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盘园主义

编号:C28·2001211·0545
作者:作者:李弘
出版:鹭江出版社
版本:2000年10月第一版
定价:23.00元
页数:404页

什么是棋盘园?什么是棋盘园主义?李弘的说法是把人拖进一个远离现实的胡同里,又让你觉得你就生活在这里不愿走出去。“使用价值是可以伪造的。”这个主题显然有些深奥而不大像那个胡同里仅有的一点光。李弘当然还有另外的精神追求,借一个历史传说表达对现世的看法,怪诞中透出颠覆的快感。

财主底儿女们(上、下)

编号:C27·2001211·0544
作者:路翎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5年3月第一版
定价:48.00元
页数:1318页

路翎显然是把《财主底儿女们》当作史诗来写,那是一个充满毁灭与新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生活的人谁也都可能成为史诗的主角。蒋纯祖几乎是一个独行侠,登上高峰时才知自己面临着悬崖。“他所看见的那个目标,正是我们中间多数人因凭借无辜的教条和劳碌的打算而失去的。”路翎的错误和伟大是他把自己当成了蒋纯祖,在那个不需要诗的年代。


《财主底儿女们》:在末尾我将不能开怀大笑

 

战争将是桥梁,这个民族要从此岸达到彼岸。虽然这个彼岸,在开始的时候,是曚昽的,只存在于这个民族底愿望中。正如人过桥的时候,彼岸是矇陇的,但由于情热和痛苦,这个人心中有光明照耀:他是逐渐地看清了彼岸。果实成熟,就会落下来。
——《第二部·第一章》

从此岸到达彼岸,必须要经过那座桥,但是在残酷和牺牲的战争面前,过桥有时候是逼迫的行动,有时候是主动的跨越,但是必须要有的动作是转身,无奈也好,奋进也罢,模糊的意识也好,清醒的行动也罢,只有到达彼岸,才能越过可能的深渊,才能避开汹涌的河流,只是这种充满着救赎意义的行动在更多时候是一种理想主义,那彼岸会是光明的?那果实会成熟,会掉落下来?很可能那仅仅是一个虚幻的梦,可是即使虚幻,即使曚昽,也需要这样一种说服自己的力量,这样一种象征民族的精神,在战争的破坏和毁灭中,燃烧热情和痛苦,激荡时代的呼喊,奏响青春的交响。

可是,战争或者只是一种强力的爆发,甚至只是暴露一切弱点的外力,从一·二八战争,到七七事变,在这片叫做中国的土地上,所谓新生其实有着太多的桎梏,有着太多的阻力,有着太多的矛盾和斗争,哪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哪一条道路能指向彼岸,对于所有的人,或者都需要从转身的动作中,在战争的洗礼中,在悲剧的承受中,走过那座桥。走是一种态度,一种方向,蒋少祖曾经沿着自己的方向走过,蒋蔚祖曾经以牺牲的方式走过,而蒋少祖呢,曾经也以孤独而决然的态度走过,还有蒋淑珍、蒋淑华、蒋淑媛、蒋秀菊,都曾按照自己的方式走过,他们,她们,都是“财主底儿女们”,但是每一个人似乎都在这纷乱的世界里矛盾着,在层出不穷的变幻里,在如火如茶的冲激中,在鲜血淋漓的斗争里,他们或者迷惘,或者退缩,或者悲观,或者自我,在各自的命运面前,似乎只有痛哭和高歌,才能最终让人们看见那一颗果子,在生命的尽头掉落下来。

“悲苦的,中国啊!”这是对于民族的深深悲悯,这是无法逃避的时代宿命,悲苦是因为陷入在黑暗中,悲苦是因为看不到未来,悲苦是朽坏的制度和社会。在没有新生之前,一定是那种挣扎,那种迷惘,那种被权势控制的不自由。“财主”就是旧时代里那种不死的称谓,他叫蒋捷三,苏州最有名的头等富户之一,他代表着权势,代表着财富,代表着此岸,“他底生活很刻板,象一切老人一样。在这个笼罩于权势底暗影和现实酌财富下的古老的家庭里,老人底强力的性格无处不在,使得走进去的人要感到某种寒冷;好象他们遇见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他们认为已经成了做恶梦的资料的。”蒋家的世界里,是老人固守的准则,那准则是读书、礼节、罚跪和爱抚,那准则是个人娱乐的古董和家族存在的后花园,那准则是以少年时代阅历为模型占有的假山和河流,粗大的精细,华贵的摆设,对尘世的轻蔑,以及被破坏的愤怒,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后也有着对破坏者的仇视,但是那种仇视里分明是对于失去家业的不舍。

而在这个家族里,蒋捷三所谓的森严规矩,所谓神秘的法则,所谓寒冷的性格,也是一种对现实的深深不满,曾经他就是一个受害者,一个牺牲品,那个出身不洁的歌女似乎是整个家族的污点,不美、势利,以及多病,但是在这样一种畸形的爱恋里,他似乎失去了一切,而当他老去的时候,也似乎要用疯狂来弥补损失掉的青春,而这种疯狂,对于整个家族来说,其实就是新的悲剧的源头。蒋蔚祖就是这样一个牺牲品,“蒋蔚祖在他和金素痕底关系里表演着一种单纯的、情热而苦恼的恋爱,这是命运给单纯的男子在遇到第一个女子时所安排的。”这个蒋捷三最喜欢的儿子,却从来就是一个单纯而软弱的人,他遇见了金素痕,却再也没有走出来,几乎整个一生都被操纵在美貌的妻子手里。而这种像是蒋捷三和那个歌女故事翻版的爱情,也终于使得蒋蔚祖跌到在悲剧的世界里。

路翎:我听见了光明、斗争的交响

她是漂亮的妻子,她是贪婪的女人,也是感情的背叛者,她反过来控制着蒋蔚祖,使得他更走向了软弱的一面,“蒋蔚祖想到人类是堕落得很深了,但自然界却永远顺从,静穆、崇高。他拾了一片落叶,嗅着它,带着温柔的,安宁的心情慢慢地行走着。”被控制在女人手里,对于蒋捷三来说,才第一次体会到一个男人的悲哀,但是即使在蒋蔚祖变疯的时候,金素痕也没有停止伸出那只控制别人的手,也没有停止觊觎家族财产的贪欲,甚至开始和蒋捷三分庭抗礼,“蒋捷三在绝望的愤怒中锁起了蒋蔚祖,接着就准备用毒辣的方法打击金素痕。”而实际上,这样的对立唯一牺牲的人只有自己的儿子蒋蔚祖,他靠的是权势,她靠的是计谋,他骂她:“跪下!不要脸的东西!伤风败俗,强盗人家!”她反击他:“三条人命在你们手里,好一个蒋家!”而他变成疯子,变成乞丐,最后在绝望中,“迅速地,被某种巨大的力量压迫着,他蹲下来,跃下了悬崖,凶险的旋涡立刻就把他吞没了。”

金素痕的对抗无非是用自己的强制手段获得蒋家的财产,而在旧时代瓦解的过程中,蒋捷三所维持的那个家族已经分崩离析,在一个头脑中不存在法律不存在政府的世界里,“老人要活,没有想到某一个严厉的、冷酷的东西会比他走得更快。”他的世交被政府锁了庭院,因为债务关系,蒋家的住宅也被封,而且随着蒋蔚祖的逃离,表面风光富足的蒋家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文契几乎被抢光,儿子生死不明——这个家庭是破散”,而即使在这个破散的家族里,蒋捷三还想奋力一搏,也再无力气,在悔恨和孤独中逝世。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但是蒋捷三的死,却在这个纷争的家族里,暴露了更多人性的贪婪:“蒋淑珍阴郁而平静地陶醉于死灭;沈丽英陶醉于那种热情,那种奇特的悲哀的享乐,傅蒲生陶醉于分赃;王定和夫妇陶醉于权力,侮慢,和斗争;金素痕陶醉于一切人底陶醉,因为在这场戏里,她所演的是优越的主角,蒋蔚祖则陶醉于侮弄人世。”

“在这个夜里,是有着各样的悲哀,各样的兴奋与陶醉。在蒋捷三底死亡前面,这些人是赤裸裸地显出了生命。”一种死只是对于蒋捷三那个时代的终结,却也是新的混乱时代的开始,就如蒋捷三曾经的愤怒一样,“谁的力量?中国这大的地方,这多人,几万年怎样活下来的?偏偏到你们手里!可怜的畜牲啊!”谩骂其实是另一种权势,而当一切分崩离析的时候,当新的危机到来的时候,不管是家族命运,还是国家命运,或者已经开始了新的嬗变,而在这场险恶和迷乱中,蒋少祖是第一个寻找出路的人。

其实,接受了新思想的蒋少祖从一开始就站在了父亲蒋捷三的对面,他脱离和家族的联系,来到上海,“财产和叛逆造成了他底顺利的境遇。”但是脱离旧有的生活,并不能真的顺利找到自己的出路。他一开始像大多数青年一样,内心里只有自己,那是一种“注意自己、娱乐自己”的个人主义,那是一种用自己的勇敢创造现代文明的英雄主义,“在战争期间,年青的蒋少祖每天得到新的兴奋,新的激动。”不管是个人主义还是英雄主义,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注定是苦闷的,甚至是矛盾的,已经和陈景惠结婚,却还想着和他一样不能忍受旧有生活的王桂英,而当王桂英怀有了他的孩子,他却用一种逃避的方式远离束缚,而王桂英,从一开始坚决要生出这个孩子要养育这个孩子,但是最后却以残忍的手段将他杀死,“我杀死我底女儿……我自己亲手埋葬她!”当世界无法建立自己的秩序时,个人主义的悲剧就是自己成为那一个制造者和受害者,而蒋少祖在王桂英离开、孩子死去之后,所痛恨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盲目和逃避,而是将一切怪罪于整个时代:“我底孩子,我底爱人,——残酷的世界把这一切全粉碎了!覆没了!但是,很简单,以残酷回答,活下去!我们没有自由,专制的世界逼迫我们犯错——错?这些原是我们底权利!我们要留下自由的天地,用血肉生命,赤手空拳!不,我无须想,很简单,横竖是这样一个生命,怎样安排都是无所谓的,可以冲破!有谁敢向我投第一个石子?我没有智慧,热诚,忠实?那些可怜的混蛋和蠢货……”

个人主义总是高高在上,英雄主义总是自我辩护,他痛心那些零碎的事业在大潮里暗淡,他坚信自己“只爱真理”,他反对一切的独断和人性的残酷,他崇拜伏尔泰、卢梭,甚至尼采的超人哲学,他渴望自由的生活,他甚至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痛恨上海的买办资本家,但是在战争的不断毁灭中,在美好的理想不断远离中,他却在充满幻想的世界里挣扎,在轻蔑和愤怒中寻找出路,“蒋少祖活跃地参加政治,然而政治使他迷惑。他认为反抗文化底机械主义是他底使命,走到骄傲的神秘主义旁边,又走到正直的理性主义旁边去。”而真正的出路对于他来说,也仿佛是一个虚幻的梦,那个梦就是:“中国没有替他铺好平坦的道路。”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一个与旧家族和旧思想决裂的知识分子,蒋少祖的心路历程也有过不同的转变,他是复杂的,是多元的,他也曾为父亲和冯家贵的死去而感到痛苦,“而这种沉默的,微贱的死,是最商贵的!”他也曾自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单纯的理想家变成实践家,他也曾希望中国能建立民主的,近代化的,强大的国家,但是在战局的变化中,在形势的迷离中,曾经讽刺过大众“不过想找一条路罢了”的想法却无情地变成了自己的信条,参加抗日组织,为陈独秀辩护,认为汪精卫是唯一清醒的人……如此种种,也让他最后陷入在自己的矛盾中,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他看不到哪里是彼岸,甚至不知道前面就有一座可以跨过去的桥梁,中国没有铺平道路意味着一切都是被动的,一切都是茫然的。

可以说,蒋少祖是“财主底儿女们”中第一个站在时代前沿的人,也是第一个想要拯救自我和民族的人,但是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却是孤寂的,甚至是脆弱的,最后依然找不到最后的出路。而同样的迷惘也在弟弟蒋纯祖身上,这个在动乱中成长的蒋家最小儿子,见证了家族的没落,见证了生命的贪婪,在他的内心深处是孤独,是悲凉,是毁灭,“他的结论是在人间,只有死,才是真实的。”一种悲观主义的思想,在蒋少祖的影响下,才慢慢认识到自我的命运,认识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但是,这种寻找出路的方式也打上了如蒋少祖一样的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而这种英雄主义在混乱的战局中,有无可避免地陷入到幼稚病带来的软弱中。

“他是没有一点能力,怀着软弱的感情,被暴露在这个各人都在争取生存的残酷的世界中。”如果青春的故事都在这样一种软弱里,如果生命的意义都在这一种悲观里,那么他实际上会和蒋少祖走上相同的迷惘之路,甚至会和蒋蔚祖一样在无情的打击中变得疯狂,在自我的封闭中走向绝望。但是蒋纯祖却经历了更残酷的战争,经历了更广阔的浪潮,也经历了人生的蜕变,而在这种痛苦和愤怒的历练中,蒋纯祖也逐渐找到了那一条青春的救赎之路。

“七月七日是一个浪潮,八月十三日是一个更大的浪潮,于是开始了民族战争底洪流。”这是战争的新阶段,而在这个新阶段,似乎一切都被破坏被摧毁了,而在这种破坏和摧毁中,却也孕育了新生。从上海逃离,见证难民和死亡,对于蒋纯祖来说,那个被打死的军官第一次让他感到了活着的意义,“一时的堕落,他就牺牲了!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他是谁:他是一个人!”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这样的人本主义在蒋纯祖的内心变成了秩序重构的开始,要让一个人具有尊严和自由,就必须去除人类的罪恶,“因为生命太艰难,因为人类自相残。”而在这种人本主义的意识里,对于一个青年来说,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对于爱情的向往,无论是傅钟芬的天真,还是黄杏清的纯洁,无论是高韵的纯净,还是万同华的宽容,在不同的女性世界里,蒋纯祖总是看见那些照亮自己的光芒,从一开始怀疑爱情的无聊和堕落,到后来的追逐,再后来甚至变成心底的愤怒,其实都是蒋纯祖对于生命的一种尊重,一种返回人本的理想。

但是这种尊重,有时候却也变成了一种征服,他相信自己并非是弱者,所以要骄傲,但是在疯狂追逐的背后,却也变成了他的强力意志:“在最初,他理想自由的、健全的。甚至是享乐的生活,他竭力克服他底阴暗的,旧有的感情;其次,到了绝望的时候,他想到结婚等等,他觉得只要高韵和他正式地同居,使别人承认了这种关系,一切便好起来了:在这个社会里有一种名义,做一个正直的丈夫,是一件痛快的、骄傲的事,这种名义,伴随着家庭底伦理,可以强迫高韵顺从,于是他便可以依照自己底意志来训练她。”这是一种矛盾,而在这样的征服里,他有希望得到宽恕,“假如有上帝,上帝饶恕我!”所以在战争的残酷中,在爱情的转变中,蒋纯祖迫切需要的是一种照见自己理想的光芒,“春天会来临,阳光会照耀,——我底亲爱的克力啊!”谁是克力?没有人知道她是谁,而在蒋纯祖的呼唤中,她像一个上帝,像一个理想,支配着自己充满痛哭的生活。

希望伴随着绝望,理想伴随着现实,而正是这种矛盾,让蒋纯祖也成熟起来,石桥场的批斗和之后的流亡,让他更清楚地听到了这个时代最壮烈的呼号和最光荣的命令,那就是“前进”,而这种前进的力量直接使他和蒋少祖决裂,做着参政院的蒋少祖似乎走在了那条铺好的道路上,“他很想帮助弟弟,假如弟弟能够顺从他一点点的话,假如弟弟能够继承他底事业,弥补他底错误的,不可复返的青春的话——假如能够这样,他确信他将乐观地牺牲自己,瞥见永恒。”但实际上这样一条道路,对于经历了战争的逃亡,命运的转折,人生的苦痛的蒋纯祖来说,只不过是重走哥哥的老路,重新回到那种英雄主义,甚至是妥协的英雄主义,所以他把哥哥叫做“可怜的人”,愤而离去。

并不是没有矛盾,并不是没有纠葛,在蒋纯祖身上处处体现的就是现实和理想的斗争,无论是冒险也好,无论是悲观也罢,但是却一定是为了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出路,“在我底身上,是上帝和魔鬼,我是遭到了人和神的愤怒!”所以在这种愤怒面前,他也独自承担,承担责任,承担苦难,“茫茫的中国啊,我对你,自然是永远不厌倦,但是啊,我底生命短促,在末尾,我将不能开怀大笑的罢!”最后是承担伤痛,那一场疾病就像是一个隐喻,在中国这片大地上,也处在患病的时代,也处处是患病的人,关键是在在这样的疾病面前,如何不沉沦,“他厌恶他底腐烂了的躯体。他不是恐惧那个抽象的、不可思议的死亡;他是恐惧他底腐烂了的肉体。”和万同华的婚姻或许是一种解救的方法,但是内心对于苦难的体悟却让他拥有更多的力量,拥有更多不想死的理由,“他看见了朱谷良和石华贵,蒋少祖和汪卓伦,看见了高韵,陆积玉;万同华和孙松鹤。他们消失了,而他在哪里见过的,无数的人们在大风暴中向前奔跑,枪枝闪耀,旗帜在阳光下飘扬。他听见有雄壮的军号的声音。”

在末尾不能开怀大笑,在末尾需要的用精神延长生命,而当那个夜晚,“他清楚地意识着他所有的一切,一直到最后。痛苦的、飘浮的状态继续得并不久,他离开了,大家寂静着,夏夜和旷野,一切都寂静着,他,蒋纯祖,从此不再起来了。”身体之死,是痛苦的死,也是纯净的死,或者蒋纯祖到死都没有真正看见彼岸,看见未来的道路,但是在这样一种深刻体悟生命的意义,深刻痛恨残酷和迷惘的时代,深刻觉醒个体的救赎,却也是奏响了青春的强音,“我希望人们在批评他底缺点,憎恶他底罪恶的时候记着:他是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并且是高贵的。”而这种忠实和勇敢,就是新生的力量,就是重建的精神,就是青春必定会抵达的彼岸。

白色花

编号:S28·2001211·0543
作者:二十人集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0年7月第一版
定价:18.00元
页数:353页

这是一册“七月派”诗人的合集,合刊于1980年,是文艺界重新吹起春风后对这批诗人的总结,这些诗作大都作于三四十年代,是“七月派”诗人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些诗作中跳跃着生命的激情,真善美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要开作一支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阿垅1944年作的《无题》就是对“七月派”诗人最好的肯定。


《白色花》: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象是要展翅飞翔……
——曾卓《悬岩边的树》

或者会倾跌进深谷,或者要展翅飞翔,或者是向下的黑暗,或者是向上的光明,或者是被埋没,或者是主动战斗,那悬崖边的树,呈现出两种形态,面向两种命运,但是不管如何选择,树有着弯曲的身体,而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一种伤痛的痕迹,一种变形的结果,是风造成了这一切。而这风却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能将一棵树吹到了平原的尽头,能将一棵树吹到临渊的悬崖,甚至能将一棵树造成变形的身体,一定有着巨大的力量,甚至可以摧毁一切。

但是一棵树的命运在映照着风的过去之外,也折射着自己的历史,她曾经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曾经沉浸于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即使孤独地站在那里,也是寂寞倔强的象征。而当它被风吹向了悬崖边,它依然没有死去,即使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依然保持着飞翔的欲望。一九七〇年,当曾卓写下《悬崖边的树》,是不是看见了自己经历的一切,是不是也看见了一个倔强的生命对于天空的向往?而一种生命的选择在一九七〇年其实并不完全写进了历史书中,因为在经历了一切之后,在遭受了不平之后,在被风改变了形状之后,“七月派”的诗人们还是“要展翅飞翔”。

可以看成是某种苦难经历的反思,也可以看成是某种战斗激情的唤醒,在一九七〇年以前,对于曾卓来说,那奇异的风是一九四〇年那个身为“叛离者”的女郎,“曾经用美丽的谎言来欺骗我们的/是她;/曾经用前进的姿态来吸引我们的/是她。(《门》)”但是面对哭泣的叛离者,门始终不为她而开;那奇异的风也是一九四一年青春中的玫瑰,身上的刺刺伤了手指,滴下了血珠,但是即使面对伤痛,“让玫瑰装饰你的青春,/血渍装饰我的青春。(《青春》)”那奇异的风或者也是一九四六年那锁着老虎的铁栏,让老虎在狭小的笼中被施舍和嘲弄,但是即使被关注,即使远离了大山,森林,深谷,即使失去了无羁的生活,它身上也残留着草莽的气息,而“铁栏锁着/火!(《铁栏与火》)”

对于曾卓和“七月派”诗人来说,在一九七〇年的悬崖边,他们也保持着向上飞翔的姿势,风的形状与其说是苦难的象征,不如说是重新站立的信号,不管曾经经历了什么,不管曾经遭遇了什么,在他们的心中,依然有一个叫做“母亲”的人,“我一定要随着黎明的光/去叩开故居的门,/我一定要跪倒在您的脚前,/求您;即使是一点头的宽恕……(《母亲》)”母亲就是希望,就是家,就是归宿,就是自己重新飞翔的起点——只有在祖国挣断了几千年的锁链,只有故乡的林间不再有敌人的战马,那一个叫做家乡的地方才有可以叩开的门,才有可以跪拜的母亲,才有重新出发的勇气。

但是,一九四一年的母亲,和一九七〇年那棵悬崖边的树,到底隔了多少路程?四十年代他们的身上流着战斗的血,有着战胜一切的激情,有着不怕牺牲的勇气,而这些激情、勇气和鲜血是这片苦难的土地造成的。阿垅说:“我是一个浑身上下红尽了的人!/当有血的时候是没有眼泪的/一个兵是没有一滴眼泪的/一滴朝露那样小小的也没有啊,/流血的人不是流泪的人。(《再生的日子》)”第二次诞生,并不只是个体的成长,而是凝聚成一种时代的力量,“从一团风暴那样猛烈的/灾蝗那样厚密的/那日本法西斯主义底火和铁,/我/第二次诞生了,/沐着血,我和世界再见”。

泪水和鲜血构筑了生命体系的两种风景,为什么会有泪水?因为风暴来了,因为灾蝗来了,因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来了,彭燕郊在一九三九年看见了“冬日”,“低压而紧蹙了的天宇/覆盖着/这快为沉闷所窒息的/饱含苦汁的大地”;鲁煤听到报童说:“山那边在搜查了,快把登着《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的报纸烧掉……”于是在黑夜里开始了焚书:“而今/当所有监视的眼睛已经离去/当所有偷听的耳朵已经离去/我把下唇咬得出血/的心咽下复仇的誓/生这所谓自己的国土上呵——”牛汉在一九四二年的鄂尔多斯草原上听到了哽咽的声音,“亲爱的读者,/多少年了/我听着/草原在哭泣……/我陪伴着草原/一起悲歌。”冀汸则看见了那个时代太多的罪人,刽子手没有罪,被杀死的人没有罪,来看杀的人没有罪,愚蠢的人没有罪,被欺骗来的人没有罪,甚至割断了花朵的嫩芽的刀子也没有罪,但其实,所有人都犯下了罪,罪人不在这里,却处处是罪人。

罪人无罪,这是不是一种“天真的乐观主义”?绿原在一九四四年批判了天真的乐观主义者犯下的罪:当我们的身份还是“尚未亡国”的人,我们是不是可以快乐自由?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当“注视着一颗子弹旋转过去的胸脯”,一个逃兵被打死在街上,可以祝福死者,“来世不可在黑巷里内咬伤一位贵妇的带钻石的手指”,或者也祝福或者的人,“永远踏着蔷薇色的旅途,切莫逢见窃贼和土匪!”像是一种逃避,但是死亡在眼前,死亡正在发生,旁观者怎么可能带着冷漠甚至“天真的乐观主义”回避着一切?“在泥泞的时间的走廊上,他们用虚无主义的酒灌醉自己,避免窗外的噪音。/在象海一样汹涌着波涛的大陆上,他们迷信地怀疑一切——甚至专门寻找/哀伤的街,丧气的屋子,流泪的书……做他的一朵离世的岛屿,/潜伏着他们的做手势的灵魂,恐惧地聆听着,斗争的阵亡者的作怪的呼喊……”这是属于中国的苦难,这日历撕完了,时钟停摆了,不相干的旁观者应该注视那颗子弹,应该书写真正的革命史。

在中国的苦难面前,有太多的旁观者和乐观主义者,而郑思的《秩序》则指向了那个时代的荒诞和残忍,当一群越狱不遂的囚犯露出判决之前死寂的面孔,当南方的海洋在不平地起伏,当大厦变成堆起的堡垒,当大雨之后尸体被亲属抬走滴下了污血,却传来了法官们的结论:这是法律的秩序!谁的秩序会制造死亡,谁的秩序会带来污血,谁的秩序里对苦难的中国视而不见?“一匹意大利种或者德国种的脱毛的老狐狸/站在上面声嘶力竭,痛哭流涕/做着各种煽动的手势”,这是法西斯主义的秩序,而在这样的秩序中,“一座黑色的大升降机/载着中国底褴褛的人民/在向着一万公尺的煤坑的最下层降落下去……”降落下去的本来就是底层的中国人,而那些老爷们陶醉于色情的肉体,房门外是“守卫者底钢盔和美国冲锋步枪底青铜光芒”,混合着脂粉香味的是都市的秩序;“无数的官员们,也正因为这井然的秩序在领薪水,摆官架子,讨姨太太,下判决书,考试,坐小轿车,开会,打电话,发脾气,拍台子……以及其他。”这是生活饱和的秩序……在这种种所谓的秩序中,没有正义的尺和法律的剑,“英雄们正在集体地死去……”

英雄死去,其实这样一个中国不需要所谓的英雄,也不会维持这样的秩序,他们需要的是人民,在苦难中起来战斗的人民,在死亡中重生的人民,以及推翻就有秩序重建新秩序的人民:于是,阿垅在一九三九年的二月期望“春风的将来/照着人间”,并立下誓言,“我去了!/是的,我去了,/请不要笑我仍旧是为爱而战的吧,/我去了啊/我将为大家到人们底废墟堆中寻觅燃烧的火种。”他在“纤夫”中看见了一寸一寸的力,“一寸的前进是一寸的胜利啊,/以一寸的力/人底力和群底力/直迫近了一寸/那一轮赤赤地炽火飞爆的清晨的太阳!”于是鲁藜把自己当做泥土,“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然后在黎明披着星辰出发,在旷野获得“活的诗歌”,让种子掉在大地上,最后是向上的飞翔,“啊,飞翔,飞翔,勇敢的灵魂/向着时间的激流猛进/有人爱酒我爱水/有人爱安乐我却爱波浪”;于是,在苦暗的雨中长大的孙钿,开始“振扑着坚强的翅翼”,开始“叩响新的光明的门扉”,向一座破屋走去,“坚强的灵魂是不灭的太阳,/象春天一样的/走上战斗的行程去吧!/用轻快的步子呵,/用轻快的步子”……

彭燕郊爱着祖国“今天的艰苦的战斗”,方然的子弹已上膛,“我要勒着缰绳抽打了,/我要奔下/那喷着雾的山沟了,/我要回去了,/我底枪弹还是一颗也未发出呀!”杜谷希望“二十五岁的年轻还必须在土地上开花”,化铁希望中国“永远地站立起来吧”,绿原告诉所有人,“不是要写诗,/是要写一部革命史呵。”冀汸发出了宣言,“我可以流血地倒下/不会流泪地跪下的。”在面临民族危机的中国,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不论他们的处境如何相异,他们都生活在中国的苦难的土地上,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炽烈的斗争中。”诗必须是诗,诗却不仅仅是诗,对于这些诗人来说,诗歌是他们的武器,“人必须用诗找寻理性的光/人必须用诗通过丑恶的桥梁/人必须用诗开拓生活的荒野/人必须用诗战胜人类的虎狼/人必须同诗一路勇往直前/即使中途不断受伤(绿原:《诗与真》)”

苦难和战斗构筑了“七月派”诗人四十年代的双重书写主题,但是当这一场战斗结束,当诗歌作为武器取得胜利,对于他们来说,又将面临怎样的选择?诗在文字之外,诗在生活之中,而其实,诗永远构成了他们的当下,甚至奇异的风也从来没有远离他们而去,阿垅一九四四年的一节诗句中说:“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无题》)”白色花在那里开放,无罪而开放,但是为什么最后的命运是凋谢?一九四四年的白色花像是一个预言,凋谢或者是在胜利之后不再拿起笔,或者是诗歌变成了工具,或者是被扼杀在那开放的故事里——有人已经死去,但是活着的人呢?他们是不是在奇异的风里都会留下变形的形状?“人们常说:家是一种负担/现在该感到轻快了吧/谁知道呢?可能,习惯于轻快/并不比习惯于沉重容易……(《家》)”彭燕郊在一九七九年夏末《给一个在动乱中失掉家的人》的诗中这样说,那一个家为什么会成为沉重的负担?

因为一粒沙子伤害了他,因为一片草叶太锋利了,伤痕会增添自卫的力量,却也再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就像那棵树,被风吹到了平原的尽头,吹到了悬崖的边上,身上留下的都是风的形状,“这时‘牛棚’万籁俱寂,/四周起伏着难友们的鼾声。/桌上是写不完的检查和交代,/明天是搞不完的批判和斗争……”绿原在一九七〇年写下了“牛棚诗抄”,苦难似乎还在,战斗似乎还需要,只是在这悬崖边上,即使“重读《圣经》”找到了作为救世主的人民,真的可以在自我的战斗中得到解救?其实,在反思被湮没的时代,“七月派”或许真的像“白色花”一样,最后走向的是凋谢的结局,但是开过了,纯洁地开过了,激情地开过了,坚强地开过了,就已经绽放了属于自己的那道风景,“诗和真理都很平常/诗决不歌颂疯狂”,足以!

天堂消息

编号:C38·2001211·0542
作者:(英)戴维·洛奇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1998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3.00元
页数:334页

“那是人间天堂,难道你不向往?唉,当然!”天堂不是夏威夷,天堂是梦想,戴维·洛奇显然驾双奇遇记的能力秉承了英国传奇小说的传统,只不过赋予它更现代的故事框架和智慧,关于天堂或神学,关于信仰或现世,对于伯纳德,任何选择都只不过远离真实的一种形式,”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天堂消息》:在灵魂最隐秘的一角里

很久以来,他主要是生活在一方精神世界里,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一套虽然破旧但还能穿用的衣服,早晨穿上,夜晚脱下。现在他才意识到,他同样生活在这样一个一个奇异地分着叉、并带有瑕疵的骨肉之躯里,这样一个由血液和筋肉,肝脏和肺叶组成的混合体里。
——《第三部》

她穿着红色棉布连衣裙,她在他的面颊上吻着,她在黑暗中雕塑着他的躯体,在那一刻,身体被凸显出来,它在衣服里,它被抚摸着,但是当她问:“你想做爱吗?”他摇头;之后是他问:“我们做爱吧?”她选择了拒绝:“不,现在不。”而且,“明天也不。”他只是无限靠近了她的身体,而她则是给他做示范的方式“治疗”身体的隐患,于是,身体还是像一套衣服那样,早晨穿上,夜晚脱下,于是,那一个带着瑕疵的骨肉之躯、由血液和筋肉、肝脏和肺叶组成的混合体,还是保持着它的样子。

过去和现在,身体和精神,依然在二元性的存在中。但是,在夏威夷这个被称为“天堂”的地方,他,曾经以神父为职业的伯纳德,她,作为一个离婚女人的尤兰德,却在奇异的相遇中渐渐打开了身体,渐渐从二元分离的世界中找到了契合点,这是一种爱情?甚至比爱情更为高尚的灵魂对话?““我以为我们只能在这颗地球上建立我们自己的天堂,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像那次你在沙滩上找到了丢失的钥匙那样。”但是爱情或者灵魂的天堂,是不是需要更进一步的勇敢?是不是需要更向前一步的自由?天堂或者是传说,重要的是从那个被传说的天堂里走向现世。

哈克·惠特尼在《夏威夷旅游指南》中说:“那是人间天堂!难道你不向往?噢,当然!”威廉·梅雷迪思《夏威夷纪行》中说:“乘风而来,夜色中穿过那千姿百态、装点群山的云彩降落,无数的人带着梦来到他们渴慕已久的地方。”从英国搭成飞机,从洛杉矶转到火奴鲁鲁,空中的这一次旅程,是不是就像从天堂来到人间?但实际上,在人间所谓的天堂根本就不是所向往的地方,甚至于它就是一个指向病态和死亡的存在。伯纳德是带着老父亲沃尔什来到夏威夷,恶让他们此行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欣赏风光,而是来看望患重病即将离开人世的厄休拉——沃尔什许多年未见的妹妹。

“我想在临死前见一见我的哥哥。”这一种在天堂里相逢的渴望其实改变了夏威夷的定位,它是生前最后一次的告别,而且就在沃尔什抵达夏威夷之后,在出门那天却遭遇了车祸,之后被救护车送进了圣约瑟夫医院,接受骨盆骨折手术——似乎,这个天堂的存在就是为了证明人世的坎坷和痛苦。而伯纳德进入这个世界之后,感受的也是天堂无法摆脱俗世的生活方式。沃尔什来到希思罗机场之后,就没完没了地出乱子:在飞机舷梯钱制造了堵塞,临登记前又害怕起来,等系好安全带又开始呻吟和呜咽,甚至拿着圣像“叽哩咕噜地祷告”在机场遇到了谢尔德雷克,他写过一本书,也正在写关于旅行的文章,他认为,“观光旅游是宗教仪式的替代品。观光旅游就是世俗的朝圣。通过参观高级文化的神龛来聚集神的恩宠。旅游纪念品就是圣物。旅游指南是礼拜辅导。”所以度假被看成是“参与一种迷信活动”,“它是人们的新的鸦片。这一真相必须向世人昭示。”

抵达夏威夷之后,发现《天堂消息》的报纸刊登的几乎全是广告和本地的菜谱;厄休拉所住的疗养院只是位于火奴鲁鲁郊区很邋遢的去除;厄休拉说起怀基基小镇,都是罪犯,随时可能被人抢了钱包;生活在这里的他一直靠领社会保险金生活,“在美国就数火奴鲁鲁的生活用最高,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靠进口。他们管它叫作天堂税。”撞上了沃尔什的尤兰德告诉伯纳德的是,这里不是“失落的天堂”,而是失窃的天堂,失贞的天堂,受了感染的天堂,“天堂被纳入私囊,被开发包装后,天堂被出卖了。”一心在这里收集“天堂”名号的谢尔德雷克研究的理论是:反复出现的天堂主题给游客们洗了脑,让他们以为自己真的是到了天堂,尽管这里的现实和传说中的天堂相去甚远。

当然,作为来“天堂”旅行的游客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是也是各种现实中的问题——当沃尔什在街上被车撞去,救护车拉着他一路驶过了怀基基小镇的酒店,在救护车的啸叫声中,每个人都进入到现实属于自己的位置中:拉斯和塞西莉同居两年,在夏威夷的蜜月中,他们依然要面对丈夫是否可以和妻子同寝的权力论中,“跟妻子同床当然不会将他们的婚姻推上巅峰,也不是去满足一种长期被压抑的欲望”;西德尼·布鲁克斯身穿睡衣裤站在阳台上,在救护车的笛声中无所事事;特里和托尼从阳台上俯瞰大海,但是住在下面的房间却制造了未见的障碍;埃弗索普夫妇正在拍摄“怀基基醒来——第一天”的视频,他们还要照顾醒来或者睡着的孩子们;罗杰·谢尔德雷克听见了救护车的呜叫,却并不为之所动;而苏和迪伊没有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因为时差的缘故,他们在昨晚半夜就醒了,而现在服了安眠药的他们又睡着了……

救护车的笛声串起了在火奴鲁鲁这些游客的现实生活,或者不适,或者矛盾,或者尴尬,在天堂里他们似乎也感受到了如救护车声音那样打破了沉寂的混乱,就像沃尔什在被车撞倒的那一刻祈祷一样:“我的天主,我真心为我所犯的一切罪过忏悔……”似乎唯有忏悔才能唤起内心的平静。可是,最为关键的是,宗教信仰是不是也在着混乱的天堂里遗失了?厄休拉许多年来就淡出了家族的视线,是因为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她远离了家乡嫁给了美国兵,而那个美国兵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可他人不地道,又跟另外一个女的跑了,幸亏他们没孩子。他还给了她一大笔钱,你们叫什么来着?离婚赡养费。这样她就能到处寻开心了。她选中了夏威夷去住着,比那儿离家更远的地方怕是再也难找了,是吧?现在她快咽气了,还得是我们颠颠地绕半个地球去瞧她……”沃尔什的语气中充满了怨恨,“她私下里可能想过,可是她不喜欢这儿,老是嫌这儿阴冷,灰尘重。”这或者只是沃尔什在众人面前的掩盖而已,但是当听到儿子伯纳德说她重新又信奉天主教了之后,他才答应从英国坐飞机在她临死之前来看望,但是内心依然无法解开的心结是:她曾经嫁了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因为天主教的教义反对离婚,也反对同离过婚的人结婚——在机场里当伯纳德遇到一个年轻人,他问伯纳德有没有结婚,伯纳德说没有,年轻人劝他说:“别结婚。”

信仰的婚姻之间,似乎就发生了必然的冲突,而其实对伯纳德来说,真正的问题是: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十五岁那年,伯纳德进入神学院决定毕生侍奉天主,这只不过是“用来解决青春期诸多烦恼难题的一个方法”而已,当身体发生了变化,反而加深了这样的烦恼,“我害怕罪过,害怕人犯罪之轻而易举,害怕人在有罪的情况下死去的后果。”这样的害怕又让他找不到信仰的支点,于是伯纳德开始质疑,“是它界定了我,是它告诉我何以我就是我,何以做着我正做的事,何以在神学院教授神学。”被神学所界定,其实是远离了对于自我的关照,在流于神学的表相之后,伯纳德发现自己的信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我就成了一个不信奉天主的神父,或者至少也是个心怀不可知论的神父。”

而这种所谓的不可知论,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身体和灵魂、性与爱的关系,当那个叫达芙妮的护士长走进伯纳德的生活并且展示了身体的无限诱惑力时,伯纳德陷在肉体和灵魂、性与爱更深的矛盾中,“我需要一个诱因,我需要支持,而达芙妮恰好成全了我。”赤裸的达芙妮那硕大的双乳、鼓起的肚腹和翘起的臀部,成为抹不去的意象,它和伯纳德自身身体的变化形成了契合的共鸣,但是在陶醉中他发现自己还是一名神父,“只在这一瞬间我才发现,在我作为来的神父受训时和当了神父时的那段漫长岁月中,我是多么缺乏人与人的肉体的接触啊,我从未感受过动物间互相接触的快乐,特别是,从未接触过神秘的、身体构造不同于我的异性。”于是逃避,于是痛苦,在辞去了神父职务之后,也离开了达芙妮。但是离开或许只是一种想回归信仰的方式,但是摆脱了肉体却没有摆脱灵魂之中的恶,“伯纳德努力将思绪转回到即将来临的远行之上,好从脑海里抹去达芙妮双乳乱晃的形象。那对乳房摇来荡去,像两只大钟,鸣响了他们之间关系的丧钟。”在抵达这个称为“天堂”的地方,在酒店的阳台上,却发现有女人解开了衣服,露出了诱惑性的肉体,“那女人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嘲笑?侮辱?挑逗?”似乎一种挥之不去的肉体意象又成为了“装满负罪感和失败感的精神包袱”。

对于伯纳德来说,夏威夷这一个“天堂”到底是他逃离现实罪恶的庇护所,还是让他陷入在更深罪恶感的陷阱?厄休拉的疾病,父亲遭遇的车祸,似乎都趋向于解读信仰的本质意义,就像伯纳德对厄休拉说的那样:“好多年来我就没有真正信仰过什么了。我—直只是在摆样子,没有勇气采取行动而已。达芙妮仅仅是……催化剂。”所以夏威夷之行可以看成是伯纳德的灵魂之旅:一种现实意义的存在,本身就成为失窃的天堂、失贞的天堂和失落的天堂,但是它之所以现实存在,是为了从不可知论中找到可知的一切,是从迷惘中发现存在的意义。尤兰德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隐喻,这个在街上撞上了父亲的女人,因为机缘巧合认识了伯纳德,离过婚的她似乎在伯纳德面前阐述了性与爱的本质,而伯纳德对她的那种感觉似乎在重演和达芙妮有关的过去,所以他依然采取了躲避的态度,但是那种爱的感觉又让他重新认识自己,“凡读它的,愿她理解。”把所有的日记和自白都寄送给了尤兰德,希望用文字抵达灵魂。

寻找灵魂的意义,不是在不可知论下,也不是在对主的忏悔中,而是在现实意义上,这一点也是厄休拉想要在自己生命结束前打开心扉的原因,她问伯纳德的是:“你相不相信人有来世?”作为重新皈依天主教的她,希望用宗教来救赎自我,“要是没有了天堂,我不明白宗教还有什么用处,我是说,如果不能得到回报的话,人为什么要行善?如果将来不会遭报应的话,人为什么不作恶?”而这样的救赎其实是在现实中找到支撑的灵魂,把天堂当成是一个地方,仅仅是一个地方,它是有形状的存在,是一座花园,一座城市,一个开心猎场,而这一切之所以在厄休拉心里成为摆脱旧有负罪生活的出口,是因为她童年遭受的痛苦,需要一种现实的解救:当她还是七岁的时候,哥哥肖恩就诱惑她,然后把自己的身体暴露在她面前,“这种心理毀了她的婚姻,而且打消了她再次结婚的念头。”所以为了抹去这一段记忆,为了驱逐童年的阴影,她邀请沃尔什过来,并且希望在和他见面之后重新回到现实。

厄休拉希望在外在的力量中找回自己,伯纳德何尝不是如此?从一种关于性的练习开始,从一种关于爱的感觉开始,重新回到身体本身,重新在身体的纯洁中构筑灵魂的纯粹——灵魂从来不是和肉体分立地存在着,从身体开始的性和爱也绝不是一种罪,而这也是当今神学需要面对的问题:来世存在吗?改造现世是不是合理?或者说,末世学说能不能挽救一些什么?厄休拉皈依天主教不是为了寻找死后的天堂,而是在现世中能去除内心的阴影;伯纳德重新找到性爱的意义,不是像神父那样扼杀而陷入到不可知论中,而是在现世中挽救爱情——甚至只能从现世通往真正的天堂,从现世找到信仰的力量,尤兰德在给伯纳德的信中说到:“细想死亡这件事,我觉得它有些滑稽。我一直以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一个唯物主义者,以为我们只一次生命,所以我最好是充实地活一次。但是在那个傍晚,我好像很难相信厄休拉已经完全地消失、一不复返了。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片刻的怀疑——或者我应该说,信仰?”

是灵魂包容了肉体,是爱包容了性,是现世包容了来世,它们并不是分裂着存在,它们也不是割裂了生与死,所以天堂的消息存于灵魂的一角,正如米格尔·德·乌纳穆诺所著的《生命的悲剧意识》中所说:“有人相信,死亡将人永久地结束他的意识,甚至于他的记忆。但是在他灵魂中的一角,在他灵魂最隐秘的一角里,可能连他本人都不知道,有一片阴翳在游移,一片模糊的阴影在潜伏着,那是一片怀疑的影子的影子。”

白洋淀纪事

编号:H17·2001211·0541
作者:孙犁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版本:2000年7月第一版
定价:26.00元
页数:535页

孙犁是“白洋淀派”的代表人物,四十年代是他创作的高峰,他的白洋淀小说以其清新、细腻的风格表现了战争年代河北平原人们的生活以及战斗风貌,没有曲折的情节,没有紧张的冲突,所展现的是如荷花般新鲜、清香的气息。本文集收录孙犁1939年至1950年间所写的大部分小说、散文,共计98篇。


《白洋淀纪事》:她的身子里有着青春的鼓动

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边际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
——《荷花淀》

密密层层的大荷叶像铜墙铁壁,女人们划着船进入了荷花淀,对于她们来说,这大荷叶像是一种隔阂,因为男人都去打仗了,他们离她们而去,在失望和伤心的时候,“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骂着,是一种无法见面的无奈和感伤,但更多是对于他们在前线杀敌的担心,小苇庄的游击组长水生在告诉女人明天要去大部队的时候,“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在他离开时,水生嘱咐她要挑起身上千斤的担子,说等他打完了鬼子回来谢她,“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这才是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是流着眼泪答应的。

为什么会被苇眉子划破了手?为什么会流着泪答应他?是因为女人感到了不安,是因为怕夺去了水生的命,这是一种对战争不确定性的担忧,对于女人来说,用潮润润的苇眉子编席,是她们在家里主要的工作,而男人是要上战场杀鬼子的,这是一种性别意义上的分野,这种分野代表着离别,更代表着生与死的分界,所以生死未卜的男人对于女人来说是最大的牵挂,当密密层层的大荷叶如铜墙铁壁包围起来,无疑也是一种隔绝,即使他们闯进了荷花淀,男人依然没有一点消息,如何不失望,如何不伤心。但是荷花叶是在阳光下舒展开来的,铜墙铁壁不是隔绝,而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正是在这种力量的指引下,她们看见了各自丈夫的脸,“原来是他们”带来的是惊喜,而在惊喜之外,在相见之后,他们和她们一样,都成为了高高地挺立着的粉荷花箭,“像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

这是一种成长,从未见丈夫的不安中感到失望和伤心,到见到丈夫平安时的惊喜,最后她们也和男人一样成为了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她们是柔嫩的粉荷花,却像箭一样挺立着:“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床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虽然是配合子弟兵作战,但她们也成为了一支真正的力量,不会被苇眉子滑破了手,不会流着泪答应,也不会心里骂着很心贼,在她们成为他们的过程中,荷花淀已经变成了前线和后方统一的大舞台。

在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在荷花淀和芦花荡里,男人是战斗的主要力量:这里有从小放牛干长工而长大的刑兰,在他“像有多年的痨症”中逐渐成长起来,在抗日中成长了村里代耕团和互助团的团长,有着“拼命三郎”外号的他成为了英勇的战士,“这英勇也不是天生的,反而看出来,他是克服了限多的困难,努力做到了这一点。”这里有曾经开肉铺的男人,后来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战士,他的座右铭是:“什么好的生活比得上冲锋陷阵呢?”这里有治安员杨开泰,他排除了老婆的误会,在战斗的激情中挖出了第一个洞,从此“七巧连环洞”、“观音莲台洞”……花样翻新,无奇不有,对敌人开展了地洞战、地道战;这里有为村里人报仇的英华,他率领全村二十多个青年伙伴,参加革命袭击了敌人的炮楼,打死了那些无恶不作的鬼子,正是这些鬼子,“刀砍柳英华年老的父亲,枪挑死他七岁的孩子,推进那广场旁边的死水坑里,只剩下孩子的母亲整天在家里哭泣。”

当这一血海深仇被报,女人们在英华面前说起这些英勇举动,英华却说自己任务在身,“哪能离开队伍到家里?全是女人的见识!”他不能离开部队,因为他是杀敌的战士,但是当他说“全是女人的见识”,在显示了他战斗不息的精神之外,是不是还有某种大男人作风?或者说,这种本能的流露在小说《杀楼》里虽然不是一种对英雄的贬低,但是传递出一个关于革命者群体的问题:谁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鬼子在广场上杀死的是那些年老的父亲,七岁的孩子,最后村子里只剩下孩子的母亲在哭泣——孩子、老人和女人成为直接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是柔弱的,更因为他们得不到男人的保护,而英华所在的十七团在前线作战,在战场上杀敌,当广场上的惨剧发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回来保护村子的安全,所以这里就有了一种现实的矛盾:战场是不是只在前线?后方的女人、孩子和老人如何保护自己,又如何进行战斗?

这或者就是孙犁创作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当他把目光投向这片土地,并亲历了抗日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变化,他的笔触所涉及的就是时代的风云变幻,但是战争前线的直接冲突和赤裸裸的生死考验,似乎并不多见,相反他更多关注的是那些后方的孩子、老人和女人,这一类特殊的人群不仅是需要男人打胜仗来保护的柔弱群体,他们更是在战争的严酷和生活的艰难考验中成长起来的力量,他们不仅开始了自我保护,还在与敌人的斗争中成为白洋淀里高高挺立的哨兵,甚至,在这个群体世界里,他们的勤劳、善良、聪明和勇敢,更展示着丰富多彩的人性和美好的精神世界——在谈笑从容中描摹风云变幻成为孙犁的一大特色。

“成长”是一个中心词,男人变成战士,是一种成长,刑兰从一个体弱的孩子变成互助团的团长是一种成长,开肉铺的男人成为冲锋陷阵的战士也是一种成长,从普通青年到报仇杀死的英雄,英华身上也有着成长的经历。而男人之外,那些孩子、老人和女人,在经历了如水生女人从失望伤心到惊喜再到学会射击来回警戒的有生力量的转变,也成为从后方到前线的革命者。《白洋淀纪事》的第一篇小说《一天的工作》就写了三个还没有真正成为士兵的孩子,他们以青抗先和儿童团成员的身份加入了搬运铁条的队伍中,“他们一夜都没有好好睡,他们出来工作和大人们在一起还是第一次,他们天没明就出来了”,虽然是错过了路,但还是找到了那些大人,而且他们三个人和大人一样抬着铁条,这是一种断裂,更是成长路上必然的转变,“等到回到家里,银顺子要告诉青抗先队长,说三福很成,以后便可以常常一块出来工作了。三福就更高兴了。”那个十五岁从吉林到边区走完了流浪的旅程的顾林,他经历了偷马、当学徒之后,终于最后投入到冀中区的游击队里……

孩子本身就在成长中,他的革命意识、战斗激情就是在自身的经历中不断积累,而老人,在从后方到前线的转变中,也是一种成长,《芦花荡》里的老头每天总是划着船出入芦花荡,他的任务是里外交通,运输粮草,护送干部,“而且不带一枝枪。”所有他对那些负责苇塘的干部说:“你什么也靠给我,我什么也靠给水上的能耐,一切保险。”但是在一次护送两个女孩的过程中遇到了敌人的炮火,最后一个女孩受伤了,这对于老人来说,是一次打击,因为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他没有完成这次任务,“自己平日夸下口,这一次带着挂花的人进去,怎么张嘴说话?这老脸呀!”于是他再次立下誓言:“谁叫我丢人现眼,打牙跌嘴呢!可是,等到天明,你们看吧!”独自一人闯入了敌人的视野,然后用自己生活在芦花荡多年的经验,成为了一名老战士,“那替女孩子报仇的钩子却全找到腿上来有的两个,有的三个。鬼子们痛得鬼叫,可是再也不敢动弹了。”

老人从夸下海口到因为自己疏忽而使女人受伤,再到凭借经验杀敌报仇,这转变的过程也在进行着自我英雄化,所以女孩子在密密的苇叶掩护中“看着这场英雄的行为”,而老英雄也成为平原上的一幢纪念碑。当然在孙犁的笔下,孩子和老人之外,更多的是那些从柔弱变得坚强的女人,她们也从被密密的苇叶掩护着的观者,逐渐变成挺立的哨兵。《女人们》里的三个女人都是前线战斗的支持者,一个把早上刚穿上的红棉袄给了上战场的士兵,一个则把自己种的西瓜免费会参加百团大战受伤的同志吃,而小翠在“子弟兵之家”里也成为后方的坚实保障“你呀!多打好仗呀!就骑大马呀!”就像《嘱咐》里的女人,对八年未归现在终于回来的水生说的是:“快去你的吧!我们不冷。记着,好好打仗,快回来,我们等着你的胜利消息。”女人把男人等来不是为了享受家庭生活,而是又让他无牵无挂奔赴前线,这是一种最好的支持。而在这种基于女人自身的态度之外,更多的女人则从后方走向前线,开始成为和男人一样的战士。

《走出以后》的王振中,在革命精神的影响下,十七岁投学离开婆家开始了革命,接触婚约对当时的女孩子来说,可谓是对旧制度旧礼俗的挑战,“可不是我自己解决,我已经向县政府告了状,和他们离婚;不是离婚,是解除婚约。”让自己一干二净没有了束缚之后才能让自己投身到革命事业中。《老胡的事》中的梅作为一个少女逐渐长大,“她的走动很敏捷,近于一种潇洒,脚步迈出去,不像平常走路,里面有过多的愉快、希望。”这是一种青春的鼓动,这是一种革命的力量,在一举一动中成长为一种希望,“她们的颜色,是浓艳的花也不能比,月也不能比;无比的壮大,山也不能比,水也不能比了。”《麦收》里的二梅从小死了娘,“在野地里,春天挑野菜,秋天拾庄稼,冬天割柴草,风吹着,雨打着,到十五岁。”后来八路军来了,她便改变了曾经奶奶和母亲走过的老路,成为了新时代的女性,“一条完全新的道路,在她眼前打开了。”慧秀曾经受到了地主豪绅的伤害和侮辱,曾经被汉奸鬼子打骂,身上还留着刀痕,但是她之后加入了青年游击队,又和大秋结婚,她的革命故事成为了村里那口永远鸣响的大钟,“不管在平严原秋天的夜晚,还是在冬天的早晨,春季的风,夏季的雨里,它清脆洪亮的响声,成了全村男女老少的号令,是鼓励和追念,是在祝贺一个女人,她从旧社会火坑里跳出来,坚决顽强,战胜了村里和村外的仇敌。”

小说之外,孙犁还在一系列散文中写下了这些特殊群体的革命故事,《看护》是他完整再现看护女同志的文章,1943年冬季,在日本鬼子对晋察冀“扫荡”的三个月里,看护同志刘兰从曾经的童养媳变成了革命者,她有着倔强的性格,“咱们是工作关系,你是病人,我是看护,谁也不能压迫谁!”当大队转移时,刘兰依然顶风冒雪,“她拄着一根棍子,背着我们全部的东西,头上包着一块手巾,护住耳朵和脸,在冰雪擦滑的路上,穿着一双硬底山鞋,一步一个响声,迎着大风大雪跟在我的担架后面……”《她从天津来》讲的是一个从天津来的“小姐”,在革命区的元宵节,度过了自己蜕变而成长的一晚,“X小姐最后说,在这里生活得自由舒服,我是早就想到了,可是没想到这里这样从容,还有电话、自行车等东西。我们说,岂只这些,我们什么都有,不然,开个留声机给你听。”而在《游击区生活一星期》中,讲起了一个少女的故事,“这个少女是在生死交关的时候也还顾到在头上罩上一个男人的毡帽,在脚上套上一双男人的棉鞋,来保持身体服装的整洁。”她和那些男战士一样成为了游击区的英雄。

不管是受到欺压而成长起来的战士,也不管是挣脱家的束缚而走向前线的男人,不管是小孩、老人为革命贡献力量,还是女人成为白洋淀的哨兵,孙犁在呈现这一富有生命气息的集体画卷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一种精神,在他集子众多小说中,写于1947年3月的《新安游记》是最为特殊的一篇,在这篇小说中他没有写正面战场上杀敌的士兵,也没有写从后方到前线成长起来的战士,却写了一名自杀的英雄。在这个“熊氏三杰的英雄故事中间的一个”里,这个英雄爬上了城墙,却被敌人打中,当他翻身跌下来的时候,有人说他受伤了要背他回去,他却一摆手,“不用!我是没用的人了。这样也就够本了!”接着有些匪夷所思的一幕发生了:他举起了枪打死了自己。

他被敌人打中只是打折了左腿,这样的伤被伙伴背回去还可以在伤养好之后重新再来,但是为什么他会认为自己是“没用的人”而举枪自杀?自杀的他为什么会成为熊氏三杰中的英雄?孙犁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用了一个比喻:“有一只鹰,非常勇猛,损坏了一根羽翎,它就自己碰死在岩石上。”为什么勇猛的鹰要碰死自己?答案是:“冰连地结的新安,有一种强烈的悲壮的风云,使人向往不止。”英雄之所以自杀,就是因为他身上具有一种悲壮的气质,因为悲壮所以不会苟活,因为悲壮所以英勇,打死自己其实也是一种对于小我之消灭的大义,而这种大义正是这片土地上不断涌现英雄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妇女劳动模范刘法文的事迹,还是白洋淀的渔民生活,不管是蠡县、高阳的纺线织布故事,还是安平耿官屯抗属李大娘的事迹,其实在平凡中都有一种大义精神,悲壮却让人铭记,在“蠡县抗战烈士塔碑记”中,孙犁以塔为标志抒发了这里的人民如何在平原上,在大洼里,在秋夏的青纱帐里,奔走、呼号、战斗和牺牲,“这塔是结合了人民的意志和力量,人民和他们的子弟的意志和力量来立起高耸在云霄的。塔也结合着人民所受的苦难,所经历的事变,所铸成的希望。和这希望将永远存在。”

孙犁集子的一些篇章主要关注的是解放前夕的互助平分和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已经慢慢沦落了一种口号式的宣传,但是在整个集子里,孙犁用无邪的文字勾画战争年代民众对幸福和安宁的向往,用抒情的散文笔法描写了白洋淀人民的生活和战斗,用亲切轻柔的笔调表现战争的严酷和生活的艰难,这种平实的风格的确具有特殊性,或者正如那些英雄一样,他们其实就是普通大众,就是平凡百姓,“想来,仅仅是平原游击区人民生活的一次脉搏的跳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