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名字

女孩、少女，以及成为女人，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一种活着的状态，从结婚到离婚，从上学的女学生到数学老师，是一个人的人生的不同阶段，是关于生者变化的个人属性，可是，这样一种生者，却依然和死者没有区别，出生时被放进民事登记总局里，而死亡之后又回到这里，即使有人将名字从死者的世界中解救了出来，即使有人按照卡片上的线索有限地还原了一个人的故事，她依然和所有的名字一样，只具有档案意义，只是一张卡片上的记录，只是一个从女孩到少女再到女人的空洞属性，“救出来的只是名字，不是她本人”的背后是一些无奈，是一份茫然，也是一种悖论。

悖论是必然的悖论，而所有的出发点可能只是一次偶然。那个叫若泽先生的民事登记总局助理书记员只是在匆忙和神经紧张的那一天，在提取五张卡片的时候，进入了一个偶然的世界。那第六张纸和必然被拿到的五张纸一起，以粘着的状态被看见，被发现，“这种纸太细了，两张在一起也很难看出厚度有什么不同。”当被看见被发现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走进阿里阿德涅之线的那扇门，变成了打破自然法则的那个闯入者。一个只有名字，只有卡片，只有档案的民事登记总局，存在着“必须使用至阿里阿德涅之线”的工作规则，不能走向另外的方向，走向另外的区域。

这也是关于档案的自然法则，分成诗人档案索引和活人档案索引的自然法则，分成八位前台忙着工作的职员和远近都无动于衷的上级的自然法则，“是古老的死者，摆放的却越靠近所谓的活动区，紧挨着生者”的自然法则，是死亡就意味着来到架子顶部再也没有运气、只能走向坠落的开端的自然法则。诸如此类，对于一个从桌子到柜台，从柜台到索引卡，从索引卡到档案区的等级总局来说，自然法则统治了一切，即统治了有着名字的生者和死者，也统治了这里的上级和下属，不得犯规，不得打破，不得有任何的偶然。

在每张纸都有各自独特味道的登记总局，生者和死者，只是以一种人为的分开方式存在着，就像工作人员的等级，就像整个社会的秩序，都表现为一种“冷漠专制”。生者在这一个书架上，而没人问津的死者在书架的顶端，在区域的更深处，“摆放的条件并没有得到理应的尊重”，像某种坟墓的世界一样，只有冷漠，而这种冷漠也意味着混乱，但是谁也无法打破这样的冷漠和混乱，那一次，当一位副注册官在错误的时间选择提出按照相反的方式整理死者档案：“将更久远的死者摆放得更远，而将较近日期的放得更近。”不同的想法注定是错误的，注定会成为新的混乱，注定会像那个冒失的学者一样，最终被宣告死亡：“官方说法将其归咎于鼠害，同时下达了一份内部通告，决定强制要求每位需要死者档案区的人都必须使用至阿里阿德涅之线。”只有那一个“不知出于什么缘故”的卷宗，在空白处支撑着，抵抗着关于死亡的眩晕，“在超出公认的人类生命建议长度后依然年复一年地坚挺着。”

这是一种例外，看起来是对于自然法则的违背，但其实却是另一种悲剧，年复一年的坚挺却意味着更多的空白，意味着更长久的死亡，所以在必然的悖论面前，那个若泽先生却闯入了这个“冷漠专制”里。第六张卡片，必然之外的偶然，死者之外的生者，名字后面的生命。如果从卡片上跳出来，那个人就是一个有着属性的“她”：三十六岁，本市出生，一条结婚和一条离婚的记录，具体的名字，具体的经历，具体的年龄，在无数张卡片的民事登记总局里，在无数个生者和死者的档案里，她是违反自然法则的，而这种违法更像是若泽先生赋予她的一种权力。

“类似的卡片在文件柜肯定没有几千也有几百条，所以没人明白为什么若泽先生会以如此奇怪的表情看着它。”走过了阿里阿德涅之线，闯进了卡片的世界，意味着一种一种复活。热衷于收集本国名人的报道的若泽，实际上一直在试图复活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这对于循规蹈矩的他来说，是一种现实之外的想象生活，“因此在没有神助的情况下，他们只好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尝试给世界一些秩序。”新的秩序里有名人的报道，也有和名人有关的起始、根源和血统，简单的出生登记是若泽在民事登记总局自然法则之外建立的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属于他，也被他所操纵，而他收集的意义更在于将名人普通化，或者将每一个人从名字开始延伸出另外的故事，“名气，哎，是来了又走的空气，是随风倒的风向标，既有人默无闻的人莫名其妙成了名人，反过来的例子也不少见，很多人在高涨的社会声望面前洋洋自得，最后却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名人和默默无闻的人，重要的是记住自己的名字，这在若泽先生看来是拯救自我的行动却完全是他自己的“决定”，是他自己颠覆冷漠专制的尝试和坚持。

所以从人名开始，若泽先生需要的是复活，“因为生前死后从生物学上来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是同一个存在，同样的细胞，同样的脸型，同样的身高，无论怎么看都是同样的外貌，而统计学上也分辨不出变化，只不过这个生命成为那个生命，另一个人成为这个人。”把这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区分开来，把生者和死者区分开来，甚至把名人和普通人区分开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找到自己，让他们成为自己，让他们不在档案、卡片和架子上终其一生。这是“形而上学的思考”，突然闯进的那张记着三十六岁女人名字卡片，一下子让若泽找到了突破的方向，找到了复活的方向，找到了决定的力量：“严格地说，我们并不做出决定，是那些决定在我们身上自已做出。”

决定自己在身上变成了行动，看起来是无力抵抗的，或者并不是主观的想象，而是某种神秘的力量驱动着若泽，使他无法脱身。他按照卡片上的信息找到了女人住的房子，找到了曾经的一楼老妇人，找到了曾经读书的学校，找到了陌生女子相关的电话，甚至找到了女子父亲的名字、前夫的名字，通过自己实地寻找，通过翻阅电话黄页，通过查找学校的档案，若泽先生在身上那个“决定”的带领下，以“形而上的思考”方式，进入了陌生女子有关的生活里。而其实，对于若泽这样一个和陌生女人没有任何交集的助理书记员来说，进入其实就是闯入，他用假冒署名的授权信，假冒民事调查员，甚至像一个小偷一样偷偷潜入学校，为的是在一种公开的法则之下，建立属于自己的王国，复活属于女人的线索。

带着猜测，带着想象，带着害怕，接近卡片上的陌生女子，但是在这个漫长而又无法公开的寻找之路上，若泽似乎被“决定”弄得越陷越深，但是自始至终，他却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个真实的女子。那栋楼房里是有陌生女子的声音，还有坏脾气的孩子在啼哭，甚至还有一名男子的说话声，这是具体化、真实化的开始，这是无限接近生者的努力，但是现实却推翻了卡片上的记录，因为有孩子，有男人，一条结婚一条离婚的记录就意味着是不完全的，甚至是骗人的，但是在卡片的记录之外，是不是还发生着新的故事：“如果真是那名女子，卡片上应该有第二条结婚记录。”第二条记录，是另外的生活，是另外的现实，或者也是另外的女人，“她离开这里之前一定在她身后留下了一段岁月，也许时间很短，只有四五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可能有十五、二十年，会有邂逅、入迷和沮丧，一些微笑，几滴眼泪，第一眼看上去所有人都一样，不过事实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一次也不一样。”那么这个卡片之外，一定有新的故事发生过，所以实际上，若泽先生在依靠卡片、档案、黄页寻找新的线索的时候，又随时随刻推翻寻找到的线索，随时随刻进入到没有档案的故事里。

又是一个悖论，尽管在线索的寻找中，得到了女孩八九岁时的照片，得到了她曾经搬家的经历，得到了邻居妇人出轨的隐秘故事，得到了关于爱情、婚姻、成长的点滴感受，甚至在他自己关于寻找的日记本上得到了自我启示，对于若泽来说，这种种的经历是对于他自己循规蹈矩的一种补充，是对他孤独单身生活的一种丰富，所以对于若泽先生来说，对于陌生女人的寻找，一方面是从卡片的名字复活线索，在线索的找寻中复活故事，在故事的补充中复活人生，而实际上，在另一方面，对于陌生女子的探寻，却也在复活若泽先生自己，复活一个被伟大而平庸的体制下麻木的自己。

自己是唯一的，所以在诸多的线索和故事里，不管是民事登记总局里，还是在外面的现实生活中，只有若泽先生有着自己的名字，这是唯一的名字，也是唯一的身份，“除了‘若泽’这个名以外，若泽先生自然是有姓的。”姓名从来都属于自己，从来都意味着不可复制的人生，但是更多的人，自己之外的人都没有名字，他们只有身份，只有性别，只有属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若泽”意味着没有丢失自己的一种象征，他喊着自己，被别人叫着，却始终指向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但是在民事等级总局助理书记员这一身份里，不管是若泽，还是先生，其实都变成了冷漠专制的一部分，甚至和那些卡片上的名字一样，变的陌生而冷漠。“先生”这个词并不表示上下级关系，只有在喊出这个名字的语气里才能体会那种态度，里面有屈尊，有恼怒，有讥讽，有厌恶，有谦卑，有谄媚，一个名字对应着不同的语气，似乎也对应着不同的人生，所以当局长下命令说“若泽先生，把那些封皮给我换一下”的时候，名字被隐没在语气里，被消灭在专制中。
 
所以在冷漠专制中，在自然法则里，“若泽先生”已经不是一个称呼，只是一个名字，一张卡片，一份档案，和生者、死者一样，和所有的名字一样，没有了故事，没有了情感，没有了自我。“生活中遇见最多的就是陌生人了”，而在若泽在自己的决定前，在寻找关于陌生女人的线索和故事前，他就是在唤醒一种真实的人生，唤醒一种自主思想：“在我的头脑中，当然肯定所有人的头脑也是一样，里面都有一股独立思考的自主思想，会在没有其他思想参与的情况下做决定，这股思想从我们认识自我起就已存在，会和它你我相称，它会让我们引领去往我们确信是我们，意识想去的地方，但到最后，领路的也可能会走另一条路，另一个方向，而不是去最近的街角，那里有一群不知情的山鹑等着我们。”

这似乎是意义，就如天花板所说：“但是你能看见的我也只不过是一层皮，再说了，我们唯一希望别人看到的我们身上的东西就是皮囊，在那层皮下面，就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是谁。”清楚自己是谁，就可能从那些档案中走出来，走进真实的生活，走进精彩的人生，走进复杂的故事。但是，若泽先生的复活行动却以陌生女子的死亡做了一个终结，信息还是来自卡片，还是来自档案，“致命的那个字眼立马在若泽先生的脑海闪现，那爆炸性的词语，她死了。”活生生的故事又一次以这样被记录的方式出现，对于若泽先生来说，的确是一种打击，但是既然是复活，若泽先生并不只是寻找活着的女人，还必须在一种死亡里寻找新的自己。在陌生女人死亡档案之外，若泽再一次来到那栋楼，来到邻居女妇人面前，来到学校，他告诉他们女人死了，也告诉自己一个复活的生命走向了死亡。甚至，在女子死亡档案出现之后，他设想和自己有关的具体的死亡故事：“若泽先生把陌生女子的死亡时间定位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区间，他相信有很大的概率，死亡时间大致是在他没工作的那两段时间，先是得流感的那周，然后是短暂的假期，检验这两堆文件应该很快就能完成，就算这名女子的死亡时间更早。”

把自己完全带进了陌生女人的世界，她的生，她的变迁，他的结婚离婚，以及他的死，在这个连死亡也复活的过程中，若泽也完成了自我的定义，他第一次打开禁门，在不安与激动中超越了自己；他敢于进入局长的办公室，坐在那张椅子上想象着替换的生活；他闯进学校，以一种狂放不羁的方式脱去衣服呈现最真实的自己；而当女子死去之后，他又以一种强烈的意志对自己大声说出：“周六我要去墓地。”一条新的阿里阿德涅之线的线头被完全越过了，他进入墓地，进入自杀者区，以生者的身份给陌生女子以人生最后的尊严。
 
但是这样的尊严看起来也充满了无奈，生者和死者分开，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档案，就像又回到了有着冷漠专制和自然法则的民事登记总局，“若泽先生肯定知道，面对死亡人们无能为力。在这么多死亡构成的道路上，没有哪名死者听到他经过的时候站起来，没有哪位恳求他帮助将化成灰烬的血肉和从骨架上脱落下来的骨头重新连接起来，没人请求他，来对着我眼睛吹一口生命之息，这些人都清楚地知道面对死亡无能为力。”死和生却原来被如此截然分开在两个世界，所以复活变成了不可能，甚至变成了谎言，那个如梦幻中看见的牧羊人说：“那就是在这里没有什么和表面一样：这可是个墓地呀，一座公墓。这是个迷宫；迷宫可以从外面解开。并不是所有的迷宫都是这样，这个迷宫就是隐形的。这里的所有尸体没一个和大理石板上的姓名对应。数字都被换过了。因为有人在刻着名字的石头被送来安放前就已经换过了。”墓碑上被换过的数字，无法对应于里面的死者，所以，混乱的数字背后是对于生命的亵渎，而这种发生在死者身上的亵渎又让若泽先生的努力化为一种泡影。在那个怪梦里，坟墓被羊群占领，而所有的数字都变得一样，“没法知道是羊的数字在变还是数字在换羊”的梦境里，若泽也找不到活着的自己了，“每一个都首尾相连，形成一个不间断的螺旋，中间就是他自己，没法判断始于哪里又终于何处。”

“死亡的彼岸，无人曾至，离去者无数，无人归来。”四行诗里写出了生命的无奈，而在若泽的寻找和复活中，档案还是档案，文件还是文件，陌生女人还是陌生女人，甚至连姓名也从没有被提及。所以在复活的使命最后归于另一种混乱的时候，若泽对于名字的解救最后依然回到了自然法则里，“救出来的只是名字，不是她本人”的故事里无人归来。但是毕竟是一次努力，毕竟在过程中改变了秩序，毕竟在名字的世界里注入了一种线索，那电话自动答复机里是陌生女人的声音：“我不在家，请在听到提示后留言。”似乎是唯一的声音，却也成为永远的留言，而对于若泽先生来说，自我毕竟已经隐现，毕竟曾经复活，毕竟没有丧失唯一的名字，所以最后，他撕毁或是烧掉上面写有死亡日期的原件，走进民事登记总局，来到长官的办公桌，打开藏有手电筒和阿里阿德涅之线的抽屉，“他把线的一端系在脚踝，然后朝黑暗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