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兔

编号:C63·2200114·1625
作者:【阿根廷】塞萨尔·艾拉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9年09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28.40元
ISBN:9787208159655
页数:288页

19世纪的阿根廷,英国人克拉克到潘帕斯草原寻找传说中一种会飞的野兔,陪伴他的有一个少言寡语的高乔人向导、一个活泼可爱的画师、一匹神奇的骏马,他们到达印第安马普切人的地界不久,酋长却神秘失踪,克拉克肩负寻找野兔和酋长的重任,却一步步走进更为离奇的谜团中,足以改变他们生命轨迹的秘密与往事将在这趟旅程中逐一揭晓。“传说有一只野兔滚下了山洞,故事就这样开始了……”腰封上写着:这是“博尔赫斯继承人、当代拉美文学特立独行的大师塞萨尔·艾拉游走于现实与想象的奇诡之作”,这是波拉尼奥和摇滚巨星帕蒂·史密斯倾力推荐的作品。当最具创新精神、最令人感到兴奋与震撼、最具颠覆性的作家等修饰词加注在塞萨尔·艾拉身上,这又是怎样一种和文本有关的传奇?也许,从不在国内接受采访、总是在咖啡馆即兴写作、坚持在纸上写稿、写好的稿子从不修改,这些所谓的怪癖才是真正走近塞萨尔·艾拉的线索,它们是具体的,真切的,当然更是鲜活的。


《野兔》:连续性是完美的万能钥匙

在第二天的猎兔活动中,克拉克一只兔子也没看见,他或许可以发誓,根本没人看到兔子。

高乔人向导高纳说:“大家都去看一只会飞的野兔了。”萨利纳斯·格兰德斯地区的印第安巫医马连说:“我到这里的时候,野兔已经飞过去了。”来自英国的自然克拉克充满疑惑地说:“我在想,这个野兔的故事是否确有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或者说,会不会只是一种表演,一种宗教仪式。”会飞的野兔没有出现,狩猎时也没有发现野兔,在阅读一部小说时,也没有看见任何野兔,可是为什么腰封上说:“传说有一只野兔滚下了山洞,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当然,封面上也没有一只会飞会跑会转过身看你的野兔,但是当“野兔滚下了山洞”才开始的故事里,秘密到底藏在何处?克拉克在进入沙漠之前,似乎是为了发现这个传说的真正意义,发现这个秘密的真相,“他提到的的这个雷西布莱里阿纳种野兔,虽说不是他此次远征的唯目的,毕竟是最主要的目的,而这种兔子本身并不是秘密。”不是秘密,是因为当一个作为闯入者的英国自然科学家孤身一人迷失在广袤无垠的荒野上,用一些可怜的手段,怎么能指望找到它呢?不是秘密的秘密,不为了寻找的寻找,野兔是不是只是一个词语,一种命名,一个传说,以及一种根本不存在却充满了诱惑的幻觉?

从一个词语开始,从一个故事开始,克拉克和高纳,以及同样来自英国的卡洛斯走向了那一片广袤的土地,寻找传说中的雷西布莱里阿纳种野兔。当他们进入到这个秘密世界里,野兔依然是以词语闪现的方式出现,在卡福尔古拉为酋长的马普切印第安部落里,他们听说了一只会飞的野兔,不是正在飞,而是已经飞过去了,飞过去是一种“已经发生的事”,当然在希望看到飞的现时状态中是无法看到的,于是关于野兔这个词语的核心变成了对于“飞”的阐释,高纳说,在马普切语中有多重含义,其中表示的是“被偷”“消失”,野兔飞过去了,也就意味着一种贵重的东西消失了——于是,部落里真的发生了大事:大酋长卡福尔古拉失踪了!

卡福尔古拉失踪,并不是单纯的消失,酋长的儿子纳穆古拉据说正在外面旅行,于是,他也“消失”了;卡洛斯爱上了一个怀孕的女子伊妞伊,虽然她怀着的不是自己的孩子,但是卡洛斯对爱情做出的承诺是:“那个男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人,总之无关紧要。我愿意向她求婚。”但是很不幸,伊妞伊也跑了,这是另一个“消失”;而在众人打听克拉克的情感经历时,他说起了自己曾经爱上了地质学教授的女儿罗莎娜,这是克拉克“唯一的爱”,但是后来出现了黑人卡杨戈,他也爱上了罗莎娜,这给克拉克带来了伤害,后来在一次冰川探险中,“罗莎娜则毫无踪影。那个黑人卡杨戈,更是不知道他的下落。”克拉克唯一的爱消失了,连自己的情敌也失踪了。

“消失”是一个词语,消失也变成了故事,正是这个故事带出了关于野兔的另一个传说。卡福尔古拉酋长曾经有一个敌人,他是另一个部落沃罗卡族的酋长龙特奥,卡福尔古拉酋长曾经打败了他并且将他杀了,于是结下了恩怨,龙特奥的遗孀曾经立下誓言要报仇,族人的头人戈利盖奥调解恩怨,但是他们认为戈利盖奥只是一个假善人,他调停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好处,不管是部落之间的恩怨还是调解背后的利益之争,都有着关于权力关于欲望的操控,而在这个时候,野兔又有了另一个解释:钻石:野兔跑进了漆黑的山洞,不想跌落到了山洞里,据说后来就变成了一枚钻石,这种转变充满了神秘色彩,实际上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比喻,井底里有星星,野兔在模糊的语境中被星星照亮,于是向着透明转变,于是词语开始追寻意义,于是,“雷西布莱里阿纳种野兔”便成了钻石。

但是在这个意义转变过程中,在词语追寻意义的解读中,有着太多的未知,当年卡福尔古拉酋长打败龙特奥之后,被困于龙特奥的遗孀之手,是卡福尔古拉酋长三十二个老婆中的胡安娜只身前去解救,她独自一人闯入圣堂,在赤身裸体没带武器的情况下,一个人登上了一座山峰,那个叫“窗户山”的地方,她看见了一只野兔中“窗口”跑过,于是这只野兔被称作是“雷西布莱里阿纳种野兔”。窗户山和“雷西布莱里阿纳种野兔”充满了神秘色彩,赤身裸体的胡安娜充满了传说特性,连她此次行动也完全是神谕,巫医曾经预言酋长七十大寿的时候,会再次发生三十五年前发生过的事情——三十五年前就是胡安娜只身解救卡福尔古拉,并且在山顶洞上举行了结婚,后来经历了一年的追杀,而等平安回来之后,胡安娜怀里抱着一个男婴,他就是纳穆古拉——也正是三十五年前的这次行动,胡安娜成为卡福尔古拉地位最高的妻子,在王室中握有了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三十五年后的现在,当卡福尔古拉失踪,神谕是不是还会发生作用?

三十五年被写进神谕里的故事里出现了野兔,实际上在部落的争斗、胡安娜拥有了权力的经历中,野兔还是钻石就变成了关于权力和利益的解读,表面上是从此两派签署了永久和平协议,表面上是戈利盖奥调解了冲突,但实际上钻石就意味着权力和贪欲——“雷西布莱里阿纳种野兔”根本不是钻石,钻石是查理五世委托阿姆斯特丹的一些犹太人制成的,它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散光,当它被置于伊拉斯谟的右眼眉骨上方时,是为了阅读,“阅读可以阅读的内容”——用钻石阅读,阅读一个故事,钻石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当然,野兔也是一个掩盖分歧制造和平假象的词语。

野兔飞了起来,野兔跌进了洞井,后来野兔变成了战争的代名词,“战争中最高明的策略莫过于隐而不见。”在这场称为“野兔战争”的冲突中,慌乱成为其主要特点,这是卡福尔古拉传奇生涯中的一次胜利,而实际上“野兔战争”的实际意义是制造隐秘的那种思想,在克拉克此后遭遇到了不同印第安部落时,他就运用了“野兔战略”,“从野兔出发,克拉克可以而且应该转移到任何其他因素中去,包括路线因素、地平线因素、流浪汉因素、视角颠倒的因素等。”这些因素的结合需要的就是思考,在“思想最重要”成为一种真理时,就要避免出现短路,只有避免短路,才能进入到思想的连续性中,这次是以一种战略计划的形式呈现的连续性。

不管是野兔成为飞起来的意象,还是野兔在意义的转换中成为钻石,或者从“野兔战争”到“野兔策略”中变成隐秘的一部分,野兔这个词语是多义的,是在故事书写中成为现实,而这个现实背后是失踪,是争斗,是虚假,是战争。一切都指向了克拉克出发前所遇到的复辟派领袖罗萨斯,这个19世纪阿根廷独裁者,无疑就是那只野兔,“他迈出一步,接着又是一步,整个足尖支撑在地上,渴望得到站稳的新鲜感。”渴望站稳就是渴望在权力中让别人消失,让自己拥有钻石,让统治的国家在战争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他骂那些目不识丁的野蛮人,他攻击那些反对派,他把自己当成魔鬼——和卡福尔古拉部落签订永久和平协议,就是他实施的一个“野兔战略”的一部分,他仿佛如伪善者戈利盖奥一样,“文字是死的,是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一个居住在山洞里却是好战的部落,他的目的就是在野兔变成钻石的故事里,实现一种长久统治,“我掌管我族里的百姓,包括生产、发展和外交。”——也想要掌管一切。

而且,罗萨斯的政治观就是把这一切视为“选中”的结果,“一切问题都是在从一种状态向另外一种状态、从一种实体向另外一种实体、从一种可能向另外一可能的转变中解决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是他,而非别人成了复辟派。”他成为复辟派成为独裁者是一种转变中的必然,所以这种必然就变成了把别人看成是宿命的存在,甚至连女儿都成为他权力实施的一部分,他要把女儿嫁给疯子艾乌塞比奥,就是为了堵住反对派的罪,“在某种程度上,他热爱贫穷和愚昧的宿命论,它能把黑人国家变成一个社会虚构的故事。”画家普里利迪阿诺无疑是这个虚构故事的牺牲品,这个绰号是“重复”的画家,做任何事都千篇一律,甚至做爱也毫无花样,和罗萨斯送给克拉克的那匹马的名字一样,“重复”意味着没有分叉,意味着循环,意味着接受宿命,也意味着在循环中完成的任何变化都变成了一种幸福,抵达了永恒。

这一切都只是罗萨斯的统治术,都是为了自己的独裁,连自然科学家克拉克起初也从社会进化的观点认为,罗萨斯对于野蛮人的统治就是一种连续性带来的幸福,“据说一些动物是另外一些动物的后代,因此用不着把动物以某种固定的形态保存起来,也根本无须把它们搬来搬去。”但是当他踏进沙漠,当他进入故事,当他寻找秘密,当他遭遇野兔,才一步步完成了对于“野兔”这个词语的解构,才发现了连续性的真实含义,才在完美的替身中找到幸福。和卡福尔古拉最先的交谈是连续性的开始,酋长身处散发着药味的浓雾中对他说,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法律圈,它们构成了一个微型世界,“微型世界有它自己的法律,知道不?因为不仅空间可以是微型的,相应地,时间也会变得微型,加快流逝的速度。这就是为什么生命会如此短暂。”这是关于生命取消短暂意义的努力,只有将时间和空间变成一条没有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分别的存在,才有连续性,而克拉克和他之间无障碍地交换价值观,也变成了对于生命河流连续性的一种实践。而野兔飞过去了,不是飞走而消失,而是在飞过这个发生的状态变成一种看见,就变成了连续性,即使真的是“偷走”或“消失”,按照高纳的解释,也是一种连续性:“一个被偷走的孩子变成大人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之间建立了连续性。”

塞萨尔·艾拉:野兔被夹死在书页里

胡安娜三十五年前和三十五年后的神谕,是一种连续性,克拉克在卡洛斯的恋爱中看见了年轻二十岁的自己,也是一种连续性,连续几个小时可以做同样动作的拦路鸟,也是连续性,这是形式建立的联系性,“道德评价不重要,重要的是形式。具体到这个例子,我认为形式就是现实和结果之间产生的连续性。”但连续性绝不是在形式上体现,它更是一种意义。另一个印第安部落生活在洞穴里,他们是一种原始存在,但原始绝不是独裁者罗萨斯所说的野蛮,而是在无纷争的生活中体会一种安静,这种安静是真实,是意义,是发现了宇宙的奥妙,酋长比扬说:“一个符号并不因其所指涉的意义而存在,而是取决于它在某个特定框架内所处的位置。”真实就是这样一种特定框架里的内容,它虽然是是一种观念上的悖论,但是,想象给了它一个位置,“既然天上的星座只是一种纯粹的观念,能被人看见却绝不可能成为有形的实体,所以它们需要不停地证明自己存在的事实,尽可能每晚都出现,我想这就是您觉得困惑的关键所在吧。”悖论能够证明它的意义,就在于不被命定而破坏的连续性,“连续性是把完美的万能钥匙,是联系一切事物的无形纽带。”

连续性是时间之流的现时性,是被偷而再次出现的呼应性,是形式意义的连接性,是顺其自然的真实性,也是一种免除了对当下恐惧的同时性。但是这种同时性应该在连续性中消解现实的神秘,撇除神话的虚构,回到真实的状态中,回到纯粹的现在里,但是在野兔的寓言里,同时性却变成了故事的一部分——一个塞萨尔·艾拉制造词语,制造独裁,制造统治权力的故事,“同时性从属于故事。故事引导同时性,赋予同时性一种结构,让同时性变得可以理解,同时又去除了对当下的恐惧。”它是不可重复的,又在故事里变成了可以重复的现实,正如克拉克醒悟到的,“虽然印第安人看似沉浸于当下之中,实际上他们的活动必须仰赖于叙述者的热心讲述才能在现实中存在。”

把现实拉回到了故事里,用同时性取代连续性,这个没有看见野兔的故事终于在塞萨尔·艾拉的最后部分的败笔中变成了一种虚无:他把关涉生命、时间、宇宙和内心的连续性寓言简单地转化为一种同时性的“重复”,并将其命名为“完美的替身”,而这个完美的替身所要解决的是一个永久和平问题,因为那匹名为“重复”的马所代表的就是完美的连续性,“这两匹马是双胞胎,一母所生,母马是名马‘幽灵’的孙女;‘幽灵’死的时候,人们在它的肾脏里发了一颗蓝宝石,就是现在卡福尔古拉的护身符。除飞了宝石,还有神话传说和语言文字游戏。‘幽灵’之后有一系列良种孪生马诞生。”“重复”是卡福尔古拉培育出来送给罗萨斯的,为的是能签下永久和平条约,当这一个完美替身变成野蛮者向独裁者讨好的礼物,于是这个关于连续性的寓言完全失去了幸福的意义。

“幸福就是连续性,真正的连续性,令人开心的连续性。”因为克拉克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一个完全一样的克拉克,于是完美的替身变成了所有人的名运:在看见了窗户山的时候,胡安娜出现,他告诉大家的是三十五年前他其实生下了孩子,而且是双胞胎,他把其中一个孩子送给了诺赫米亚斯·克拉克,而他正是克拉克的父亲,于是作为双胞胎之一的克拉克变成了胡安娜的儿子,纳穆古拉便是那个完美的替身;卡洛斯也找到了伊妞伊,高纳则找到了自己的姐姐,就是龙特奥的遗孀,而当遗孀出来,克拉克才认出来就是自己唯一的爱——罗莎娜,而且罗莎娜告诉克拉克,当时分开的时候她已经怀孕,“我也生了一对双胞胎,一男一女。”而从卡洛斯臀部的标志才知道,卡洛斯就是双胞胎其中的一个,而另一个则是伊妞伊;传奇还没有结束,那个一直出现的流浪骑手终于现出了真面目,他就是失踪的酋长卡福尔古拉,他骑着的马匹马正是和“重复”一模一样的的双胞胎——恋人成为了双胞胎姐妹,朋友变成了父子,仇恨变成了闹剧,而臀部标识身份的图案就是一只小兔子,“野兔”变成了臀部和家族有关的“家兔”,于是这个已经完全没有寓意的故事在混乱中落下了帷幕。

连续性是万能的钥匙,艾拉甚至在这个拙劣的结尾将其命名为生命,“那条分界线是全部生命的总和,它使爱情、历险、获取知识成为可能。”这就是繁衍生息,在一种讨好式的故事里,野兔只是一个断裂的词语,一种虚假的传说,一个逃避现实的幻象,“传说有一只野兔滚下了山洞,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合上一本书,野兔才最终出来,但是,它已经被夹死在薄薄的书页里,再也无法飞起来。

白色城堡

编号:C46·2200114·1624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8年10月第1版
定价:49.00元当当24.00元
ISBN:9787208152878
页数:192页

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一名博学的威尼斯青年被俘虏到伊斯坦布尔,成为土耳其人霍加的奴隶。威尼斯青年和霍加外貌极度相像,霍加命令威尼斯人教他所有的科学文化知识,并与他交换人生所经历的一切细节。他们联手对付了席卷土耳其的一场瘟疫,霍加晋升为皇宫的星象家,威尼斯人则成了苏丹的倾诉对象。为了攻打西方的一座白色城堡,两人又携手发明了一件战争武器,然而最终战争失败,他们中的一人也在浓雾中不知去向,留下的另一人写下了他们所有的故事。“许多人相信,没有注定的人生,所有的事基本上是一连串的巧合。然而,即使抱持如是信念的人也会有这样的结论:在生命中的某一段时期,当他们回头审视,发现多年来被视为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种偶然中的必然,是关于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寓言,也是“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的奥尔罕·帕慕克自传性作品:两个主角间几乎施虐/受虐的关系,正是基于作者和哥哥之间的竞争关系而来。


《白色城堡》:真实的东西是有影子的

现在,我已经写到了这本书的结尾。或许,聪明的读者们认定我的故事其实早已结束而已经将书抛在了一旁。
——《11》

的确早已经结束,的确被抛在了一旁,一种复制的行为发生之后,才知道另一本书其实是同一本书:用一个晚上两个小时的时间看完了《白色城堡》,将其建好目录,做好笔记,然后放入文件夹的时候,提示出来了:“你已有相同文件。”一闪而过的惊异,难道这本书早已经被阅读?再次搜索,的确发现文件夹里存在着相同文件名的文档,而搜索书目,搜索博客,这个疑问最终被证实,《白色城堡》早在2016年11月就已经看完,还写了一篇长达6600余字的书评。

作者都是土耳其的奥尔罕·帕慕克,译者同是沈志兴,出版社均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奥尔罕·帕慕克和奥尔罕·帕慕克之间,在沈志兴和沈志兴之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间,是不是永远不存在一种差别?但是为什么在这种同一性中,我会毫无记忆?从2016年11月到2020年5月,时间走过了三年半,即使在这三年半时间里阅读了很多的书,即使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经历了很多事,也不应该将一本阅读过并且写了长篇评论的小说遗忘掉,“故事其实早已经结束而已经将书抛在一旁了”,这最后一句话就是对这种遗忘的讽刺?

但是,一本是普通版一本是精装珍藏版,一本出版于2006年一本则再版于2018年,一本售价20元一本售价则是49元——无论如何在同一性里会有差异性,但是当把差异性当做借口,是不是意味着它们是同一本中的“另一本”?或者说,购买也好,阅读也罢,是为了实践这本书里出现的那种异构性?我是我,他是他,他是我,我是他,他是过去的我,我是未来的他——在他和我之间,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到底在那个层面上具有同一性意义?到底在那种解读中具有差异性隐喻?或者遗忘就当是遗忘,或者阅读永远是第一次,在同一本另一本的迷局中,抛却哪怕仅存的一点记忆,忽视哪怕再点开的可能,就让一个故事,一种文本,一个寓言,在如白色城堡一样的空白处开始第一句话。

但是在进入这个全新故事的时候,进口不是第一句话,而是最后一章,当一本书已经被写到了结尾,当聪明的读者已经认定故事早已经结束,不如和阅读本身一样,将固定的思维抛在一旁,因为那里的我说:“我会完成这本书,遵照它应该有的终局,像我所想要的那样,像我所幻想的那样去完成它。”第一人称的我,是这本书的作者,作者要完成一本书,必须要有一个人物,一种事件,而要把这个故事推向它应有的终局,为什么“像我所幻想的那样去完成它”?——我幻想了什么?当以所幻想的方式去完成是不是在真实意义上并没有完成?当遵照应该有的终局去结尾,是不是它只是在寻找理想读者?

最后一章,最后的结局,其中有一个作为作者的我,而我也是一个叙述者:我是皇家星象家,我存下了一大笔钱,我结了婚有了四个孩子,我遇见了灾难,我放弃了职位,我逃离了城市,最后我来到了格布泽。这是我在苏丹的军队开赴维也纳之前,在阿谀奉承的小丑接替我的职位之前,或者在苏丹被遭到废黜之前,我在整肃异己的行动中被斩首之前,所作出的决定,也是最后的行动。这是我对于遗忘发生了故事的时间描述,但是重要的不是我的逃离,而是在格布泽,在我即将构想另一个故事的时候,来了一个从伊斯坦布尔骑马而来的人,这个他出现在我面前,是作为一种使者的身份而存在的,因为在他背后是另一个被他叙述的“他”——一个活在句子引号里的他:他的土耳其语有很多错误,他知道我的名字,他写了一堆关于土耳其人之间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故事,他说起了热爱动物与梦境的苏丹,也说起了那场瘟疫、土耳其宫廷的规则和战争中的规则。

当然,这些故事并不只属于活在引号里的“他”,也和我有关,或者说我也经历了这些事,但是重要的是,那个从伊斯坦布尔来的他告诉我的是,“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我的书,题目叫《我所熟知的一名土耳其人》,“在书中,‘他’准备把我一生的故事呈现给‘他’的意大利读者,从我在埃迪尔内的童年开始,到‘他’离开我的那一天,并且还将辅之以‘他’个人对土耳其人的特性的评价。”那么这本书里的“我”是不是才是真正的我?从埃迪尔内的童年开始,到离开的那一天,书的目标读者是意大利读者,而且是“他”的意大利读者,甚至里面还加上了他对土耳其人的评价。

我和那个活在引号里的他当然是不同的,就像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他所疑惑的:“他无法理解,共同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两个人,彼此为何如此不相像。”两个人怎么如此不相像,而我在写那本所幻想的结尾的书时,最后一页上写着:“我爱他,就像爱梦中所见的可怜的无助的自己的影子那样爱他,就像被这影子的羞耻、怒气、罪孽与忧伤压得透不过气来似的爱他,就像看到野生动物痛苦垂死而深陷羞愧似的爱他,就像为自己儿子的贪得无厌而生气一样爱他,就像是以愚蠢的厌恶和愚蠢的欣喜之情来认识自己似的爱他。”我似乎把他看成是另一个自己,爱他,接受他,并且写作一个有他的故事,而且是在交换了身份的情况下,是在再也没有见面的情况下,有了某种如幻想般的感觉。但是毕竟不是他,“正因为如此,我故事中的主角无法忍受作为自己,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一直想要成为另外一个人。”而把他当成另一个人也仅仅是“无法忍受作为自己”,那么在这个已经更换了身份却在文本里又成为同一个人的故事里,我是谁?他是谁?

我在引号之外,他在引号之内,我的童年在埃迪尔内,他讲出的土耳其语言有很多错误,他写作的书名叫《我所熟知的一名土耳其人》,呈现给的是意大利读者,而我曾经是苏丹身边的星相学家——一种转折其实从这些线索中被疏离了出来:我作为一个作者其实就是霍加,而那个活在引号里的他则是从威尼斯而来因被土耳其舰队截住而成为努力的“我”——一种身份的置换发生在第11章,一本书的最后一章,一个故事的结尾,如果按照聪明的读者的思路,这一完全颠覆了前十章的叙事视角和叙述人称的结尾,可以被抛在一旁,因为那个作为意大利人流落到土耳其的作者已经把这个故事讲完了,正像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他探出窗外对我喊道的那样:“您显然从未去过意大利!”

如果把最后一章的人称转变抛在一旁,重新进入到这个由意大利人讲述的故事,似乎一切都是清晰的:随着船队从威尼斯来到了那不勒斯,然后被土耳其舰队截住,从而成了战俘,也成了奴隶,而我通过编造谎言成为了一名医生不至于被砍头,之后帕夏将我给了霍加,使我成为了他的奴隶,之后我们一起研究烟火表演,一起研究武器,一起学习科学,获得了苏丹的赞誉,在之后霍加成为了星相学家而我则向苏丹提出建议避免了瘟疫的扩散,再之后带着所谓的武器开赴战场,但是在“白色城堡”未被攻下之后,霍加却离开了,让我留在苏丹身边,在离开之前,我和霍加交换了衣服,我给了他戒指,以及多年来没让他发现的项链坠,还有未婚妻的发丝,“然后,然后,他出了帐篷,走了。”

第十章的最后一句,当“走了”成为这个故事最后一章,其实已经在我的讲述中落幕了,但是为什么这反而成了第十一章所说的那个文本?霍加为什么反而变成了“我”?当第十章之后是第十一章,当结束之后是另一个结尾,整体的文本其实是一个关于另一个可能性的寓言。题辞上引用的是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想象一个让我们充满好奇的人,已获得了我们所未知的生活要素,而它的神秘使其更具吸引力;相信我们只能通过此人的爱开始生活——除了说这是伟大激情的诞生,还能如何形容?”另一个通向的是未知,唤醒的是爱,而所面对的主体依然是我。“我必须为自己编造一个过去,想到这一点时,我感到痛苦。但是,我这样来安慰自己:有朝一日会有一些人耐心地看完我现在所写的一切,他们会了解,那个年轻人不是我。”为什么我要创造另一个人?又要在最后说出那个人不是我?在这种同一性和差异性中,似乎那些可能和未知,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它甚至变成可以触摸的。

在被土耳其舰队截住之前,所救编织了我的另一种过去:“他二十三岁,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研读过‘科学与艺术’,自认懂得一些天文学、数学、物理和绘画。当然,他是自负的。对于在他之前别人所做过的一切,他都不放在眼里,嗤之以鼻;他毫不怀疑自己会有更好的成就;他无人能敌;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聪明、更具创造力。”创造和想象的他便是对于未知的一种填补,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改写,而当被土耳其舰队截住成了土耳其人的奴隶,这种创造和想象就会更加强烈,虚构的医生身份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我用常识而非解剖学知识治疗了几名土耳其人,在他们的伤自行复元之后,大家都相信了我是医生。”医生不光是一种职业,也不只是为了救命,而是像我编织了一个不存在的自己一样,是通向了科学与艺术的那个王国,是成为了无人能敌、更具创造力的人。这一切的创造和想象最后变成了那个他,一个名叫霍加的土耳其人,“进屋男子的相似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我竟然在那里……这是跃入我心中的第一个想法。”一个相像的人,不再是虚构的,而是成为真实的存在,甚至让自己回到了原来状态——仿佛自己就一直是土耳其人,一直活在这个东方国度。

起先是霍加的奴隶,但是后来像两个兄弟,“就这样,像两个有责任感的学生,即使没有大人在家透过龟裂的门聆听,仍能认真做功课,我们坐下来开始研习,宛如两个好兄弟。”这是一种同一性的存在,而研究的东西也是沿着科学与艺术这条路迈进。但是在其中必须跨越的一个困难是:我是意大利人,霍加是土耳其人,我信奉基督教,霍加信奉伊斯兰教,我是霍加的奴隶,霍加是我的主人,我专心于科学研究,霍加还热衷于愚昧的迷信——差异性存在体现了矛盾性,而这种矛盾性却也分开了现实与想象,“但是现在,任何东西都是三维的。你不明白吗?真实的东西是有影子的。就连最普通的蚂蚁,也把影子像双胞胎般耐心勤奋地携带在身后。”真实的东西是有影子的,是遵重这个影子,还是让影子消失?这是同一性问题面对差异性最关键的一个选择:是保留本体扩展想象还是让影子取代自己?

宫廷的政变,帕夏的叛乱,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矛盾,宗教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其实都是现实中无法避开的矛盾,但是当真实的东西有影子,或许在影子的虚幻世界里能够消除这种矛盾和对立的直接性,甚至可以化险为夷。霍加成为皇家星相学家,霍加研制了独特的武器,霍加写作了书,霍加几乎控制了苏丹,霍加提出了瘟疫期间的许可证制度,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影子力量,但是它毕竟是另一个,毕竟在真实之外,所以要返回同一性,其实也遇到了困难。我不断给他讲述自己的过去,不断编造曾经的罪过,甚至之后逃离去了小岛,其实都是一种对于影子的背叛,而对于霍加来说,他不断处罚我,他让我写下故事,他对瘟疫感到害怕,也都在还原自己的影子属性。所以面对镜子,一个自己和另一个自己看起来没有区别,“我看着镜子,在让人无处遁形的灯光下,再次看见我们是多么地相似。”但这只是一种模仿,而不是真实的两个个体,即使“完美得没有破坏镜里映象的均衡感”,也显然是不同的,就像面对身上的肿块,面对瘟疫可能带来的死亡,面对死亡的恐惧,都呈现着镜像性的差异,就像我做的那个梦:“我们身处威尼斯一场化装舞会,它令人恍惚地想起伊斯坦布尔的宴席。当我母亲和我未婚妻拿下她们脸上的“普通女人”面具时,我在人群中认出了她们。而当我摘下面具,满怀希望她们也会认出我时,不知怎么地,她们却不知道那就是我。她们手握面具指着我身后的一个人。我转身看去,发现这个人是霍加,他会知道我就是我。”

霍加让我进宫,让我讲述星相学,让我和苏丹讲话,而在那场战争爆发之后,在白色城堡没有被攻下之前,霍加真正离开了,这是影子的消失,而当留下真实的我,当一个不再有另一个,其实关于我的真实故事也在没有影子里成为了一种孤绝状态,“回到威尼斯,我又能怎么样?经过十五年的岁月,我的心早就接受了母亲已逝,未婚妻不再属于我并嫁作他人妇、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的事实。我不愿想到她们,她们出现在我梦中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也正是我真实故事的存在失去了意义,以及最终我的消失,所以在霍加“走了”之后,在带走了我的纪念物之后,在第十章之后,留下的结尾就变成了一种影子叙事,而我则变成了那个放在引号里的“他”。但是,这不是一个仅仅是镜像的寓言,霍加之消失,真实的故事消失了,而霍加之返回,霍加之叙事,真实的故事又回来了,这是一种拯救?第十一章的转变中,我说自己不喜欢作者谈论自己,我对陷入混乱的读者表示歉意,但是还是在书里加上了一页,其中写道:“我爱他,就像爱梦中所见的可怜的无助的自己的影子那样爱他,就像被这影子的羞耻、怒气、罪孽与忧伤压得透不过气来似的爱他,就像看到野生动物痛苦垂死而深陷羞愧似的爱他,就像为自己儿子的贪得无厌而生气一样爱他,就像是以愚蠢的厌恶和愚蠢的欣喜之情来认识自己似的爱他。”

最后一章里的最后一页,最后一页的爱又回到了题辞上普鲁斯特的引语,而这个引语的作用在“前言”里更加明确地表露出来,这个1982年发现手稿的法鲁克·达尔温奥卢写的前言里说:“为了让故事听起来更有意思,我谈及它的象征价值、与当代事实的基本关联、我如何通过这个故事来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等等。”当他把这份发现于格布泽县长办公室“档案室”的手稿变成了百科全书的内容,就是将影子传说变成了真实存在,而且赋予了它的象征意义,这个象征意义就和真实的现在有关,“我想,把一切看作与其他事物有关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癖好,因此,我也屈从这个通病,出版了这个故事。”如何将这个文本和时代相联系?一个我是真实的,另一个是影子,在真实和影子构成的互文关系里,它对于现代的启示就是如何在差异中寻找同一:从威尼斯到土耳其,就是从西方到东方,就是从基督教社会到伊斯兰教社会,就是从科学启蒙到愚昧迷信,就是从自由走向奴役,所以在这种完全展现冲突的世界里,如何走向一种互相理解甚至相爱的融合,才是这个寓言的真正用意。

没有真正去过意大利又有何妨?讲土耳其语总是有很多错误又有什么关系?在一种能化解罪恶、消除对立、尊重科学的共融世界里,本体和影子才会成为同一个,才会编入百科全书成为真实的历史,而那个年老的“他”在去除了引号之后也享受到了最后的平静:

桌上一只镶嵌珍珠母贝的盘子中放着桃子与樱桃,桌子后方有一张垫着稻席的睡椅,上面放着与绿色窗框同样颜色的羽毛枕头。现已年近七旬的我坐在那里。更远处,他看见一只麻雀栖息在橄榄树和樱桃林间的井边。再往远处,一架秋千被长索挂在核桃树的高枝底下,在似有似无的微风中轻轻摆荡。

撒旦探戈

编号:C38·2200114·1623
作者:【匈】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7年07月第1版
定价:48.00元当当23.50元
ISBN:9787544754781
页数:410页

一个破败的小村庄,十几个无处营生的村民在阴雨连绵、泥泞不堪的晚秋季节里上演了一出酗酒、通奸、偷窥、背叛、做梦与梦破的活报剧。冷漠与麻木残忍地虐杀着一切生机,直至两个骗子的出现点燃了所有人的希望,引领他们迈着周而复始的死亡舞步,走向想象中的光明未来……本书奇妙的结构与独特的语言风格使其成为文学史上最神秘的作品之一,也成为了翻译史上的奇迹。作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匈牙利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2015年曼布克国际奖得主,囊括了包括科舒特奖、共和国桂冠奖、马洛伊奖、尤若夫·阿蒂拉奖、莫里茨·日格蒙德奖、阿贡艺术奖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匈牙利文学奖项,并于2014年获得美国文学奖。对于这部小说,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说:“从这面看是喜剧,那面看是悲剧。我们东欧人对这矛盾的两面格外敏感。实话实说,我不认为《撒旦探戈》是部黑暗作品,它不是悲剧,而是一部关于没有根据的信仰的悲喜剧。”1994年,导演塔尔·贝拉将其改编成长达450分钟的同名电影。


《撒旦探戈》:除了雾就是雾

“我来读,你听着……他是独一无二的危险人物,”这是关于弗塔基段落的第一句话,“但并不很危险。与他的反抗倾向相比,还是他的软弱更占上风。……”
——《第二部·二 只有烦恼,工作……》

贝拉·塔尔450分钟的同名电影在身后,苏珊·桑塔格“片长七小时却每一分钟皆雷霆万钧”的评价在身后,身后是看不见的存在,却以一种传说的方式上演,是不是需要转身,才能进入到已经被过度诠释的文本中?“蜘蛛事件”早已经在“∞”的标注中成为了一个趋向于无限的迷宫,再次返身的时候,那个“魔鬼乳头”,那个“撒旦探戈”是不是会成为同语反复的标志?——魔鬼和撒旦就是对同一种事物的命名,无论是以肉体的方式露出乳头,还是在从一到六六步踏前再从六到一的六步退后的探戈舞,一切都变成了“圆圈的闭合”。

是不让你走出去,还是严禁进入?“在我背后的东西,还在我前头。人不可能活得安生。”当“蜘蛛事件”以这样一种方式上演,身后和前头也成了一个闭合的圆圈,死与生也完成了一种循环。但是小说和电影是不同的,七个小时和410页的故事也是不同的——一种在物理时间里被打开,才有了苏珊·桑塔格所说的“年年都重看一遍”的状态,一种则是进入到物理空间中,于是在那个秋日的夜晚,虻虫围着破裂的灯罩嗡嗡地盘飞,最后在从灯罩透出的微弱光影里画着藤蔓一样的“8”字图案——“8”是对于“∞”标志的改写,九十度,或者270度,最后即使“一次又一次地撞到肮脏不堪的搪瓷面上”即使“随着一声轻微的钝响重又坠回到它们自己编织的迷人网络里”,这个世界的可能性也不是趋向于无限的迷宫,它只是一种数字符号凸显的意象,在动物趋光而扑火的状态中,把宿命的死亡看成是生命的激情。

“人不可能活得安生。”那么,人必然会死去,在这个从“∞”到“8”被误读的秋日夜晚,一份文稿成为了作品,“八点一刻的整理”已经走向了确定的时间,然后在它展开之后,一切又回到了“不可能安生”的可能中,因为一个人在读,一个人在听,因为一个人处在危险中,一个人制造着事件,因为一个人在反抗,一个人是软弱——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组成了狐步舞从踏前到退后的不同节奏,甚至它们被安放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间隔中,一段舞曲被分离,就不再是一个从生到死的完整过程,不可能是从时间到时间的流动形式,不可能是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通畅状态,它以人为制造的方式在各自独立的世界里演绎——当读和听完全被拆解了,一个在背后,一个在前头。

可是,读和听之外,那个在“八点一刻”整理好文稿的人是谁?更进一步来说,那个在读和听之外的写作者又是谁?无论是读还是听,无论是背后还是前头,其实存在着一个文本和生命的源头,它会在某种缺省状态下,造成事件的误读,仿佛生命就只剩下生和死,仿佛文本就只有读和听,那个作者就在中间,就在现场,就在无法更改的现时里——他到底是谁?“他们全都死掉了,”当医生写下这一句话,他当然是写作者,在这个已经走向了“圆圈闭合”状态中,医生其实没有了行医的身份,或者说失去了去除疾病拯救生命的意义,当他以写作者的身份完成文稿,是不是变成了真正解读的进口?

他拥有某种独一无二的特殊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可以使他能够通过文字记录迎接那些永远朝向一个方向转变的事物的挑战,而且还可以从某种程度决定那些看似自由发展的事件的具体内容!”特殊的能力似乎是两种层面的,一种是用文字记录,一种则是用文字创造,而文字记录的意义也是创造,因为可以朝向事物转变的可能方向,是可以接受永远的挑战,这是不确定的,在文字的多种可能里,当写作者闭合了圆圈,读的人和听的人,其实被关闭在那里,他们被指向一个固定的方向,他们获取的是不变的内容,就像“他们全部死了”一样,命运早就没有了离开的理由,就像这个村子一样,在秋日的雨水中,在腐烂的气味里,在死亡的恐惧中,谁能制造另一个文本?谁能在走向前头却又在转身后看见背后的真相?

“十月末的一个清晨,就在冷酷无情的漫长秋雨在村子西边干涸龟裂的盐碱地上落下第一粒雨滴前不久(从那之后直到第一次霜冻,臭气熏天的泥沙海洋使逶迤的小径变得无法行走,城市也变得无法靠近),弗塔基被一阵钟声惊醒。”这是“他们来的消息”,第一句话,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写作的第一句话,也是医生在弗塔基故事里写下的第一句话——同一个句子被两个作者写下,文本的双重性不仅仅是一个嵌套的结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医生在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小说里会成为写作者?当他记录文字制造了朝向不同方向的挑战,谁是读者谁是听众?

在医生没有出现之前,其实文本就已经出现了,而这个文本在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结构里,其实就是一个充满了谎言的骗局。“他们来的消息”只是一个消息:他们死了,为什么还会回来?这个消息是一个文本,但是这个文本同样在读到和听到之前,有一个作者,但是这个作者显然是混淆不清的。消息是从施密特夫人那里被说出来的,但是她却是听哈里奇夫人说的:“她说,伊利米阿什和裴特利纳正沿着砾石公路往这边走……要来这里,来村子里!说不定现在……已经到了小酒馆……”那么在哈里奇夫人之前,是不是还有传播消息的人?在不同的传播中,消息本身的可靠性已经值得怀疑了,况且这个消息的作者从来没有露面。而“他们要来这里”的消息其实是对另一个消息的否定,施密特说:“可是他已经死了!”如此确定,感叹号的情绪是不容怀疑的一切,但这也是一个消息:是霍尔古什家的男孩说的,而霍尔古什家的男孩说是从售票员凯莱曼那里听来的,消息之前还是消息,它的源头依然是没有作者,于是在作者缺席的情况下,真相也缺席了,无论是此消息还是彼消息,无论是他们死了还是他们回来了,都变成了只有读和听的闭合圆圈,在这个圆圈里,所有人都像那些虻虫,在秋日的夜晚,制造者“8”字的图案,最后是“随着一声轻微的钝响重又坠回到它们自己编织的迷人网络里”——从来不会走向那个可以创造无限可能的“∞”世界中。

“像是顺着施密特夫人的思路往下想那么……就是霍尔古什家的孩子撒了谎……”这是瘸子弗塔基沿着可能的逻辑做出的判断,因为他们真的来了,而且已经到达了小酒馆,所以一个消息是正确的,那么另一个消息则是谎言。谎言的文本就这样产生了——因为对不确定的未来有着软弱式的恐惧,所以他们以无助的方式相信另一个消息,但是,他们相信的消息就是真相?在非此即彼的判断中,宿命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只有读和听,在八点一刻的文稿中,从来没有真相。于是谎言在自己的道路上扩展:霍尔古什家的男孩说,玛丽和酒馆老板一起厮混,施密特夫人和瘸子偷情,校长在家里自慰,妹妹小艾什已经彻底疯了,妈妈什么事也不管,“她会这样呆傻一辈子……”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一切又都从头开始?

那时他是寸步不离跟着伊利米阿什,用崇拜的眼神偷看他,才说起了这些话,他看见,他听说,他传播消息,就像“他们已经死了”一样,可能只是一个谎言,所以玛丽、酒馆老板、施密特夫人、瘸子弗塔基、校长、艾什还有妈妈,每个人的生活是不是都可能都只是一种谎言?而当他对伊利米阿什讲述这一切的时候,听者是应该能辨别真与假,因为这个“绝望处境和绝望之人的牧羊人”完全生活在谎言中:他传播了谎言,他相信了谎言,当然,他也制造了谎言——当一个牧羊人变成谎言的作者,他带来的不是传福音的拯救,而是跳起一段“撒旦探戈”的毁灭。

“他们死了”没有发生,它只是在谎言的意义上拥有了读者和听众,而“他们复活”也是一个拥有了读者和听众的谎言。证明信、被报出的名字、效忠的媚态,是这个谎言得以传播的证据,而其实这不是单纯的谎言,而是在“强人的法律”里的一种屈从,上尉、军官是军士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他们是强人法律的执行者,“你们居然还敢谈论权利?对你们这类人来说,法律只是供你们利用的工具而已!你们遇到了麻烦才会找出个条款用来遮羞!但是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在这样的工具世界里,在无法出逃的囚笼里,他们当然死了,即使喊出了“炸掉桥梁。炸掉房屋!炸掉整座城市。炸掉公园!炸掉他们的上午!炸掉邮局!逐个炸掉所有一切……”他们也无法逃离“一切都在腐烂”的宿命,于是在腐烂之后的复活,就变成了生命的鬼魂,“影子飘向哪里,他们就像牛群一样跟着影子走,因为他们离不开阴影,就像他们还离不开壮丽与辉煌……?”

死亡之后的复活,无论死亡还是复活,都成为谎言一种,回到村子里,面对村民,或者让他们再次成为读者和听众,伊利米阿什无疑就是这个作者,“伊利米阿什如是说”便成为这个“八点一刻”的文稿最精彩的部分,他说:“我承认,我陷入了一个艰难的境地。”他说:“一个无辜孩子的可怕毁灭……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市调查委员会首先会将这场灾难归咎于我们……”他说:“我认为,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排除谋杀的想法,因为没人会有任何的理由和任何的手段,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他说:“我建议从大家筹集的这笔款项里抽出一小部分用来安葬死去的孩子,为不幸的母亲减轻一些负担,让我们为孩子做一点什么……”他在说,他们在听,小艾什已经缩成一团的僵硬尸体成为这个文稿最触目惊心的一部分,但是当这场灾难排除了谋杀,当这场灾难变成了慈善,在“如是说”的作者面前,每个人都甘愿成为读者和听众。

“问题是,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怎么发生的!……”这是一个从来不返回源头的问题,发生了什么无非是小艾什缩成一团的尸体,无非是村子笼罩在巨大的恐惧中,无非是所有人渴望的逃离,但是伊利米阿什回避“怎么发生”这个指向真相的问题时,他却把一切的缘由归结为造物主,“这个村庄已被上帝抛弃了——上帝是谁?上帝在哪?上帝真的会救赎?当上帝抛弃了他们,不是在宗教意义上,而是在生存意义上,他们一样在缺失了造物主的世界里成为了读者和听众——哈里奇夫人挥着手的《圣经》,只是一个物体,它不具有对于灵魂的安慰;小艾什在成为缩成一团尸体之前,她早就明白了死亡是“让人跻身于天使们中间的唯一途径”,可是在雨天生命走向终点的时候,那些天使还在路上——永远在路上;伊利米阿什是裴特利纳口中“绝望处境和绝望之人的牧羊人”,是施密特夫人眼中没人媲美的人,像上帝一样的存在,只不过是跳起探戈的撒旦……

庄稼汉凯雷凯什不再为酒馆采购,酒馆老板沉醉在“我在壮大”的数字游戏里,米库尔惊恐地匍匐在腐烂板条上厚厚堆的鸽子屎里,哈里奇对着克拉奈尔夫人喊“亲爱的小茹兹,我的心肝宝贝。你不能这样丢下我!现在好不容易刚轮到我!”施密特夫人将钱藏进了最为安全的胸罩里,贴着地板闻到了“大地的味道”,弗塔基、施密特在商量着怎么分钱,甚至校长在自慰……在一个只有听众和读者的世界里,在造物主的上帝早就抛弃他们的生活中,在谎言为文本构筑的未来里,所有人其实都成为了闭着眼睛不再寻求真相的迷失者:

她闭着眼睛都能够感觉
到她们的存在,
自己就在她们跟前,
在她们之下,
甚至她还知道,她一旦抬头仰视她们,眼前的画面可能就会破碎,由于她们有着令人难以忍受的高高在上的特权,因而她们的视觉影像很可能就会一触引爆。

秋日的雨无休无止地下着,手风琴发出低沉压抑的声音,酒馆里的一切被蜘蛛网缠绕着,探戈舞曲让活着的人迈出了步子,他们准备出发,他们希望复活,他们只是在转身中看见了“透视”着的前面,“到处都是雾,除了雾就是雾。”看不清,就是一种没有真相的谎言状态,就是只有听众和读者的幻觉世界,而不再有上帝只有撒旦的村子里,伊利米阿什真正成为了作者:“不管我们现在看到什么都没有用,没有任何意义。天堂?地狱?另一个世界?都是没的蠢话。我敢肯定,相信这些东西只会让我们浪费时间。不管我们的想象力怎么不停地运转,我们丝毫都没有更接近真相。”在这个“如是说”之后开启的文本里,人物是找不到上帝的村民,事件是离开、分散、建立基金,“不要忘了,是什么我们团结在一起!你们一刻都不要忘记我们的任务。”——他们不仅是最初的听众和读者,还是在撒旦探戈里跳舞的主角。

当谎言变成文本,当救赎成为传说,当撒旦取代上帝,为什么医生会成为最后一个挑战可能方向并拥有了独一无二能力的作者?仅仅是因为在小艾什患病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曾经在她的床边守护到天亮,并为她擦拭额头上汗水”的人?仅仅是因为他知道“在整个中生代,这里都是由大海主宰”的关于匈牙利地层演变历史的人?仅仅是因为他关在自己房间里发现了“宇宙日益衰败”的人?“我的听力越来越差。”也许这才是医生不再成为读者和听众,而要在笔记本上记下每个人离开村子生活的写作者。但是,当死亡依旧是死亡,伊利米阿什永远是伊利米阿什,在被“除了雾就是雾”笼罩的世界里,真相是不是在书写中也只是谎言的一部分?能让文字记录“迎接那些永远朝向一个方向转变的事物的挑战”,为什么医生会搞混了天庭的钟声和魂灵的钟声?能自由决定“那些看似自由发展的事件的具体内容”,为什么医生会看见紧地缩靠在角落里的小老头而问“你是谁?”他写下校长修理了破门窗,“冬季一到,会把他的屁股冻烂的。”写下克拉奈尔躺在床上,“外面,克拉奈尔夫人正在厨房里把锅碗瓢盆弄得叮当作响。”他写下弗塔基“看到自己被钉在自己摇篮与棺椁的木十字架上,痛苦地挣扎了一下,最后,随着干净利落的一声判决,他被赤条条地——既无封爵也无授勋地——交到洗尸人手中,交给一边忙碌一边大笑的剥皮工”,他写下哈里奇夫人坐在厨房里,“眼前摆着《圣经》,嘴里喃喃地念念有词。”

写下的一切是真实发生的?是写下而复活了他们?当医生终于说出自己写的“完全是蒙人的东西”,他无非是为这个谎言的文本画上一个走向地狱的句号,因为只有在“他们全都死掉了”的圆圈闭合之后,从生到死的过程才是完整的文本,于是,最后一句话写到:“但是一切全都静止不动,连他自己也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就这样,一直到他周围沉默的物品突然开始了某种令人心烦的对话……”静止,躺下,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在对话进行中,医生也不再作者,而变成了读者和听众——最后“圆圈闭合”,医生在里面,在六步踏前六步退后的探戈舞里——他只不过是“撒旦探戈”这个充斥着谎言、死亡、沉沦文本中的一个人物,他只不过用另一种死制造了没有真相的文本,而文本之外,永远有读者有听众,永远有谎言有真相,永远有作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也不是完全的作者,因为他听到卡夫卡说:“那样的话,我不如用等待来错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