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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6·2140925·1112 |
| 作者：【美】詹明信 著 | |
|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
| 版本：2013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36.00元亚马逊27.30元 | |
| ISBN：9787108043313 | |
| 页数：483页 |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在詹明信的眼里就是后现代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在西方理论界，在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于人们看来是相互排斥的问题领域，詹明信以其犀利的批评姿态和纵横裨阖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其理论地位，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记，并改变了人们探讨这些问题的思路。作为西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那似乎无所不包的“大叙事”，并不是理论运作的框架，而是一种历史信念和乌托邦理想的投射。他的理论贡献对于已经陷入后现代文化工业及其意识形态沼泽的中国文化圈，仍有其理论和现实的意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为詹明信的学生张旭东所选编，辑录了詹明信的十二篇批评理论论文。
我觉得任何个体的、孤立的文化分析都无法逃离历史，都必定能够在历史分期的论述里得到诠释——无如那历史的论述如何受到压抑、如何被人漠视。
——《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孤立的文化分析，是不是针对个体的文本？主体的丧失是不是带来精神分裂的个体？当后现代主义在不存在自我中拼凑成文本的时候，当后代主义在意义空间化中生产出文本的时候，历史在哪里？那些商品广告、汽车旅店、子夜影院、好莱坞B级电影、机场书店里那些制造“副文学”的平装本书籍出现的时候，后现代主义在呈现出民本精神的美感和文化的同时，也在生产着某些逃离历史的个体、孤立的文本，而这种文本构筑了一个受到压抑、被人漠视的社会现实，如何给他们一种历史的定位和命名，如何在海德格尔所说的大地和世界之中寻找一种缝隙，如何在“他者”的世界里产生“自主的个人主义”，这都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詹明信在看见的现象中需要诠释的，也正是他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对“认知绘图”寻找使命。
后现代主义，或者只是提供了一种历史叙述的背景可能，而这种可能也必须通过关于文本的“大转型”来得以检阅。依照麦克卢翰主义的观点，我们的社会正在远离过去，却正在重新经历发达资本主义普遍的怀旧浪潮，这种怀旧是基于消费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在这里，文学艺术中出现了后现代主义，自然科学的原型从物理学像美物学转化，在这里，计算机与信息理论不断成熟，而冷战的结束使得美苏的对抗走向了多极，在这里，新左派和反文化的享乐政治大行其道，语言学模型开始在结构主义中得到表现……凡此种种现象，都是在“大转型”中对文本性提出了新的可能。什么是文本性的观念，如何在社会转型中建构文本性意义？詹明信认为，文本性的优势是策略上的，也是行为上的，只有从认识论和主客体对立中切入，并且将两者中性化，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它自身作为读者的位置和作为阐释的精神行为上”，也就是将研究对象的“真理”化解为文本的许多语义和句法的组建，并对它进行破译，才是有意义的。
如何化解？如何破译？詹明信从巴特的阐述中借用了关于文本的两个概念：可写的文本和可读的文本。在《S/Z》中，罗兰·巴特通过符号学的方法与符号碎片方向之间的张力，转变为文本与形式的张力，而这种形式就是对巴尔扎克小说进行破解和构建——“追踪和发掘巴尔扎克的‘文本’，暴露那看似传统甚至是老一套的叙述中的文本性的层面和踪迹。”按照巴特的理论，可读的文本是那些乏味的、没完没了的所谓现实主义的或再现的文本，而与之对应的，则是那些用形式唤起“对之摹仿的欲望”而写出你自己句子的文本。如何抛弃可读的文本，唤醒可写的文本，巴特在对巴尔扎克的文本进行分析后，提出了对语码分离的办法，也就是通过五种语码对应五种声部的交织，完成新文本方法的生成。经验现实的声部、人的声部、知识的声部、真理的声部和象征的声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古典小说的叙事系统中产生解体之物，在出自“选择行为语码”本身的解构中形成一种文本的组织形式，也就是在一种既非客观又非主观的行驶中让“语法手段”联结在一起，这种联结方式是詹明信看来，不是对于文本直系血缘关系的继承，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观点，这是一种“骑士策略”，它设想的不是父子传承，而是叔侄传承。
而这种传承就是詹明信所说的“历史性”的文本，那种共时性的分析，“都取于并必须假设一个历时性的系统规划，一种历史的‘哲学’的视界，一种历史的‘元叙述’，在它们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作出评价。”这是历史的自我增殖，也就是文本从旧式小说中成型，并把自己分裂出来，形成一个可写的文本，而这种成型和分裂就产生了一种二元对立，不仅是可读的文本和可写的文本的对立，而且也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对立，除了“遥远的结构上的相似性”，二元对立还附加了另一种方法才能使其具有完成意义，那就是在必居其一的选择之外，“恢复为一系列历史的条件和形式”，也就是当二元对立被历史化，才是历史的“元叙述”，才能形成关于历史的“哲学视界”，才能完成文本性的“大转型”。我们可以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可写的文本和可读的文本设置在二元论的开始和终结，而当历史化的叙述出现之后，似乎有又形成了第三种术语：后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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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明信：在时间割裂为一连串永恒的当下 |
后现代主义以表层和文本化的方式，将新的起伏跌宕的情感进行强化，将主体进行非中心化，将不朽之物粉碎，而偏爱的碎片及瞬间的构成，空间化取代深层时间性，重新而非阐释，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巴特的期望，也完成了对于“深层结构”的在场化，同时也提供了三个层面的解释优势：对巴特文本进行后现代的定位；以保留创作者的方式让“世界之书”的形式达到一种最终的统一性；第一次使美学和文化现象的真正具体的解释之出现成为可能。而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在历史语境下也完成对于资本主义三个阶段的定位：马克思所说的古典或民族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阶段，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跨国”资本主义，对应着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实际上，二元对立之后的历史元叙述，以及对应资本主义发展三个阶段的三种文化时期，无非是詹明信对历史主义阐释的起点。对于历史主义，他认为如果简单看成是我们通过去的关系，只是提供了一种理解过去记录、人工品和痕迹的可能性而已，也就是在历史主义中陷入了一种两难处境，它只能在相同和差异之间进行“特殊的、不可避免的，然而也是无可救药的选择”，所以要在历史中联结文本，要在历史中建立语码，要在历史中在场，就必须构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对于历史主义困境解决有四种传统的方法，“文物研究”、“存在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尼采式反历史主义”，在詹明信看来，文物研究只是以废除“现在”的简单姿态解决现在与过去的关系，甚至说，它只是一种经验主义；而存在历史主义不涉及线状的、进化论的、或本原的历史，只是标明超越历史事件的经验，这种方法论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美学，把过去看成是“与我们有着十分迫切和具体的联系”的存在；结构类型学将叙事模式变现为本原和目的论，但是不管何种模式，都只是对过去的叙事，真实只是对“初胎”感兴趣；而尼采的反历史主义在“这就是我！它们就是我！”的呼声中，以拒绝承认的方式“解决”了历史主义的困境。
四种解决理论和模式都没有达到一种真正的“在场”，也就是没有完成历史在“深层结构”中的恢复，而历史的使命正是“重写的运作”，詹明信引用休谟的话说：“历史知识不来自表面的历史客体，却来自对文本的阅读。文本是历史知识的产物。历史的书写是分析这些文本的文本生产。”这里的关键词是“文本生产”，而文本生产就是一种重写的阐释，这种“把各种批评方法或批评立场置放进最终优越的阐释模式之中”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中找到了契合点，“这个主导符码并不像人们有时所认为的那样是经济学或者是狭义上的生产论，或是作为局部事态／事件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是一个十分不同的范畴，即‘生产模式’本身。”重写就是生产，就是打破封锁线而进行的阐释，就是在分离社会整体的封闭线中寻找“缺席的原因”，继而在“主导符码”或这在超验所指中获得完整的表述，“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文本，也不是主导本文或主导叙事，但我们只能了解以文本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文本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从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从历史到现场，也就是在同过去的交往中“穿过想象界，穿过想象界的意识形态”。
历史是生产模式，是一种恢复，也是一种穿越。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构建历史主义之后，詹明信需要关注的是另外一个重点：谁来恢复，谁来穿越，谁来生产？这其实是一个主体性问题，《拉康的想象界与符号界》就是詹明信对于主体位置的一种尝试，在他看来，不管是马克思主义批评，还是精神分析法，都遇到了主体方面的进退两难，这种难题是关于主体的置入问题，也就是说在社会现象和私人之间，如何能提供一种连接的媒介？在精神分析的批评中，有一种自我梦幻化的分析技术，当有人复述一个梦境时，一方面是梦的记忆让人能够找到一种和记忆有关的词语，而当这种词句陷落在巨大裂隙之中的时候，通过语言进行了创造式还原，这是文学和艺术的产生根源，而另一方面，听说别人的梦之后，我们会把这种梦和自己有关的记忆作对比，继而实现了自我梦幻化，“或更确切地说是自怜自爱的可探访的现实中，幻想足够导致人类在一种意想的阅读和接触中收缩回来。”自我梦幻化是确定了一种主体的位置，但是这种传统的精神分析研究并没有提供那种联结的媒介，也就是只是在文学作品中实现了主体的定位，而拉康的符号体系则将这种自我梦幻化带出了一个“他者”，在前语言阶段，在基本视觉为逻辑表现的心理发展阶段就是一种幻想之物，这是符号的本质，但是当在形成阶段，符号的特殊性被惊人地戏剧化了，也就是说，进入了一种“镜子阶段”，自己看见了镜子中的自己，而这种形象不是自我，而是一个和自己区分开来的“他者”：“我们可以很恰当地把这镜子阶段的原始竞争指定为一种他者关系：在此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那些关于善、恶的判断的暴力环境内容，它此后将平静下来沉积在各种伦理体系之中。”
拉康将主体进行了移置，也把无意识重新定义为语言，使得欲望的地形学和类型学具体化，从幻想之物到象征之物，从混乱无序到向自身形态转化，而那个实在之物自然就变成了历史本身。从这样的主体分析必然使得历史成为一种故事，或者作为讲故事的历史，它提供了一种模型，在一种非中心化主体中实现了欲望的现实化。这种模式在后现代主义里形成了一种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将后现代主义的构成元素进行次序性的解析，从缺乏深度的感觉，到浅薄微弱的历史感，从精神分裂的语言形成到全新的情感状态，再到空间经验的形成，后现代主义在文本性、书写体和精神分裂体等术语中构建了自己的文本，不管是被覆盖着“死灰”色彩的沃霍尔《钻石灰尘鞋》，还是汉森“忸怩作态的崇高”的雕像，生产不是表现在机器的动态能量上，而是一种较为单纯的、较为安稳保险的、限于内容层面上的表达，这种对于“他物”的表达在60年代的历史阶段，则变成了“他者”自我异化的模式，我在与其他主体相处中，在与他们一道挣扎中，在为他人生存中，形成了自我异化的维度，“在这个维面上，我们各自都想通过对他人的察颜观色，企图将对己不利的局面转败为胜，并企图把‘他者’具有腐蚀性的异化窥视转化成自身同样具有异化力的窥视对象。”
后现代主义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后产生，现实主义是对世界的反映，现代主义是一种主动创造的产物，那么后现代主义呢？从索绪尔的符号体系来说，后现代主义意味着对于语言意义的搁置，而借用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里使用的模式，规范解体对应着现实主义，规范重建对应于现代主义，而精神分裂症的裂变和回归却表现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特点，而詹明信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历史叙事的一种否定，“历史变革和与历史性接触的新形势决定了现代主义时间性的主题；偏离中心的高度技术化的世界体系的新形势决定了后现代主义形式上的创新。”，但是这种创新实际上是对历史主义的浅薄理解，不管是我个人对人类时间一种存在的意识；还是对过去和历史上的兴衰变革的更一般的意识，都在后现代主义那里变成了主体的“死亡”，这种死亡就永远无法产生通过自我异化对自身窥探进行窥探的“他者”，所以詹明信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两个特点，就是现实转化为影像、时间割裂为一连串永恒的当下，而当时间被割裂，那种历史本身的实在之物，那种在场的“深层结构”也就无法恢复，所以于现代主义的时间化不同，后现代主义把一切都空间化了，包括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产品，都搁置在一个完全空间化的文本里，没有了历史经验，没有了镜子，没有了主体，没有了他者，没有了矛盾，也没有了自我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