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文学置入了一些坚硬的、沉重的，甚至是暴力的东西。它们与生活境况相关，与我十八岁之前生活的世界的语言相关，与一个工人和农民的世界相关。它们永远是真实的东西。我认为，在我的情况下，在我作为一个阶层跨越者的情况下，写作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一种政治行为，也是一种赠予。”从2001年开始，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作家弗雷德里克-伊夫·热奈无规律地向安妮·埃尔诺提出问题，在这些回答中，安妮·埃尔诺努力为从三十年前开始的写作实践做出说明，描述她的工作方式，解释她的文本的“目的”。“我觉得这场对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觉得对谈有保障，不仅是因为我和热奈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写作，也是因为我和他视角不同。”安妮·埃尔诺在《序言》中说，而弗雷德里克-伊夫·热奈则认为，“我喜欢不说谎的句子。埃尔诺的句子切开肉，剥去皮，像刀刃般锋利。”
《我们都是食人族》是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于1989年至2000年间，在意大利《共和报》所发表的16篇专栏集结，以及发表于1952年的《被处决的圣诞老人》一文，这些文章时间跨度极长，而列维-斯特劳斯本人则在2009年去世，直至临终前都在思考着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出路。在这些文章里，列维-斯特劳斯立足当时社会热点，探讨了如圣诞为何风靡全球、疯牛病蔓延广泛、女性割礼是否侵害人权、亲子关系应基于血缘还是亲缘等议题，用结构主义和人类学的眼光审视自己身处的时代和社会，反思科学与自然的关系，告诉我们“所谓复杂或的社会，与被误称为原始或古代的社会，两者之间的距离远较人们认知的小上许多。”就像出版于1955年的《忧郁的热带》一样，列维-斯特劳斯文章的写作时间并不标示它过期的时间，相反，他在这些文章中对当代社会的文化反思放到现在依然成立，且无比犀利。
《洛阳伽蓝记》简称《伽蓝记》，是中国古代佛教史籍。是东魏迁都邺城十余年后，抚军司马杨衒之重游洛阳，追记劫前城郊佛寺之盛，概况历史变迁写作的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历史和人物故事类笔记，成书于公元547年。《洛阳伽蓝记》全书共五卷，按地域分为洛阳的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记述佛寺七十余处。其体例是以北魏佛教的盛衰为线索，以洛阳城的几十座寺庙为纲领，以寺庙为纲维，先写立寺人、地理方位及建筑风格，再写相关人物、史事、传说、逸闻等，在对诸多佛寺形制规模的描摹和始末兴废的勾勒中，反映了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和社会风俗人情。《洛阳伽蓝记》的文体，接近骈俪，但不流于浮靡雕琢。《洛阳伽蓝记》在历代正史的“艺文志”中皆有著录，但其祖本早已佚失。该书与郦道元《水经注》一同，历来被认为是北朝文学的双璧。
“诗是对存在的澄清与放大。”赫斯菲尔德如此开篇。《诗的九重门：如何进入诗歌的心灵世界》是美国当代著名诗人赫斯菲尔德的一部诗学散文集。赫斯菲尔德从诗的创作源泉——心灵开始，讲心流，讲心灵的专注，由此探讨一种如何充分表达自我，同时又开放包容、让自我融入万物、融入世界乃至入“一”的诗艺。随后，阐释了独创性、翻译、语言策略、口头记忆、写作与生命阈限等八个不同侧面，共同构成通往诗歌殿堂的九重门，进而进入诗歌的心灵世界。值得注意的是，赫斯费尔德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中日古典诗学的影响，中国诗人李白、杜甫、寒山、王维，日本诗人小野小町、和泉式部、松尾芭蕉都是她熟悉和喜爱的作家，并一直孜孜不倦地向英语世界翻译引介。同时，佛禅思想一直给予其创作的灵感，197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后，其后八年赫斯菲尔德在旧金山禅宗中心潜心研究禅宗教义，1979年，她皈依曹洞宗。
2015年“OCAT研究中心年度讲座”年度讲座的题目为“影像、历史、诗歌：关于爱森斯坦的三场视觉艺术讲座”，主讲人是著名艺术史家、哲学家迪迪-于贝尔曼。迪迪-于贝尔曼围绕著名导演爱森斯坦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展开，讲解影像的视觉结构如何创造出连贯的历史图景，又如何通过诗歌式的建构表现出来。首讲从影片的纪实和抒情双重特质切入，追溯爱森斯坦的理论源头；第二讲关注影片的主要形式技巧，“蒙太奇”与特写；第三讲分析爱森斯坦电影的诗性结构及其营造出的史诗“氛围”。于贝尔曼不止探讨了技术手段，还结合爱森斯坦的成长经历和知识背景，影片呈现方式的历史社会渊源，联系相关其他艺术作品的影像，解说了“经典之所以经典”，黑白默片如何超越时空限制、表现强烈而深沉的情感，重新阐释在当下或被理论界摒弃、或被商业简单消费的“悲怆”和“感性”的意义。
“翻译是一场艰难的赌博，有时竟会无法为继。我先要用上些时间，讲述翻译中的困难。”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收录了保罗·利科的三篇探讨翻译相关问题的文章，其中《论翻译》思辨的中心议题是语言在理论上的 “不可译性”与翻译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展现了翻译是一门处于窘境中的伟大艺术。作为当代阐释学的代表性学者，利科对于翻译的关注来自一种探索主体间理解可能性的本能，“阐释学建立在对言语的不理解之上。”翻译的任务正是疏通其间种种障碍，使理解成为可能，因此对于利科而言，翻译不限于语间交际行为，也发生于语内甚至是语言于其他符号系统之间。第二部分收录了瓦尔特·本雅明名作《译者的任务》，发表于1923的《译者的任务》是影响巨大的翻译学理论文本，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论”、梅肖尼克的“忠于节奏”及“离心论”、贝尔曼的“文字翻译”、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都是本文或显或隐的回声。
《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初版于1939年，是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随着本书的出版，最初由瓦尔堡学派创立的图像学已然脱离辅助地位成为美术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美术史之为人文学科，从此进入了图像学研究的时代，它与沃尔夫林的风格分析一起成为现代美术史教学的两大支柱。除了作为方法论的导论之外，本书共有六章，每一章都是图像学方法运用的案例，从美术史、哲学史、宗教史、社会结构史、科学史等多学科多角度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作品的意义进行分析，正如译者引用的一位美国学者所说：“我们读他的《图像学研究》，‘皮耶罗’一章像读文明史，‘时间’和‘丘比特’二章像读文学史，最后二章像读哲学史；而且不是泛泛的文明史、文学史和哲学史，它们都是那些领域中的杰作；即使从比较文学而言，似乎也极少有一部书能与《图像学研究》比肩。”
《理性的病理学》是霍耐特关于批判理论研究的论文集，全书共11篇，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与严格的哲学分析进行结合，讨论了阿多诺、霍克海默、本雅明、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思想家的理论，并拓展到康德、弗洛伊德、米切利希、瓦尔泽等人关于道德、历史等问题的论述。作者对形态多样的批判理论的统一性进行了总结，认为不管方法和对象如何分散，批判理论在如下理念上是一致的：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条件产生出的社会的实操、态度或者人格性结构，都沉淀在我们的理性诸能力的一种病理学变形之中。这一理念导致批判理论往往会探究人类合理性的病理的社会原因。但如今，这种哲学与社会分析之间的纽带正在被撕裂，“在对历史社会过程的依赖性中把握合理性”这一德国唯心主义的核心遗产也逐渐衰落。因此必须在理论革新的同时，重新研究我们的社会操作实践和制度的特殊建制。
“我，里维耶，杀害了我的母亲、妹妹和弟弟”，长长的书名以逗号中断，恰恰是另一个开始：1835年，在法国诺曼底的一个村庄里，20岁的青年皮埃尔·里维耶冷酷地杀害了他的母亲、18岁的妹妹和7岁的弟弟。在狱中他写了一本回忆录，为整个可怕的故事辩护。米歇尔·福柯在研究19世纪精神病学与刑事司法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了这个案件，他收集案件的相关文件，包括医学和法律证词、警方记录和里维耶的回忆录。他指出，里维耶案发生时，正值法国许多行业争夺地位和权力之际，医学权威在挑战法律，政府各部门在明争暗斗，法学和精神病学话语都试图将里维耶自己对其行为的描述笼罩在各种权力关系中，将他的声音边缘化为弒亲者或疯子的声音。福柯对该案的重构，是一次对疯狂、正义和犯罪观点来源的精彩探索，“里维耶就是那中心、那沉默，被卷入医学和法学的机器中。人们把他翻译到另一种语言，然后使他沉寂了。”
“当今时代我们反常地使用‘正统’这个词，没有什么比这更奇怪地表明了现代社会中一桩巨大而又无声的罪恶。”作为20世纪杰出的作家、护教学家，切斯特顿就提出了异教徒的对自我身份正统化的命名，“‘正统’这个词现在非但不再意味着正确，实际上还意味着错误。”《异教徒》一书正是其代表作《回到正统》的姊妹篇。切斯特顿视野广阔，思想深邃，笔调诙谐，对C.S.路易斯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他的作品涉及范围颇广，涵盖传记、推理小说、历史、神学论著等，著名的著作有《异教徒》、《回到正统》、《永恒的人》、《布朗神父》等。对切斯特顿来说，《异教徒》是对坏哲学或异端思想的批评，《回到正统》则是对好哲学或正统信仰的辩护。作者在《异教徒》中抨击了他同时代那些藐视正统信仰的异教徒，揭示出他们的思想何以是坏哲学。书中充满着智慧的悖论和思考问题的独特视角，语言诙谐幽默，颇为引人人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