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世上的大野鸡

走向池塘的时候，大钥匙已经把磨坊的门打开了，对于温迪施来说，两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自己的王国里，在磨坊里，在阵亡战士纪念碑前，数着日子，数着自己走向池塘的距离。那些女人，在俄国士兵前前面的女人，将裙子撩起的时候，那些洋葱就被踩坏了。而日子一直存在，两年或者两百二十一天，而那个落地花瓶去了哪里？“落地花瓶是不许进我家的。”只有舞女的花边裙子，守夜人在那里看见了所有的罪恶，以及写在某个历史深处的的死亡，只是，当磨坊前面的池塘只剩下女人的内衣的时候，他告诉温迪施的秘密在于：“我吃过被俄国女人膝盖碾过、好像黄油一样酥软香甜的洋葱。”

眼睛好像洋葱的光泽一样年轻，守夜人其实只有一条狗，和对那些下落不明信件的挂念。他看见的俄国女人已经变成了阵亡战士纪念碑四周长起来的玫瑰，长在茂密的灌木林里，杂乱丛生，透不过气来的小草在那里，分辨着和玫瑰的差别。和他看见的俄国女人一样，屁股在士兵面前扭动，但并不是真正的俄国女人，他们像温迪施的老婆一样，只是在那里的婊子，滴出水来的洋葱，滴出水来的玫瑰，以及滴出水来的女人，在池塘深处，变成了被遗弃的时间。

没有女人的守夜人，和自己老婆是俄国婊子的温迪施，他们同样看见了池塘里的女人，和芦苇中的女人内衣。对于温迪施来说，磨坊里生放着他数着的时间，“每天早上独自穿过马路去往磨坊的路上，温迪施数着一天的时光。在纪念碑前，他数着年头。每当自行车过了纪念碑后的第一棵杨树，他数着天数，从那儿他骑向同一个坑地。”自行车溅起了水，而时间不死，在他的世界里，一直向前，从俄国，到罗马尼亚，到德国，从妻子，到女儿，到另一个为之哭泣的巴尔巴拉。她们串起了那些过往的时间，两年或者两百二十一天，对应着俄国那场雪中死去的巴尔巴拉，对应着子宫切除的妻子，对应着拒绝像落地花瓶的女儿阿玛莎，可是，她们会出现在池塘里吗，她们会在芦苇中留下内衣吗？

俄国女人的洋葱，其实不属于巴尔巴拉，属于她的是那只可怕的蜘蛛，那句话温迪施一直不会忘记，巴尔巴拉叫道：“我要死了。”耳边的蜘蛛爬过来，她的害怕是因为没有人就她，温迪施也无能为力，战争中的蜘蛛是不是会爬进女人的身体里，就像那场雪，“巴尔巴拉战后追随蜘蛛去了。当俄国的雪第二次融化后，雪把她带走了。”巴尔巴拉死在了俄国，她不是洋葱一样的俄国女人，她是死去的战士，对于温迪施来说，一个女人的死换来另一个女人的生，那个成为他的妻子的女人也在俄国呆了十年之久，也是俄国，也是雪，也是女人，但是她们写着不同的身体，写着不同的故事，玫瑰和草，或者黄色的圆锥花儿。温迪施对着他的老婆说：“人们在俄国挨饿，而你却靠当婊子生活。战后要不是我娶了你，你可能还会继续当你的婊子。”他们在讨论的是关于女儿阿玛莉是不是处女的问题，而这个属于女人的本质问题轻易就成为一个笑柄，处女就像那块墓地，早就死了，留下的也只是芦苇丛里的内衣，和扭着屁股的洋葱女人，连阿玛莉也对妈妈说：“你在俄国时就是个野鸡。”

阿玛莉一边看着自己的指甲一边说，她的脚尖没有歪向另一边，只有指甲，像头发一样，是在变化在切除在时间中成为一个象征。而面前的妈妈也是被切除了身体的一部分：子宫。这是对时间的一种反抗还是阉割？女儿阿玛莉在面前，子宫只是被废弃在芦苇里的内衣，所以守夜人会说出那个大野鸡的比喻，当时他一边咀嚼一边轻轻地说：“人是世界上的一只大野鸡。”温迪施的自行车上已经放上了袋子，他的解读是：“人很强壮，比畜生要壮。”野鸡是不是畜生，是不是切除了子宫的畜生，是不是只留下内衣的畜生？后来，温迪施带着光秃的眼睛、肋骨里的石头大声说过：“人是世界上的一只大野鸡。”其实他是听到的，却不是他的声音，像守夜人在说，在他面前永远是死去的时间，是阵亡战士纪念碑，是巴尔巴拉的蜘蛛，是他张开的嘴，而“说话的是墙”。

墙一直在他的四周，磨坊的四周，只有大钥匙才能解开，所以后来大野鸡不是比喻了，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你说过，我们得保留这只白色的大公鸡，这样我们明年会得到白色的大母鸡。”温迪施对着他的老婆说，而温迪施的老婆也从关于子宫切除的过去走过来，“你也说过，白色的也是敏感的。你说得对。”温迪施老婆说。那时她不知道巴尔巴拉死在俄国，死在蜘蛛旁边，一切只是那个下雪的恶记忆，当雪融化，当俄国在那边，大野鸡也变成了一种真正的牲畜。不断数数的温迪施其实没有忘记，在遇到卡塔琳娜的时候，他才知道两年或者两百二十一天的数数都是不堪一击的：“卡塔琳娜画了个字。她哭了。温迪施知道，她是为约瑟夫哭。温迪施把门关上。他哭了。卡塔琳娜知道，他是为巴尔巴拉哭。”约瑟夫之于卡特琳娜和巴尔巴拉之于温迪施，是不是都是阵亡战士纪念碑前面的玫瑰，是在死亡身边活着的意象，是的哭泣的时候，那场雪早就融化了，蜘蛛早就逃跑了。

雪和蜘蛛的意象，是涂抹不去的白和黑，白色的敏感，不是白色的大母鸡对于大野鸡的超越和覆盖，它时时被激活时时成为生活的象征，是的，磨坊边上盛开着白玫瑰，那些空着的床上“床单是白色的，被子也是白色的”，而且床单上有白色的窗户框，而木匠的母亲用大刀割下的也是白色的大丽花，毛皮匠地上放着的是白色的碟子，连“柜子是白色正方形的，床也都是白色的框架”，对于温迪施来说，刮胡子的时候有白色泡沫，他的眼睛下有一个弯曲、白色的伤疤，而他看见的也是“潮湿的、白色的大理石十字架”。敏感的白色，白色的母鸡，而温迪施却一直看见黑色的时间，时间到了尽头，他闭上眼睛，“听见挂钟的白色斑痕在滴答滴答，看见黑色斑痕的数字指片”。它们不重合，越加分离，“没有指针的是时间。只有黑色的斑痕在旋转。”拥挤着，掉落下来，变成了地板，“黑色的斑痕就是另一间房间的地板。”通向另一个房间另一个时间，白色的尽头是黑色的斑痕，就如那白色的字：“他们去领受圣餐，但没有忏悔。”明明白白写在黑色封面上，那个女人对裁缝说的话，变成了一句通向另个房间的箴言，而那个时候守夜人有老婆了：“她是山谷里羊圈的挤奶工。”

挤奶工和切除子宫的婊子，都是女人，都是那些看见俄国洋葱一样的女人和芦苇里的内衣的男人的女人，温迪施和守夜人，他们在磨坊面前，他们只有钥匙，他们不领受圣餐，他们也不忏悔。而温迪施的女儿阿玛莎已经知道了所有的秘密，而作为一个女人，她其实早就不是处女了，她的脚尖早就歪向了另一边。一个幼儿园老师，阿玛莎的脚尖在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那时鲁迪拉着她穿过玉米地，并且对她说：“我要喝你的奶。”鲁迪吸吮着阿玛莉的乳头，就像歪向一边的脚尖，阿玛莉小小的、褐色的乳头也被咬坏了。这是一个开始，就像那些俄国女人跪在洋葱上扭着屁股，温迪施说：“阿玛莉还会给我们带来耻辱的。”这样的耻辱是不是看着指甲对温迪施的老婆说“你是一个大野鸡”，或者说“玉米地就是树林”。但其实，阿玛莉已经是一个落地花瓶了，“温迪施知道，她会为了一个落地花瓶叉开双腿。她会将腿叉开，就像她的手指软软地伸向空中。”

守夜人一语成谶，而温迪施想染已经逃不出时间的宿命了，逃不出关于女人的黑色斑痕，他们顺着白色的墙壁下来，到达另一个房间。其实村子里的那些人并不都是在时间深处遗忘，木匠家里老克罗讷之死，母亲用大刀割下的白色大丽花，以及毛皮匠对动物标本的痴迷，都是在用一种死亡和毁灭告别过去告别大野鸡的耻辱，可是命运又一次次回来，甚至让他们失去说话的意义，山上的房子里都关着疯子，那个教堂后面的神甫没有戴帽子，所以一切的圣餐和忏悔，都被解构了，他们在战争之后失去的故乡也不复存在了。神甫说：“罗马尼亚人的墓不属于公墓。罗马尼亚人的墓散发的味道和德意志人的不同。”所以不说德语的罗马尼亚人，在村子里就像被关在一个大房子里，而被命名为“耻辱”的少女阿玛莉也失去了自己的判断：“每栋房子有房间。所有的房子一起组成了一个大房子。这个大房子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祖国是另一个房子，在阵亡纪念碑前，房子里都是过去的那些野鸡，只是脚歪向一边的已经不是是否是处女的评判标准：“每个孩子都有父母。就像住在我们．住着的房子里的父亲是我们的父亲，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就是我们祖国的父亲。 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同志就是我们国家的母亲。”

“国家的房间”，我们的父母，在这里变成了一种情绪，一种对政治的简单图解，那只蜘蛛又从巴尔巴拉脸上爬过，当死亡来临的时候，还有什么会让人害怕的？“苍蝇落在老克罗讷的脸颊上。它是她死了的皮肤上的活物。”世界也仅仅是一只苍蝇还活着，只有苍蝇还在黑色的斑痕里，一直爬到另外的房间里。

而另一个房间打开了，依然是黑夜，依然是女人，也依然是关于母语和国家，那个叫伊莲娜的女人可以“看着自己的身体，它就是预备一直长久地活下去的”，即使她被逼到墙角里，“一个令生活不再稳定的墙角”她依然在寻找那个可以容纳自己身体的房间。难民营501，这是她曾经的身份属性，但是当她离开那个号码离开难民营，她发现自己是一只找不到归宿的鸟，鸟群在哪里？那些男人在哪里，弗兰茨还是施特凡又在哪里？“伊莲娜唯一一句可能用德语说的话是：为什么你总喜欢对比，那毕竟不是你的母语。这句话是托马斯说的。”她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找到让她可以说话的那一对的鸟。可是世界上只有“独腿旅行的人”，塞萨·尔·帕韦泽说的那句话就如伊莲娜自己的想法：“可我已不再年轻。”

对那一对的鸟的找寻从临时难民营出来开始，越过一个国家的边界，越过“国家的房间”，是村庄，是夏天，是摩擦着他的生殖器的男人，那么光天化日，那么肆无忌惮，对于伊莲娜来说，却是一次关于身体的真是寻找，但那只不过是臆想，“他喘息着。海浪没有盖过他的声音”，而伊莲娜在寻找这个男人，结果找到了弗兰茨。而弗兰茨扑倒在她身上，对她讲的一句话也是：“我想和你睡。”身体和身体，是欲望和爱情，是自由和渴望，是时间深处的那个巨大的诱惑，“那就是爱情了，他说。上了年纪的人是死亡，年纪轻轻的是爱情。”区别于死亡的爱情，降临在从临时难民营出来的伊莲娜身上。

但是这就是找寻的那一对鸟？男人和女人并不一定是爱情，甚至并不一定是身体，就像她曾经看见过的那个牵乌龟的寡妇，两次，几乎一摸一样的看见，这是重复还是另一种臆想？“在同一座公园，同一片树下；有可能在另一个国家，或者另一座城市；也可能是在一部电影里。有可能二者都只是我的想象，直到现在还是在想象。”想象无止境，“我很惊讶，他们竟然熬过了寒冬。”“他们竟然熬过了寒冬”是黑体，放在斜体的字迹里，显得突兀，和那个重获自由的夏天形成了对立，而这个句子就在伊莲娜写给弗兰茨的信中，写在卡片上，“伊莲娜在信封上写下‘马堡’，全部大写，好像能写得下似的。然后，是弗兰茨的她址。”但是这一句黑体，这一句寒冬，这一句关于重复的场景，是不是写给同一个男人，弗兰茨？那个投信口写着：其他方向。“其他方向”赫然印在信筒上，就跟信封上的“马堡”二字一样醒目。

是的，太晚了，好像信已经寄到了，弗兰茨已经拆开了，他读到：“弗兰茨，给你写字的时候我很彷徨。有一种欲望，它令人失去力气。给你写信的这一刻，我的手似乎要睡着了。”可是信里面的照片不是弗兰茨，不是房间里睡觉的身体，不是摩擦着生殖器的男人，是一个坐在岸边的男人，像死去的那个政客，“伊莲娜把男人坐着的岸上部分剪了下来”，而且，“男人窝着躺在水面。伊莲娜把池水也剪了下来。”那么，男人躺在伊莲娜的手心里了。那么，弗兰茨是不是真的收到了卡片，真的看见了死去的政客？还是伊莲娜根本没有寄出，或者根本不认识弗兰茨，甚至弗兰茨就是施特凡。那么，那一对的鸟就只是一个虚构的东西，“在自动拍照机拍出来的照片上，是另一个伊莲娜。”

这是从重获自由的夏天走过来的伊莲娜，这是竟然熬过了寒冬的城市，这里是一张床的宽度等于另一个国家的床的长度的房间，所以对于伊莲娜来说，这个城市里的一切可能在转瞬之间面目全非：“头顶白色波浪卷的老妇，拋光的手杖，保健鞋，可能一瞬间青春焕发，走进德意志少女团的队伍。”以及长长的、没窗子的车，穿制服的男人们，还有报纸上登出法律法规，“就跟另一个国家里的一样”，就像牵着乌龟散步的寡妇一样，总是出现在重复伊莲娜的头脑中

爱情或者一对的鸟，到后来都变成了一个国家的象征，托马斯或者爱过一个女人，但是他是同性恋，他只是在相同事件中转化变形，相同的句子“我曾经爱过一个女人，爱了好几年”，听起来却一样，听起来也毫无意义，当伊莲娜看着看看托马斯的时候，她发现“一个人长着另一个的脸”，弗兰茨的脸。“你们俩到底谁是替身？”托马斯、弗兰茨的中间是一个“或”，“甚至长时间的舌吻过后，伊莲娜都不知道，吻她的人是托马斯还是弗兰茨。”而伊莲娜自己也变成了另外的人，“二者中的一个说：不离开你。如果非离开不可，那也是离开另一个伊莲娜。”

另一个，或者另一个，这是一场游戏，一场和白日梦有关的游戏，床只是一个国家的宽度，城市只是“看不见的城市”，而国家呢，只在那个夏天之后就不复存在了。而那个男人的照片却依然被剪开了，被放进信里，放进邮筒里，却已经抵达，一切都是一个过程的臆想：“我一个人出发，想要两个人到达。一切都错位了。实际上，我是两个人出发，一个人到达。”在对弗兰茨的卡片上，伊莲娜说：“我经常给你写卡片。卡片写得满满的，而我却是空空的。”最后她将把卡片和“鸽子杀手”的羽毛装进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的是她自己的地址。

因为，伊莲娜不愿去想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