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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2·2181103·1513 |
| 作者：【德】卡尔曼海姆 著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2014年07月第1版 | |
| 定价：33.00元当当14.50元 | |
| ISBN：9787100098175 | |
| 页数：411页 |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一部代表作。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起彼伏于西方世界的诸多思潮，吸收过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齐美尔、卢卡契、胡塞尔、韦伯、舍勒等诸多大家思想的曼海姆，以一个身体力行、热衷政治的知识分子的独特思考，对知识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答。原书最初发表于1929年，1936年在美国出版了英译本。全书论述了知识社会学的几个中心问题，并用实例说明了把这一科学的如何进行实际运用。全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为英国读者撰写的介绍本书的文章；第二至第四部分论述知识社会学的主要问题，如思想、知识、意识形态、乌托邦、理性等问题；第五部分主要论述知识社会学的性质、范围、类型、研究方法等问题。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引入科学本身的视域
经过长期、曲折、英雄般的发展，在意识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历史就不再是盲目的命运，而越来越成为人类自身的创造，随着乌托邦思想被放弃，人类将失去创造历史的意志，并由此失去理解历史的能力。
——《第四章 乌托邦思想》
意识形态是意识控制的结果，它带有强烈的统治性和利益制约性，甚至为了权力稳固社会稳定而遮蔽了真实的社会条件；乌托邦式的思维站在政治斗争的以相反方向，它否定了社会情境，它变革了既定的社会条件，甚至全然不顾实际存在的东西——不管是意识形态还是乌托邦，都带有明显的模糊性和对不确定状况存在的怀疑，当这两种思维出现，它们如何对社会情境做出客观性评价，或者说，当卡尔·曼海姆引入这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概念，如何导向知识社会学这一科学领域？如何建立科学政治学的整体概念？
副标题：知识社会学导论，曼海姆显然是要进行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甚至把政治作为一种强调客观规律的学科，而他以象征意义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为构建核心，显然为自己制造了一种困难，而他也说，乌托邦思想以否定的方式对待现行的社会条件，它们突破的是一种既定秩序，尽管是不知不觉，甚至是理想化、幻想的方式摧毁和变革社会情境，但是却符合政治冲突的动态规律，很多政治集团在乌托邦的启示下，经过长期、曲折、英雄般的发展，成为统治集团，但是当一种政治意识决定了历史的命运，乌托邦思想必然被放弃，而人类失去了创造历史的意志，最终不再有理解历史的能力——意识形态靠乌托邦思想主宰了历史命运，又在去除了乌托邦思想之后失去了理解历史的能力，所以曼海姆说：“我们就将面临一个可想而知的最大悖论。”
悖论出现，曼海姆似乎并不打算解决这个悖论，因为这个“可想而知的最大悖论”不仅在将来出现，而且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本身就在不停地解构这种悖论，“意识形态的衰落仅仅代表某个阶层所面临的危机，去除了意识形态面纱后得到的客观性，对于社会整体而言总是以自我澄清的形式出现，乌托邦元素从人类思想和行动中彻底消失将意味着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的发展将展现出全新的特点。”意识形态具有自我澄清的作用，乌托邦的消亡也是人类发展进入全新领域的写照，与其说这是一个悖论，不如说是悖论制造了可能，悖论揭示了规律，无论是意识对于历史命运的主宰，还是乌托邦展开了全新的领域，其实它们被纳入到了知识社会学的领域里，也就是说，那些集体无意识都变成了可评价性的集体意识，并进而控制了意识，在总体的发展道路上，乌托邦只不过是内部进行不断突破的力量，但似乎无法逃逸整体性的知识社会学范畴，也就是说，知识社会学已经成为了“在社会生活中发现的、作为一种模糊的不稳定和不确定状况存在的怀疑的系统化”的科学，悖论也只是一种内部角力的过程。
那么，这个问题似乎变成了社会知识如何完成“一种模糊的不稳定和不确定状况存在的怀疑的系统化”？社会知识学，当曼海姆进行这样一种命名的时候，显然是要把社会知识当成是一种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当然重点在于科学性，而科学性和核心是客观性。寻求客观性趋势，从否定性角度来看，是要消除带有偏见的看法和不完善推理，以寻求有效的知识，而从肯定性角度来看，则是阐明批判性的自我意识观点、发展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合理方法，也就是说，客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客体和主体是各自独立、相互分开的实体，另一方面，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得到强调。而要完成社会知识的客观性要求，正凸显了思想方式存在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对社会存在的认识论问题。
“本书探讨的是有关人们实际上如何进行思考的问题。”如何思考，涉及的是逻辑学、心理学，但是知识社会学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思维的科学，制定描述和分析思想类型及其变化的方法，系统阐述与思想类型相关联的问题，并以批判性理解开辟道路，不管是主体还是客体，似乎都难以成为一种独立存在。而这一困难到底在哪？曼海姆认为，主体的定义是关键，我们所说的思想总是指向个体，对对象的考察也总是一种孤立的行动，所以必须将个体思想纳入到集体中，一方面，个体发现了现存的环境，他在这个环境中发现了已经形成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而这些思想和行为模式是世界的集体行动的结果，也就是说，个体的行为是受到价值观、集体无意识和意识性冲动的影响这一语境下进行的。
另一方面，个体思想的复杂性进入到一种同一性的情境中，必然会发生心灵的互相冲突，甚至变成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便为建立交流的最重要阶段创造了条件，也为认识论的群体性构建开辟了道路，“知识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群体生活的合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在共同命运、共同活动和克服共同困难的组织结构中来展示他的知识。”每个个体在其中分担这不同的份额。当认识论成为一种哲学产品，它有可能被引入错误的假设，甚至个体的思想会变成彻底的个人主义，所以必须对思想的社会情境根源进行审视，找出其中的问题所在，从而为认识论的科学化寻找一条道路。
在曼海姆看来，思想的社会情境之所以产生，必然是统一的世界观被瓦解，个体便采取不同的世界概念形式，它是混杂的，是怀疑的，是破坏的，所以只要将个体的思想纳入到整体中，将集体无意识变成集体意识，并参与到社会生活的生动场景中，才能进行一种意识的构建，“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只有在先前存在于我们背后的无意识动机突然进入我们的视野，从而可以进行有意识的控制时，我们才会成为我们自己的主人。”
个体意识要变成社会意识形态，这似乎是第一步，但是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本身也有特殊意义和总体意义。特殊的意识形态指向对手的一部分论断，它只对在从纯粹心理学层次上的观念进行分析，而且它的目的是一种利益，在这个意义上，特殊意识形态的参照点总是个体，甚至分析讨论群体，也只不过是个体的一种机械组合，所以，仅仅在个体经验的单纯的综合中是不可能发现整体的精神世界的内在结构的。总体意义的意识形态指向对手的总体世界观，它把这种总体世界观理解为参与集体生活的产物，它以功能分析的方法对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作用的结构性精神差异进行客观的描述。意识形态是一种对对手的怀疑和不信任，它符合培根所说的假象理论而成为一种偏见，所以必须去除意识形态的特殊意义，而在纳入总体意义的道路上，不可或缺的是哲学的力量，“意识哲学的发展：在世界的客观的本体论统一性被消解以后，人们便试图以感知主体赋予的统一性来代替它。”
意识形态最初来源于主体的意识，是一种精神活动，从本体论教条主义瓦解，到以历史的视角看待超越时间的意识形态，再到更加具体的民族精神、阶级意识，意识形态不断发展，也不断进入到总体意义中，考察意识形态的历史-社会过程实际上凸显了曼海姆的客观化、科学化的努力，“随着对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一般表述的出现，单纯的意识形态理论便发展成知识社会学。曾经是一个党派思想武器的东西，也被转变成对社会史和思想史进行一般研究的方法。”意识形态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社会的结构，它是一种认识论，更是一种引向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它的目的在于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同时存在的规范、思想方式和行为模式中把真的和假的、真实的和虚假的区分开来。”
要去除特殊意识形态的意义，去除虚假意识，让意识形态变成一种“实在”的知识，曼海姆认为对社会情境的考察非常重要，也是为总体意识形态的建立提供了认识论的样本。情景分析就是“每一种超出日常水平的经验形式都具有的自然的思维方式”，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整体的一部分，所以思想中的危机自然也是一种情境，只有将思想危机进行一种科学化的研究，找出它的社会学意义，那么，就能把情境纳入到更大的整体中，从而实现历史-社会的动态形成过程中。
曼海姆分析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几大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潮，在他看来，这些思潮的危机就在于不合时宜地处理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官僚主义者倾向于掩盖政治领域；历史主义者虽然强调历史事件和行为主体中的传统因素，但是其用意还是“更为尖锐和独到地”把这一领域看作是非理性的；资产阶级试图使世界彻底理性化，但是在承认自由竞争和阶级斗争的时候，它其实创造了一个新的非理性领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认识了相对的非理性，而且从未忽略它，但是它用新的理论化的努力消除这个领域，结果变成了一种悖论；而法西斯主义是激进主义的和非理性的。考察这些思潮，曼海姆认为，社会结构中的非理性主义主要有两个来源：不受控制的竞争和强权政治，非理性主义导致了行为，所以在思潮和行为实践之间必然存在一种不可调和性，也只有政治的参与，才能调和矛盾，才能形成统一。
什么是政治？如何建立政治学科学？曼海姆引用奥地利社会学家和政治家艾伯特·舍夫勒的观点，区别了行政事务和政治，舍夫勒认为，当一系列社会事件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并且有新规律重复发生，八九十一种行政领域，而那些还处于生成过程的事件，在个别情况下出现了新的、独特的情境出现，便是政治领域，所以和有规律可寻的理性的行政领域相比，“政治行为面对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时刻都创造着一个独特的情境，都力图摆脱这种具有某种持久性的永恒的力量之流。”也就是说，政治行为是变动的，是创造性的，是独特的，甚至在摆脱行政式的持久性，但它并非是非理性的，它总是在寻找一种属于它的独特情境，在追求它的永恒力量，所有这一切当被纳入到总体的历史-社会结构中的时候，并具有“行为”的可能性的时候，政治学科学才成为客观性、科学性的科学。
政治社会学把一个时代的各种趋势整合起来，但是它不是封闭的，不是已完成的知识领域，曼海姆说：“它总是处于形成过程之中，然而又始终与其源流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产生于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的动态展开过程中。”正是政治学科学具有不断的生成性特点，曼海姆认为乌托邦思想提供了这一力量的源泉，“从乌托邦的意义上讲，或许可以注意某种走向绝对整合的进展，其中，每一次整合都试图达到比之前的整合更为宽泛的视角，而后后续的整合都吸收了以前整合的成果。”为什么非理性的乌托邦具有这样一种整合力量？什么是乌托邦？曼海姆认为，乌托邦的实质就是超越现实，按照兰道尔的命名，每个实际存在并正在发展的社会秩序都称为“托邦”，历史的道路就是从一个托邦战胜另一个乌托邦走向另一个托邦，所以乌托邦构成了历史前进的动力，它打破了既定秩序，它超越了生存空间，甚至它在否定现行秩序的时候也不是单向的，它建立的是一种“辩证关系”：“乌托邦思想产生于现行秩序之中，反过来又冲破现行秩序的桎梏，使之朝着下一个存在秩序自由地发展。”
但是乌托邦思想也会消亡，而随着乌托邦的消失，整体的发展理论也会消失，但是重要的不是思想的消失，而是寻找到乌托邦元素背后“主导愿望的本质”，从再洗礼教派放纵的千禧年主义，到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再到保守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乌托邦思想经过了不同形式的发展，它或许会消失，但是这种消失只是单一思想概念的消失，或者只是具体社会情境的消失，甚至消失意味着新的发展可能，而只有具有乌托邦式思维的主体存在，对于现行社会秩序的超越力量还在，那种辩证关系就不会消亡，历史也不会在平静中走向下一个阶段。
意识形态超越现实是为了去除面纱背后的危机而得到客观性，它是以自我澄清的形式出现，乌托邦思想超越现实则是展现新的可能性，它们对知识社会学的构建都具有某种启示意义，“知识社会学关注的，与其说是故意欺骗所造成的扭曲，不如说是客体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借以呈现给主体的各种不同方式。”它是一种视角，一种能力，一种科学化意义的总体视域，“在这个领域，它必须制定出精确标准，来证实经验性真理，来确保这些真理享有支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