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内篇

虽“教近而易之”，虽“宗之者众”，但是对于葛洪来说，儒教却也是遥远的，却也是无法接近的，在“言则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的隔绝中，在“性钝口讷，形貌丑陋，而终不辩自矜饰也”的个性中，在“用不合时，行舛於世，发音则响与俗乖，抗足则迹与众迕”的现实里，葛洪也只能生出“每念精治五经，著一部子书，令后世知其为文儒而已”的理想，而当这样的理想寄托在“委桑梓，适嵩岳，以寻方平梁公之轨”的追求里，也便显得更为遥远，甚至“亦赖将来之有述焉”也变成了悬置在自身之外的理想国。

所以，葛洪只能转身，只能向内，只能离众，由外而内，其实就是由儒而道，就是由易到难，由众到寡，“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在《自述》中，葛洪已经将外篇和内篇的内容明确区分开来，实际上，抛弃俗世，抛弃社会，抛弃从众，看起来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批评和拒绝，是对更高境界的追求，但实际上，葛洪在炼丹修仙的过程中，将“意远而难识”的道变成了一种宗教，一种神学，继而变成了一种方法，在宗教论、神学论、命定论和方法论的阐述、操作中，葛洪其实也远离了道家的人生观、世界观，而成为一种完全神学化、人格化、实体化的“道”。

道似乎只有在和儒的对比中才显出其意义，在《塞难卷七》中，葛洪就针对别人的责难和质疑，提出了道和儒的区别，“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一个是万物之源，一个是大淳之流，万物之源是“意远而难识”，大淳之流却是“教近而易之”，所以“且夫养性者，道之余也；礼乐者，儒之末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但是这并没有说清道和儒的内在关系，在《明本卷十》中，葛洪就针对儒和道，以先后、是非关系对两家进行了盖棺定论式的阐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道为本，儒为末，先后顺序一目了然。葛洪在批判阴阳、儒、墨、法各家之后，认为“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与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务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在道为本儒为末的关系中，世俗社会为什么贬道褒儒，葛洪认为，这是因为“世间浅近者众，而深远者少，少不胜众，由来久矣”，另外，他也指出，那些儒家圣人为何不去修仙为何不去尊本，其根本就在于，圣人只是儒家的圣人，而非得道之圣人，“夫俗所谓圣人者，皆治世之圣人，非得道之圣人。得道之圣人，则黄、老是也；治世之圣人，则周、孔是也。”

在葛洪看来，道也并非是孤远的一种存在，一方面道是万物之源，“今苟知推崇儒术，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所以陶冶百氏、范铸二仪、胞胎万类、酝酿彝伦者也。”儒其实也包含在道之内，另一方面，道也体现在具体行动中，修道并非只是寻求长生不老，而在于具体的实践，“夫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未起；其施也，善济物而不德；其动也，善观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无闷。”所以不管是“博通乎古今”，还是“能仰观俯察”，不管是“达兴亡之运”，还是“明治乱之体”，只要“心无所惑，问无不对者”，就可以理解道，就可以实施道，道是一种行动，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动静，是一种方法，“夫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未起；其施也，善济物而不德；其动也，善观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无闷。”所以在葛洪看来，“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是一种道，“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是一种道，“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是一种道，“欲少留则且止而佐时，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者”也是一种道。

其实所有的道义，都是对于现实势利、欲望的否定，都是对于喧哗、纵逸的批判，都是对名利、权位的鄙视，所以只要“自欲除残去贼，夷险平暴，制礼作乐，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风，易流遁之俗，匡将危之主，扶亡征之国”也可以达到一种境界。虽然如此，对于葛洪来说，这种种并不是自己追求的目标，不是自己实践的理想，在他看来，道是一种神，也是一种人，道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目标。在《尚书·大禹谟》中，道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精神，在《周易》中，道是“履道坦坦，幽人贞吉”的护佑，在老子那里，道是世界的本原，在《庄子》那里，道是一种物质：“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而到了葛洪这里，道已经从诸子学说变成了一种宗教，这个宗教就是“一”：“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葛洪引用《神仙经》把“一”分成“玄一”和“真一”两个层次，他说：“玄一之道，亦要法也。无所不辟，与真一同功。吾《内篇》第一名之为《畅玄》者，正以此也。”在《畅玄》中，葛洪对”玄“的定义是：“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眇眜乎其深也，故称‘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其高则冠盖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电驰。”玄就是万物之本，就是自然之始，就是永恒，“其唯玄道，可与为永。”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葛洪的“玄”和老子说的“道”还比较接近。但是在“玄一”之外还有“真一”，“真一”的概念衍化自《神仙经》：“子欲长生，守一当明；思一至饥，一与之粮；思一至渴，一与之浆。”也就是说，这个一已经变成了一种可以满足饥饿、饥渴的实体，“一有姓字服色，男长九分，女长六分；或在脐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绛宫金阙中丹田也；或在人两眉间，却行一寸为明堂，二寸为洞房，三寸为上丹田也。”继而在人体内进行了定位，“一能成阴生阳，推步寒暑；春得一以发，夏得一以长，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就像《神仙经》的书名一样，道已经从学说变成了宗教，变成了神话，继而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无所不能的神，所以葛洪对“真一”的定义是：“不施不与，一安其所；不迟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约食，一乃留息。”真一有姓名，有长短，有服色，变成了完全神学化、人格化的“道”。

道变成了神，变成了最高目标，这也为葛洪炼丹修仙开辟了道路，而接下来，葛洪的任务就在于论述神仙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种论述葛洪用了三种方法，一是用夸大的手法，指出神仙是存在的，“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只要不生内疾，不入外患，就会长生不老，世上有千年灵龟，有千岁仙鹤，有长生不老的松柏、攫猴、蟾蜍、麒麟，当然也存在长生不老的人，“夫目之所曾见，当何足言哉？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殊奇，岂遽有限？”只不过世界太大并不一定能看见，所以葛洪的反问是：“故不见鬼神，不见仙人，不可谓世间无仙人也。”而这种观点实际上将神仙放在人一般人无法认识的特殊领域里，“虽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毕见焉；虽禀极聪，而有声者不可尽闻焉；虽有大章、竖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虽有禹、益、齐谐之智，而所尝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而在葛洪看来，这种特殊性就在于道的“命定论”，“命之修短，实由所值，受气结胎，各有星宿。”有人不信仙道，所以也就“不修其事”，当然不会成仙，所以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仙，在他怀胎受气的那一刻已经决定了，“此足以知仲尼不免于俗情，非学仙之人也。”再者，葛洪也通过古代典籍的记载证明神仙的存在，他引用史料的记载作为证据，“民间君子，犹内不负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岂况古之真人，宁当虚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诳误将来？何所索乎？”就连民间的一般君子尚且不会骗人，更何况那些得道真人，这就是用真人的人格去保证他们所记载的故事不假，“若谓世无仙人乎，然前哲所记，近将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为本末，非虚言也。”

所以按照这样的逻辑，葛洪建立了自己的神学体系，也完成了自己修仙炼丹的理论建构，而实际上，不管是引用古代典籍，还是以个体之物为例，都是站不住脚的，都只是一种理论式的构想，所以在从宗教论变成方法论之后，对于道就越走越偏，越来越变成一种虚妄。要成仙，最主要的就是炼制金丹，葛洪认为：“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自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扦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荣卫，非但铜青之外傅矣。”也就是说，不管是金丹还是黄金，因为本身是不朽的，所以服用之后，变成身体的一部分，也会不朽，这是一种求之于外物的方法，实际上就是通过身体的实践达到永生的理想。

而另一方面，葛洪依然从典籍的记载中获取求仙之道，上党的赵瞿因为病癞历年，最后被送置山穴中，不想遇见仙人，仙人给他服用东西：“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炼之服，可以长生不死。”赵瞿“长服松脂，身体转轻，气力百倍，登危越险，终日不极，年百七十岁，齿不堕，发不白”。而另一个更长生老不者是汉成帝时终南山见到的一个怪人，“人无衣服，身生黑毛”。那人本是秦之宫人也，有一天在山林之中，有老翁教食松叶松实，“当时苦涩，后稍便之，遂使不饥不渴，冬不寒，夏不热。”按此计算，这个人是秦王子婴宫人，到成帝的时候已经二百许岁。

所以在这样的理论和典籍记载的支撑下，葛洪开始了自己修炼成仙的方法论描述，他列举了各种丹药，说明了炼制的方法；他也引用各种炼丹书籍，介绍了炼丹修炼的过程：“先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洁，勿近秽污，及与俗人往来，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谤毁神药，药不成矣。成则可以举家皆仙，不但一身耳。”但是，炼制金丹不仅费时费工，而且还需要大量钱财，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办成的事情。因此“宝精爱炁”、“将服小药以延年命”、“学近术以辟邪恶”，就成了当务之急；他也指出了炼丹必须选择名山，而进入深山可能遇到猛兽、毒虫、疾病等危险，所以他又提出了各种避难方法，包括老君入山符、入山辟虎狼符、入山佩戴符、九寸明镜等，实际上就完全走向了非科学的巫术手段。

修仙建立在命定论上，炼丹变成方法论，而各种辟兵术、隐身术、预测术等道术，则完全变成了荒诞不经的道听途说，使得修仙完全成为一种虚妄，一种脱离实际的术数。但是葛洪在论述修道的过程中，也提出了各种养生概念，“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根竭枝繁，则青青去木矣；气疲欲胜，则精灵离身矣。”而实际上远离繁杂的世务，保证身体的健康，或许才是真正可取之处，他说：“夫人所以死者，诸欲所损也，老也，百病所害也，毒恶所中也，邪气所伤也，风冷所犯也。今道引行气，还精补脑，食饮有度，兴居有节，将服药物，思神守一，柱天禁戒，带佩符印，伤生之徒，一切远之，如此则通，可以免此六害。”“守一”在这里变成了养生方法，变成了对于自身的合理守护和超越，所以不管是以身体为丹炉，以精气为炼丹原料的“内丹”说，还是“服药虽为长生之本，若能兼行气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药，但行气而尽其理者，亦得数百岁”的行气说，甚至“不知阴阳之术，屡为劳损，则行气难得力也”的房中术，都可以看成是对于身体的本真守护，就如引用神农所说：“百病不愈，安得长生！”所谓长生就是不受疾病困扰，就是远离世务的繁杂，就是追求自我的不懈，“故曰：非长生难也，闻道难也；非闻道难也，行难也；非行之难也，终之难也。”

但是不管是求仙还是养生，葛洪的目的就是在这样的坚持中看见道，抵达永生，而永生对于他来说，并非只是肉体的不死，并非是为了成为神仙，而在葛洪的内心深处，或者是为超脱于这无法使自己实现治国理想的俗世，是为了能看到自己“将来之有述”成为现实，这才是葛洪真正追求的理想，真正通神之道：“夫有道者，视爵位如汤镬，见印绶如縗絰，视金玉如土粪，睹华堂如牢狱，岂当扼腕空言、以侥幸荣华、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赐、带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贵、耽沦势利、不知止足？实不得道，断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