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号：H39·2160517·1304 |
| 作者：【法】阿兰·罗伯-格里耶 著 | |
|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06月第一版 | |
| 定价：19.00元亚马逊11.40元 | |
| ISBN：9787540449551 | |
| 页数：198页 |
“如果我故意在许多页里用了新小说这个字眼，这并不是为了指一个流派，甚至也不是指由在相同意义上工作的作家们所指定和组成的群体；它只是一个方便的称呼，包含了所有探寻新的小说形式、能够表达（或创造）人与世界的新型关系的人，所有决心创造小说也就是创造人的人。”阿兰·罗伯-格里耶用“新小说”作为自己构建世界的标签，仅仅是为了表达需要，而在他看来，这种“当代文学中的关键”是为了反对刻板和重复，因为，“它让我们在当前的世界里对我们的真实状况闭起眼睛，最终是阻止我们去构建明日的世界和人类。”所以为了探索和实验，“为了一种新小说”，其最终的指向是那些“人与世界的新型关系的人”，那些“创造人的人”。本书是罗伯-格里耶1963年结集出版的理论文集，收入论文8篇，分别讨论了新小说、形式与内容、人本主义等等，还分析了鲁塞尔、贝克特和潘热等人的作品。
《为了一种新小说》：它存在着，仅此而已
“我从来没有在那里过。”哈姆说。面对着这一招认，再没有任何东西可算数了，因为，根本不可能听到他说别样的话，他只有在最一般化的形式下这样说：任何人都从来没有在那里过。
——《一部现代文选的因素》
哈姆在说，哈姆在招认，唯一的线索，唯一的言说，而那句话里的“我”也成了唯一的人，当一切以独白的方式出现的时候，我所看见的一切，所指认的一切，都不提供任何背景，“一无是处的时刻，永远一无是处。”在一无是处的世界里，哈姆消灭的是背景，消灭的是可能，消灭的是介入——如果一个读者，一个观众以自己的思考介入这个《结局》的时候，是不是取代了哈姆的唯一性，取代了独白中的“我”？
贝克特的《结局》是关于戏剧的结局，是关于小说的结局，是关于我之存在的结局，“我从来没有在那里过”是一种唯一的否定，而这种唯一性是另一种肯定：“没有我，一切依然发生……”也就是说，我之存在和我之不存在只是事物的两个面，它们都趋向于一种客观的表达：“所有存在着的都在这里，在舞台之外，只有空无，只有非存在。”就像贝克特的另一部作品《等待戈多》，迪迪和戈戈在舞台上等待的到底是谁？戈多是上帝？是死亡？是沉默？那一系列的问号无非是观众和读者做出的解释，而事实上，他们只是等待，他们只是在那里，“他们在舞台上”。
《萨缪尔·贝克特或舞台上的在场》是阿兰·罗伯-格里耶在1953年和1957年阅读的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罗伯-格里耶也是作品的读者和观众，他坐在台下观看《等待戈多》，坐在房间里阅读《结局》，但是他在贝克特的文字里并没有看见戈多，而是看见了在舞台上的迪迪和戈戈，看见了“存在着”的他们，三个小时的戏剧，空洞的戏剧，空白的戏剧，以及没有停顿的戏剧，实际上只有看见的部分，而没有等待的部分，所以取消“等待戈多”的隐喻意义上，罗伯-格里耶认为，自己作为一个阅读者与贝克特一起“在场”，与迪迪、戈戈一起“在场”，和哈姆一起独白。
《一部现代文选的因素》里，罗伯-格里耶选择了雷蒙·鲁塞尔、泽诺、若埃·布斯、萨缪尔·贝克特、凯罗贝尔·潘热的作品，在这些作品的解读中，他看见的是雷蒙·鲁塞尔“向着无限延伸”的浑浊性，看见了泽诺“对人的原罪的模糊讽喻”的病态意识，看见了若埃·布斯凯需要拯救的关于人自身的符号，看见了萨缪尔·贝克特在舞台上的在场，看见了罗贝尔·潘热创造出“他自身的现实”。而不管是世界的浑浊性、病态的意识、梦境里的自己，舞台上的在场、自身的现实，看见的同时，也是处在否定状态的“看不见”里，也就是说，在这些现代文选里，罗伯-格里耶在文本里否定了和传统有关的符号，却又以肯定的方式指向了另一个方向，那就是他为之实践的新小说。
“空无的疑谜，停止的时间，拒绝意义的符号，微小细节的巨幅增大，封闭于自身中的叙述，我们处在一种平面的和中断的宇宙中，在其中，任何东西都复归于它自身。”这像是罗伯-格里耶的一次宣言，当他的《橡皮》和《窥视者》出版之后，遭遇的是质疑，甚至是拒绝：为什么小说要这样写？它们的意义何在？里面的隐喻指向何处，人物起到了什么作用？而这些质疑在罗伯-格里耶看来，是因为背后有一套传统的标准，有小说的“本质”：人物、氛围、形式、内容、信息，在那些真正的小说家那里，在具有“叙述者才华”中，它们才成为真正的小说。这是一张早就织好的蜘蛛网，代表了小说现成的概念，而这样的概念在罗伯-格里耶看来，是“死的概念”，“在今天，惟一流行着的小说观，实际上还是巴尔扎克的小说观。”所以在1957年的《关于某些过时的定义》中，罗伯-格里耶梳理了关于小说人物、故事、介入方式、形式和内容上过时的定义。过去的伟大小说，人物必须一方面是唯一的，另一方面又必须具有类型的高度；小说的存在根本，就是把所讲述的故事当成内在的东西，而故事就是把“他在预先制作的草稿中、人们都习惯的东西，就是说，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既成概念，全都集中到一起”。于是，文学的介入作用是教育，是道德，是人和世界的搏斗，所以文学忌讳形式主义，它的内容必须是“有责任的”，有效用的。
而在罗伯-格里耶那里，这一切都已经过时了，在他看来，人物的个性和普遍性只是一种专一崇拜，故事并不能赋予小说家以力量，文学的教育介入方式是虚假的意识形态神话，而文字具有的责任性只是一种奴役，这些都是“过时的定义”，它需要的是一种新的阐释，所以罗伯-格里耶认为，人物具有的专一崇拜要让位于“一种更宽泛的、更非人类中心论的意识”，赋予作家力量的不是讲故事的方式，而是自由自在虚构的能力，介入的意义不是政治上的性质，而是“从内部解决它们的愿望”，而形式和内容的真正意义是“内在的必要性”：“我几乎就想写下它的不可能——就在于此：作品应该令人感到是必要的，但必要于乌有；它的建筑是没有用处白的；它的力量是一种无用的力量。”
抛弃过时的定义，建设新的小说观，就如罗伯-格里耶的小说被命名为“新小说”一样，它就是一种否定之后的肯定，一种传统之外的创新，一种解构之后的建构，“新小说不是一种理论，它是一种探索”，在他看来，文学本身就是活的，所以小说的新正是“跟踪小说体裁的一种持恒发展”的内在要求，福楼拜1860年的小说在当时是新小说，普鲁斯特在1910年的小说在当时也是新小说，“作家应该骄傲地接受带上他自己的日期，要知道，没有在永恒中的杰作，只有在历史中的作品；作品只有当它们把往昔留在了身后并预告了未来时，才能留存下去。”过时的定义是一种历史叙事，而小说只有在自己的日期里才能变成现在意义上的“伟大的小说”。
这是时间意义上的新，或者只是在历史序列中呈现的一种发展态势，但是罗伯-格里耶显然不只是让自己戴上属于自己的日期，而是“应该创造他特有的形式”：“作品只为它自己创造它自身的规律。写作的运动仍然应该常常引导着把这些规律带人危险，或者带入失败，使它们破裂。”把传统带入危险，带入失败，带入破裂，是为了打破规则，打破秩序，而破的下一个动作便是立：新小说只对人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感兴趣、新小说只追求一种彻底的主观性、新小说并不提出现成的意义。
新小说是新人，新小说是新的形式，新小说是新的文本，而所有的新在罗伯-格里耶那里集合在一个关键词之下，那就是客观性。客观性是什么，神学意义上是上帝的客观性，而传统意义上是和主观心灵相对应的客观性，而在通常意义上，客观性又变成一种“目光的彻底无个性”，而罗伯-格里耶的客观性是关于物的本来状态，是关于人存在的方式，是取消形而上意义的命名，“它存在着，仅此而已。”它从我们舒服的内心拉出来，它呈现在世界的舞台上，它被看见，被感知，在自己的现实里。比如在一部电影里，人们看见了椅子、手的移动、栅栏的形状，但是在看见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在思维的构建中，总是会想到这些东西背后的意义：“无人占据的椅子不再是别的，而只是一种缺席或者一种等待；放在肩膀上的手，只是同情的标志；窗户上的栅栏条只表示外出的不可能……”而其实，这些意义是“额外的条件”，甚至是多余的，因为就在舞台上，就在小说中，它们只是物体本身，只是动作本身，只是形象“让它们恢复了它们的现实”。
那些额外的条件，那些背后的意义，罗伯-格里耶认为这是一种关于“深刻”的古老神话，这种神话总是在我们的精神和世界之间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总是希望用艺术的方式去完成它的使命，总是探寻文本背后的意义，这是一种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观点，像是架在人与事物之间的真正的心灵之桥，首先是一种相互关联的保证。”但实际上，这样一种对世界的主观认识，选择人作为一切的证明者，只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中心，世界只不过是人类主观中的世界，所以罗伯-格里耶说，假如说出“世界，就是人”，那么就会得到赦免，假如说“事物就是事物，而人只是人”，就会立即被认为犯有“反人类罪”。
这当然是一种束缚，一种占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统治，在这样的体系里，隐喻被表达，意义被构建，人如上帝一样，把世界当成是主观创造的东西。这是深刻的古老神话，而其实，在罗伯-格里耶看来，只不过是一个神话，甚至只是一种虚伪，“这是一种颠倒，这是一个陷阱——这是一种伪造。”当作者写下村庄“蜷卧”在山坳里的时候，“蜷卧”一词是具有感情色彩的，也表达了人主观世界，也就是把读者带入到了村庄假设的灵魂中，它变成了人的主观性外化的一个符号，由此，观众不再是一个客观的观众，他自己也变成了村庄，“蜷卧”在那里。这是一个隐喻的世界，村庄为什么要“蜷卧”，它是害怕还是恐惧，它是孤独还是寂寞？而当观众从这个词语介入到文本里，也就开始了另一种隐喻的构建之路：“它把威严的情感传染给了我；接着，这一情感在我的心中发展，孕育出其他的情感来：然后，又轮到我把它们安到其他的物件上，甚至那些体积更为平庸的物件上。这样，世界会变成一个容器，包容下我对伟大的所有渴望，它将永远地成为这些渴望的形象和证明。”
还有雄伟、还有壮丽，还有英勇，还有高贵，还有傲慢，也就是说，这一切在读者之前就已经预定了，而读者看见这些，只不过站在了一个等待而缺席的位置上，甚至“这一忧愁就是我命中早已注定的”，命中注定，意味着它不是暂时的，不是偶然的，它是我们的摹本，又是我们的心，也就是说，“它令我们震惊，审判我们，又拯救我们。”而这一切，就是用人本主义消灭了自然本性，那村庄本来只是一个存在，那山坳也是一个存在，它只在文本里存在，它不带感情色彩，它无法进入人的内心，当然，更不没有审判和拯救的功能。
“但是，我要说，不。”罗伯-格里耶大声说出了这句话，人本主义否定自然本性，他却要否定人本主义，否定人类中心主义，否定关于深刻的古老神话，“人看着世界，世界却并不回敬他的目光。人看到了万物，他现在发现，他可以摆脱其他人以前给他签订的形而上学的契约，他可以同时摆脱奴役与恐惧。他可以……至少，总有一天，他将可以。”也就是说，人只是简单地看见世界，人和世界是简单的关系，拒绝把它们占为己有，拒绝和它们维持暧昧关系，拒绝提出任何要求，“他的目光满足于度量它们；同样，他的激情落在它们的表面上，却并不打算深入进去，因为那里头什么都没有，也并不假装丝毫的召唤，因为，它们是不会回答的。”
世界是直观的世界，人是客观的人，在世界和人之间没有意义，只有存在，“在未来的小说建筑中，动作和物体在成为某种东西之前，都将在那里；之后，它们还将在那里，坚实，不变，永远在场，仿佛嘲笑着它们的特有意义”，甚至连人的主观性也变成一种客观的存在，因为只有彻底的主观性，才能摆脱和世界的认知关系，它是属于自己的。在这样的小说结构中，所有的物体都是自己内在世界里，所有的人物都在在场的时间里，拒绝意义，拒绝深刻，拒绝悲剧。
“它存在着，仅此而已”，所以在这个存在的世界里，在这个人只是看见的世界里，罗伯-格里耶新小说的一切目的就在于它的在场，所以有了那些电影作品，有了那些直观的视觉艺术，而这一切的最终指向是：构建一个现实。现实不是现实主义，在这里，小说不提供编年史，不同共法律证词，不提供科学报告；在这里，海鸥只是出现在头脑中的海鸥，而不是去布勒塔尼海岸作了一次短暂的冬季旅行之后描写的海鸥；在这里，一切从空无出发，它能自行站立，不需要任何东西支撑；在这里，没有隐喻，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形而上学。既然是客观的，是真实的，为什么出现在文本里的侦探故事，会有自相矛盾的证词，会有不在场的证明，会有不断涌现的新线索？为什么人们在观看和阅读的时候，会感到离真实越来越远？罗伯-格里耶其实虚构一个谜团，正是为了激发对于真实的渴望：“它们可能掩盖着一个奥秘，或者暴露出它来，这些愚弄着整体的线索只有一个严肃的、显然的品质，那就是存在于此。”
新小说是文学发展的新形式，是人与世界建立的新关系，是文本世界里的新现实，而罗伯-格里耶也创造着一个新神话，在没有上帝，没有隐喻，没有意义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的存在，“而在我的书中则相反，是一个人在看，在感觉，在想象，一个位于空间和时间中的人，受他的激情所限制，一个像你我这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