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19《白色城堡》：真实的东西是有影子的
现在，我已经写到了这本书的结尾。或许，聪明的读者们认定我的故事其实早已结束而已经将书抛在了一旁。
——《11》
的确早已经结束，的确被抛在了一旁，一种复制的行为发生之后，才知道另一本书其实是同一本书：用一个晚上两个小时的时间看完了《白色城堡》，将其建好目录，做好笔记，然后放入文件夹的时候，提示出来了：“你已有相同文件。”一闪而过的惊异，难道这本书早已经被阅读？再次搜索，的确发现文件夹里存在着相同文件名的文档，而搜索书目，搜索博客，这个疑问最终被证实，《白色城堡》早在2016年11月就已经看完，还写了一篇长达6600余字的书评。
作者都是土耳其的奥尔罕·帕慕克，译者同是沈志兴，出版社均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奥尔罕·帕慕克和奥尔罕·帕慕克之间，在沈志兴和沈志兴之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间，是不是永远不存在一种差别？但是为什么在这种同一性中，我会毫无记忆？从2016年11月到2020年5月，时间走过了三年半，即使在这三年半时间里阅读了很多的书，即使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经历了很多事，也不应该将一本阅读过并且写了长篇评论的小说遗忘掉，“故事其实早已经结束而已经将书抛在一旁了”，这最后一句话就是对这种遗忘的讽刺？
但是，一本是普通版一本是精装珍藏版，一本出版于2006年一本则再版于2018年，一本售价20元一本售价则是49元——无论如何在同一性里会有差异性，但是当把差异性当做借口，是不是意味着它们是同一本中的“另一本”？或者说，购买也好，阅读也罢，是为了实践这本书里出现的那种异构性？我是我，他是他，他是我，我是他，他是过去的我，我是未来的他——在他和我之间，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到底在那个层面上具有同一性意义？到底在那种解读中具有差异性隐喻？或者遗忘就当是遗忘，或者阅读永远是第一次，在同一本另一本的迷局中，抛却哪怕仅存的一点记忆，忽视哪怕再点开的可能，就让一个故事，一种文本，一个寓言，在如白色城堡一样的空白处开始第一句话。
但是在进入这个全新故事的时候，进口不是第一句话，而是最后一章，当一本书已经被写到了结尾，当聪明的读者已经认定故事早已经结束，不如和阅读本身一样，将固定的思维抛在一旁，因为那里的我说：“我会完成这本书，遵照它应该有的终局，像我所想要的那样，像我所幻想的那样去完成它。”第一人称的我，是这本书的作者，作者要完成一本书，必须要有一个人物，一种事件，而要把这个故事推向它应有的终局，为什么“像我所幻想的那样去完成它”？——我幻想了什么？当以所幻想的方式去完成是不是在真实意义上并没有完成？当遵照应该有的终局去结尾，是不是它只是在寻找理想读者？
最后一章，最后的结局，其中有一个作为作者的我，而我也是一个叙述者：我是皇家星象家，我存下了一大笔钱，我结了婚有了四个孩子，我遇见了灾难，我放弃了职位，我逃离了城市，最后我来到了格布泽。这是我在苏丹的军队开赴维也纳之前，在阿谀奉承的小丑接替我的职位之前，或者在苏丹被遭到废黜之前，我在整肃异己的行动中被斩首之前，所作出的决定，也是最后的行动。这是我对于遗忘发生了故事的时间描述，但是重要的不是我的逃离，而是在格布泽，在我即将构想另一个故事的时候，来了一个从伊斯坦布尔骑马而来的人，这个他出现在我面前，是作为一种使者的身份而存在的，因为在他背后是另一个被他叙述的“他”——一个活在句子引号里的他：他的土耳其语有很多错误，他知道我的名字，他写了一堆关于土耳其人之间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故事，他说起了热爱动物与梦境的苏丹，也说起了那场瘟疫、土耳其宫廷的规则和战争中的规则。
当然，这些故事并不只属于活在引号里的“他”，也和我有关，或者说我也经历了这些事，但是重要的是，那个从伊斯坦布尔来的他告诉我的是，“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我的书，题目叫《我所熟知的一名土耳其人》，“在书中，‘他’准备把我一生的故事呈现给‘他’的意大利读者，从我在埃迪尔内的童年开始，到‘他’离开我的那一天，并且还将辅之以‘他’个人对土耳其人的特性的评价。”那么这本书里的“我”是不是才是真正的我？从埃迪尔内的童年开始，到离开的那一天，书的目标读者是意大利读者，而且是“他”的意大利读者，甚至里面还加上了他对土耳其人的评价。
| 编号：C46·2200114·1624 |
我和那个活在引号里的他当然是不同的，就像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他所疑惑的：“他无法理解，共同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两个人，彼此为何如此不相像。”两个人怎么如此不相像，而我在写那本所幻想的结尾的书时，最后一页上写着：“我爱他，就像爱梦中所见的可怜的无助的自己的影子那样爱他，就像被这影子的羞耻、怒气、罪孽与忧伤压得透不过气来似的爱他，就像看到野生动物痛苦垂死而深陷羞愧似的爱他，就像为自己儿子的贪得无厌而生气一样爱他，就像是以愚蠢的厌恶和愚蠢的欣喜之情来认识自己似的爱他。”我似乎把他看成是另一个自己，爱他，接受他，并且写作一个有他的故事，而且是在交换了身份的情况下，是在再也没有见面的情况下，有了某种如幻想般的感觉。但是毕竟不是他，“正因为如此，我故事中的主角无法忍受作为自己，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一直想要成为另外一个人。”而把他当成另一个人也仅仅是“无法忍受作为自己”，那么在这个已经更换了身份却在文本里又成为同一个人的故事里，我是谁？他是谁？
我在引号之外，他在引号之内，我的童年在埃迪尔内，他讲出的土耳其语言有很多错误，他写作的书名叫《我所熟知的一名土耳其人》，呈现给的是意大利读者，而我曾经是苏丹身边的星相学家——一种转折其实从这些线索中被疏离了出来：我作为一个作者其实就是霍加，而那个活在引号里的他则是从威尼斯而来因被土耳其舰队截住而成为努力的“我”——一种身份的置换发生在第11章，一本书的最后一章，一个故事的结尾，如果按照聪明的读者的思路，这一完全颠覆了前十章的叙事视角和叙述人称的结尾，可以被抛在一旁，因为那个作为意大利人流落到土耳其的作者已经把这个故事讲完了，正像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他探出窗外对我喊道的那样：“您显然从未去过意大利！”
如果把最后一章的人称转变抛在一旁，重新进入到这个由意大利人讲述的故事，似乎一切都是清晰的：随着船队从威尼斯来到了那不勒斯，然后被土耳其舰队截住，从而成了战俘，也成了奴隶，而我通过编造谎言成为了一名医生不至于被砍头，之后帕夏将我给了霍加，使我成为了他的奴隶，之后我们一起研究烟火表演，一起研究武器，一起学习科学，获得了苏丹的赞誉，在之后霍加成为了星相学家而我则向苏丹提出建议避免了瘟疫的扩散，再之后带着所谓的武器开赴战场，但是在“白色城堡”未被攻下之后，霍加却离开了，让我留在苏丹身边，在离开之前，我和霍加交换了衣服，我给了他戒指，以及多年来没让他发现的项链坠，还有未婚妻的发丝，“然后，然后，他出了帐篷，走了。”
第十章的最后一句，当“走了”成为这个故事最后一章，其实已经在我的讲述中落幕了，但是为什么这反而成了第十一章所说的那个文本？霍加为什么反而变成了“我”？当第十章之后是第十一章，当结束之后是另一个结尾，整体的文本其实是一个关于另一个可能性的寓言。题辞上引用的是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想象一个让我们充满好奇的人，已获得了我们所未知的生活要素，而它的神秘使其更具吸引力；相信我们只能通过此人的爱开始生活——除了说这是伟大激情的诞生，还能如何形容？”另一个通向的是未知，唤醒的是爱，而所面对的主体依然是我。“我必须为自己编造一个过去，想到这一点时，我感到痛苦。但是，我这样来安慰自己：有朝一日会有一些人耐心地看完我现在所写的一切，他们会了解，那个年轻人不是我。”为什么我要创造另一个人？又要在最后说出那个人不是我？在这种同一性和差异性中，似乎那些可能和未知，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它甚至变成可以触摸的。
在被土耳其舰队截住之前，所救编织了我的另一种过去：“他二十三岁，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研读过‘科学与艺术’，自认懂得一些天文学、数学、物理和绘画。当然，他是自负的。对于在他之前别人所做过的一切，他都不放在眼里，嗤之以鼻；他毫不怀疑自己会有更好的成就；他无人能敌；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聪明、更具创造力。”创造和想象的他便是对于未知的一种填补，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改写，而当被土耳其舰队截住成了土耳其人的奴隶，这种创造和想象就会更加强烈，虚构的医生身份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我用常识而非解剖学知识治疗了几名土耳其人，在他们的伤自行复元之后，大家都相信了我是医生。”医生不光是一种职业，也不只是为了救命，而是像我编织了一个不存在的自己一样，是通向了科学与艺术的那个王国，是成为了无人能敌、更具创造力的人。这一切的创造和想象最后变成了那个他，一个名叫霍加的土耳其人，“进屋男子的相似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我竟然在那里……这是跃入我心中的第一个想法。”一个相像的人，不再是虚构的，而是成为真实的存在，甚至让自己回到了原来状态——仿佛自己就一直是土耳其人，一直活在这个东方国度。
起先是霍加的奴隶，但是后来像两个兄弟，“就这样，像两个有责任感的学生，即使没有大人在家透过龟裂的门聆听，仍能认真做功课，我们坐下来开始研习，宛如两个好兄弟。”这是一种同一性的存在，而研究的东西也是沿着科学与艺术这条路迈进。但是在其中必须跨越的一个困难是：我是意大利人，霍加是土耳其人，我信奉基督教，霍加信奉伊斯兰教，我是霍加的奴隶，霍加是我的主人，我专心于科学研究，霍加还热衷于愚昧的迷信——差异性存在体现了矛盾性，而这种矛盾性却也分开了现实与想象，“但是现在，任何东西都是三维的。你不明白吗？真实的东西是有影子的。就连最普通的蚂蚁，也把影子像双胞胎般耐心勤奋地携带在身后。”真实的东西是有影子的，是遵重这个影子，还是让影子消失？这是同一性问题面对差异性最关键的一个选择：是保留本体扩展想象还是让影子取代自己？
宫廷的政变，帕夏的叛乱，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矛盾，宗教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其实都是现实中无法避开的矛盾，但是当真实的东西有影子，或许在影子的虚幻世界里能够消除这种矛盾和对立的直接性，甚至可以化险为夷。霍加成为皇家星相学家，霍加研制了独特的武器，霍加写作了书，霍加几乎控制了苏丹，霍加提出了瘟疫期间的许可证制度，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影子力量，但是它毕竟是另一个，毕竟在真实之外，所以要返回同一性，其实也遇到了困难。我不断给他讲述自己的过去，不断编造曾经的罪过，甚至之后逃离去了小岛，其实都是一种对于影子的背叛，而对于霍加来说，他不断处罚我，他让我写下故事，他对瘟疫感到害怕，也都在还原自己的影子属性。所以面对镜子，一个自己和另一个自己看起来没有区别，“我看着镜子，在让人无处遁形的灯光下，再次看见我们是多么地相似。”但这只是一种模仿，而不是真实的两个个体，即使“完美得没有破坏镜里映象的均衡感”，也显然是不同的，就像面对身上的肿块，面对瘟疫可能带来的死亡，面对死亡的恐惧，都呈现着镜像性的差异，就像我做的那个梦：“我们身处威尼斯一场化装舞会，它令人恍惚地想起伊斯坦布尔的宴席。当我母亲和我未婚妻拿下她们脸上的“普通女人”面具时，我在人群中认出了她们。而当我摘下面具，满怀希望她们也会认出我时，不知怎么地，她们却不知道那就是我。她们手握面具指着我身后的一个人。我转身看去，发现这个人是霍加，他会知道我就是我。”
霍加让我进宫，让我讲述星相学，让我和苏丹讲话，而在那场战争爆发之后，在白色城堡没有被攻下之前，霍加真正离开了，这是影子的消失，而当留下真实的我，当一个不再有另一个，其实关于我的真实故事也在没有影子里成为了一种孤绝状态，“回到威尼斯，我又能怎么样？经过十五年的岁月，我的心早就接受了母亲已逝，未婚妻不再属于我并嫁作他人妇、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的事实。我不愿想到她们，她们出现在我梦中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也正是我真实故事的存在失去了意义，以及最终我的消失，所以在霍加“走了”之后，在带走了我的纪念物之后，在第十章之后，留下的结尾就变成了一种影子叙事，而我则变成了那个放在引号里的“他”。但是，这不是一个仅仅是镜像的寓言，霍加之消失，真实的故事消失了，而霍加之返回，霍加之叙事，真实的故事又回来了，这是一种拯救？第十一章的转变中，我说自己不喜欢作者谈论自己，我对陷入混乱的读者表示歉意，但是还是在书里加上了一页，其中写道：“我爱他，就像爱梦中所见的可怜的无助的自己的影子那样爱他，就像被这影子的羞耻、怒气、罪孽与忧伤压得透不过气来似的爱他，就像看到野生动物痛苦垂死而深陷羞愧似的爱他，就像为自己儿子的贪得无厌而生气一样爱他，就像是以愚蠢的厌恶和愚蠢的欣喜之情来认识自己似的爱他。”
最后一章里的最后一页，最后一页的爱又回到了题辞上普鲁斯特的引语，而这个引语的作用在“前言”里更加明确地表露出来，这个1982年发现手稿的法鲁克·达尔温奥卢写的前言里说：“为了让故事听起来更有意思，我谈及它的象征价值、与当代事实的基本关联、我如何通过这个故事来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等等。”当他把这份发现于格布泽县长办公室“档案室”的手稿变成了百科全书的内容，就是将影子传说变成了真实存在，而且赋予了它的象征意义，这个象征意义就和真实的现在有关，“我想，把一切看作与其他事物有关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癖好，因此，我也屈从这个通病，出版了这个故事。”如何将这个文本和时代相联系？一个我是真实的，另一个是影子，在真实和影子构成的互文关系里，它对于现代的启示就是如何在差异中寻找同一：从威尼斯到土耳其，就是从西方到东方，就是从基督教社会到伊斯兰教社会，就是从科学启蒙到愚昧迷信，就是从自由走向奴役，所以在这种完全展现冲突的世界里，如何走向一种互相理解甚至相爱的融合，才是这个寓言的真正用意。
没有真正去过意大利又有何妨？讲土耳其语总是有很多错误又有什么关系？在一种能化解罪恶、消除对立、尊重科学的共融世界里，本体和影子才会成为同一个，才会编入百科全书成为真实的历史，而那个年老的“他”在去除了引号之后也享受到了最后的平静：
桌上一只镶嵌珍珠母贝的盘子中放着桃子与樱桃，桌子后方有一张垫着稻席的睡椅，上面放着与绿色窗框同样颜色的羽毛枕头。现已年近七旬的我坐在那里。更远处，他看见一只麻雀栖息在橄榄树和樱桃林间的井边。再往远处，一架秋千被长索挂在核桃树的高枝底下，在似有似无的微风中轻轻摆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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