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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S63·2170911·1410 |
|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 |
|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
|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 |
| 定价：26.00元亚马逊12.10元 | |
| ISBN：9787532773053 | |
| 页数：80页 |
一九〇五年前后，赫尔曼·巴尔断定说：具有现代性是唯一的责任。二十多年后，《面前的月亮·圣马丁札记》的作者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自己也承担起这个完全多余的责任。博尔赫斯多次说过诗歌是神灵突然的赐予，思想是心理活动；他认为魏尔兰是纯粹的抒情诗人的代表，爱默生是理智诗人的典范。如今他认为凡是作品值得重读几遍的诗人都具备抒情和理智两种因素。《面前的月亮·圣马丁札记》收录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创作的两部诗集《面前的月亮》和《圣马丁札记》，是他步入文坛最初的尝试，诗集主要描绘作家的家乡布宜诺斯艾利斯，它“有粉红色店面的街道”，它的南区、北区以及“郊区的地平线”，更记录曾经生活在这里的祖辈父辈，还有寄托在这里的情感。
《面前的月亮·圣马丁札记》：每天下午都是一个港口
我是城里人，对那些事情一无所知，
城市、地区和街道是我活动的圈子：
下午传来远处的电车声
增添了我的忧伤。
——《我们离开了甜蜜的地方》
自右至左，从博尔赫斯的“时间匣子”里抽出第二本，一种复古的阅读方式在继续：当《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变成《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神秘》，当面前的“你”变成“面前的月亮”，那个从1923年归来之后进入的城市、进入的时间到底会以何种方式呈现在博尔赫斯的诗歌世界里？
归来似乎并没与带来一种真正的融入感，那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亲切的，却也是陌生的，甚至在1969年重新写的序言里，博尔赫斯还是像被隔离在城市之外，“我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里提到的城市一直怀有亲切之感，这个集子里的城市却有些张扬和公开。”是城市不同，还是时间的坐标不同，或者1923年那个怯弱的人已经变了？“我常常忘记自己是阿根廷人，也想多一些阿根廷特色。我冒险买了一两部阿根廷方言词典，从中学到了一些今天连自己几乎都不懂的词”，那些词是陌生的符号，在词典构筑通道里，曾经的亲切又去了哪里？或者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不是早就不是曾经回来的终点？
“我们离开了甜蜜的地方”，离开的地方是甜蜜的，那么到达的地方则是心酸的，甚至是隔阂的，这是祖父辈生活的地方，他们对这里的水火风土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是军人和庄园主，他们“以明天的希望哺育心胸”，“有一个曾同西班牙佬打仗，/另一个在巴拉圭冲锋陷阵；/他们都久经风雨世面，/征战对于他们只是顺从的女人。”这是一种时间的宏大叙事，它是档案，是历史，甚至是英雄主义的颂歌，而在只留下一块墓碑的家族叙事体系里，接近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不是就是重复战斗的历史？就是再次书写英雄的颂歌？
而对历史，何尝不是另一种隔阂？博尔赫斯寻找历史的点滴，发现这个城市内藏的时间密码，而在这个隐秘的故事里，并不都是“明天的希望”，并不都是带来征战的胜利。“他们”驰骋在历史的内部，“他们的白天像空中旋舞的套索那么贪婪。/他们的夜晚是刀剑愤怒的间歇，随时准备攻击。”他们侈谈人性，侈谈祖国，他们的马车马车辚辚，“阴影幢幢的庞然大物带有葬礼的不祥”，四匹蒙着眼罩的马、六个胆战心惊的人，一个不眠的硬汉，最后都变成了一种黑色的死亡，“驱车驶向死亡，多么悲壮的情景！”这一幕发生在1835年，有着“平原之虎”之称的鸡，基罗加将军同联邦首领罗萨斯会晤，之后在会途中遭到伏击身亡，罗萨斯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其实是罗萨斯安排了这次暗杀——当基罗加将军带着那六个丢了脑袋的人进入黑暗，险恶狠毒的科尔瓦多匪帮头领就曾自傲地想：“岂能奈何我的灵魂？/我扎根在这里的生活，坚如磐石，/如打进草原土地里的木桩。”而其实，他驱车驶向的是死亡，是阴谋之下的黑暗世界，“他死了，又站起来，成了不朽的幽灵，/向上帝指定他去的地狱报到，/人和马匹的赎罪幽魂，/支离破碎、鲜血淋漓地随他同行。”
1835年已远，阴谋和死亡已远，诗歌宛如一部小说，博尔赫斯说这首诗“具有转印图画的显眼的美丽”，那是黑暗的死亡独具的美丽？侈谈人性、侈谈祖国的“他们”成为历史的主角，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阵痛？而在这个重新归来的城市里，博尔赫斯感觉到的是与“他们”的错位，他们侈谈人性，而“我的人性在于感到我们都是同一贫乏的声音”；侈谈祖国，而“我的祖国是吉他的搏动、几帧照片和一把旧剑”，“他们”和我，如何在一种历时的祖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一样是迷惘，一样是矛盾，“时间将我消耗。/我比自己的影子更寂静，穿过纷纷扰扰的贪婪。/他们是必不可少的、唯一的、明天的骄子。/我的名字微不足道。/我款款而行，有如来自远方而不存到达希望的人。（《宁静的自得》）”
我的名字微不足道，所以是无名者，我对那些事情一无所知，所以是无知者，甚至我的一生也注定无聊，“到过许多地方；见过一个女人/和两三个男人。/我爱过一个高傲白皙的姑娘，/她具有西班牙的恬静。/我见过辽阔的郊野，/那里的夕照无比辉煌。/我玩味过许多词句。/我深信那就是一切，深信不会再看到/或做什么新的事情。/我相信我的日日夜夜同上帝和所有的人/一般贫乏和充实。（《我的一生》）”其实，“他们”的对面是“我们”，其实历史的对面是现在，正如1969年的序言里引用赫尔曼·巴尔的那句话“具有现代性是唯一的责任”——“二十多年后，我自己也承担起这个完全多余的责任。具有现代性就是具有当代性，和时代共脉搏、同呼吸；事实上我们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所以一方面是我的名字微不足道，但是却可以“再次看到”天际寥廓的平原、杂草和铁丝凌乱的荒地、像昨晚新月那么明亮的店面、街角的长条石和树木掩映的庭院，一方面对那些事情一无所知，却可以“用诗歌纪念围绕我的城市/和散漫的郊区”——“别人随波逐流的时候，我作惊人之语，/面对平淡的篇章，我发出炽烈的声音。/我赞扬歌唱我家族和我梦中的先辈。”我的一生可能不会做什么新鲜事，但是一样可以找到力量，“孤独的街道，你将把别人的永生给我。/你已经成了我生命的影子。/你像剑刺似的直穿我的夜晚。”（《为西区一条街道而作》）”所以有些东西活着，继续活着，永远活着，“苦难和顽强的潘帕斯草原已经不存在，/我不知你是否死去。我知道你活在我心中。（《致郊区地平线》）”时间已远，但是在当代性的体验中，在“我们”的世界里，我只需要属于自己的历史
海洋像盲人那么孤独。
海洋是我无法破译的古老语言。
深处，黎明只是一堵刷白的土墙。
远处，升起光亮，仿佛一团烟雾。
在无数岁月面前，
海洋像凿不透的岩石。
每天下午都是一个港口。
——《航行日》
历史死去，是阴谋之死，是暴力之死，是权力之死，但是离开历史，用“一个下午和村落”来看见现时，并非是一种逃避，写在圣马丁牌练习簿上的九首诗歌便成为博尔赫斯审视历史，审视死亡，审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另一重维度，“我多次说过诗歌是神灵突然的赐予，思想是心理活动；我认为魏尔兰是纯粹的抒情诗人的代表，爱默生是理智诗人的典范。如今我认为凡是作品值得重读几遍的诗人都具备抒情和理智两种因素。”依然是一九六九年的序言，博尔赫斯明显要在抒情和理智相结合的诗歌世界里探寻一个城市的生死。
从生而死，向死而生，这并不是时间的轮回，而是一种超越，甚至是颠覆——生其实是重生。死亡似乎是静态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死亡》中，这个城市的死亡展现在两处墓地里，一处是恰卡里塔墓地，其中埋葬的多是1871年黄热病流行时的死者，该年六个月内死了13614人，“人的死亡像诞生那么肮脏，/死的圈套不断扩大你的埋葬地，/你替灵魂的大杂院和骸骨的地下部队招募，/它们仿佛沉到海底似的/坠人你漆黑夜晚的深处。”死亡以一种复数的方式呈现，而当博尔赫斯来到墓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另一种意义，“死亡是活过的生命，/生命是迫近的死亡；/生命不是什么别的，/而是闪亮的死亡。”另一处则是拉雷科莱塔，那里的正面是轩昂的门廊，那里举行过军人葬礼，那里还留存着罗萨斯执行枪决的大墙，在这个死亡之地，“这里的死亡具有尊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死亡在这里显得端庄”，它是宏大叙事的一部分，和恰卡里塔的墓碑形成对比的是这里的鲜花，“它们潇洒而沉静的存在/正是陪伴死者的最好事物”。
两处墓地，两种状态，两段历史，但是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说，绝不仅仅是这两段历史呈现的死亡，它带给博尔赫斯的是一种神秘——不是神话，而是神秘，“因为‘神话’使人联想起庞大的大理石神像。”神像脱离当代性，神像制造的是虚幻和崇拜，而在神秘世界里，布宜诺斯艾利斯有着曾经到达的船只，有着发生过的屠杀，险恶的水流、斑驳的小船和纠结而成的小岛，组成了一种颠沛的命运，这是它的过往，它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坐标，但是这个历史的坐标却要延伸到现在，延伸到博尔赫斯的世界里，粉红色门脸的杂货铺、传出的萨沃里多探戈舞曲、像玫瑰似的熏香，“街道相依的街区依然存在于我那个市区：/危地马拉、塞拉诺、巴拉圭、古鲁恰加围成一圈。”所以从抵达的船只为历史的开端，像一条河会流到现在，而这便构成了一种永恒：“我不相信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过开端：/我认为她像水和空气一样永恒。”
不相信开端，其实不相信被书写的历史，不相信时间的静止状态，所以在神秘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没有了大理石像的神话中，在取消了历史开端的静态时间里，死亡具有了当下性，“拱门的哀歌”编织的是巴勒莫的回忆，而穿过这首哀歌可以寻找回忆，并沿着回忆抵达当下，“墙内探出头来的那株无花果树/和我的心情吻合，/街角的粉红色/比云彩的颜色更讨我欢喜。”那一片花园里有最高的棕榈树、麻雀的大杂院、欣欣向荣的黑葡萄蔓、红漆的风车、屋基的圆形地下室盘据街角的杂货铺，这个同样神秘的温馨世界，“博得人们的艳羡”；北区的爱情已经消逝，大理石的小阳台不见，连“五道口天上的星星不是当年模样”，而“那份殷勤友好的情意，/我正在表白的隐秘的忠诚”……
而一切的记忆，一切的神秘，都是为了在重生之路上找寻到可标记的东西，博尔赫斯自然从家族的历史中发现当下可延续的故事，在以博尔赫斯的外祖父伊西多罗·阿塞韦多为题的诗歌中，他感觉自己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历史或者只是地名和日期，甚至是墓碑上的时间和姓名，那个发生在一九〇五年的战斗故事也可能是“语言的欺骗”写就的传说：“当年他披上军装，/为的就是那次幻想的爱国行动，/要求的是信仰，不是一时冲动；/他纠集了一支布宜诺斯艾利斯军队，/为的就是让自己阵亡。”无论是何种传说，刻在历史里的关键词是牺牲，是祖国，所以当历史变成远离现实的存在，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却用一种承续的方式唤醒了生命意义：“我当时很小，不明白死的意思，我没有死的概念；/我在不点灯的房间里寻找了他多天。”
“可能博得我外祖父一笑”，一首诗当然不是为了讨好，因为在死亡面前，是一个我，而且是在“寻找”的我，所以历史没有被割断，记忆没有变成虚构，一种死亡的发生是为了给现实一个背景，而在现实里，需要触摸“后死亡时代”那一种神秘意义？死亡带走的是心爱的书籍，是一把钥匙，是“同别人相处的习惯”，甚至是生者必有的特权，当守灵在他的最后一夜，不再是小时候“在不点灯的房间里寻找了他多天”，而是在死亡的背面看见其超越现实的真正意义：“他在与他无关的鲜花覆盖下面，/他身后的殷勤将多给我们一个记忆，/南区一条条缓缓走过的街道，/回家路上悄悄拂面的微风，/以及让我们解脱最大悲哀的夜晚：/现实的繁琐。”
找寻死者的遗迹而进入现实是一种方式，背离现实的繁琐而走向死亡，是另一种方式，无论哪一种，其实都是建立了生与死之间的关系，都是阐述了时间之存在的意义：它是启示，是审视，是探寻，是进入之后的返回，是归来之后的前行：1928年，朋友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梅里诺自杀，死亡变成了一种自我的选择，而所有的选择都是为了阐释生命的意义，都是为了有“每天下午都是一个港口”：
如果情况属实，时间许可，
我们将保留一点永恒的痕迹，世界的余味，
那么你的死亡就无足轻重，
正如你一向在其中等待我们的诗句，
那时它们唤起的友情
不至于亵渎你的黑暗。
——《致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梅里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