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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4·2180619·1483 |
|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7年08月第1版 | |
| 定价：48.00元亚马逊29.90元 | |
| ISBN：9787532774357 | |
| 页数：233页 |
“庶出的标志”——bend sinister，指的是从盾徽右上方到左下方的对角斜纹，通常，也有表示私生子的含义，纳博科夫说： “选择这个标题是想暗示一种被折射破坏的线型轮廓，一幅镜中的扭曲图像，一次生活的错误转向，一个怪诞邪恶的世界。”小说的背景置于一个荒诞不经的警察国家，人们信奉埃克利斯主义，追求整齐划一的埃特盟（普通人）式生活，浑噩无知又胡作非为是国民的通性。主人公克鲁格是该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享誉海外，为了让他为新政权背书，独裁领导人巴图克百般尝试却不得法，最后挟持了克鲁格幼小的儿子，通过这一小小的 “爱的杠杆”，撬动了固执的哲学家。作为移居美国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毫无疑问，可以从镜子中清晰地分辨出那些愚蠢可憎的政体造成的某些扭曲”。
《庶出的标志》：死亡只是一种风格问题
然后，克鲁格想到，最重要的是，我是意象的奴隶。我们总说这个东西像另一个东西，而我们真正渴望做的是描述一个不像地球上任何一个东西的东西。
——《十四》
一个东西和另一个东西，各自延伸，又各自返回，延伸的是自己应该行走的轨道，返回的却是被牵制的那条路，当这两个动作、两个目的指向不同的方向，又合二为一的时候，谁在里面建立规则？谁在中间制造力量？一个词， “像”，隔开了它们，却又联合在一起，但所有一切在如此诡异的过程中发生的时候， “创造性的毁灭”变以悖论的方式侵袭了那个左右为难的实体。
一个东西属于 “外在”问题，它是空间，是时间，是物质，是外面的未知事物；另一个东西属于 “内在”的问题，它是生命，是思想，是爱，是内部的未知事物，它们曾经如此独立，互不干扰，但是却在 “接触点”上相遇，不是谁比谁重要，而是哪一样东西都无法逃离一种束缚，那就是本体的消失，而当本体消失之后，外在而变成内在，内在也变成外在，它们共同在一种状态中成为互文，而这种状态就叫死亡。
在死亡没有降临之前，一种东西和另一种东西，内在和外在，就是沿着各自的道路，就在各自的轨道上， “就像以往那样，他有两面性，一个是情绪激动的人，另一个是旁观者，带着关切、同情在旁观望，时而叹息，时而惊诧不已。”克鲁格，一个大学教授，一个热衷于哲学的老师，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即使是两面性，也是对于两面性存在憎恨的人， “我的平方根还是我”，被复制却又返回自身，永远有那个 “我”存在—— “我”是 “我从来没有签署过，也从来不会签署任何东西”的 “我”， “我”是 “只要过了河就可以。明天早上我的一个朋友会来把事情办好”的 “我”， “我”是 “我不能就这么胡乱穿上衣服。我必须得先冲个澡，我得刮胡子”的 “我”，看上去似乎一切都没有变化，但是当 “我”不断强调是 “我”，当我拒绝别人而保持自己的 “我”的时候，那种外在的力量，那种 “像”的意象，却已经成为一种破坏力，甚至让克鲁格看到了那种叫死亡的连接点上出现的影子。
死亡其实从来没有远离过，当克鲁格的妻子在医院里死去，当自己的朋友被捕，当孩子的生存受到威胁，当 “两个风琴手在同一时刻出现在同一个院子里”，还有什么可以成为完全的内在，还有什么可以避免绝对的外在，还有什么能绕过那个 “像”的状态？当初死亡降临的时候，在我的平方根还是我的倔强中，对于克鲁格来说，死亡也依然被直视，甚至 “把它称作是一只狗”，把它看成是令人憎恶的东西，就像憎恶那个两面性的 “我”，耸了耸壮实的肩膀，甩掉死亡这个怪兽，重重的一击中，在灰尘四起时， “那些厚厚的、陈旧的草垫、地毯还有其它一些东西纷纷跳起、落下，于是他感受到了一种令人惊骇的解脱。”
在克鲁格看来，我就是一个不能改变的本体，像妻子奥尔嘉一样活在自己的舞台上，像安波一样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像自己一样远离政治，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那本书。十五年前父母在火车事故中双双遇难了，几天前自己的妻子奥尔嘉在医院里死去，他曾经以为自己是一个英雄， “克鲁格能够瞄准一连串最时尚的、最高尚的人类思想，随时就能打下一只野鹅。”而且不能打败死亡，也正是由于这个能打败外部问题的人，他和奥尔嘉在错失了五年的相遇之后发现了存在着的 “本体”，他们用一种激情相爱，但是爱、思想、生命却终于无法抵御死亡， “那么为什么他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就此事而言，希望这个东西会失去它的鬈毛，它的面罩，它的镜子，成为没有任何修饰的赤裸裸的本体？”赤裸裸的本体，其实已经变成了臆想，变成了梦幻，变成了文本里的一个符号，被平方又被开方， “我”在其中，已经不是那个唯一、绝对，以及像 “悬挂在宇宙的圣诞树上的钻石”，而是变成了一个喻体。
“克鲁格希望找寻出来的不单单属于末描述的种、属、科、类，而是某种代表崭新的纲的东西。”这或者是一种努力，而新的世界被打开，也无法绕过，甚至后来就变成了逃避。在一个被 “像”统治的世界里，只有溢满到边缘的水， “像是一个匙形的洞，透过它你可以看到底下的天空。”当然，在行走的路上也照出自己的脸，克鲁格已经找不到用以擦脸的手帕，他的双手取代了手帕——手取代了手帕，是一种 “像”的本能反应；世界也变成了一面镜子，那只窝成杯子的手和低下的头都在镜子里，然后映照出一举一动，即使那个时候克鲁格在写信，在看《沉思录》，透过河对岸的冷杉树和桤木灌丛望见奥尔嘉姑姑的家园，甚至看见了五年之后相遇而获得的爱情，但是最后都变成能了 “一封丈夫酒后写给天堂中的他妻子的信的碎想”。
水里照出的是独立的本体和思想，镜子里看见的是曾经的自己的爱，但是它们都已经在 “像”的世界里了，还有什么可以像直视死亡一样直视喻体？唯有逃避。旋转钥匙，打开门，在 “空洞无比的、嗡嗡的、隆隆的、滚动的、轰鸣的寂静”中，他的想法是：带着儿子大卫去乡下呆上几天，并且警告最后的佣人克劳蒂娜： “记住，如果你向孩子透露一个字，我可不会对你客气。”无声无息地消失，不是对外部的世界抵抗着什么，而是在内在的问题中还把自己当成 “我”，就像他在学校里面对校长，面对同事的请求说的那样， “我不会签署不是我写的任何东西。”
但是，对于克鲁格来说，从来没有可能离开自己的存在，从来无法逃离自己的生活，奥尔嘉和安波，难道就只活在自己的舞台上？难道就是在演绎莎士比亚的悲剧？ “现在有两个主题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是用现在时演绎的莎剧，由安波在他的小巷子里一手操办，另一个是融合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混合物”，混合物里有我和非我，有政治和文学，有 “我”的平方和平方根后的 “我”，以及本体和喻体——莎士比亚的经典台词最后却变成了 “杀还是不杀，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即使在自造的词语里，舞台也渗透进了外部的残忍， “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击晕了整个城市。他热爱的两个人已经被带走了，也许被处决了。”
舞台已经沦陷，学校已经封闭， “亚当·克鲁格，你将拯救我们吗？”校长这一句问话其实是整个知识分子的悲哀，而更为悲哀的是，想要获得拯救，不只是让克鲁格投降，而是让所有人承认，他们成为意象的奴隶，是因为有一个伟大的主人， “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我要加一句，一个伟大的人，在过去的岁月里，非常巧合地成为另一个伟大人物，一个现在领导我们这个国家的人的同学。”巴图克，一个人，一个领袖，一个伟大人物，不再是那个叫 “蛤蟆”的本体，不是那个克鲁格曾经的同学，更不是坐在他脸上一千次游戏的同伴，而是一个巨大的象征，一个国家的符号，一个复制了人格的埃科里斯主义的统治者。
校长请求克鲁格拯救他们拯救学校，是把克鲁格和巴图尔当成曾经的同学，这是一种在 “我”和我们意义上的私人关系，甚至连 “蛤蟆”这个外号也具有某种亲和力——它不是 “像”的那个意象奴隶。克鲁格父亲是生物学家，巴图克的父亲是素食者，克鲁格曾经踢足球，巴图克不踢足球，即使，那时的巴图克是个沉闷、平淡无味的人，是个气量小、热衷于报复的人，他也只是一个个体，一个本体，一个 “我”。但是在时间的经历中， “像”已经慢慢吞噬了本体，巴图克加入了 “普通人党”，开始活跃甚至崛起，开始拥有了拥护者和卫兵，最后他终于登上了国家的领袖宝座，最后他驾驭了这个国家，一种本体的消失，是用另一个叫做国家的机器取代了它，从此， “像”便去除了所有蛤蟆的外号，去除了做了一千次的故事，去除了同学的关系。
“像”制造的神话，其实就像巴图克父亲设计的那个 “销售笔迹装置”一样，它是埃克利斯主义者信奉的一个教条， “它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机械装置是可以复制人格的，质量仅是数量分配的一个方面。”重复，机械，丧失人格，丧失本体，在机器中成为 “我”。新机器演变成新政体，新政体统治新国家，于是在巴图克的广播里，每一个曾经的个体都成为国家的奴隶： “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将在另一个市民的内心自我中建立自己的寓所，在心灵间振翼而飞，直到你不知道自己是彼得还是约翰，你们将与国家紧密拥抱，每一个人都会高兴地成为krum karum（krum与karum两词发音相近，可理解为 “紧密不分的”。）……”于是在大学开学典礼的稿子上，不同的 “我”都看见了同一样东西： “不管它们属于谁，两双看着一只靴子的眼睛看的是同一只靴子，因为在两双眼睛青里映的是同样的靴子；更进一步说，喉管是思想的位置所在，因此，思想的活动就是一种漱口。”
每个人和国家紧密相连，每一个我都在没有思想的世界里，所以巴图克说： “国家是你真正的朋友”，那些被逮捕、不处决的不是你的朋友；所以巴图克说： “‘独处’是语言中最卑鄙的词。没有人可以独处。当一个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说‘让我独处’，那么结果就是癌。”所以取消个体，让每个人都在 “独处”中自灭，谁都是笔记装置中的一个意象，谁都脱离了本体的存在，而且更为可悲的是，在这个国家机器里，还美其名曰是自由，那封油印件里清楚写着： “亲爱的公民，根据宪法第五二一条，以下四个自由是全体国民所拥有的：（一）言论自由，（二）出版自由，（三）集会自由，（四）游行自由。”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在现实和由巴图克宪法授予公民的权利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为我们有足够的纸张供应，诸多优秀的印刷出版社，宽敞温暖的公共大厅，以及环境优美的场所和公园。”而在这样的自由和民主中， “唯一的真正的艺术是遵纪的艺术。”国家、领袖，共同体，只不过是不同的说法而已， “我们热爱我们所属的集体，甚于热爱我们自己，我们更加热爱我们的领袖，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我们拥护完全的一体化，平衡和融合国家的三套程序：生产、执行和思想。我们拥护在同胞公民中建立一个利益的共同体。我们拥护在爱人和被爱者之间树立强有力的和谐关系。”
领袖叫巴图克，国家叫 “巴图克格勒”，一种命名的背后甚至取消了作为蛤蟆的个体，那么在这样一个像 “笔记装置”的国度里，还有什么可以直视死亡？还有什么可以拯救思想？还有什么可以避开外部问题？舞台上的角色，戏剧里的哈姆雷特，以及小说中的人物，是不是也只是一种 “像”之下的意象的奴隶？死亡没有被吓跑，而是席卷而来， “浑身空虚，他永远不会再写书了，他太老了，无法低头再重新建造这个世界，在她死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塌陷了。”对于克鲁格来说，这是他从避世主义走向反抗世界的第一个信号，警车、暗探、拘捕证，把他的幻想击碎， “或者，是不是可以说‘外在’和‘内在’也是幻觉，一座大山可以说是代表了千万个美梦，而希望和恐惧则可以很容易被描述成冰盖和海湾？”
其实，在这个全盘陷于幻想的世界里，在这个面临死亡的困局里，克鲁格可以让自己变成 “我”的就只有唯一的希望，那就是让儿子大卫离开这里，去乡下只是权宜之计，当一切慢慢靠近时，他想到了以更积极的方式离开这个国家：出逃。 “我决不能把我的孩子留下来。”这是克鲁格作为父亲的唯一一个 “我”，但是这一切也只不过是一种 “像”的互文：何处是出口？何人是本体？信赖的女佣？大学里的司机？策划出逃的书商？ “已经太晚了”似乎把这一切都推向了没有自我的时间。
甚至，这是真正死亡的开始，从克鲁格身边被带走，又送回来不是自己的孩子，之后是关于大卫在 “游戏”中死亡的消息，而最后告诉克鲁格的是： “这本不应该发生。我们实在感到抱歉。你的孩子将会得到最好的安葬，一个白人孩子所能梦想到的最好的安葬……”最后的希望成为泡影，死亡才在那一刻成为真正的解构，而面对死亡，克鲁格最后冲向巴图克，可以看成是个体向机器发动的最后反抗，而这反抗的终点也是死亡，只不过在彻底冲破了 “我”之固守的原则，以一种从奴隶到英雄的对抗方式，把死亡变成了一种 “幸福”—— “但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幸福的，而且他也看到了死亡只是一种风格问题。”
死亡是风格问题，死亡是一种生命的书写，上升而蜕变，从肉体到精神，再到思想，克鲁格显然已经从自我定义的哲学家变成了对他人具有启示意义的知识分子，也是一种 “像”，飞蛾扑火式的存在，但是在处处存在 “笔记装置”的国家主义面前，变成了一记响亮的 “嘟”： “于是，我伸展了一下身子，从写了又写乱成一堆的稿纸前站立起来，去查看一番窗上的铁丝网，刚才有什东西打在上面发出 “嘣”的一声。”打破了寂静，打破了黑暗，打破了纯粹书写的符号，在那一个书写者 “我”面前变成了从内部走向外部的信号，而这无疑是对于那个 “庶出的标志”的讽刺。盾徽上从右上方到左下方的对角条纹，是 “私生子”的含义，在一个取消了父亲本体存在的寓言里，这一条条纹永远是 “像”的符号， “暗示一种被折射破坏的线型轮廓，一幅镜中的扭曲图像，一次人生的错误转向，一个怪诞邪恶的世界”，水坑或者镜子，埃克斯利主义者，巴图克格勒， “草坪游戏”，都在意象的奴隶世界里制造了 “庶出的标志”，而唯有用最后的死亡来破解，才是唯一抵达幸福之路——纳博科夫称之为 “爱的杠杆”，因为大卫是儿子，因为克鲁格是父亲，唯一而真实的关系，只有靠爱的杠杆才能走向那个独立的 “我”——没有隐喻，没有象征，从死亡走向死亡，就是从本体回到本体， “死亡也只是一种风格问题，仅仅是一种文学的手段，一种音乐和弦。”
“嘣”。一个不错的飞蛾扑火的夜晚，有灯光，有声响，以及一个真正直视死亡的我，和我们， “很可能，同样的情况据说当我们在身边的空间里留下印迹时也许也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