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15年8月

	编号：C38·2150822·1206
	作者：【西】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定价：29.00元亚马逊21.80元
	ISBN：9787533937959
	页数：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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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一种象征：幻想与现实，在寻找、探索，困惑、绝望中，“我就要重演《流动的盛宴》第一章开头的那个场景了。”《巴黎永无止境》是一部后现代版《流动的盛宴》，讲述了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离开故乡西班牙，为追寻成为新一代海明威的美丽梦想而蛰居巴黎，专心从事第一部小说创作的艰辛历程，以及他在巴黎与许多著名作家、知识分子、演艺圈名人、艺术家和普通老百姓接触交往的种种逸事和生活经历。在这场美味而有趣的宴会上，你会遇见杜拉斯、罗兰·巴尔特、海明威、贝克特，当然，还有马塔斯自己，本书形式新颖，以举办讲座的形式，利用闪回跳跃的手法，妙趣横生，并加入了大量对生活和文学艺术创作的点滴思考与入微分析，引人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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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永无止境》：讽刺就是离开自我 

流放者，你将离去，没有眼泪，没有坟墓。
你将在消失的时光附近漫游，从那儿
到更远，奔向天涯。
双目注视着从未见过的东西，
方向朝着喀耳刻，死亡的美女。
你就在那儿静静地超越
没有太阳的城市，你会见到我。
我将是那艘失事的破船，
搁浅在徒有虚名的
朋友的海滩上。

双目注视着从未见过的东西，对于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来说，是一个“没有眼泪，没有坟墓”的地方，是没有太阳的城市，甚至只是在一首诗歌的某个诗行里，可是当巴黎在某一个夜晚被激活的时候，那些眼泪便成为痛苦的象征，那些坟墓成为暴力的符号。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一个黑色星期五的夜晚，那罪恶的枪声和爆炸声响起在塞纳河畔，响起在球场、剧场里，100多个生命似乎就在狂欢和愉悦中，被冰冷的子弹穿透了无辜的身体，整个巴黎宛如“一艘失事的破船”，搁浅在死亡的海滩上。

一个巴黎，另一个巴黎，小说中的巴黎，新闻中的巴黎，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书写的巴黎，我看见的巴黎，他们仿佛都在一种书写和传说中成为现实，但是在没有在场的情况下，如何对那些流放者和遇难者说起绝望，如何对那些暴力的实施者说起谴责，如何在小说和诗歌里遗忘悲剧？当巴黎的那个暴力夜晚被打开的时候，我其实完全从现实走向了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小说中，甚至把这一首关于告别的诗歌当成巴黎最后的文本，“我认为我写整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放进一首诗，就一首诗；那是我一生写的最后一首诗，也是出版的唯一的一首诗。”但是那不是最后的巴黎，不是关于巴黎最后的文本，当我读到“整整六天，我一直在分析形势，到了第七天，我就回到了巴塞罗那”的时候，巴黎还是陌生的，当我继续读到“当父亲问起我为什么回到故乡的时候，我对他说是因为我爱上了胡利塔·格劳，另外还因为巴黎总在下雨，天气寒冷，晴天太少，雾天太多”的时候，巴黎还是一个传说，当我最后读到“而且那么平庸灰暗，母亲这时插嘴道，我猜她是在说我”的时候，巴黎在最后的句子里被合拢。

一本小说无法虚构一个陌生的巴黎，一条新闻无法还原一个暴力世界中的巴黎，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告别巴黎，而我则打开了真实的巴黎，从文本到现实，从流浪到死亡，从绝望到恐怖，巴黎如此接近我们的生存，就像在身边，有眼泪，有坟墓，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说：“书中隐藏的情节就是一出无声的悲剧：年轻人告别了诗歌，向粗俗的叙事低头。”但是当诗歌淹没在枪声中的时候，谁真正看见了死亡，真正看见了悲剧？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为什么要把诗歌作为向美好的想象告别的符号，为什么会在《知识女杀手》中寻找到让读者死亡的方法，为什么在苦苦寻觅之后又返回到当初离开时的巴塞罗那？巴黎永无止境，巴黎就在不断地创造和解构中，巴黎永远在流亡者的想象中，“我离开这儿是为了消解、分离、崩溃，把一切未遂的人格或意识和任何对巴黎的怀念都变成碎屑。归根结底，讽刺就是离开自我。”可是离开自我，只是另一个不真实的巴黎，《知识女杀手》其实是无数个杀手，是文本里的杀手，是现实中的杀手，是新闻中的杀手。

合拢一部小说，打开一个世界，巴黎其实只是一个代名词，关于人类的悲剧，关于宗教信仰，关于种族和战争，即使不在巴黎，也会在历史的另一个时间点发生，在没有杀死知识女杀手之前，一切的解救都只是一种文本的游戏，所以当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要用一首诗歌解构对巴黎的怀念时，枪声响了，当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要用一部小说重建一个被书写的巴黎时，玛格丽特·杜拉斯说：“我写作是为了不自杀。”那些高级法语，那些文化和知识，那些写作风格，那些和巴黎有关的作家、作品，到底会虚构一个怎样的巴黎？而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似乎也并不是那个西班牙作家，他是我，是躲到巴黎的一个流浪者，“我知道得不多，有时候只知道自己是个有两副假眼镜和一个烟斗的西班牙人，一个不懂得如何对待自己生活的加泰罗尼亚青年，一个如果阅读路易斯·塞努达就变成共和派的作家，一个随遇而安、远离故乡、没有欲望的年轻人，这个人居住在一个恰恰不是流动的盛宴的巴黎。”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作者，也是读者

为什么要寻找巴黎，为什么要抵达巴黎？寻找是为了告别，抵达是为了离开，西班牙，和弗朗哥有关的西班牙，和独裁有关的西班牙，而我来到巴黎，就是为了在文本的世界里制造另一个谜语，制造一个流浪的虚构故事，从而让自己成为一个连自己都否定的人，“多年来，我一直力图成为一个最神秘、最不可预见、最深不可测的人。这些年我一直力图成为所有人眼中的一个谜。”自己编织一个谜，谜面写在小说里，而谜底永远不是为了告诉生活的真正出路，而是在绝望中讽刺自己，“我就是这类人之一，因为我不清楚生活之路在何方。”

不清楚路在何方，却选择了巴黎，这就是一个存在的悖论。我期待自己成为海明威，参加“谁最像海明烕”竞赛，不是向自己的偶像致敬，而是在偶像开启的巴黎“流动的盛宴”中解构巴黎，“结果得了个倒数第一名，说得更确切些，是被取消了资格。”这是悖论的开始，而巴黎只不过是一个贫困和不幸的地方，和妻子在巴黎呆了八个月，对于我来说，就是在永无止境的巴黎中找到一个终点，一个想象的终点，一个虚构的终点，一个流亡的终点。
 
“一切都会结束，唯独巴黎不会，现在我这样想。一切都会结束，唯独巴黎不会，巴黎永远不会结束，她始终在陪伴着我，追随着我，她就是我的青春。”巴黎是海明威的巴黎，是普鲁斯特的巴黎，是珍妮·还布特的巴黎，是佩雷克的巴黎，是马格利特·杜拉斯的巴黎，我或者见过他们，或者读过他们的著作，所以在那个阁楼里，在那条街上，在那个酒吧里，我似乎在还原那些作家和作品有关的巴黎，而我也慢慢进入到他们已经完成却永远有读者阅读的作品中。我是文本里的一个人，一个符号，一段文字，一个讽刺，是的，进入文本中的巴黎，和进入现实中的巴黎，到底有何区别？珍妮·海布特自杀字那条米奥特大街8号，而我在重读她的故事之后，去寻找那条大街，才发现，“这座城市到处都挂满了纪念性的金属牌，但是，在珍妮·海布特失去生命的地方却没有任何金属牌。”

只是在故事里，没有金属牌，没有标识，当然也被取消了意义，讽刺之一种，寻找只不过是一个瞬间，“过去不仅仅是一个瞬间，它其实根本不会离开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会觉得巴黎也是这样，“它从未外出旅行过，而且总是永无止境，永无终结。”不停留在某条街上，不停留在某个故事里，我对于巴黎仿佛陷入在虚无之中。而唯有这样一种悖论，这样一种讽刺，才让我更觉到保持一个没有谜底的谜面是一种极大的诱惑，是抵达神话的另一个高度。对于讽刺，里尔克说：“你要占据最深处，那儿讽刺不会再往下。”勒纳尔说：“讽刺是人类之廉耻。”而我则说：“讽刺乃真诚之最高形式。”

似乎只有自我讽刺，才可以看见真诚，也似乎只有自我讽刺，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永久的谜。所以从文本到文本，我开始写作，像一个作家那样，写作有关巴黎的书，写作一个讽刺的文本。从乌纳穆诺的一本书中找到了故事情节，在圣贝努瓦街5号六层的阁楼里开始创作，《知识女杀手》是一部可以用小说杀死读者的书，曾经我是他们的读者，我是巴黎的读者，而现在当我在没有任何金属牌的现实里接近讽刺的中心时，我要把更多的人当成读者，让更多的人被折磨，最后在“读完它后的几秒钟内死去”。

离开弗朗哥统治的西班牙，来到流动盛宴的巴黎，离开家乡的巴塞罗那，来到文本里的巴黎，“是过定居生活还是过移徙生活，是做个陈腐的民族主义者还是做一个灵魂流浪人物”，而这样的选择根本不是生活的目的，甚至这样的选择也不是现实：“现实真的存在吗？真的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真实的东西吗？”就像曾经到达纽约的那个唯一的夜晚，当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饭店的房间里的时候，箱子还没有打开，窗外的摩天大楼就变成了现实，而这样的现实无非是一个梦境，我是在这样一种梦境之中抓住了所谓的真实。而这无非是另一种讽刺，一种对于现实的讽刺，对于梦境的讽刺，甚至可以说，我写作了小说，可是还只是一个读者，一个把巴黎之外观望的读者。

《知识女杀手》里的两个作家，或者正是和我有关的两个身份，一个是有社会地位的作家胡安·埃雷拉，另一个是非常糟糕的作家韦达·埃斯卡比亚，胡安·埃雷拉像是极权主义者，对于混乱无序的秩序进行着冲击，而韦达·埃斯卡比亚却生活在这样的混乱中，所以两个作家，一个是另一个的读者，一个是另一个的讽刺对象，“对于说真话而言，我看不出还有什么方法比讽刺我们自身更可靠。”我感觉自己和韦达·埃斯卡比亚是同类，却必须接受胡安·埃雷拉的极权秩序，所以在这样一个本身就带着讽刺和悖论的文本里，那些读后死去的读者就是我自己，我创造小说，我也毁灭小说。当韦达·埃斯卡比亚在小说中，死在女杀手发现的666号房间，而我从马拉加飞往巴塞罗那的时候，乘坐的飞机航班就是JKK666航班，666是一个咒语，也是一个讽刺，“他们怎么敢给飞机编一魔鬼的号码？里面有一个魔鬼相仿的年轻人”，我就在小说中被置入自己的命运中，“那我肯定以为自己是个死人了”。

绝望，迷局，小说和现实，不是巧合，而在故事的女杀手之外，我更是遇到了真正的女杀手，那个身材肥胖、酗酒成性、放弃了信仰的基姬曾经是我的最爱，但后来却变成了我的无形负担，就如塞万提斯的那句话一样：“没有一种比轻佻的女人更沉重的负担了。”把一个现实中的“女杀手”移植到小说中，成为小说的讲述者，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一种无法逃避的讽刺，所以对于这巨大的现实，我只能以一种搁笔的方式拒绝讽刺。搁笔是把文本抛向虚无，是把读者带向流亡，海明威用他那把双通猎枪结束了自己的创作，死前最后一部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中有一段祈祷说：“我们的虚无存在于虚无中，虚无是你的名字，你的王国也是虚无，你是虚无中的虚无，因为虚无原本就是虚无。”而阁楼上的杜拉斯，也选择以自我封闭的方式拒绝写作，据说，在弥留之际，她说死亡之后一切都变成虚无缥缈，“唯有活着的人在微笑，在互相支持。”

而对于我，剩下的是什么？是一个没有金属牌的街道，是被诅咒般的666航班，是被取消了资格的海明威模仿大赛？似乎还残留着某一个关于巴黎的梦，据说梦境是真实的，可是梦里最后是一本把我载入史册的书，而这本书本身就是一大片目的，“大多数墓碑上，那些被五花八门的方式冷嘲热讽的名字已经模糊得无法辨认了。”还有另一个梦，“我梦见我的母亲是我非常年轻的姐姐，我跟她发生了乱伦之事。”巴黎脱离文本，成为一个梦，现实带来讽刺，却走向一种死亡，我是那些文本的读者，我也是现实的读者，巴黎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废话，巴黎是母亲“可你在巴黎到底找到什么了”的疑问，巴黎是佩特拉给我秘而不宣的刺激，巴黎是我写的那封“和阿尔蒂尔·兰波在1870年4月29日写给泰奥多尔·德邦维尔的一模一样的信”，巴黎是我和妻子以激情的方式“解放里茨饭店的酒窖”。

而《知识女杀手》呢，在那八页描写一个诗人之死之后就已经走向了结局，我放弃诗歌，走向罪恶的散文，就如我放弃讽刺，走向真实自我一样，“酒从他的双耳中流出来，他的双腿拖在地上，仿佛两根不会打弯的直挺挺的桅杆……”第八页的死亡是小说的死亡，新的文本的第一句话是：“我爱阳光、沙滩和带着咸味的海水。”死亡和暴力被终止，阳光和海水被扩散到现实里，而那些读者会重新聚集，会重新阅读。而这个被改变的文本无非是一个我早就安排好的计划，就像《巴黎永无止境》是一部小说，也是一个讲座，只是在巴黎的那个航班上，我把这一个讲座看成了别人的东西，“在我的座位第七排B座上发现了几页被人遗忘的笔记。”是的，在小说之外，那个持续三天、分三场、每场两个小时的讲座中，我只是一个在座位上看见了讲稿，骂别人是傻瓜的读者。

“我是讲座还是小说？上帝呀，这是什么问题呀！”讲座和小说，都在读者的世界里成为一个讽刺，而读者当初就是应该在文本里死去的人，建构是为了解构，巴黎从来就是一个无限接近又必须离开的地方，它在那些作家和作品中，在我八个月和两年的游历中，在我成为一个作家的文本里，但如此种种，都是一种充满讽刺的“如果”：

我心想，如果我是个真正的作家，就不会有那么多棘手的问题。
我心想，如果我成为真正的作家，非洲将是我的。
如果我真的成为作家，我将像兰波一样尝试创办所有的聚会，取得所有的成功，编写所有的剧本，试图发明新的鲜花，发现新的星球，创造新的肉类、新的语言。
如果我真的成为作家，我将绝对是现代人；沐浴着曙光，带着火热的耐心，我将走进富丽华美的城市。
如果我真的成为作家，我的日子将会变成完全不同的样子。
如果我真的成为作家……

巴黎在消解，巴黎被分离，巴黎在崩溃，当我“把一切未遂的人格或意识和任何对巴黎的怀念都变成碎屑”的时候，真正的讽刺就变成了离开自我，离开自我是杜拉斯的封闭，是海明威的自杀，是我回到巴塞罗那被母亲笑话，可是毕竟是离开，没有如果，没有梦境，没有读者，没有讲座，甚至没有666航班，没有警察，没有金属牌，没有阁楼，“双目注视着从未见过的东西”。

可是，这一切还只是一个文本意义上的告别和离开，夜晚的小说在最后一句话之后让读者活着，可是那遥远的、从未抵达的巴黎，谁扣动了罪恶的扳机，射出了冰冷的子弹，“一切都会结束，唯独巴黎不会，巴黎永远不会结束”，流动的盛宴其实是流动的罪恶，流动的讽刺，流动的堕落。

	编号：C55·2150822·1205
	作者：【美】海明威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3年04月第1版
	定价：22.00元亚马逊16.10元
	ISBN：9787020095209
	页数：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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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青年巴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英国人阿什利夫人相爱，相处了一段日子以后，由于双方年龄实在悬殊，而阿什利夫人又不忍心毁掉纯洁青年的前程，这段恋情黯然告终。“从来没有人充分燃烧生命，除了斗牛士。”但是在战争之下，既没有持久的婚姻，也没有永远的胜利，只有享乐和酗酒带来的痛苦，而夫人迷上的斗牛士成为解构激情的一种象征，所以当海明威在小说中开创了简约犀利的独特文风，小说也为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开创了“迷惘的一代”作为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使其成为在一战中受到永久性创伤而颓废、堕落的“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人性中的爱、死亡、重生等深刻主题，在这个时代里，注定无法逃脱“迷惘”的命运，注定会在“惟有大地永存，太阳照常升起”的世界里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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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照常升起》：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就是这样，先送一个姑娘同男人出走，再把她介绍给另一个男人，与他一道出走，现在又去把她接回来，并在电报上署名“爱你的”，就这么回事。

他和她，男人和女人，一道出走，一起接回，对于无限接近情爱的故事来说，似乎从来不缺少主角，但是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行动到底指向何种结局？在他和她第三人称之外，谁又是第一人称？“我”就在这样的故事里，“就是这样”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讥讽，而当我站在这个故事边缘的时候，我既从来不是这场爱情的主导者，出走或者接回，其实都是在一种旁观的世界里，甚至电报里那个“爱你的”称呼，也变成了一种空洞的象征，“就这么回事”，故事从来没有“爱你的”，也从来没有“不爱你的”。

我是看见了和布莱特有关的种种相遇，和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以及和其他男人的故事，但是那个“爱你的”似乎把一切有关的男人都撇向了和爱情无关的境地，这似乎是对于时代的讥诮，却也是一种自我的嘲讽，我或者也并不是我，一个叫杰克的男人，一个叫巴恩斯的记者，一个生活在欧洲的美国人，一个因为战争受伤而失去了性爱能力的人，所以在爱情故事里，我永远不是主角，在布莱特“爱你的”称谓里，永远无法走向实质。所以当我一个人从圣塞巴斯蒂安赶往布莱特需要帮忙的马德里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更是那种讥诮和嘲讽的见证，也把我推向了自我怜悯的地步。

“能否来马德里蒙大拿旅馆我处境不佳布莱特”，布莱特两封相同的电报发给我，这是一种求助，这是一种呼唤，而我以“爱你的”作为回应，似乎又走进了一个无法挣脱的尴尬中，但是我必须从圣塞巴斯蒂安一个人的世界里走进去，不是为了重获那种虚幻的爱情，也不是对于功能缺失的身体的唤醒，而只是回到故事的起点，回到爱情的原初，回到没有主语的现实。对于三十四岁的布莱特来说，爱情擦肩而过，却也是自己主动放弃那种美好的向往，“你知道，我三十四岁了，我不愿当那种糟蹋年轻人的坏女人。”只是因为那个让她动心的小伙子罗梅罗是个斗牛士？是个爱她的孩子，是个只有十九岁的健全男人？布莱特把爱情叫做“糟蹋”，对于她来说，似乎并不愿意获得一种世俗之外的真正爱情，她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她把自己置于“坏女人”的角色定位中，是不愿意打破已经被嘲讽和尴尬的现实。

一个有过婚姻经历的女人，似乎所有的期望都在战争中破灭，最先的真爱在战争中死于痢疾，后来嫁给了阿什利，“你们知道，给她头衔的那个叫阿什利家伙是个海军，第九代男爵。回到家他从不肯睡床，总让布莱特睡地板。最后他变得坏透了，老对布莱特说要杀她，总揣把荷弹的军用左轮手枪睡觉。那会儿布莱特总等他睡着以后拿出子弹。布莱特她的日子一向不大快活。真是不幸，她那么喜欢生活。”当她拥有阿什利妇人这个头衔的时候，其实也意味着某种爱情的死亡，而对于阿什利之后的迈克，似乎更多也只是一种形式意义，战争让女人走开，战争也让男人失去了自己。迈克记忆中的那个王储晚宴，无非也是一个逢场作戏的故事，那裁缝缝制的军功章，不是荣耀，也是嘲讽，而当他把那些勋章扯下来分给每个姑娘的时候，就是在解构战争，“姑娘们认为我是厉害得要命的勇士，在夜总会分发勋章，多威风的家伙。”

所以在布莱特面前，他无非以这样一种解构的方式延续一个爱情的虚幻感觉，而当科恩死命追求布莱特的时候，他又充当布莱特的保护者，骂他，揍他，叫他滚蛋，戳穿他们同居的事实，迈克永远在布莱特面前像一个男人，而这样一个男人并不是给了她作为女人的爱，而仅仅是保护，仅仅是婚姻形式的满足，所以即使在被保护的现实里，布莱特还是跟着斗牛士罗梅罗走了。罗梅罗的身上迸发出的是一种力量，一种征服的力量，他用这种力量战胜里嗜血的牛，用这种力量杀死了顶死别人的那头牛，用这种力量割下了牛耳朵，也用这种力量获得了布莱特的好感，但似乎仅仅是力量，甚至仅仅是男人的身体，对于他来说，斗牛场就是一个战场，但是在这个战场中，他依然是一个暴力的实施者。他说那些公牛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却又不惜代价杀死他们，“这样它们就杀不了我。”朋友和敌人，有时候就是一个悖反的两面，而在战争中，无非也是在非此即彼的境况中，不是你一定要胜利，而是对于那种生死的抉择中，你无法成为一个失败者。

”我爱斗牛，也爱布莱特“，这是罗梅罗的承诺，也是一个作为男人的宣言，在满足了布莱特对于男性力量和身体的渴望之后，她却也看见了那种不安，这种不安把她也放置到没完没了的战争中，甚至在她看见自己作为一个“坏女人”的那些发生的故事之后，她似乎也没有勇气接受这样一种爱，她想从战争中走出来，却又跌进了另一场战争，所以在结婚的目的面前，她只有逃避，只有舍弃，只有回到一个失去了身体功能的男人身边，似乎在我这里，她才能感觉到安全，感觉到拥有，感觉到完整。

“我们在一起，本可以拥有多么好的时光。”布莱特对于我和她故事的那种回忆，何尝不是一种巨大的嘲讽？无论是战争中的阿什利，还是虚幻荣耀的麦客，无论是斗牛士罗梅罗，对于布莱特来说，看起来都有着完整的男性身体，身体似乎是保全性爱的唯一途径，但是身体带来的惶恐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扼杀爱情的完整性，这是现实对于布莱特的嘲讽，而其实也是对于那个犹太拳击手科恩的嘲讽。这个和我同样来自美国的作家，似乎一生都在寻找自己那一个身体，父母的犹太身份使得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遭受非议，这种种族偏见对他的压制，所以即使他对拳击没有一点爱好，甚至他讨厌拳击，但是他还是一丝不苟地痛苦学习拳击，他的目的就是“对抗因在普林斯顿遭受犹太人待遇而产生的羞臊和自卑感”，也就是他用身体的力量去除自卑，去除鄙视，去除不公，这是身体的政治学，似乎只有拳头的力量，只有征服的暴力才能完成对自己的定义，“他用拳击发泄。他带着痛苦的自我意识和扁平的鼻子从普林斯顿毕了业，遇到第一个待他好的姑娘便结了婚，五年婚姻，生了三个孩子，将父亲留给他的五万美元花去大半，遗产的其余部分归了他母亲。”

在痛苦的自我意识里，拳击手像是对自己的一种虚设身份，因为拳头的力量，他顺利毕业，和女人结婚，生下孩子，种种都在表明他已经从种族的歧视中走出来，但是那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妻子抛下了用他和另一个男人走了，而在遇到杂志社的弗朗西丝之后，他又无法主宰自己，“这位女士非常强势，科恩根本没有机会脱离她的掌控。”甚至从欧洲回到美国完成小说出版，在数年的时间里，也无法挣脱一个女人的控制，“我确信，他有生以来从未爱过。”爱变得虚幻，变得恐惧，所以科恩以一种拳击的发泄寻找自己的出路，“一想到生命流逝得那么迅速，而我却没有真正地活过，我就受不了。”他想要去南美，在空间的变幻中挣脱那一种束缚，而其实，不管是拳击手，还是南美梦，对于科恩来说，都是一种自我认同的想象，“我同情他，但这事你帮不上任何忙，因为你一上手就要碰到他两个固执的念头：一是去南美能解决问题；二是他不喜欢巴黎。他的第一个念头从一本书里得来，那第二个念头我估计也来自书中。”而对于爱情的想象，只是那一本写着浪漫故事的《紫色国度》，一个完美的英国绅士在浪漫的土地上经历了种种虚幻美妙的爱情冒险，所以科恩也希望自己在另一个紫色国度里遇见美丽的爱情。

布莱特似乎是他把现实小说化遇见的那一种爱情，“她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这是科恩对于布莱特的评价，他给布莱特写信倾诉，他约布莱特在圣塞巴斯蒂安，但是布莱特似乎并不能从他身上找到所谓的归宿感，也无法感受到浪漫，科恩自始至终也只是一个拳击手，一个用道具安慰自己展示力量的男人，一个用拳头揍人却又想得到别人原谅的犹太人，或者他像极了那一头莽撞的犍牛，“哼，少站起来做出一副要揍我的样子，对我没用。告诉我，罗伯特，你干吗老跟着布莱特打转，像头该死的劣等犍牛？难道你不知道人家不需要你？人家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可知道。“迈克对他的嘲讽让他无地自容，是的，在斗牛场上，没有平等，没有浪漫，只有你死我活，所以对于布莱特来说，科恩无非让自己进入另一场战争，一场关于种族和宗教，关于爱情和尊严的战争，而最后除了两败俱伤，除了身体和心理的伤害，什么也没有。

战争中失去了亲人的布莱特似乎更愿意寻找一种平和的爱情，没有身体的征服，没有虚幻的身份，而我似乎就在这样的生活里，“也许随着岁月流逝，真能够学到一点东西。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在乎，我只想知道如何在其中生活。说不定懂得了如何在世上生活，就会从中领悟到世界的究竟。”所谓领悟，就是不再谈论那场战争，所谓生活，就是会把“野鸡”乔杰特当成自己的未婚妻，所谓世界，就是喝酒钓鱼，所以在西班牙的旅行中，我发现了那种快乐，那种单纯，“处在一个如此简单就能令人快活的国度里，心情很舒畅。在西班牙你可说不准侍者是否会谢你。而在法国，一切都建筑在这种明白的金钱基础上。在这样的国家里生活最简单不过，谁也不会出于暧昧的原因同你交朋友，从而使事情复杂化。”而其实，这或者是失去身体功能的男人喟叹而已，在异国，在他乡，在战争创伤永远无法治愈的游历生活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就是放弃崇高，放弃执着，甚至放弃爱情。

“见鬼去吧，布莱特。见鬼去吧，阿什利夫人。”我内心的愤怒只是放在最隐秘的地方，那种愤怒是对于战争的无奈，是对于自我的迷失，是讥诮和怜悯，比尔对我说：“你是个流亡者。你已经失去了和土地的联系，变得矫揉造作。伪劣的欧洲道德标准把你毁了，你醉生梦死，变得执迷于性爱，整天消磨在高谈阔论中，不务实事。你是个流亡者，明白吗？在各家咖啡馆间流连。”流亡是我的一种永恒状态，从美国到欧洲，从巴黎到马德里，人生无非是一个狂欢节，几场斗牛表演，外加能钓到的鱼，“跪下开始祈祷，为想到的所有的人祈祷——布莱特、迈克尔、比尔、罗伯特·科恩、我自己，以及所有的斗牛士。”而只有对自己祈祷的时候，“我感到昏昏欲睡”，所以在这样一种迷惘的状态中，似乎只有在一种物欲的享用中才能抵达内心：“让我们为上帝的赐福欢欣。让我们享用空中的飞禽。让我们享用葡萄的果实。你要享用些吗，兄弟？”

用享用抵抗流浪，用快乐驱赶迷惘，似乎是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所以我对于布莱特相关的那些爱情都像是在看一场场的游戏，他们成长，他们毁灭，他们争斗，他们失去，我就站在身边，我无法进入其中，也无法独善其身，那无非是一个没有终结的循环，无非是我们应该生活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感慨里已经容不下一个真正的爱情，所以太阳照常升起，太阳也照常落下，“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世界已经安排好了秩序，世界已经定义了起点和终点，“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所以在这样的循环中，在这样的轮回里，那一种闪现的爱情又有什么意义？布莱特是阿什利夫人，或者会嫁给迈克，科恩也许会真的去往南美，却无法根除犹太的自卑感，罗梅罗会杀死更多的牛，杀死更多的朋友，而我呢，在茴香酒的迷醉里，在西班牙的风情中，在狂欢节的疯狂里，在“爱你的”电报中，依旧无法成为第一人称，依旧只是一个流亡者，依旧在自我祈祷中昏昏欲睡，而布莱特依偎在我的身上，也只是车子减速之后的一个习惯性动作，“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所有的浪漫，所有的爱情，所有的自我，也只是想想而已。

	编号：C38·2150822·1203
	作者：【奥】罗伯特·穆齐尔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5年05月第1版
	定价：140.00元亚马逊108.80元
	ISBN：9787532766819
	页数：9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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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有理由害怕：如果不把自己的个性塞进某个公共认可的口袋里，那我们的个性就会像粉末一样四散而开。”32岁的平行行动委员会秘书乌尔里希认识到，可能性比中庸死板的现实性更重要，他觉得自己是个没有个性的人，因为他不再把人，而是把物质看作现代现实的中心：“今天……已经产生了一个无人的个性的世界，一个无经历者的经历的世界。”他看到自己被迫面对时代的种种问题，面对理性和心灵、科学信仰和文化悲观主义之间的种种矛盾。这是1914年前的奥匈帝国，人们成立委员会筹备1918年庆祝奥皇在位70周年的活动，而在这同一年，德国将庆祝德皇威廉二世在位30周年，这个充满着仪式的“平行行动”却是将两个王国推向覆灭的年份。《没有个性的人》是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未完成的一部“精神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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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个性的人》：上帝最喜欢用虚拟语气 

“现在你必须想象，这座大海是一片静止和孤独，充斥着连绵不断的、水晶般纯净的事件。古代人曾试图设想人间就有这样一种生活：这就是千年王国，由我们自己所塑造，但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王国！我们将这样生活！我们大家都将丢弃自私心理，我们将既不积聚财富，也不积聚知识、情人、朋友、原则、我们自己的思想：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的意识将张开，对人和动物解开并以这样一种方式展现自己，致使我们根本就再也不能依然是我们，我们将只纠缠于全世界，维护住我们自己的本色！”
       ——《第三部 进入千年王国（罪犯们）》

如大海般的静止而孤独，如水晶般的纯净，却并不是我们知道的世界，它是无限，无限的想象，无限的吞没，无限的存在，无限地设想在古代人的世界里，而这种无限却由我们自己塑造，由我们自己生活，由我们自己拒绝——拒绝自死，杜绝财富，拒绝知识，拒绝情人，拒绝原则，以及拒绝我们的思想，在所有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和行为主义被剔除的存在中，无限扩展成一个整体，把“我们”带向终点，带向没有我们的世界。

一段引语，也是一段隐喻，当自己塑造自己追求，最终是为了消除自我为了分开人和动物，那个“维护”我们的本色的千年王国是不是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而我们是不是就在里面成为括号里的“罪犯们”——罪犯是对于道德的舍弃，是对于信仰的背叛，是对于美好的否定，是对于国家的解构，但这却恰恰就是我们的本色，就是为了“展现自己”。而在这千年王国的理想世界里，乌尔里希是不是其中的引领者，是不是王国的命名者，是不是成为自己的“罪犯们”？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似乎从来不是在”我“的意义上，而是我们，是罪犯们，是从古代的理想到现代的现实而凝结的种种“要素”。

没有和有，否定和肯定，拒绝和接受，人和动物，在对立、矛盾中，千年王国其实不是在1913年8月那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被打开的，也不是在所有人都成为“罪犯们”而被纳入到第三部的括号里才发生的。它是在一种被书写的文本里确定了分开的基调，上下册，可以完全合二为一，但是当抽离出其中一本的时候，无论是叠加，还是分开，无论是继续，还是背离，它们都独立于自己的叙述，并且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成为两种“个性”。所以即使千年王国在那最后的半部里，即使以有限的页码打开无限的可能，即使在未完待续中走向永远的未知，世界已经无法归类为一个整体，无法被认知为一种事件，无法被合成为一些“我们”——在没有终结的结局里，可能性已经不是一种虚幻，而变成了现实，它是1913年的历史，是1918年的事件，是1942年的文本，是2015年的阅读。

只是这“精神的无实体”，是不是需要沉醉其中，是不是要当成经典，是不是必须窥探那一个千年王国？也是引语，也是隐喻，当“它竟唤起对放荡不羁的想象的兴致来”的时候，世界出现的是一种虚拟语气，“告知你我已经逝世。”一份奇特的电报，一个被预言的死亡，父亲从来不在千年王国里，所以作为一个实体，它是精神意义之外的，却以一种反讽和寓言的意义进入到这个世界的入口处。他是有个性的人，富有的人，为儿子指路的人，甚至给他安排好工作，在他看来，那扇门里必须有一个结实的门框，必须从这个门框里进来，“老教授过日子一直遵循着的这个原则，简简单单是一个现实感要求。”这是一种不可逃避的现实，这是触摸得到的现实，这也是从父权意义上打开的现实。可是在乌尔里希那里，那扇门是市侩的门，是物质的门，他也从那里成了家庭教师，成了大学生，成了律师，在六十九岁的父亲的生活中，他就是一个儿子，但是这种种的存在，对于他来说，不是拥有，而是废弃，甚至是背叛，在他看来，“和所有的大城市一样，它也由规则、更替、预先滑动、跟不上步伐、事物和事件的碰撞、穿插于其间的不可测的寂静点，由道路和没有被开出的道路，由一种大的有节奏的搏动全部节奏的永远的不和谐和相互位移组成，并且总的说来像一个个存放在容里的沸腾的水泡，那容器由房屋、法律、规定和历史沉积的经久的材料组成。”城市都是一体的，就像某种人生，在规则、更替、预先滑动、跟不上步伐、事物和事物的碰撞、穿插其间的不可测的寂静点，与其说是个性，不如说是一种普遍性和共同性，是泯灭的个体，是无法独立的自我。

所以，在父亲之外的乌尔里希看见了崭新的、集体的、似蚁类的英雄主义，看见了“人们想干啥就能干啥”的自由，看见了像狗一样“出于依恋和忠诚”寻找自己的位置，看见了游牧时代的饲料厂，看见了现实感之外的虚拟感，“但是如果有现实感，那么就没有人会怀疑它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且一定也会有某种人们可以称之为虚拟感的东西。”现实感是父亲，虚拟感是自我——不仅是独立的自我，而且是精神的自我，是神化的自我，爱父亲是一种尊敬，是对于权力的服从，就像爱祖国一样，并非是在祖国的十全十美中成为一个膜拜的影子，而是要在后面加上第二句话：“也许上帝也最喜欢用虚拟语气谈论自己的世界。”那个自己的世界，上帝创造的世界，里面有太多的可能性，有太多的虚拟性，所以，“上帝创造世界并暗想：这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嘛。”

为什么乌尔里希要变成一个著名人物进行三次尝试？为什么他会喜欢奇思妙想的奇异算术？为什么他喜欢用体育代替神学？为什么他周旋在不同的女人之间却从来不会想到结婚和生孩子？三次尝试是接近虚幻的英雄，喜欢算数是要在确定中偏离生活的本题，用体育而不是神学是因为上帝写下了第二句话，爱上女人是因为在美貌中获得了征服的快感和抛弃的准备，“乌尔里希感觉到自己心中怀着某种敌意，一种想激怒这个笑眯眯的女人的欲望，但是他不能完全无视狄奥蒂玛的美貌。”勾引而且调戏，他释放着天才的光芒，却总是不理睬道德的约束，他埋没着自己的个性，却建立了活生生的现实，“人们不能自己没遭损失就生自己时代的气。”所以在虚拟、自由和独立的生活里，乌尔里希变成了一种“难以领会的东西”——“一种预兆。一种幻想。就像一块磁铁放开铁屑、铁屑又陷入一片混乱。”
 
父亲原本就存在的，就像关于国家的存在一样，是在现实里成为一个无法绕开和逃避的主题，所以在那个“平行行动”中，爱国就像爱父亲一样，成为一个现实感的存在，莱恩斯多夫伯爵把平行行动说成是与“和平皇帝、欧洲里程碑、真正奥地利以及产业和教育”四样东西一起的爱国行动，目的是要让“奥地利的光辉的生命公告”成为全世界的“一个里程碑”，并且和“拥有一位八十八岁的和平皇帝联结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和政治、经济、文化有关的“祖国的和谐的幻象”，就像“卓越的表妹”狄奥蒂玛所说，“平行行动简直是一个实现人们认为是最重要、最伟大的东西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乌尔里希成为委员会的秘书，而这个行动到底如何实施，如何成为象征，在沙龙聚会中，在会议讨论中，平行行动被赋予了思想，被赋予了精神领袖，被赋予了伟大目标，被赋予了固定组织“社交和才智”交相辉映的“沙龙”里的狄奥蒂玛，父亲是“铁的德国”的最强有力统治者的保罗·阿恩海姆博士，希望生活将会重新找到回归基督教原则的简单、自然、超自然、健康和必然的道路的莱恩斯多夫伯爵，追寻什么是真正的爱祖国、真正的奥地利和真正的进步的奥·菲舍尔经理，无论是狂热的爱国主义者，无论是知识渊博的理性主义者，无论是呼唤目标产生于人民的人本主义者，也无论是欲罢不能的权力主义者，实施平行行动的群像都在那个现实感的世界里建立一种秩序，建立一种道德，甚至建立一种信仰，而这种种的秩序、道德和信仰，在乌尔里希那里无非和父亲一样，是一种象征，而经验、科学事业、经济，以及思想、目标、组织所建立的伟大奥地利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去除了虚拟性的假象，“所有像她这儿的这种强制的社交聚会——如果它并不完全单纯和粗糙——也确实来源于这样一种需要：佯装人性的统一，这种统一该包括人们极不相同的活动并且是永远也不会存在的。”
 
古老的文化，在前面加上修饰语而成为古老的奥地利文化，“只是为了使自己在古老奥地利文化的巴罗克魔力熏陶下从一个今天正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文明人的计算、实利主义、荒凉的理性中稍稍恢复一些元气。”可是在恢复古老的奥地利文化的元气之前，是有那一个叫做德国的国家存在，所以行动嫉妒的锋芒指向普鲁士-德国，目标是呼唤一个弥赛亚，拯救或者重振，在国家强盛的理念里，平行行动却只是一个乌托邦，父亲是“铁的德国”的最强有力统治者，保尔·阿恩海姆以一种统治者的方式进入和平行动委员会，以知识、文学、理想来构建一种文化，所以就是一种背叛的现实感，他提出的“他们会自动来的”格言像是为自己寻找一种理由，“这期间，这句格言已经上升至一个在爱国行动中为人所信赖的政治预言的等级，它大致有如下内容：人们必须首先争取‘其他的奥地利各民族’支持爱国主义，而一旦做到了这一点，所有德国圈里的人就也得不参与进来，因为不参加大家都在做的事，这显然要比拒绝开这个头艰难得多。”

其他的奥利地各民族，其他的背叛者，其他的爱国者，保尔·阿恩海姆将他们命名为“私生子”，就是要将这些私生子中建立一种废除强制的秩序，“这就是娇惯秩序；使人有能力成就大事”，而其实，这无非是一种概念，一种爱国主义的概念，一种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一种弥撒亚解救的概念，那上帝明明在虚拟语气里写下了第二句话。所以身为平行行动委员会的秘书，没有个性的人乌尔里希就是看见了野心家的幼稚和可笑，“长时间来一直把人类当作宇宙中心的、但自几个世纪以来就已经在渐渐消失的人本主义态度的瓦解大概终于已经波及自我本身，因为在经历上最重要的是人们正经历这件事，在行动上最重要的是人们正在做这件事，这种信念开始让大多数人觉得是一种幼稚。”在他看来，只有正在经历这件事才是重要的，也就是只有“看得见”的原则下，才能回归到平行行动的本质意义，就像他看见女人的美貌，经历欲望的满足，就像在数学的迷恋中确定存在，即使是恶，也绝非只是精神意义的道德，而是建立在身体之上的物质性，“出于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上帝似乎正在开创一个保养身体的时代；因为唯一还可以撑住思想的，是身体，思想从属于身体，你作为军官在这方面本来就有一段领先的距离。”

身体的恶，是看得见的恶，就像那个杀死妓女的莫斯布鲁格尔，是以病态的暴力来释放生命中的恶，但是那个死去的妓女又何尝是一种必须活着的理由？“他的整个一生就是是一场令人发笑和惊愕的笨拙的战斗，目的是为了强求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如尼采一般，在精神的癫狂中完成了自我的定义，而在杀人之后，他自认为神经错乱，却又像是一个悖论，这是一种自我解脱的合理性，还是将自己推向了恶的深渊？“在他为一种阴森森的嗜杀狂罪行打断的诚实的一生中，人们常常在精神病院里抑制或释放出他的情感。”所以在乌尔里希看来，没有恶和物质的帮助，精神和善是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而在这个平行行动中，如果没有虚拟语气，没有消亡和熄灭的世界，没有“精神的无实体”东西，何来重生，何来释放，何来看得见，何来现实感？

而被作为标本的卡卡尼本来就是一个虚拟的国家，取自奥匈帝国正式名称Kaiserliche und Konigliche Monarchie的缩写字母，在这里，人们刮胡子，人们吃饭，人们相爱，人们读书，人们从事自己的职业，“好像四堵墙壁静静地站住了似的”，而这一切都是“墙壁在行驶”中发生的，“人们却没觉察，而且它们的路轨向前投抛，宛如长长的、摸索着的弯曲的线，人们却不声知道它们伸向何方。”一种虚拟而现实感的存在，这是天才认为是粗人的国家，这是的居民有着第十种性格：“这个性格允许人做一切事，唯独不允许做这一件事”，而在卡卡尼的民族政策中，德意志“民族”成为一个特殊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人们在卡卡尼可以从当叛逆犯开始和以当部长告终，但也可以反过来又以叛逆犯的身份继继续其部长生涯，它才也开始觉得自已是受压迫的民族。”
 
虚构的卡卡尼，虚拟的民族和居民，建立一种秩序，赋予一种思想，只不过是佯装人性的统一，只不过设计出一种现实，所以在上帝也喜欢用虚拟语气的世界里，伟大行动无非是一种讽刺，“平行行动只有唯一一项任务：为一次精神总盘点开一个头！我们必须大致去了解倘若世界末日降临在一九一八年，旧的精神将结束、一种更崇高的将开始而不可避免要做的事。”末日般降临在一九一八年，现实感的一九一八年，而那个具有伟大目标的平行行动“却在一九一八真的走向了解体，不论是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在位七十周年，还是德皇威廉二世在位三十周年，平行地走向覆灭，“现在他们在谈论战争！”看起来是战争的原因，将一切的恢复和解救都化作了一种末日般的存在，而实际上这是”另一种状态“的开始，“今天……已经产生了一个无人的个性的世界，一个无经历者的经历的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千年王国，就是乌尔里希的父亲发出“告知你我已经逝世”电报之后的世界，在这里，他和妹妹走向一种“向可能性边缘之旅”的爱，在这里，命运变成一种统计学的内容，在这里，道德自相矛盾，在这里，只有“一种好方式做坏人的人与一个以一种坏方式做好人的人”。矛盾和统一，悖论和和谐，物质和精神，伦理与背叛，道德和欲望，都变成了一个整体，或者说，这些对立的东西变成了“平行行动”的主要内容，矛盾是平行的，却是不被覆灭的，而这些平行的矛盾才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才能从“精神的无实体”中解脱出来，才能在无个性的人中找到意义，这就是真正的道德，“所有创造性的时代都是严肃的。没有一种强烈的幸福是不伴随着强烈的道德的。如果道德不可以从某种强劲有力的东西中派生出来，那就不会有道德。没有一种幸福不建立在一种信念的基础上。”所以当千年王国打开，罪犯们进入其中，是为了一种永恒的幸福，“乌尔里希预言这命运，却对此毫无所知。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他也毫不在意，他在为永恒的幸福而斗争。”

虚拟语气的上帝，虚拟存在的可可尼，虚幻打开的千年王国，带着身体的罪恶进入其中，带着父权的死亡进入其中，带着矛盾的平行进入其中，带着被分列成上下两册的文本进入其中，却是一个无限而悬置的世界，没有完整的出口，没有最终的命运，没有大写的句号，“然后乌尔里希才得知，阿加特已突然告辞并在没有他陪同的情况下离开了这所府邸；人们向他转告，说是她不想他来扰乱她的决断。”谁也不知道“另一种状态”里，妹妹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乌尔里希自己会去向哪里，谁也不知道上帝会说出哪一句话——在添加的第二句之后，是一个再也没有合拢的省略号，在“静止和孤独，充斥着连绵不断的、水晶般纯净”中走向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