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2-02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大街现代主义
现代化的过程，即便当它剥削和折磨我们的时候，也给我们带来了力量和想像，鞭策我们把握和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世界，并努力将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世界。
——《第五章 在象征的森林中：关于纽约现代主义的笔记》
剥削和折磨，带来的是痛苦，甚至是毁灭，但是在其相反的一面，会滋生出某种力量和想象，而这种力量和想象并非只是一种幻觉，而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融入到普通男女里，马歇尔·伯曼将痛苦式的毁灭和力量中的想象作为矛盾体放在一起，命名为“现代化的过程”，不是为了揭示其悖论性，而是要将他们统一为一个整体，发掘其中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的目的，是要变成“我们自己的世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时代里，以“战斗”的精神，创造一个允许我们安身的家，“让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宾至如归。”
归来是一次回望，却不是一次简单的转身，“现代主义者不能与过去分手：他们必定要永远被它纠缠，发掘它的鬼魂，乃在他们重塑自己的世界和自我时重新创造它。”也就是要在旧时代的矛盾呈现中寻找到生活中应该有的新图景和新表达，被改变的现实和社会不应都是破坏性甚至毁灭性的，在一个转身返回的过程中，它恰是创造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在“改变着我们周围的世界的经济冲动和社会冲动”的同时，也应该改变着“这个世界上让世界前进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内心生活。”
历史不是线性的，它是曲折的，但一定是前进的，而这种前进性在马歇尔·伯曼看来，就是现代性的最根本性质，他在“企鹅版前言”中，对现代主义进行了定义：“现代的男男女女试图成为现代化的客体与主体、试图掌握现代世界并把它改造为自己的家的一切尝试。”这一定义凸显了现代男男女女的客体与主体的统一性，并且指出了根本目的是掌握并改造现代世界，将其变成“自己的家”，伯曼将这种现代主义理解为一种宽广开放的的观念，一是撇除了一直以来对于历史的博物馆式的理解，所谓博物馆式理解就是将人类活动割裂成碎片，然后在碎片中用时间、语言、种类和学科加以标签化。同时，宽广开放还意味着某种时间的统一性，也就是说要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构建一种对话的通道，跨越物理和社会的时间空间，使之统一在一个整体里，在这个整体里，伟大的艺术家和普通的老百姓之间以沟通和对话的方式达成一种统一，消除某种孤独的内在性和主观性。而这种宽广开放的理解方式，这种沟通和对话，就是伯曼所追求的现代主义的本质：“所有各种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都是同一个过程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现代的男男女女肯定自己现在——即便是悲惨的受压迫的现在——的尊严和自己控制自己未的权利；努力在现代的世界里为自己争取一块地方，一块自己能够作为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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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B84·2150822·1204 |
大街是一个前进的方向，一种存在的归宿，一种开放的观念，大街上的现代主义将普通人的生活和广场生活联系在一起，将私人性和公共性连接在一起，也将历史和现实联系在一起，将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而要回到家，回到广场，就需要有往回走的态度，需要可以往回走的道路，“回顾19世纪的现代主义能够给予我们创造21世纪的现代主义所需的见解和勇气。”而伯曼在这条道路上，设置了三个标签：歌德的浮士德、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和波德莱尔的巴黎。
“我们都处于一个浮士德的时代，注定要在自己完蛋之前，遇到上帝或魔鬼，而那逃避不了的真实矿石是开启这把锁的一把钥匙。”梅勒的这句话其实就是关于现代主义矛盾的一体性的集中体现，歌德断断续续写了六十年的“浮士德”在伯曼看来，是一个发展的象征，从最初表现为梦想者，到后来投身到生活中去将自己变成了情人，而最后，在爱情的悲剧之后，他在达到自己生命的顶点中成为一个发展者。梦想者、爱情的悲剧者和发展者，都有着另一个形象的影子，那就是靡非斯陀，“人的力量只有通过马克思所谓的‘魔鬼’，即可能以可怕的力量爆发出来而人类根本无法加以控制的各种令人恐惧的黑暗能量，才能得到发展。”一方面是黑暗的引诱和破坏，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浮士德身上体现的就是一个矛盾体，而当他杀死了斐莱孟和鲍栖丝，他的生命讽刺性地达到了顶点，当他杀死那对老人的同时，他实际上也宣判了自己的死刑。清除了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对于浮士德来说并不是真正赢得了一场赌博，相反，他也将自己的生命在封闭中走向了死亡。浮士德摧毁了前现代的世界，也打碎了自己在这个世界存在的全部理由，“一旦这个发展者清除了所有的障碍，他本人就成了障碍，从而必须离开。”所以浮士德的发展模型是一种悲剧的模型，毁灭别人亦即毁灭自己，但是这种发展的悲剧，却给现代主义提供了一种样本，那就是如何在矛盾中寻找整体性和统一性，“这是一个没有人想遭遇的悲剧——无论是先进的国家还是落后的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又是每个人都继续在上演的悲剧。”
而对于马克思所看见的资产阶级，似乎也有着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当马克思宣布资产阶级自身具有的矛盾会将其带向毁灭的时候，其实他在另一方面又称赞资产阶级，世界市场、中央集权其实作为现代主义的一种表现，在马克思那里成为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优点，但是，“资本主义的麻烦在于，它到处摧毁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的各种可能性。它培育了，其实是强制了，每个人的自我发展；但人们却只能有局限地扭曲地发展自己。”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从两个对立的方面展开了论述，“这两个方面将塑造和激发未来一个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化”，一方面是永不满足的欲望和冲动、不断的革命、无限的发展、一切生活领域中不断的创造和更新；另一方面则是虚无主义、永不满足的破坏、生活的碎裂和吞没、黑暗的中心、恐怖。或者在马克思那里，他自己就陷入了某种悖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是当赞美资产阶级的优点的时候，这样的自由如何发展为一切人的自由？如果共产主义最终能够完成现代性，能够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那么，“共产主义如何能够在现代世界中巩固自己而又不压制它承诺要予以解放的那些现代活力呢？”而实际上，在伯曼看来，马克思身上的现代性并不是在悖论中陷入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而是在这样一种矛盾中寻找到辩证法，寻找运动的平衡，“我论述他的思想，与其说是寻求他的答案，不如说是寻求他提出的问题。在我看来，他能够给予我们的宝贵礼物，不是一条摆脱现代生活的矛盾的出路，而是一条更加有把握更加深入的进入这些矛盾的道路。他知道，超越矛盾的道路将不得不经过现代性，而不是摆脱现代性。”
浮士德是发展的悲剧，马克思提供了对于现代性的超越思路，而波德莱尔则将“大街上的现代主义”以一种艺术至上的方式体现出来。“如果一定要我们提名谁是第一个现代主义者，那他一定会是波德莱尔。”为什么伯曼会将现代主义的源头回溯在波德莱尔身上，正是因为他在巴黎的大街上发现了现代主义的最本质东西，“波德莱尔的现代主义的第一条绝对命令是，要我们自己面向现代生活的原初力量”。在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交融的时代，在现在人自我和环境统一的现实，波德莱尔在现代性的田园诗和反田园诗中看见了自己的巴黎，“（艺术中的）每一次开花都是自发的、个体性的。……艺术家仅仅发源于他自己……他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他没有继承人。他是他自己的国王、他自己的牧师、他自己的上帝。”他看见了“现代生活的英雄主义”，看见了“现代生活的画家”，他们在巴黎的街道上带来了革命的力量，带来了打破旧秩序的想象，这是一种“现代崇拜”，而拿破仑-奥斯曼建设的林荫大道则是19世纪最为辉煌的都市发明，是传统城市的现代代化进程中的决定性突破。波德莱尔就是在这样一种发明中走向了这条林荫大道，从而走向了诗人空间和公共世界的结合，“波德莱尔正是在一个新的私人和公共世界正在形成时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世界。从那时起，林荫大道在现代爱情的形成过程中将与闺房一样重要。”
但是波德莱尔只是一个开启者，在伯曼看来，田园诗和反田园诗变成了一种紧张甚至悖论的矛盾关系，他赞美辉煌的装备，绚丽的色彩，流动的行列，快速优雅的运动，不带眼泪的现代性，却又在“文化的绝望”中，对现代的进步观念而且对整个现代思想和现代生活嗤之以鼻，这是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甚至将艺术和物质世界完全隔绝开来，艺术家与轮船、电流和煤气的物质世界的联系被切断，而行走在那条林荫大道上的人又变成了一种被抛弃和孤独的象征，“我急冲冲地穿过林荫大道，纵身跳过泥泞，要在这一团混乱的车流中避开从四面八方奔腾而来的死神”。一方面是现代人的原型，另一方面又在这样的现代城市车流中变成孤独的人，“林荫大道成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一个完美的象征：每个资本主义单位的合理性，导致了将所有这些单位组织在一起的社会系统中的无政府主义非合理性。”
虽然波德莱尔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割裂物质和精神生活，制造了现代性的一个悖论：“现代性的悖论之一就是，现代的诗人越像普通人，他们就越接近于真正的深刻的诗人。”但实际上巴黎的林荫大道具有的象征意义已经打开了“大街上的现代主义”。伯曼在历史回顾之中，“大街上的现代主义”寻找到了两种模型，一种是彼得堡的涅夫斯基大街，另一个则是纽约高速公路、城市建筑组合成为现代城市体系，彼得堡是欠发达现代主义的样本，而纽约则是发达社会的现代生活图景，而这两者，都以不同方式发展着“大街上的现代主义”，都在一种矛盾的整体性和表现的日常性上具有现代性。
从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点燃革命的星火，到尼古拉一世镇压十二党人，从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半部解放农奴命令到苏维埃的诞生，甚至延续到苏联集权统治时期，彼得堡在一个多世纪的经历中书写了一个欠发达现代主义的历史文本。作为曾经是奇异的、神秘的、幽灵似的地方，现代化在彼得堡几乎都是以一种被迫改变的方式出现的，而那条涅夫斯基大街则集中体现了这样的矛盾，在果戈理的杰出小说《涅夫斯基大街》里，这条大街是彼得堡走向发展的一种标志，“没有什么可以和涅夫斯基大街媲美，至少在彼得堡就没有；因为在彼得堡，涅夫斯基大街就是一切。”但同时它也是一种堕落，“涅夫斯基大街总是撒谎。但最厉害的是当浓重的夜色降临到头顶，使得白色的黄色的大楼墙壁凸现出来时候”，而当农奴被解放的时候，在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新人”则是从大街走向普通人生活的一个标志，“这条街道所承诺的期望和它所给予的事物之间的对照，驱使“地下人”不仅因为软弱无能而发疯，而且因为乌托邦式的渴望而狂热”，处在底层，拥有乌托邦渴望，而在革命的激流中，这种突破和更新则变成了《地下室手记》里的那种飞跃，当“世界上最抽象最有目的性的城市”的公民们学会肯定自己的各种抽象和各种意图时，“彼得堡的精神街道的灯光从此就以新的亮度放射更加灿烂的光芒。”新人而为底下人，其实是一种对自我的更新，“地下人”在彼得堡找到了一种人格上和政治上“更富生机”的东西，那就是卓越的、来自下层的“现代化实验”——“这正是彼得堡在现代生活世界所开启的最重要的前景。”与来自上层的、血腥的甚至流产的现代化相比，彼得堡的样本似乎在“地下人”那里，走向普通化和日常化。
而20世纪的纽约，在大量建设中创造了一个现代都市的神话，从摩西的高速公路世界、都市空间现代化，到金斯伯格的“嚎叫”，从20世纪60年代的“大街上的呐喊”到70年代，对过去一切的埋葬，纽约的现代生活在某些方面只是波德莱尔象征森林的一个延续和移植，一方面是田园诗的浪漫和激情，“摩西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组织的各种公共工程，表达了一种或不如说是一系列人们能够并且应当过的现代生活的图景。”而另一方面，这种扩张式的现代神话却成为一种毁灭，像波德莱尔一样走向了反田园诗的地步，走向了文化绝望，大街上的呐喊不是大街上的现代主义，它是一种彻底的分裂，彻底的解构，日常生活甚至变成“我所居住的哈得孙大街每一天都是一部错综复杂的人行道芭蕾舞剧景观”，甚至在为艺术而艺术，为艺术而反艺术中走向叫喊出“我们必须消灭大街”，“政治-色情-神秘的”形象和声音，“日常的胡说八道”都变成了大街上的一部分。而在这种巨大的悖论之后，伯曼在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现实中发现了现代主义的另一个出发点，那就是“努力恢复已被埋葬但还未死亡的过去的生活方式”，这在伯曼看来，就是一种“把它全带回家”的日常生活方式。就如生态学的废物循坏利用的观念一样，现代主义在旧的事物和生活形式中发现新的意义和潜在性，“成为现代的人，就是将个人和社会的生活体验为一个大漩涡，在不断的崩解和重生、麻烦痛苦、模棱两可和矛盾之中找到自己的世界和自我。”而这样一个从大街回来的家，就是现代主义最终找到自我的一个归宿，“他们必定要永远被它纠缠，发掘它的鬼魂，乃在他们重塑自己的世界和自我时重新创造它。”
从浮士德形象到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到波德莱尔的巴黎悖论，从彼得堡的欠发达现代主义到纽约的象征之林，伯曼对现代主义总是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并且希望在过去和现在的漫长历史中寻找到重新发掘现代性的那一条林荫大道，而这种“大街上的现代主义”其实就是一种整体性，一种日常性，一种自我性，“一个世纪之后，当现代化的进程撒下了一张网，使得任何人乃至世界上最远角落里的人都逃脱不了它时，我们仍然能够从最初的现代主义者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这与其说与他们的时代有关，不如说与我们自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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