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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58·2161109·1349 |
| 作者：吴晗 著 | |
| 出版：台海出版社 | |
| 版本：2016年08月第一版 | |
| 定价：33.80元亚马逊12.50元 | |
| ISBN：9787516810866 | |
| 页数：288页 |
一个泱泱大国为什么会从当初的恢弘建国、气势逼人、一统天下走到最终的风雨飘摇、千疮百孔、不堪一击，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三百多年的明朝历史会给如今快速发展的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吴晗说：“三百年前，从当局到人民，从将军到文士，都只顾自己的享受，儿女的幸福，看不见国家民族的前途，个人的腐化，社会的腐化，宣告了这个时代的毁灭。”本书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秉着对历史严谨公正的态度，简单叙述了明朝政治、制度、社会、人物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以真实史料为基础，深入挖掘出明初的恐怖政治、卫所制度、科举情况，以及晚明流寇、农民起义等表象下隐藏的真相，揭开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
《明朝历史的教训》：两个轮子的亡国论
我们回顾这两千年的专制政治，无论向心或者离心，都是以独夫之心，操纵数万万人之事。而历朝皇帝，都生怕天下把得不稳，于是大量引用戚族，举全国人的血汗，供一家之荣华富贵，荒淫奢侈。自今而后，我们需要向心，我们更需要统一，但我们必须向心于一个民主的政权，我们必须统一于一个民主的政府之下。
——《第十二章 历史上的政治的向心力和离心力》
被回顾、被研究，以及被追念，都写在那腰封之上，只不过从历史已经发生的被动状态进入到面向未来的主动迎接。“鉴往事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其实是提供了两种方法论：一种是和往事兴衰有关的史实研究，注解在下面这句话里：“武汉三十年心血铸就，历经多次删改，终成传世佳作”；另一种是和当今“现在时”的发展有关的借鉴，注解在再底下的另一句话：“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历史学家武汉讲述明朝的兴衰与个人的得失”。而这样的“继往开来”的主旨在腰封另一面则注解得更为明确：“勿忘昨天的历史教训，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服明天的伟大梦想。”昨天、今天和明天，历史、使命和梦想，构筑的三段论更像是一本契合当今政治宣传的小册子。
而对于历史教训的审视，吕思勉在《三国史话》中以否定的态度驳斥了所谓的“前车之鉴”：“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不同为同，是察之不精，其实是对于历史的一种误读，而偏偏就是这种误读把教训变成了经验，试想，往事之兴衰完全是一种“历时性”的现象，它和史实有关，是完全在历史长河中已经发生的一切，如何能以“共时性”的态度移植到活生生充满未知的现在和将来？
但历史的意义或者真的不在于总结教训，提炼经验，而是以考察的方式看见我们未见的东西。而作为“明朝奠基者”的吴晗，其研究中心也一直在明史研究方面，《胡惟庸党案考》、《明成祖生母考》、《朱元璋传》等经典著作也都是围绕着对历史的考证上，都和往事兴衰有关。而这一本《明朝历史的教训》并非是吴晗的专著，甚至只是吴晗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的文章汇总：《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章节是“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旧稿”是为纪念甲申三百周年而写的专稿，《历史上的国民身份证》则写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刊载在《中国建设》五卷四期，《明代之农民·苛政猛于虎》一篇原载于天津《益世报·史学》第十二、十三期上，《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则原载于《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五、六期。
时间上没有承续性，体例上没有系统性，当然各篇章之间也没有统一性，如此杂糅在一起，可能也非吴晗自己本人的意愿。甚至书名《明朝的历史教训》看起来也并非是吴晗亲自确定的，它很可能来源于最前一篇《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演化而来。在纪念甲申三百周年的文章中，吴晗把明朝亡国的历史的教训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皇帝、宰相、兵部尚书和军队将领的不作为，弘光帝“还是满不在乎，人生行乐耳，对酒当歌，南京沦陷的前夕，他还在排演当代有名的歌剧燕子笺！”宰相马士英则“凭了一点拥立的私恩，独擅朝权，排斥异己，摈史可法于江北，斥刘宗周、黄道周于田野，迎合弘光帝的私欲，溜方多似狗，都督满街走！”而阮大铖则勾结马士英、奉承弘光帝，“居然做了新朝廷的兵部尚书”，“综全国军政，负江防全责”。拥兵数十万虎踞长江上游的左良玉，则按兵不动，坐观兴亡。在朝廷之外，则是麻木的人民，“后方的都市，后方的乡村，却像另一个世界，和战争无关，依然醉生梦死，歌舞升平。”在这样一副国家图景之下，“从当局到人民，从将军到文士，都只顾自己的享受，儿女的幸福，看不见国家民族的前途，个人的腐化，社会的腐化，宣告了这个时代的毁灭。”
清兵入关，明朝沦亡，三百年前的这一幕在吴晗心里是完全的痛恨，而他的目的当然是指向三百年后的现在，“三百年后，我们想想三百年前的情形，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所以，“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是明朝走到最后一步的死亡论，而要论述明朝二百多年历史中出现的教训，则完全是另一种思路，而从在各个时期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的文章中，虽然大致可以总结出明朝历史的那些教训，但是却丧失了学术著作最主要的系统性，所以，对于《明朝历史的教训》，并不应当成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对于历史史实和人物的一种简单陈述和梳理。
明朝是从推翻元朝统治开始的，作为开国皇帝，吴晗更多笔墨在于朱元璋时代，从他起兵到建国，其实有一种奇怪的思维，作为起义者，朱元璋是从反抗开始的，一方面是对于社会压迫的仇恨，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异族统治的抗争，吴晗将这种“划时代的转变”称作是“民族革命”：“这一鲜明的划时代的转变，更掀起了过去百多年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仇恨，得到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深切同情，地主们也因旧秩序的维持和利益的保全而加入合作，在各阶层支持之下，这一新兴势力在十年中便完成了它们的使命，把整个汉族从蒙古人铁蹄之下解放出来，民族革命成功了！”政权重新回到汉族人手里，这种民族的解放是成功的，但是在解放之后，朱元璋的矛盾性便体现出来，一方面当他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属性而成为统治者的时候，当他具有了独立行动能力的时候，“便决然地舍弃这双重的、矛盾的策略——肤浅的、欺骗的神话宣传，和已经失去时效的、冒牌的复宋掩护旗帜”，从下层爬到上层，从平民变成新贵族，从农民变成大地主，是和朱元璋一样成功的领袖的社会属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带来的一个危害，就是“为胜利之杯所炫惑”，吴晗认为，他们“忽略了革命之所以发生的背景，和最初所指出的社会病态”，可以说，明朝的建立“是一个最辉煌的成功，同时也是一个最严重的失败。”
失败似乎从建立明朝就开始了，于最高统治者朱元璋来说，他把皇帝的正殿命名为“奉天殿”，把皇帝诏书的开头规定为“奉天承运”，就是表示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奉天而行，明朝是承方兴之运的，“谁能反抗天命？谁又敢于违逆兴运？”他禁止一切邪教，他规定十年一次的劳役，他建立里甲的组织，他实行独裁，都是他在成为统治者之后反过来开始的压迫，而这种压迫在各种制度中具有了合法的性质，所以吴晗认为，专职独裁的统治术在本质上并没有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改变，“就中华民族本身而言，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特权，并没有因为政权的改变而有所改变。”所以为了维持政权，朱元璋用两套法宝来巩固皇权，一是军队，用武力镇压，二是官僚机构，用公文统治，“皇权假如是车子，军队和官僚便是两个车轮，缺一不可。”
这两个轮子是为了巩固皇权，所以在皇权之外的一切，都可以用这两个轮子，在统治阶级内部，非淮人和淮人之间、相权和皇权之间的斗争，都通过镇压的方式来化解，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尽一切方法来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胡蓝党案，相关联的人被杀大约在四万人左右，还有开国功臣被杀系列案：“洪武八年( 1375)德庆侯廖永忠以僭用龙凤不法等事赐死；十三年( 1380)永嘉侯朱亮祖父子被鞭死；十七年(1384)临川侯胡美以犯禁死；二十五年(1392)江夏侯周德兴以帷薄不修的暧昧罪状被杀；二十七年( 1394)杀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颍国公傅友德；二十八年(1395)杀宋国公冯胜。”而对于贪官，朱元璋更是用了极刑：“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十八年( 1385)的郭桓案，两案连坐被杀的达七八万人，其中主要是各级官员，追赃牵连到各地许多大地主，都弄得破家荡产，旧地主阶级的力量更进一步被削弱了。”
朱元璋的统治术，其目的只有一个，削弱任何对皇权有威胁的力量，军事镇压和残酷统治或许是一时的极刑，而在长远利益上，朱元璋更是通过兴起文字狱、兴办国子监等手段，从禁止和提倡等两方面来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文字狱的时间从洪武十七年( 1384)到二十九年(1396 )，前后达十三年。一开始是和自己有关的禁忌，之后却变成了广义的禁忌，禁止小民取名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禁止百姓取名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等名字，并禁止民间久已习惯的称呼，如医生止许称医士、医人、医者……洪武二十七年，还特别敕命组织了一个《孟子》审查委员会，将里面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篇章删除，“刻板颁行全国学校”。而这种文字之禁和处罚相结合，在国子监，一大批违反规定的人被处死，痛决、充军、罚充吏役、枷镣终身、饿死、自缢死、枭首示众、凌迟，学校变成了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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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晗：历史的另一个符号 |
而另一方面，大量奴化的新官僚被培养起来，“是整个学术文化界、思想界、政治界，从童生到当国执政，都向往三王，服膺儒术”。而庶民通过科举和学校教育，于旧官僚形成了明代的新仕宦阶级，他们“有地位，有大量的土地和金钱，剩余的财货的投资目标是兼并土地和经营商业”，在明朝后期，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仕宦阶级形成了贪污之风，“内外上下，贿赂公行，终至民不聊生，盗贼四起”，并形成了“废弁弃官，凑钱投资使某某一人入阁执政，事成后以中外要官为酬佣分红之报偿，再从所任官上科敛搜括，收回资本和利息”的明代吏治，骄奢淫逸盛行，也促使了明朝的亡国。所以吴晗认为，当“读书取科第，做官要贪污，居乡为土豪”成为他们的终极目标，这样一种风气和制度下，明朝根本就没有什么学术。
而在另一方面，明朝农民的负担却一直沉重，“皇室、中官、外戚、勋臣、地方官吏、豪绅、地主、胥役……这一串统治者对农民重重压迫，重重剥削，他们的财富，他们所享受的奢淫逸的生活，不但是搜刮尽农民身上的血汗得来的，并且也不知牺牲了多少农民的性命，才能换得他们一夕的狂欢。”，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社会里，农民一方面被活活折磨死，另一方面不堪剥削而成为流寇，最终形成了农民叛乱，和明末的奴隶解放运动一起，成为威胁统治者的最大力量。
所以在两架车轮的统治之下，在社会矛盾日益白热化的现实面前，明朝走到了它的末路，而这一切吴晗提炼出“教训”来说，则是政治中出现了离心力。实际上，作为中央集权的时代，它应该表现的是向心力，因为不管是军权还是政权，不管是法权还是财权，都握在中央政府之手上，“中央之于地方，犹躯干之于手足，令出必行。地方之于中央，犹众星之拱北辰，环侍唯谨。”但是明朝为什么让向心力变成了离心力？在吴晗看来，这无非是统治阶级忽视了社会的结构好而矛盾之所在，就拿朱元璋的残酷镇压来说，“他没有也不可能懂得封建专制的寡头独裁政治，地主阶级专政的残酷统治，官僚政治和贪污舞弊是分不开的，封建统治是以剥削人民为基础的，不推翻封建统治、封建制度，单纯地用严刑重罚，流血手段来根绝贪污，是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
当然，站在历史中的朱元璋是不可能看到封建统治的弊端，而吴晗从“鉴往事之得失”角度出发，似乎在向心力和离心力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回顾这两千年的专制政治，无论向心或者离心，都是以独夫之心，操纵数万万人之事。而历朝皇帝，都生怕天下把得不稳，于是大量引用戚族，举全国人的血汗，供一家之荣华富贵，荒淫奢侈。自今而后，我们需要向心，我们更需要统一，但我们必须向心于一个民主的政权，我们必须统一于一个民主的政府之下。”其实，《历史上的政治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篇章完全可以以深化的方式探讨中国古代政治，但是“颇有不知从何处说起之苦，并且篇幅也不容许”的写作要求使得他只能“用简笔的办法，举几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最后只是画出了粗线条，没有对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诸方面的利弊做充分的阐述，而“考当今之得失”的目的论又让他早早做出了结论：“我们必须向心于一个民主的政权，我们必须统一于一个民主的政府之下。”
何为民主政权？何为民主政府？既然政治的向心力表现的形式是中央集权，那么民主政权如何处理好集权和民主的关系，或者说如何从明朝历史的教训中提炼经验，为现今社会服务，这些都是欠缺的，而这种简笔画的风格也完全体现在各篇章中，当本应有的历史研究被抽空，所谓的交心也变成了简单论述，甚至变成了材料的堆砌：《明代之农民·苛政猛于虎》在20页的书页内容中，引用材料多达43处，《明代的新仕宦阶级·生活与文化》中，在讲述“缙绅士大夫至以赌博为风流”的现象时，引用了祝允明、皇甫冲、何士璧、韩上桂、顾亭林、申涵光、吴伟业、沈德符等人的叙述，24页竟引述材料达75段。
历史的教训只是写在材料上，放在引文里，发生在历史中，“三百年后，我们想想三百年前的情形，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其实，三百年前的政治已远，三百年后的现在何尝不在这种“简笔”法和急功近利中变成了一种空泛的口号，一种被抽空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