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温暖着身子准备开始写作，我用一只手摩擦着另一只手，以便获得勇气。”《星辰时刻》是一部关于“身份”探问的小说，巴西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刻画了一位从贫穷地区移居到里约热内卢的女孩玛卡贝娅的艰辛生活，她在镜中看到了叙述者的形象，而叙述者则以人称出现在小说中，言说他们的孤独；她与男友分手后揽镜自照，用口红涂满嘴唇，仿佛找到了梦想的身份：成为璀璨的超级巨星；从塔罗牌师处卜得吉兆后，讽刺而又悲戚的一幕出现了：她被一个金发男子驾驶的豪华奔驰撞倒，濒死时，幻觉中的“星辰时刻”终于出现，所有卑微升华成了璀璨。小说通过虚实交织的叙事，采用叙述者介入的双重视角，结合意识流与现代主义叙事实验，探讨存在主义主题与底层女性的身份困境，“不要去证明至为真实之事的存在，要去相信。哭泣着相信。”
“晚上/我的朋友/请不要坐在台阶上/凝望那些星星，/它们/就像诗人，/仅在死后闪耀。”这是《邀请》中的一句诗，被称为“拉脱维亚现代诗之父”的亚历山大· 查克斯就是闪耀的星星。亚历山大· 查克斯，是拉脱维亚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忧郁他是把城市主题引入拉脱维亚诗歌的先驱，被称为拉脱维亚首位城市诗人，尽管他的生命相对较短，不到四十九岁，他的文学作品却相当丰富，包括诗歌、短篇小说和文艺批评。他的诗被无数次谱成歌曲，其中那两首忧郁的情歌即《告白》和《为你》广为流传；大多数拉脱维亚人在他们进入青春期时就耳濡目染，用心学唱，以便他们日后，一起围着仲夏夜的篝火吟唱。查克斯的光头和圆眼镜极其引人注目， 一眼就能认出他，即便从未读过他的诗。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一个公园内，竖着查克斯纪念塑像；市内一条主干道和拉脱维亚一项文学奖也以他命名。
倔强、憨厚的十七岁少年莫纳来到乡村学校，成为班上的领袖，人称“大莫纳”。一次偶然迷途中，他来到一个神秘庄园，这里有穿戴奇怪的男女，古老的房子，五花八门的马车，简直是童话中的世界！更令他惊奇的是，这儿是孩子们称王称霸的天下！在庄园，他见到美貌绝伦的少女伊冯娜，一见倾心，她弟弟弗朗茨正准备举行婚礼，新娘却突然不见，随后，弗朗茨也失踪了，第二天夜里，莫纳离开了庄园，此后，莫纳一心想找到消失的庄园和恋人伊冯娜，但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通往庄园的路，莫纳与弗朗茨重逢，承诺一定帮他找回新娘。世事变幻，阴差阳错，莫纳终于找到弗朗茨失踪的新娘，而他的心上人伊冯娜实际上近在咫尺。他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吗？阿兰-傅尼埃，法国天才小说家，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留下的创作很少，而他仅以这部薄薄的作品就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这在名家辈出的法国小说界不多见。
《对活人的治理》这门课程像一个接合点，一方面，它延续了贯穿于福柯法兰西学院所有课程中的对真理机制的研究；另一方面，它又标志着一个重大拐点的出现：在之前的课程中，福柯对真理机制的研究起初聚焦于法律和司法领域，然后转到政治领域（知识—权力、治理性等主题），但是从这门课开始，研究进入到了自我的实践与技术领域，也就是福柯之后再也没离开过的伦理学领域。在本书中，福柯通过重新解读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提出了以坦白为核心的牧权的组织结构：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对人的治理除了要求被指导的人采取服从和顺从的行为之外，还要求他们采取“真理行为”，这种行为具有特殊性：它不仅要求主体说真话，而且要求主体说出关于他自身、他的过错、他的欲望、他的灵魂的所有真相，不仅从悔改仪式中展示自己作为罪人的状况，而且在良心检查中说出自己最私密的想法。
米歇尔·福柯的《精神病学的权力》课程，既延续了《古典时代疯狂史》中对精神病人与非精神病人的区分的研究，同时也提出了新的研究计划：绘制一个精神病学的谱系、一个它所构成的“权力—知识”形式的谱系。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可能从关于精神病的医学知识出发，因为这种知识在实践中是无法操作的。我们只能从皮内尔、夏尔科等精神病学家围绕着精神病治疗所组织的各种权力配置和技术出发，来解释对精神病的验证问题。精神病学的诞生，并不是因为对精神病的认知有了新的进步，而是强加各种惩戒装置的结果。19世纪末，在神经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师之间散布着对疯癫的双重的“去精神病化”。课程的内容终止于此。但米歇尔·福柯所撰写的课程概要，包含了他没有时间在这门课上要阐发的精华。因而甚至可以说，《精神病学的权力》提出了一个成为“1960年代”标志的反精神病学运动的谱系。
“1967年，我和我的朋友保尔·维特根斯坦同时住在维也纳的一家医院里，我接受肺病治疗，他接受精神病治疗。我们忽然同时住院，又一次濒临生命尽头，我不认为是偶然。但我也不让这一事实承载太多的宿命。我在赫尔曼病房，想到我的朋友保尔住在路德维希病房，就不感到孤独。”《维特根斯坦的侄子》是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创作的中篇小说，记录作者1967年与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侄子保尔在维也纳医院的共同治疗经历。伯恩哈德采用非线性叙事结构，通过“冷酷刻薄叙述者”视角展现奥地利社会的精神困境， “我不打算再欺骗自己，不打算美化什么，没有什么可以美化的了，在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上，不停顿地进行着的是什么，是美化一切，而且是以最令人厌恶的方式。”书中人物保尔被塑造为未发表哲学思想的思想家形象，折射维特根斯坦家族的精神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