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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32·2140519·1086 |
| 作者：钱基博 著 | |
|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11月第1版 | |
| 定价：88.00元亚马逊67.70元 | |
| ISBN：9787532560264 | |
| 页数：1032页 |
“先君遗著有独绝处。”这是钱钟书对父亲钱基博的评价，在这部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等几个部分构筑的中国文学史中，钱基博所终点叙述的是清末民初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他将当时的文学分为二类：一为古文学，以王闿运、章太炎、刘师培、陈衍、王国维、吴梅村等为代表；一为新文学，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张士钊、胡适为代表。断代文学史以这一时期文学作为内容的，本书是唯一的一部名著。作者对于这些代表人物的时代背景、思想根源等有深层次的挖掘。从上古、中古、近古到近代，下接现代文学，这正是为了通古今之变。书中所谈的，“起于王闿运，终于胡适之”，主要还是近代文学，及进入二十世纪后的所谓“旧文学”。此书还有两个可观之处：一是谈近代作家的创作时，十分注重他们与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如谈王闿运，归在“魏晋文”的名目下；二是在艺术分析上，注重一己之感受，多有画龙点睛之笔；三是作者的文言，实在精粹漂亮。”
《中国文学史》：约为是编，观其会通
所贵于史者，贵能为忠实之记载，而非贵其有丰厚之情绪也；夫然后不偏不党而能持以中正。推而论之：文学史非文学。何也？盖文学者，文学也。文学史者，科学也。
——《第三章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五个字组成的书名是一个词组，而对于钱基博来说，却蕴含着不同的感情色彩，拆解这五个字的词组，分别是中国、文学和史，所以在《绪论》中，钱基博就以厘清的方式对于这个词组进行了解读。中国文学史，首先是文学的历史，而文学意义则重点在文，“治文学史，不可不知何谓文学；而欲知何谓文学，不可不先知何渭文。”什么是文，他认为，文之含义有三个，一个是指“复杂”，一个是指“组织”，最后一个是“美丽”，所以综合来看，文就是复杂而又组织，美丽而可以愉悦的东西，所以它是一种内容的呈现，这种内容要被称为文学，就必须言之有物，只有言之成文，才能行之而远。
所以从文而延伸的文学，则必须以这三个标准来衡量，钱基博在考察文学的体例演变和命名之不同后，认为，“所谓文学者，用以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兼发智情；其中有重于发智者，如论辨、序跋、传记等是也，而智中含情；有重于抒情者，如诗歌、戏曲、小说等是也。”文学的感情色彩有两种，一种是重于“发智”，就是能启发智慧，比如论辩、序跋和传记，而另一种则是重于抒情，如诗歌、戏曲和小说，就属于这一种，所以文学并非只是文的述作的总称，也不是异于韵的文，而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兼发智情”。这一点其实就是钱基博提出的关键论点，也就是文学需要一种沟通，一种启迪，需要触发，这就建立了一种“运动”说，文学不是静止的，不是静态的，而这种文学观也是他史学观的一种阐述。
由文而文学，由文学则有文学史，而文学史的关键则不在于文学，而在于史，史是历史，历史需要记录，那么如何记录才能成为历史？刘知幾认为，“作史有三难：曰才，曰学，曰识。”而钱基博认为，作史最重要的是三个要点：“曰事，曰文，曰义”。事当然是发生的事，文是写作的文，而重点却又在义，什么是义？结合文学的动态变化和“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兼发智情”的要求，他认为，文学史的义就是一种变通，就是一种革新，“而文学史者，则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此文学史之所为取义也。”
而这样的文学史，如何取舍材料？如何凸显会通的特点？钱基博又提出了史学的“科学观”：“所贵于史者，贵能为忠实之记载，而非贵其有丰厚之情绪也；夫然后不偏不党而能持以中正。推而论之：文学史非文学。何也？盖文学者，文学也。文学史者，科学也。”历史是留存于后世的，它的基本要义就是不偏不倚，就是能不被情绪所左右的忠实记载，就是没有私心“持以中正”，也就是说，文学史，是记录文学的一种科学，“夫记实者，史之所为贵；而成见者，史之所大忌也。史之云者，持中正之道，记人之作业也。”所以推而言之，文学史，就是记录文学的作者，中国文学史，则是记录中国人的文学作业。
文学需要会通，这是对变革的肯定，但文学史有要求不偏不倚，不私不党，用科学的方法记录，所以在撰写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就需要剥离个人的偏好，从大局和宏观的角度，审视文学历史，从而达到会通众心，互纳群想的意义，而这也正是钱基博治学的目的，所以他在60岁的时候编写中国文学史，发出的感叹是：“不苟同于时贤，亦无矜其立异；树义必衷诸古，取材务考其信；约为是编，观其会通。治国闻者，倘有取焉。”“不苟同于时贤”是一种独立精神，而“取材务考其信”则是科学精神，而最后的目的则是在会通中达到现实的目的，“治国闻者，倘有取焉”。
梳理了文、文学的含义，解读了文学史的目的，钱基博把中国文学分为四期，从唐虞到战国乃至秦，为第一期，他称之为中国文学的“上古时期”，在他看来，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骈散未分，而文章孕育以渐成长之时期也。”也就是中国文学的萌芽期，而在这个萌芽期里，很多后代的文学体例开始孕育，最重要的代表则是《六经》，六经的体例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分别而说之，“则《易》统其旨；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书志六典，则《礼》总其端；纪传编年，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而这六义，借用佛学的三科来说，也是经、论、律的体现，“一曰文，藻绘成文，杂以韵偶，垂之不刊，以资讽诵，如《易》《书》《诗》是也，是即书之经科。一曰语，辞有论难，义贵畅发，多用单行之语，如《礼记》之属，是即佛书之论科也。一曰例，明法布令，语简事赅，义取共晓，以便遵行，如《周礼》《仪礼》及《春秋》，是即佛书之律科也。”文能宗经，六经所奠定的体例也成为“古今文体之全也”，“后世以降，排偶之文，皆经科也。单行之文，皆论科也。典制之文，皆律科也。”
而在上古文学中，除了六经之外，开创者还包括孔子、左丘明、战国诸子等，钱基博认为“集二帝三王文学之大成者”的孔子最突出贡献是会通的意义，他“造于中国文学者”有五件事，一是正文字，二是订诗韵，三是用虚字，四是作《文言》，五是编总集。而左丘明对于战事之记载，也开了先例，“纷纷错综，能令百世之下，颇见本末。”战国诸子的文章也实践着六经的体例，“大抵韵偶者谓之文，论难者谓之语，发凡者谓之例。《老子》及《荀子·成相》篇、《赋》篇，皆属于文者也。孙、庄、孟、荀、韩，皆属于语者也。《墨子·经上、下篇》，《韩非·内、外储说》，皆属于例者也。”另外，《楚辞》对于后世的诗文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上承三百篇之《诗》，下开汉人之赋，体纵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纵横之别子，而诗教之支流也。”当然，在秦代，由于“骨多少肉，气峻无韵”，钱基博只提及了李斯的疏文。
六经、孔子、诸子和《楚辞》，基本代表了上古时期文学的萌芽状态，这种萌芽以会通的意义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影响。而当文学进入到中古文学阶段的时候，它突出的特点也是体例的变革，“中古之文，渐趋词胜而辞赋昌，以次变排偶，驯至俪体独盛之一时期也。”这一时期是从两汉到南北朝，在钱基博看来，文章的变迁有四个特点：由歧趋一，由复趋简，由散趋整，由奥趋显。在西汉时期，最著名的代表是枚乘和司马迁，“诗之五言，亦始自乘，世传《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以为出于乘者八篇，姑系于此。”这是由歧趋一、由复趋简、由散趋整、由奥趋显的典型代表，他的《古诗十九首》中的八篇诗作“宛转附物，多美人香草之思，文温以丽”，而这些五言诗作由于“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而成为“五言之冠冕”。而司马迁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史学，而是文学，不管是记事记人的“该本末”，还是为文的“兼雅怨”，都成为“跌宕昭彰，独超众类”的代表。
西汉之后的东汉，其文学的会通之处在于由疏而密，由朴而丽：“前汉恢张扬厉，袭战国纵横捭阖之遗，而自出变化。东汉舂容整赡，得儒者俯仰揖让之态，而好为依仿。前汉张而不弛，东汉弛而不张。前汉为周秦纵横之余，东汉开齐梁骈偶之风。”所以这种变革带来了两晋以及南北朝的绮丽纤靡之风，而夹杂其中的三国时代，则以魏武帝“苍茫雄直”的诗文而独树一帜，“自是开国气象”。两晋有奇丽藻逸和清微淡远两种文风，其中最大的贡献者是陶潜，“独陶潜文章群，辞彩精拔，丽而不缛，淡而能旨，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故是一代风雅之宗矣。”钱基博认为，陶潜的文章对于唐宋的诗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此唐之王维、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白居易；宋之王安石、苏轼，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
文学的第三期是近古时期，从唐朝到元朝，这一时期是“律绝之盛而辞曲兴，骈文之敝而古文兴，于是俪体衰而诗文日趋于疏纵之又一时期也”。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文章变迁有三个特点，唐朝兴起，承袭的是江左遗风，“陷于雕章绘句之敝”，而随着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文章的大革新开始了。而在文体变革方面，从六朝的骈文变身为唐宋之古文，这是“文之破整为散”的变革，而另一方面则变身为宋词和元曲，这是“诗之破整为散”的标志。所以近古时期，文学“由骈趋散，由华反质”，“由情人理，由奥趋显”，“由辞尚气，由敛趋肆”。
唐朝天下三百年，在诗文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文学之所以异军突起，而陵驾魏晋，继述周秦者，以诗有李杜，继往开来以尽其变；而文有韩柳，错偶用奇以复于古。”而其变通的最主要人物则是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为文学之革新做出了重要贡献。诗歌是唐代的代表文学，“然唐代文学，最盛者莫如诗；由靡而健，积健为雄，有初、盛、中、晚之分。”从“不逐时趋”的魏征到“始可称律”的沈佺期、宋之问，从“力湔藻缛”的初唐四杰，到“运古于律”的张九龄，他们都为诗歌的创新做出了贡献，而其中最大者则是李白和杜甫。
钱基博对于李白的评价是：“才雄而气道，笔力变化，极于七言歌行。语短而情长，词意隽永，尤妙五七言绝。”对于杜甫，则认为“五七言古，同一跌宕昭彰”，两人的诗作“茹古涵今，独以浑道高亮，创开风气，结汉魏六朝之局，而开唐以后诗家之派”，但是钱基博却认为，“盛唐诗宗，骈称李杜；而继往开来，厥推杜甫。”也就是说，杜甫对后世，特别是唐代古文运动产生的影响要大于李白，“一传而为元和，得韩愈、自居易焉，皆学杜甫者也。”在某种意义上，杜甫的影响力主要在于其变，思想之变，文体之变，更符合“错偶用奇以复于古”的韩柳。
“于是韩愈以古文为天下倡；柳宗元、李翱、皇甫浞和之；经诰之指归，迁雄之体格，自以为文起八代之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抵轹晋魏，上轧汉周。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古文运动中的代表人物是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具体而言，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其文内竭而外侈；愈则易之以万怪惶惑，抑遏蔽掩，而指归本之六经，气格融蜕两汉，议论学贾谊董舒，序跋似刘氏向歆，传记模《国策》《史记》，碑志参班固蔡邕；而运以司马迁之逸气浩致，以上窥周秦诸子之宏肆，缀以扬子云之奇字瑰句，以下概班范二书之雅健；所以起八代之衰，只是集两汉之成。”而柳宗元“比事属辞，巧设两端以尽其理”，他的诗文“以排遣为悲凉，以雅润出秀爽”，有一种沉郁之美；而白居易则是“无不尽之情，无不达之辞，胸无挂碍，触手明通，涉笔游戏，得大自在；此所以异军突起，而成一家之言也。”
而唐朝的诗文历经变革，到了北宋，则“自宋初柳开、穆修以迄石介、尹洙、苏舜钦、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曾巩、苏洵及其子轼、辙兄弟、秦观、张未、黄庭坚、陈师道，气必疏快而力祛茂兴，此发宋文之机利，而以殊于唐格者也。”唐宋八大家，是文章的变革代表，而其中的欧阳修和苏轼则是最杰出的代表，“然则有宋文学之所以继往开来，而自成一代者，欧阳修、苏轼，或盛推之，或挽之，后先济美以有成功也。”欧阳修更多是在承前中变革，“韩愈之不可及者在雄快而发以重难；而修之不可及者，在俊迈亘而出之容易。韩愈雄其辞，沛其气，举重若轻；修则舒其气，暇其神，以重驭轻。韩愈风力高骞，修则风神骀荡；然备尽众体，变化开合，因物命意，各极其工，而不可以一格拘，此所以不可及也。”而苏轼则是在变革中启后，他的文章“不以奇字奥句为尚”，他的诗歌“抗首高歌，横放杰出”，“以歌行纵横之笔，盘屈而为词，跌宕排霁，一变晚唐五代之旧格，遂为辛弃疾一派开山。”
北宋之后，虽有南宋辛弃疾的豪放派，有“酒酣耳热，跌荡淋漓”的陆游，有“变捃摭以造语”的江西派，有“以居敬为入德，以读书为穷理”的朱熹，但是在钱基博看来，南宋只是北宋的附庸而已，所以南宋文学甚至只是“苏氏之支与流裔也”：“盖词为苏词，文为苏文；四六则苏四六，独诗渊源黄陈以为江西派复尔。”而到了元朝，南北文学并未随着疆域统一而统一，“北方之学，承朱熹以化于南；北方之文，沿元好问以殊于南。”甚至对于元朝将“凶人以为元勋”的做法表达了个人深深的不满，“哀莫大于心死，而丧心病狂以为盛德形容，斯诚民族之奇耻，斯文之败类已！”
这种夹杂着个人情感的愤怒表达是不是也会影响文学史的编写？而其实，当文学历史越接近现在，似乎曾经被钱基博诟病的“丰厚之情绪”越来越明显，而那种“忠实之记载”、“不偏不党而能持以中正”的科学精神似乎也开始模糊起来，近代文学从明朝开始，钱基博对于这一分期在《绪论》中说：“始以唐宋为不足学者，则明之何景明、李梦阳也。尔后治文章者，或宗秦汉，或持唐宋，门户各张；迄于清季，辞融今古，理通欧亚，集旧文学之大成而要其归，蜕新文学之化机而开其先。”重点还是在“蜕新文学之化机”，但是除了明文的何景明、李梦阳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是对于“矫唐宋八家之庸懦”“救汉、魏、六朝之缛靡”起到了积极影响，但是钱基博却认为，明朝文学相当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却掺杂了更多的个人情感，他在概述明朝文学的时候说：
明太祖开基江淮，以逐胡元，还我河山；用夏变夷，右文稽古，士大夫争自濯磨。而文则奥博排奡，力追秦汉，以矫欧、苏、曾、王之平熟；而宋濂、刘基骅骝开道，以著何、李、王、李之先鞭。诗则雄迈高亮，出入汉、魏、盛唐，以救宋诗之粗硬，革元风之纤浓；而高启、李东阳后先继轨，以为何、李、王、李开山。曲则明太祖导扬高则诚《琵琶》一记，尽洗胡元古鲁元刺之风，而易之以南词之缠绵顿挫。至八股文，则利禄之途，俗称时文者也。然唐顺之、归有光纵横轶荡，则以古文为时文，力求返虚人浑，积健为雄；虽与诗古文体气不同，而反本修古一也。
重点似乎是第一句，当明朝完成“以逐胡元，还我河山”的时候，曾经对于元朝的愤怒也慢慢平缓，而这种朝代的更迭对于文学来说，则是中世纪的结束和文艺复兴的到来，但是这种类比显然把明朝文学的地位拔高了，即使明文领域出现了其后七子，出现了“缘笔起趣，明白透快”的余姚王守仁，出现了“以洁适变奥古”的归有光，也只是其中一个侧面的复兴，而明诗，钱基博自己也认为，“自来文人好标榜，诗人为多，而明之诗人尤甚。以诗也者，易能难精，而门径多歧，又不能别黑白而定一尊；于是不求其实，相竞于名，树职志、立门户。”北郭十子、会稽二肃、南园五子、景泰十才子，前七子、后七子、嘉靖八才子、嘉定四先生……无非是一种门派之竞，而明曲，传奇和杂剧，成为变通者，“明代诗文与宋元异；而明曲亦与元曲异；扶抵由俗而文，用夏变夷。”但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钱基博甚至把八股文放于其中，单列一章，在他看来，“前人语句，多对而不对，参差洒落，虽颇近古，终不如鏊裁对整齐，机调熟圆，为举业正法眼藏。若乃手眼别出，我行我法，而以古文为时文，于熟圆出苍坚者，则自唐顺之倡之也。”这种“以古文为时文”的做法在他看来也变成了变通，“明贤抉发理奥，洞明世故，往往以古人为时文，借题发挥，三百年之人文系焉。”所以当八股文最终取消的时候，竟然发出了“科举废而八股成绝响，然亦文章得失之林也”的感叹。
从上古到中古、近古，再到近代，从诗文到词曲，再到八股文，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却始终不见小说之类，也未提及小说的演变，特别是对于成为一代文学之明清小说也未有单章列出。通篇下来，他在两处提及了小说，一个是说到了干宝的《搜神记》：“宝记怪怪奇奇，神仙鬼狐，不名一端；盖唐人小说之所本焉；特不刻意画其事，其辞坦迤，淡乎若无味，恬乎若无事。傥非后来之所能及乎？以稍矜张，便嫌诞妄。”另一个则是唐朝张说的《虬髯客传》；“事尽谬悠而情辞雄丽，写英雄美人，栩栩如生，刻意构画，以别岫于魏晋散记，异军突起，而开唐代小说之局，尤为伟观。”但是这种开创却没了变通的落脚点，大概觉得小说太过诞妄，不入主流，所以舍弃叙述，而这种省略也让文学史的科学性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