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号：H21·2190320·1554 |
| 作者：【匈牙利】卢卡奇 著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1999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19.00元当当8.50元 | |
| ISBN：9787100163576 | |
| 页数：148页 |
副标题：试从历史哲学论伟大史诗的诸形式。《小说理论》是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卢卡奇的名著，从历史哲学论探讨了伟大史诗的诸形式。该书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对史诗时代和现代的分析、对比和对各种不同类型小说中主人公特点的集中褒贬评论，表达了一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史诗时代的怀念、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极端不满以及对未来世界的思考、探索和憧憬。此外，卢卡奇在这部著作中把时代看作是史诗和小说的承担者，把小说视为“一个时代的史诗”，“我们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因为小说的形式比其他任何形式更能使作者的想象自由驰骋”。《小说理论》的第二部分提出了小说的类型学，将小说分成三类。
《小说理论》：先验无家可归的一种表达
小说是内心自身价值的冒险活动形式；小说的内容是由此出去认识自己的心灵故事，这种心灵去寻找冒险活动，借助冒险活动去经受考验，借此证明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全部本质。
——《小说在历史哲学上的局限性和意义》
为什么要去冒险？当冒险开始，是走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还是更深刻地认识自我心灵？原因和方式就这样被摆放出来，以小说之名，世界似乎是被划分为外部和内部、客观和心灵的二元存在，而冒险似乎在把异质和离散的成分融合成一种有机关系的时候，仿佛在寻找另一种整体意义，只是这一种冒险缺失了先验的上帝，而上帝的缺失又把世界遗弃了，当小说承担起先验之后建设经验世界的重任，是不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全部本质”？
“小说在历史哲学上的局限性和意义”，当卢卡奇用这样的标题来解读小说的可能，其实是看见了一种封闭之后的创造意义，只要小说打开真正的心灵，借助于冒险去认识世界和自我，那么这种经受考验之后形成的经验世界，就可以弥补上帝缺失世界的破碎性，从而完成自我本质的命名。但是，这里的问题是，上帝遗弃了世界，是遗弃了世界的史诗，小说的冒险经历所得到的意义并不会充满现实，也就是说，当小说只是为了达到创作的平衡而在内容决定的道路上实现伦理上的自我修正，那种看上去使现实具有意义的做法仍然是“瓦解成无本质的虚无”——卢卡奇把小说的客观性看成是男性成熟的洞见，在上帝遗失的世界史诗里塑造了英雄，但依然需要一种真正塑造客观性的自由，而对于现实无本质的虚无最大的超越，在方法论上则是讽刺，“讽刺是小说的客观性。”卢卡奇认为，讽刺是作者对小说所拥有的一种自由，是走到了尽头的主题性被自我扬弃之后，在没有上帝的世界里“所可能有的最高自由”。
为什么上帝要遗弃世界的史诗？为什么小说的英雄应该有男性成熟的洞见？为什么只有在讽刺的客观性意义上才能达到最高自由？小说的局限性和意义，卢卡奇在回答这一系列问题的时候，设置了一个境况：历史哲学，就如副标题所示：“试从历史哲学论伟大史诗的诸形式”，他希望将小说放置在历史哲学这一背景下考察，同时希望找到伟大史诗的另一种形式，为小说的真正冒险探索一条直达心灵的道路。草拟于1914年夏天，完成于1915年冬天，在现实层面中，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似乎就在那个被上帝遗弃的世界里——1914年的世界大战爆发，所以当社会民主党发出赞同战争的态度，当德国最具胜利前景时，卢卡奇仿佛觉得自己是作了一场噩梦，这个噩梦在指向可能的未来时归结为一句话：“接下来产生的问题是：谁把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拯救出来呢？”
用拯救，本身就背负着一种政治之外的人文压力，而从康德转向黑格尔的过程中，卢卡奇也正在寻找“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如何将黑格尔哲学成果具体运用到美学问题上，“当代美学的难题同样来源于黑格尔的遗产：在历史哲学上，发展归属于决定艺术迄今为止发展进程的那些美学原则的扬弃方式。”并非是从现实政治逃避到美学形而上问题上，而是“在对世界状况持续绝望的心情中”，在“天下大乱的镜中影像”的形式难题中，找到一种“自发的存在总体”，而这便是精神科学历史化的真正意义，也是历史哲学形成中发现拯救文明的方法——1962年，当卢卡奇以回顾的方式看待这部作品时，他对这场成熟男性的冒险做了一个定论：“《小说理论》的特性不是保守的，而是突破性的，不过却是建立在非常天真、完全没有根据的乌托邦基础之上的：希望能从资本主义的崩溃中，从与这种崩溃相一致的、无生气和敌视生命的经济和社会集团的崩溃中产生出一种自然的、合乎人类尊严的生活。”
“自然的、合乎人类尊严的生活”就是历史哲学“总体化”的真正意义，无论是左的伦理学和右的方法论的融合，还是从黑格尔哲学概念演绎在个别现象中，历史哲学的发展归属一定是一个难题，尤其在文明趋向于破碎和崩溃的时候，这种心灵的冒险活动如何在缺失了上帝总体的困境中找到自己的全部本质。历史哲学走到了什么位置？为什么哲学历史化需要形式的突破？而小说又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哲学其实就是思乡”，卢卡奇引用诺瓦利斯的这句话，很明显有一种归属的意义，当一种渴求希望回到故乡的时候，这个主体一定是被隔离在“外”，所以诺瓦利斯的这句话背后其实反应的是一种断裂，“哲学，无论是作为生活形式还是作为规定生活形式的东西以及给诗提供内容的东西，总是‘内’与‘外’之间断裂的征兆，是自我与世界有本质区别的标志，是心灵与行动不一致的象征。”
而在那个伟大史诗的时代，这种断裂感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极幸福的时代是没有哲学的，从另一个意义上将，这个时代“人人都是哲学家”，而且每个人都拥有每种哲学的乌托邦目标。没有内心深处，没有外部，没有他者，“即使这种心灵本身也绝不会去孤注一掷；它也不知道它会迷失自我，也从未想要去寻找自我。”世界的史诗时代与其说是没有内外的断裂，不如说史诗已经在精神的历史进程中，在提出问题之前已经找到了答案，而这正是希腊文化的完美呈现：“希腊人只知回答而不知提问，只知谜底（尽管是神秘的）而不知谜面，只知形式而不知混乱。”这是不是一种自明的状态，是不是先验地存在？而当世界有了外部，有了他者，有了心灵深处的主体，精神的创造性打开了世界的宽度，但是无限之大的世界却隐藏着比希腊世界更多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就是扬弃了最重要的东西：总体。
什么是总体？卢卡奇认为，总体就是不受时代限制的伟大典范，“只有在一切东西被诸形式包容进去之前就已经是同质的地方，只有在诸形式不是一种强制而只是有所意识，只是万物（它们在应被赋形者的内部作为模糊的渴望尚未显示出来）趋向表面的地方，只有在知识就是美德、美德就是幸福的地方，只有在美使世界的意义变得显而易见的地方，存在的总体才是可能的。”其表现形式是史诗，而史诗试图回答的问题是：生活如何会成为本质的？当艺术开始独立，不再摹写就意味着没有了范本，看上去是创造，但其实这种总体也是一种创造出来的幻想现实，教堂成为了新的城邦，末日审判成为现实的一部分，美学再度走向了形而上学，后希腊时代对于文化的复活变成了一种假设，一种歪曲。
有了和旧目标不同的新目标，诸先验定向点变得多元，主体结构和形式世界结构的平行关系被破坏，于是，艺术创作的最后基础“变得无家可归”，而小说这一形式，也变成了“先验无家可归的一种表达”——作为表现世界总体的史诗消失了，小说所承担的哲学意义就走向了内心世界，这种内心世界在现代英雄的狂欢形式中其实变成了孤独，“这种孤独不仅是戏剧性的，而且也是心理上的，因为它不单单是所有戏剧人物的先天性，而且还是变成英雄的凡人的经历；而如果心理活动在戏剧中仍旧未经加工的素材，那么它就只能作为心灵抒情诗表露出来。”而且极易走向一种乌托邦。在外部和内心的矛盾中，在史诗向小说形式的过渡中，自我已经从先验主体变成了经验的人——在这样的转变中，需要的是一种赋形行为，“即在创造对象占统治地位的活动中的这种独立性，是没有总体的诸史诗形式的抒情诗。”
是一首抒情时，但是却有着史诗具有的总体性和创造后的独立性，“它不是某种孤独的自我在其自身脱离对象的冥想中的沉迷，不是客体在感觉和情绪中的消解，而是它产生出标准、创造出形式、承载着所有被塑造者的生存。”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变成纯粹接纳实际的“器官”，才能分享对整体的揭示。这样一种从史诗到小说的转变过程，其实是“伟大史诗”这种具有总体意义的历史哲学的赋形行为，或者说，它在开启另一种总体，“在此岸世界里，总体要么是易碎的总体，要么是为人所渴望的总体。”所以史诗中的个人，是一种共同体命运的体现，是一种具体总体，“共同体是一群内心有着无限丰富生活的人，这些人有相同或类似的人们作为兄弟或邻居。”而小说则“以塑造的方式揭示并构建隐蔽的生活总体”，它用一致性超越差别，就像但丁的作品，“因为他的主人公的经历就是人类命运本身的象征性统一。”
很明显，史诗是一种没有哲学的乌托邦，而当没有史诗的时代过渡到小说，危险不可避免：或者它变成抒情诗或戏剧，或者把总体压缩为田园诗，或者降低到纯粹消遣性读物的水平上。但是危险之存在，也意味着希望之所在，与史诗的“单纯天真”相比，小说却是成熟男性的形式，它“表现为某种形成着的东西，表现为一种过程”。一方面是扬弃现实中的并不美好的东西，于是变成了早期浪漫派的“反讽”，另一方面在冒险中寻找主观中美好的一面，并以此探寻没有上帝的自由之路，所以，“小说创作就是把异质的和离散的一些成分奇特地融合成一种一再被宣布废除的有机关系。”卢卡奇从小说形式着手，将其分为抽象的理想主义和幻灭的浪漫主义两种，抽象的理想主义类型表现为心灵比外部世界狭隘，它在一种“着魔状态”中，“完全缺少内心深处的体验这一困难，把心灵变成了纯粹的积极活动。”看上去这样的小说就是一篇长篇童话，超验性没有成为内在的东西，它只是以影子的方式“装饰性地充满了尘世生活的裂缝和深渊”，所以在文本意义上，它同样是“由阴影编织的实体”。
另一种幻灭的浪漫主义的类型则是“心灵比生活能够给它提供的命运范围更宽广”，外部世界是被习俗控制的世界，和内心世界其实没有任何联系，所以社会生活形成的客体化，对心灵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当心灵拒绝外部世界，并非是想逃避到自身之中，而是想用征服的方式“选取一些碎片”——于是幻灭必然产生，“这是存在应有者面对生活过高和过多的贪欲以及对这种徒劳渴望的绝望洞察；这是一种从一开始就具有坏的良心和确信失败的乌托邦。”最后变成了一种绝望的悲观主义。但是在抽象的理想主义和幻灭的浪漫主义之间，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尝试，卢卡奇认为还有介于其中的另一种小说类型，“它的主题是难以解决的、由体验的理想所引导的。”而这种小说的具体表现就是“人与具体社会现实的和解”。这种和解有时是在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做出妥协，有时是对妥协予以拒绝——很明显，在这样一种小说类型中，主人公的中心地位是偶然的，但是当他被置于中心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寻求和发现中把世界整体性揭示了出来。
第三条道路或者并不是小说真正的出路，但是卢卡奇的立场很明确，既不需要在抽象的理想主义中把世界变成一种幻影，也不应该在幻灭的浪漫主义的乌托邦中“选取一些碎片”，小说的真正意义是在史诗时代终结的时代寻找到自身表达的自由：超越并构建总体的实体性，他认为，19世纪的托尔斯泰正是朝着这一方向寻求“小说形式的伟大思想”：“在于追求—种基于同感的、简单的、与自然紧密联系着的人类共同体的生活，这种生活依赖于大自然节律，在其产生和消失的节奏中运动，并把非自然形式的一切狭隘和分离的事情、瓦解着和僵化着的东西排除出自身之外。”要让小说具有史诗形式，必须表现为一种共同体命运，一种“史诗的现实本身”。
史诗把塑造乌托邦作为一种尝试，最后必然是以对形式的破坏而告终，真正的现实无法在形态学上被创造，而当这个史诗时代终结，小说必将是“罪大恶极时代”的形式，“只要世界处在这些日月星辰的统治之下，小说就一定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形式。”所以重要的是回到人这个主体，回到人性这个基点，而这或者也是在断裂甚至绝望的时代寻找精神科学的意义，是在哲学的历史化中看清文明的拯救路径——只是1914年还笼罩在某种未知中，还在梦魇未醒时，所以在这“先验无家可归”的困惑中，卢卡奇也只能给小说投以微弱的目光：
于是，从历史哲学上解释预兆的任务，只能是说出我们是否真正开始离开罪大恶极的状况，或者是否只有纯粹的希望才能宣告新事物的到来；新事物来临的征兆还如此微弱，以致它会被只是存在者的无益政权随时轻而易举地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