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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67·2220121·1807 |
| 作者：【古巴】阿莱霍·卡彭铁尔 著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2021年07月第1版 | |
| 定价：95.00元当当41.80元 | |
| ISBN：9787020165483 | |
| 页数：414页 |
《光明世纪》是卡彭铁尔的代表作，它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故事为基底，利用他独具匠心的重新编排和再创作，让历史焕发了艺术的生机，特别是故事中俯拾皆是的文学、地理、历史、宗教等等典故，把一段特定区域的特定历史和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串在了一起，变成了一幅关乎世界命运的宏大画卷。《光明世纪》的故事横跨加勒比海地区几十年的历史，以哈瓦那三姐弟的视角，讲述了法国政治投机者维克托·于格在加勒比和欧洲地区的经历。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就连加勒比海上那些零星的岛屿也不能置身事外。各种革命的浪潮从欧洲席卷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连他们当初追随革命的热情也渐渐黯淡。维克托·于格历经大风大浪，终因没有坚定的信念而让他的故事草草收场。不过，理想的火花仍在那对姐弟身上闪耀。多年后，在故事结尾，卡彭铁尔暗示我们，这位姐姐正是德拉克洛瓦名画《自由引导人民》上的女主人公。人类对于伟大艺术和崇高精神的追求永不止步。
《光明世纪》：她是自己躯体的主人
谈革命，想革命，在思想上深入革命之中，就会获得一点儿世界主人翁之感。谁谈论革命，谁就会卷进去。
——《九》
那时候卡洛斯说：“上帝不过是个假设的人物。”那时候的索菲亚讨厌修女、监护人、遗嘱执行人等乱七八糟的勾当，那时候的埃斯特万从被“黄花的慢性折磨”中恢复过来，而那时候的奥赫面对警察抓捕共济会会员说出了“我们的时代到来了”的口号，那时候的维克托·于格制定了“必须离开”的计划——那时候的他们想要离开闭塞的世界，那时候的他们渴望自由，那时候的他们听闻了革命，那时候就是“我们的时代”，那时候“谈论革命”就是要让自己卷进去。
每天都在谈论革命，每天都在想念革命，在思想上深入革命获得世界主人翁之感，就是为了迎接欧洲的革命浪潮，就是为了打破闭塞的现实，“以后我们仍将是闭塞的，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害怕，害怕在欧洲游荡的幽灵……”但是索菲亚为什么惊讶于这个狂热的话题？为什么认为谈论革命就意味着被卷入其中？美洲，古巴，岛屿，庄园，地理空间一步步封锁起来，在被殖民的生存状态中，成为世界主人翁便是革命的真正目的，它指向自由指向独立，但是革命之后真的能成为世界主人翁？来自法国的维克托，被欧洲文化浸润的奥赫，不断接受欧洲文明的卡洛斯、埃斯托万、索菲亚，他们听到的革命或许只是欧洲中心的一个产物，只是欧洲政治的一个翻版，只是欧洲文化的一个影子，只是欧洲浪潮的一个投射——或者，在法国大革命的视野之下，所谓的革命只是一个“他者”的存在。
在维克托敲响庄园的那扇门之前，三个年轻人生活在美洲的这个岛上，生活在“一块土地与其他土地无道路相通的土地上”，生活在“永远沉湎于风的城市”，他们产生的是被关押之感。尤其当卡洛斯和索菲亚姐弟的父亲去世之后，这里的一切被改变了，就像守灵的人为了穿过拐角处必须在淤泥里铺设模板行走，或者踏着一块块大石头跳过去，“才能避免鞋子陷入泥淖”。必须用一年的时间守孝，必须穿着黑色的丧服，必须坐在沾满墨迹的写字台后面，必须做着自己一无所知的买卖行当，这就是卡洛斯在父亲逝世后被改变的生活。而父亲在世时一直强调的是作为祖先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这代表着吻手礼的简朴精神，代表着做生意的忙碌生活，当然，也代表着固守着传统——“他本能地害怕大学课堂里提倡新思想、唤起危险的政治热情。”
父亲去世，对于他们来说，是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慢慢到来了，卡洛斯对美国情有独钟，他希望去看看纽约的港口、列克星敦战场和尼亚加拉瀑布，索菲亚则想去巴黎歌剧院和法国国家剧院看戏，欣赏雕塑作品；而作为他们的表弟，从小就是孤儿的埃斯托万则梦想去巴黎，因为那里有画展，有知识分子聚会的咖啡馆，有文学生活。生活在这个岛屿上，他们的心是向外的，而这种向外明显指向欧美这个中心；不仅如此，在没有去往欧洲或美国之前，他们住在自己的阁楼里，或者聚在一起谈论一本书，或者围观一个突然转起来的物理仪器，书本代表着知识，物理仪器代表着科学；当然在埃斯托万生病的时候，奥赫为他致病，让他身上的紫色消退，让他的身体逐渐恢复，这是医学带来的变化；在知识、科学、医学不断侵入现实改变观念的同时，他们的门被敲响了，来自法国的维克托·于格对他们说起了西班牙腔、法国腔，还夹杂着英语词儿，这个乳母是提尼克岛黑人的欧洲人，来到他们中间，“这似乎预示着他未来的方向”。
这个未来的方向就是革命，当索菲亚认为“凡是黑人，凡是有黑人特征的，就是下人”，而维克托给她灌输的最基本革命理念是：“人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当面粉变成了雪白的月牙形面包，当物理仪器放射出美丽的火花，当音乐声中发狂地跳起舞蹈，甚至当索尼娅在梦中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女人，懵懂的欲望世界里那个陌生天地的大门被打开，“欧洲游荡的幽灵”正在徘徊，而革命似乎正呼啸而来。但是，对于卡洛斯、索菲亚和埃斯托万来说，对欧洲文明的向往，对革命的懵懂理解，都只是在一种耳闻和谈论的层面上，获得世界主人翁之感也像是索菲亚的那个梦，只是一种幻觉的呈现。但是大门已经打开，时代已经到来，谈论革命终于变成了投身革命，当北部地区终于爆发了黑人革命，“他不能再等了，下午就起航，绕过圣多明各岛。”
埃斯托万离开了古巴来到了法国，他成为了大革命之下的革命者，成为了法国革命的见证者：他在街上观察大革命，发出了“这是自由的人民欢乐和奔放的激情”的感慨；他被当地人赋予“自由之神的外国友人”的称号；他阅读极端派的报纸，听演说家的革命演讲；他找到了在巴黎的西班牙人帮，并加入了外国人共济会社，举行了神圣的入会仪式；他开始向往“未来之城”，它就在哲学的摇篮里……但是维克托却告诉他：“共济会就是反革命。这毋庸争议。除雅各宾派思想外，其他一概不行。”这个将雅各宾派看成是革命唯一派别的革命者站在了共济会的反面，而这也是埃斯托万第一次知道革命之外还有反革命。
他被派到西班牙边境开始革命工作，认识了曾经是水手的鲁宾·德·塞里斯、市长巴斯达雷切和马拉的朋友、《人民之友》报的撰稿人兼记者古斯曼的指挥，还有组建了“山地猎人”步兵部队的菲利西亚诺·马丁内斯·德·巴耶斯特罗斯上校，“一旦发生外国入侵，他们就专门对付西班牙军队，并煽动西班牙士兵倒向共和国。”埃斯托万从谈论革命变成投身革命，但是他见证的革命、参与的革命却慢慢变了味道：在西班牙没有发生期待的事情，革命的火焰似乎熄灭了；和吉伦特派关系密切的马切纳失踪了，很多过分相信法国革命扩张能量的人断送了性命；法国已经留在了身后，却在人们的嘴巴里变成了某种嘴仗……尤其是维克托，这个说出人人生来都是平等的革命者，却不断暴露出他的野心，他要带着埃斯托万回到美洲，随船携带的是断头机，是《共和二年雨月十六日废除奴隶制法令》，“今后所有人，不分种族，凡家住在咱们殖民地的，都是法兰西公民，享有绝对平等的权利。”
这是贯彻人人生而平等观念的一次实践，但是当他将断头机变成权力的标志，“第一架断头机同自由一起来到了新大陆。”当他用法国大革命的法令对待美洲奴隶制，“今天大权在握，他的野心实现了，却竭力模仿他对之甘拜下风的人。”他在皮特尔角城建立了政府，港口的商船落入了法国人之手，由维克托·于格领头，佩拉迪将军、布德将军和德莱塞格舰长等军政首脑人物登上了台；他们成为了瓜德罗普岛的主人，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安居乐业，而断头机也公开执行使命，“首次使用那天，是在两个被发现在一处农庄里藏匿枪支弹药的教士身上开刀。”之后国民公会批准了所有由他提升的军阶，他还通过强迫征兵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万人队伍……维克托·于格渐渐把自己上升到了神的高度，他被美洲报纸称为“海岛上的罗伯斯庇尔”。
但是神圣化其实也意味着妖魔化，维克托·于格完全根据法国大革命的模式在美洲开展革命，大革命阴影下的革命本身就是不稳固的，本身就是一个模式化的影子，所以当法国大革命一波三折，美洲的所谓殖民地化的革命也遭遇了挫折。“法国根据其民主原则，不能进行黑奴买卖。但海盗舰长如认为适宜或需要，有权在荷属港口出卖从英国人、西班牙人或法兰西共和国的其余敌人手里夺得的奴隶。”这是维克托·于格签署的另一个文件，这意味着所谓取消奴隶贸易就是为其他国家充当黑奴贩子，“干革命海盗成为一桩非常兴隆的买卖。”当美国宣布对法国宣战之后，美洲的殖民地岌岌可危，就在这样的世界局势面前，维克托·于格打造的帝国开始走向了衰败，“大革命已经垮了，我没有什么可依附的了，我什么也不信仰了。”当埃斯托万问他为什么要搞政治，维克托·于格的回答是：“如果那帮黑人没有在那天晚上烧毁我的面包铺，如果美国国会不开会并且不向法国宣战……”生来就是面包师，因为在美洲遭到黑人的洗劫，所以他成为了革命者，而革命在他那里就是野心的满足，就是权力的实现，就是高高在上的神化。
维克托·于格从革命的高处跌落，这种爬上去和跌下来的过程，在断头机的命运起伏中成为一种反讽：从欧洲来到美洲，维克托·于格带着断头机，“今晚我看到断头机重新架设起来了。那是在船头上，断头机像一扇向辽阔天空敞开的大门。”断头机的大门矗立在船头，锋利的铡刀悬挂在门框上端，这是从法国大革命输出的暴力象征，“在那边，每当嘎吱嘎吱响着的囚车在咚咚的鼓声中驶向刑场时，一大群人围绕着它，似乎在上演一出古老的悲剧。”那时的维克托·于格是掌权人，是统治者，是埃斯托万“生活的见证人、向导和启蒙者”；在瓜德罗普岛上，身为主人的维克托·于格首次用断头机执行了死刑，藏匿枪支弹药的教士被断头，这是维克托·于格对于“反革命”的惩罚，而在那座小岛上，这个充满血腥的工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市场上不但卖香菜和牛至，还卖供摆设的微型断头机，有很多人买回家去；之后的革命遇到了挫折，断头机框架成为了母鸡们睡觉之处，甚至被洗掉了血污的断头机成为了饱含革命精神的歌剧的一个道具；美国宣战，法国退却，断头机终于被拆卸，“这是作为自由的百年股肱而到达美洲的独一无二的断头机，而现在它将在某个仓库的废铁堆里发霉。”
从最初的谈论革命，到远赴欧洲投身革命，对于埃斯托万来说，对于革命他也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那就是反思革命。革命让他寻找道路，让他等待机会，让他产生迷惘，作为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不是俘虏，却在事实上是俘虏，因为他现在的命运是同被所有人反对的国家拴在一起了。”除了对自身的反思之外，埃斯托万也对于革命本身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革命之所以变成断头机的一个寓言，就在于革命缺乏神圣性，既无连续性也无坚韧持久的精神，“法国革命没有产生一个形象高大、足以倾听燃烧的荆棘的召唤并在上帝及其选民之间立约的摩西。”没有上帝也没有摩西，有的只是自诩为神的统治者，他们乘机窃取了革命的果实，他们也会在革命没落之后成为新的流亡者——在锡纳马里，“傲慢的法官、神气的军事长官、曾经的执政官、人民代表、顽固的神父、公诉人、刑警、过去有影响的人物、讼棍、王室叛徒和坚持取消私有财产的巴贝夫分子，都成为衣衫褴褛的可怜虫，正在向冷漠的坟丘爬去，坟头的十字架和他们的姓名在下次雨季也将从地球上抹掉。”而在卡宴，“完全是掠夺、瘟疫、屠杀、流放和集体死亡交替出现的历史”。
曾经期望奔向“美好的世界”，曾经把欧洲看成革命的“未来之城”，曾经在启蒙思想中走向实践，但是从太子港到巴黎，又从巴黎颠簸回到美洲，埃斯托万两手空空回来了，“他愈益觉得过去是一场历时很久的噩梦，是充满杀人放火、迫害和惩罚的噩梦。”当他终于敲响了庄园的那扇门，当沉重的门向他打开，他面对索菲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回来了，不再在野蛮人里生活啦。”从大革命阴影下的革命中回来，从欧洲中心的噩梦里出来，埃斯托瓦反思革命是为了走向真正独立的个体，“这场革命失败了。……我们必须提防那些漂亮话，提防漂亮话虚构的美好世界。咱们这个时代被废话压垮了。乐土就在人们自己身上。”乐土就在自己身上，就是从所谓的大革命、启蒙思想、欧洲中心论的神话中解脱出来，从荒唐和令人不快的时代中挣脱出来。但是和埃斯托万的醒悟不同，卡洛斯还在叫喊着“这里必须杀几个人”，索菲亚已经嫁做人妇，丈夫豪尔赫也在黑白对立中坚持种族优生论，而索菲亚从少女变成女人，在埃斯托万看来，“这桩婚事本身意味着向一股可恶的社会习惯势力投降”；更为可怕的是，回到故乡的埃斯托瓦因为有过革命的经历，于是他被审问被抓捕，他变成了狂热分子，“要不是狂热分子，就是疯子。在美洲到处都有罗伯斯庇尔这类人物。咱们如果不小心，这里很快会发生大屠杀。”
革命会变成反革命，反革命也可能摇身一变，对于革命的反思发生在索菲亚身上，当丈夫染病去世，她赶着去见维克托·于格，那是隐藏在那里的一个秘密，对于曾经向往自由的索菲亚来说，敲响了庄园大门的维克托·于格成为了她寄托美好的符号，继而转化为一种爱。但是当她见到了维克托·于格，以为一段故事会继续，但是这里依然是维克托·于格制造的神化的故事，花月法令、奴隶制度、主人、拍卖，站在高处的维克托·于格把卡宴变成了令人厌恶的土地，“索菲亚在门口望着他，见他恢复了过去的权威，讲话有条有理，目标明确，又成了往日的军事首领了。但是，这位军事首领把他的意志、重新鼓起的勇气用于可耻、残酷的勾当。”终于索菲亚醒悟过来，在反思了革命之后，“她重新感到她是自己躯体的主人”。
她不是向往巴黎艺术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如埃斯托万那样是走向革命前线的实践者，谈论革命、投身革命都无法让自己成为世界的主人翁，唯有回到自身才是自己躯体的主人，只有这个主人是真实的，是具体的，是独立的，而这种“自己躯体的主人”的发现何尝不是美洲这片大陆的自我命名？何尝不是走出大革命阴影的自我革命？“有暴风从旷野那边刮来，把屋子吹倒，屋里的人都被压死，只有我一个人幸免，来向你报信。”引用《约伯记》的这句话就是一种新生。当法国大革命已经远去，当美洲的奴隶正在起义，当马德里湮没于“神怒之日到了”的呼号声巨浪中，“只有一个人幸免”的世界里是那个为解救表弟埃斯托万的古巴女子，是那个被称为颠覆分子、共济会员，但一直爱着索菲亚的男人——他们回到了自身，称为了自己躯体的主人，“无论是索菲亚还是埃斯特万，再也没有回到阿尔科斯府。再也知道他们的踪迹，也不知道他们的骨殖埋在何处。”而卡洛斯最终关闭了那座阿尔科斯府邸，壁炉一个一个熄灭，门一扇一扇锁好，革命在别处，神灵在别处：
最后一扇门关上了，那幅油画《一座大教堂里的爆炸》被遗忘在原处（或许是故意把它忘在那里的），失去了任何作用，完全成为大厅里暗红色贴墙锦缎上的一个黑影，被潮气浸湿的画布上仿佛在渗着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