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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58·2170419·1380 |
| 作者：史景迁 著 | |
|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03月第1版 | |
| 定价：36.00元亚马逊27.70元 | |
| ISBN：9787549550753 | |
| 页数：205页 |
十八世纪，广州人胡若望随傅圣泽神父来到法国，却被当成疯子囚禁在精神病院达两年半之久。是胡若望天生性格执拗乖张使然，还是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了误解？“为何将我囚禁？”这既是胡若望的追问，也是历史的追问——究竟是谁的问题？史景迁的《胡若望的疑问》以日志形式记述了18世纪的胡若望在法国奇迹般的生活经历，并辅这一早期中外文化宗教交流的史事。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使这个中国人的法兰西之旅充满艰辛曲折，灵魂也备受煎熬，以致最后竟沦落到精神病院。本书再现了胡若望200多年前的奇遇，并试图对他的疑惑予以历史和文化的解释：“胡若望最令人惊奇的一点，也许就在于我们竟然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胡若望的疑问》：为什么把我关起来？
孩童高声叫着，眼里充满了期待，尖细自信的嗓音此起彼落。“胡伯伯，跟我们说说西洋是什么模样。”胡若望沉吟了一会儿，闭上眼睛。欵，”他说，“是这样的。”
——《第十一章 返乡》
“理想国·史景迁作品”系列之第三本，和之前阅读的《太平天国》、《前朝梦忆》一样，竖排的标题，繁体的书名，以及取自“景仰司马迁”的作者，这些标签都带入了一个中国式的语境中，传统、古典，在未开卷之前就已经构筑了一个回归汉语的场景。但是那些人物，那些史实，甚至那些材料都是被塑膜包裹着，所谓的想象，大约是先入为主地穿透了精装的封面，而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自动搭建了一个没有语言隔阂的阅读空间。
但是，被塑膜包裹，被封面封闭，那些历史难道不是仅提供了一个窥视的小孔？甚至当真正开卷而读的时候，这个小孔似乎也只是为那些非汉语世界的人而开。一种尴尬是，当史景迁用西方人的视角书写一个中国的传奇，却是用“The Question of Hu”来命名，汉语和英文，不是自动搭建了非隔阂的空间，而是自动阻碍了那种从汉语回归到汉语的通道，译者陈信宏无疑是为了打开这个通道而存在的，于是，在被打通的通道里， “The Question of Hu”可以是理想国的“胡若望的疑问”，也可以是上海远东出版社的《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8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法国蒙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上海远东出版社，陈信宏和吕玉新，以及《胡若望的疑问》和《胡若望的困惑之旅》，当打开的通道成为相异的通道，那个胡若望，那个史景迁，以及那段18世纪的旅程，还会成为历史中的唯一？
这或者只是一个简单的文本翻译问题，从中国传奇到英文书写，再从英文书写到汉语翻译，不说这是从此到彼再从彼到此的一个回译过程，但在语言的微妙转换中，那种中国式的语境的确已经不存在了，这是陌生的中国，这是陌生的中国人，当然，这也是陌生的历史。而这种被语言天然隔阂的陌生化文本却巧合地阐释了胡若望的那个疑问，1725年10月12日，星期五，沙朗通精神病院，当那名叫戈维里的教士问在精神病院呆了两年半的胡若望还有什么问题时，胡若望提出的那个问题是：“为什么把我关起来？”
“为什么把我关起来？”这就是史景迁笔下“The Question of Hu”，单数的疑问，或者也是他在法国的最后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被戈维里记载下来，但是他所记录的是罗马拼音：“so muen kin kinti”，这个罗马拼音如果要转换成汉语拼音，那就是“Weishenme suomen jinjindi”，变成中文就是：“为什么锁门紧紧地？”最初的源头是胡若望用中文说的一句话，接着是戈维里用罗马拼音记载下来，然后是史景迁变成了英文，再后来就是被翻译成了“为什么把我关起来？”如果撇除中间的各种语言转换和翻译，从原点直接到最后的表述，“为什么锁门紧紧地？”和“为什么把我关起来？”，看上去并无明显区别，锁门而关，都是无法打开，都是被封闭，而史景迁把它作为“胡若望的疑问”时，显然是从当时胡若望在精神病院的具体语境中挣脱出来，就如他在《序言》中所说：“胡若望最令人惊奇的一点，也许就在于我们竟然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一个人，一个18世纪的中国天主教徒，一个在欧洲遭遇了波折的中国人，他几乎就关在那尘封的历史里，他似乎完全可以被忽略的，连史景迁也说：“他性格惹人烦厌，其貌不扬，出身寒微、生活贫困，又没有地位显赫的亲戚可供攀附，而且只受过粗浅的教育。因此种种，他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帮人抄写文件；他与人冲突时虽然勇敢，却缺乏谋略；他虽然信奉天主教，在教会里却没有升上多高的职位；他虽然在1722年曾到过欧洲一次，并且待了三年以上，但大部分时间却都被囚禁在疯人院里，针对这段经历他也只写了两封简短的信件，其中一封还遗失于寄送途中。”但是他竟然从历史中走了出来，并且发出了“胡若望的疑问”，在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伦敦的大英图书馆以及巴黎的法国外方传教会档案馆等世界三大档案库里，都有关于胡若望那段旅程的记载，那么，这个被记载的中国人价值何在？“胡若望的疑问”其历史意义在哪里？
这便成了“史景迁的疑问”。当胡若望在1725年发出“为什么把我关起来”的疑问时，戈维里似乎已经做出了回答：“因为你认为你母亲身故的时候，曾经表示出极度哀伤的模样，因此大家都很担心你的状况。因为大家担心傅圣泽神父一旦离开之后，你就只剩下孤身一人在巴黎，届时可能又会走失，甚至遭受伤害。”那时的戈维里其实是“不忍心对他说原因是他们认为他疯了”，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戈维里以另一种方式绕了过去，而当胡若望得不到最满意的答案之后，“胡若望的疑问”便成为了历史中的一个省略号，但是史景迁 再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而成为“史景迁的疑问”时，他已经不单单是一个个人问题，而变成了遭遇了两年半精神病院生活的中国人的疑问，甚至变成了中西方在18世纪交汇中的一个和信仰、习俗、文化有关的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弱者和孤独者的胡若望来说，“为什么把我关起来”的现实意义是如何会有一个房门紧锁的封闭世界？为什么会让一个无辜的人失去最起码的自由？当身为天主教徒的胡若望在广州毛遂自荐而成为耶稣会神父傅圣泽的助手时，他其实从来不曾设想自己会进入一个关起来的世界。虽然欧洲的传教士在当时的中国从事的是零星的传教工作，他们只在教廷传信部，甚至只是为弃婴进行施洗，而傅圣泽的工作看起来宏大许多，在中国待了22年的他将大部分时间“投注于证明他所获得的三项基本洞见”，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宗教典籍来自神圣的源头，而“道”字就代表了基督教崇拜的真神，而其他典籍中，“太极”也指涉终极真理，同样具有神圣意义。作为正翻译《易经》的神父，傅圣泽无疑是一个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搭建桥梁的传播者，而他在将要返回法国时选择胡若望作为欧洲的中国助手，也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命。
但是这或者是一种文本意义上的交流，在傅圣泽看来，胡若望也只是一个文本，一个在18世纪接触了基督教并且无比虔诚的人，一个可以担任他的抄写员的中国人，仅此而已。但是对于胡若望来说，却并非如此简单，当欧洲、罗马、教廷等词汇打开了他的世界时，他更是把一种理想注解到此行的目的中去：“因此胡若望的视野大开，并且开始产生一项憧憬，他将亲自前往罗马，并且谒见教宗。”实际上，在傅圣泽和胡若望相互选择人选的过程中，两个人的目的就已经发生了偏差，而这种偏差在他们拟定的合同以及执行的过程中，变成了矛盾，甚至成为最终难以消解的冲突。
那份书面合同规定了各自履行的职责，胡若望担任五年的抄写员，必须按照傅圣泽的指示抄写孔蒂亲王号上的四千本书中的任何一本，抄写是胡若望的基本职责；而对于傅圣泽来说，则是提供给胡若望比绕的资金，包括去往欧洲的旅费、饮食所需，以及其他附带开支，基本年薪为白银二十两——当胡若望要求他预付十两半以满足在广州的家人所需，傅圣泽也同意了。可以说，抄写之于胡若望，付钱之于傅圣泽，都清楚地写在合约中，这白纸黑字的契约是欧洲之行的全部，看起来公平，但实际上，在从1721年启程到1726年返乡的五年时间里，这个合约根本没有付诸实际，而在“违约”的现实里，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矛盾，或者说，胡若望在这趟旅行中遭遇了什么？
一个是西方的传教士，一个是中国助手，当踏上那段旅程开始，他们的矛盾和开始显现，而这种矛盾凸显在胡若望身上的就是对旅途的极不适应，1721年9月30日在广州登上了孔蒂孔蒂亲王号，一开始的胡若望神采奕奕，充满期待，他穿着整洁的新衣服，带着一席昂贵的锦缎床罩，这一段即将开始的旅程就像史景迁引用约阿希姆·杜·贝莱的那句话：“幸福啊！如尤利西斯成就了美好的旅程。”幸福而美好，这种注解对于一个从未坐过亲王号船只，从未去过欧洲的中国人来说，当然是人生的一次开放。但是之后随着启程开始，胡若望经历了他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在生理上，他开始晕船，而且是严重的晕船，在晕船的持续过程中，当初答应傅圣泽抄写图书的工作就无法完成。而在晕船之外，他和法国水手打架，展示了暴躁的脾气；他看见对水手的行刑过程，从而变得沉默；当船只遭到海盗船的攻击时，他拿出了弯刀，“他以凶猛的姿态挥舞了几下弯刀，然后在上甲板昂首阔步，身形虽小，在薄暮当中却是杀气腾腾。”而当孔蒂亲王号从巴西万圣湾开出，避险了十四天的船只却有多人患病，其中十八人死亡。
对于胡若望来说，这一切都是人生中第一次遇见，疾病、死亡、暴力弥漫在他周围，而其实对于胡若望来说，最感绝望的是他的失语状态，他只会讲中文而不会讲法语，而船上没有人讲法语，也许能和胡若望沟通的只有傅圣泽，二十二年在中国的经历，翻译中国典籍的工作，傅圣泽一定会讲中文，而且身为胡若望又是他的中国助手，他完全应该担负起对胡若望的照顾，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基本上没有安慰胡若望，使得胡若望在一种孤绝的状态中度过，甚至可以说，这七个月的孤绝而失语的状态，使得他的正常心智发生了变化，有一次他告诉傅圣泽，自己看见了心中的天使，“而且天使都呼唤着他，说他负有一件特殊任务，必须引介中国皇帝认识基督教的真理。”胡若望把这件事看作是令人兴奋的“异象”，但是傅圣泽却开始怀疑他的神智是否正常，“他对那场斗殴闷闷不乐，那天在炮火下挥舞着弯刀，然后又看见天使的异象，现在又自告奋勇划救生艇上岸。”
这是他们走向相异方向的开始。而从1722年上岸抵达路易港开始，两个人的矛盾开始显现，胡若望对路易港充满了好奇，他穿着新衣到处走动，对大型马车着迷，并画了马车的素描，后来索性骑走了别人的一匹马，在当地人看来是这是偷，但是胡若望却问傅圣泽：“既然马匹摆着没有人骑，为什么不能先让别人使用？”从路易港到瓦讷的旅途中，胡若望不断地想要跳车，傅圣泽和同行的人对他进行了阻止；在南特的教堂里，胡若望抱怨里面的女人太多，让他感到不悦，而此时傅圣泽开始感觉到要摆脱胡若望：“他很难相处，不但不懂欧洲语言，而且根本不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他只听得懂我向他说的话，而他也必须透过我转达才能让别人知道他的意向。”到达巴黎后，胡若望在街上迷路，还梦见了自己母亲去世，在这个无法用中文讲话的世界里，胡若望还是处在孤绝状态中，而他摆脱孤绝状态的唯一办法就是让自己成为关注的中心：他制作了一面鼓和小旗，从发愿者之家到隔壁教区的圣保罗教堂，一路敲打，巴黎人被他吸引，跟在他身后，而胡若望在圣保罗教堂大门前，开始宣讲；在巴黎的时候，他故意制造失踪事件，事件长达一个星期，“在庞大的巴黎城里完全没有留下一点踪迹。”胡若望就是在巴黎街上任意游荡，“巴黎每当春天市集重新开张，各种规范就随之放松，成为嘉年华般的狂欢世界——而胡若望就仿佛进入了这样的世界。这是一个狂野而自由的世界，各种怪胎、异国人士与乱七八糟的人物都会获群众的接纳与围观，并从人们的高喊与欢笑中得到鼓舞。”
胡若望的疯狂，也许正是要摆脱那种失语的孤绝状态，重新找回他自己，但是这种疯狂的行动对于傅圣泽来说，显然已经失去了对他的控制，而且更为糟糕的是，胡若望拒绝抄写任何一本书，也就是说当初的合约基本上出于废弃状态，傅圣泽不断地反复他，阻挠他，甚至谩骂他，偷走了他的旗帜和鼓，要他写悔过书……在两个人的矛盾中，在合约被废弃的处境中，失语的胡若望又遇到了另一个生存问题，那就是收入。当初合约上规定的二十两白银，胡若望因为没有抄写图书，所以一分也没有拿到，这像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而当一纸合约变得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胡若望对于收入的渴望也根本无法得到满足。失语、失去经济来源，在一个异乡，胡若望其实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而当傅圣泽接到罗马教廷的统治开始离开巴黎的时候，胡若望又死活不肯离开，当初的憧憬也完全被解构了，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傅圣泽终于想到把他送到精神病院。
傅圣泽写给警察总监阿尔让松的信中，说出了他内心的想法：“不再详细叙述他的其他荒谬行径，但总之他在某些时候——而且这样的状况愈来愈频繁——就会变得毫无理智。他的愚行还伴随着恶意与固执，不论祈祷、威吓或宽仁的对待都无法加以扭转。这个可怜人如果不受到约束而送到收容他这类人的场所，无疑将会落入极为悲惨的境地。他将在巴黎四处乞讨，甚至在全国到处游荡，制造我们不乐见的骚动。”在他看来，胡若望的种种举动都是疯狂的，都是丧失理智的，都是和秩序不相符的，而他把胡若望的行为定义为丧失理智，在深层次意义上则是一种对自己的担忧，当初胡若望在巴黎街上敲锣拿旗宣讲的时候，傅圣泽就认为，在冉森主义教狂喜盛行的时空背景下，具有煽动群众嫌疑的人士可能会遭到有关单位的迅速逮捕与惩罚。所以实际上他就是相用关押起来的方式消除这种后患，而胡若望被带到精神病院的时候，就是执行了那一份“秘密逮捕令”，，也是用暴力把他拷上了手铐。
傅圣泽口中的“约束”变成了囚禁，而对于胡若望来说，两年半的封闭生活真正开始了，“胡若望来到沙朗通医院的时候，身上穿的是傅圣泽在瓦讷帮他做的那套粗布衣服，当时就已磨损得颇为严重，另外还带了两套中式服装。这些衣服如果穿破了，也没有新的衣服可以替换。”而当两年半之后，戈维里走进精神病院看见的胡若望，是另一种悲剧的样子：“他的脸看起来像是从坟里挖出来的尸体一样，由于他的体格和容貌也毫无特出之处，因此看起来比较像是个挨饿的流浪汉或乞丐，而不像是个中国读书人。”获释，是因为他根本没有疯掉，而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担心中国方面的压力，戈维里神父向傅圣泽描述了胡若望的家人缠着耶稣会士要钱的情形，他的问题是：“他的妻儿有可能放过我们吗？如果那个中国人最后没有回国，而是死在法国，他们岂不是有权要求高额的损失补偿？”而傅圣泽自始至终认为是胡若望出于丧失理智的状态中，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并无过错，而且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直，他那资料记录下来，也终于使得关于胡若望的史料能够保存在欧洲三大资料馆里。
囚禁而获释，对于胡若望来说，重新获得了自由，但是当他回到中国，回到广州，回到自己的家，坐在夕阳下，当孩童们问他：“胡伯伯，跟我们说说西洋是什么模样。”经历了人生重大遭遇的胡若却只说出了“是这样的”几个字，是含糊其辞还是陷入沉思？也许只有留下空白的史景迁能解读其中的含义，而实际上，从最初踏上旅程，到海上航行，再到欧洲，直至被囚禁被释放，提出“为什么把我关起来”的疑问的胡若望从来不是主角，他只是傅圣泽记录的史料中一个被复活的人，在史景迁日志式的记录中，胡若望成为在场的人，但其实种种的遭遇都在傅圣泽的文本里，所以在被关在精神病院的那两年半，史景迁只用了短短的几页，而记录的日志也第一次用了跨越式的时间：“1723年10月22日 星期五-1725年8月9日 星期四 沙朗通”，对于这一段时间，史景迁是这样叙述的：“从1723年10月21日——院长与教廷大使在这一天同意继续将胡若望当成慈善个案而收容在沙朗通医院——到1725年8月9B，总共六百五十八天期间，我们只明确知道院方给了胡若望一件物品。沙朗通医院的一名员工给了他一件品质不错的暖被，以供他夜里保暖。不过，胡若望却把被子撕成了碎片。”
不过是史料的缺失，或者说是傅圣泽相关记载的缺失，所以在这个胡若望最难煎熬、身心最受摧残的时间里，他反倒是缺席的，我们根本无法探知胡若望的内心世界，而这种缺失也终于把一个历史的标本无情放在了别人的视野下，终于成了那一间紧紧关着门的历史，而胡若望发出的“为什么把我关起来”的疑问在某种程度也是无解的。西洋什么样？胡若望说，“是这样的”，而胡若望的疑问具有什么样的历史价值，史景迁也许早就给了相同的答案：“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