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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5·2161109·1348 |
| 作者：【美】唐·德里罗 著 | |
| 出版：译林出版社 | |
| 版本：2015年03月第一版 | |
| 定价：42.00元亚马逊15.50元 | |
| ISBN：9787544749466 | |
| 页数：225页 |
《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是唐·德里罗出版的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入了德里罗从1979年至2011年创作的九篇作品。书中的九个故事，是关于欲念与执着、失落与悔恨、狂喜与伤痛的人性时刻，这些故事发生在加勒比海小岛、地球上空的飞船、布朗克斯的贫民区……在小岛度假的爱侣无法离开；两名宇航员在太空俯视第三次世界大战时的地球；两位修女在南布朗克斯区确证了社区里的一个奇迹——死去的女孩埃斯梅拉达的幽灵出现了……九种独立的生命体验，定义了“现代文明”中的人类经验。这些故事写在不同的年代，但却模糊了时空界限，《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完全地展现出德里罗的“预言家”视野和文字的魔力。
《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阿门，一个古词隐士
在图书馆里，我一口气读完了一百多页，字体又小又难认。我离开时，就把那本书留在了桌上，在我读到的那页摊开放着。我第二天回到图书馆，那本书还在桌上，还是翻开在那一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午夜》
书留在桌子上，只不过是图书馆的一种状态，当空无一人的时候，如何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子夜？在一本被写好的书里，在一个有着人物的故事里，翻开和不翻开其实允许着两种可能，进入的可能和退出的可能，虚构的可能和现实的可能。子夜在2009年到来的时候，是在美国的一个书桌上，是在唐·德里罗的故事里，翻开在那一页，其实是要把一个不存在却真实的子夜包含进去，它叫伊尔戈斯卡斯，它叫俄罗斯。
为什么第一天摊开的那一页，到了第二天的时候，还是翻开在那一页？翻开的人是伊尔戈斯卡斯还是罗比？空无一人，其实是取消了名字的意义，不论是谁，翻开就是一种进入的过程，而翻开在那一页，就是把进入的状态放在一种永恒的状态里；而从第一天到第二天，也是取消了时间的差别，进入就不再有终点，它就在那里，无始无终，没有了国别，没有了日期，没有了主人，什么没有了所谓的作者和读者。
但是总是被联系在同一页里：他是一个1990年从战争中出逃的人，他是一个穿戴兜帽的男人，他是一个说着“假和非假”逻辑的老师，但是这种统一，仅仅是图书馆里那本一百多页的图书被翻开在被阅读的一页，它是虚构，它是命名，它既无法走进2009年的文本，也无法离开1990年的战争，“世界终结之处就是逻辑的终结之处。”当逻辑还没有终结的时候，尽可以让那本书保持在国定的一页，于是2009年的今天，不再有帕维尔，不再有米哈伊尔，不再有阿勒克西，甚至不再有带字母k的维克托，而1990年的那时，也不再有克罗地亚，不再有塞尔维亚，不再有波斯尼亚，只有一个伊尔戈斯卡斯，只有一个俄罗斯。
“昼夜不停地看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就是一种叙事的牢笼，一种虚构的囚禁，假和非假构成了逻辑的二元性，二元性却恰恰解构了可能的真实，所以假和非假都是逻辑的终结之处，就像和我在一起的托德，当我们把剩余的时间花在找出我们之间的差异上面，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根本无法从纯粹无力世界的层面逃脱，我和托德，带兜帽的男子和“昼夜不停地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以及俄罗斯人和美国人，在假和非假的逻辑命题里，根本没有了差异，他们一起走向了世界的终结之处，逝去的时代，就只有消失了的边疆，那本书被打开在昨天和今天的时间里，却再没有人能够合上。
“在这个语境里，成了一个俄罗斯人。”活在一种被命名的语境里，逻辑当然已经走到了尽头，最后只有那个穿着连帽大衣的老人，甚至连他也转向他住的街道，周围一切都是空白，而我自己则完全置身在世界之外，“我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件事的发生。”永无2009年的现实，永无1990年的战争，永无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记里的俄罗斯人，也永无在那片冻住雪地里的美国人，永无写下笔记的作者，永无不再翻过那一页的读者。
其实，在2009年被阅读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午夜》之后，那一页是被人翻了过去，这是时间的序列，2009的下一页是2010年，2010年的下一页是2011年，它们都有战争和现实，都有俄罗斯人和美国人，甚至都有作者和读者。像图书馆一样，2010年是一所监狱，而2011年是一个电影院，封闭世界里，只有作者和读者在一起。起先出来的是读者，我，一个被围在石头砌成的高墙内，被围在密布的铁丝网里，所能阅读的故事是关于两个女儿的电视节目，她们在一档儿童节目里，在监狱之外的世界里，但是电视节目也像是被封闭的牢笼，也像被围住的高墙，也像被囚禁的铁丝网，我的婚姻生活去了哪里？我的事业去了哪里？甚至我希望能够自由出入物理界现实的幻影去了哪里？
那一刻，渴望成为幻影的我，其实是想成为一个自由命名的作者，而狱友诺曼却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作者的范本，“我怀念我那些墙。”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把墙当成了艺术品展示的地方，那些收藏的艺术品似乎只有在一面隔绝的墙上，才能保持自由独立的品质，怀念那些墙，就是怀念一种自由的时光，怀念艺术的生活，甚至怀念身为作者的身份。但是在监狱里，一切都在被解构，那个渴望成为《圣经》研究学者的人，那个在四处跑步的人，以及确定播放儿童节目的最年老犯人，他们都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建立属于自己的秩序，“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观念化的本质，激进的范围，一个如此随意却又如此行为，导致已在这里待了一年的诺曼，还要待上六年，忍受上下铺、诊疗室、排队吃饭、厕所里干手器发出的尖锐噪声。”只有身为作者，才能不被另一种现实所影响而失去自由。
作者必须制造词语，作者必须虚构现实，“新的旗帜，新的横幅。”“锤子和镰刀。”那一句句口号里，都是一个个的词语，锤子是词语，镰刀是词语，“就像阿布扎比。”而锤子和镰刀，本身指向的是一种政治或者革命，它起初是在现实的反面，其实在本质上却是现实的一部分，甚至沦陷在现实的巨大困境中：财政赤字、巨额债务负担、可能出现的违约……词语沦陷，现实变异，作者看见的或者只有归于寂灭的死亡，“我们信赖新闻终会消失，我父亲说。然后我父亲成了新闻。再然后他消失了。”找不到自己的父亲，那么背着词语的孩子是不是也会消失？只有“消失”这个正在发生的词语，在2010年的现实里，没有艺术，没有自由，没有可以逃离的虚构，“现在我意识到这是为什么了，因为她是我的妻子，非常奇怪，萨拉·梅西，慢慢地在脱掉她的衣服，束腰长袍和宽松长裤，一套奥黛。”我在自己的梦里成为作者，而其实，这一个和胡志明有关的城市之梦里，和站在吊扇之下的她有关的梦里，消失是必然的结局，一场战争正在发生，一个故事正在解体，幻影过后是死去的作者和死去的读者。
女人站在吊扇底下，是一种危险的存在，而在2011年《消瘦的人》里，女人总是出现在一个黑暗的电影院里，也是一个梦，一个虚构的梦，一个像是幻影的现实。在幻影之前是另一个女人，我生活中的妻子弗洛里，苗条的女人，但是那只胸罩挂在壁橱的门把手上，为什么好几个月了都在那里摇来晃去？好几个月是一种持久的状态，它和十几年后的生活一样，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是一种现实的描述，而更为真实的现实是，弗洛里有了叫阿夫纳的男友，有一个在华盛顿的儿子，以及总是裹着黑色的衣布，把一个让胸罩挂在壁橱把手上的女人离开了我。另一种生活而已，弗洛里的离开只不过是为了进入另一种生活，或者只是为了寻找另一个作者。进入是为了离开，我一个叫利奥的男人，无非是在此处的世界里，让她感觉到一种禁欲而死去的生活，于是不再吃肉、不再投票，不再在社区协会戏剧表演，对于弗洛里来说，就是要永远离开一种此处的生活。
她创造了一个阿夫纳的男人，她是自己的作者，而利奥在“她的胸罩挂在壁橱的门把手上，摇来晃去”的日子之后，也希望成为另一个作者，一个女人，一个在街上行走的女人，一个进入大型电影院的女人，女人其实在利奥眼里就是一个词语，一个新造的词语，也是一个复仇的词语，用词语编写的故事里，他们一同在街上，一同进入影院，一同回家，可是街上只有她露出消瘦的背影，电影只发生在黑暗中，而那个房子只有一扇门在她进去之后被关上。所以利奥的故事里，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喃喃自语：“我老是想起一部我大约十年前看过的日本电影。深褐色的色调，像发灰的褐色，时长三个半小时，一个下午在时代广场那边放映的，那家电影院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对她说，他把她放在虚构的情境里，他甚至想要表明自己的身份，然后像弗洛里一样，开始另一种生活。
其实只不过是幻影，虚构另一种生活，可那壁橱门把手上的胸罩总在眼前摇来晃去，“所有的人类存在都是由光引起的幻觉。”作者是幻觉，读者是幻觉，故事是幻觉，另一种生活里的“消瘦的人”也是幻觉，她或者就是弗洛里，在他的面前成为一个符号，“如果他眨一下眼，她就会消失。”如果不消失，他就必须把她命名为“消瘦的人”，而那个在壁橱门把处的胸罩必须永远摇来晃去。幻影总是扩大到现实之外，2010年的监狱里有幻影，2011年的电影里有幻影，包括2009年图书馆里的那本书，幻影世界总是以介入并且虚构的方式去除了现实的影子，但是从2009年往上回溯，其实和时间一样，隔着遥远的距离，幻影终究无法产生一个陌生的作者，产生一个孤独的读者。
更为现实的2002年的《巴德尔-迈因霍夫》，一个死去的人，一个在墓地里举行的葬礼，为什么会进入到《被枪杀的男人》的画作里？一个二十五年前的政治事件为什么在一个名字的启示中走向恐惧？“那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恐怖分子，还有他们之前的乌尔丽克，也是恐怖分子，并不是不可饶恕的。”恐怖分子不仅仅是制造了爆炸，而且将现实的一切都解构了，婚姻失败不是一个借口，甚至在那场葬礼之后，她看见的男人也无法消除她的恐惧，“交个朋友”的邀约背后，却是“你必须得走”的拒绝，抱起了她又怎样？那个世界一直没有放进二十五年后一个幻影的位置，只有一个人，只有一幅名叫“葬礼”的画，没有作者，也没有读者。
更为现实的是1988年的《跑步的人》，一个跑在前面的女人，说着关于一个孩子的遭遇，被男人抱上车，男人是他父亲？可是母亲又在哪？或者在经过的路边，在偶遇的事件中，男人仅仅是从梦幻空间里冒出来的陌生人？谁会相信梦幻会在一个现实事件中成为可能？谁会相信一个过客会记挂一个小孩的安慰？又或者，她对他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谁是真正的作者？谁又会阅读故事的读者？“她脸上挂着奇异而痛苦的微笑。他往后退了一点儿，然后倾身去跟她握手。他们就这样互道晚安。”看起来是和谐的，是互助的，但是现实只是一扇冷漠的门，当电梯滑向两边被打开的时候，那一个夜里，全部的故事是：“他独自一人从大楼的中心上升而去。”
2002年的现实提供了一种死亡的范本，1988年的现实提供了冷漠的风格，而1988年的《象牙杂技师雕像》里偶尔出现了幻觉，却是一种更为残酷的现实：地震。地震的时候，大地在晃动，天空变得阴暗，而所有的人都在逃命，对于女人凯尔来说，地震对于她来说，不仅仅是自然灾害，在她和所有人一样逃离的时候，她其实把自己带向了一个二元论的困境中，就像2009年的那个“假和非假”的逻辑一样，走向的是世界的终结之处。“世界已被缩成了室内和室外两部分。”凯尔的逻辑在这里被展开，她害怕地震来时的室内恐怖，却在室外里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都没有自己可想象的作者，也没有自己可以面对的读者，那个叫埃德蒙的男人，似乎正在她孤寂的夜晚帮助她寻找词语，然后用词语保护自己。
词语其实就是一种幻觉，那个古希腊的赫尔墨斯神像，是力量的象征，但是在地震中却粉碎了，神而成碎片，词语在哪里保护？埃德蒙的那一个象牙雕像复制品，似乎是在灾难中找到的新词，一个公牛跳跃者，一个女性，在扑面而来一跃而起的瞬间，超越了恐惧，超越恐惧就是超越现实，超越地震，“让你记起你以前活泼、乐观的自我。”可是，这依然是幻觉，埃德蒙去北方了，地震在第八天却发生了最严重的余震，于是她只在那象牙雕刻品的世界里，在幻觉中成为另一个自己——一个自己书写的自己，一个自己阅读的自己：“灵巧、年轻、乐观、现代；咆哮的公牛和震动的大地。没有什么可以将她和那个艺术品里面的心灵、某位象牙雕刻匠联系在一起，公元前一千六百年，被离她如此遥远的力量所感动。”
对于幻觉的最直接体现，仅仅是“把它放进自己的口袋，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它。”在灾难的现实里，“带着它”仅仅是幻觉一种，而当“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来的时候，幻觉就是一种被现实改变的幻觉，1983年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很遥远，它不再现实里发生，而我和福尔默在执行轨道飞行任务的时候，就构建了一个谁都没有经历过的幻觉时刻，那个时刻称之为“人性时刻”，而其实只是“战争时刻”的变异，和1990年发生的那场战争一样，根本没有被虚构的胜利。在这个“人性时刻”里，被确认的现实是我包里1901年的银币，是福尔默的毕业照、瓶盖和小石子，甚至是在太空中被听到的那些广播节目信号。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甚至地球也不再有盘旋的风暴、明亮的海洋、呼吸热气、烟雾和色彩，只是凡人的栖居之所。但是一个经理了战争的人，如何能把地球设想为另一种生活？
“每到星期日我还是会沮丧。”战争中的武器，战争后的全球战略，都变成了福尔默口中的话题，远离地球其实根本无法远离记忆，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在地球上发生，却在一个人的“人性时刻”里发生，福尔默是曾经的读者，是现在的作者，“过去是，现在也是，战争时刻。”没有远去的死亡，没有远去的伤痛，没有远去的地球，渴望一种人性时刻，却只能在太空的虚幻中忘记自己，“他全部的时间都待在窗边，俯暾着地球。他话很少，或完全不说话。”不说话，就没有了词语，就没有了作者，在飘荡的太空里，地球最终会去往哪里？
逃离地球，一种是科幻的方式，另一种则是神话的模式。《天使埃斯梅拉达》里的那个画在墙上的天使，只不过是死亡的另一种说明，在非法居留者的地方，在满是涂画的地方，竟然变成灵魂升华的救赎之地，这无非是一种讽刺，甚至还有那些修女，那些修士，谁能为死去的人建造一个归宿之地？“每次当这里死了一个孩子，他们就在墙上喷绘一个天使来纪念。蓝色和粉红色的天使几乎占据了那面高墙的一半。”可是当那个名叫埃斯梅拉达的女孩被人强奸而从屋顶上被扔下去的时候，天使的画像在墙上绘制完成，可是却只有母亲的哭泣，救赎只不过是幻觉，最底层的现实里是没有信仰和希望的空荡荡的街，连修女说出的那个“阿门”都在现实之外：“一个古词，源自古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实在地一手触到她的腹部以完成用身体形的十字架。”
“它根本上的虚假性会让你感到羞愧吗——所有的微妙之处和渴望的剪影？或者超验的力量会延存，某事件违反了自然力量的感觉，某种神圣的东西在火热的地平线跳动，你渴望异象因为你需要一个神迹对抗你的怀疑？”被玷污的神迹？被虚构的救赎？天使埃斯梅拉达只不过是一个十二岁的死者，她的名字只不过写在“受护”的墙上，而信仰也只不过在早晨、中午、黄昏，“都向你吟诵”。不被救赎，其实也不被降生，一切的战争、死亡、现实，一切的胸罩、雕刻、电影，一切的男人、女人，其实在“阿门，一个古词”的祈祷中，纷纷告别作者，纷纷远离读者，而所谓的“创世”无非是一个在“航班延迟”之后虚假的伊甸园。
从多巴哥群岛乘船到机场，为的是离开，而当飞机满员到航班延误，从待定人员到无法离开小岛，这曲折的过程，越来越将两个陌生的男女固定在隔绝的世界里，“创世之梦在庄重的旅行者探寻的边界露出光芒。一览无余。”离开变成不离开，克丽斯塔和我甚至在欲望的世界里开始寻找一种刺激，不是神圣的感觉，而是拖入到一个不再出去的幻觉世界里，创世，是逃避而已，“外面他们说那架飞机坠入该死的海里了。”即使只是一个延误的消息，当接受了现实之后，唯一的可能就是在幻觉中离开，在幻觉中变成不是自己，“她完全封闭了自己，浑身一动不动。”这是创世的开始？还是末世的沦陷？男人和女人，欧洲和美国，以及离开和逗留，当不再是自己的作者和读者之后，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等待一个词语：“没事的，没事的。我们可以一起度过这最后的几个小时，仅此而已。而且你可以跟我说德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