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加利亚旅行记

编号:W45·1951219·0228
作者:(法)埃蒂耶纳·卡贝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76年7月第一版
定价:5.95元
页数:415页

当然,与所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一样,伊加利亚只是埃蒂耶纳··卡贝心目中的“理想国”。19世纪的这部著作明显存在对共产主义实现“富裕和平等”和“文化享受”的社会的盲目乐观,所以马克思把埃蒂耶纳·卡贝说成是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伊加利亚中,生产资料公有,产品由国家无偿分配,领导由人民代表大会或公民大会民主选举产生…..这种人道主义的社会制度也是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共同向往的。


《伊加利亚旅行记》:共产制度是最完善的宗教?

但是我多么向往这个国家呀!…..我想亲眼看一看这个尽善尽美的社会,这个充满幸福的民族……一年以后我再回来结婚。
《第一章 旅行的目的 启程》

向往、体验、再返回,这是来自英国的威廉·加利斯达尔爵士规划好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的三部曲,但这一定是一个从开始到结束封闭的圆环?向往是对于混乱和黑暗现状的逃离,而体验则是抵达之后的亲身感受,但是当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当他看见的是一个充满幸福的民族,“一年以后我再回来结婚”是不是成为了一句空洞的承诺?而事实的确如此,当1835年12月22日,威廉和助手约翰离开伦敦,通过达加米利港口,乘船六小时后到达传说中的伊加利亚共和国,四个月后他却没有再回来–埃蒂耶纳·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一共三卷,在有限的阅读的第一卷结尾,威廉根本没有想回来的意思,那时的伊加利亚筹备召开协会的第一次大会,作为外国人,威廉希望在大会上能够庄严地宣称“在伊加利亚集会的外国人都希望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建立共产制度”,他把这个希望看到的结果称为“很大的胜利”,而且要更进一步,“努力争取那一大批在能否实行的问题上持否定意见的人改变态度。”

实际上,威廉和来自法国的欧文已经着手开始将伊加利亚的共产制度进行宣传推广,他们的目标就是改善本国的现状,将这一制度变成全世界最先进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第一次会议如果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威廉会离开伊加利亚共和国,但是似乎并不是为了刚开始离开伦敦时的想法:回来结婚,因为在伊加利亚,他已经爱上了历史学家狄纳罗的妹妹狄纳薏丝,而狄纳薏丝也爱他,他们正筹划和欧文、瓦尔摩三个人在一起的三对新人的婚礼。不管是对于最初的规划,还是对于婚姻的态度,威廉的确都违背了当初的诺言,当原处的计划被改变,当自己开始尽心尽力投身于共产制度的宣传和推广,那么这个目的在卡贝看来,明显是高于自己回来结婚这一私人目的。现在的问题是:威廉不愿离开伊加利亚的原因是什么?他的最终目的为什么要成为共产制度的推广者?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也是卡贝自己的态度,他在“序言”中说,“不论牺牲将是多大,我都决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顾一切危难,庄严地为共产主义学说的实现及其不断完善而奋斗终身。”为共产制度的实现奋斗终生,已经从这部小说的主旨变成了现实的目标。做出这个决定,卡贝是基于自我经历而立下的誓言,这个曾经在波旁王朝是是秘密革命团体烧炭党的成员,参加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后来因为反对七月王朝,被迫流亡英国,正是在自己流亡期间,受到了欧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所以当他在1839年回到法国时,开始写作“伊加利亚旅行记”,在这部用民间小说的形式写成的著作中,卡贝就描述了一个他所设想的共产制度的国家:伊加利亚。

“那里所有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都是理性、正义和智慧的产物。在那里没有犯罪行为,所有的人都过着和平、愉快和欢乐的幸福生活。”卡贝描述的这个“上帝所许诺的第二圣地”,“圣经上的伊甸乐园”,“神话中的仙境”,“一个新的人间天堂”就是通过威廉的所见所闻而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里的道路完善,运河四通八达,这里有美丽的田野,有诱人的公园,有可爱的农村,有宏伟的建筑,当然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所有制度都是理性、正义和智慧的产物。而所有这一切,都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共产。威廉准备乘船去往伊加利亚共和国的时候,在港口的工作人员说,缴纳的二百金币就是四个月的全部花费,只要进入伊加利亚,那么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什么交通工具都可以坐,什么样的服务、什么样的餐饮,什么样的住房,都不需要钱,因为伊加利亚没有商品,也不出售货物,“善良的伊加尔已经把我们从金钱这种瘟疫中解放出来,个人是禁止使用钱币的。”伊加尔是伊加利亚的领袖,他们称之为“独裁官”,是他带领伊加利亚人推翻了暴君通知,迎来了解放,是他建立了共产制度,是他给人民带来了幸福生活,所以伊加尔做出规定,全国禁止使用钱币–只有消灭了钱币,消灭了商品,才可能消灭不平等,才可能建立共产制度。

而来到伊加利亚之后,历史学家狄纳罗详细介绍了伊加利亚的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和历史概况,曾经的伊加利亚曾经被凶残的征服者占领和蹂躏,只有又被凶恶的国王和贵族们压迫和统治,那时候工人们痛苦万分,妇女们不幸之际,“和地球上整个人类的命运一样,过着悲惨的生活。”而曾经遭受过这种生活的瓦尔摩祖父的回忆里更是有着不堪回首的场景:“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我参加你们一位大贵族的盛大宴会以后出门的时候,竟然看见两具几乎光着身的尸体,是冻饿而死的母子俩。”所以在穷苦的马车夫的儿子伊加尔的带领下,伊加利亚人通过革命斗争推翻了暴君统治,建立了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的一切都建立在平等基础上,“所有的人都是成员,都是公民,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平等的。社会分配给他们的负担和利盆都是平等的。也可以说,所有的人组成一个统一的大家庭,它的成员是以博爱的精种结合起来的。”在这里,所有社会成员都一律平等;在这里,每个人都从事一种生产,并且每天劳动同样长的时间;在这里,劳动工具和原材料都取自社会资产,而所有的土地产品和工业产品都储存在公共仓库;在这里,食品、服装、住宅和加剧,都是社会资产供给;在这里,儿童的教育平等,“就如平等地供给食品一样”;在这里,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是人民的一份子和民卫队的成员;在这里,人民是主权者,主权属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有权制定或委托別人制定社会公约、宪法和各种法律;在这里,公职人员都是人民的受委托人,都由选举产生,有一定的任期、向选民负责并且可以被把面;在这里,人民代表大会由两千名代表组成,他们同堂讨论议案,而重要的法律,例如宪法,则需要提交全体人民批准……按照狄纳罗的说法,“我们的政治结构是一种民主共和政体,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近乎纯粹的民主制度。”

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种共和政体?因为伊加利亚人受尽了曾经不平等的苦,他们深切了解到,如果不实行平等的制度,就不可能有幸福,所以全体人平等地组成一个社会,当权利和义务都平等,当社会分配的负担和利益都平等,就不会有贫富差距,就不会有权力大小,就不会有阶级对立,所以伊加利亚没有穷人,没有犯罪,人人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当卡贝通过威廉的所见所闻,展开了一个共产社会的美好画卷,并不是回到原始状态,在他看来,这种共产制度在工业不断发展的阶段同样适应。在刚进入伊加利亚的时候,他听瓦尔摩说起有人要发明一种比蒸汽汽车还有强大的动力,它是由一种蕴藏量比煤炭还要丰富的能源产生,这种能源叫“索鲁伯”,通过这种能源产生的动力“将掀起另一次工业革命”,而这将使得铁路事业有更大的发展。

掀起另一次工业革命,当然是对于现实中英国工业革命而言的,伊加利亚在工业革命上可以不断升级,而在现阶段,发展程度也超越了英国的现状,“这个国家的工业超过英国,艺术高于法国;任何別的国家都看不到那么多的巨型机器;那里的人乘坐汽球旅行,他们的空中节庆,使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节日盛会也黯然失色。”威廉参观了城市和农村,进入工厂,亲眼目睹伊加利亚的工业化水平,在一家国营印刷厂里,他看到种类齐全的机器,“几乎全部工序都机械化了”,这些机器代替了将近五万个工人的工作。所以伊加利亚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原始的乌托邦,它在工业机械化和产业化方面大步前进,显示了卡贝一种与时俱进的思想。

但是,在伊加利亚实现共产制度,是不是真的只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体是不是可以消除不平等?用理性、正义和智慧建立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是不是可以维持真正的平等?在“序言”中卡贝就指出了目前社会的丑恶和不幸产生的根源,不是大自然的意志,而是社会制度,“这种制度最根本的弊病不正是那作为它基础的不平等制度吗?”所以卡贝说自己深入研究历史之后越来越深信,“不平等制度乃是人们划分为贫穷与富裕的根源,是包括来自贫富两方面的各种弊害的根源,是贪欲与野心、嫉妒与仇恨以及各种纠纷与战争的根源;一句话,不平等制度是任何个人和民族所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根源。”找到了根源,也就可以从根源入手,所以他认为,“只有实行财产共有才能出现这样的社会。”为此他把这部《伊加利亚旅行记》看成是阐述自己政治主张的一篇论文,而且在他眼里,这不是一种可不可试验的可行性分析,而是一种“真理”:“只要一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真正地采纳了共产原则,就不难使共产社会成为现实。”所以他把“伊加利亚旅行记”看成是一部经过自己长期劳动、浩繁研究和不断思考而写成的“道德学、哲学和社会政治经济学论著”。

把社会问题只归结为不平等制度,将人类未来的出路只设置了建立共产制度,这当然是一种幼稚论,通过威廉见闻和体验的一切甚至都只是一种表象的东西,暂且不论马克思做出卡贝是“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仅仅从这部哲学和社会小说中,其实完全可以看见卡贝的空想论。第一个问题是:当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一员,为什么领袖伊加尔独享有各种权力?当每个人被平均分配食物时,他们在饭前都要为伊加尔干杯;学生的德育内容之一,是每天早晨要唱歌颂伊加尔的歌曲;每年的国庆节、革命周年纪念日,都要举行独裁仪式,人群会在六十个乐队奏起的乐声中高声呼喊:“伊加尔独裁官万岁!伊加尔独裁官万岁!”

这些感恩的仪式,这些纪念的方式,是不是使得伊加尔享有了更高的荣耀和权力?被称为“独裁官”是不是就是一种偶像崇拜式的独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耶稣–伊加尔从以前是木匠的儿子,尝过工人和穷人的种种苦难,所以他要解放伊加利亚人,而他走上革命道路就像是一种救赎,他从基督教的祷文开始那句“我们在天之父”里得到启发,认为一切人都是兄弟,都是平等的,而组成大家庭就应该像兄弟一样相爱相助,所以即使之后脱离了教会,开始了革命事业,以及最后推翻了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他作为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身后的一切似乎又超越了作为杰出英才的存在,在伊加利亚人眼里,它是善良而勇敢的领袖,是人类最优秀的人物,是工人、农民和公民的恩人–这一切似乎都无可厚非,但是当他被当成了神,是不是就在无形之中反而建立了一种不平等?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是,在伊加尔取得了革命胜利之后,全国代表大会废除了本民族的旧名称,而改为以伊加尔命名,同时国家称为伊加利亚国,民族是伊加利亚族,首都叫伊加拉,居民一律叫伊加利亚人。

从国名、民族名、首都名,到居民的统称,一切都被打上了“伊加尔”这个独裁官的烙印,这是一种纪念,但是这种纪念方式就是不平等的象征,也就是没有把伊加尔当成是一个普通人,更不是社会中平等的一员。也就是从这个神化的象征出发,当伊加利亚建立了理性、正义和智慧的制度,也就把制度本身当成了宗教,按照瓦尔摩的说法:“我们的宗教信仰不也是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吗?你不是也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吗?信仰不是也应该象人们的爱好一样受到尊重吗?”所以这里的宗教就是一种平等的道德观:“它除了促使人们彼此友爱,亲如手足之外,別无其他的作用;它教人用以律己的,不外是下面三个信条,就是:爱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必施于人。”

一方面否定上帝的存在,否定这个独一无二的神,否定有“物之主,宇宙始祖!宇宙万物的建筑师”,否定圣经的绝对权威性,伊加利亚的宗教会议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明,不相信圣经来源于神明,不相信给摩西启示的神明,也不相信存在一位具有人的形象、能够赏善罚恶,接受祈祷的上帝,而另一方面则把伊加尔奉为神明,把他所创立的一切制度等同于圣经,将他的道德学说视为宗教,“共产制度本身不就是哲学的最完善的概括,不就是见诸行动的最纯洁的道德吗?它不是已经最彻底地实现博爱原则了吗?它本身不就体现着最高尚的品德吗?一切宗教不都是标榜它们的目标是为人类缔造幸福,但是却又从来沒有做到吗?共产制度不是已经事实俱在地实现这个目标了吗?”

所以当推翻一种不平等社会,建立的却是另一种不平等。而在伊加利亚对制度的执行中,似乎和现实之间也是脱节的,威廉所看见所体会到的是它的平等意义和先进水平,但是当瓦尔摩、威廉都为情感问题发愁时,这一社会矛盾便凸显出来,威廉甚至将失恋视作是人间的苦难,而威廉更是仿佛到了世界末日,在这样一种内心痛苦的时候,很可能会发生极端事件,威廉当时就想三天之后永远离开伊加利亚。最后他没有做出极端的事情,似乎就是因为伊加利亚对人的道德教育起到了作用,在失恋事件没有发生之前,瓦尔摩说在伊加利亚没有犯罪,威廉当时反问了一句:“难道不会由于別的原因,譬如说由于恋爱或者嫉妒而发生谋杀、决斗和自杀等事件吗?……”而瓦尔摩说,因为这里的教育被人培养成了真正的人,每个人都学会尊重别人的权利和意志,并根据理性和正义来行事。所以人人都抑制了自己的欲望。

把犯罪看成是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发生的悲剧,所以通过理性和正义教育来避免此种情况发生,但是当威廉的情感发生变化之后,这种说法似乎又站不住脚,他在昏迷了七天之后醒来,知道了狄纳薏丝也爱上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威廉当然没有选择极端方式,更没有走上犯罪道路,但是当知道狄纳薏丝和自己深深相爱,他们曾经做出的诺言在爱情到来之后都彻底废除了,而威廉本来就是在一年之后回到伦敦结婚,而现在当他决定和狄纳薏丝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为了另一种欲望,而在自己的未婚妻面前,是不是也是一个背叛者?这似乎又是一种潜在的不平等。而在伊加尔和感情问题上具有不平等之外,还有一个更匪夷所思的制度:对外殖民。伊加利亚实施了规模庞大的教化计划,就是在一块几乎荒无人烟的肥沃土地上开辟殖民地,和邻近的盟邦协商共同建立殖民地,然后把一些家庭移民过去,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而所有这一切的出发点只有一个:给落后地方带去先进文明,“我们传播了文化,并且要让它无止境地发展下去!”让野蛮部落进入文明时代,建立新的伊加利亚,这种文化殖民透露出的就是优劣自明的观念,把那些原住民当成是野蛮人,把自己当成是解放人类的拯救者,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伊加利亚中心论”,难道那些所谓的野蛮人放弃自己的生活面对殖民还兴高采烈?

冲突和欺骗、混乱和纠纷、压迫和灾难,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当把这一切归结为不平等这唯一的原因,卡贝显然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共产制度是先进的,是平等的,是可以消除一切的问题,是可以构建幸福的生活,这便是卡贝追求的真理,这就是卡贝想要的理想国,只是在表象意义上,在宛如空中楼阁的存在中,他无非是建立了思想上的殖民地,“我们的善行使我们能够和平地获得一个新的伊加利亚,使野蛮部落进入文明时代,而且,为人类继续征服世界上那些还没有开发的地区做好准备。”殖民需要的是征服,征服是占有,所以这一切又是不平等的另一个根源。

 

国家与革命

编号:W53·1951219·0226
作者:(苏俄)列宁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64年9月第一版
定价:0.27元
页数:113页

正是这本经典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在列宁时代发展为列宁主义;正是这本经典著作,为苏俄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源泉;也正是这本经典著作,使“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列宁以一个革命家的胆略建立了一个系统的“国家理论”,并在之后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法宝。本书共六章,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的经验》未按计划写成。


《国家与革命》: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

革命不见了!这正是机会主义者所需要的。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

1899年,他们说:“我仍然坚持革命的观点”;1902年,他们说:“我特别承认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9年,他们说:“我承认革命的新时代已经到来”;1912年,他们说:“既然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对于国家的任务,那末我还是要反对马克思在1848年说过的话而倒退”……从1899年到1912年,他们一直在说,而且都说到了“革命”,但是当所有的声音变成一种声音,在1917年的拉兹里夫湖畔,秘密状态的列宁,却听不见“革命”,它仿佛消失在烟雾弥漫中,只是成为马克思著作中的那一个词。

当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1894年写下《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开始了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当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写下了《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将矛头对准了机会主义者;当考茨基和“左翼激进”派的潘涅库克开始了争论,似乎马克思主义者正高举大旗,用自己的声音回答关于国家、政权、革命的意义,但是当经历了二月革命、遭遇了七月事变,当反革命势力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力量进行镇压,当政权落入了资产阶级手中,1917年的列宁不仅听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软弱,不仅看到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妥协,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变成了另一种机会主义者,他们抹杀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不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取政权,甚至完全忘记和歪曲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使得“革命”不仅只是存在于马克思的著作中,还被搁置起来,“他们没有教导工人群众说,工人们应当起来的时候快到了,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统治变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时候快到了。他们不但没有这样教导工人群众,反而教导工人群众相反的东西,而他们对’夺取政权’的了解,则给机会主义留下了无数空隙。”

正是“无数的空隙”成为一种反动的机会主义,列宁说,“普列汉诺夫正是这样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当资产阶级尾巴的半学究,半庸人”;说“考茨基在1914-1915年危机最尖锐时期怎样最可耻地表现出张皇失措,堕落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地步”;说“第二国际绝大多数正式代表已经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庸俗化了”的关键时刻,必须重新扯起革命的大旗,重新定义国家,重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在《初版序言》中,列宁列出了“口头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沙文主义”的长长名单,他们在世界各地的社会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在对“国家与革命”的错误观点中,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正是因为是迎合,所以“自己”被放在了括号里,成为一种非自我、拱手相让的态度,而正是这种态度和实践,使得革命面临危险:“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

国家应该是自己的国家,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以在秘密状态中的列宁写下了《国家与革命》一书,副标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这里就涉及到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国家,一个是革命。什么是国家?列宁为了“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他从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入手,重新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概念: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列宁认为,恩格斯在这里阐述国家的时说到“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当社会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又无力摆脱对立面,就需要有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力量包括拥有监狱等特殊的队伍。这个关于国家的定义却受到了另方面的歪曲,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认为只有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并且认为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但是它却忽视了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须进行暴力革命,而且必须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国家不仅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且必须依靠暴力革命才能使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所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必须以革命的方式获得政权,恩格斯论述道:“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

这其实是另一个阶段,那就是国家的消亡,恩格斯说:“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自行消亡”看成是一种和革命无关的过程,从而来抹杀革命,甚至否认革命,但是列宁援引恩格斯的观点,国家的“自行停止”是“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以后的事,也就是说,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的事,是先有革命才有国家的消亡,恩格斯甚至把革命直接称颂为“暴力革命”,暴力除了作恶以外,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即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死硬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所以总结马克思主义最早关于国家的学说主要是两点: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为了阐述这两个观点,列宁按照历史的顺序分三个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是在1848年革命前夜写成的,而当1848年革命发生之后就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革命经验,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列宁认为,国家不是小资产阶级空想者所认为的是超阶级的组织,它是一种特殊的强力组织,是用来镇压某一阶级的暴力组织,而无产阶级就是通过国家力量来镇压资产阶级,所以在革命意义上,无产阶级就必须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1848年-1851年的革命经验中,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而当1871年的巴黎公社建立之后,革命经验就变成了实践,马克思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修改”,指出:“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简单地夺取政权,而是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1871年出现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为马克思提供了审查和发展自己的理论的依据。马克思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依据,对巴黎公社的经验作了极仔细的分析,得出了“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 “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的结论。

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过72天,但它的伟大革命实践充分地检验和证明了马克思在1848–1851年革命期间提出的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列宁对马克思的这一结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和’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他认为,1971年的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多数,唯有巴黎公社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进行革命,也成为一次把真正的多数吸引到了运动中来的“人民”的革命。所以从1871年的公社经验中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希望,列宁认为,1905-190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象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那样取得“辉煌”成绩,但这无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的”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都自己站起来了,给整个革命的进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设新社会来代替正在破坏的旧社会。”

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打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也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列宁对马克思国家观点的第一层阐述,而恩格斯说在革命之后,国家还会“自行消亡”,列宁认为,国家消亡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是暴力革命结束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国家就开始消亡了,而是要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还必须有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还必须有特殊机器即“国家”,这个阶段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没有了人剥削人的现象,但是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所以按照产品按劳分配来说,依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占统治地位,还需要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保卫劳动的鹏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这一阶段过后,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学会了管理国家,当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恶心不需要监督,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当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消失,也就意味着国家愈民主,“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这个时候,国家便开始“自行消亡”,共产主义社会就走向了高级阶段,就如恩格斯所说:“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取得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通过国家的力量镇压自己的敌人,只有当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复存在了。列宁从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说中建立了“国家与革命”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就是根除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对于国家的误读,所以革命不是让步,不是妥协,不是调和,而是暴力,是摧毁,是打碎,虽然过程崎岖,坎坷,漫长,但是“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所以站在1917年革命风暴中的列宁,已经挥动了拳头站在了革命的最前列——当原计划的第七章只留下详细提纲的时候,并不是文本的阙如,而是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始书写了最具革命意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