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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63·2160313·1276 |
|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2年07月第一版 | |
| 定价：26.00元亚马逊10.80元 | |
| ISBN：9787532768189 | |
| 页数：128页 |
“那么，铁矛似的栏杆外面有些什么呢？离我几步之遥，在那乱哄哄的杂货铺里和危险的荒地上，发生了什么本地的暴力事件呢？那个风景如画的巴勒莫曾是，或者可能是什么模样呢？本书要回答那些问题，但它资料性的成分少于想象的成分。”博尔赫斯对于阿根廷诗人埃瓦里斯托·卡列戈生平和作品的介绍与评价，同时也是他对于阿根廷市井生活的想象。卡列戈是一个根植于市井的诗人，他笔下的市郊，与博尔赫斯的生长环境截然不同，是遍布欢声笑语，却又随时剑拔弩张的，匕首、探戈、六弦琴、英雄、叛徒等是市郊生活的关键词，构成了博尔赫斯眼中的江湖。
《埃瓦里斯托·卡列戈》：争斗能成为欢乐
由于它那冒失的象征，
便像是使徒或者强盗，
脑袋被你高贵的手指断掉。
——埃瓦里斯托·卡列戈《康乃馨》
冒失的康乃馨其实充满了红色的伤害，那是大胆的象征，那是爱情的先导，却终于被一种“妩媚的宁静”，被一种“高傲地贸然”，带进了“蔑视的反抗”里。其实一开始就预知了这一结局，“暗示性的犹豫”为何知道却还是让它出现，为何挑惹却还是作出了判决？通篇的“你”，仿佛就站在红色的诗歌里，康乃馨是需要开放的，爱情是需要默许的，而埃瓦里斯托·卡列戈似乎也把这伤害当成了象征主义的必然之路。
现在的问题是：康乃馨相关的是不是那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大胆的冒失行为是不是那早就被书写的象征主义？从拉福格或马拉美的意图出发，到鲁文·达里奥的放浪文风，象征主义似乎在夜晚、暴风雨、肉欲、月亮等东西的共享中穷尽了其意义，一朵康乃馨，红色的康乃馨，大胆的康乃馨，冒失的康乃馨，以及最后判决的康乃馨，对于埃瓦里斯托·卡列戈来说，仅仅是初出茅庐者并不高明甚至犯了错误的尝试？
博尔赫斯把鸡毛蒜皮的事物和象征主义联系起来的做法看成是对诗歌刻意的“装点”，埃瓦里斯托·卡列戈似乎难逃其咎，即使何塞·加夫列尔对于该诗的评析，尽可能让读者去自己解决问题，但是象征主义似乎已经把康乃馨仅剩的一点意象也剥夺了，“（卡列戈）本想说他试图吻一个女人，但她不肯，把手挡在两人嘴巴中间（这是经过十分痛苦的努力之后才知道的）；这么说不免有些平庸，缺乏诗意，于是他把嘴巴称作康乃馨和爱情信念的红色先导，把女方不从的动作称作用她高贵的手指的断头台处决了康乃馨。”
但似乎过于单一，“暗示性的犹豫”本身就是对于象征主义的某种逃离，当红色象征不再是“你亲手培育的康乃馨”，当蔑视的反抗解构了“我的意图”，当“爱情信念的红色先导”被“高贵的手指断掉”，其实在这看似失败的剧情里，不是为了吻一个女人，而是为了让一句挑惹的话语回归到“使徒或者强盗”的自我身份上来。使徒的皈依性，强盗的破坏性，在“或者”的连接中其实变成了完全不同的“意图”：纯洁和暴力，而红色的象征却同时具备这两种特征，献祭和死亡，所以当象征主义的鼻祖鲁文·达里奥在《拉鲁斯小词典》里将“泛神论”和“基督教”、“厌烦”和“涅槃”变成同义语的时候，似乎也为埃瓦里斯托·卡列戈开启了一扇矛盾而冒失的门。
第34页，十四行诗保留在唯一的一页里，这像是对于埃瓦里斯托·卡列戈的诗歌独立性的肯定，“康乃馨无疑是真正的康乃馨”，那么在这种独立的页码里，何必要注解为一种象征主义？使徒或者强盗的脑袋被断掉，在唯一的结局里，其实走向了两种矛盾体的结合命运，而这种命运正如埃瓦里斯托·卡列戈的诗集名字《异端的弥撒》一样，“异端”和“弥撒”不是指向同一种象征，不是指向同一种结局，而是在矛盾的世界里既成为使徒又成为强盗。
使徒或者强盗，异端的弥撒，如果真正把这一首十四行诗当成一种象征主义作品，那么很明显，矛盾体的结合才是埃瓦里斯托·卡列戈“暗示性的犹豫”，才是“蔑视的反抗”，才是受了伤害的“庄重的高贵”。博尔赫斯在《说明》中就把这种矛盾的调和性和统一性解读为一种文学中的样本，他是文学中的“可见会众”（ecclesia visibilis），却又是更真实、更隐秘的“不可见会众”（ecclesia invisibilis），而不管是“可见会众”还是“不可见会众”，“这种归分并不是由于他作品的悲叹部分”，甚至和作为的作品无关，它是一个叫做埃瓦里斯托·卡列戈的标本，一个土著白人的代表，一个郊区诗人的典型。
当然，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勒莫地区的埃瓦里斯托·卡列戈，对于作为一个在第34页读到十四行诗的读者来说，是陌生的，甚至也是一种“冒失的象征”。如果直接是为了消除这种陌生，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埃瓦里斯托·卡列戈生平”这一章节入手，从家族历史来看，他们都是恩特雷里奥斯人，“拉丁美洲出生的欧洲人的恩特雷里奥斯语调和乌拉圭语调相似，正如老虎那样，糅合了壮美和冷酷的成分。”博尔赫斯称之为“糅合”，实际上就已经悄悄打开了那个矛盾的结合体，加上他母姓中的意大利血统，卡列戈身上流着欧洲白人后代的血，但是外省的世系却又让他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区，这无疑在卡列戈身上打上了一种结合体的烙印：土生白人。他厌恶外国佬，甚至侮辱他们；他讨厌西班牙人，却也有如塞韦里亚诺·洛伦特博士的西班牙朋友；他喜欢苏桑的法国人身份，却又讨厌法国人也是外国佬，“苏桑发现我的那个晚上”成为他“暗示性的犹豫”之一种……此外，他最真实的朋友是遭到遗忘的作家，他结交的是本地区的打手，“不相配的友谊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很少书写，仅仅通过草稿就写下了《康乃馨》，他老是说别人坏话，特别是对公认的知名人物进行诋毁，他憧憬未来渴望和别人一样有充裕的时间，他想要有一种爱情却“最终成了宣扬自己的推销员”：他把自己强行拉入到阿根廷诗坛三巨头之列，而他最后因为肺结核或者肺痨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个土生白人的大致轮廓，博尔赫斯说：“那种骨子里含有讽刺的善意，正是留给土生白人们的报复。”如果把生平的最后一页看成是他因病而死亡，那么从这最后一章回溯，博尔赫斯似乎要在卡列戈的故事里寻找这一种“讽刺的善意”——以矛盾体的方式再现一个象征主义的诗人，一个郊区诗人，一个观察贫困郊区的第一人：“我猜想在死亡面前人像是薄纱，死亡的逼近常常使他透出厌烦，彻悟，奇迹般的警惕和预见。”
而这种警惕和遇见，博尔赫斯在《序言》终究有了明确的说法，“那么，铁矛似的栏杆外面有些什么呢？离我几步之遥，在那乱哄哄的杂货铺里和危险的荒地上，发生了什么本地的暴力事件呢？那个风景如画的巴勒莫曾是，或者可能是什么模样呢？”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博尔赫斯似乎和卡列戈一样具有这样的身份属性，但是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成长的地方似乎总是有铁矛的栏杆围着，那里面都是英文书籍，但是不管是巴勒莫的匕首和六弦琴，还是斯蒂文森笔下被马匹踩伤过后奄奄一息的瞎眼强盗，不管是把朋友丢在月球上的叛徒，还是被魔瓶禁锢了几百年的精灵，不管是波斯呼罗珊的蒙面先知，还是缀着石珠纱巾后面一张麻风病人的脸，这些人物和意象，是丑陋的是，是恐怖的，是令人不安的，是充满冒险的，但是只在铁矛之内，只在书籍之内，也完全只是一种书斋式的象征主义。
而卡列戈在铁矛之外，在栏杆之外，在图书之外，在象征之外，走进乱哄哄的杂铺店，走进危险的荒地，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勒莫，他在阿根廷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市郊，他写下《异端的弥撒》，他探寻探戈的历史，所以作为一个土生白人，卡列戈完全在巴勒莫的市郊，完成了自我命名，而博尔赫斯通过卡列戈也完成关于“市郊诗人”的命名。“此时此地，布宜诺斯艾利斯给了我帮助。”历史悠久的巴勒莫，日趋混乱的巴勒莫，不是以一部小说的方式呈现，而是以矛盾体的现实出现：那里有整洁的小庄园，也有污水横流的屠宰场；那里有荷兰走私船，也有茅草摇曳的浅滩；那里是“持久的孤立的”诗意回忆，那里也是共和国首府、独裁者的朝廷和中央集权派诅咒的对象；那里的牲口圈正在消失，那里的西部铁路通过了中美洲大街……
这种矛盾性正是其作为郊区的典型特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在外国人和土著之间，看上去混乱，“夹杂着嘲弄、意外、像意外那般的预见”，甚至还有失望或者痛苦，但是，“一走在它的街道上，不是产生虚幻的感觉，便是听到庭院深处传来的吉他声，或者同生活有了接触，这时我总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安慰。”那里有和赌牌截然不同的“摸三张”，“是发出误导的声音，装出察言观色的样子，不为谎言和胡乱的空话所动。”那里马车上代表古典主义的铭文，“我越来越喜欢马车上的铭文了，它们是市井之花。”但是这样的郊区或者只是博尔赫斯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当他寻找到卡列戈的时候，这个“郊区诗人”是不是也发现了真实的“市斤之花”。
“郊区的不真实性相当明显：原因在于它的临时性，在于有庄园牧场的草原以及市镇街道的双重压力，在于人们自认为要就是乡下要就是城里人而从没有郊区人的概念。”这当然是一种间隔性，也是矛盾体的尴尬，但是在卡列戈那里，却变成了“异端的弥撒”，在里面发现“暗示性的犹豫”，发现“红色的象征”，发现“妩媚的宁静”，也发现“使徒或者强盗”的存在。空话连篇、抽象言词的堆砌、多愁善感，是郊区诗歌的特征，而对于卡列戈来说，他或者也有这样的毛病，但是巴勒莫提供给了他创意，高乔方言给了他一种言说的能力，而郊区的那些灵魂则带他进入到格斗练习的乐趣之中。
《小老太婆》里奇怪的叙事氛围，《柜台后面》强烈的对比性描写，《搀和》谴责现实生活中最丑恶的现象，以及入诗的酒鬼、妓女、硬汉，他们看起来是道德上的异端，但是却在郊区的贫困世界里成为勇敢者，就像卡列戈本人，“他经历丰富，死时记不清有多少人死在他手下。”而在《异端的弥撒》之后，卡列戈的《郊区的灵魂》和《市郊之歌》似乎更明确地将视角对准郊区，将自己当成郊区诗人，他的新艺术是在丑陋建筑上开出的花，他的音符是自行车的铃声，平板车沉重的回响和磨刀人的哨子声，他的主题是“把希望寄托在彩票、选举委员会、势力的影响、自有奥妙的纸牌戏、赢钱可能性微乎其微的体育赌博、有权人提携的人的贫穷”，就如他的“凑合度日”的生活一样，“卡列戈在这些模糊不清的材料里却能应付裕如。”
从《异端的弥撒》到《郊区的灵魂》，再到《市郊之歌》，卡列戈的视角似乎在变化，而这种变化在视角上是从上而下的，信仰和灵魂，是形而上的存在，而自行车、平板车、磨刀人则把他带向了现实主义，甚至有一种自然主义的赤裸感，而这种赤裸的感觉，在博尔赫斯看来，正好以第一人的身份变成了那个“使徒或者强盗”：“我认为他是观察我们贫困郊区的第一人，在阿根廷诗歌史上，这是最重要的。他是第一人，也就是说，是发现者、创新者。”另一首十四行诗《埃尔西》里，女人习惯了背叛，而在她的裙下却是一个低贱下流的人，一文不值对于他来说，是现实，而充满虚构的身份是：“我戎马一生，/作出许多牺牲，/好不容易赢得一点名声，/到头来被人当作傻瓜。”最后对于这一种现实的化解办法是：“我还得/抽空把刀子磨快！”
其实，裙子底下低贱下流的人是现实里的强盗，曾经的戎马一生只不过是一个虚假的传奇，他们是骑手没落的标志，而这种不标志更和郊区呈现的文化没落有关：“‘文化’一词与种庄稼的农夫有关，‘文明’一词则与城市有关，但骑手却像一阵暴风雨，很快就消失了。”所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在文化和文明之间，郊区、郊区诗人、卡列戈，都变成个没落者，都变成了“暗示性的犹豫”，都变成了让人惆怅的“骑在马上的人”，都变成了“脑袋被高贵的手指断掉”的康乃馨。
卡列戈成为自己笔下的卡列戈，博尔赫斯说：“我们应该假设一个互逆的作用：郊区创造了卡列戈，而卡列戈又创造了郊区。”这种互逆的作用也像一种矛盾体的命运一样，相互映照，相互虚构，也相互争斗，就如探戈一样，来源于妓院，又流行于郊区，带着性暗示，也带着寻衅闹事方面的性质，但最后都变成了一种态度，一种信念，“探戈和米隆加直接表达了诗人们多次想用言词表达的东西：即争斗能成为欢乐。”而当它进入城市变成一种所谓文化的时候，实际上也像骑手的没落一样，变成了整个共和国的象征主义，“布宜诺斯艾利斯日常的探戈，家庭晚会的探戈，和正派咖啡馆里的探戈有一种轻薄下流的意味，是刀客和妓院里的探戈绝不会有的。”
所以在铁矛之外，在栏杆之外，在图书之外，生活在巴勒莫郊区的卡列戈与其说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不如说是博尔赫斯寻找的一个标志，发现现实中的故事与其说是为他立传，不如说博尔赫斯为整个郊区创作一部寓言小说：“我曾经想过，人们的生活不论如何错综复杂，千头万绪，事实上只有一个瞬间：也就是大彻大悟，知道自己是谁的那个瞬间。从我试图直觉了解那难以确定的启示开始，卡列戈便成了卡列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