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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11·2160421·1287 |
| 作者：【英】斯蒂文·朗西曼 著 | |
| 出版：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
| 版本：2014年08月第一版 | |
| 定价：58.00元亚马逊16.50元 | |
| ISBN：9787807696834 | |
| 页数：263页 |
1453年5月，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代表着拜占庭千年帝国的落幕，新兴伊斯兰强权的崛起，更为欧洲、近东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深刻变化，甚至一度被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之一。在长达7周的战役中，双方不论民族、信仰，均表现出惊人的英雄气节与坚韧，荡气回肠，令人动容。英国历史学家斯蒂文·朗西曼1965年的《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65年出版：“昔日的历史学家们常常以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然而今天的人们认为历史的长河中很难寻找出上述绝对的界限。在陷落发生前很长时间，意大利及整个地中海世界已经兴起了我们称作“文艺复兴”的运动。而在1453年之后很久，中世纪的思想依然在北欧盛行着。……拜占庭的灭亡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自然与上述变化息息相关，但其影响并非立竿见影，当下立现。”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敌基督终会出现
君士坦丁堡的确获得了重生，并成为此后若干世纪旅行者们探访的目标；但它已经是“伊斯坦布尔”，不再属于拜占庭了。
——《第十三章 辛存者》
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打败东罗马帝国，当君士坦丁堡变成伊斯坦布尔，当伊斯兰文明取代基督教文明，并不是静态的名称更替，也不是简单的政权更迭，一座城市的重生，其实更意味着它的死亡，甚至从此拜占庭也会从西方的记忆中抹去，所以尽管新生的君士坦丁堡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建筑日新月异，各民族臣民共居一城共享秩序，但是在斯蒂文·朗西曼看来，对于君士坦丁堡来说，对于西方基督文明来说，1453年的历史履历上，永远刻着两个字：悲痛。
1453年5月29日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意味着古老拜占庭文明的终结”，君士坦丁堡，这座屹立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城市，在过去长达11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延续并传承了西方文明，在这里，产生了独一无二的艺术流派，在这里，知识精英得到了尊重，在这里，经典著作得到传承，而更重要的是，在基督教文明东扩过程中，宗教信仰带来了世界性影响：“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市民们崇尚自由贸易，不论种族，皆以希腊罗马继承人自居，并为自己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而自豪。”所以，面对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斯蒂文·朗西曼怀着一种遗憾的心情说到：“新的统治者并不鼓励他的基督教臣民钻研学术。没有了政府大方的赞助，拜占庭艺术也开始走向没落。”而其实，他像那些西欧世界的统治者一样，当伊斯坦布尔的重生变成一件再也无法改变的事实的时候，当强权以毁灭的方式中断一种文明延续的时候，他无非是站在“西方中心”的视角看待这场裂变，遗憾有之，不甘有之，指责有之，愧疚有之，或许从他的内心世界来说，他更期望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上，永远站着一个不倒的英雄——皇帝君士坦丁，“君士坦丁被西方盟友们背弃，可他屹立在城墙缺口，决不后退一步，直至被异教徒的大军所吞没——罗马最后的皇帝，连同他殉国的帝国，永远消失了。”
他是东罗马帝国最后的皇帝，他是君士坦丁堡的最后守卫者，他是1453年那场战争的殉难者，虽然最后的死亡成了历史悬案，虽然他的尸体在没有被发现，但是这种誓死保卫城市的行为已经变成了一种西方式的历史符号，在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最后结局中，成为一个英雄的传奇，就像他生前的为人一样，是个出色的战士和管理者，为人正直清廉、慷慨仁慈、亲民宽厚，但是一个英雄无法拯救一座没落的城市，君士坦丁堡的被攻占，连同拜占庭的陷落，都是历史长河的必然走向，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傲慢、内斗，以及对东方强权的轻视，而这一切直接造成了末日的到来：“即便没有土耳其的致命一击，随着帝国领土萎缩，人口锐减，财政枯竭——末日早晚也会到来。”
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似乎只是加快了毁灭的历程，而1453年的陷落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斯蒂文·朗西曼认为对于两类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对土耳其人来说，攻占君士坦丁堡让他们拥有了一座新城，保证了帝国欧洲部分的安全，而对于希腊人而言，一段历史的终结意味着灿烂的拜占庭从世界文明的舞台上落幕，虽然在1453年之后它依然还在苟延喘息，但是作为历史坐标，从此西方基督文明被伊斯兰文明所取代，不再有十字军的东征，不再有东正教的辉煌，也不再有“普世大公会议”的共融仪式，这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基督教世界的矛盾和分裂，早在帝国鼎盛时期就已经出现，甚至希腊人为了安定生活甘愿接受土耳其人的奴役，甚至统治者的卢卡斯·诺塔拉斯声称：“苏丹的头巾胜过天主教的教冠。”
这是一种末世的思想，先知们早就预言，罗马的国祚不可能永恒持久，而人们也相信，敌基督终会出现，末日审判无法避免。那么谁是终止基督文明的敌基督？看起来奥斯曼的崛起、侵占和攻陷扮演了这一角色。从11世纪开始，本来在小亚细亚的土耳其在那些加齐勇士的征战中开始向外扩张，1071年曼奇克特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土耳其王公对拜占庭的蚕食开始，到13世纪，土耳其加齐穿透了拜占庭懂不防线，使得拜占庭亚洲部分领土萎缩至西部一隅及若干孤立的海港，小亚细亚几乎沦落到他们手上。而随着13世纪后半叶奥斯曼帝国的出现，小小的酋长国成为安纳托利亚举世瞩目的强权势力，他们的疆域一直扩张大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且大量的突厥移民进入欧洲，而到了巴耶济德统治时期，1393年消灭保加利亚，1394年征服伯罗奔尼撒，科索沃战役的胜利使得土耳其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整个巴尔干的主宰，虽然1396年征服君士坦丁堡被西方联军打败，1402年再次进攻君士坦丁堡被帖木儿打败，但是对于君士坦丁堡以及整个拜占庭来说，已经成为最大的威胁。
当15世纪穆拉德二世去世后，穆罕默德二世继位，从此对于君士坦丁堡的征服变成了帝国征战中的一个具体计划，对于这位苏丹来说，“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便是征服君士坦丁堡。”1451年冬天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海岸一册构筑堡垒，并把拜占庭的世界投入狱中最终施以极刑，苏丹企图围攻拜占庭首都的计划已是昭然若揭，战争已经无可避免了。而从1453年1月开始准备围攻，到4月复活节之后正式进攻，随着金角湾的失守，随着城墙被炮击，以及随着5月27日苏丹率领军队攻入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终于在被攻占，随着土耳其国旗在科克波塔上方城楼被升起，随着土耳其全军发出“城市已经攻占了”的欢呼，随着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皇帝君士坦丁最后死去，面朝东方的君士坦丁堡终于陷落，而紧接着，1461年8月15日，随着最后一座希腊人的首都特拉布宗被土耳其苏丹占领，整个巴尔干的东正教地区也都落入了苏丹手中，拜占庭终于走向了自己的末日，这意味着自由希腊世界的终结，正如当时的吟游诗人唱道：“罗马世界已成往事，罗马土地被征服了。”
奥斯曼帝国从崛起到攻占，他们是征服者，他们是胜利者，而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似乎总是扮演着异教徒的角色，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按照第一位伟大圣战者奧马尔哈里发的传统，是要善待被征服者，但是如果城市是被武力攻占，那么市民没有任何权利可言，而正是君士坦丁堡从一开始就进行了抵抗，所以在陷落之后，摆在这些战败者面前的命运其实是毁灭，征服者的军队劫掠三天，在这三天里，土耳其军队的士兵疯狂搜寻战利品，他们随意屠杀街上遇到的每一个人，所以被攻陷的君士坦丁堡里，全部才不被抢夺，书籍和圣像付之一炬，教堂的金属餐具、祭袍以及一切可劫掠之物都被夺走，整个拜占庭最神圣的圣母像“赫德歌利亚”也被破坏，而很多年轻修女担心被俘后早扫侮辱，纷纷投井水自杀。据传言，土耳其人在这次战役中，共获得了5万俘虏，其中仅有500战俘，基督教军队的残部大部被歼灭，而拜占庭方面的死亡人数，包括平民在内，共计4000人左右。
毁坏教堂，屠杀教徒，破坏城市，甚至当苏丹骑马穿过奧古斯塔广场，走向旧皇宫的时候，看见凋敝破败的景象，也不禁低吟起某位波斯诗人的诗句：“蜘蛛在恺撒的宫殿中织网，枭鸟在阿弗沙布的城堡上挽歌。”也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竟将如此一座城市置于洗劫和破坏的境地！”在拜占庭文明的挽歌里，他们俨然就是罪恶的人，就是“敌基督”。但是这只是文明毁灭的一种解释，对于拜占庭来说，走向末日是外来侵略造成了直接后果，但是在内部，造成衰败的绝不是遥远的距离，而帝国迟暮所引发的也绝不是简单的衰落。
11世纪安纳托利亚的丧失，12世纪天主教会和东正教的分裂，13世纪十字军的危机，14世纪塞尔维亚、奥斯曼土耳其等的崛起，似乎为拜占庭绘制出了衰败的时间轴，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援救拜占庭帝国的十字军反戈一击，攻占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在其废墟上建立了拉丁帝国，这是一个最危险的信号，因为反戈一击所证明的是内部的矛盾和对立，甚至是分裂，天主教和东正教，他们在神学理念、教会传统、教会管辖权限上的不一致，在长期的敌意中已经走向了最后的决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在彼此的心里，对方也是异教徒，也是敌基督。尽管1439年在佛罗伦萨召开的“普世大公会议”弥合了这样的分裂，使得大家在一种强制的融合中走到了一起，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对于拜占庭来说，不管是在宗教，还是在思想上，都已经分崩离析，所以当“苏丹的头巾胜过天主教的教冠”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声音，作为罗马人皇帝的曼努埃尔二世前往西欧诸多进行求援的行为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而在奥斯曼渐渐崛起的时候，西方各国对于这位“无能”的新苏丹，是轻视的，他们的这种乐观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负，当时苏丹以古兰经起誓，务必会尊重拜占庭之领土完整，甚至还慷慨地许诺为流亡君士坦丁堡的奧尔汗王子支付一笔高达3000阿克切的年金，实际上他的真正意图只是为了在发起伟大战役时能够后方稳固。而在战争爆发后，不管是威尼斯的援助，还是热那亚的士兵，对于拜占庭来说，他们看起来是西方的朋友，但实际上也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1452年12月12日东西方教会举行的共融仪式其实已经根本起不到任何效果。而在战役爆发之后，基督教世纪的战舰的确凭着自身的势力数次打败土耳其军队，但是在土耳其猛烈的炮火、先进的武器和准备充足的战略物质中，君士坦丁堡慢慢失去了招架之力，武器的补给日益短缺，食物匮乏也达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而在这无望的守候中，敌基督的预言再次出现，曾有人说，帝国将亡于和最初的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同名的皇帝之手，并且他们的母亲都叫海伦娜，这变成了事实；也有预言说，帝国在满月渐渐成形时是不会灭亡的，但是，在那次满月之后，当天夜里居然出现了长达三个钟头的月全食。而在那天，圣像突然滑落，天上下起了雷雨，还夹着冰雹，大雾笼罩着整个城市，这从未有过的现象，在那些守将，那些市民，那些各怀鬼胎的援军，那些基督徒看来，就是一种末日的预兆——上帝将要抛弃君士坦丁堡。
上帝抛弃，意味着敌基督真正到来了，虽然在最紧要关头，人们也暂时忘却了教派的纷争，在一致对外中实现了真正的联合，但只是昙花一现，而其实宗教在苏丹军队中却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最后攻陷的时候，苏丹提醒他们留意君士坦丁堡拥有的巨大财富，一旦攻陷该城，将为众人带来丰厚的战利品，而苏丹激励他们的还有另一个理由，几个世纪以来，占领基督徒的这一首都，一直是成为伊斯兰信徒的神圣使命，所以这一次是一次圣战，是为了伟大的伊斯兰教。所以在最终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作为“征服者”的穆罕默德，视自己为恺撒的继承人，并专注于作为继承人的使命——一种新的文明完成了征服，一个新的帝国首都也从此诞生。
对于西方基督教来说，君士坦丁堡落入的就是异教徒之手，但是和异教徒通商变成了现实，新的十字军再也无法组建，“罗马世界已成往事，罗马土地被征服了。”自由希腊世界的终结，更意味着基督教文明在拜占庭的真正衰落，而在此后的历史长河里，随着城市的新建，人口的迁徙，贸易的发展，拜占庭最终从那些西欧世界的基督文明记忆中抹去，“怀着长期形成的对拜占庭文明的羡慕与嫉妒，深信教皇对东正教派分裂基督教这一滔天大罪的指责，同时也对君士坦丁堡最终的沦陷抱有一丝愧疚”。这是历史的无奈，这是现实的悔恨，对于欧洲中心论的斯蒂文·朗西曼来说，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的陷落，更是一种灾难：“新君士坦丁堡依然是座辉煌的世界大都市，经济繁荣、人口稠密，密布着华美的建筑。但它的美丽是为了表现苏丹的权威，而非基督教的上帝，它的居民因不同信仰而陷入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