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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4·2180319·1459 |
|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8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98.00元亚马逊77.40元 | |
| ISBN：9787532775576 | |
| 页数：817页 |
夜晚书桌前的男人被一位不速之客惊扰，原来是来自故乡的木精灵；失散已久的儿子与母亲重逢，却现身在无比尴尬的时刻；名为 “剃刀”的流亡理发师给曾经迫害过他的男人刮脸；新郎在蜜月结束后不得不向岳父报告新娘的死讯；羞涩的梦想家与恶魔做了灵魂的交易……在这些幽暗而充满魔力的故事中，纳博科夫完美展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小说技法，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智力游戏，以及对生命中无从躲避的暧昧和失落的迷人洞察，被称为 “英语文学的奇迹”。《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是文学大师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作品在国内首次完整结集。68则风格各异的短篇小说，由纳博科夫之子德米特里按照年代顺序编辑而成。
《纳博科夫短篇小说》：杀了我等于杀了他
因此，与其陷入瞎猜的困境，还不如重述一下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里那个快乐国王的话：哪支箭能永飞不落？是射中目标的那一支。
——《俄罗斯美女》
一支箭被射出的时候，一定朝着目标行进，这也是一支箭甚至一个射箭人存在的唯一意义，但是当精确瞄准，当用力射出，在飞行过程中却可能经历意料之外的事情：或者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或者偏离了目标，或者目标本身也在移动甚至逃离——射不中目标大几率远远大于射中的可能，当一切的意外发生之时，是不是那唯一意义就变成了无意义？甚至一支箭或射箭人都变成了无用的存在？
但这只是一句引用，甚至只是一个童话里的引语，童话世界之存在总是消解了现实，总是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范本，我最喜欢的童话，童话里的快乐国王，快乐国王关于命中目标的那支永飞不落的箭，都提供了一种逃逸现实的可能，而且我一直在 “重述”：循环而强调，越来越将现实埋葬在那里，越来越把童话变成了虚妄的存在。为什么逃避？为什么重述？当我站在奥尔加故事的另一面的时候，似乎就想把她从那个 “陷入瞎想的困境”中解救出来，或者让她暂时忘记生存的困境，但是仅仅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我的一切显得徒劳和多余， “故事结束了”之后才开启那个童话，才引述那句话，才把一支箭当成理想的范本，所有一切其实都无可挽回。
奥尔加在说出那句 “真是一群乡巴佬之后”的第二年夏天，死于分娩，一个生命死于胎中，未出生而到来的死亡就是现实最大的困境，而身为 “俄罗斯美女”，其身上的标签已经成为无可回避的宿命，这是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段历史有关的命名，一九一九年她离开了俄国，母亲死于斑疹伤寒，哥哥被行刑队处死， “这一切如今听来都是陈词滥调，是听厌了的小话题，可在当年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真实发生的故事，即使她来到柏林，对于她来说，这一切的困境依然无法摆脱，在这里她认识了一群年轻的俄罗斯人，似乎又让自己凸显了那个刻意遗忘的符号，俄罗斯美女和俄罗斯年轻人组成的世界，其实是自身命运的又一次投射，而带着这个无法抹去的标签， “昔日的记忆便是她唯一的嫁妆”，所以那个在肚子里的孩子，也成为了一个牺牲品——无法回到俄罗斯，其实是不想回到俄罗斯，回到痛苦的记忆里， “如今，重回俄罗斯已经绝无可能了，仇恨也成了习惯，几乎不再是一种罪过。”
如此困境，压制了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正常的女人，所以她的故事从来没有结束，甚至，在奥尔加的对面似乎永远有一个敌人，一个拿着一支箭的敌人，而且他就用全身的力量射出了那支箭，在空中发出呼啸声之后，箭深深地扎进了她的身体，一个俄罗斯美女应声倒下。当一个童话反转成了现实的一部分，不是可能忘记，而是永远成为伤痛的一部分，不是可能逃避，而是永远成为牺牲的目标，而射中目标的那支箭便成为永飞不落的罪恶象征。
柏林，是离开了俄罗斯的柏林，却是另一种陷入的困境，从记忆到现实，从亲人到自身，从遗忘到铭记，空间距离反而加深了心灵和精神的创伤，那么这一定是一种必然：罪恶之箭永远例不虚发。但是在这个必然降临之前，那些被贴上标签的人是希望有 “纯属偶然的事情”发生，甚至希望有 “一则童话”出现。阿列克谢·利沃维奇·卢仁就在 “纯属偶然的事情”里，也是五年前离开俄国，也是来到了德国。离开到抵达，本是一个空间迁徙的简单过程，但是当他从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城市，是不是就可以将过去的一切埋葬，是不是就可以在纯属偶然中让那支箭偏离目标？在德国国际快车上当服务生之前，卢仁当过土耳其农场的雇工，做过维也纳的信差，还当过房屋油漆工、推销员，每一种换新的工作看起来都是纯属偶然，都是为了抵消命运必然性，但是当他下班的时候， “毒品就像水晶般清澈透明的冲击波一样冲击着他。”什么毒品冲击了他的思想？妻子的失踪，他越是想遗忘，却越是在努力寻找，越是寻找不得，越是陷在可怕的自我麻痹中，于是最后的最后，他定下了自杀时期， “激起他兴趣的倒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前的种种细节。”
死亡成为一种预约，死亡的细节成为最有兴趣的一部分，这也是一种必然，但是在八月一日和二日之间的那个夜晚来临之前，他却在列车上遇到了乌赫托姆斯基老公爵夫人，一个来柏林寻找丈夫的人，而他的丈夫被传说死在了那里，于是她以戒指为标记，当他真的死了就把结婚戒指戴在十字架项链上。但是来到柏林却听说丈夫还活着， “就在昨天，我在流亡人士办的报上登了一条寻人启事。”看起来是奔着希望而来，看起来是看见了童话般的美好，但是那枚戒指却不见了。一种符号的消失，总是像一个偶然事件，而偶然之存在能承载太重的希望？当列车远去，其实是一种宿命被写在了必然里，当马克斯在角落里发现了戒指，它的必然意义指向了更可怕的结果——偶然丢失，偶然找到，最后无法改变的依然是离开、悲伤、死亡的命运，于是， “一列不在该站停靠的火车风驰电掣地进了站。卢仁走到月台边上，跳了下去。煤渣在他脚下吱吱作响。”
纯属偶然的事情无法走出必然的宿命，那么， “一则童话”呢？埃尔温就在童话里，一个如此方便、仙境一般的德国小镇上，对他来说，这似乎意味着一种幸福的生活，但是小镇提供的并不是生活中处处如意的生活，因为 “生性腼腆得有些病态了”，被同事存心捉弄之后不敢和女人搭讪了，那一句 “你该懂得羞耻，一边儿去吧。”似乎成为了他的心病，所以他避免与陌生女士交谈，而作为补偿，他隔着车窗玻璃看来来往往的姑娘。这是从外部世界走向内心生活的变向，沉浸在自我的遐想中，他可以暂时忘记外部的嘲弄和羞辱，但是当他被一个女孩注意了之后，童话便成为了无法逃避的宿命， “其实我就是一个魔鬼。”女孩这样介绍自己， “我计划下个星期一到别的地方转世。我已经选好西伯利亚的一个妓女，让她生一个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这个叫蒙德太太的女人上演了一出童话，而这则童话更像妖术：她告诉埃尔温的是，从中午到半夜选中自己想要的姑娘，但必须是单数，只有满足这唯一的条件，她就可以答应为他做任何事情。
只要是单数，似乎并不是什么难题，于是埃尔温寻找街上的姑娘，从第一个到第三个，总是以单数的形式出现，即使是双数，他也必须寻找到另一个而使总数成为单数，十一点钟，十一个女人，但是还没到半夜，于是又增加了一个，但是变成了双数，当终于在午夜的时候凑足了十三，当蒙德太太的承诺就要成真，童话却走向了恶作剧，单数的第十三个女人平静地对他说： “ “你该懂得羞耻，一边儿去吧。”似曾相识？这原来就是第一个被搭讪的女人嘲讽他的话，从第一个到第十三个，从现实到童话，其实最后依然回到了第一个，回到了现实——哪里还有让人抱有幻想的童话？哪里还有可以逃脱困境的希望？一支箭永飞不落就是射向自己这个无法逃避的目标。
终点又回到了起点，无论是 “纯属偶然的事情”还是 “一则童话”，都在宿命之中陷入在必然的困境中，甚至更为可怕的是，自己永远不是射向敌人的那个射箭人，面前站着的敌人反而将那支箭射向了自己。这便成为了一种寓言，而在纳博科夫的世界了，寓言之可怕，寓言之压抑，寓言之宿命，往往呈现出它的荒诞性，它解构现实，它摧毁希望，它制造恐怖，而在这种荒诞性面前，人作为本能之一，就是想方设法地逃避，想方设法进入和现实无关的文本里，仿佛那个快乐国王正在邀请他们。《威尼斯女郎》构筑的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故事，在城堡里度假的是麦戈尔夫妇，是弗兰克和他的同学辛普森，而城堡的主人则是弗兰克的父亲，那个上校。当麦戈尔把一副卢西亚尼创作的名为《威尼斯女郎》的画作挂好之后，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辛普森发现画中的女子很像自己的妻子，而这个已经死去的妻子在画作中复活，便是打开了辛普森的记忆， “当他踩着小径上紫罗兰色的泥土缓缓行走时，他想起了他和弗兰克的友谊，想起了他父亲的竖琴，想起了他自己一事无成、闷闷不乐的年轻时代。”现实似乎已经存在了，包括死去的妻子，但是辛普森告诉别人的是： “要是不跳出来，再过片刻，画就把我永远吸进去了。我会沉入它的深处，住在它的风景里，要么吓得发软，没有力气返回现实世界，也没有力气穿透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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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博科夫： “俄罗斯”是我永远的标签 |
这便是一个寓言的前设，并非仅仅是关于死去妻子的美好回忆，其实在这幅《威尼斯女郎》的画作中藏着更多的秘密，上校问弗兰克的问题是： “你和麦戈尔妻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弗兰克对上校说： “我在一本写阿富汗战争的书里读过你在那里的故事，还有你立功受奖的事。你那些事是绝对的愚蠢，简单轻浮，自我毁灭，不过倒也是英雄一场。”而当那个夜晚辛普森真的走进了房间，看见了威尼斯女郎的鲜活的身体，专注的眼神，以及玫瑰色的上衣，不同寻常的暖意，脖子和耳朵下面美丽暗色，一切就真的复活了？ “他变成了画面的一部分，摆着一个可笑的姿势，站在威尼斯女郎身边。”童话故事似乎在召唤着一张美好，但是当辛普森消失，上校在赞叹中，似乎就把故事推向了另一个诡异的世界——原来是一场梦，辛普森说： “昨天夜里我出来散步，倒头睡在了这儿的草地上。哎哟，我全身疼痛……我做了个极其可怕的梦……现在几点了？”返回到了现实？威尼斯女郎又在何处？那些没有明确的关系指向何处？ “没有理由对你隐瞒真相，上校。卢西亚尼根本没有画过你那幅《威尼斯女郎》。它不过是一幅出神入化的模仿品。”麦戈尔如此说到，现实是可怕的，可怕到一切都可能成为虚无，而所谓的爱情，所谓的怀念，所谓的希望，只不过是现实的 “模仿品”——现实是巨大的黑洞， “它出自你儿子的手笔，在罗马，我给他准备了画布和颜料。他用他的天才诱我下水。你为此画付我的钱，一半归他了。唉，上帝啊……”
麦戈尔如此说到，是弗兰克创作了这幅画？又出卖了它？那么他和弗兰克的友谊呢？弗兰克和妻子的爱情呢？都在上校那一句 “你和麦戈尔妻子到底是什么关系”中变得可怕和残忍，而一切的臆想就像画作一样，在秘密的通道里解构了所有的纯真关系，它映照出的金钱的迷失，是道德的沦丧，是自我的异化。《威尼斯女郎》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反文本，它不是为了构筑什么，而是为了破坏，为了毁灭，为了把试图逃离现实的人当成是被射中的目标。画作是一个恶的文本，那么城市呢？《柏林向导》中的柏林是什么，它有 “有沉默的隧道，两端各有一个管口”的公共管道，有 “一个它自己在俗世的人造伊甸园”，有 “一瞥之下竟然看到了某个人未来的回忆”的酒吧，有最后必然消失的马拉电车和有轨电车；《海军部大厦塔尖》是一个文本，在里面有颓废的爱情，有被命名的奥尔加和列昂尼德，有从事秘密工作，有虚构的革命经历， “写到结尾时，你让我加入了白军，在一次侦查巡逻时被红军俘虏，然后英勇就义，被一位身着‘犹太黑衣’的人民委员打出的子弹击倒了，嘴里还念叨着两个叛徒的名字——俄罗斯和奥尔加。”《昆虫采集家》也是一个文本，当一个 “教授先生”成为错失了梦想的人，他只在寻找蝶蛹的过程中，在 “大自然的珍宝”中遗忘现实，但是最后在 “是个什么价钱”的交易失败中，成为死去的符号： “四肢摊开，背朝着柜台，倒在散落一地的硬币中间。他死了，乌青的脸摔得没了模样。”
文本构筑了一个异想的世界，在那里可以逃避现实，可以重生希望，可以忘记过去，但是当这虚构的一切破灭，是陷入更深的困境， “没有力气穿透新的空间”便成为更加可怕的宿命，所以寓言的荒诞性是一个增殖的过程。在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中，除了极少的作品指涉的是人类的普遍困惑，关于爱情，关于信仰，关于生命，更多的则是和他的经历有关，也就是在 “俄罗斯”这个标签之下的流亡者，如何寻找一个逃离困境的办法。在这个世界里，有失去了生活纯正性而作家，他只能在 “一封永远没有寄达俄国的信”中叙说自己湮灭的理想： “一切都会过去，可是我的快乐，亲爱的，我的快乐将会永存：在街灯潮湿的倒影里，在小心地拐了个弯下到运河幽幽水中的石头台阶上，在一对对舞伴的微笑里，在上帝慷慨安排在人类孤寂周围的万物中。”在这里有《这里说俄语》中被囚禁在心灵牢房里的人， “我继续给他解释，他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得到大赦，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像泡泡一样破灭之日，也就是他获释之时。”这里有《博物馆之行》中被捕者的懊悔： “我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和努力，才重新回到国外，从那以后，我发誓不再受人之托替人办事，尤其是受精神错乱的人之托去办事。”在这里也有多年后在异国他乡重逢的兄弟，他们却再也记不起那条小时候的贵宾犬叫什么名字。当然，这里更有把枪指向自己的自杀者，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希加耶夫逝世……俄罗斯讣告中常常出现的省略号，肯定代表词语的踪迹。这些词语踮着脚尖毕恭毕敬地排成一列纵队离去了，把它们的足迹留在了大理石墓碑上……”
这个寓言的统治者似乎就叫暴君， “我记忆中的他，正在渗透到每一处地方，以他的存在影响着大家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以至于他的平庸，他的冗长乏味，还有他的灰暗习惯，正在变成我国人民生活的主体。最后，他制定的法律——大众具有难以压抑的力量，所以要向大众的偶像不停地祭献——丧失了所有的社会学意义，因为他就是大众。”但是当这个提出了 “我们的一半国土必须用来耕作，另一半必须铺上沥青”的口号的暴君遇到了敌手，是不是反对暴君实际上也成为另一种暴力？那个我想通过选举打败他，想监禁他，想要把他流放到海岛上，甚至必须让他受死，但是二十五年过去了，他没有跌下神坛，我也没有让他死，如果二十五年前那把放在衣袋里装着格列戈里子弹上膛的左轮手枪能够打响，或者一切都不存在了—— “不会有冒雨的假日；不会有我的千百万同胞奴隶一般扛着铁锹、锄头和钉耙浩浩荡荡游行庆祝的场面；不会有震耳欲聋的扩音器，反复播送着同样的声音，令人无处逃遁；每一户人家不会有不敢声张的丧事；不会有花样繁多的酷刑；不会有麻木的心灵；不会有巨幅画像——不会有这一切。”
其实一把枪杀死一个敌人，只是一种暴力，当二十五年后再想要摧毁暴君，我想到的是：杀了我就等于杀了他， “因为他整个就在我体内，我强烈的仇恨养肥了他。杀了他，我也就毁了他创造的世界。”摧毁暴君就是摧毁自己，摧毁另一种暴力产生的根源，这是不是一种异想天开？或者说，解构一个人就是解构他创造的一切，如此，这个荒诞的寓言就变成了另一种救赎，而实际上，在纳博科夫的世界里，流亡而心怀希望似乎一直是不变的信念，而他要坚持信念就是希望在时间中摧毁旧有的秩序，第一部短篇《木精灵》中似乎就表达了他的这种救赎之心， “当我打开灯的时候，扶手椅上并没有人……没有人！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只有一股淡淡的香气，桦树的香气，湿苔的香气，飘荡在屋子里……”那香气的世界就是一个不被毁灭的希望之所在，那里有 “燃烧着彩虹的每一种颜色”的激情，有 “彩虹般绚烂的众神啊”的解救，有被遗忘的诗人复活的意义——《被遗忘的诗人》就是一个荒诞的故事，那个被认为是 “俄国的兰波”的年轻诗人佩罗夫死于半个世纪前，据说是因为被父亲扇了耳光而在河里淹死了，他留下的是一件衣服，吃了一半的苹果， “可是尸首怎么都找不到。”
一件衣服、一半的苹果，没有尸首，本来就呈现了寓言特性，仿佛死去的只是一个意象，而留下的呢，也只是一个驱壳，当若干年后俄国掀起了重读他诗作的热潮，就像那个耳光，嘲讽了这个社会，而在学术会议中，却出现了一个老人，他讲的一句话是： “我是佩罗夫”。诗人死去整整五十年，却又 “复活了”，这到底是真相还是一种讽刺？ “佩罗夫是个单纯、热情、有革命理想的诗人，那形象是融化在他的诗行之中的，怎么能变成一个在漆过的猪圈里打滚的粗俗老头呢。”但是，诗人真的死了？纪念大会是不是另一种形式上人他复活？既然人们可以用仪式让他重新出现，一个老人为何不能让他复活？
只不过是一种可耻的消费，五十年前是不是真的死去已经不重要了，这本身就是一个被架空的符号，而当最后在革命中那个展览会的展品被一扫而空，当诗人的作品在巨大的撕扯声中摧毁，当老人死在现场，架空的符号本身就是对那个畸形价值观的社会扇出了一个巴掌，就像老人曾经说过的那样： “那是我演的一出戏，原因嘛我自有道理。”一出戏有演员，一出戏终归要落幕，所以寓言也罢，童话也好，纯属偶然的事情之外必须寻找到必然之路，就像宿命本身带有的必然性就需要用必然的死亡来遗忘， “不过没关系。无论如何，再过二十多年，俄罗斯也就与佩罗夫的诗歌完全失去联系了。年轻的苏维埃民众对他的作品几乎一无所知，如同他们不知道我的作品一样。”也只有在遗忘之后，在死亡之后，在我的世界坍塌之后，才能重新在废墟中寻找到微存的希望： “毫无疑问，他得以重见天日、重受尊崇的时代肯定会到来，但现在人们还是禁不住觉得，在目前情况下，失去的也太多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