上是偷,因为工厂属于人民,因为人民来自人民,所以拿走的东西就是人民自己的财产,有人的袜子被拿走了,衬衫被拿走了,鞋子被拿走了,拿走就意味着“社会主义让它的工人裸体走出工厂”,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永葆青春,于是工人们这样打招呼:裸体早上好,祝你裸体胃口好,祝你裸体下班愉快……拿和偷被白天和晚上隔开,因此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定性——不是拿走意味着永葆青春的裸体,而是当保罗让偷窃发生,“摩托车厂召开了一次会议,他被解雇了。”

疯了就是无休止地沉浸在自我世界中,就是用借口把丧伦行为说成是爱,就是白天和黑夜截然不同的命运,当然也是审讯我的阿布每次打招呼都是用唾沫吻我的手,也是厂里的领导内罗在出差时睡我让我回去之后“表示反对”,也是两名内审员将皮裙强硬套在莉莉身上,“好像我是他的顾客似的。”疯了的现实中当然有谎言,有权力,有欲望,有异化,而“疯了”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会让每个人都可能被传讯——传讯一开始就成为了“我”摆脱不了的命运,第一句:“我被传讯了。周四上午十点整。”为什么被传讯?核心事件是,他们在裤兜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意大利语:Ti aspetto,这句“我爱你”后面还有我的名字和地址。这的确是我写的纸条,而且放进了十个裤兜里,也是我真正的想法:我打算嫁给西方人。但是这句话被工厂里的人发现了,被定性为工作场所卖淫,甚至内罗要求定性为叛国投敌。我不是工厂党员,这也是我的触犯,于是他们给了我改过自新的机会。

打算嫁给西方人,是我面对自己的一个计划,写下“我等你”的意大利语,是我面对自己的一个行动,写上了我的名字和地址,是我面对自己想要收获的结果,但是它变成了“卖淫”甚至差点成为“叛国投敌”,这是不是一种疯狂?审讯了三天,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后来他们又在为瑞典订购的裤子里发现了三张纸条,“来自独裁国家的衷心问候。”这些纸条和我的纸条如出一辙,我没有写过它们,但是从“我等你”到“独裁国的衷心问候”,性质完全变了,个体的表达变成了对国家的造谣,于是我被解雇了,于是我接受了传讯。但是这根本不是我写的纸条,我被传讯,而他们早就疯了,在一种疯狂的罪恶中,我写下了我所认识的所有意大利人,他们是马斯楚安尼,是墨索里尼,是马塞洛——一个意大利通用的姓氏,它代表的是一个虚拟的意大利人,就像虚拟的“我等你”,就像更为虚构的“来自独裁国的衷心问候”。

我被传讯,我坐有轨电车接受传讯,我在有轨电车上看到戴草帽的老人,带孩子的男人,以及其他各种人,他们都是普通人,都是面对自己的人,但是在我被传讯的途中,在我的观察中,他们都变成了发疯的人,变成了隐藏着秘密的人,因为他们都变成了我的投射,都变成了被传讯的对象;而丈夫保罗、用唾液吻我的阿布,传讯我的内罗,也成为了这个荒诞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一样对世界感到厌倦——是因为世界本身就是荒诞的,就是令人厌倦的,就是被传讯的:保罗的母亲从乡下来到重工业城市,“在床上,她通过献出下身成了一名党员。”而我的公公,在五十年代的时候是党内积极分子,负责没收财产,他使用香水而被称为“香水共产党员”,“香水是他的第二皮肤。”阿布的身上也散发着香水的味道,法国香水“艾薇儿”散发着浓郁的香味,他也是香水共产党员,和像水一样,“共产党员”也成为我公公和阿布的“第二层皮肤”;我“骑白马”的父亲手里抓着灼热的钢铁比抓住自己的理智更像困境,因为他身上也有股香水的味道;还有我的爷爷,曾经在和我跳华尔兹舞的时候说:“早在一九五一年,这条狗闻起来就有香水的味道了”——香水是第二层皮肤,他们是“香水共产党员”,而狗身上有着香水的味道,就像我问保罗的那个问题:“共产党员究竟是什么?”

保罗的回答没有提供直接的答案,而是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我被教育得很乖,做我的家庭作业,我父亲把我叫进厨房。他的刮胡子工具放在桌上,炉子上放着热水。他给我的脸上直至鼻孔涂上肥皂,拿来了他的剃须刀。我当时还没有排成十排的七根胡须。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开始刮我的胡子,然后去了党小组那里,对我的父亲而言,这属于一个整体。他说,他出生在这个时代之前了,只能和它一起走。首先是法西斯分子,然后是非法分子。而我生在这个时代,必须超越这个时代。那几个真正的非法分子今天说的并非没有道理:我们曾经是少数人,但我们许多人留了下来。

有了胡子代表长大,父亲让他加入党小组变成了成长的仪式,“这属于一个整体”,法西斯分子和非法分子是一个整体,少数人和许多人是一个整体,共产党员和非工人是一个整体,当然,死了的人、发疯的人、被传讯的人也是一个整体,它们结合在一起,就是“两棵李子树”——这是这个世界的核心,即使我曾经那么坚决地面对自己,对阿布喊出了:“请您把我的头发放回去,那是我的。”不再像莉莉那样掉了头发也不敢说,不再对有着“艾薇儿”或“九月”牌香水的香水共产党员屈服,但是“我的”头发真的会是自己的我的和自己真的能组成另一个整体?也许在集权的社会里,在独裁的国家中,在专制的社会里,在“香水是第二层皮肤”的荒诞中,“面对自己”的唯一办法是从“两棵李子树”的状态走向一个人制造的死亡,不彼此毁灭,也不要彼此分开,就像保罗说的,“若是人们彼此之间还打搅,那这个人还有另一个人。只有棺材里的人才独自睡觉,这还早着呢。”

在西瓜糖里

编号:C55·2211031·1789
作者:【美】理查德·布劳提根 著
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21年05月第1版
定价:55.00元当当25.30元
ISBN:9787020168699
页数:156页

“理查德·布劳提根是的存在。或许当我们垂垂老矣时,人们会写布劳提根(Brautigans),正如我们现在写小说(novels)一样。”通过写作,布劳提根发明了一种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崭新文体,《在西瓜糖里》是这种文体的一种实践,本书写成于1964年,首次出版于1968年,是理查德·布劳提根写作生涯中的第三部小说。小说意象纷呈,想象奇崛,具备多重阐释空间。“在西瓜糖里,事情一次又一次发生,就像我的生活发生在西瓜糖里。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因为我在这儿,你在远方。”1968年初版封面上并无书名,而是以小说开篇句话代替,(这句话会原样出现在简体中文版的封底);英国歌手、演员“哈卷”哈里·斯泰尔斯的2020年“Billboard Hot 100榜单”冠军单曲《西瓜糖》系直接受本书启发创作;有未经官方证实的说法认为,苹果公司iPod、iPhone、iPad等产品命名均系受本书里的故事发生地“我的死”(iDeath)这一名称启发。


《在西瓜糖里》:你们对我的死一无所知

“不错。是关于什么的?”
“就是码字,一个字接一个字罢了。”
——《烤肉卷》

红色的封面,满是西瓜具有诱惑力的色泽,或者也是通过弗雷德的西瓜工厂制造出的西瓜糖的颜色。这是过年前阅读的最后一本书,“最后”必将指向时间的终点,但是在“此时此刻”的阅读中,文本的色彩学正和现实发生着强烈的对比:外面已经下雪了,好多年未见的雪在天空中飘飞,最后必将落于大地之上,所以这个原本黑暗的夜晚因为这一场雪而变成白色。当白色覆盖了黑暗,“最后”必将是纯洁的终点——对于红色的西瓜及西瓜糖的阅读,对于白色的雪的现实覆盖,色彩学呈现的是一种取代还是一种丰富?

红色的封面之外,也是白色的纸页,这是理查德·布劳提根历时两个多月完成的作品,“这部小说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三日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波利纳斯的一处房子里开始动笔,于同年七月十九日在加州旧金山比佛街一百二十三号住所的客厅里完成。”从动笔到完成,最后也指向了作品的终点,布劳提根为什么借小说中“我”之口说这是一种“一个字接一个字罢了”的码字式写作?那时的爱德华大夫“顺便问一句”关于我写作的这本书,他的问题是:“是关于什么的?”于是我说这只是简单的码字,是一个字接一个字的组合。这是谦虚的说法?在另一章关于“文学”的对话中,再次提及了这本书,是我先对弗雷德说:“我想去写东西,继续写我的书。”弗雷德赞叹我“胸怀壮志”,当然问及了这本书的主题,“这本书是否像小学老师说的那样是关于天气的?”我回答说,这不是关于天气的,弗雷德说:“我可不想读一本关于天气的书。”后来我再次问弗雷德“你读过书吗?”弗雷德再次以否定的方式回答:“我没读过书,但我想我读的第一本书不应该是关于云朵的。”

这是一本一个字接一个字码出来的书,这是弗雷德称之为“胸怀壮志”的作者写出来的书,但那是对于具体内容,似乎都没有涉及,不是关于天气的,不是关于云朵的,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实际上在《查理的主意》一章中,我用西瓜籽墨水写作的这本书,非常明确地写道了书中有关的事,列出的24个条目已经将这本书的内容具体化了:这是关于“我的死”这个“好地方”的书,这里有我的朋友查理、老查克、哥们儿弗雷德,还有“她是我的最爱”的保琳,有“和另外一位夜里提着灯笼永远也不走近别人姑娘”的玛格丽特。当然,除了这些人物之外,还有神秘的镜子塑像,还有西瓜厂,还有漂亮的鳟鱼养殖场,重要的还有吃掉了我的父母让我成为孤儿的老虎,还有我烧掉的棚屋,还有阴死鬼和他们的遗忘工厂……

当然,还提及了书,按照查理的说法,这是一百七十年来人们写的第二十四本书,在上个月的时候,查理就吻我:“你好像不愿意搞雕塑或做其他什么事情。你为什么不写一本书呢?”这是第二十四本书,查理也提到了此前的二十三本书,但大多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一本书关于猫头鹰的,而这本书的作者是叫麦克的人。从此前的二十三本书,到其中一本关于猫头鹰的书,再到书的作者麦克,其实查理的思路越来越清晰,这种清晰化的过程似乎是和记忆有关,而麦克写那本书也和记忆有关,“写那本书的家伙,他的名字叫麦克,他在遗忘工厂走了一大圈。他也许走了一百英里,花了几个星期。他越过那些我们晴天看得见的堆料。他说那些堆料后面还有更高的堆料。”麦克是在遗忘工厂走了一大圈,然后越过那些去除记忆的堆料,才发现了其中的线索,于是写下了这本关于猫头鹰的书,于是完成了此前二十三本书的书写,也意味着我可以继续写第二十四本书。

似乎,一个字接一个字码字的书写,就是一个作者接着一个作者的记忆赓续,而且很明显,麦克从堆料那边发现记忆写下那本书之后,就死了进入了坟墓,而我也熟悉那座坟墓,当然更熟悉麦克,“他一头金发,穿着铁锈色的外套。”从铁锈色的外套到红色的西瓜糖,从关于猫头鹰的书到《在西瓜糖里》这本书,从一百七十一年的历史到现在,这是一本有关记忆,有关记忆发现,有关记忆重启的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写这本书是“胸怀壮志”的体现,于是在最后的葬礼过后,“乐手们拿着乐器站定。他们准备好了。现在只剩几秒钟了,我写道。”最后一句,最后一个词,最后一个标点,指向了关于记忆完整恢复的文本的终点。

第一部《在西瓜糖里》,第二部《阴死鬼》,第三部《玛格丽特》,其实这三部分所对应的正是现在、寻找记忆和记忆之重现,而这从现在沿着记忆之线寻找关于时间的线索,其核心词便是“死”:布劳提根用“我的死”指代生活的地方,这是一个没有引号不加以注释的词,它就是一个具体的名字,一个地理空间,当然也是一个时间坐标,这是布劳提根将抽象和虚幻的意象实体化的一种表现,类似的还有用松树、西瓜糖和石头建造的棚屋、梦铺出来的道路、“所有东西都叫河”、瓜板冲压机、西瓜汁墨水、蔬菜塑像等等。给“我的死”一种具象化的命名,是将死亡变成一种无处不在并赖以存在的东西:它是一个地方,那边有灯光,有时甚至“两颗星在一起闪烁”,那里总在变化,它渴求完美——“我的死”就是“我的”死,就是每个人有关的死,就是不断变化的死,就是“有一种微妙的平衡”的死,所以“我的死”所呈现的死亡就是这样的:“它美丽。我闭上眼睛也能看见它,触摸它。现在,它是冰冷的,就像孩子手里的一样东西在转动。”

“在西瓜糖里”的“我的死”看起来和西瓜糖一样是甜的,“在西瓜糖里,事情一次又一次发生,就像我的生活发生在西瓜糖里。”棚屋是由西瓜糖造的,桥是由西瓜糖造的,写作的墨水是西瓜籽造的,“所有这一切都会进入西瓜糖,并在那儿漫游。”和所有一切相关的西瓜糖,也是所有东西都是西瓜糖,而我呢,也是一个随便什么名字的我,“我猜你一定好奇我是谁,但我不过是那些没有固定名字的人中的一个。我的名字取决于你。想到什么就叫我什么好了。”午夜时火在炉子里摇晃像一只铃,那就是我的名字;有人在远方喊你名字,声音近似回声,那就是我的名字;鳟鱼在池子里游动,月亮照在我的死上,月亮好像是从每一棵树上升起来,那就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就是一切,西瓜糖就是一切,所以“我的死”也是每个人相关的死。

在现在的“我的死”里,每个人都住在棚屋里,他们在日落之前吃好晚饭,他们出去散步走过软软的木板,他们会在桥上点起灯,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忧愁:弗雷德在西瓜工厂里生产出西瓜糖,查理总是在身边点一小堆火取暖,比尔喜欢挥动着手臂,老查克的身体一直在放松,两臂轻轻地放在西瓜糖上……重要的是我和保琳的爱情,我们会去散步,会去看那里的二三十座蔬菜塑像,会听见高架渠里发出的水声,会看到老鳟鱼抓住夜晚的蛾子,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和保琳做爱,“我们久久地、缓缓地做爱。一阵风吹来,窗户轻轻颤动,糖在风中干裂。”但是当做爱谈到老虎,似乎一切都变了,她躺在我的身边感到温暖,她谈到老虎便睡着了,而我开始了拒绝,“她的睡意试图侵入我的手臂、我的身体,但我不会让它得逞,因为我突然变得焦躁不安。”

老虎是什么?老虎在老查克的梦里,“这次,它们和从前不同,它们弹着乐器,在月亮里久久地散步。”老虎会谈乐器,会散步,而老虎当然也会咬人,而且老虎咬死的是我的父母:一天早晨,老虎来了,父亲抓起武器但是被老虎先咬死了,之后又去咬我的母亲,当时的我手里拿着调羹,正在吃玉米面粥,老虎对我说:““我们和你一样,我们和你说同样的语言。我们的想法也一致,但我们是老虎。”我当时想让老虎给我做算术题,老虎做完算术题,接着又回去吃我的父母,于是我成为了一个孤儿,当我告诉查理的时候,查理还说:“老虎挺好。”但是我的疑问是:“它们为什么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情?”于是我回到棚屋放了一把火,然后去城外生活了。后来那两只老虎在桥上被捉住并杀死了,桥也被点着了,桥最后变成了废桥,桥上的灯笼就是老虎灯笼。

老虎咬死人是在二十年前,一切恍若昨日,“八乘八等于几呢?”老虎甚至连算术题也没有做。当老虎被杀死,当棚屋被烧掉,当桥被废弃,实际上这是关于死亡的过去,而二十年后我回来是不是新的开始?当“老虎时代”终于结束,是不是进入了“后老虎时代”?但是正如老虎说的那样,和我一样,说着同样的寓言,想法也一致,除了吃人之外,老虎和人没有差别——人是另一种老虎,那个老虎时代也是过去的人的时代。所以在开启“后老虎时代”的时候,时间需要重新界定,而西瓜所代表的时间就是一种象征,从星期一到星期日,西瓜的颜色不同,“今天是灰色西瓜的日子”,灰色的日子,采集灰色的西瓜种子,在灰色日子里种下,可以长出灰色的西瓜——而那天我伸出一只脚,脚也变成了灰色。

灰色的西瓜对应的是星期三,重要的不是“今天”,在时间意义中它的新生永远是“明天”,而明天是星期四,是“黑色的不出声音的西瓜”,“我最喜欢明天:黑色的不出声音的西瓜的日子。你切它们时,它们不发出任何声音,味道非常甜。”这个明天如何到来?或者说“后老虎时代”如何开启?于是从第二部“阴死鬼”开始,关于从灰色到黑色,从今天到明天,从有声的死到无声的死,便开始了。在这里出现了重要的人物:阴死鬼,而他们所在的地方就叫“遗忘工厂”——对过去的遗忘,对老虎的遗忘,甚至对死亡的遗忘,只有将一切都放进遗忘工厂里,那么新的时间才会出现,才会有黑色的明天。但实际上,阴死鬼所代表的“遗忘工厂”并不是为了遗忘,而是重新经历“我的死”的过程。

我是和玛格丽特一起去遗忘工厂的,阴死鬼住在遗忘工厂旁边的破烂棚屋里,那里的屋顶是漏的,他说话古怪,举止疯癫,脾气暴躁,阴死鬼手下有二十多个人,他们常常去遗忘工厂挖掘,然后找到他们的东西酿造成威士忌,于是“他们通过干坏事和喝用被遗忘的东西酿造的威士忌把自己弄得一团糟。”当我和玛格丽特去遗忘工厂的时候,我们却以恋人的身份手拉着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我爱着的是保琳,保琳把玛格丽特看成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玛格丽特和我过去是那么要好的朋友。这些年来,我们一起待在我的死,我们就像亲姐妹。”也许是那次保琳谈到老虎而我拒绝她之后,我选择了玛格丽特这个我最烦的女人,这是关于我的遗忘,在“我的死”里发生的这次替代,也预示着寻找记忆的开始。遗忘工厂看起来是遗忘,“它延伸向我们无法去也不想去的地方”,它的上面不长任何植物,也没有任何动物,“就连一根草也看不到,鸟拒绝从这个地方飞过。”但是遗忘工厂里能挖掘出酿造威士忌的东西,能收集满满一篮子的东西,甚至之后玛格丽特不停地去遗忘工厂。

遗忘不是真正可以遗忘,它带来的是对于过去的重现,阴死鬼终于带领大家来到了“我的死”这里,他对所有人说的是:“你们这些家伙根本不了解我的死。让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我的死。”我的死是老虎的死,是棚屋的死,是父母的死,或者也是我的死,但是阴死鬼所要做的是唤醒死亡,重现死亡,“你们这些人自以为了解我的死。你们对我的死一无所知,你们对我的死一无所知。”醉醺醺的他认为当老虎被杀死之后,我的死也随之消失了,“老虎是我的死的意义所在”,所以要重新唤回死亡:阴死鬼让他的人一起割掉了大拇指,割掉了鼻子,割掉了耳朵,最后因为血流干了而死去,在死之前他说:“我们已经证明了我的死。”这就是真正“我的死”,是过去的我的死,是现在的“我的”死。

遗忘而重现,我的死变成了“我的”死,这是过去之死,这也是现在之死,而从过去到现在,真正的我的死才展现出来,就如那个镜子塑像,“把脑子里的东西全部排空,只剩下镜子,一切便会呈现在镜子塑像中。”久久地站立,排空记忆,我看见了我的死,看见了城市,看见了遗忘工厂,看见了田野、松树林、棒球工厂和西瓜工厂,看见了老查克坐在我的死的门廊上,看见查理在往炸面包里摸黄油,看见爱德华从罗恩的棚屋里出来后面跟着一条狗,看见阴死鬼和他团队的棚屋只剩下灰烬,看见保琳手上拿着一张画送给我作为礼物,当然最后看见的是玛格丽特爬上苹果树,“她把围巾的一头系在一根树枝上,枝头缀满尚未熟的苹果,她从树枝上跳下来,身体悬在空中。”

镜子塑像里的玛格丽特选择以上吊的方式自杀,当一切的记忆都从镜子塑像中排除,我所看见的才是真正发生的“我的死”,才是在阴死鬼重现死亡之后在现实中出现的“我的死”,也是对富有变化的“我的死”最好的阐述,“他用床罩裹好她的身体,床罩上织有我的死的形象,这是它的许多持久变化中的一种。”用砖将玛格丽特的房间永远封上,躺着的长沙发上点起了灯笼,她的葬礼即将举行——从现在走向的“明天”,才是我的死之后真正的仪式,而明天就是一个灰色的星期三之后的黑色的星期四,是没有声音的星期四,“太阳爬上我们这个世界的边缘时,黑暗仍将继续,今天将是没有声音的一天。我们的声音也将消失。如果东西掉在地上,不会发出声音。河流将是寂静的。”但是正如太阳的意义一样,当太阳升起而失去了一切声音之后,太阳落山意味着声音将会回来,而这也是“我的死”之后面向明天的“我的生”。

“我们等有了声音才开始舞会,这样乐器才能奏响,我们可以按自己的风格弹奏,大部分是华尔兹。”这场舞会在鳟鱼养殖场举办,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鳟鱼会在河水中跳跃抓住蛾子,鳟鱼汁制成的油可以照亮我们的世界,鳟鱼池的下面是坟墓,更重要的是,老虎杀死之后烧掉的地方建立起了鳟鱼养殖场,“墙围着老虎的骨灰砌了起来。”老虎的塑像还立在鳟鱼养殖场的旁边,也就是说,老虎时代之后是鳟鱼时代,鳟鱼象征着动力,象征着光亮,象征着死亡后的复活,象征着遗忘之后的新生,更象征着无声之后的有声——从老虎时代到鳟鱼时代,一个接着一个走来;从星期三到星期四,一天接着一天前进;从过去“我的死”到现在“我的生”,一百七十一年后的第二十四本书终于指向了时间的终点,“乐手们拿着乐器站定。他们准备好了。现在只剩几秒钟了,我写道。”

界限之书

编号:H43·2211031·1788
作者:【法】埃德蒙·雅贝斯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21年10月第1版
定价:76.00元当当38.00元
ISBN:9787559840943
页数:444页

《界限之书》为埃德蒙·雅贝斯代表作之一,为“问题之书系列”的第三部。全书共分为四卷,分别为“未被怀疑之颠覆的小书”、“对话之书”、“旅程”、“分享之书”。作为一部介于诗歌、散文、格言警句与哲学随笔之间的跨文体实验作品,本书是雅贝斯的沉思之作,也可看作他的自言自语。在形式上,文本属于断简残编型,思维跳脱、风格特异;在内容上,着眼于对人的存在本质的思索和探询,具有思想深度和哲学洞见。本书记录了雅贝斯对不可言说者的探求,并展现了在此过程中他与自我主体、身份以及写作行为的斗争,埃德蒙·雅贝斯在第一卷《无可怀疑之颠覆的小书》撰写的封底文字中说:“面对暗中的颠覆行为,我们承担起的存在、思考和书写将带领我们去间接寻求内在的平衡,最终,通过那些颠覆行为在我们内心的自由对抗,我们将找到这种平衡。”而在《对话之书》中说:“对话无非是两句无力的话语为寻求自身真相而进行的绝望的对抗。”


《界限之书》:永恒位于时间之后

这话语无法分享。只能祭献。
——《第四卷 分享之书》

国家抹除了他的犹太人身份,政治把他驱逐出了自己的家园,这是埃德蒙·雅贝斯个人生命中“无法分享”的事件: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埃及政府宣布驱逐犹太居民,四十五岁的雅贝斯被迫放弃了他在开罗的全部财产,举家流亡法国,定居巴黎,直至去世。成为流亡者,雅贝斯面对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开始对犹太教经典教义惊醒研究;加入法国国籍,雅贝斯在异乡人的世界里书写“问题之书”——于是,书打开,书言说,书阅读,书书写自己,“宇宙是一本书,每天一页。当你读到光明的一页一即苏醒之页和黑暗的一页——即沉睡之页时,就会读到一个黎明的词语和一个遗忘的词语。”

遗忘而记住,死亡而新生,未来而起源,他者而自己,从前文本、前问题、前家园到文本、问题和家园,再到被书写世界里的“后问题”、“后家园”和“后文本”,雅贝斯颠覆了书写的秩序,打破了书写的界限,而世纪之存在就是一本去除了界限而趋向无限的书,“书写,言说,不为战胜恐惧,而为不去追查它。不为别的,只为替代恐惧。”

不如让词语、文本和书自己说话,沉默亦是书写——最特别的读书笔记,唯有引用的沉默,让书写成为造物主相似之物,让神圣之书远离人之书,让永恒位于时间之后。

[第一卷 未被怀疑之颠覆的小书]

颠覆正是书写的动作:死亡的动作。

书将自己的韵律强加给灵与肉。于是乎,自由成了颠覆之野。

颠覆如黑夜脚下的暗影,只能通向自己。

生,意味着接受此刻的颠覆;死,意味着承受永恒不可逆转的颠覆。

颠覆是与未来的一纸契约。

【颠覆的问题】

因此,为我们命名的词语迟早是玷污造物主不可妄呼之名的那个词语。因为任何造物都无法承受那个神圣之名的缺席。

对人类而言,人既是自身的源头,也是自身的来世。

他说:“追随之物亦被追随。它永远不会融入往昔,而将融入未来。”

造物主对时间是局外人,对持续的时间也是局外人,因为他无所延伸。

虚无是我们永恒的流放场域,场域的流放。

【对无限的小小限制】

对造物主而言,造物主并非他人,只是他自己。

接受虚空,接受虚无,接受空白。我们创造的一切都在我们身后。

今天,我再一次置身于这空白当中,无语,无为,不着一词。

界限在其界限内被僭越: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始终不识极限。

造物主之书,无影的书页;人之书,炫目的页面。

【作为颠覆词语和空白之场域的纸页】

纸页具有颠覆性,词语以为可以在此立足;词语具有颠覆性,纸页向其开放空白。

纸页和字词的结合——白与黑的结合——是两种在其联姻中心缠斗得难解难分之颠覆的结合,却以作家为代价。

真正具有颠覆性的书,或许就是既指责字词颠覆纸页又指责纸页颠覆字词,且在思想备受困扰之后又将二者熔为一炉的书。

【论作为书写之空间的孤独】

书写者通过字词与孤独相会。

沙漠深处,谁敢运用话语?荒漠只回应呼号那早已被沉默紧紧缠裹的终极之物,而符号将在那沉默中诞生,因为我们总是在存在那模糊的边界上书写。

书的空间就是命名书的那个词语的内在空间。所以,写一本书,就意味着占据这个隐秘的空间,意味着在这个词语中书写。

【前家园】

书是我们的前终结么?

既如此,我们只为死亡而书写;书写一旦抵达再无书写之地,就将把我们抛给空无。

前家园也许是一个潜在的字词。

【禁止表达】

谁能推动对禁令的阅读?任何对书的阅读都意在破除这条禁令。

造物主以一个更花哨的谎言来逃避另一个谎言,而这个迅疾排斥其他谎言的谎言最终会将其自身作为唯一的真理强加给信众。

禁令以所有缺乏支撑的思想制作出所向披靡的非思想。

言说这一沉默即意味着言说神圣,但也意味着神圣即刻废止。

基于这一沉默开始的书写意味着将那部永恒的“书”写进我们历经脱胎换骨之变化的凡人之书。

于是,会有两本合二为一的书:书中之书——神圣、质朴、不可捉摸的书——和迎合我们好奇心的书,它虽是世俗之作,但在某些地方,对藏匿其身的那本书的在场,它是透明的:蓦然间,一个澄澈、灵感的字词跃然而出,那瞬间如此空灵,如此耀眼,如此渴望持久存在,转瞬间把我们拋进—个隐约、空白、赤裸的永恒中心;神圣语言的永恒,芸芸众生感知的正是那语言绝望的回声。

所以,书写——被书写——意味着在无意识中,从可见之物——形象、脸以及某个持续的临近时刻的再现——跨越到不可见之物,再跨越到客体的坚忍反抗的非再现;从聆听空间的不衰竭的可闻之物,跨越到我们那些驯顺的词语沉溺其中的沉默;从至尊的思想到非思想的至尊,词语的悔恨和极端的苦痛。

在一张迷茫的脸上,书总是合着的。

【论经由词语成为存在之创造与毁灭的思想】

我思。我是我之思么?为思考我之思,我自己必须是思想。——思想只对思想言说,如同词语只对词语言说。

在我们身上死去的,只能随我们一同死去。书只能是这一类死亡的每日讣告。

【论经由思想成为存在之创造与毁灭的关键性词语】

一切思想都有赖于钥匙的突发奇想。人或词语都无法禁锢一个词语的空间:想象的空间。想象有其界限:极端的真实。想象意味着创造更多。“更多”则难以量化。

【作为源头的缺席或终极问题的耐心】

第一个问题是由最后一个问题提出的。

唯有将一切思想化为乌有才能思考虚无。

永恒位于时间之后。

[第二卷 对话之书]

诘问无法达至对话:它是对话的前山。

“为了书写, 我得活下去;可我的生命愿意被写下来么?”他问。

有人回答他说:“每一生命都是生命的书写。”

“书之夜是我们的夜之书。”

【书的开端】

他答道:“书无开端。“所有开端俱已存于书中。”

他说:“须知,我们只有在书被剥夺以后才能洞察这本书。“所以,我们只能栖身于失落中。”

【词语中生与死的对话】

——你写作时在和谁说话?
——在和一个始终说不准是我们自己还是他者的人说话。
——对一个陌生人?
——虽说有点儿荒唐,但不失为一种说法:说话时没有对象,或许就是自己;可要是不让自己变成他者,又怎能说给自己听呢?
——……如果我们自己就是那个他者,这就更荒唐了。
——我可没这么说。你们没懂我的意思,或许是我自己没说明白。这个他者并非我自己,也不是我的发明。是我察觉到的在我身上的他者。

【场域的分享】

——对话是可能的么?
——犹如生死般可能。
——我活着并将死去。
——你以一种不可能的方式活着,是死亡使然,以便将其终结。
——无始焉能有终。
——每个话语都生于话语中的退潮。我们随潮起而言说。

【前对话之一】

有人问他:“我们怎能依赖瞬间?它自己可是特立独行的。”
他回答说:“未来的消失终归是消失,只有存在过的才能被抹去。”

【前对话之二】

他说:“它来自某种逻辑:这个‘我’是用来为‘你’命名的,这‘你’是用来使‘我’具有合理性的,而‘他’则意味着消失。”

现时不存在。只有被未来纠缠的往昔和因往昔而无所适从的未来。

现时是书写的时间,它既对一个充满活力的过早或过晚的时间感到痴迷,又与它一刀两断。

【梦】

“难道我这就得离开您么?”弟子说。

“别急,”大师回答,“我会尽力帮助你。我会教你如何逐渐忘却。这是对话的好处。”

【镰刀·谬误】

前文本是一片沃土。镰刀收割谬误:小麦。赤裸,书的赤裸。

【分界线】

创造对其自身成长的各个阶段都保持沉默。创造借写作率先打破这一沉默。

书不同于鸟,死去时照样双翅展开。

【预言·恐惧】

书写,言说,不为战胜恐惧,而为不去追查它。不为别的,只为替代恐惧。

词语做出预言,又轮到它自己被预言:此即预一言。

【自由权】

简言之,自由权就是成为与他人同样的人的权利。

生命除了成为生命,死亡除了成为死亡,均别无自由。

【前问题】

问题是最漫长的死亡:它是生命。

【问题的孤独】

难道为了那唯一的造物主,一个民族便注定要孤独与共?难道为了一个不得妄呼之名,其他名字便贱若粪土?

折磨犹太人的问题绝对不是归属或差异的问题,而是相似的问题。

犹太教不可能被超越,除非被其自身超越。它奋起反抗一切企图将其禁锢于某块土地上的行为,因为它知道没有一块土地永远属于它。它在书的绝对性与那绝对的神圣之书——哦,不朽的造物主——之间摇摆。

造物与造物主之间的相似性全仗那口仙气。相似性便是那气息。

造物主借同一口呼吸而与人合一。

造物主不能容忍人超越那本书而与他相似。这种代之以形象的相似性便是完整的生命,是生命中的生命。

【“造物主”一词】

可造物主疏远书写,与其说他对书写没兴趣,不如说他害怕书写在有他或无他的情况下都能自行完成。

缺席意味着抹掉书写,在场则意味着铭刻书写的呼号。

【再现的纸页】

对犹太人而言,走向源头,意味着借打通一条回归往昔的通道开辟出自己的未来之路。

唯有书证实了造物主的缺席。

摩西的缺席便是律法的真实。在此缺席之上,造物主被书写。

(——何谓律法?
——对话的开端。
——何谓对话?
——律法的开端。)

[第三卷 旅程]

诘问书。诘问犹太教。诘问犹太人之书,与其先拟定问题,不如直接向书和犹太教提问,因为犹太教和书就是向此二者提出的问题本身。

造物主从不曾写作。他为了掩人耳目而允许人书写。

我书写,为了不死于我之死而死于书之死。

从一道深渊到另一道深渊,我们的旅程始终是书的旅程,是一次从尚未确认之死到确凿无疑之死的旅程。

对犹太人来说,起点和终点模糊不清。

二者都存在于“犹太人”这个孤独的名字当中。一本书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词语,其余的已被悉数抹去。

【异乡人】

唯匹配者相似——有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相互之间的雷同塑造了我们。

失去土地,意味着失去自我。但无论什么时代,没有祖国的犹太人都从未迷失过自我。深陷困境的同时,他通过阅读自我而找回失去的东西。

我们因这种非相似而成为遗忘,早熟的希望正从这种遗忘中萌发。

特异性具有颠覆力。

缺席雕琢我们。在场展示我们。两次缺席的是犹太人,两次在场。

【开端】

太初,有了乌托邦。而乌托邦即是图像。

太初,有了虚无。而虚无即是沉默。

太初,有了沉默。而沉默即是遗忘。

太初,有了无踪的轨迹。造物主以他的食指指路。他为阅读确定了方向——程序——让人以此为律,他自信一切都已设计停当。

书,并非沙之书,而是以缺席之词语所敬畏的沙构成的书——书通过书中的字母呼吸,就像皮肤通过汗毛孔呼吸。

太初,有了黑暗,书的黑夜。在亚当眼里,一缕微光在自身闪烁,在反省。这缕微光便是那把钥匙么?

太初,有了那个点,那个点里藏着一座乐园。

太初即是未来。

【叙事】

造物主抹去自己名字的同时,也抹去了源头。

从沉默到书写再到书写出的沉默,这部小心翼翼地剽窃造物主之书的犹太人之书,注定永远是一部未竟之书。

犹太人就是这样打开自己的遗忘之书的。遗忘位于其行为的源头。

可造物主呢?啊,对人而言,在其命定的死亡中,造物主或许就是书在局部填补的那个奇妙之物。

【第一步】

犹太人怀揣天真的希望和对生命的热爱,一直走向受难的终点。彼世,忘却自我。

遗忘以其遗忘将我书写。

我们的出生和存在都在由他人证明。我存在,因为无论是谁都能证明这一点。这种证明既满足我们又抚慰我们。唉,怀疑总是缘于我们自身。

如此说来,我出生于1912 -1984年间的书写,或毋宁说,出生于开端。我出生于1912 -1984年间的犹太教,或毋宁说,出生于终结。

何谓作家?何谓犹太人?犹太人和作家并没有什么自身形象可以炫耀。“他们都是书。”

【犹太教与书写】

在造物主的书写中聆听造物主,我觉得这就是犹太教的训诫。

对犹太人而言,回望意味着见到还未生活过的未来。

【两种界限】

我思考界限,却发现了无限。我思考无限,却发现了界限。

我从两种界限开始书写。

彼端,是虚空。

此地,是奥斯威辛的恐怖。

真实的界限。反射的界限。

只管读一读那无法找到

平衡的东西吧。

只管读一读那决定生死的

令人心碎和丑恶的东西吧。

暴虐的姐妹们,在同一声呼号中,

生与死缓缓熄灭,紧紧相拥。

黑暗即是永恒。

【流亡的形象】

我的家园被毁灭了,我的书化作灰烬。在这些灰烬中,我勾勒出一条条直线。在这些线条中,我放进了流亡的词语。

[第四卷 分享之书]

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可以分享的,因为一切都不属于我们……

这话语无法分享。只能祭献。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有人问一位伏案写作的老者。

“自打书向书敞开那时起。”他这样回答。

若造物主是书,其完美只能体现在语言上。书的秩序通常意味着战胜遗忘。如何阅读一个满是空格的故事?读这样的故事,我们很快就会不知所云。所以必须求助于回忆,委身于记忆。

犹太人,水晶般的名字,在苍穹闪光。捣碎钻石,把细细的尾矿残渣撒在我们那些死者的骨灰之上。彼岸黑暗的辉煌。

【亚当,或焦虑的诞生】

于是,伴随着那缺失,焦虑降生了。

造物主创造了亚当。他把亚当创造为人,却剥夺了他的记忆。

这来自虚无的男人,甚至在这个虚无中无法声索半点份额。

亚当,因造物主的意志而成为虚无之子,成为无缘无故之仁慈的果实:未等成熟便已成熟的果实;未等发芽便已枝繁叶茂的大树;未等无中生有便已生成的宇宙;但,仅存于造物主的默想。

夏娃从亚当的沉睡中出现,她遵从造物主的意志在他身旁醒来。她同样是在没有童年、没经历过身体成长和发育、没感受过心智开发也没经历或反抗过性欲之激情的情况下成为女人的。

他们是造物主的玩偶。他们一同生活,却从对方一无所获。他们活着,却漫无目的,甚至没有一帧图片、一幅肖像证明他们的真实。

此刻,蛇登场了。在此,那爬虫的诱惑声直抵他们的耳鼓,那可能不过是他们一己之焦虑的急促的声音。

焦虑促成行动,加速了他们的自由之来临。

对他们而言,违抗造物主的诫命,意味着重新发现自己的人性。

造物主造人之际,是否知道他永远也无法造出一个如他一般的人,因为这个人只能属于自己,只能成为他自己意欲成为的人?

夏娃后来表现出的软弱是否对造物主是一个教训?对亚当来说,她的弱点是否导致了他们特有的存在意识,是否成了接受生死的必不可少的考验?

【无限·界限】

界限是中性的,因为它早已成为无限的一部分。

【三篇封底文字】

生命的每时每刻都在奋力抗争死亡,思想在奋力抗争非思想,写作之书在奋力抗争写就之书。

在颠覆性行为面前,存在、思考和写作都在力促我们间接寻展?求内心的平衡,寻求一种以允许其在我们内部发生冲突的方式而最终实现平衡。

我们是这些冲突的战场。我们试图将这些冲突局部化,将它以们在时间中阻断开来。我们将此纸称为:自我和谐。

《未被怀疑之颠覆的小书》,1982年)

所有对话失败的原因都在于我们无法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有如萍水相逢。

但对话恰恰于跨越沉默的地方兴起,那是在书的底部,两个无力的话语在寻觅真理的途中急欲对质。

(《对话之书》,1984年)

在旅程的这个节点上,我当然关心精准度与客观性——可我们能够客观么?——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与犹太教和书写之间的关系。

《旅程》,1985年)

【烧焦的纸页】

分享之书便是界限之书。

也许,分享并无目的,不过是想掀开我们孤独之夜那沉重的窗帘一角而已。

一部书,无论有多少种研究方法,都无法分享。它只会带我们去回归那部唯一的书:回归通过我们自己的阅读创造的那部书。

读过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分享到,要么为自己全部保存,要么不求回报地全部奉献出去。以势不可当的造物主为榜样。

死亡是分享的大师。

【黎明】

在写作延展之处,应当为火留出空间。

啊,书写,为了保持创作之火的活力而书写。让那些被掩埋的词语在宁静的黑夜中再现,它们对自己的复活依旧惊诧不已。但是,哦,致命的疯狂,难道非要把它们交付给那团性急的火焰、交付给那个将向其揭示死亡之贪婪的空无不可么?难道苦难就是它们的命运么?

他说:“或许,分享之书只是一部词语分享的希望之书,其晨昏——哦,一切关键之光——便是觉醒与死亡。”

从大火的首次冲天烈焰到垂死之火的畸变走我们闪光的词语将为深渊划定界限。

新工具

编号:B35·2211031·1787
作者:【英】培根 著
出版: 商务印书馆
版本:1984年10月第1版
定价:40.00元当当20.00元
ISBN:9787100023832
页数:319页

《新工具》是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创作的哲学著作,原名《新工具或解释自然的一些指导》,是《伟大的复兴》的第二部分,最初于1620年出版。全书包括一篇简单的序言和两卷关于科学主义的正文。在序言中培根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哲学状况。第一卷着重批判经院哲学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四假象说,主张人应该是自然的解释者,只有认识并发现了自然的规律,才能征服自然,变自然的王国为人的王国。第二卷论述了归纳方法,为归纳逻辑奠定了基础。在《新工具》中,培根提出,自然中真正存在的东西,都是按照一定规律运动的个体,哲学的目的就是研究这种规律,思想上得到真理,行动中得以自由。本书是培根主要的哲学著作之一,阐述了旧科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新科学的时代正在到来,并且发现了新逻辑这种消除旧科学缺点的工具,对于西方哲学、逻辑学、科学学等多种科学的发展产生过大而持久的影响。


《新工具》:我寻求的是光的实验

实则,每一巨大的工作,如果没有工具和机器而只用人的双手去做,无论是每人用力或者是大家合力,都显然是不可能的。
——《序言》

双手去做一件事,可能是有限的力量,可能会有疏漏,可能会产生错误,甚至可能会使得心灵任其自流——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大家一起合力,都只是一种个体行为,指向的都可能是一种偏颇。而较之于双手,如机器一样的工具就会带来更大的正确性,培根将这种工具论看成是“准确性的循序升进”,它就是一种阶梯,从自然通向人的心灵世界,而这一阶梯的起点就是最初的感官知觉。

从感官知觉到心灵,这一新工具铺就的阶梯真的能达到准确性的目的,真的能克服双手的局限性和错误性?培根将自己的方法论命名为“新工具”,无疑指向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他在序言中就明确指出:“有些人自认把自然界的法则作为已被搜寻出来和已被了解明白的东西来加以规定,无论是出于简单化的保证的口吻,或者是出于职业化的矫饰的说法,都会给哲学以及各门科学带来很大的损害。”培根含糊地指出了“有些人”的错误方法,他认为,只是把自然界存在的东西加以规定,无疑对于哲学会带来损害,尤其是对于自然哲学——他认为,较古的希腊人尚且在“擅敢论断”和“不敢希望了解”这两个极端中采取折中的立场,但是在哲学尤其是自然哲学发展的今天,“有些人”还是一味信赖自己理解的力量,仅仅把一切事物诉诸艰苦的思维,诉诸心灵的不断动作和运用,无疑就像只是用自己的双手去做,是缺乏科学性的。

培根认为,靠工具和助力来做出事功,可以分为手用的工具和心用的工具两大类,手用的工具起到提供动力和引导的作用,心用的工具则是“对理解力提供启示或者示以警告”,这两种方法都指向了人类的知识和人类的权力,“因为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果。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而凡在思辨中为原因者在动作中则为法则。”但是他明确指出,现有的科学不能帮我们找出新事功,现有的逻辑也不能帮助我们找出新科学,尤其是三段论的逻辑学,它不是应用于科学的第一性原理,本身不足以匹对自然的精微,它只是就命题而论证,无法抓住事物本身。

从自然本身的存在,到人认识自然建立自然哲学,这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的科学过程,但是了解自然、认识自然,最后建立科学的哲学系统,这中间的确需要理性,但是培根认为,人类理性如果用现在通用的方法去应用于自然问题,其实是粗率和未成熟的,他将之命名为“自然的冒测”,由此产生了围困人类心灵的假象。他总结出四种假象,一种叫族类假象,它根植于人性之中,根植于族或类中,断言人的感官是事物的尺度就是一种错误观点,因为只是凭借观感或者心灵的知觉,就无法得知宇宙的量尺,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理解力,接受的光线就变得不规则,反映事物时就会参入自己的性质而使事物真正的性质变形;第二种是洞穴假象,这个来自柏拉图的比喻,带来的每个人自己的洞穴,也同样使得自然之光曲折和变色;第三种是市场假象,这是由人们相互间的交接和联系所形成,像市场一样在往来交接中导致了自然之变形;第四种则是剧场假象,这一类假象就是把哲学的教条以及错误的论证移植到人们心中,“因为在我看来,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只不过是许多舞台戏剧,表现着人们自己依照虚构的布景的式样而创造出来的一些世界。”

四类假象围困住心灵,实际上使得心灵对自然的认识出现谬误,当自然不再是真,认识得出的也不再是真理。而假象之所以产生就在于人的理解力和感官之间的错位,培根认为,人类理解力最大的障碍和扰乱就来自感官的迟钝性、不称职以及欺骗性,人类的思考总是随着感官尤其是视觉的停止而结束,对那些物质中的“元精”视而不见也无法察觉,而较粗质分子中的隐微结构变化同样不为人所察觉,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哲学就走向了错误。培根由此认为在错误的母树上产生的错误哲学主要有三种,一种是诡辩的哲学,这类哲学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亚里士多德:

他以他的逻辑败坏了自然哲学:他以各种范畴范铸出世界;他用二级概念的字眼强对人类心灵这最高贵的实体赋予一个属类;他以现实对潜能的严峻区分来代行浓化和稀化二者的任务(就是去做成物体体积较大或较小,也即占据空间较多或较少);他断言单个物体各有其独特的和固有的运动,而如果它们参加在什么别的运动之中,则必是由于一个外因;此外他还把无数其他武断的限制强加于事物的性质。总之,他之急切于就文字来对问题提供答案并肯定一些正面的东西,实远过于他对事物的内在真理的注意;这是他的哲学的一个缺点,和希腊人当中其他著名的体系一比就最看得明白。

培根在这里简直判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以死刑,逻辑学根本无法深入事物的本质,根本无法解释自然的过程;诡辩的哲学之外,则是经验派哲学,这派哲学同样运用的是教条,它的基础不是来自普通概念的光亮,而是来自少数实验,“因此这样一种哲学,在那些日日忙于这些实验而其想象力又被它们所沾染的人们看来是可然的,并且只能是准确的;而在一切其他的人看来则是虚妄的和不可信的。”最后一种错误的哲学则是迷信的这些,它的危害更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就是这一哲学的代表,他们把人类理解力变成了想象,而想象之执迷就变成了迷信的哲学。当然除了这三种错误的哲学之外,还存在着思辨的错误题材、自然哲学中的错误题材;还存在着对哲学的错误观点,有人用武断和钦定的方法从事科学,有人则在漫步所向中进行探究,“在这两种之中,前者压制了理解力,后者削弱了理解力。”

从围困心灵的四种假象,到三种错误哲学,从错误的题材,再到任性误读的态度,培根都将其看成是“自然的冒测”。与自然的冒测不同的则是“自然的解释”,而这也正是他所要阐述的哲学方法,即“新工具”。在他看来,人就是自然界的解释者,他唯一能做的、能动的,就是“他在事实中或思想中对自然进程所已观察到的那样多,也仅仅那样多”,这是唯一的目的,当然也是对于错误哲学的一种纠错,“现在我们要想恢复一种健全和健康的情况,只剩有一条途径——这就是,把理解力的全部动作另作一番开始,对心灵本身从一起始就不任其自流,而要步步加以引导;而且这事还要做得像机器所做的一样。”因为理解力对于心灵来说,就是心用的工具,就是让心灵找到准确性的循序升进的阶梯,“经由一个正当的和有方法的过程而从事实抽出的理论,我名之为对自然的解释。”

培根:我是在处理逻辑

这不是智慧而是关于道路和方法,培根自称不是裁判官而是向导员——这条用工具引导的道路到底是怎样的?他认为发现真理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越到普遍的真理”,另一条道路则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然后通过“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最后达到最普遍的原理——一条是“飞越”式的方法,一条是引导而渐进的方法,一条是流行的方法,一条是正确却未试行的方法,为什么培根会选择这条引导而渐进上升的道路?都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事物出发,都是在感官中建立经验,培根认为,引导型的道路是“真正的经验的方法”,因为它首先点起蜡烛,然后借着蜡烛照亮道路,也就是从“适当地整列过和类编过的经验出发”,而不是从随心硬凑的经验或慢无定向的经验出发,这种捕获原理的方法可以为新的实验再展开新的道路,如此进行新的引导,在循序升进中最后抵达认识的心灵,“那就能够以一条无阻断的路途通过经验的丛林引达到原理的旷地。”

这种建立在经验之上的工具论,是准确的,是无阻的,是有序的,培根将之看成是“神的智慧和秩序作我们的模范”的实验,这种实验就像是神造出了光,照亮了道路,“我开始暂时是寻求光的实验,而不是寻求果的实验”,这种寻求光的实验的步骤就是这样:从感官到普遍的原理,再从普遍的原理进行新的实验,“我们的这条路不是一道平线,而是有升有降的,首先上升到原理,然后降落到事功。”所以培根说,这种程序和方法,不是从事功中引出事功护工,不是从实验中引出实验,而是从事功和实验中引出原因和原理,然后再引出新的事功和实验,这个过程就是对自然的解释,而这样的哲学家、实验者、向导员就是“合格的自然解释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培根第一次说出了“真正的归纳法”,“所以我们的惟一希望乃在一个真正的归纳法。”

第一卷是培根对“自然解释”意义的阐释,而第二卷则是对“新工具”方法和道路的具体说明。新工具就是在所与植物上“产生和添入一种或多种新的性质”,在他看来,这也是人类权力的工作和目标,而添入性质最重要的是发现“法式”,也就是那种具有区别性的属性,也就是从个别的单纯的活动查究、发现和解释作为原理存在的普遍性属性,从而产生知识,从而产生动作,从而获得真理,从而达到自由,“法式的发现能使人在思辨方面获得真理,在动作方面获得自由。”所以在方法上,必须进行一种转化,一种是把一个物体作为若干单纯性质的队伍或集合来对待,第二个转化则是在复合物体中发现隐秘的东西——所谓隐秘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中断但大部分不为感官所能知觉到的,所以在这里真正的推理和归纳就具有了重要作用,培根将之看成是“工艺之神”,“我们若想揭露物体的真正组织和结构——那是事物中一切隐秘的性质和所谓种属性质与种属性德所依附,也是每一有力的变化和转化的规律所从出——,我们必须由火之神转为工艺之神才行。”

查究永恒的、不变的法式,构成的是形而上学;而要查究能生因、质料因、隐秘过程和隐秘结构,构成的则是物理学。培根在“解释自然的指导”中,第一步就是从感官、记忆、心灵和理性组成的经验中抽出和形成原理,第二步则是指导人们从原理中推出新的实验。备妥一部自然和实验的历史,按照方法和秩序被事例制成表格,最后则是用归纳法解释自然——这是培根自然解释的三部曲,而他举例的则是关于热的法式:他根据对热的经验,制成了要质临现表、近似物中的缺在表、比较表,排除那不属于热的法式的性质:由于太阳光线,所以排拒四大元素的性质;由于一般的火,主要是由于地下的火,与天体的光线最疏远的和完全无关的,所以排拒天体的性质;由于一切种类的物体,只要一靠近火或其他热的物体就都获得暖热,所以排拒物体的特异的或更加精微的组织;由于燃着的铁或其他金属传热于其他物体而不损失自身的重量或质体,所以排拒其他热物体的质体之传送或混合……排除十四种不属于热的法式,培根便通过理解力开始了对热的“真确定义”:“热是一种扩张的、受到抑制的、在其斗争中作用于物体的较小分子的运动。”这是得出的原理?按照工具论的步骤,从原理开始就必须进行新的实验,而实际上,培根还是在事例中查究隐秘结构中的原理,他列举了“享有优先权的事例”,二十七种事例有关于知识的,也有关于动作的,关于知识的事例又有帮助理解力的,又有帮助感官的。

按照培根的方法,在列出享有优先权的事例之后,则是对归纳法进行精订,然后研究对象,研究界限,研究在实践上的应用,然后才是原理的升降,从具体到隐秘,从原理到新的实验,才是工具论的完整过程。但是作为《伟大的复兴》的第二部分,《新工具》在论述玩享受优先权的二十七种事例之后,就戛然而止了,这种中断似乎也只是完成了从经验和特殊的事例引导到原理的第一步过程,而这才是“自然的解释”,是工具论,是归纳法,“请读者记住,在我的这部工具论中,我是在处理逻辑,而不是在处理哲学。”新的工具,新的逻辑,新的归纳,培根这一光的实验就是为了点起蜡烛,为了照亮道路,为了解放偏见的双手,“我最后就可以(像一个忠实诚笃的监守者)把人们的产业交付给他们,这时他们的理解力已经解放并且好比说已经成年了;由此而来的后果便只能是人类地位的改善和人类对于自然的权力的扩大。”

薄伽梵歌

编号:B41·2211031·1786
作者:【古印度】毗耶娑 著
出版: 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0年10月第1版
定价:28.00元当当14.00元
ISBN:9787100072274
页数:171页

《薄伽梵歌》是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部宗教哲学诗。《摩诃婆罗多》全诗共分十八篇,以印度列国纷争时代的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象城的持国和般度是两兄弟。持国天生眼瞎,因而由般度继承王位。持国生有百子,长子难敌。般度生有五子,长子坚战。这便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两支后裔,前者称为俱卢族,后者称为般度族。不久,般度死去,由持国摄政。坚战成年后,理应继承父亲的王位。但难敌不答应,企图霸占王位,纠纷从此开始。《摩诃婆罗多》的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历时八百年。它以口头方式创作和传诵,不断扩充内容,层层累积而成,后定型的篇幅达到“十万颂”(每颂一般为三十二个音节),译成汉语约四百万字。《薄伽梵歌》为《摩诃婆罗多》第六篇中的一部分,为古今印度社会中家喻户晓的梵文字教诗,被誉为印度宗教圣典。


《薄伽梵歌》:你就投入战斗吧!

“我看到不祥之兆,黑天啊!我不明白,打仗杀死自己人,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1.31》

俱卢族已结集军队,般度族已排定阵容,甚至黑天和阿周那站在大战车上,吹响了神圣螺号,就在俱卢之野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般度之子”的阿周那却满怀怜悯之情,忧心忡忡地对“感官之主”黑天说:“永不退却者!驾驭战车,请把它停在两军之间。”

停在两军之间,是因为阿周那心有疑惑,是因为阿周那对这场战争的正义性提出了质疑。四肢沉重的他,嘴巴发干的他,浑身颤抖的他,汗毛竖起的他,连神弓都从手中脱落,他看到了一种不详之兆:“我不明白,打仗杀死自己人,能够得到什么好处?”作为般度族的首领,他面对的是俱卢族的军队,但是他们同属于婆罗多族的两支后裔:要么杀死俱卢族国王持国的儿子们,“杀死了这些罪人,我们也犯下了罪恶。”要么让持国的儿子杀死自己人,“因为杀死自己人,我们怎么会幸福?”所以在这两种选择最后都变成罪人的情况下

,阿周那认为,应该回避这种罪过,在他看来,如果家族遭到毁灭,传承的宗法也会毁灭,而宗法之法一旦毁灭,整个家族就陷入非法;一旦非法猖獗,族中的妇女就会堕落,一旦妇女堕落,种姓也就混乱;种姓混乱就会导致家族和毁灭家族者堕入地狱,而制造了种姓混乱的人,就犯了毁灭家族之罪,就毁弃了永恒的宗法——于是,已经吹响了神圣螺号的阿周那对黑天说:“我宁可手无寸铁,在战斗中不抵抗,让持国的儿子们,手持武器杀死我。”说完,他真的放下了手中的弓和箭,坐在自己车坐上。

阿周那分析得很合理,他站在家族-种姓-宗法这一条逻辑线里,无论如何都会变成自相残杀,都会成为一种罪恶,都不具有合法性。但是他之所以对“感官之主”的黑天说,是希望作为阿周那战车的御者,能给他解疑答惑。俱卢之野的战争一触即发,目盲的持国先是问御者全胜关于这次战争的情况,而被附有天眼的全胜观察战场上发生的一切,他看到了般度族军队已经排定阵容,听到持国长子难敌和老师德罗纳的对话,“我们受毗湿摩保护,军队的力量无限;他们受怖军保护,军队的力量有限。”而这句话其实已经透露出了两军实力的差距,受毗湿摩保护的俱卢族军队力量“无限”,因为他们拥有十一支大军,般度族的军队受怖军保护,他们的力量“有限”,因为他们只拥有七支大军,力量对比悬殊,所以是“无限”和“有限”的较量。但是,“无限”也指向不足,“有限”则指向充足,从这个意义上将,俱卢族虽然在军队数量上占优势,但是难敌作为俱卢族的首领,内心却是在“无限”中缺乏信心。

这是一种预示,而对于黑天来说,阿周那提出的疑问是关于战争的正当性问题,所以作为御者,他首先指出在危急关头阿周那萎靡不振的情绪是“为高贵者所忌讳”的,当然不能进入天国享受殊荣,他希望他“不要怯懦”,抛弃猥琐的软心肠,要站起来投入战斗。黑天认为阿周那说出的是“理智的话”,但是这种理智却是为忧伤者忧伤,理智没有达到“智者”的高度,因为“智者都不为之忧伤”。这里就区分出了“理智”和“智者”的区别,黑天所谓不为之忧伤的智者,是“洞悉真谛的人”,他们察觉到的是“没有不存在的存在”,也没有“存在的不存在”,这个关于存在和不存在的真谛,就是“身体有限,灵魂不限”的永恒论,“灵魂永恒,不可毁灭,因此,你就战斗吧!”它既不杀也不被杀,它从不生下也不死去,它永恒,持久,古老,它无处不在,它永远如此。所以,“居于一切身体内,灵魂永远不可杀,因此,你不应该为一切众生忧伤。”当智者可以不为一切众生忧伤,也就不必考虑自己是否是正法,“因为对于刹帝利武士,有什么胜过合法战斗?”

俱卢族和般度族同为刹帝利,作为刹帝利武士,投入战斗就是尽自己的职责,但是正如无限和有限本就区分了正法和非正法,黑天在这里也说,这就是一场合法的战斗,如果不投入合法之战中,反倒是对职责和名誉的抛弃,反倒会犯下罪过——因为黑天知道,般度族代表的就是正义,在这个前提下,“有限”就应该理直气壮追求自己的职责和名誉。但是这属于智者的行为,具有的智慧就是数论智慧,“苦乐、得失和成败,对它们一视同仁;你就投入战斗吧!这样才不犯罪过。”黑天所说的数论智慧,是印度的史诗数论或早期数论,这一数论智慧就是主张摆脱行动的成果。而在数论智慧之后,黑天说到了瑜伽智慧,“你掌握了这种智慧,将摆脱行动的束缚。”瑜伽智慧就是行动的方式,他是通过行动瑜伽、智慧瑜伽、虔信瑜伽等修炼身心而获得的,瑜伽智慧所针对的是行动本身,而行动索要去除的就是对行动结果的执著,所以黑天说:“你的职责就是行动,永远不必考虑结果;不要为结果而行动,也不固执地不行动。”

行动就是行动本身而不是行动结果,在乎行动本身就是尽到指责,不在乎行动结果就是对成败一视同仁,这就是瑜伽智慧的核心思想,“你立足瑜伽,行动吧!瑜伽就是一视同仁。”摒弃行动的结果,专注于行动的技巧,就能获得瑜伽智慧——黑天以自己“感官之主”的身份对阿周那说:人的所有感觉器官,必须摆脱一切的感觉对象,否则,思念感官对象就会产生执著,产生智慧就会有欲望,有欲望就会产生愤怒,愤怒而愚痴,愚痴而记忆混乱,记忆混乱则智慧毁灭,智慧毁灭则认跟着毁灭——在反向的论述之后,黑天再一次回到不执著的境界,“这也就是梵之所在,达到它,就不愚痴;立足其中,阿周那啊!死去能够达到梵涅槃。”

从正法的战斗到智者的行为,从数论智慧到瑜伽智慧,黑天在阿周那面前概述了不执著的观点,从而提出了达到梵涅槃的目标。阿周那在黑天这一番话之后,便开始询问,“既然你认为,黑天啊!智慧比行动更重要,那你为什么要我从事可怕的行动?”这是对行动论的疑惑,黑天其实强调说:数论行者用智慧瑜伽,瑜伽行者用行动瑜伽,这两种立足的方法其实就是关于“必要的行动”的,行动比不行动好,行动要摆脱对结果的执著,行动就是行动本身,是必要的性的体现,“没有我必须做的事,也没有我应得而未得,但我仍然从事行动。”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行动就是投入战斗,因为这是抛弃愿望的行动,这是摒弃自私的行动,这是专注自我的行动,这是排除烦恼的行动,甚至,一切的行动就是“献给我”。

由此,黑天开始论述“我”:我是不生不变不死;我是行动中看到不行动,不行动中看到行动;我是人中的智者,无所不为的瑜伽行者;我不满足于偶然所得,对成败一视同仁;我看到所有一切众生,众生也都进入我之中——一方面这个“我”是梵,另一方面这个我也是“自我”,只有一切在自我之中,在我之中,才能达到同一,“自我不执著外在接触,他在自我中发现幸福;用梵瑜伽约束自己,他享受到永恒的幸福。”由此,黑天从这两方面进行了分别论述,然后殊途同归于一种同一性中。他说,自我要制伏自己才能让自我成为自己的亲人,“对待朋友、同伴和敌人,旁观者、中立者和仇人,亲友以及善人和恶人,他一视同仁,优异杰出。”这就是完美的瑜伽行者,他胜于苦行者,胜于智者,胜于行动者,也就是说,瑜伽行者是苦行、智慧和行动三者的结合,“自我接受瑜伽约束,在自我中看到众生,在众生中看到自我,无论何处,一视同仁。”

这个在黑天口中所称“最优秀”的便是成为自我的瑜伽行者,但是还有一个“我”,就是黑天代表的至高存在者,“我是一切众生的朋友,我是一切世界的主宰,祭祀和苦行的享受者,知道我的人达到平静。”我是更高原质,是生命,是“一切众生的母胎”,是全世界的生产者和毁灭者,是水中味,是日月之光,是吠陀中的“唵”,是最高的梵,“我知道过去、现在 和将来的一切众生,但是,阿周那啊!没有哪个人知道我。”自我和我,众生和我,瑜伽行者和世界的主宰,如何达到同一?这也是阿周那的疑问,“什么是梵?黑天啊!什么是自我和行动?所谓物主是什么?所谓神主又是什么?谁是祭主?黑天啊!又怎样居于这个身体?那些控制自己的人,临死之时怎样知道你?”他连续问出这许多的问题,黑天说:梵是不灭的至高存在,自我是自己的本质,行动就是创造,物主是可灭的存在,神主是原人,祭主是我,“谁在临终之时,想念我,毫无疑问,在他抛弃身体后,就进入我的存在。一心修习瑜伽,决不驰心旁骛,他思念和归依 至高神圣的原人。”

黑天接着具体阐述了梵、自我、原人、原质等,重点在于,梵、自我、行动、物主、神主和祭主,都是黑天在宇宙中的各种表现,黑天勉励阿周那修习瑜伽,超越行动成果,达到至高境界,“瑜伽行者知道这一切,他们超越吠陀、祭祀、 苦行和布施的功果,达到至高的原始境界。”而黑天自己则是:“一切众生居于我之中,而我不居于他们之中。”有时自己居于众生之中,有时不居于众生之中,有时众生居于他之中,有时众生不居于他之中,这说明黑天作为最高存在,遍及一切又超越一切:

我是祭礼,我是祭祀,我是祭供,我是药草,我是颂诗,我是酥油,我是祭火,我是祭品。
我是世界的父母和祖父,维持者、可知者和净化者,我是那个音节“唵”,我是梨俱、娑摩和夜柔。
我是归宿、支持者和主人,见证、居处、庇护和朋友,生成、毁灭、基地和安息地,我是永恒不灭的种子。
我发出光热,我下雨,我摄取,而又释放,既是不朽,又是死亡,既存在,又不存在。

这是黑天关于最高存在的“我”的阐述,而阿周那需要“思考”这个一切之源,这个世界之主。于是黑天给了阿周那“一双天眼”,让他看看黑天的神圣瑜伽,这是黑天显示的至高神圣形象,他就是天地万物中的精华;接着,黑天又显示了无数嘴巴和眼睛,无数奇异的相貌,无数神圣的装饰,无数高举的法宝——这无数却让阿周那惊讶不已,他感到惊恐惶惑,他失去坚定和平静,“看到你的一张张嘴,神主啊!布满可怕的牙齿,如同劫火,我顿时迷失方向,失去快乐,请爱怜我吧,世界庇护所啊!”黑天告诉他,“我是毁灭世界的成熟时神,我在这里收回一切世界,对立军队中的所有战士,即使没有你,也将不存在。”黑天是创造者也是毁灭者,而所谓的毁灭就是一切都在这个最高存在意义上“收回一切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周那所担心的战争正义问题已经没有了悬念,“因此,你站起来,争取荣誉,战胜敌人,享受富饶王国吧!他们早已被杀死,阿周那啊!你就充当一下象征手段吧!”

投入战斗,战胜敌人,享受荣誉,这便是黑天之“我”对阿周那的启示,“看到我的这种可怕形象,你不要惊慌,不要困惑!你解除恐惧,心怀喜悦,再看看我的这种形象吧!”不要恐惧惊慌,就是要勇敢承担自己的职责。由此,黑天开始让每个人的自我思考我进入我,“把一切行动献给我,以我为至高目的,专心致志修习瑜伽,沉思我,崇拜我。”要让思想凝聚于我,让智慧进入我,如果不能凝聚,那么就通过练习瑜伽“争取到达我这里”,如果不能练习瑜伽,就把为我而行动当成最高目标;如果连行动也没有,那么就控制自己,依靠我的愈加力量,弃绝一切行动成果——这是黑天讲述的四种方法:练习瑜伽、智慧、沉思和弃绝行动成果,“因为智慧胜于练习,沉思胜于智慧,弃绝行动成果胜于沉思,一旦弃绝,立即平静。”

黑天所说的“自我”其实就是关于知识的“知领域者”,“要知道我是一切领域中的知领域者,领域和知领域者的知识,我认为才是真正的知识。”那种知识是“不骄傲,不欺诈,戒杀,宽容,正直,纯洁,尊敬老师,坚定,控制自己”;是“摒弃感官对象,绝不妄自尊大,看清生老病死这些痛苦缺陷”;是“对妻儿和家庭,不迷恋,不执著,称心或者不称心,永远平等看待”;是“专心修习瑜伽,坚定地崇拜我,喜欢独自隐居,厌弃嘈杂人群”——除了这是洞悉真知含义的知识,其余一切都是无知,而真知指向的自我,就是一切,就是一,“看到各种生物,全都立足于一,由此延伸扩展,他就达到了梵。”立足于一便是立足于梵,立足于黑天,就是个体自我和至高自我的同一。

这种“立足于一”的同一性,其实所针对的是人性多元性的归一,源自自我的是人性表现出的善性、忧性和暗性,“正是这三种性质,迷惑了整个世界,以致他们都不知道:我不变不灭,高于它们。”这是自我和我、原人和原质的二元论,但是二元论是“全都立足于一”的梵我同一论。所以黑天讲述了原质的三种性质区别:“其中的善性纯洁,因而明亮和健康,但它执著快乐和知识,而束缚自我,阿周那啊!忧性则是激动性,因执著渴望而产生,你要知道,它执著行动,而束缚自我,阿周那啊!暗性产生于无知,从而蒙蔽一切自我,它放逸、懒惰和昏沉,而束缚自我,阿周那啊!”善性产生智慧,忧性产生贪欲,暗性产生放逸、愚昧和无知;善性之人上进,忧性之人居中,暗性之人下沉,性质行为低劣。人性的三性有区别,三性的组合方式决定人的品行,但是行动可以超越三性,而所谓的超越,也是不执著,“等同荣誉和耻辱,等同朋友和敌人,弃绝一切举动,这就是超越三性。”

黑天讲述自己的超越,“这位永恒的自在者,进入三界,维持三界。”黑天将信仰分为三类,将行为分为三类,勉励阿周那怀抱信仰,“所有一切人的信仰,都符合各自的本性;每个人由信仰造成,信仰什么,他是什么。”黑天区分了弃绝和摒弃,但是,“在这世上,没有人能够彻底摒弃行动,只要摒弃行动成果,他就被称作摒弃者。”所以再次回到俱卢之野的战争中,从自我到我,从行为结果到行为本身,从人性到信仰,“无论何处,智慧不执著,控制自己,消除渴望,通过弃绝成果而获得超越行动的至高成功。”只有通过自己的职责,通过智慧、行动和虔信,才能达到永恒不灭,于是,阿周那对黑天说:“由于你的恩惠,我已经解除困惑,恢复记忆;打消疑虑,变得坚定,我将按照你的话去做。”

吸收和改造吠陀的有神论和祭祀论,融合数论哲学的原人和原质二元论和奥义书哲学的梵我同一论,《薄珈梵歌》在弃绝行动成果的执著中吹响了神圣的螺号,以瑜伽获得智慧,以瑜伽展开行动,以瑜伽实现解脱,最终达到自我和梵之我的同一,于是,“哪里有瑜伽之主黑天,有弓箭手阿周那,我认为,那里就有吉祥和胜利,就有繁荣和永恒的正义。”

谈谈方法

编号:B36·2211031·1785
作者:【法】笛卡尔 著
出版: 商务印书馆
版本:2000年11月第1版
定价:22.00元当当11.00元
ISBN:9787100030908
页数:95页

“那里既找不到人聊天解闷,幸好也没有什么牵挂,没有什么情绪使我分心,我成天独自关在一间暖房里,有充分的闲暇跟自己的思想打交道。”在日耳曼的笛卡尔开始与思想打交道,从而开启了自己的哲学之路。《谈谈方法》全名为《谈谈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门学问里寻求真理的方法》,这是笛卡尔1637年第一次发表的著作,也是他的处女作。本书的作者在本书中以半自传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自己的新的哲学方法及形成过程。全书分六部分:一、对各门学问的看法;二、作者寻求该方法的几条原则;三、从该方法中引导出的几项行为准则;四、作者用来证明神的存在,人的灵魂存在的理由;五、作者研究过的一系列物理问题;六、作者认为一定要做哪些事情才能使自然研究更进一步,以及促使其撰写此书的理由。本书被公认为近代哲学的宣言书,树起了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大旗。书中附有三篇附录:《几何学》、《折光学》和《气象学》,作为使用他的新方法的例子。


《谈谈方法》:神是一个完满的是者

我并不打算在这里教给大家一种方法,以为人人都必须遵循它才能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我只打算告诉大家我自已是怎样运用我的理性的。
——《第一部分》

我把“我”和“大家”区分开来,是因为我首先面对的是“我”自己,“我”是怎样一个存在?我是“趁年纪还轻的时候去游历”的我,是和不同的人交往搜集各种经验的我,是23岁去日耳曼参观皇帝贾绵德部队的我,是在荷兰隐居八年等待思想成熟的我——这个我就是那个叫笛卡尔的人。而从一个具体的、个体的我,到拥有理性的我,再到通过理性去学习、怀疑和思考的我,“我”才真正运用“我的理性”,并将理性以“谈谈方法”的方式成为“大家”的我。

这是一个笛卡尔建立“第一哲学沉思集”的转变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自我是笛卡尔颇为漫长的一个时间段,一方面,他通过自我的游历,从法国到德国再到荷兰,访问各国的宫廷和军队,与不同的人交往,搜集各种经验;另一方面,则是从书本中找到学问;再者,便是重新从闭门状态走出来,开始了新一轮的游历,在整整九年的时间里,避开一切可能遇到熟人的场合,在荷兰隐居下来,“那里在连年烽火之后已经建立了良好的秩序,驻军的作用看来仅仅在于保障人们享受和平成果,居民人口众多,积极肯干,对自己的事情非常关心,对别人的事情并不注意。”

从游历到书本再到游历,这是笛卡尔对于自我的一种亲历,在这个过程中,笛卡尔始终抱着怀疑态度:在初次游历的时候,搜集各种经验,然后在自己遇到难题时“考验自己”,“随时随地用心思考面前的事物,以便从中取得教益。”在日耳曼的时候,笛卡尔认识到法律要有效必须是“由一个人制定,是为同一个目的的”,也就是说,“单靠加工别人的作品是很难做出十分完美的东西”;在荷兰隐居的时候,他打算“力求改造自己的思想”,在完全属于自己的基地上从事建筑,他把自己看成是在黑暗中独自摸索前进的人,“每一样东西都仔细摸它一摸,这样虽然进步不大,至少保得住不摔倒。”为此他制定了四条思考的逻辑:第一条便是:“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绝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第二条是:“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第三条:“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第四条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

这四条逻辑是笛卡尔“决不犯规”的原则,与其说原则,不如说是探寻自我世界的方法论,这些方法具有强烈的怀疑态度和实践精神,而每一条都是从“我”出发,不接受没有明确认识到的东西,将审查的难题分为可能的和必要的部分,从简单到复杂的思考秩序,以及全面进行复查,“以后整整九年,我只是在世界上转来转去,遇到热闹戏就看一看,只当观众,不当演员。对每一个问题我都仔细思考一番,特别注意其中可以引起怀疑、可以使我们弄错的地方,这样,就把我过去马马虎虎接受的错误一个一个连根拔掉了。”就是这样严谨的态度,笛卡尔去除了那些谬见,开始面向自己,面向那个我。

从具体的我、个体的我、经历了九年探寻的我,到思考的我,怀疑的我,这是笛卡尔自我认知的一个转变,为什么要认识自我,在笛卡尔看来,是因为我是一个理性的我。在“第一部分”,笛卡尔开宗明义指出,良知或理性本来就是人人均等的,它是“正确判断、辨别真假的能力”,甚至,它是唯一使我们成为人、异于禽兽的东西,也就是说,理性之存在,是人之为人、我之为我的本性证明,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只是因为“所具有的的偶性可以或多或少”。偶性并不相同,理性作为本性是人人均等的,但是在客观上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意见分歧,更在于“我们运用思想的途径不同,所考察的对象不是一回事”。所以笛卡尔从自身的怀疑到思考,就是要让“大家”找到自己均等的理性,找到异于禽兽的本性,并通过“我自己是怎样运用我的理性”来创造探寻真理的方法论。所以在荷兰的整整八年时间里,笛卡尔更深入一步,在受到理性驱使之下,面对判断上犹豫不决的时候,笛卡尔又为自己定下了“行动规范”,第一条便是服从法律和习俗,笃守宗教,以此来约束自己;第二条是在行动上尽可能坚定果断,“一旦选定某种看法,哪怕它十分可疑,也毫不动摇地坚决遵循,就像它十分可靠一样。”第三条则是永远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不求改变世间的秩序——克服自己、改变自己,是因为自己掌控着自己的思想,自己为自己的判断做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笛卡尔是在“继续教育自己”,“我觉得自己决不应该有片刻工夫满足于别人的看法,只有打定主意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用自己的判断去审查别人的看法;我决不能马马虎虎地跟在别人的看法后面转,只希望自己不放过任何机会尽可能地找出更好的看法。”

约束自己、改变自己、教育自己,只是为了把握自己、为自己的思想做主,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从个体复杂的自我过渡到了一种具有理性的自我,而这种理性自我的出现更让笛卡尔的方法论走向了理性主义,正是从这样一种转变中,笛卡尔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我想,所以我是”。作为近代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尔的这句经典在这里不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从我之“存在”变成了我之“是”——这也许是中文翻译上的一次修正,而这个修正直接突出了“是者”的意义。笛卡尔自己认为,这是一条真理,是“十分确实、十分可靠的,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的哲学第一原理。

这条原理可以分成两部分解读,第一部分是:我想,就是我思考,这里的我可以是具体的、个体的我,但是当我拥有了想的能力,当我在想的时候就已经超越了我作为个体的存在。笛卡尔谈到“我是什么”时,认为,我可以没有形体,我可以没有我所在的世界,没有我立身的地点,但是“不能因此设想我不是”,也就是说,当我想的时候必然指向第二部分“我是”,“我那样想的时候,那个在想的我就必然应当是个东西。”也就是说,正是根据我想怀疑其他事物的真实性这一点,就可以推出“我是”;反过来说,因我而我认识了我是一个本体,它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就是“我是”,“它之所以是,并不需要地点,并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我是,就是我成为其所是的存在,就是抛弃了形体而成为其所是灵魂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真理:必须是,才能想,只有想,才是真。

理性的我,使得“我想,所以我是”成为第一哲学的原理,成为一条真理。但是笛卡尔早就说过,理性即使每个人都均等,是人异于禽兽的标志,但是因为“我们运用思想的途径不同,所考察的对象不是一回事”而有所区别,那么当人思考的时候,这个“我是”的是者是不是也是有区别的?是者是一个完满的存在,而我作为个体存在是不完满的,如何让个体的我成为理性的我最终成为是者?在这里就出现了笛卡尔的神学思想,他认为当我在怀疑就证明我是不完满的,而我认识就表示我在追求完满,那么在成为是者的过程中,必定有一样东西比我自己更完满,它本身具有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完满,它不是别的东西,“它就是神”。另一方面,既然我知道自己缺乏某一些完满,那么我就不是单独存在的是者,必定有另外一个更完满的是者作为我的靠山,作为我一切的来源,而这个我依靠的是者也是神——所以,笛卡尔说,“凡是表明不完满的,在神那里都没有,凡是表明完满的,在神那里都有。”

一切归于神,因为神是完满的存在,因为神是是者,因为神是靠山,但是在这里笛卡尔只是将神之存在作为一个前提,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的思考是在接近真理,“凡是我们十分清楚、极其分明地理解的都是真的”,所以神作为一个完满的是者,我们心里的一切才从神那里来,才能让我们在理性主义之下达到“我想,所以我是”,在神启之下,理性才能使我们成为是者,“我们的思想不可能全都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并不是十分完满的;真实的思想一定要到醒时的思想里去找,不能到梦里去找。”理性不是想象,不是感官,理性是神的完满赋予人的本性,是人在思考中成为是者的前提,由此笛卡尔真正开始了理性的方法论构建。

这是笛卡尔生前并没有发表的一部论著《论世界,或论光》,但是在这里他介绍了这本书中的内容:先用较大篇幅表达了对光的理解,然后附带讲了太阳和恒星,再讲了天宇,再讲了行星、彗星和地球,再讲了地球上的各种物体,最后讲了人——这些内容都和光有关,太阳和恒星制造了光,天宇对光进行传导,行星、彗星和地球反射光,地球上各种物体和光有关,而人是光的观察者。在书中笛卡尔尤其提到了“自然规律”,而这些自然规律在他看来都是“根据神的无限完满进行推理”而得出的,也就是说自然规律所遵守的就是神;在自然规律下,宇宙中的一切物质进行了安排调整;而讲到地球上的人,笛卡尔认为,人就是神创造了理性灵魂,而身体也是神造的机器,这也再次证明了人是理性动物,理性是人的本性,尤其是他认为,人的灵魂一方面和身体一起紧密联系成为一体,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另一方面,灵魂完全不依赖身体,绝不会与身体同死,“既然看不到什么别的原因使它毁灭,也就很自然地由此得出结论,断定它是不会死的了。”

理性是完满的神所赋予人类的本性,人成为理性的人才能认识真理才能成为是者,尽管笛卡尔提出的灵魂不灭的观点,似乎更是神学意义上的唯心,但是他提出了“我想,所以我是”这一哲学的第一原理,其实为他三年后的《第一哲学沉思集》提供了准备,而在“写给本书译者的信”中,笛卡尔论述了哲学的作用和意义。他认为,哲学的意思是“研究智慧”,智慧是指精通人能知道的一切事情,“以处理生活、保持健康和发明各种技艺”,它是民族文明与开化的标志。笛卡尔将智慧分成几等,第一等只包含了本身就很清楚的见解,第二等则是通过各种感官经验而获得的知识,第三等是别人的谈话交给我们的,而第四等是读书过程中和作者进行谈话而收获的,而研究智慧所长出的哲学之树,他认为,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树枝则是医学、机械学、道德学,“道德学我认为是最高的、最完全的学问,它以其他学问的全部知识为前提,是最高等的智慧。”

在这些智慧和知识中,笛卡尔还是提出了他的怀疑论,还是提出了那个在背后的是者,“那个要想怀疑一切者,却不能怀疑他怀疑时不是,而且,那个不能怀疑自己、却怀疑其余的一切的推理者,并不是我们说是我们的形体的那个东西,而是我们称之为我们的灵魂或思想的那个东西”,“我想,所以我是”,在他看来,哲学就是“我想”之学问,就是成为“我是”的过程,它是思想或存在的本原,而这个本原就来自于神,“有一个神是世界上一切的创造者,他既然是全部真理的来源,就并没有把我们的理智创造得具有那样的本性,以致在判断自己非常清楚、非常分明地觉察到的事物时能够弄错。”

布劳提根诗选

编号:S55·2211020·1784
作者:【美】理查德·布劳提根 著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9年09月第1版
定价:45.00元当当22.50元
ISBN:9787559818829
页数:158页

布劳提根以使用幽默与情感来推动视觉想象力而闻名,他的诗歌通俗易懂而又奇特地具有一种跳跃性和神经质,简洁的文字中往往蕴含着精妙的隐喻,被认为是美国“位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和“反文化运动”在作家中的代表。因为他的诗作简短而精妙,有俳句般的风味,他也被称为“美国的松尾芭蕉”,在美国诗歌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布劳提根的写作以“诗意”的展开为核心,将诗歌、散文、小说整合在一种可以称之为“布劳提根风格”的新事物中,这种文体企图先让诗歌散文化,再让小说“散文式诗歌化”,继而让诗歌小说化,本书收录了美国诗人布劳提根的九十多首代表性诗歌,包括《由爱的恩典机器照管一切》《河流的回归》《避孕药与春山矿难》等,是“布劳提根风格”在诗歌上的集中体现。诗集似乎在刻意寻找“布劳提根风格”:书脊手工撕边、内文红黄蓝绿四色插页、“锁线·胶钉”的装订方式、一律居左的页码。


《布劳提根诗选》:春天不会梦见死亡

可能,她们都很
快乐,但接着就是1888年8月25日,
星期六,下午5点21分,一切都结束了。
——《啊,完美的测量》

薄薄的一册,甚至不能再薄的一册,158页的诗集如何能书写理查德·布劳提根诗意的一生?它的丰富性或者表现在手工撕边的书脊、红蓝红绿不同颜色的色纸、锁线加胶钉的装订方式,以及居左的页码带来的空间感,或者还有红色玫瑰、绿色电脑、黄色“布劳提根诗选”底色的混合,这形式意义的丰富性和厚度形成的反差是无法避免的,而“一切都结束了”的时间一下子就把158页的诗集,连同“只有他的死,能让我们堕落”的《译后记》都推向了死亡。

一种死亡的到来,就是“一切都结束了”,猝然而止,成为了布劳提根早已书写的那种“完美的测量”:那是1888年8月25日,星期六,一张照片上是两位老人,他们在一座白房子的前院里,一位坐在一张椅子上,膝上有一只狗;另一位在看着一些花。白房子的前院,一只狗的休息,两个老人的悠闲,那天,“她们都很快乐”。但这只是下午5点20分的一切,当时间来到下午5点21分,“一切结束了。”从5点20分到5点21分,是一分钟的距离,或者是时间从这一秒走向下一秒的时间,滴答,或者连滴答一声都没有,“一切都结束了”,这是怎样一种转变?这是怎样一种降临?

它们根本就是无界的,连在一起的5点20分的快乐和5点21分的死亡,就这样成为了时间“去时间化”的“完美的测量”,而这种完美就是布劳提根所命名的死亡的完美。还有,在《好莱坞》里,是1967年1月26日下午3点15分,“我认真地听着/摇滚电台/(爱的一匙)/(杰斐逊飞机),/人们慢慢地/推出他们的垃圾桶。”还有,在《12月30日》里,凌晨1点03分,一个屁闻起来像“一只鳄鱼和一个鱼头的婚姻”,他在发生之后,“我我不得不起床,/不戴眼镜,/就去将它记下来。”和“好莱坞”有关的摇滚,一个鳄鱼和鱼头的婚姻的屁,都被精确到了一种时间里,它们就是一瞬间,就是一刹那,就是诗歌里的现在,就是“完美的测量”——在时间的“去时间化”中,最终化成了和两位快乐的老人一样的照片,定格而成为永远,只因为“一切都结束了”。

所有的结束,所有的死亡,总是以时间的完美测量为终点,但是它所构成的事件却并不是完美的。也是被推向瞬间的时间,1937年5月6日约下午7时30分,“兴登堡”号飞艇在美国新泽西州莱克赫斯特海军航空总站上空准备着陆,但于34秒内烧为灰烬,灾难在803英尺(约244米)的高空中发生,1000多名观众目击了灾难,99名乘客和乘务人员中大约有36人死亡。这是1937年的灾难,巨大的飞艇“带着中世纪的火焰”,爆炸燃烧成了新泽西上空的城堡,而那36个死去的人,在这一个瞬间“进入,/并占据了你的位置”——对号入座中,灾难更成为人类无可逃避的罪:那座“热病纪念碑”背后的死亡事件,“我们变热,然后死去。”纪念碑的金属薄板上写着这一句话,是对死亡事件无情的还原;还有《“星光灿烂”的钉子》,钉子钉在棺材上,就像钉在孩子的身上一样,“这就是/他们为你做的一切,/我的儿子。”“星光灿烂”的钉子或许就是用美国“星光灿烂的旗帜”制作而成;还有在小比格霍恩河被害的第七骑兵团的士兵们,还有在泰坦尼克号的处女航中罹难的乘客们,他们的死早就成了历史,但是当它们“绕我而立,像一束用沉船/和难逃一死的将军们编成的花束。(《卡斯特将军与泰坦尼克号》)”也许只能将它们收进一只“漂亮的、正消失不见的花瓶”,上帝保佑他们的灵魂不死,上帝见证一个诗人对于死亡的“完美测量”。

事件之死,历史之死,他们之死,布劳提根似乎根本就不想找到原因,他唯一面对的就是时间走向下午5点21分的那一个瞬间,因为去时间化就是去掉原因去掉过程,因为“死是一辆永远停泊的美丽的车”,“你驾车兜风,听着/广播,然后将死亡弃之一旁,扬长/而去,将死亡留给警察/去发现。”这个城市有“寡妇的哀悼”,“并没冷到/要去向邻居们/借一些木柴。”那里有“波特雷罗山上的酒鬼”,“他们几乎/成了珍奇花卉,/他们喝得那么/安静。”所有人都是“无声的自我”,“得到足够多可吃的食物,/然后吃掉它。//找到一个安静的可睡的地方,/然后睡在那里。”无声的自我被倾听,荒谬的世界就是一个“业障修理工具箱”,工具箱包含着“1-4项内容”,但是在1-3节的书写之后,第4节就成了一个孤零零的标题,它就是无声而被倾听的隐喻。

寡妇在哀悼,酒鬼在沉睡,业障修理的工具箱总是缺席,而布劳提根或者也把自己看成是“无声的自我”,旧金山的那只自助洗衣店袋子上写着,“故意地,我将/你的衣服放进那台/空的洗衣机里,里面注满了/水,却没有/衣服”,这当然是“孤独”,而这首诗是布劳提根所写还是为布劳提根而写,是自我的无声状态还是需要被倾听?还有《施乐糖块》,“啊,/你只是一份/所有我吃过的/糖块的复印件。”作于1976年,手稿是一张9英寸x12英寸大小的速写本上,据说是有人叫布劳提根随意写的一首诗。孤独的衣服在洗衣机里,复制的糖块在施乐复印机里,无声而被倾听,倾听而变得无声,在随意书写的世界里,布劳提根以及诗人之隐喻的存在是不是也是死亡?而所有这一切的历史之死、事件之死、他们之死和自我之死,在洗衣机、复印机的机器世界里成为了一个寓言,因为这是一片控制论的草地,这是一片控制论的森林,这是一片控制论的生态,“我们从劳动中解放出来,/重返自然,/回到我们的哺乳类/兄弟姐妹中间,/由爱的恩典机器/照管一切。(《由爱的恩典机器照管一切》)”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就是丧失劳动,重返自然就是重返人造的自然,由爱来照管一切,就是由爱来控制一切,而这便是人类之死亡背后的“控制论”:一切都是巨大的飞艇、热死的工业,“星光灿烂的钉子”造成的悲剧,一切都是洗衣机、复印机、工具箱组成的机器世界,一切都是寡妇、酒鬼、无声的自我面临的死亡,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在”,这是必须降临的现实。

由爱的恩典机器照管一切,无疑这里还有另一种死亡,那就是爱情之死。那一首“情诗”上写着:“太好了/在清晨醒来/一个人/不必在已经/不爱的时候/跟谁说/我爱你。(《情诗》)”那里还有一个“情人”?“将她放在一张铺着白缎床罩的/软黄铜床上,/然后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睡着,身体蜷作一团,/她的脸朝那边,/背对我。(《情人》)”在婚姻中妻子给孩子喂奶,凌晨2点的时候,“这是攀登凯奇坎银梯的/最佳时间,升入树丛/钻进漆黑的、悄然觅食的鹿群。(《凯奇坎银梯》)”或者“她不爱我”,“我绕着房子/踱步,/像一架缝纫机。/它刚把一个无赖/缝在一个垃圾箱的盖上。(《我感到害怕。她不》)”男人和女人不断进行着“线性的告别”和“非线性的告别”,最后,“他走出门,/说再也不会回来,/但他回来了,这/狗娘养的,现在我怀孕了,/而他依旧是个懒蛋。(《线性的告别,非线性的告别》)”

没有人可以向他说“我爱你”,情人“背对”彼此,婚姻在凌晨“钻进漆黑的、悄然觅食的鹿群”,男人绕着房子踱步“像一家缝纫机”,女人面对的线性和非线性的告别,爱情之死,其实是爱情之病,而这一种病就是染上的“性病”,“如果你觉得自己染上了,/请去看医生。//之后你会感觉好一点,/你爱的人也一样。(《给所爱之人的鲜花》)”去看病,看病会好一点,但是无法治愈,就像鲜花,无法拯救爱情,当然对于布劳提根来说,也从来不打算拯救爱情——但是在他书写的诗歌里,总是出现一个叫“玛西娅”的名字,并且布劳提根献给她的诗歌不在少数,甚至她的名字出现在“避孕药与春山矿难”的原版封面上——布劳提根在这个名字以及背后的故事里,是不是在寻找一种死亡对面的东西?

他或者躺在她的公寓里,“她弄出的声响都很遥远,/可能远在另一个城市。”于是很多人的很多眼睛“都充盈着她此刻所做之事/发出的声响”,这是对无声的自我的颠覆?他或者躺在她的身边,看见她睡着的脸庞那么美丽,“但我没有办法/让你睡着的时候/也感到快乐。”因为布劳提根说“我生活在二十世纪”,只是躺着;或者她想让她金色的长发和美貌让孩子们都知道,“上帝/就像音乐一样活在我们的肌肤之间,/听起来像阳光灿烂的大键琴。”可是,那么美的时候,天却下起了雨……弄出声响的她,睡着时不快乐的她,拥有金色的长发和美貌的她,“玛西娅”,一个名字,一个符号,一种情感,一些致意,但是“玛西娅”一样带着手表,一样带着时间,而且“她从不取下她的手表”,手表里会有下午5点20分的快乐,也会有5点21分的结束,会有闻起来像“一只鳄鱼和一个鱼头的婚姻”的屁,会有摇滚和垃圾桶的好莱坞,会有和玛西娅相关的爱和欲,“你金色的长发在8点03分,/有节奏闪动的乳房在/11点17分,/你如玫瑰色猫叫的微笑在5点30分,/我知道我是对的。”所以金色的长发在8点03分之后,闪动的乳房在11点17分之后,玫瑰色的猫叫在5点30分之后,“一切都结束了”。

因为“由爱的恩典机器照管一切”,因为“她从不取下她的手表”,因为整个世界就是“双人床梦绞架”,“她很漂亮,/但她烧毁了所有/通往你身体的地图。/我来到这里,/也并非出于自愿。”非出自自愿就是机器控制论,而在事件之死、爱情之死之后,机器控制论再次制造的则是信仰之死。《搭顺风车的加利利人》的组诗中,诗人波德莱尔成为那个见证了现代社会信仰之死的证人:他开着一辆Model A,遇到搭顺风车的人叫耶稣,耶稣说自己在狂欢节里有一个货摊,“我都要/迟到了。”波德莱尔遇到了一个酒鬼,酒鬼说自己有一百万岁了,住在亚美利加尼亚酒店,还记得恐龙,“像你这样不停地醉下去。”波德莱尔说;波德莱尔会看我在1939年磨咖啡,那时的他假装自己是一只猴子,“卖力地上蹿下跳,/手里握着/一只锡杯。”波德莱尔和情人让娜·杜瓦尔在一起,杜瓦尔往他的背上打了一下;波德莱尔还去看棒球赛,比赛期间天上的天使自杀,迫使比赛中断,“原因是/恐惧。”波德莱尔假装是精神病医生,波德莱尔参加我的昆虫葬礼,“但在大些的鸟儿的尸体前/他总是少一些/祷告。”

耶稣在摆摊,酒鬼见过恐龙,天使自杀,当然波德莱尔在葬礼中少了祷告……这便是“搭顺风车的加利利人”,在调侃、讽刺和荒诞式的叙事中,布劳提根在“原因是/恐惧”的世界里书写了人类的困境,所谓的宗教、科学以及信仰也都在控制论中成为“搭顺风车”的存在,而这无疑就是另一种死亡之呈现,它是赤裸的,空虚的,变异的,谵妄的,而这并不是最后的死亡,5点21分“一切都结束了”需要的是每一个生命都毫无生命,需要的是被记录的时间都不再是时间。生命之死是从最初开始的失踪,“当你吃了你的避孕药/就像发生了一场矿难。/我想着所有/在你体内失踪的人。(《避孕药与春山矿难》)”生命之死是从错乱开始的物化,“一个商人停下来,转身/盯着她的屁股看,/她的屁股就像一只/发霉的冰箱。//美国、已经有200000000人口。(《交配的口水》)”生命之死是死在罐子里的一剂药,“它看起来像一张破裂的/埃及桌布。(《万圣节的暴跌之后》)”

事件带来了活生生的死,爱情在机器控制中死去,“原因是/恐惧”制造了信仰之死,没有出生当然就是生命之死,在死亡累积着死亡、死亡书写着死亡,死亡延续着死亡的世界里,仿佛那个从5点20分到21分的时间再无人阻止,“一切结束了”的结果再无法改变,布劳提根在诗集《河流的回归》中期望“回来”,看起来也更像是一种行为艺术,这只包含一首诗的诗歌出版物,有“烈焰出版社”的字样,有布劳提根的签名,当然更多是他理想主义式的拯救,“因为春天来了,/春天不会梦见/死亡。”这是1957年布劳提根看见的春天,这是1957年布劳提根梦见的不死,它是回归的河流,它是燃烧的烈焰,但是这时间依然被清楚地标注在那里,它会以一种莫名的力量精确地把诗人拖向一个“一起都结束”的瞬间,而它看起来更像是“永远”,“旋转,仿佛一个幽灵/站在一只陀螺的/底部。/生活中所有/没有你的空间/都将使我/不得/安宁。”

这是《嘘,永远》,158页的诗集最后一首诗,布劳提根在说话,他打破了“无声的自我”,布劳提根在旋转,他等待春天,布劳提根在写作,他在“不得安宁”中想要抓住明天,但是在事件之死、爱情之死、信仰之死、生命之死的包围中,在“垮掉派”的高声而无声中,“一切都结束了”成为他最后一行关于死亡的诗作,“理查德·布劳提根,一个出生于华盛顿塔科马,以加利福尼亚旧金山为家的美国诗人、小说家,倒在二层阁楼木地板上的时候,正是1984年尚觉溽热的9月之末。子弹掀翻了他的后头盖骨,那沉闷的枪响在他最后的意识里转瞬即逝。”译者肖水这样说。

寂寞的游戏

编号:C38·2211020·1783
作者:[台]袁哲生 著
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版本:2017年09月第1版
定价:38.00元当当19.00元
ISBN:9787559604170
页数:248页

灵魂是不是真的存在并且有重量?袁哲生在《灵魂的体重》的序言里认为这样的实验得出的结论或许有些草率,人类确有灵魂或者也只是在流露出信仰的光辉时才会相信,“我不知该如何计算自己的正确体重,也没有努力地锻炼过双腿。幸好,朋友是愈来愈少了。”2004年自缢身亡,早逝的袁哲生所留下的这些文字或许是和灵魂有关的微尘。《寂寞游戏》《遇见舒伯特》《送行》《父亲的轮廓》《没有窗户的房间》《密封罐子》《木鱼》,七篇短篇小说组成了集子,附录有《<送行>得奖感言》、《张大春:渐行渐远的<送行>》《得奖感言:盛夏午后的相遇》等,袁哲生通过各种不同的人际情感,例如父母与儿子之间的亲情,年少时同学之间的友情,或是两人结婚多年的夫妻之情,一再地去捕捉寂寞这种“生而为人必定面临的困境感”,字里行间处处散发孤独的感觉。袁哲生独有的寂寞书写或许能让我们听见灵魂深处的一些声音。


《寂寞的游戏》:就像一尊蜡像

现在回想起来,早在那个提灯的夜晚,妻便已经离他而去了。
——《密封罐子》

提灯的夜晚是在八年前,那个他和妻子搬到山上的第三个元宵节,他们一起在那株茶花树下埋葬了一个西班牙手工制的密封罐子。为什么要埋葬密封罐子?因为里面有他和妻子的秘密:“就是各自写下一句最想告诉对方的话,然后装在一个玻璃罐子里,再把它埋在土底下,过二十年之后才可以挖出来,看看对方写了什么。”

“二十年后”终于没有等到,他等到的是八年后妻子过世的现实。在那个元宵节、八年后的去世和二十年后打开罐子的期待,构成了和他有关的时间轴线,但是这个故事里他似乎不是主角,因为他投进密封罐子的那张纸条上什么也没有写,空白是他对妻子想要说的话。空白的纸片,被密封进罐子,然后深埋在土里,这就构成了一个不为人知晓的秘密世界,但是起初的空白或者对于他来说,对妻子的秘密也是空白,那么,这个被密封的罐子,这个被埋进土里的秘密,就毫无意义可言。但是对于妻子来说,这是有着埋葬本身更重要的意义——直到妻子去世,他提早打开了密封罐子,才发现罐子里只剩下一张纸片。

当然,这也是一张空白的纸片,他已经猜到,在埋完罐子之后,妻子背着他挖出了罐子,取出纸片来看,然后当妻子发现他投入的只是一张空白纸片的时候,就把自己那张写有秘密的纸片给拿走了。罐子还是重新被密封起来,还是重新被深埋在泥土里,但是秘密早已经揭开了——妻子比他早十二年就知道了秘密。那么,在他的空白和妻子的秘密之间,在八年前的游戏和八年后的真相之间,在一种死亡和一种活着的状态之间,毫无意义的秘密到底对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什么他制造在那个提灯的夜晚妻子已经离他而去了?他和妻子同一师专毕业,他们一起来到僻静的山城,一起发现当时已经荒废的日式木造房子,两个人种着花,似乎开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但是妻子似乎喜欢小孩,那个元宵节他们就看见了山间提着灯笼的小孩,甚至妻子和他提着灯笼寻觅那些孩子的踪影,但最后还是没有找到。

在他所教书的学校里有很多孩子,所以对于他来说好像什么也不缺,但是他似乎忽视了妻子的这个秘密,直到妻子过世,直到罐子被挖出,直到里面只剩下一张纸条,他才知道妻子早就把自己锁进了那个密封的世界,“游戏结束了,或者说,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当妻子提出把纸条投入密封罐子的时候,游戏开始了,但是这个要埋藏自己秘密的游戏,对于妻子来说,就是现实无法满足的遗憾,也是游戏结束的标志,“当时,他走在妻的背后,看见她拖在身后的黑影在山路上孤单地颤抖着……”他从来没有走进妻子的世界,他从来没有想到妻子的需求,他从来没有想要了解妻子的秘密,就像现实之外和泥土之下,完全隔开了两个世界,所以“早在提灯的夜晚,妻便已经离他而去了”。

有着无限的忧伤,八年后是他的忧伤,而八年之前是妻子的忧伤,在被密封罐子隔绝的两个人的世界里,或许妻子的过世本身就是一个隐喻:她或者只能以死亡的方式保守着自己的秘密,不被人知晓,也不让它活着——和妻子有关的这个《密封罐子》的游戏是不是就是“寂寞的游戏”?“我总是怀念着躲在一个寂寞的角落里含着一颗糖的滋味,还有那一声划破寂静,和同伴们争先恐后地奔回起点的尖叫声。”这是《寂寞的游戏》透出的本意,当我躲在寂寞的角落里,当我含着一颗糖体会甜味,当我听到划破寂静的尖叫声,寂寞的游戏其实分出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躲藏着不被发现的自我世界,一个是打破寂静在外面制造某种喧嚣的他人世界,这两个世界是共存的,但是独守自我世界重要还是优先走向外部世界更有意义?

我从小开始就喜欢玩捉迷藏,这个游戏的乐趣不在于被人苦苦寻找而最终被发现,在于躲藏着成为属于一个人的秘密,在于躲藏是享受一种寂寞。寂寞的故事是从父亲那里开始的,父亲在很小的时候发了一次高烧,过了很多天当他醒来才发现自己竟然置身在荒郊野外,四下是满是萧萧的坟堆和杂草——这当然是一个带有虚妄色彩的梦。但是在现实中,对于躲藏的渴望也从未停止:捉迷藏是其中之一,当我躲在一棵大树上的时候,我等待同伴孔兆年过来找我,就像嘴里含着一颗糖,看见他的脚走进却不被发现,一定充满了乐趣;孔兆年的潜水艇也和躲藏有关,“还有什么比潜水艇更会躲藏的呢?潜水艇倏地潜入水底,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中,在水中无声地移动着,那样地滴水不漏又没有半点缝隙,还有什么比这一小方空格更隐秘、更令人期望的呢?”还有那个防空洞,还有那个不想让别人说他绰号的狼狗,他用暴力的方式让“狼狗”成为只属于自己的名字,“那年我十三岁,我最好的朋友是孔兆年和狼狗,一个几乎不讲话,一个用自己的方式讲话;一个躲着全世界,—个则是全世界都躲着他。”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何文雅,一个我暗恋的女生,一个我躲在他身后的女同学,我想对她说的话是:“我觉得马是会飞的,马在跑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它的翅膀,就像鸟在飞的时候看不见脚一样。”我写下纸条约她隔天一起去欣欣百货看美国太空人带回来的月球岩石特别展览……

我渴望躲藏,但是又渴望被人知道,在自我世界和他人世界的“拉扯”中,躲藏的意义就在于即将被发现又永远不被发现。所以无论如何,这种躲藏是以他人世界为参照系的,也正因为如此,躲藏是脆弱的,它很可能滑向的是秘密的解构、自我的迷失以及游戏的终结。当我躲在树上期待孔兆年来找我时,直到天黑才看到他像个老人那样慢慢走来,却最后拖着他的那双橘色塑胶拖鞋慢慢离去,秘密不被发现,“幸福感随着时间慢慢消失”,最后我独自躲在阴暗寂寞的角落里哭了;从孔兆年的那艘潜水艇,我想到了人类是从鱼类进化而来,“在很久很久以前,孔兆年还是一只鱼,后来他先长出两只后腿,再伸出两只前腿,然后他上岸。”上岸代表着鱼类生活的终结,“起先是用爬行的,接着又站立起来,慢慢磨掉了尾巴,最后才变成孔兆年现在的样子。”就像我希望自己成为游手好闲的人,像鱼一样浸在水里无所事事,“他每拨动一下流水,成群的金色小鱼便游梭起来,把水面织成一匹泛着银光的白布,四周宁静无比。一会儿,少年又再度潜入水里去了。”但是世界根本不是泛着银光的白布,它是一条阴沟,那里的小生命“像是一群在黑暗中狂欢的幽灵”;想要告诉何文雅的那句话终于没有说出口,给何文雅的那张纸条她也没有收到,因为她后来退了学去美国读音乐学院了,躲在隔壁听着何文雅弹起的琴声,也成为了一种忧伤的记忆。

喜欢躲藏,是因为躲藏的乐趣在于发现和不被发现之间,在于不知道和隐约知道之间,在于“我”的世界在相对完整之中,但是,孔兆年不是像潜水艇一样的鱼,何文雅不会永远在隔壁弹琴,马也不会飞起来,梦想着漂浮的我,最后让自己成为躲在寂寞角落里的陌生人,“'我的泪滴从空中滚落,穿过屋瓦,滴在我的额头上,发出一串冰冷的水声。”而实际上,躲藏本身是不需要关注外面世界的,躲藏就是自我的守护,而且人天生就喜欢躲藏,渴望消失,它组成了人的生与死,“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不就是躲得好好的,好到连我们自己都想不起来曾经藏身何处?也许,我们真的曾经在一根烟囱里,或是一块瓦片底下躲了很久,于是,躲藏起来就成了我们最想做的事。”生之前,躲在母亲的子宫里,像一条鱼;死之后,躲在那根烟囱里,最后是一批飘飞的马。但是这生与死租车组成的躲藏世界,因为向着现实开放,最后“我”的世界彻底被“他们”的世界侵袭。

在何文雅走后,我心底埋葬的那个故事被讲了出来:小朋友在庭院里玩捉迷藏,那个叫司马光的男孩背过手去要去找躲起来的人,最后他找到了所有人却发现少了一个,于是他用力将那口缸砸破,里面的男孩现身,但是当他脸上的污泥被抹掉,所有小朋友发现这个男孩和司马光长得一模一样,“所有的人好像看见鬼魂一样开始四下逃散,只剩下司马光一个人怔在原地,不知该如何面对自己……”藏在缸中的人就是司马光?一个人砸掉了遮蔽物,是将另一个自己释放出来,但是当司马光砸破了缸,他真的看见了一模一样的另一个自己?这个隐秘的故事或许是我心里最后的秘密,而躲藏本身就分出了自己和另一个自己:躲在树上期望孔兆年抬头猛然发现的是一个自己,看着孔兆年最后离去而在树上哭泣的是另一个自己;期望像潜水艇一样躲藏在水底世界的是一个自己,在阴沟里发现那些幽灵般存在的是另一个自己;偷偷在隔壁听何文雅弹琴的声音而感到满足的是一个自己,把内心想说的话写在纸条里的是另一个自己……一个自己如何发现另一个自己?一个自己如何和另一个自己对话?

真正的悲剧在于:这种发现和对话真的有必要吗?何文雅离开了,观看月球岩石展览也被取消了,我一个人去了文化城园区的古代人物蜡像馆,“因为错过了开放参观的日期”,我没有能进去,但是从一堵白墙的石窗格望过去,那里有人物,有盆景,有假山,有鸟笼,“红色的夕照从窗格弥漫进去,把所有的东西都糅合在一起。”我没有能进去参观,但是我架起相机按下自拍器,于是那张照片上出现了一个我,即使若干年过去了,我拿出来还是笑容依旧,它没有变老,我没有变老,“很诚恳,一点都没有改变,就像一尊蜡像。”照片上的我“像一尊蜡像”,我在照片里,我成为蜡像,所以我进入了那关门的蜡像馆,我成为了其中的古代人物,这是另一个自我,但是他又成为了照片中不老的我,我是该欣喜于这个“”像一尊蜡像”的存在,还是遗憾于没有真正走进那里?

这是“寂寞的游戏”带来的启示,躲藏着的我,和想要被发现的另一个我;想要被发现的我,和不想秘密全部被揭露的另一个我,在这自我和另一个自我、以及又一个自我之中,躲藏是不是变成了“一尊蜡像”的寓言?它取消了秘密本身,像那张在密封罐头里的空白纸片,是自己消解了自己——这个贯穿于生和死全过程的躲藏本身,是不是也不再是一个秘密,那么它将通向何处?“我只能说:他不被看见的自我,似乎也和他想要、却无法看见的对象一同化为生之灰烬了。”这是张大春在《袁哲生的寂寞与游戏》的序中所说的话,那时他已经得到袁哲生自缢的噩耗,而重新阅读袁哲生的文本,张大春发现,“他的故事也有一个巧妙的掩饰:那些看起来说不完的、老是周旋于青春期天真乡村风景之间的成长故事,总是窥探着死亡。”为什么袁哲生要窥探死亡并最终走进了死亡?

《灵魂的体重》是袁哲生的自序,他从那个传闻的实验中得出结论,从生到死体重相差的若干毫克,便“证明人的生命确实有灵魂存在”,但是袁哲生却陷在了“若干毫克”或是“零点零几秒”的轻微迷惑中,它演化成“人为什么而活”的疑问,变成“生命的意义”的诘问,而袁哲生似乎就这样开始了这个“寂寞的游戏”,“我便一步一步地踏入了那古老而坚固的迷宫之中了。”这是从躲藏到秘密被解构的一次逆反:回到躲藏世界,回到迷宫之中,就是回到真正的自己,回到秘密本身,回到生与死构筑的躲藏世界——但是这种防御式的、逃离式的,甚至一意孤行式地躲藏,却一下子跌进了消灭肉体的“若干毫克”的灵魂世界中。

《遇见舒伯特》的那个宋老师,所抨击的正是作为文化流氓的记者,而他所坚守的是贝多芬、舒伯特的灵魂世界;《送行》中那列列车上的人,不正是被速度和无法选择的方向推向了不可知的明天,世界是一个让人渐行渐远的存在。如果说在这两篇小说中,袁哲生向外的批判大于相内的躲藏,那么在《父亲的轮廓》《没有窗户的房间》和《木鱼》中,他完全构建了一个本来是窥探死亡最后却把自己推向死亡的寂寞世界。《父亲的轮廓》中的父亲曾经是自己的英雄,曾经给自己战胜困难的力量,“好好活下去,不一定要在意别人的话,人生有时候要走自己的路。”这句话构成了英雄主义父亲的轮廓,但是终于还是难以抵挡外面世界,父亲车祸身亡,不是一次意外,是千金散尽之后迫于生活压力、走向众亲叛离境地的他选择撞车自杀的结果,“南来北往的车辆不断地从父亲的轮廓上压辗而过,每压一回,关于父亲的生前种种便更加清晰起来。”这个不再分担忧伤的父亲终于最后变成了死亡的轮廓,“我坐在床沿,紧握双拳,心中又重新燃起了一股想死的念头。”

《没有窗户的房间》更是将死亡看成了和职业有关的生活,我不想考大学而来到了殡仪馆工作,每天要操作焚化炉,每天见到那么多死人化为灰烬,死亡变得直接而具体,“死亡就跟对发票一样,早晚会中奖的。”终于决定离开这里——但是死亡在离开之后并没有消失。《木鱼》是和一个离婚的男人有关,和孩子的约定是一起打篮球一起度假,但是那只不过是履行合约装模作样的生活,前妻电话中的骂声不绝于耳,那时的王毅民憎恶着自己,他想到的是:“就像一切会腐坏的东西一样,肉体终究无可挽救。”那木鱼结实而清晰的声音总是会被其他的声音覆盖,就像作为父亲的自己总是无法被人听见的心声,“衣服脏了没有关系,衣服脏了再洗就好了……人生很快就过去了。”死亡变成了王毅民的一种期盼,一种逃避式的期盼,终于儿子平平想要的小金鱼和自己世界里的木鱼构成了对位关系:一个是孩子世界里的父亲,一个是母亲眼中的孩子,一个想要木鱼般的精心,一个是小金鱼般的追逐,一个和另一个终于不再可能共存:

“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的声响自他的胸口发出,他闭上双眼,头部斜靠在玻璃窗上,右手握着一串念珠,左手提着一袋小鱼。在他浅浅地睡着之前,并没有发现塑胶袋里的小鱼,已经全部都翻了肚皮浮上水面来了。

死亡是躲藏,死亡是消失,死亡是成为拥有“若干毫克”灵魂的自己,死亡消灭腐烂肉体的必然,袁哲生乐于在这死亡的迷宫中玩一个人的“寂寞的游戏”,只不过死亡比他想象得要直接,最后死亡本身变成了“一尊蜡像”,被关在错过了时间而关闭的世界里,“很诚恳,一点都没有改变”……

死亡赋格

编号:S38·2211020·1782
作者:【法】保罗·策兰 著
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65.00元当当32.50元
ISBN:9787559636041
页数:288页

“你的头发不是褐色的。/于是你把它轻轻提起来放在悲伤的天平上;它比我还重…… ”父母丧生于纳粹集中营,自己历经磨难在流亡中写作,背负着沉重记忆的保罗·策兰,痛饮虚空之物,跨越沉默之河,锻写血滴般的诗歌。他的诗深受法国超现实主义影响,充斥着奇崛的意象,主题则刻上了深沉且强烈的情感印记,以艰涩的语言和精妙的结构编织韵律感。他用诗歌为所有文学打开了在面对巨大丧失时坚持说话的可能性,他的诗“根本就是血滴”。1952年,其成名作《死亡赋格》震撼德国,1958年获不莱梅文学奖,1960年获德国文学奖——毕希纳奖。其作品备受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阿多诺、哈贝马斯等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推崇,著有《罂粟与记忆》《语言栅栏》《无人的玫瑰》《棉线太阳》等多部诗集。本书收录了黄灿然精选的策兰178首经典诗作,呈现了“语言来自死亡的王国”的诗人不同时期的诗歌面貌。


《死亡赋格》:你应该感谢毁灭

世界的两扇门
敞开:
在双夜里
被你打开。
我们听见它们砰砰作响
带着那不确定的事物
带着那绿色的事物进入你的永远。
——《为弗兰索瓦而作的墓志铭》

门打开,发出砰砰作响的声音,不确定的事物进入到永远的状态中——但是那是一种死,以及另一种死,当世界的两扇门打开,分明是进入到双重深渊的死亡里,进入的永远是死亡之永远?这是保罗·策兰为小儿子弗兰索瓦而作的墓志铭,时间:1953年10月。弗兰索瓦是在出生后数日内夭折的,生命没有起步就走向了死亡,在死亡降临的时候,对于策兰来说,“打开了进出生命的通道”,但是这里的通道发出碰碰作响的声音,通道之进出带着“那不确定的事物”,当死亡变成不确定,如何进入到永远?

因为世界有两扇门,这两扇门连接着出生和死亡,也连接着孤儿和无子之父——策兰的父母被杀害于集中营,他本就是一个孤儿,这是父辈死亡带来的断裂,而这种断裂提早为策兰打开了死亡之门;当索兰索瓦夭折,策兰又成为了无子之父。在连接着孤儿和无子之父的两扇门里,死亡和死亡有什么区别?“生之门和死之门紧挨着”对于策兰来说就是打开了双重深渊的“双夜”,这种“双夜”的存在在《成双成对》里就变成了命运的无助,“死者成双成对游泳,/他们成双成对在酒中流动。/他们把酒倒在你身上,/死者成双成对游泳。”,从“门槛到门槛”,从死亡到死亡,但是对于策兰而言,死亡成双成对降临,双夜的门打开,并非是一种毁灭,因为,“他们把头发织入席子里/他们在这里彼此住得很近。/所以现在请投下你的骰子,并且/你必须跃入两人的一只眼睛里。”

头发织入席子,投下骰子,跃入两人的一只眼睛里,是从不确定到永远,是从无助到看见——“绿色的事物”就是生命,所以在趋向于永远的死亡里,策兰记录了永恒的时间:1953年10月,这是策兰在出版时唯一保留写作日期的诗,让时间存在,就是让死亡被铭记,穿过从门槛到门槛的死亡,跃入眼睛里的骰子显出它确定的数字,而这种用时间记录并将死亡变成个时间内部的一种存在,就是策兰从否定的现象本身寻找确定、绿色并永恒的生命本质,而这一种转变就是策兰那部诗集的名字:《罂粟与记忆》。

“……也许是因为我希望当我放置罂粟的时候,那里除了你没有任何人在场,很多很多的罂粟,还有记忆,同样多的记忆,两大束发光的鲜花摆在你生日的桌面上。”这是策兰写给奥地利女诗人英格博格·巴赫曼的一封信,很多很多的罂粟是很多很多的遗忘,很多很多的记忆则是很多很多记住的东西,当种植罂粟,没有人在场,这种遗忘却是另一种记忆的开始,因为“两大束发光的鲜花”成为了关于爱的信物。要遗忘什么,又要记住什么?遗忘之前,一切其实都是以幻境的方式出现,因为“镜子里是星期天”,因为“梦里可以睡觉”,因为“嘴巴讲真话”,镜子、梦和语言构筑了某种遗忘的开始,但是遗忘之门打开,却是趋向于两个人之间的记忆,“我的目光落在我爱人的性上:/我们对望,/我们讲黑暗话,/我们相爱如罂粟和记忆,/我们睡觉如海螺壳里的酒,/如月亮血光里的大海。”这是我们的世界,这是我们的故事,这是我们遗忘之后的记忆——或者说,在我们对望、讲黑暗话、相爱如罂粟和记忆、睡觉的时候,“我们”就将那些观者的“他们”区别开来,“人们从街上望我们”,望而不是看见,隔着那么远的距离,隔着那些时间,只有“罂粟和记忆”的我们才能让时间回到壳里。

《花冠》被认为是策兰写给巴赫曼的一首爱情诗,巴赫曼在2008年出版的和策兰通信集中曾对母亲说:“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策兰……和我恋爱了……我的房间眼下成了罂粟田,因为他用这种花淹没我。”淹没我就是让我在场,而策兰所说的“除了你没有任何人在场”就是把他们放在了“我们”之外的街上,但是记忆之在场,总是抵抗着遗忘,所以当我们成为人们望着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时间的真正在场,于是,“是他们知道的时候了!”石头要决定开花,不安的心需要跳动,“是是时候的时候了。”而且就是“是时候了”——结尾的书写似乎让人想起里尔克在《秋日》中的第一句,当第一句变成策兰让时间在场的最后一句,那个“主啊”已经消失不见了——在象征花冠、日冕、月华的“花冠”里,时间是不是要去除上帝的印记?受难的“花冠”是不是表示一个时代的降临?无论是时间还是时代,对于戴上花冠的爱情来说,罂粟和记忆之悖反都是把时间放在了“是时候”的在场中。

但是那种遗忘,那种消失对于策兰来说是怎样一种磨难?“双夜”带来的死亡痛苦又如何看见永远?《罂粟与记忆》中的诗作有着太多的否定,有着太多的死亡,有着太多不在场的时间,《你的手充满时辰》,标题里的肯定是多么的脆弱,因为手上的时辰只是“悲伤的天平”,因为深处的微笑只是哭泣,因为充满世界的力量只是“凹陷的路”,因为,“岁月的叶子是褐色的,而你的头发不是褐色的。”而在《白杨树》里,白杨树的叶子“向黑暗里闪耀着白色”,但是“母亲的头发从来不是白色”,但是“金发的母亲没有回家”,“橡木门,谁把你拆离你的铰链?/我温柔的母亲不能归来。”那里只有绿如霉菌的遗忘之屋,只有淌着鲜血的樱桃,而记忆之中的法国,巴黎的天空,巨大的番红花,卖花姑娘,邻居勒松先生,“你把你的头发借给我,我也输掉了,他打败我们。”“法国之忆”中,“我们是死人,而且能够呼吸。”你不是褐色的头发,母亲不是白色的头发,法国之忆是死人的呼吸,一切都是遥远的存在,“在你眼睛的源泉里/一个被绞死的人勒死绳子。(《赞美遥远》)”

绞死的人勒死绳子,死亡制造着死亡,死亡重叠着死亡,死亡发生死亡,这是策兰的“双夜”之深渊,也是永远无法忘记的“死亡赋格”:“黎明的黑牛奶我们傍晚喝/我们中午早晨喝我们夜里喝/我们喝我们喝/我们在空中挖一个坟墓那里我们躺着不拥挤”,死亡挖好了坟墓,坟墓是我们的死亡,而且“我们躺着不拥挤”——因为在死亡赋格中,“死亡演奏得甜蜜”,“提琴拉得黑暗”,所以在坟墓里躺着“不拥挤”,而“我们”之外的他写着新玩着蛇,他是写下“金发玛格丽特”的浮士德,是“灰发书拉密”的和平使者——在这讽刺的世界里,他其实是吹着口哨唤来狼狗的德国士兵,“他吹口哨唤来他的犹太人让他们在地上挖一个坟墓”,没有玛格丽特,没有和平,否定的世界里没有金发和灰发,就像没有褐色的头发,没有白色的头发,只有死亡赋格书写的“风景”,“你们高耸的白杨树——大地上的人类!/你们幸福的黑池塘——你们向他们映照死亡!(《风景》)”

这一种死或者只是单一的死,是“白杨树”和白发的母亲之死,是犹太人之死,是集中营里浮士德制造的死,是和民族有关的战争带来的死,是该遗忘,还是该记住?进入了《从门槛到门槛》,策兰显然怀疑死亡的单一构建趋向于遗忘,“白杨树”是大地上的人类,它们本身就是在映照着死亡,而死亡在映照中是会走向两个方向:一种是死亡显出新生,《我听说》中策兰让白杨树沉到水底,然后让它的手臂伸入深处,再用它的根“向天上祈求夜晚”,向死而生,从下而上,水里的死亡构筑它自身的镜像;但是在这种向死而生的祈求中,策兰却没有“紧跟它”,“而只是从地里捡起那片/有你眼睛形状和高贵的碎屑,/我从你的脖子拿走那条箴言项圈,/用它来给现在放着碎屑的桌子做镶边。”曾经是人类的珠宝,现在已经失去了其可信性,已经变成了箴言项圈和桌子的镶边,一种累赘的存在,是在质疑“白杨树”那种“大地上的人类”本身,而这便是在死亡映照中走向的另一个方向:从死亡到死亡。

当死亡必须走向死亡,是不是“从门槛到门槛”的双夜是策兰自己想要记住的东西,或者说后者之死亡成为他必须关照的存在,一种宗教意义的怀疑,变成了死亡的赋格。《在一根蜡烛前》的策兰显然在审视“三位”的上帝,“当他被召唤去生活在/他的话比他早到的地方时/便大叫的第一位的名义,以/一边看着一边流泪的/第二位的名义,以/在中央堆起白石头的/第三位的名义——”三位是大叫,是流泪,是石头,然后阿门“淹没我们”,然后灰色各自啄起死亡,然后“一个死女人的孩子/奉献给我的渴望之下”,母亲这个词带来的震撼仅仅是“传遍那只/一次次伸来抓我的心的手”。所以那里只有阴影,“说阴影的人才是说真话的人”,仿佛一条线,向上是更不可知的路,向下是游荡在词语的激浪中;所以那里只有一具尸体就是一个词的词,只有“你都应该感谢/毁灭”的词,只有看起来沉默却被引诱的词,“那么,告诉我,/那词在哪里破晓,如果不是/与躺在泪水河床上的黑夜一起,/那一次又一次向落日展示/播下的种子的黑夜?(《来自沉默的论证》)”

词躺在河床上,词下沉到水里,词感谢毁灭,如白杨树一样,在箴言变成项圈的累赘中,上帝之言变成了对上帝本身的质疑,在《语言栅栏》中,策兰审视语言就是审视上帝,就是审视死亡,就是审视从死亡到死亡、从门槛到门槛的“双夜”式深渊。语言已经形成了栅栏,它只是放出了一道目光,对话在何处?两个人只是陌生人,说便是沉默,“铺地砖。铺地砖上/彼此紧挨着,那两个/心灰色的水洼:/两个/满口的沉默。”沉默依然是死亡之一种,《回家》却成为回不了家的死亡,“在每座土丘上/都有一个被接回家/踏进今天的我,滑入喑哑:/木质的,一根桩。”因为母亲已经不再,因为白色已经不再。但是对于策兰来说,《回家》的另一个意义是寻找罂粟之外的记忆,寻找跨过门槛的永远——宛如“罂粟与记忆”之对等和对位,策兰在“词语栅栏”中找到了“下面”对“上面”的超越。

保罗·策兰:我们是死人,而且能够呼吸

下面,是坟墓中的下面,是“躺着不拥挤”的下面,是感谢毁灭的下面,“下面,在经历了一切之后,我们,/总共十个,沙人。时间,/它怎能不呢,时间平分给/我们一个时辰,在这里,/在这沙城。”下面是十个沙人,他们像一个词那样成为了尸首,但是杀人可以一起“说说井”,说说井花环,井轮子,井房间,而且井里还有水,“水:何等的/词。”井里有水,井里是世界,井里映照着上面,“上面,无声。那些/旅行者:秃鹫和星星。”旅行者、秃鹫和星星构成了“上面”的风景,无声,却在行走,在闪耀,在飞翔,而且有石头,“因为石头在,就依然有兄弟。”石头开出的是花,“花——一个盲人的词。/你和我的眼睛:/它们照看/水。(《花》)”石头是“攀登夏天的词”,是眼睛睁开看见的词,是生长出花并为心墙填上花瓣,而“花”更是具象的生命之词——策兰的小儿子埃里克说出的第一个词就是“花”,“多一个像这样的词,锤子/就会在旷地上挥舞。”

被说出的花,是生命的花,是从下面到上面的花,是法语的花,是可以转变成德语的话,“词语栅栏”里盛开了花,栅栏何尝不是为花提供了在场性?这是策兰进入花进入石头进入词语的一次发现,从下面而进入“上面”,就是从死亡进入新生,而“死亡赋格”也变成了“密接和应”,策兰说,它们“不只是结构上的(尽管也是),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是,它们是很多年岁、很多时辰和很多(我是否可以说?那可怕的)音差些词语,这些声音,我曾真正紧窄地引领它们——曾经让我自己紧窄地被它们引领——进入最后一首诗的那种不可阻挡性”。策兰的进入就是体现了“不可阻挡性”,很多的时辰就是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时间就是很多的在场,很多的在场就是很多的记忆,“来,来,/来了一个词,来,/穿过黑夜而来,/想照亮,想照亮。”时辰如轮子滚动且攀爬在渐暗的田野上,躺下的地方是去除了无名的命名,我朝着我们最后的世界开始“喷射”——这一种“进入”就是从死亡赋格到密接和应的转变,沉默的词便宛如翠鸟如水,发出的是一种叫声音的东西,“声音,来自方舟内部。/只有/嘴巴/得救。”

越过了“语言栅栏”之后,策兰让身体打开大地,“啊有人,啊没有,啊没人,啊你:/路通往哪里当它不通往哪里?/啊你挖我挖,而我挖向你,/而指环在我们手指上醒来。(《他们体内有大地》)”策兰看见了“如此浩瀚的群星”,“只有当/我们之间隔着虚空我们才/畅通无阻地抵达彼此。”策兰把上帝看成是“一个部分和一瞬间”,而所有的死亡都“自己长成了整体”;策兰把“赞美诗”送给“无人的玫瑰”之无,“我们曾经是,/现在是,仍将是/什么也不是,开着花:/那什么也不是——,那/无人的玫瑰。”策兰更是赋予了一种力量,“一切事物,/哪怕是最沉重的,也都/羽翼丰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眼观世界》)”

死亡倒影于新生,死亡之死亡到上面而新生,这是两种关于向死而生的途径,显然,对于策兰来说,那种无声、无我的存在,是死亡本身带来的超越,死亡不是一个词,上帝不是一个词,花也不是一个词,“赋格”的内在意义就是作为一部分就是整体的一部分,而整体也是部分,所以毁灭就在“我们体内”,所以“耶路撒冷是”,所以“你是我的”,所以门在双夜里打开,是“诗闭,诗开”,沉重与升起,坠落与超越,自由与命运,无神与救赎,其实就是双夜的一夜和另一夜,就是死亡的一面和另一面,就是词语的这一个和另一个:

朝着一个头脑自由的

无防守的犹太人奔去的

各种颜色来到了

这里。

最沉重的升起在

这里。

我在这里。

——《诗闭,诗开》

斑马流浪者

编号:C39·2211020·1781
作者:【英】阿萨琳·维里耶·欧卢米 著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版本:2021年07月第1版
定价:42.00元当当21.00元
ISBN:9787541160486
页数:296页

“各位,无论您是博学通达还是初入门道,杰出精英抑或苟且鼠辈,且听我道来:我叫斑马,本名毕毕·阿巴斯·阿巴斯·侯赛尼,出生于1982年一个烈日灼灼的八月天。”斑马出生于伊朗一个古老而屡遭迫害的文学世家,五岁时因战争而举家逃亡,路途中目睹了母亲的死亡。父亲教给斑马家族的文学记忆,以此来对抗悲伤,两人辗转多地,在纽约有了一个栖身之所。漫长的流浪消耗了父亲的健康,在父亲入葬时,阳光穿过树枝落下来,在棺木上形成一条条斑纹,斑马以此给自己起了新名字。双亲的相继离世让斑马陷入内心的空寂,决定重走儿时流浪的路线,用重新品味痛苦的方式治愈自己的过去。书籍是斑马的伴侣——直到她遇到意大利男人卢多,常年的流浪与孤寂让斑马躲藏在文学的坚壁之中,害怕得到爱,反复推开身边的人。永恒的流浪终会指向哪里呢?英国新锐作家阿萨琳·欧卢米在这部成名作中寻找着答案。


《斑马流浪者》:我的公式是热爱命运

上路前,父亲再次给我缠上黑色布条,我立马坠入更深的虚空里。有一天,我对自己说,我会从流亡的空寂中跳出来,把死亡的恶臭带走。
——《序幕 我命运多舛的本源》

缠上黑布条,是面对一个黑暗的世界,是面对更深的虚空,是面对流亡的空寂,但是黑暗、虚空和流亡却指向一个未来:作为侯赛尼家族最年轻的一员,作为久远血族里的最后一个,父亲赋予我的意义就是“最后一个未来的抄写员”——在抄写中记录唯一的真实,把死亡的恶臭带走,最后挖掘出关于死去的集体历史,以此作为“我们的真理”。

从黑暗和死亡的过去指向成为真理的未来,当父亲带着我走到了临近伊朗与土耳其边境的乌尔米耶湖时,为我上了一堂文学课,这是关于祖国学的最后一堂课,在这堂课上,父亲认为,“我们的真理”书写必须是一次文学事件,因为文学“揭示了这个世界的谎言与虚伪”。父亲对我上课,实际上就是将祖辈的遗训在我身上复活,并让我成为“最后一个未来的抄写员”,这是一种家族式的命名,而这个命名折射的是家族甚至整个伊朗多灾多难的历史。“每一个伊朗人都是杂糅的个体,最恰当的形容是:一个衰落帝国的余烬。如果你将我们看成一个整体,你会看到一个喋喋不休、混乱不安的民族,仿佛一个人拥有好几个脑袋和许多肢体。”帝国衰落的余烬,对于每一个普通的伊朗人来说,意味着苦难,那些多样的、不安的、混杂的人,就像蟑螂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摸爬滚打了数个世纪,他们见证了王朝更迭,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过统治者的点头致意,“他们从来都只看向镜子。”甚至父亲的父亲和父亲的祖父被所谓的领袖杀害,所以伊朗人就像缺陷的集合体,“把我们的各部分组合在一起,出现的不是一个完整而清晰的图像。我们有着不规整的棱角,互不相容,缺乏章法。”

历史中有着太多的谎言和迫害,有着太多的暴力和谋杀,这是对伊朗民族“整体性”的不满,对伊朗历史书写的劫难。面对这种历史书写,侯赛尼家族选择了另一种庇护,“我的祖上是一代又一代自学成才之士,在德黑兰遭遇重重腥风血雨的一百年里,他们多次抛下这座都城,前往瑙沙赫尔避难。”从父亲到祖父,再到曾祖父,甚至更远的家族历史,都在追寻智行人生的过程中承受着无止境的流亡,而在流亡中,他们提炼出了家族的宣言,那枚用黏土制成的柱形徽章是侯赛尼家族的族徽,环状镶边内刻着三个字母A,它们代表着自修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而徽章底部镌有如下箴言:“世之妄也,吾等以死护己生。”这一句箴言暗含着向死而生的理想,世之妄是一种死,是对于历史、对于现实的无奈叹息,是对于一百年血雨腥风的控诉,是对于民族“整体性”缺乏章法的鞭笞,但是面对这一种“世之妄”,唯一的办法便是“以死护己生”——但是,如何“护己生”?

前往瑙沙赫尔避难是家族避难的开始,却也是寻找生的一种办法,当高祖父在20世纪初的伊朗宪法革命失败后完成一幅水鸟静物画,关于家族的生已经形成,他用幻灭和愤怒交织的语调对着他的儿子说出了赫赫宣言:“死亡将至,然我等文人学士将如这凫鸟般永葆鲜活。”从死到生,宣言里的重点便是将一切的使命赋予在“文人学士”身上,也即文学的意义,所以侯赛尼家族的三条戒律中,第一条便是:“成为旁观者。”对此的注解是:“去文学中寻求庇护,仅凭它的信条,你就能超越死亡,维持内心的自由。”而第一条戒律又衍伸了第二条和第三条戒律:第二戒是:“历史像一头长着犄角的公牛,靠不停地搜寻新猎物来掌控世界。”而第三戒则是:侯赛尼家族是文学鉴赏方面的行家,“可以拆解一段叙述,然后迅速将它拼接回来,比人受伤时条件反射喊痛的速度还要快。”文学是庇护,可以超越死亡,可以维持内心的自由,但更重要的是,能够重新书写历史——或者说,可以将“世之妄”的历史拆解、拼接,而使用的就是文学的方法,就是文人的态度。

“我笃信自己血管里流着的不是血液,而是墨水。”从家族的徽章到戒律,从绘画到宣言,侯赛尼在避难和流亡中开始了家族的另一种重构,而父亲,通晓多钟语言,翻译众多的文学作品,蓄着尼采式八字须的他教给了我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加泰罗尼亚语、希伯来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英语、法尔西语、法语和德语,“这其中有被压迫者的语言,也有压迫者的语言,我都要学习,因为对我父亲、他的父亲,以及我们的祖祖辈辈而言,历史的车轮转个不停,你永远无法预知下一个被碾压的是谁。”学习语言就是为了通向文学,因为文学已经成为我的武器,而父亲对我的嘱咐是:“苦命的孩子,等时机来临,你一定要一头扎进我们人类可悲境遇的潟湖里,潜入沼泽深处,带着沾满污泥的真理之珠浮出水面。”

文学是唯一真实的记录,文学可以超越死亡,文学是最好的庇护所,当文学被戴上了光环,它成为历史之外的另一种存在,它抵抗着苦难的历史,它抵达着真理。而我的所有一切都和文学有关:我出生在“书的绿洲”的心脏区域——藏书室;我拥有父亲传授给我的多钟语言,我懂得了父亲所说的“记忆”的双重目的:“一来恢复文学的仪式性功能——它的口语性——从而合理利用文学自发改变听者的意识;二来保护我们饱受摧残的人性宝库,避免其在野蛮的战争和持续桎梏着我们的无知中消失殆尽。”当那一幢废弃的民居倒塌下来,当母亲被压在下面死去,父亲带着我开始了新一轮的流亡,而流亡的意义就在于重新构建抵达真理的文学殿堂,重新书写已经死去的集体历史,重新成为未来的抄写员。

但是,用文学构筑起来的一切真的能改变听者的意识,真的能保护摧残的人性宝库?或者真的如族徽和绘画一般,能从“世之妄”中找到向死而生的力量?1982年出生的我,从出生开始就背负起了家族的使命。这一种书写是从死开始的:母亲死在倒塌的房子里,流亡中看见了途中被冻死的异端分子,而他们曾经也制造了死亡:“我们在前线以北,他的部下一定是用直直的枪杆瞄准了任何有生命的活物。”而和父亲逃亡纽约之前,达到的是巴塞罗那,一个“炸弹之城”,经历了佛朗哥将军统治后人人自危,死亡弥漫于整个城市;而父亲在纽约也面对着自己的死亡,当他穿过公寓,从胡须下向寒冷的空气中吐出了一句:“流亡是死亡的缪斯。”

当我结束了和流亡的智利人莫拉莱斯结束每周后的会面而回到家里时,父亲已经靠在他的扶手椅子上死去了。流亡之纽约,就是一种死的过程,就像父亲所说“流亡是死亡的缪斯”,当这一切的死亡在我面前展开,我作为未来的抄写员,无疑进入到了关于文学的第一重世界,那就是如何面对死亡。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兴起读的是哈菲兹的诗歌,这些诗歌给了他确信不疑的事实:“我们的未来已被封印,它永远与我们隔绝”,所以,“我们都是活死人”,人生已经毫无意义,我们无法拥有快乐、自由和对幸福的追寻。所以对于我来说,我便是将父亲的遗言“将我们徒劳的苦难记录下来”,转化为一股势不可挡的动力。这是对死亡的延续,这是对文学的偏执,为了纪念“内心装得下一座巴别塔图书馆的人”,我打算写一篇题为“总体哲学:文学母题”的宣言,而面对莫拉莱斯关于方法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记忆。

记忆可以保持专注、独立的思想,记忆是让我们绝不屈服的工具,但是记忆是不是又回到苦难、谎言和虚无,甚至记忆是不是就是一种“世之妄”?甚至我对记忆的寻找依然只在文学、文本中,“我们是未来的抄写员。我们是文学宝库的守卫者。”回到记忆很多时候只是回到原路,阅读文本有时候只是重复文本,所以在流亡中的“纽约”,是莫拉莱斯将我从文本偏执的世界里推了出来,因为在他看来,“根本不存在阅读,只有重读。”重读不是重复阅读,而是重新阅读,在重读中文本和文学可以赋予新的意义,凯茜·阿克的《堂吉诃德》上面留下的三条“神谕”便是对重读的阐释:第一条是,孤立是一种政治伎俩;第二条是,为了住死亡之屋,我将所有的学识都留在了身后;第三条是:满世界奔走,只为追寻烦忧。三条神谕是不是对应于侯赛尼家族的三条戒律?而它们所指向的是文学背后的现实,是重读之后的建构——也正是父亲的死,莫拉莱斯的启示,以及重读的过程,我感觉自己承担的使命是转世,是重生,是新的流亡,是抛弃了生与死二元性的开始,所以我开始了自我命名,“斑马,黑白相间的动物,如同战争中的战俘;一种拒绝任何二元性的动物,象征着白纸上的黑墨。思想的殉道者。”

于是,我把自己叫做“斑马”,于是我开始了重生,于是我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流亡之旅,“我想:尤利西斯伟大的地中海之旅,堂吉词德伟大的文学之旅,圣徒但丁伟大的人性之旅,如果他们能做到,那么我,斑马,也有理由能同时完成这三种宏大的旅程。”但是, 重生和流亡,对于“斑马”来说,依然是对于文学的偏执,依然无法离开文本,所谓关于“文学母体”的宣言,其核心依然是在“偏执狂般的批判”中创造宇宙,依然在布朗肖通过博尔赫斯的话做的总结之中:“书本大体上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一本书。”而带着重读的文本,带着重生的冲动,带着重构的兴奋,我走上流亡之路只是让自己成为了一名“文学恐怖分子”,“一名戎装的空寂女士。”

从纽约重新回到“炸弹之城”巴塞罗那,是为了寻找父亲在这里的过去,是为了开启自己重生的旅程,但是当我自认为一直生活在“文学母体”中的时候,却见到了卢多·本博,他的祖先就是彼得罗·本博,16世纪著名的文学学者、诗人、彼得拉克鉴赏家,圣殿骑士团的一员。和我一样,本博的祖先也拥有文学的荣光,但是我却开始了对这种荣光的讽刺,我所信奉的“流亡金字塔理论”就是针对那高高在上者,“处在金字塔的高层。你是自愿流亡的,能接触到最多的氧气。你在山峰的尖顶,你的肺部充盈着纯净的氧气。你没有意识到,你每迈出一步,都在重重地践踏脚下那些不幸之人的脑袋。我就是这些不幸之人中的一个。”我继续说,“我生活在金字塔的中端,我的下面是不计其数的难民。这座金字塔以鲜血为食。”而我从他那里从巴塞罗那开始流亡之旅,就是因为这个看上去服务于文学母体的人,实际上是一个门外汉,甚至背叛了祖先,所以我的人物就是“将他拉回正途”,让他从99.9%的普通人变成0.1%的人,“两个0.l%的人,我暗自想,只消稍加训练,我就能把卢多·本博变成一个文学恐怖主义者。”

无论是纽约时期的“记忆”方法论还是巴塞罗那的“流亡金字塔理论”,对于我来说,活在“文学母体”中依然面对的是文学,是文本,是偏执的“朝圣之旅”——大段大段关于作家、关于作品、关于作品中的引文,实际上是陷入了某种文本主义的危机中,“我,斑马,能够直面死亡的出击,能够照亮眼前一览无余的废墟。”这种偏执何尝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但也正是因为本博这个文学门外汉的出现,使得这种偏执式的文学朝圣之旅一点一点被解构:巴迪欧的书中写着:“爱不过是一张想象的油画,画在性的现实之上。”一个星期把自己关在公寓里的我开始想着要走出去看看;在街上开始的“碎片中的建筑学朝圣”让我想起了父亲用手指点着太阳穴说起死亡才是“唯一能拥有的自由”;遇见本博时,背对着我的他正在吻另一个女人;在讥讽甚至愤怒之后,我竟然重重吻了他——从死亡到爱,从爱到人性,这一个动作到底是解构还是重构?

“卢多身上有一种神秘的特质,这种魅力吸引着我,让我无法抗拒。”但是对于我来说,萌生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一种错误,按照布朗肖的观点,生和死组成的是总体,但是总体意味着“整体的不真实”——看见本博吻女人,又偷偷吻了本博,还让本博吻了,这是不是“整体的不真实”?而整体的不真实作为总体,是取消了生与死的对位,因为我所坚持的生死观是文学意义上的,“文学掌握着超越的钥匙,是精神上超脱于死亡的关键。”当那一个吻出现,文学似乎无力超越死亡,也无法成为重生的关键,当整体不真实,对于记忆,对于未来,都变成了一种紧闭的状态——因为,布朗肖认为,只有总体是开放的,而整体是一个闭合的系统。所以作为“斑马”,需要的是不束缚于爱,不留恋于性,不贪欲于生,而是建立一个总体的开放世界,从死而向生,从历史而向未来,从现实而向文学,“斑马的唯一目标和意图,就是作为浩瀚文学档案库里的集体数据中不断再生的余烬,再一次从子宫里钻出来,播撒在旧世界的网罗中。这个旧世界禁止一个中心的积聚,它错综复杂,层级分明,具有同时性,是一片与总体本身同样令人难以捉摸的大陆……不真实,非理性-实用主义,多重……”

但实际上,斑马已经成为另一重人格的斑马,我已经成为另一个自我,“我在克隆文本,在创造冒牌的替身,像一个僧人,像修道院里的抄写员。”而我在镜子中看见的自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斑马”,它像文学一样令人烦忧,像语言一样叫人不安。纽约之死,巴塞罗那之爱,其实都构筑了我的朝圣之旅,正是本博的出现,让我变成了镜像中的斑马,让文本变成了克隆,所以我选择了离开,但是这种行为,实际上把朝圣之旅变成了逃避。从巴塞罗那到赫罗纳,就是“强行与其所在的环境割裂”,在赫罗纳我用布勒东的文字“对非理性之爱和爱的非理性”与父亲的话分庭抗礼,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让自己变成“一个正在入侵西方领土的非西方人”——二元对立违背的也是“斑马”命名的初衷,而对待本博的报复,其实更为脆弱,因为那种爱已经无法逃离;而重回赫罗纳的我,选择用更多的朝圣者试图建立另一种朝圣之旅,同样意味着失败。

朝圣之旅,是记忆之人约瑟·普拉的朝圣之旅,是大眼天才萨尔瓦多·达利的朝圣之旅,是加泰罗尼亚复苏器雅辛·贝达格尔的朝圣之旅,是思想的殉道者瓦尔特·本雅明的朝圣之旅,是不屈不挠者梅尔塞·罗多雷达的朝圣之旅,是不知疲倦的挖掘者蒙特塞拉特·罗伊格的朝圣之旅……“这是一份可以无限延续下去的名单。”朝圣之旅是关于“他们”的文本,这是复数的存在,它们构筑了历史,但是它们并不能用复数的“他们”直到朝圣者的“他们”:“雷梅迪奥斯,疹子扩散到她右脸上了,她看起来像是刚被人扇了一巴掌;梅尔塞,她戴着防毒面具过来了,像一只发光的甲壳虫;阿加莎,她为这次行动特意戴了一对威尼斯耳环;还有卢多,他在脖子上系了一条丝巾,此刻正性感地和费尔南多一起躺在车顶篷上,仿佛在说:男版埃及艳后在此。”而我也成为了不复存在的人,“我从无处来,如同那辆沉入水中的车,我出生在那包揽万千的虚无中。”

文本束缚了文本,文学解构了文学,朝圣也颠覆了朝圣,在一种偏执意义上,所有关于文学的救赎力量、文本的庇护功能、朝圣的超越可能,其实都是一种虚无,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复数的存在,已经远离了个体的意义——而这种复数对面的个体,这种死亡背后的生命,永远指向的是人,“关于人的伟大之处,我的公式是热爱命运,也就是说,不渴求除此之外的其他东西,不求过去,不求未来,也不求永恒。”这是我写在笔记本里的最后一句话,而“热爱命运”所看到的是辞世的母亲,是死去的父亲,是我和本博的纠葛,“我站在那里,试图用不灭的爱意来回敬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而这便是最最初也是最终极的爱:爱是缓解苦痛的解药,爱是和死亡、文学和自由一样“无处不在”的存在,但是爱又“无处可寻”,它需要的是人去辨识去恭迎去维护甚至去付出,而这或许是最为动人的文本,最有力量的文学——所谓“文学母体”,就是让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的爱成为自我的朝圣之旅:

我想到了文学母体,想到了所有的黑洞和裂缝,想到了流亡金字塔,想到了我的病手,想到了宇宙的头脑,想到了空寂里那些作家平静地对我窃窃私语……我这样想着,记起了那句话——“空气中充满了各种声音。”

不中用的狗

编号:C38·2211020·1780
作者:【德】海因里希·伯尔 著
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55.00元当当27.50元
ISBN:9787020164530
页数:168页

1972年,海因里希·伯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在颁奖词中说:“伯尔的成就见证了德国文学的复兴,并构成其重要组成部分。”德语文学的复兴,不只是形式上的实验,而是覆灭后的重生,湮没后的复活,是一个历经无数寒夜、被宣判灭绝的文化,重新发出新芽、开出花朵。小说集选录了《心急如焚的人》《逃亡者》《巴黎“被俘”记》《不中用的狗》《幽会》《以扫宗族》《贝尔科沃大桥的故事》《死者不听话》《失去的天堂》《美国》和《德国奇迹》11部小说短篇,从纳粹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战后饥荒、德国重建,德国每个时期的社会现实都在这部作品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海因里希·伯尔就是在寻找重生的希望,阅读这些作品,既可以感受到时代跳动的脉搏,也可以窥视到作者博大悲悯的情怀。第一篇《心急如焚的人》第一句:“当海因里希·佩科宁十六岁时,他第一次想到好去死。”


《不中用的狗》:却总是害怕活着

当然,建造桥梁并不是一项值得去完成的任务,因为人们知道,这座桥梁最终注定要被炸毁,而没有任何地方,行为对象耐用性的倾向像在我们这行职业当中——建筑师的职业当中——这么强烈,在其他艺术中则也许存在着转瞬即逝的可能性。
——《贝尔科沃大桥的故事》

一座大桥,接到命令要建造,同样接到命令要炸毁;一座大桥,那些逃兵从树林里蜂拥而出时看到了它带来的希望,同样是那些逃兵,在桥被轰炸逃跑时看到了恐惧;一座大桥,对于参与其中的建筑师来说是一项使命,同样对于建筑师来说,则在炸毁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座一九四三年圣诞节开始建造的桥,这座在战争中被炸掉的桥,它对于整个故事来说,对于历史的记忆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有人诅咒,有人哭泣,有人哈哈大笑,有人认为它根本不具有战略性意义,但是当一九四三年建造的命令下达,它已经成为了战争中的一部分,就像对于战争来说,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命运被凸显出来,而这种不同在最后少尉下达命令在四点钟时被炸毁,是不是变成了一种同一?建造就是为了炸毁,存在即使为了毁灭,甚至不仅仅是关于桥本身的一种荒诞命运,我、施奈德和施努尔,作为三个建筑师,在三天之间里完成了关于建造桥的所有计算、测量和类似的事情,也在规定时间里完成了最后的建造。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建造一座桥就是完成“耐用性”的工作,它允许人们通行,允许人们进过,允许人们在逃亡时看到希望,这就是耐用性的意义。

但是因为处于“阵地上相当靠前的前沿岗哨的位置”,因为战争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或者因为造桥本身就不承担“伟大的历史意义”——尽管在桥即将建成的时候,从树林里钻出来的那些逃兵,在蜂拥而至而接近大桥的时候,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有神灵相助的希望”,但是这个希望所呈现的是大桥最高处小道上的那根挂着卐字旗的旗杆——它是即将庆祝大桥竣工的标志,最后在大桥的炸毁中,“伟大的历史意义”就变成了建筑师施奈德、施努尔的死亡,就造成了大批逃兵再次逃跑时的恐惧,甚至造成了“对于我们这些除了尽自己的职责之外,什么事业没有干的人的仇恨”,“行为对象耐用性的倾向”终于荡然无存,它在轰隆一声炸毁时完全、彻底变成了转瞬即逝,连艺术具有的那种可能性也残酷得毫无保留。

一座桥之建造,一座桥之炸毁,是从耐用性变成转瞬即逝的命运,这座贝尔科沃大桥便是一个生与死的隐喻:它没有在耐用性中变成生的希望,它在转瞬即逝中抵达了死的结局——而这就是战争所带来的无法摆脱的宿命。死似乎是不被人主宰的,似乎是任人摆布的,转瞬即逝的背后就是如炸桥一样的命令,《死者不听话》中少尉说:“我们应当卧倒。”我们就会卧倒,少尉说,阳光灿烂,这里的确阳光灿烂,少尉说,战争快要结束了,战争真的快要结束了。但是少尉不再喊叫了,命令也没有了,阳光灿烂有什么用?正值春天有什么好?少尉拍打着那个林间道路上的睡觉人,才知道他已经死去,在战争中,睡觉就是死去的等式就这样在转瞬即逝中驱走了阳光灿烂的春天,驱走了战争快要结束的希望,“我们忽然感到,我们大家已经死去,就连少尉也已死去,因为他正在冷笑,身上根本就不穿军服了……”

死者不听话,其实死者才真正听话,而且死亡不是在一瞬间抵达的,只有从活着到死亡才是转瞬即逝的。从活着到死去,这个转瞬即逝的过程中到底会发生什么?《不中用的狗》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个人躺在木板床上一动不动,他就是一个听话的死者,在死之前,他是不听话的,只有在毒打、脚踢和刺杀中,他才“被人以一种兽性的寻欢作乐的方式杀掉”,而这种死亡,按照神甫的说法:“谋杀一个杀人犯”——被人杀死,他就是一个杀人犯,而谋杀杀人犯,是不是让死亡具有了正当性和合理性?这是一个被称作“不中用的狗”的人,为什么不中用?为什么是一条狗?赫罗德没有父母,教会学校里他成绩很好,但是因为家庭的苦难他变得斤斤计较,后来断绝了和学校的一切联系,带着疯狂的野心走向世界,他认识了贝克尔,和贝克尔成为了一生唯一的朋友,但是后来当上了神甫的贝克尔也离他而去,贝克尔的冷漠甚至拒绝让他又回到了苦难的生活,“被饥饿、困惑、恐惧和炸弹弄得麻木不仁。”

终于,他加入了军队,终于他动用了暴力,终于他杀死了32个人,也终于,他成为了一条不中用的狗,而狗之存在就像死亡本身一样,是转瞬即逝的一种存在:女人将他拉进了一个团伙里,他成为了他们的头目,他制造了不同的谋杀事件,关键是:这个女人爱他。但是他最后死了,不中用的狗死了,在他上衣口袋里找到了一张纸条,那是那个女人的字迹:“把这条不中用的狗埋掉。”一个杀人犯死了,背后是女人的谋杀,在赫罗德成为不中用的狗的死亡道路上,那个爱他的女人缘何杀死了他?没有原因,只有结果,但是在这个本身就沾着血迹的杀人犯世界里,他死之后却留下了眼泪,神甫说的那个秘密是:“他还哭了……您知道……您来之前,我把眼泪擦干了……因为眼泪……”

眼泪成为死亡的另一种证明,赫罗德在死亡之后为什么像活着一样留下了最后的眼泪,一条不中用的狗分明是在寻找对自我的救赎,这种救赎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贝克尔,他曾经是赫罗德的朋友,后来则成为了神甫,不管是从朋友角度还是从神甫身份,贝克尔都应该是赫罗德命运中的救赎者,但是他没有;还有一个则是那个女人,爱他的女人,她也应该成为赫罗德生命中的救赎者,而她的救赎方式则是爱——但是在信仰和爱都最后缺失甚至变成了了对他新的戕害时,他也只能成为他人口中那条不中用的狗,只能接受死后被埋掉的命运。与其说爱和信仰都无法拯救,不如说那里根本没有爱,根本没有信仰,在无处可逃的战争中,在没有拯救的世界里,死亡无处不在,堕落无处不在,消失无处不在:《幽会》中那个八天前在电影院遇到的“她”,为什么在八天后的码头上对我说:“让我走吧。”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所谓的爱就像是一场幻觉,“我把我的烟蒂也扔到里面,然后转过身去。房间已经空无一人,我什么也没有听见。”《以扫宗族》中的女人爱着那个无赖的男人,她把这种爱叫做幸福,但是她却恨这个幸福,“这种幸福是从我这儿来的,这种幸福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他悄悄溜到天堂剩下的几个地方,抢走了她的财产。那时候我爱他……”最后,他“逃走了”,从肮脏的世界逃走了,留下的只是对着沸腾的水拔掉电源的她。

但是,对于《逃亡者》中的他来说,至少在死亡之前,他的确看见了一种救赎自己的力量。约瑟夫是一个逃亡者,在逃跑中还用自身的力量狠狠地撞向了正在追捕自己的格马特,“撞了上去——这是他唯一的武器……用仇恨那难以置信的全部野性,疯狂撞向格马特……”这是他的冒险,也是他逃离死亡的最好机会。果然,他进入了一个房子,在那里他遇到了神甫。当神甫得知约瑟夫来自集中营,他似乎要为他祝福,他的手在约瑟夫的头上画了一个十字架,但是在这里他并没有看到救赎的可能,神甫之存在甚至更害怕集中营出来的他,而约瑟夫更是做好了打算离开走向更危险的那条路,头顶上的十字架画在黑暗中,钟楼上的钟在欢快敲了四下之后沉闷地敲了两下,“仿佛上帝的锤子掉进了永恒之中……”离开了神甫就是离开最后救赎的机会,外面的探照灯将他围住,格马特命令对他开始射击,“在接踵而来的一梭子弹将他打得满身窟窿、血肉横飞之前……他叫着……喊着……他在孤独寂寞中叫得如此大声,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似的。”终于,最后整个夜晚都变得死寂,“他同这片土地十分相似,人们简直可以认为土地本身也浸透着鲜血……”

没有了救赎,从逃亡到死亡便是转瞬即逝的事。这是和战争有关的死亡,而在《失去的天堂》里,战争结束之后也一样是无情的消失,从法国来的我穿过广场来到了曾经的房子,那里有着过去的记忆,有着青年时代的回忆,“我们的回忆只不过是对梦幻的回忆而已。”但现在,成为了一个参观者,那个叫玛利亚·X小姐仿佛就是一个梦。遇到的老人说起了自己的儿子,曾经在西线打仗的格里特纳·胡贝尔特,老人一直在等待他回来。也许他曾和老人的儿子一起在西线,也许他们是作为敌人面对面,但是没有回来的生命意味着转瞬即逝的事情已经发生,就像自己,即使回来了,有些东西却永远死去了,所以,转瞬即逝的事情永远在发生,“当他穿过后门,穿过这道锈迹斑斑、嚓嚓作响的小铁门时,他已经明白,他再也不怕死亡,却总是害怕活着……”

不是害怕死亡,而是害怕活着,经历了战争,经历了分离,似乎死亡的恐惧已经结束,但是在战争之后回来,在分离之后返回,活着而找不到耐用性的意义,是不是更是折磨,甚至更是死亡?玛利亚·X小姐,就像被书写的名字一样,未知的X就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她的心脏跳动了二十五年之久,可他却仅仅只有半分钟才感觉到她心脏的跳动。她的头脑思考了二十五年之久,有几百万、上千万的想法,他所了解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以为那是一种爱,因为那不是爱却是占有,但实际上回来寻找答案本来就是荒唐而愚蠢的事,没有占有,没有爱,就像活着本身一样,也是空无成一种形式,“从昨天起,她就是我妻子了,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这是最后的回答,于是那个广场,那间屋子,哪些记忆,那个X,都成为了一个“失去的天堂”,只有影子还残留在那里,“只是在出现一种障碍、一段篱笆或者一座茅屋,或者一堵颓垣断壁时,我脑袋的影子才会在我面前停下来,不断地长呀,长呀,直到它长得超过对象的边缘,然后再扩大,扩大,扩到我面前,接着便超出我的广阔视野,向远处飞去,使我再也无法看到它。我心里明白,我永远不会,永远也不会赶上它了……”

没有爱,没有信仰,在无法被救赎的现实里,害怕活着的人是不是就是“心急如焚的人”?海因里希·佩科宁在十六岁时就想到了死,他决定自杀,因为他看到了世界的糟糕和愚蠢,看到了世界的冷漠和孤独,“他锁上了自己的心扉。”这是他害怕活着的态度,这是他寻找死亡的原因,但是《圣经》无法让他找到上帝的恩惠和仁慈,却偏偏在酒吧里看到了身为妓女的妙龄女郎——而且,当妓女苏珊对他说:“您并非我在罪恶的面具下接近的第一个人,但您却是许多同我坐在这儿的人当中第一个不需要我帮助的人。”他开始爱上了她。这是从死亡拯救的开始?这是爱的发现?他们相爱了,苏珊也离开了自己的“岗位”,海因里希更是找到了贝内迪克特·陶斯特尔,并和他一起找到了做教员的工作,而贝内迪克特·陶斯特尔和玛格达勒娜也从爱情走向婚姻,在教堂里,神甫为他们祝福。

海因里希从死亡的边缘找到了爱,找到了朋友,找到了信仰,这似乎是他对于“活着”的一次彻底改变,但是从死亡到活着,所谓的转瞬即逝显得那么不真实,或者说里面有着太多隐秘的东西:苏珊从妓女到拯救他人的爱人,锁上心扉的海因里希看见了世界的美好,教堂里的婚礼“犹如一个小孩的葬礼那样悲伤”,神甫呢?为什么犹豫?为什么害怕?为什么闪烁其词?而在教堂里,“玛格达勒娜的两个兄弟在大教堂前同参加婚礼的人告别,带着他们那副令人厌恶的捞钱者的嘴脸,就像梦魇一样离开了这个可怜的、小小的人群。”谁是“心急如焚的人”?要离开罪孽的人是心急如焚的人,渴望拯救的人是心急如焚的人,想要获得愉快的爱情是心急如焚的人,最后,“墙上没有挂装饰性的画像,只有一个巨大的黑色十字架。”

这是黑色的警示?这是新生的谎言?这是自我的欺骗?害怕活着却还要活着,这才是真正的“耐用性”带来的悲剧,他死了,他却不死,他活着,他根本没有活着。《美国》和《德国奇迹》就像是战争之后的两幅生存图景,《美国》中的胡贝尔特画画时得到了我给他的半个面包,“这个面包是你从哪儿弄来的,你这条狗……”把我叫做“狗”,却是有用的狗,我告诉他是用自来水笔换的,“同一个美国兵……这儿——每支笔还可以多换一支香烟。”这就是战后的现实,困于生存,困于尊严,半个面包的交换似乎是一种活着的方式,但是美国方式的写作,美国香烟的交易,“全美国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还是这些香烟……”获得何尝不是另一种失去?《德国奇迹》中儿子问父亲“什么叫这个——叫德国奇迹?”父亲说起只需要一支自来水笔、三本支票簿、五马克邮资,“只有在你充分使用过你的账户之后,你才能提取一大笔贷款,开始从事某种能赚大钱的活动。”重要的是“动用你的账户”,那么人生道路会辉煌无比。《德国奇迹》是父亲告诉儿子的秘密,它将要发生,但其实它已经发生,“如果他不是由于沉思默想变得抑郁寡欢的话,他今天就成为一个富翁了。”和《美国》一样,这是和活着有关的隐秘故事,这是一种用失去换来获得的一次经历,但已经不再是“耐用性”的意义,而是从死亡到活着再一次转瞬即逝的事。

也许,《巴黎“被俘”记》是唯一一个看见希望看见爱看见救赎的故事,赖因哈德在巴黎的街上看到了成堆的尸体,听到了不绝的枪炮,身为一名德国人,一名战败国的军人,他如何能离开这里、如何能回到故乡、如何看见自己的妻子?“每一秒钟在眼前都出现可爱的、可爱的娇小脸庞……”这是他不害怕活着而要迎向活着的明天的态度,当他终于走进了那间小屋,看到了身材苗条的年轻妇女,以及身旁“哑巴”的丈夫。“您知道吗,我刚才在想,您也许就会成为在前线杀死我丈夫的人。”这是女人的担忧,甚至恐惧,但是赖因哈德告诉她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我再也不会杀人了。”女人不相信是正常的,谁会相信一个德国人呢?而赖因哈德说的是:“我不是躲美国人,也不是躲德国人,夫人,而是逃避战争……另外,我相信美国人今晚上就会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不会再杀人,开始躲避战争,这就是赖因哈德作为一名德国士兵的态度,而他自愿作为巴黎俘虏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女人终于将一小包证件给了他,“别伤心,上帝、你妻子和我丈夫——爱着我们的这三个人也许以后会原谅我们……”

爱在身后支撑,救赎在眼前,从德国到法国,从德国士兵到法国俘虏,也是从死亡到活着,不再是转瞬即逝,而是在挣脱战争逃避战争中迎向一个可能的开始,死亡是终点,复活是新的起点:“她干脆利索地、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前额……然后他一个箭步,纵身而出,朝着月亮那冷淡的面孔走去……”

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

编号:Y25·2210920·1779
作者:【日】小津安二郎 著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23.40元
ISBN:9787544293693
页数:262页

“有人跟我说,偶尔也拍些不同的东西吧。我说,我是‘开豆腐店的’。做豆腐的人去做咖喱饭或炸猪排,不可能好吃。”小津安二郎一生坚持“电影是以余味定输赢”的信条,脚踏实地只开自己的“豆腐店”——通过摄影机深入思考事物,找回人类本来丰富的爱,找回属于人的温暖,并将这种温暖表现在画面上。他的电影里流动的情感既深刻又强烈,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关心的事情:父母和孩子,婚姻和独居,生和死,以及相互之间的关怀。《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收录小津安二郎的珍贵文字,连缀成电影大师的光影人生,揭示《东京物语》《茶泡饭之味》等不朽影片的创作秘密,亲述物哀之美等小津风的形成来由,更有小津鲜少言及的人生故事。全新增订版收录《蓼科日记》,以及小津御用演员佐田启二的《看护日记:那个老爷子不在了》,并披露小津安二郎多张珍贵生活照,从不同维度展示导演小津的人生故事。


《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以余味定输赢

或许将来我会拍战争片,但现在没有这个心情,即使去拍,也拍不出好的作品来。因为体验太过鲜明生动,必须压制它、使其沉淀,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啊!归来第一作!》

从战场归来,小津安二郎带回了四千多张和战友有关的照片,当他将这些照片送去战友家中,想到“阵亡者的家属看到骨肉至亲的模样”会高兴,他就觉得是平安归来的自己尽的一点情义。照片是鲜活的,记忆是鲜活的,战争的体验也是鲜活的,但是准备归来拍摄“第一作”的小津却希望讲这些鲜明生动的体验压制下去,在沉淀中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要沉淀?为什么只有压制和沉淀才能成为属于自己的东西?

参加过战争,拥有过战争体验,小津无疑是想让这些难得的战争体验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才能在制作战争片中找到自信,当初奔赴战场的时候,小津就告诉自己,“心想只要有命回去,就拍部战争片。”对于他来说,战争似乎意味着能够积淀战争的体验,似乎只为了以后拍摄战争的电影,所以当战阵归来,有人说小津变得不同了,但是他却认为打仗前的小津和现在的小津没有什么不同,甚至现在比原先心情更开朗了,也因此,他认为才能拍出好的战争片,“说艰深一点,就是抱着消极的精神无法拍出战争片,必须肯定一切,从中呈现人的强韧。”而这或者就是小津一直以来的人生态度:“必须坚强,永远抱持野心,否则无法度过人生。”

必须坚强,必须有野心,也必须开朗,这无疑是对于初来战场“不敢期望生还”的小津是一次意外,所以他会将这种体验好好珍藏,希望能拍出表现人的强韧的战争写实电影。但是直到小津1963年因病去世,他也没有拍摄战争电影,似乎就像战争前和战争后的小津一样,还是同一个人,他的电影也没有太大的风格上的改变。似乎小津所说的战争写实电影并不在于对战争本身的再现,而是延续自己的风格更深入展现人的强韧,表现人类的情感,就如他在一九四九年刊于《朝日艺能新闻》上的文章所说:“面对摄影机时,我想的最根本的东西是通过它深入思考事物,找回人类本来丰富的爱……”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我念兹在兹的,就是如何将这种温暖完美地表现在画面上。”

电影和战争是小津一生都绕不过的两个关键词,而战争像是横亘出来的事物,插在了小津战前电影和战后电影的实践之中,而对于战争的态度,小津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某种反战思想,相反,他参加战争一直就是在体验“愉快”的感觉。在南京看了电影《五个侦察兵》和《萤之光》,体验了观众的心情,“看到其他士兵在放映中不断嘲讽、喝倒彩,很是愉快。”正在休养的他,和其他士兵一样,每天抓鱼、吃红薯,“得以恢复元气,身体健康。”小津有写日记和书信的习惯,他的“战地来信”记录下了那段日子:昭和十九年九月出发,小津写道:“且向战争行。”当年的中秋是在上海度过的,他去黄浦江眺望了月亮,“心旷神怡”,还想起了阿倍仲麻吕的“翘首望东天”;十二月要参加南京总攻,小津“精神甚好”,虽然有敌军数万,但是“仍想一会蛾眉青黛佳人”;南京“解决”了之后,三十六岁的小津感觉到寂寞,生起了“未醒池塘春草梦”的感慨;昭和十三年三月参加定远战役,小津欣赏的是抽芽的柳树和盛开的油菜花,“天气极好,是用春风骀荡、春日和煦、春日迟迟等汉字形容都很贴切的悠闲。”后来北上到达蚌埠,当春风吹进兜裆布里,小津感觉“战争也颇愉快”;八月小游汉口,“精神很好”,再次开赴南京前线,“有空即尽情享受以后恐难再有的午睡。”进入信阳之前,小津“精神极佳”,在第一线参加战斗,小津口念着“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八幡大菩萨。八百万诸神云端遥遥照鉴,求您慈悲伸手保佑”,而活下来的小津继续点着蜡烛、喝着咖啡、给朋友写信。

从南京到汉口,经过桐城、舒城、六安、固始、光州、罗山、信阳,越过大别山,返回光州,转往商城、沙窝,再由福里河、麻城、宋埠、黄队,北上至河口镇,再西进夏居、花园、安陆,南向云梦到达长江埠,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小津习惯了军队生活,在他看来,这段经历“没有痛苦之事,也无愉快之事”,虽然如此,三十六岁的小津还是觉得自己很年轻,“精神甚好”。在这些记录中,小津当然也写到了战争残酷的一面,比如在南京修水河渡河战役中,看见了死亡,他甚至觉得自己也会中弹身亡,那时他想象一只跳蚤在尸体渐渐变冷中咬自己,然后又跳到另一个士兵身上,“忽然,我对这只跳蚤产生莫名的依恋。这只跳蚤一定是在某处目睹了战友阵亡才来。”害怕死亡是必然的,所以小津真正的战争体会则是如何活着,当一切只为能够活着,对于战争的性质就可能不会考虑,所以在第一次体会子弹的时候,是感觉到它的无情,后来就借酒行使,再后来就不在乎了,当中国士兵的手榴弹扔过来,还是有一种“痛感”,所以小津写道:“在战地,只有靠积极精神下的现实主义,才能如实地看待实际存在的事物。”

这是不是小津所说的人的坚韧?人的坚强?这或者能强化他对人性的感受,但是这也造成了他对于战胜的强烈渴望。在滁县的时候,不在乎的小津注意了砍人的戏剧性效果,“砍人时也像演古装片一样。抡刀砍下时,会暂时一动不动。呀!倒下了。戏剧果然很写实。”而在经过安义的时候,看到墙上中国军人写的歌词:“中国的复兴,全恃最后五分钟努力,你们应该忍受过程中的一切痛苦,不久的将来,悲壮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就会飘扬在你们头顶。”小津发出了“战争必须得胜”的感慨。而最后对于日本的战败,小津生出了“我也不能独自苟活”,希望弄些安眠药喝下去“醉醺醺地爽快死掉”,而想到日本军人总是扬言战败就破腹自杀,他揶揄道:“看到这个,我心想日本人一定有战败的传统。虽说日本历史上不曾输过,但是我们的血液中一定流传着战败的经验。”

小津终于没有喝下安眠药醉醺醺死掉,活着归来的小津当然体验了战争,并将这种战争体验沉淀在内心里,但是他也终于没有拍摄和战争有关的电影。对于战争的态度,似乎是小津引起的最大争议,但是这被插入的战争,在小津的人生中构筑的风景,并不带有罪恶感,它回归人的坚韧和坚强似乎也只是小津纯属个体意义上对于生命的体悟,实际上在战后审视日本电影的现状时,小津才将这种感悟变成对电影本身的思考,战争带来的疲敝,战后社会的混乱,以及国民绝望的情绪,很多人认为这时的日本电影应该回避现实走向浪漫主义,但是小津认为,日本电影应该“正视严酷现实并致力解决这现实的写实主义电影”,这些电影才是真正的主流,而且会比战前更为彻底、更为深入——战后的小津并没有将自己的体验变成一种影像的直观,但是却延续着他一贯自由、自然的创作态度。

一九二七年“只是托了咖喱饭的福”,小津拍摄了古装片《忏悔之刀》而踏入电影界大门,他一生拍摄了五十多部电影,电影风格相对固定,“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这无疑是小津的一种坚持,“做豆腐的人去做咖喱饭或炸猪排,不可能好吃。”只做豆腐的小津从“写个剧本来”开始,“秉持这些概念认真地写”;只做豆腐的小津创造性地运用了低机位的摄像机,那种称为“锅盖”的特殊三脚架称为小津的标配;只做豆腐的小津反对“戏精”的演员,反对演员同时拍摄两部戏,他认为演员需要的是过硬的技艺,需要的是展现细腻的情感;只做豆腐的小津不喜欢拍外景,只有能在棚内拍摄的戏一定在拍内景,外景也都按照内景拍摄;只做豆腐的小津认为电影没有文法,特写不一定为了表现悲痛,人物对话不一定越过A和B之间的连接线,也不喜欢用移动、重叠、淡入淡出,他认为这些都只是技术的运动,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则……为什么小津只做豆腐?小津认为自己有天生不服输的强悍,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小津认为电影就应该轻松悠闲地拍摄,电影需要的是引发观众生理上的共鸣,导演通过摄像机深入思考事物,找回人类的情感,“只要拍出优秀的电影,就是创作出独特的文法,因此,拍电影看起来像是随心所欲。”

当然,小津更多审视的是日本电影向何处去的问题,他认为日本的电影格局太小,无论是编剧方面还是导演方面,无论是体制方面,还是演员方面,都需要学习,他喜欢新浪潮电影,也对美国电影给予了肯定,所以他希望日本电影能像街头充斥的长裙和其他流行一样,“永远通用的事物才是常新的”,这种新对于日本电影来说,是方方面面的,“新人方面,导演也好,演员也好,现在日本实行的制片人制度反而有妨碍新人出头之嫌,所以今年公司方面也需反省,让制片人尝试一些新的冒险。”而纵观自己的电影创作和拍摄,似乎也在遵循着这一条常新之路:《南瓜》是小津理解如何写分镜头剧本的开始;《肉体美》是第一部“有点像样”的作品;《公司职员生活》是上班族电影的先驱;《我出生了,但……》直接以切镜头作结束;《独生子》是第一部有声电影;《东京物语》是最接近通俗剧倾向的一部;《早春》是战后的第一部长篇,“但我刻意避开戏剧性,重复堆积不怎么起眼的场景,看完以后却能感受到上班族生活的悲哀。”《彼岸花》是第一部彩色电影;《秋刀鱼之味》完全没有腹稿,也没有秋刀鱼出现在画面上,“而是一种整体的感觉。”

“电影艺术——那是在企业中制造的快乐之物,必须更有包容力。”小津把电影看成是快乐之物,把生活看成是快乐之物,或者生活本身就是电影,这是一种自然的呈现,一种随心所欲的表达,是一种率性的创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中经历的一切在小津眼里并没有道德负罪感,那些生与死或者都是自然而应该的一部分,只是在战后更多的思考中,小津也纠正了自己曾经的战争体验,当初认为“砍人时也像演古装片一样”,在倒下时具有写实的戏剧效果,而现在小津觉得当时的很多电影“动不动就杀人”,认为刺激性强的才是戏剧,小津否定了这种观点,在他看来,“电影是以余味定输赢”,杀人和刺激不是戏剧,“只是意外事故”,而真正的电影不要意外事故,要是要以“是吗”、“是这样啦”、“就是那样啦”的腔调拍出好一点的故事——它就是现实,就是自然,就是余味,就是开豆腐店做出来的豆腐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