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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9·2170419·1379 |
| 作者：【西】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5年03月第1版 | |
| 定价：45.00元亚马逊34.80元 | |
| ISBN：9787208125131 | |
| 页数：274页 |
巴托比症候群，得名自美国文学大师梅尔维尔笔下人物，症状是：一举成名便再无作为；以各种借口拒绝创作；热衷他业而荒废写作；躲避读者，甚至不以真名示人，行踪诡秘……用“我宁愿不”来拒绝一切，跃出纸页化身为一种病毒，弥漫在文学世界中，患上此症的人无药可治，而任何抵抗此病的举动亦是徒劳。“我便这么一脚踏进了这个‘不’的迷宫里，漫步游走于一条条藏身于当代文学潮流中的小径。”当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打开“不”的迷宫，那一位“巴托比”患者会如何面对这一切：他年轻时曾写过一本小说，但因为某种心灵创伤，他拒绝再写。直到某一天，他开始写日记，记录那些和他同病相怜的作家封笔之谜。奇怪的是，他的日记里看不见正文，只有脚注，好像正文被某种不知名的病毒吞噬了……
《巴托比症候群》：一脚踏进了“不”的迷宫
想一个数字，将它乘以二，乘以三，再乘以四。／然后，再将它从脑海中擦去。”
——爱尔兰诗人 麦克尼斯
麦克尼斯的诗句完全可以还原一种思维的过程，先要想出一个数字，然后用乘法的方式计算，在得出结论之后再把它从脑海中擦除。想出然后计算，最后擦除，想出、计算和擦除的连续过程，就是建立了一个闭合的系统，它从肯定开始，到否定结束，最后就是完成了一种确定。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从肯定到否定的过程，其实从来不是确定的：想出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就是不确定的，它实际上就是没有原因的开始，然后一个数字被想出来的时候，这个数字也是随机的，它可以事，可以是8，也可以是26，或者378，然后乘数也是不确定的，无论是2,3还是4，它们被计算的目的是“从脑海中擦去”——当所有的东西都在不确定、随机和偶然中被确定的时候，最后擦去的动作其实显得很容易，也就是说，在不确定的肯定中建立的否定，它的否定意义也是一种无意义，而这种无意义到底意味着什么？
用罗素在《数学哲学导论》中的话来解答就是：“2这个数字，是一个玄学实体。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它是否真实存在，也不知是否已经掌握其踪迹。”数字2是一个实体，但是如何证明它？就像康德所说，它只不过是想象力建立的一种图式，它只是我们的概念，2具有有概念的普遍性？即使在罗素的数学世界里，我们也“不知是否已经掌握其踪迹”，而那个北爱尔兰的最伟大诗人麦克尼斯索性在从数字的计算中得出结论后，“从脑海中擦去”，一笔勾销，还有什么想象的图式，还有什么概念的普遍性，还有什么玄学的实体？
但是，包括那个数字，包括乘积，包括“从脑海中擦去”的叙述，都是明明白白写在那里，麦克尼斯把它写进了《秋日随笔》的书里，然后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在拍摄《蚀》之前，摇头晃脑地细细品味着，之后连同罗素对于玄学实体的论述，最后都变成了安东尼奥尼电影里的灵感；如果再扩充，麦克尼斯的诗句、罗素的论述、安东尼奥尼的阅读，都写在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小说里，那是在星期一的时候，小说中的“我”记起了安东尼奥尼的这个轶事，顺着肯定之否定、否定之肯定的思绪，最后想起了英国诗人迪伦·托马斯在《自叹息中》的那句诗：“某些，确定性，必定，被赞颂。”
“我”在星期一的早上，想起了这些，就像麦克尼斯想起一个数字，那我会不会最后将它从脑海中擦去？当诗句被引用，电影被放映，小说被书写，还有什么是可以被擦去的？它就是一种“某些”确定性的存在，它就是“必定”被赞颂的文字，而最后，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小说进入到我的阅读世界里，也是在确定的日子，确定的地方，也是确定作者，确定的文本——再如何擦去，再如何否定，它一定是存在的，一定是具体的，一定是确定的：191页，倒数第9行开始，大括号里是56。
从被引用的诗句，到被论述的数字，从被激发的灵感，到被提及的情节，从被写作的小说到被出版的作品，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确定的，都是存在的，都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当用这些素材来“追踪巴托比以及文学蚀现象”的时候，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悖论，就像迪伦·托马斯诗句中的“某些”和“确定性”，它其实是一个双重解构的过程，但是不管是肯定之否定，还是否定之肯定，最后却总是呈现在存在的维度里，也就是所有的巴托比症候，都在“不”的世界里走向了“是”。
“于是，我便这么一脚踏进了这个“不”的迷宫里，漫步游走在一条条藏身于当代文学潮流中的小径。”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用“我”的语气这样说，如果省去“于是”之前的原因，巴托比症候群的唯一症状就是走在“不”这个迷宫里，可以是已经走进，可以是正在徘徊，可以是走进而不走出，也可以是走进又返回，但是他们都看到了不，看到了否定，看到了不确定性，看到了2，那么首先一个问题是，那些走在“不”的迷宫里的人，为什么会看见“不”，而不看见“是”，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像麦克尼斯一样把计算的结果“从脑海中擦去”，而不留下关于数字世界最奇妙的组合？
为什么似乎是涉及到了巴托比症候群存在的原因，而在原因被剖解之前，应该先看到现象，也就是说，应该把2看成是玄学的实体，从而才有机会得出它并不真实存在，也无法掌握其踪迹的结论。按照“我”的观察，巴托比症候群走向“不”的迷宫有诸多原因，墨西哥抄写员胡安·鲁尔福在出版了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之后，就走进了“不”的世界，他在此后的三十年里不再写作，而问及原因时，他给出的说法是“赛勒瑞诺叔叔的死”，的确，鲁尔福在叔叔赛勒瑞诺死后不久便放弃了写作，而这个理由成为那些活在“不”诗集里的作家用来为自己抛弃写作所编造的借口中最具有原创性的一个，“赛勒瑞诺叔叔的死”涉及的是一种外力的影响，一个亲人的死亡如何也构成了一个大事件，所以在死亡面前，作家们从此沉寂，从此完全封闭在“不”的世界里。
而菲利佩·阿尔法乌给出的理由是：我是一个“学习英文的拉丁人”，英文和拉丁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文化的差异，这种跨文化的语境对于菲利佩·阿尔法乌来说，比“赛勒瑞诺叔叔的死”更涉及文本本身，“对拉丁人而言，则是迫使拉丁人丧失原有的种族特色，忘记自己随遇而安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豁达，开始插手每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务，然后开始感到不安，开始在意之前根本不在意的琐事。”于是，在他创作完成了第二部小说《彩色的石印画》之后，便陷入了永恒的孤寂，他最后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的那句话是：阿尔法乌在迈阿密。阿尔法乌就在眼前，就是本人，但是却被一句话抽离而到了别处，就像那个学习英文的拉丁人，从此再无法进入自己的世界——“萨缪尔·贝克特，他和阿尔法乌一样，最终在一家养老院里过世，而且，和阿尔法乌一样，他也进入了自己选择的庇护所中。”
最具原创的“赛勒瑞诺叔叔的死”和陷入跨文化语境的“学习英文的拉丁人”，构建了“不”迷宫一种外围的风景，而对世俗虚荣的鄙视，则成为巴托比症候群的另一个病因，瑞士籍德语作家罗伯特·瓦尔泽一心想要成为无名之辈，他极度渴望被人遗忘，而这种欲求的目的是远离顶峰，避开权力和荣耀之地，“如果有一天，一股潮流将我卷起，带到人生的最高点，我将自行消解这股帮助我向上的力量，毫不犹豫地往回走，回到最低下、最卑微的黑暗之中。只有身处低处，我才能继续呼吸。”同样对世俗虚荣一笑了之的还有法国作家瓦雷里·拉尔博，看上去他在一次心脏病发作后半身不遂，于是在轮椅上度过了坎坷的二十年，当朋友前来探望她的时候，他说出了一句话：“Bonsoir les choses d'ici bas.”可以翻译成：“晚上好，在这的，下面的那些东西”？但是这句话其实根本无法翻译，或者他故意在句子里设置里迷宫。
不管是瓦尔泽还是拉尔博，他们对于世俗虚荣的鄙视，让他们从此沉默，而另外一些作家放弃写作，是因为自己觉得太过渺小，贝宾·贝尤是西班牙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与加西亚·洛尔卡、布纽埃尔和达利等皆曾客居西班牙马德里“学生宿舍”，他被推崇是西班牙文学界“二七一代”的先锋，是历史创造者，是那个年代的先知，是众诗人之首，但是他却总是说：“我谁都不是。”——“我从来就不曾因为想要出版而写作。我写作只为了朋友，只为了博君一笑，只为了开心。”同样抛弃我的还有意大利作家家鲍比·巴兹伦，他说过的话是：“我认为‘写书’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此，我再也不写书了。所有的书几乎都只不过是页脚注解的膨胀而已。所以，我只写批注。”从著作到批注，那个我似乎是被缩小了，缩小直至消失，就是取消了我作为作者的意义，于是他说：“人已经不可能继续写作了。”
取消了我，看起来是扼杀了创作的欲望，而其实在内心来说，是因为对艺术本身进行了否定，雅克·瓦谢，现实主义之父安德烈·布勒东的好友曾说：“艺术就是愚蠢。”说完这句话，他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和瓦谢一样，加缪说出的是那句“永远的沉默”，尚福说出的是“我害怕还没有真正活过便死去”——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你不出书”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因为读者大众只对他们根本就不欣赏的成功感兴趣。”对于尚福来说，当那颗子弹穿过他的鼻子从右眼射出的时候，当那把锋利的到生生划过喉咙的时候，当最后拼命插进胸口的时候，他就是在寻找真正的死亡，而这种死亡足以让他在沉默中反抗被他们赋予的“害怕”。他们的沉默，他们的“不”，以及他们的死亡，都在证明这样一个道理：“拒绝创作恰好是一种新的有效方式，证明了他们那不容置疑的严肃态度。”
尚福极端的死，到达了写作的另一种高度，因为只有这种真正的死亡才是自己的，而这种永远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如阿根廷的福格威尔所说的不被写：“我写作，是为了不‘被写’”从写到被写，就是从作者到读者，当读者主导了写作，对于作者来说，无异于一次扼杀，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说话，就是兰波所说的“艺术只不过是胡说八道”。拒绝被写，就是拒绝成为读者中的我，就是成为那一个沉默的我，于是，王尔德在巴黎的最后时光中说：“什么事也不做，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不仅困难，而且非常需要智慧。”而在他死后，巴黎一家报社为他写下了一段遗言：“当我不知生活为何物时，我便写作；而现在，当我领悟到生命的真谛与欢愉时，我便无物可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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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写总比不写好 |
沉默者有之，自杀者有之，他们都通向了“不”的迷宫，而莫泊桑似乎和尚福以同样的方式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我坚不可摧！我是不朽的！”这是莫泊桑认为自我不朽时喊出的话，因为不朽，所以要说话，不仅说话，还要制造传奇，当那颗子弹射中他的太阳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毫发无伤，接着再次举枪射击，依然不死，最后他抓起了拆信刀，狠狠划过了喉咙，当血从喉咙喷出，他依然不死，但是从此他却无法提笔，无法写作，短短数日，莫泊桑走向了最后的死亡。尚福是要在真正的死亡中离开令人害怕的活着，而莫泊桑则用不死的传奇来证明自己不朽，而这种不朽除了文本意义之外，还具有一种身体意义，只不过，莫泊桑最后读到的那篇文章是：“莫泊桑精神异常”，而最后以这样的方式死去似乎也丧失了文本和身体的尊严。
诸多的巴托比症候群的病因，其实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他们在走向“不”的迷宫的时候，一定会碰到一个问题：文本会真正沉默吗？作者会真正死去吗？如果从“巴托比”的考证来说，这个症候群所涉及的首先就是文本，赫尔曼·梅尔维尔写过一本书，书里的主人公就叫“巴托比”：
故事里，从来没人见过巴托比先生阅读，连读报纸也没有。他总是站在透着苍白光线的窗边向外看，凝视许久。他背后立着一扇屏风，再后面则是华尔街的一堵红砖墙。他从来不喝啤酒，不喝茶，连咖啡或其他饮料也不喝。他甚至住在办公室里，哪儿也不去，连星期天也不例外。他从来不曾谈论自己是谁，来自哪里，或在这世上有没有亲人。每当有人问起他在哪里出生，请他聊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或者交代他去做一项工作，他总是这么回答：“我宁愿不做。”
不阅读，不喝酒、不喝茶、不出门、不谈论自己，不做事，这是巴托比的典型特征，这一系列的“不”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巴托比的第一维度，那就是他们的“不”是文本中人物的“不”，瓦尔泽的小说《雅各布·冯·贡腾》里就塑造了一个虚无主义的任务，他说的一句话是“我不寻求进步”，这与巴托比所说的“我不想要改变”有着一致性。这样的巴托比人物还出现在安德烈·纪德的小说《沼泽》里，出现在罗伯特·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里，出现在保罗·瓦雷里笔下，他们都想要写出一本书，然后最后都没有完成，最终像巴托比一样，在“不”的世界里终老，甚至消失。
文本里的人物是巴托比症候群的第一个维度，而第二个维度则是作者自己的“不”，法国作家在写完了《佩德罗·巴拉莫》之后，在之后的三十年时间里不再写作；兰波在他十九岁那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书后，便彻底抛弃了一切，全心投入冒险旅行，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蒙特罗索写了一篇寓言故事《最聪明的狐狸》之后数年，不再发表任何新作……不写作是作者的隐匿，而极端的例子是荷尔德林，他的写作让他陷入到了永远无法康复的疯狂状态，在去世前的三十八年时间里，他把自己封闭在德国图宾根的=小城里，日夜待在木匠朋友齐默供他安身的小阁楼里，写着奇怪难懂的诗句，并署名为“斯卡达奈利”、“奇拉卢西米诺”与“博纳罗蒂”。除此之外，美国诗人哈特·克兰与瑞士诗人阿蒂尔·克拉旺，他们双双在墨西哥海域神秘失踪，成为一起“肉体”消失的事件。当然，费勒尔·莱林最后投入秃鹰的研究，德·昆西表现在鸦片上，都可以看成是“肉体”的死亡，都是将作者带入了“不”的迷宫。
看上去，文本中的人物的沉默，作者的“肉体死亡”，都在消灭说话，消灭写作，消灭文本，但是很明显，当“不”成为迷宫里的那个关键词，当沉默成为他们的态度，其实他们依然在延续着说话的权力，依然把“不”当成了和“是”一样的词语，雅各布·冯·贡腾说：“我不寻求进步”，就是为了进步；雅克·瓦谢说：“艺术就是愚蠢。”但是愚蠢的是不是艺术？福格威尔说：“我写作，是为了不‘被写’。”被写也是写作之一，于是那些否定就变成了肯定，鲍比·巴兹伦说：“所以，我只写批注。 ”兰波说：“我已经渐渐习惯眼前的幻象了。”而杜拉斯则说：“写作，其实就是‘不说话’，就是保持沉默，是无声的吼叫。”当不说：“此时此刻，已无话可说，只能重复。”而“是”的回答是：“殊不知，这种所谓的结论，语言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甚至是让人不安的规律，而文字开始忠实地履行这一规律。文字最后被拯救了，因为它们放弃继续活下去。”
也就是说，在所谓“不”的迷宫里，他们依然在创作，依然看见了“是”，而在这个是“不”而“是”的世界里，巴托比症候群真正要解决的是一个终极问题：如何写？或者说，写如何成为可能？在写作中，于是那个叫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作者出现了，于是他笔下的那个作为抄写员的“我”出现了，于是从1999年7月8日开始的批注日记出现了，而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另一个文本，另一个作者，以及另一种“不”，那就是虚构世界里的“隐形文本”。
书中的人物在创作隐形文本，“我”在这本日记的页脚写下对“隐形文本”的评论，其意义就是让这看似鬼魅、若有似无的写作，“将注定在下一个千年的文学中游离不定，纷扰难休。”“不”的迷宫就转为了“是”的迷宫，于是，我有了一个在让人讨厌的公司里上班的工作，有了我爱的女人不爱我受到的伤害，有了朋友胡安之间的故事，有了最亲近的家人全都过世的现实，有了一个叫“巴托比”名字的老板，有了给《文学蚀》的编者德兰写信的经历，种种，都是在否定中建立肯定，都是在不中书写是，而所有这一切却在隐形文本中完成了作者的另一种命名：“这些极端自我封闭的文学灵魂，竟一一来到这里与我对话，我想，或许这沙发便是家里最理想的、最适合让我和他们齐聚一堂的地方吧。”
于是，那个在纽约大道上遇到的塞林格，便成为“我”书写的塞林格，他从文本、作者的身份中走出，在三年前的公交车上和我相遇，相遇而取消了那个真实的塞林格，他成为了我笔下的塞林格：他在我和一个女人之间，然后给了那个女人一个吻，然后一起站起来下车，最初在我的脑海里闪现的是“他不是塞林格”，而后来我命名他就是塞林格，而且那个女人成为了塞林格的情人，并且也被命名叫“雪莉”——而其实这个在街上偶遇而被命名的故事，在真实的塞林格的小说《破碎故事之心》里也有叙述，小说中的情节，我遇到的情节，一种文本被重新改写，它就必然会出现原初文本之外的“我”，而我就变成了脱离第一文本，进入第二文本的那个人物，也就在“不”和“是”之间轻易完成了转换。
从隐秘文本到虚构文本，那个作者从消失到再生，或者才是文学“不”的迷宫里的自救，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为新千年的文学提供了案例。神秘的托马斯·品钦为什么要让自己“分身”？当他说“那么，就要由你来决定哪一位才是真的了”的时候，是把自己放进了文本里；“妄想狂佩雷斯”为什么变异为萨拉马戈？作品已经被提前写完，即使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一种惩罚；那个署名叫B．特拉文的作者为什么从来不存在？“作者拒绝承认所有发生过的与正在发生的事，他根本上拒绝自己存在。”而正是他们在文本世界之外消失或匿名，他们才能在文本里成为真正的作者，而“我”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在文本里实验了一种消失的“复出”：“特拉文一生躲躲藏藏，我也决定要躲躲藏藏，明天，就连太阳也要将自己藏起来了。新千年之前最后一个日全蚀将在明日到来。”
文本中的瓦尔泽的小说《皮埃尔·梅纳尔学院》是不存在的，克莱芒·卡杜及其生平是假的，乔治·佩雷克的《永远看起来像件家具的作者自画像》是没有的，甚至“妄想狂佩雷斯”的作者鲁伊斯、马塞尔·马尼埃尔及其作品《香水地狱》、克拉拉·沃利采克及其作品《私密的灯光》也都是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在文本里写出的虚构，是一个“不”的迷宫，而正是这众多的“不”，才能使得“是”成为可能，才能在作者意义上完成救赎，才能使写作越过文本成为自己，就像巴尔扎克在弥留之际向世人做的那个巴托比式的道别：Fais ce que dois，adv……——“无论发生什么，做你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