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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6·2161109·1346 |
| 作者：蔡东藩 著 | |
| 出版：中国画报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06月第一版 | |
| 定价：39.80元亚马逊14.70元 | |
| ISBN：9787514609844 | |
| 页数：596页 |
“本编续《前汉演义》之体例，始于新莽之篡汉，终于司马氏之代魏，中历东汉、蜀汉之二百数十年，事必纪实，语不求深，合正裨为一贯，俾雅俗之相宜，而于兴亡之大关键，如女宠，如外戚，酿而为阉祸，迫而为兵争，尤三致意焉。”在《后汉演义》中，立志“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的蔡东潘依旧实践着其“演义救国”思想，以历史小说作为救国工具。刘秀光武中兴至三国混战这一段历史，蔡东潘以正史为经，轶闻为纬，体例特殊，写成一部自批自注的演义作品。而在汉史演义中，蔡东潘也独创了编写体例，那就是将秦朝附在《前汉演义》之前，三国附于《后汉演义》之后，首尾相对也是一个无独有偶的创格。
《后汉演义》：妇寺原为乱国媒
司马温公沿袭寿说，也将正统予魏，独朱子纲目，黜魏尊蜀，仍使刘先主接入汉统，后人多推为正论。咳！正统不正统，也没有甚么一定系绪，败为寇，成为王，古今来大概皆然，何庸聚讼？一部廿四史从何说起，便是此意。
——《第一回 假符命封及卖饼儿 惊连坐投落校书阁》
从王莽篡权夺位建立新朝，到刘秀起兵南阳重建汉室，从曹魏披着汉禅假象，到司马氏篡魏改元，后汉二百数十年的历史，有多少是所谓的正统？有多少是天道使然？陈寿的《三国志》事事回护曹操，那么，“操得为忠，王莽如何为逆乎？”而最后司马炎燔柴告天，其实和曹魏当初受汉禅故事一样，也无非是“天道之循环”，是一种历史的循环报应而已。所以蔡东藩“事必纪实，语不求深，合正裨为一贯，俾雅俗之相宜”地演绎后汉演义，只不过是为了揭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本质，这并不是为历史寻找一种合理性，而是在所谓朝纲紊乱中发现其必然性：阉祸何来？兵争何起？甚至朝代覆灭何因？“兴亡之大关键，如女宠，如外戚，酿而为阉祸，迫而为兵争，尤三致意焉。”
蔡东藩其实从一开始就绘制了后汉二百多年的兴亡路线图，“总计自光武至章帝，是君主专政的时代，自和帝至桓帝，是外戚宦官更迭擅权的时代，自桓帝至献帝，是宦官横行的时代。若献帝一朝，变端百出，初为乱党交讧时代，继为方镇纷争时代，终为三国角逐时代，追溯祸胎，实启宫闱。”无论是君主专政，还是外戚擅权，无论是宦官横行，还是最后乱党交讧、方镇纷争的“三国演义”，其实在后汉一开始就显露了端倪，“岂知木朽则虫生，墙罅则蚁入，不有女宠、外戚之播弄于先，何有宦寺、方镇之交讧于后？”
而这种“木朽则虫生，墙罅则蚁入”的混乱秩序，也正是西汉灭亡的根本，当王莽篡权夺位建立新朝，前汉后汉的人为分界也是一种乱世的必然。王莽新朝踩着西汉灭亡的尸骨前行，所谓改朝换代，却并不是结束汉朝的腐败，而是加剧矛盾，制造纷乱，王莽无疑是一个寡头政治的代表，“莽不问民生疾苦，只知遣兵征剿，百姓外遭胡寇，内受兵灾，除死以外，几无他法。”他课税民间的做法，他毁坏帝王庙室的举动，他横征暴敛的作为，以及年老时依然酒池肉林的享受，无不是把自己推向了欲望的深渊，六十八岁还用黑墨染须毛虫壮年男子，最后将一百二十人添居宫内，想要轮流召幸，甚至当年老体衰的时候，还征召方士入宫制合仙药，无不反映着篡权者荒诞的权力。
王莽之衰败只是时间问题，但是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曾经强大的西汉王朝会断送在他的手里，又为什么他的个人权力达到极致的顶端？而在这荒诞的权力更迭中，是不是就是实践着“败为寇，成为王”的规律？王莽自然不是汉室正统，但是当王莽篡权的时候，汉朝官员龚胜说：“我受汉家厚恩，愧无以报，今年已老迈，旦暮入地，难道尚好出事二姓么？”绝食24天最后气绝身亡，这是不是正统论的一个牺牲品？而南郡太守郭钦、兖州刺史蒋翊，这些因廉直而得名的官员，齐人栗融，北海人禽庆苏章，山阳人曹竟，这些洁身自好的儒生，他们用托病辞官的方式消极对抗王莽新朝，是不是也是一种忠诚？而在王莽后期，从南阳兴兵的刘秀，是不是作者光复汉室的伟业？
蔡东藩把“身长七尺三寸，美髯眉，大口隆准”的刘秀称作“汉朝龙种”，称作“真命天子”，看起来也是寻找一种正统论，汉景帝七世孙、长沙王嫡派，这种出生似乎为讨灭王莽寻找了合理的解释，但其实刘秀起兵，在某种意义上是维护自己阶层的利益，而他的神勇，他的权略，他的指挥，也只是在历史中看见了际遇，也为自己找到了位置。作为汉家后裔，刘秀在哥哥刘縯的倡义下一起起兵，但是在后期显露了自己的才华，“遵时养晦，一飞冲天，秀之才实过乃兄，宜乎兄无成而弟独得国也。”乃至昆阳大捷，最后奠定了汉室光复的基础。而这种光复论，也并非是要延续一种正统思想，强华的“赤伏符”像是一个策划好的剧本，从天道意义上为刘秀继位找到了合理性：“大汉本尚火德，赤为火色，伏有藏意，故名赤伏符。所云四七之际，四七为二十八，自从高祖至今，计得二百二十八年，正与四七相合。四七之际火为主，乃是火德复兴，应该属诸大王，愿大王勿疑！”而最后受朝之举，则是在这种合理性中更多了一种仪式意义，“届期这一日，巧值天高气爽，旭日东升，萧王刘秀，戴帝冕，服龙袍，出乘法驾，由诸将拥至南郊，燔柴告天，禋六宗，祀群神，祝官宣读祝从。”
合理性和仪式感，看上去是一种正统论的实践，而蔡东藩也指出，这只不过是一种阴谋而已，“少康复夏，宣王绍周，历史上传为美谈，若汉光武之中兴，亦夏少康周宣王之流亚耳。自鄗南即位，而帝统有归，当时之盗名窃字者，至此始逐渐湮没。盖明月出而爝火无光，理有固然，亦何足怪？必假强华之呈入谶文，资为号召，得毋犹迹近欺人乎？”但是不可否认，汉朝还是在王莽建立新朝的断裂带中，再次得到了延续，而刘秀的意义在于在纷乱的世事中建立了一种秩序：“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退武臣，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并且崇尚气节，讲求经义，耳不听郑声，手不持玩好，与王侯等持盈保泰，坐致太平，比那高祖谩骂儒生，诛夷功臣，纵吕后祸刘，实是相差得多哩！也是确评。”
而这种盛德对于后汉初期的统治来说，也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其后在位十八年的明帝、在位十三年的章帝，“承袭祖考遗业，国势方隆，事从宽简，朝野上下，并称乂安。”尤其是明帝在位时，谨守建武制度，使外戚不得封侯干政，即使馆陶公主求郎，也是加以拒绝，““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一或失人，民皆受殃，所以不便妄授呢！”所以当时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成就了后汉初期的繁荣。但这或者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从和帝开始，似乎就慢慢进入了历史循环论，不到十岁的和帝就是由窦皇后临朝训政，而窦氏家族的窦宪等把持朝政，任所欲为，等到和帝欲除窦氏，却为时已晚，“宦官窃权之祸，自此始矣。”而外戚专权之后，当时最荒谬的一个现象是，后宫生子多殇，宫中竟视为凶地，遇有生育，都到宫外，寄养民间，当时邓后在后宫生有两子，长子患有痼疾，而少子生才百日，就是在宫外寄养。
这就是汉安帝，十三岁继位，也是由邓后临朝，虽然她以贤德见称，但是最后也是专顾私亲，而安帝本人确实沉湎酒色，等到亲政时也是委政于外戚内阉，“听信群小，黜逐正人，汉之纲纪，自此紊矣！”而在三十二岁时南巡殒命之后，顺帝继位，十一岁的皇帝也是太后临朝，阎太后构废济阴王、迎立北乡侯，也是专欲的表现，虽然顺帝“退乳母，责阉人，宫禁肃然，其与乃父之庸暗不君，似不可同日语矣”，但是“一时之明察，终不敌群小之欺蒙，虽有直臣，挽回无几”。之后的质帝竟然只有两岁，又是梁太后临朝，而这个幼主竟被外戚毒死在宫中，当时的梁翼把持朝政，包括桓帝在内，都由他掌控，而在梁后、梁翼的独断独行中，汉室完全走向了失统的地步：“惟梁氏一门，前后七人封侯，三女得为皇后，六女得为贵人，父子俱为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又有七人，子尚公主又有三人，外如卿将尹校，共五十七人，真是一时无两，备极尊荣。”这种失统也最终导致党祸之起，桓帝延熹八年，竟缉捕至二百余人，而桓帝本人朝夕纵欢，在三十六岁时德阳前殿瞑目归天。而之后的汉灵帝也是在皇太后临朝中登位，乃至亲政的时候，竟然提出了一条敛钱的方法：“就西园开张邸舍，卖官鬻爵，各有等差，二千石官阶，定价二千万；四百石官阶，定价四百万；如以才德应选，亦须照纳半价，或三分之一；令长等缺，随县好丑，定价多寡；富家先令入钱，贫士至赴任后，加倍输纳。”
皇权更迭，是如此的怪诞，如此的残暴，如此的腐败，如此的荒淫，所以所谓的正统，也无非是将祖宗的基业尽将毁灭，所以这是一种“木朽则虫生，墙罅则蚁入”的必然规律，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而当黄巾军解揭开了汉末乱世的序幕，谁又是正统？当汉室王朝在这个特殊时期，却还在那一种荒诞的故事里，“少帝于四月嗣位，九月被废，相距仅五月间，改元两次。至献帝既立，又复改元，一岁中有四个年号，也是奇闻。”于是在这种式微的背景下，群雄逐鹿的格局慢慢形成，他们自称讨贼，却是各怀心志：“董卓为汉末乱贼，人人得而诛之；关东各路之兴师，名正言顺，谁曰不宜？独惜各牧守有讨贼之举，而无讨贼之才；且推袁绍为牛耳长，使主齐盟，绍固一引卓祸汉者，奈之何以门望相推也？”
蔡东藩将董卓称为“乱贼”，把曹操称为“汉贼”，而群雄也成了群贼，“李傕郭汜，贼也；张济杨奉董承，亦无一非贼；至如李乐韩暹胡才，则固以贼自鸣，更不足道矣。堂堂天子顾委身于贼臣之手，尚有何幸？其所以间关跋涉，苟延残喘者，贼胆尚虚，未敢公然篡逆也。”而身为汉室宗族的刘备，蔡东藩自然在与曹操的对比中将其视作是一种希望：“刘先主起自寒微，以一贩履织席之贫民，独能具有大志，交结英雄，为国讨贼，较诸曹阿瞒之已为朝吏，奉遣出兵，其难易固属不同，其忠义亦自有别，正不特一为汉裔，一为阉奴已也。”这种褒刘贬曹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表明着一种苟延残喘的正统论，甚至蔡东藩完全以罗贯中《三国演义》为线索，开始书写自己的“三国演义”，从六十回《挟妖道黄巾作乱 毁贼营黑夜奏功》到最后第一百回《失蜀土汉宗绝祀 篡魏祚晋室开基》，在四十回的“三国演义”中，详尽叙述了群雄争霸的汉末格局，而他的书写，针对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小说文本，进行了历史性的还原。
“虽曰小说，亦不应穿凿失真，一至于此也。”这是蔡东藩历史小说的观点，也就是不应“穿凿失真”，所以在赤壁之战中，他认为将战船锁上铁链，并不是庞统献计，而应是周瑜；诸葛亮六出祁山，七擒孟候，都是罗贯中“褒扬失实”的表现，不符合历史事实；而诸葛亮三气周瑜，“亦属无稽，尽信书不如无书，况燕谈郢说乎？”最著名的赤壁之战，蔡东藩认为，诸葛亮祈风之说太过荒诞，他根本没有这种神奇的本领，而且与刘备长坂坡被曹操所追形成了自相矛盾，所以，他说，“予幼时阅《三国演义》，至赤壁一战，联篇叙述，多至七八回，每叹罗氏演写此役，最为刻意经营之作；及年稍长，得见陈寿《三国志》与各种史籍，乃知罗氏所述，多半附会，虽未始不足餍阅者之目，空中楼阁，总觉太虚，且反足滋后人之疑窦，毋亦所谓得半失半欤？”罗氏《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到了蔡东藩这里，就只剩下短短的一回目。
这或者是历史小说写作的分歧，“事必纪实，语不求深”是蔡东藩所追求的写作风格。回到所谓的正统论，当蜀汉政权最后失去历史机遇，曹魏统一，蔡东藩却感慨：“汉事已完，墨干笔秃。”不免有一种落魄的感觉，而当汉宗绝祀之后，曹魏并没有被单列而演绎一部新的历史，也没有纳入到《晋史演义》中，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汉贼”的一个小插曲，所以当最后司马炎建立晋朝的时候，也不免嘲笑曹魏，“若夫司马氏之篡魏，实为天道之循环，不有曹操父子之作俑于前，何有司马昭之效尤于后？故篡魏者晋，实则魏自诒之也。”
王莽建立新朝是一种篡位，曹魏让汉宗绝祀也是一种篡位，而司马氏建立晋朝，当然也是一种篡位，如此循环，看上去是群雄扰攘的必然，但是内中却有着深深的正统论影响，这种正统论也为蔡东藩的历史小说找到了一种真实论，批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的荒诞神术，就是为了回归历史本体，回归历史正统，“中国小说，往往谈仙说怪，酿成近世义和团之乱；救国不足，病国有余，罗氏其流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