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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3·2210719·1768 |
| 作者：【法】比持博尔 著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2011年09月第1版 | |
| 定价：38.00元当当16.60元 | |
| ISBN：9787100076364 | |
| 页数：554页 |
《法国认识论》旨在从历史的角度论述法国认识论的发展历程，收集了21篇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思想传统与研究机构”，针对1900-1950年这一时期法国不同思想流派和研究机构，在与外国的哲学学术圈的交流和碰撞种，法国认识论形成了其众所熟知的面貌。第二部分为“人物”，收集了关于某些重要人物的论文，这些人物的著作在一个广阔的历史范围内造就了法语意义上的知识论和科学理论的格局。《法国认识论》尤其关注法国学者和哲学家面对1890年至1960年间相继出现的一些实证主义版本的表现方式，有时他们积极参加这场运动，但往往也忽略它。美国的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下半叶反过来从20世纪初法国的认识论中获取了重要的灵感，本书也收集了对这种情况所作的研究，而关注个人，则和机构为认识论与科学史之间的持续对话创造了条件。
《法国认识论》：科学史是关于错误的研究
法国认识论恒常的动力和主题，就是关注全新的科学与教条哲学之间的距离，这种教条哲学在对自己原则的注解和评论之中慢慢地衰竭了。
——雅克·朗贝尔《法国认识论与维也纳学派：路易·鲁吉耶》
当雅克·朗贝尔把法国认识论的动力定义在发现“全新的科学”与“教条哲学”之间的距离，并将教条哲学的衰竭看成是科学认识论的胜利，无疑建立起了革新的动力论，而这种动理论在本质上提出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哲学是不是一种科学？科学的认识是不是会促进哲学的进步？无疑，他在“维也纳学派中最有名的法国人”路易·鲁吉耶身上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鲁吉耶在其著作《知识理论》的献词中，是为了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石里克，这个在1936年遭到暗杀的哲学家和维特根斯坦一样提出了关于实在和对实在描述的区分，他们认为，命题的真与它的成真可能性，也就是它的意义之间的区别是根本性的，他们批评了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的传统知识理论，认为传统理论假定真理存在于事物之中或实在之后，是混淆了客观和似是而非的客观。同石里克一样，鲁吉耶承认存在着各种断定，这是唯一一种意义和真理能重合的经验命题，他指出，“关于原始事实的断定在科学知识大厦中是基础性的，是一切可能的科学语言的不变者。”石里克所要求的条件应用的是语词，而非陈述，所以鲁吉耶认为，那些也许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具有意义。
这是科学哲学所开拓的意义领域， 石里克认为，哲学被看成知识的组成部分和最普遍部分，它的批评功能和意义分析功能在三个层面展开：概念含义的层面，陈述意义的层面，以及更基本的问题意义的层面，知识总体中，意义的问题和问题的意义构成了哲学研究的两个目标，所以哲学的任务就是探索命题的意义，鲁吉耶说：“意义问题是真正的哲学问题”，他在《知识理论》中提出了“功能理论”，这个建立在对语言和经验的分析之上的理论确定了哲学的任务：通过弄清楚语词的使用规则澄清语词的意义；通过描述命题的证明或证实方式来厘清命题的意义；通过确定解决问题的恰当方法来给予问题以正确的形式。这个哲学任务很明确的一点是：它不求助于物自身，就像鲁吉耶在序言中所说：“不再听凭于神，它依据于人的尺度，并且仅仅用于此。”
不求助于物自身，不听凭于先验之神，就是拒绝一切样本主义，就是批判除方法论先验主义的所有先验主义——朗贝尔认为，鲁吉耶的功能理论“构成了一场哲学革命”，“这场革命意味着下列一切信念的崩溃：存在着先验综合真理，先验综合真理必然是无条件的，独立于一切经验的，并只有通过特殊的能力才能把握。”所以他认为鲁吉耶的《知识理论》是一个时代的作品，是一个特定人的作品，是一个属于特定的法国传统的作品——这种“特定的法国传统”，不是一种属于教条式的哲学传统，而是属于不断革新的探索精神。所以鲁吉耶以实证主义的进化图式，构成的哲学革命，为历史、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认识论提供了扩展的动力，而1920年至1950年的法国认识论也在这种“恒常动力”中为实证主义开辟了新的方向，那就是它的理性主义，科学理性主义。
1920年至1950年的法国认识论具有了某种革新力量，而这本由米歇尔·比特博尔和让·伽永编辑的《法国认识论：1830-1970》则把时间轴线扩展了，它的起点是1830年，这是奥古斯特·孔德《实证哲学教程》第一分册出版的时间，它的终点是1970年，这是索邦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专业教授、被称为“法国科学哲学自孔德以来学术成果集大成者和具有代表性的象征”的乔治·康吉莱姆退休的前一年——1830年和1970年，孔德和康吉莱姆，实证主义和科学哲学，构成了法国认识论的现代史，而这段历史如何发挥它的“恒久的动力和主题”，关注全新的科学和教条的哲学之间划出的那条界限？
孔德无疑是以“法兰西风格”的保护者的形象出现在认识论的历史中，他对法国传统的强调，并非是回到教条哲学的框架内，而是试图从严格的哲学分析视角出发要求创立科学通史的第一人。实证主义是由孔德开创的，当实证成为哲学的形容词，孔德就是在亚里士多德建立的人类概念的普遍体系中建立一种从事哲学的特殊方法，那就是“把理论看作是要与观察事实相一致”，所以实证哲学的任务就是组织并整理实证概念的普遍体系。孔德强调的是理论和观察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需要的是判断，但是他认为内省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认识心灵规律，包括逻辑、方法和机能的规律，唯一的途径便是脑生理学和各种科学哲学，所以他认为，无法直接观察心灵规律，就必须求助于科学中对人类心灵实际活动的研究，也就是历史认识论的必要性，所以历史要被当前所判断，从而建立起哲学与科学史的关联——孔德最著名的那句话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某种科学的历史，就无法完整认识它。”这是孔德实证主义建立的历史认识论，劳朗·克洛扎德认为，孔德的科学史接近一种普遍科学，它所希望的是组织知识整体，协调方法并描绘未来的大方向。
但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历史认识论到了20年代，尤其是30年代的“新实证主义”时期，是不是也变成了一种“教条哲学”？1901年，勒鲁瓦发表了一片题为“新实证主义”的论文，提出要为实证主义进行重新定向，同时他声称发现了一种知识运动的开端。这个开端似乎比新实证主义扬名奥地利还早，它和维也纳学派到底存在着何种关系？或者说，勒鲁瓦的这一声明在何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真正的思想潮流？法国新实证主义似乎没有明确的纲领，主要代表人物也处于一种散落的研究状态：勒鲁瓦走向对宗教的现代主义分析，米约和迪昂致力于科学史的研究，对数理逻辑，彭加勒拒斥之而迪昂忽略之——但是，在安纳斯塔斯奥·布雷内看来，法国新实证主义代表了一种具有独创性和影响力的运动，它在逻辑实证中延伸了对于事物的本质、检验的问题、理论的结构等的讨论，它为于其他哲学流派的对话创造了条件，“这一视角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批判工具。”
安托尼亚·苏莱则把视角投向1935年和1937年的巴黎会议，那时之前的维也纳学派哲学在美国已经流亡了，英国也是如此，被黄皮书称为“世界的科学观念”运动在法国也没有留下任何印记。但是1935年在巴黎举行了科学哲学会议，这是维也纳学派重回欧洲视野的标志，尽管维特根斯坦缺席了会议，但是罗素担任了会议的“法定主席”，会议的主题是“在哲学中提升科学精神”，当涉及数学、几何学、集合论、物理学或光学的学派人物聚集起来，他们共同的问题是：思想是什么？概念是什么？认识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两年之后的1937年，巴黎会议再次召开，学派的灵魂人物石里克一年前遭到暗杀，他的遗作得以发表，尽管维也纳学派没有出现统一的展现，但是他们依然对如下问题进行了争论：统一科学体系的基础，表达这一基础的语言，这一基础所构成的理据的本质，基本陈述的纯粹性或不纯粹性，它们与其它陈述的区别，基础语言的经验性的层次，证实方法的性质，以及适合于这一方法的陈述的性质等等。
实际上，1937年的巴黎会议法国是沉默的，安托尼亚·苏莱分析了法国沉默的原因，除了对符号学的厌恶和法国想要继续一种社会启蒙精神之外，法国的沉默更多在于他们有着对维也纳学派另外的态度。一是卡尔纳普已经提出了“新逻辑”的理论，这是对形式主义的拒斥，亚里士多德为形式主义提供了第一个样板，康德提供了“观念”，弗雷格则提供了“工具”，而现代逻辑需要的是形式主义持续历史的中断，他们认为逻辑学是哲学研究新的科学方法，根据莱布尼茨的论题“思想就是计算”，卡尔纳普提出了逻辑学是一种“应用的逻辑学”，由此，“知识”的意义也彻底发生了改变，知识不再是通过精神的活动而把握经验的内容，“而是在经验的符号化中，确定所涉及的关系的结构”。应用的逻辑学注重的经验的符号化，而另外一个沉默的原因，则是卡瓦耶斯提出统一科学的理论，他质疑形式主义，犯规“科学文献学”，他认为，“科学理论只能是统一科学的理论”。
卡尔纳普的新逻辑学和卡瓦耶斯的统一科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使法国认识论和维也纳学派保持了距离，另一方面也使自己走上了革新之路，逻辑实证主义在迪昂和梅耶松的“美国时期”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他们共同开拓了美国后实证主义认识论。这一认识论提出了理论的“翻译”问题，从观察过渡到将观察翻译为“数”，这是一个“译入”的过程，再将数与某个可观察的具体事实相对应，则是“译出”的过程，译入和译出不是一个简单的往复运动，在每一个翻译过程中，都会服从一个原则，那就是不确定性；同时，翻译的主体是翻译者，他同时就是背叛者，按照迪昂的观点，“翻译试图让两个文本相互对应，但在两个文本之间永远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吻合。”翻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翻译者的“背叛”，使得认识论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物理学家所观察到的各种具体事实存在着差别，理论家在计算中用以表征这些事实的算术符号也存在着差别，这就造成了理论和经验之间的鸿沟，而认识论的“非决定”就是这种鸿沟导致的后果。由此，迪昂认为，物理学理论的对象应该建立在“表象”上，而且是符号性的表象，“物理学理论不可能给出一种形而上学解释，这种不可能性的基础就在于物理学理论作为符号的地位。”
物理学认识论是不是还是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是不是还能认识符号表象？从孔德的实证主义到卡尔纳普的“新逻辑”再到美国后实证主义，实际上这是法国认识论的其中一条纵坐标，而认识论考虑其本质，必然会涉及到认识的主体论、客体论和方法论，在通往科学哲学的道路上，是需要形式主义还是逻辑主义？——迪昂和梅耶松的认识论无疑就是一种反历史问题结构的逻辑经验主义，它开辟了如何重新表述“理论与经验的关系”“科学变迁的本质”等传统问题。这种认识论的本质问题的确体现了法国认识论的传统，那就是质疑和批判，破旧和立新，而观察和经验，逻辑和理性之间的认识选择问题，19世纪的安托万·奥古斯丁·库尔诺就已经开始了研究。
库尔诺批判了康德，而这种批判又是从追随康德开始的，他把康德理论看成是“真正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他又拒绝康德通过将理智的范畴和直观的形式看成知识的主体条件的观点，他认为，实在的秩序和拥有知识的秩序之间存在着关系，但是它们并不一致，一种是逻辑秩序，一种则是理性秩序，所以实在存在着一种或然性，它抵达的是经验对象的可能性，但是库尔诺认为，人作为认识的主体是自然的存在而非先验的主体，人的认识所具有的的必然性是理智的要求，是和自身一致的要求，“他将自己构成为世界的一个部分，而且从某些方面看，其理智的真实只是一种必然性所要求的结果，这种必然性产生了世界的和谐，并迫使自然与自身一致。”
在认识论中，人当然是认识的主体存在，而人的观察所建立的经验主义，是对先验主义的拒斥，那么它如何抵达科学哲学的目标？美国逻辑实证主提出的翻译问题就是一个主体问题，因为翻译者就是一个“背叛者”，当其在观察中，在符号的表象中背叛，经验主义下的理论如何科学？梅茨格似乎更进一步，她对于科学史的研究建立在两个命题之上：一个是关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她认为事实的总体从来都是不确定的，所以从事实到理论，学者的主体性必然会介入；第二个是在第一个命题基础上对科学史提出的任务，学者的主体性介入才能形成科学理论的产生。由此她认为，科学史的任务是帮助人类精神理论的建立，在科学史中重要的不是记录发现而是努力理解“人是怎么能够做出这些发现”。所以，科学史就是一种解释学的分析历史，即：历史知识构成中先天因素的作用，她认为，科学史的写作是一个关于和科学认识论反思活动紧密相连的活动，解释的目标就是作者的主体性，它呈现在文本之中，所以解释者的个人视域是解释的构成成分，虽然它是一种主观因素，但是“主观因素也不能与客观因素相分离”；科学理论是一种“精神的建构”，学者的主体性、他的先天因素必然会介入理论的建构中——科学史不是“哲学贫瘠的”存在，而是决定着“我们的人类史观以及我们对人类思想所起作用的观念”，是一项相信进步、理性的力量的伟大事业。
梅茨格相信历史知识构成中先天因素的作用，从而构建起到科学史的解释学理论，而加斯东·巴什拉则在对实在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个否定”中建立起想象物的理性主义。1928年他的论文可以看成是他在实在主义和唯心主义本体论之间摇摆的标志，它们之间不断增长的矛盾束缚了巴什拉，为了摆脱这种摇摆和矛盾，他开拓了想象物理的领域，在他看来，想象物与非实在的结合是为了和实在对立，而想象物并非是一种梦幻存在，它具有的是先验的所有特点，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这种想象物“相比起感觉世界，隐喻之间更协调，更能相互呼应”，他还建议给每个诗人都绘制一个“显示其隐喻世界的意义和对称性”，它们在实在中交汇，但是实在只是参照而不能对它们进行定义。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理性主义具有更新性、开放性、区域性和公理化的特点，让-克劳德·帕里安特认为，巴什拉以否定的方式摆脱了实在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建立起想象物的理性主义的本体论，试图回答的是如何找到哲学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存在是什么”“什么东西存在”——所以，理性主义不是本体论，而是“元本体论”，是关于本体的本体，是实在无法定义的本体。
从实证主义走向新逻辑、新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理论中的“非决定的”物理学表象，历史知识中的解释学，理性主义的元本体论……法国认识论就是在寻找全新的科学认识之路，包括埃米尔·梅耶松的“识别同一”、拉韦松的“唯灵论”，康吉莱姆的“个体性”、艾森曼的规范主义，在逻辑学与数学、物理学与化学、生命与医学科学、人文科学等方面都丰富了法国认识论的领域和研究视角，也不断将教条哲学推向衰竭，正如柯瓦雷提出科学革命的观念的“柯瓦雷模型”，在他看来，科学革命需要的就是本体论转变，它在一种动态的生成中区分了可能事物和不可能事物，而科学就是在可能中发现错误，“如果科学是对真理的追求，那么在柯瓦雷看来，科学史就是关于错误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