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号:S29·2220220·1817
作者:宋琳 著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65.00元当当33.20元
ISBN:9787559637239
页数:320页

宋琳是当代城市诗最早的开拓者,第三代诗人的重要代表,著有诗集《城市人》(合集)、《门厅》、《断片与骊歌》(中法)、《城墙与落日》(中法)、《雪夜访戴》、《口信》、《宋琳诗选》、《星期天的麻雀》(中英)等,获2020南方文学盛典年度诗人,颁奖词:“宋琳的诗歌一直植根于现实与现代性的探索,对现代城市的深入体验为他的诗歌开辟了一条区别于传统自然及乡村经验的道路。”他以一种华夏文明的考古人的身份,回溯汉语字性的源头,并使之呈现现代的样貌——这本诗集以地理迁移为线索,分为上海、巴黎、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北京、大理六辑,这六个地标,构成诗人的诗歌版图……一番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游历,既带我们幽游于汉语美丽奥妙的密林中,又让我们得到了情感、心智和历史的启迪。诗集收录宋琳从1982年至2019年创作的134首诗歌,是对宋琳诗歌创作生涯的一次总结。


《兀鹰飞过城市》:什么在坠落?

流沙,光阴的无尽藏,
不受任何东西差遣,这地上的银河。
一个鲜艳的农妇在田间掰苞谷,
每一滴汗都汇入了下游。
——《沙溪口占》

闷热的梅雨季还没有结束,雨却一滴也下不下来,在南方、南方的南部、南方的东部下雨而成灾害的时候,偏于一隅似乎总是错过雨带。梅雨像是徒有虚名,当天上的雨不下,身体里便下起了雨,一滴一滴,一颗一颗,便是汗水。但是读着宋琳的这首诗,一种关于汗水的歧异出现了:汗水从身体里冒出,渗透衣服,最后滴下,却从来没有“汇入了下游”,它滴到了地上,便消失不见了——一种和阅读有关的汗,和诗人笔下的汗,到底有什么区别?

沙溪在何处?不得而知,收录在第六辑诗《大理:内在的人》里,甚至是这一辑诗、这一本诗集最后一首,宋琳不是云南大理人,但生于福建厦门、祖籍宁德,至少在归属意义上距离大理更近,当看见一个鲜艳的农妇在田间掰苞谷,那种农作的感觉是不是更有亲和性?掰苞谷的农妇一定是在夏日的时候,当汗水滴落下来,没有进入大地而消失,而是汇入了下游,汗水也成为河水的一部分。于是一种汇入的感觉变成了宋琳对于流动的抒情,就像流沙般的时间一样,在光阴的流转中,每一个人都是那农妇,每一个人也都是那滴下的汗珠,最后也都汇入了下游,一种归宿般的存在,反而变成了“不受任何东西差遣”——消除了地理空间的距离,消除了自我和他者的隔阂,一种叫做光阴的东西“无尽藏”于共存之中。

从最后一首诗返回,从沙溪的农妇返回,从一滴汗水返回,那些空间是不是都汇入了同一个下游?那些光阴是不是都是无尽藏的存在?从1982到2019年,一本诗集跨越了37年,从《上海:无调性》到《大理:内在的人》,一个诗人在六种空间中迁徙,时间和空间共同组成了宋琳所面对的流沙,“六个地点大体构成我个人诗歌地图的六个坐标”,在《跋》中宋琳说起了诗集编选的体例,以空间构成诗歌叙事的结构,似乎是生活、工作有关的宿命,似乎是不安定于同一个地点的迁徙,甚至宋琳说自己“私下里羡慕从未离开过家乡的人”,这一种羡慕所折射的是空间迁徙带来的客愁,带来的重负,以及位置和语境的变化对诗歌类型和风格的影响,但是宋琳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我终其一生都在写着同一首诗……”而这同一首诗,宋琳的注解是:“凡说出的都渴望生根”——说出是为了生根,而那一滴汇入下游的汗何尝不是宋琳所说的根?

似乎关涉到诗歌的本质问题,在如格言的句子里,宋琳说:“一千零一个文字搬运工中有一个诗人。”这是对诗人的评价,“这里是诗的,那里是混乱。”这是对诗歌的定义,“不是诗歌取代了宗教,而是诗歌孕育了宗教。”这是对诗歌意义的注解,不管是身为搬运工的诗人,还是去除混乱的诗歌,或者是孕育了宗教的诗,它所凸显的不是迁徙中成为他者,不是在流沙般的时间中迷失,而是,“诗歌将我带到它所在的地方。”所在即所是,所以所有的诗是同一首诗,所有的诗人是同一个诗人,所有的汗水都滴落汇入时间的下游——诗歌“所在”不是在空间上制造的距离,不是在时间中的流逝,它就是所在中的自己:每一个城市也都是自己。

与其说“所在”的境界是一种理想,不如说是面对现实中的迁徙和流逝而想要追寻的东西。在宋琳诗集所辑录的六个地点来看,唯有第四辑《布宜诺斯艾利斯:语言筒史》具有明显的空间标志,这里有“拾垃圾者又鼹鼠般出动”的契多街、隆卡街、帕瑞拉街,有想起长江并“试探着将要抵达的河岸”的拉普拉塔河渡口,有充当“我的中国”、被称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唐人街的贝尔格拉诺,有“几个妇女跟着我,向我兜售邦乔”的秘鲁印加古都库斯科,有“像被大西洋巨流冲上来的鸟巢”的鲁瓦河口……这些地点构筑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样的南美风情,行走期间,宋琳成为了一个特点鲜明的他者,但是他者之所在,不是为了拉大“所在”的距离,而是寻找“所在”的位置:拉普拉塔河的渡船对应于长江在镇江和古瓜州之间的水域,“你和我谈着话/沉思着,试探着将要抵达的对岸/我们的嘴唇贴在了一起(《在拉普拉塔河渡船上对另一次旅行的回忆》)”在贝尔格拉诺,“我的中国”回来了,它们是仁慈、懒散、循环的魔术,是装满大米、豆瓣酱、小葱和萝卜的购物袋;古都库斯科的妇女们把手织的麻布印第安邦乔套在我的脖子上,“像中了魔,我感觉自己飞了起来。(《印第安邦乔》)”在鲁瓦河口,捕鱼者出发开始了在海上的抹黑作业,而我,“也将在睡眠里穿越/海底两万里的死亡,/直到他们返航,经过我的窗外,/带回海鸥和疲倦的晨星。(《补记:鲁瓦河口的夜》)”

但是这一辑诗歌取名为《语言简史》,是将相同的感受、记忆、体验和想象都化作了诗意上的语言,语言是“既无名称亦无目光”的存在,是冰川宝蓝色的沉睡,是刻刀“在那透明的棺椁表面继续跳着透明的死亡舞蹈”,语言连接了过去和现在,连接着彼处与此地,语言抵达缓坡,“他有着从地狱归来的/但丁一样苍白的面容。他缓缓吐出一个词——“花”。(《语言筒史》)”这种语言最明显体现在他者的自我化和自我的他者化——这是博尔赫斯对中国的想象:“沙漏。秒。最细腻的皮肤的触觉。/玉如意。痒。你读过的书中/既无页码又无标点的秘籍。”想象中是《尔雅》的一个章节,是大禹的病足和铁鞋,是《道德经》的第一个版本,是李商隐写给某个女道士的无题诗,是爬上泰山的一只阿根廷蚂蚁;也是中国诗人对博尔赫斯的想象,“我在日本的一块石碑前/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铜门环对应的/上海石库门上的另一个铜门环。”

双向的想象,双向的重构,却也是在同一性中完成关于诗歌的“所在”的构建。而除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语言简史”中进行了语言的对话,宋琳的其他诗辑很少将空间的变化显性化——除了诗辑的名字之外,但是他从来没有让诗歌在一种孤绝的状态中,处处是对话,处处是联想,处处是如汗水的汇入。《上海:无调性》在时间上处在早期,突出的是对于宏大主题的书写,这里有关于历史的质问,当马拉死了,“街头的《马赛曲》/奔流向被分割的国土/洗涤剑戟上的血污、耻辱和贫乏”,那是一个女刺客制造的血案,“她守候着,守候着/一封永远发不出的信/和五个法郎……”当大卫绘制了《马拉之死》,当诗人站在画作前,一种疑问是:“是否所有的逻辑只通向/一种疯狂,没有别的道路/除了杀与被杀?”这里有关于生活和艺术的对话,想要赶回煤矿的矿工困在旅店里,“他们揉搓着大手诅咒倒霉的天气/诅咒断绝交通的道路”,就在那个夜晚,“我们不约而同想起了凡高/他去过比利时南部的某一座矿山(《旭日旅店》)”;这里也有关于诗人的生与死,诗人卧轨,留下的是“一名耳聋的铁路工”,是“幸存者的心头放上一颗铅”,“离死亡最近的对死亡最无知/他们是我周围的雾,睡在河床上的石头/我张开的嘴暗哑在呼喊的欲望中/我不能如此暗哑下去(《旺季》)”——写于1989年的这首诗是不是在回应海子之死?

历史中的杀与被杀,和煤矿工人有关的现实和艺术,诗人之死带来的呐喊,都是宋琳在“无调性”中构筑的宏大异象,这里没有作为地理标志的上海。但是上海的“无调性”指的是什么?“但你得留下留在我/庞大的打击乐里唱你的无调性”,庞大的打击乐和无调性构筑了一种对应关系,这是大和小、有和无、宏大和细微在同一性中的表现,而这个无调性所表现的就是关于时间的思考,“我跃过一道道栏杆向你靠近/时间在我的动作里走过一行”,时间不遮住什么,时间演奏最悲壮的海,时间是宏大的存在,时间也是无声地流淌;在《只有时间》里,真实的时间创造了流动,也创造了河,“只有时间使香樟树凿成不系之舟放浪于泽上/午宴的男人和女人隔着巨川/看见我们/相继远去”,时间就是那在田间掰苞谷的农妇流下的汗水,最后汇入了下游,以及下游更远处。

时间是一个宏大存在,在这辑诗歌中,宋琳还关注了另一个宏大的主题,那就是城市。城市里有热岛,“热岛在飘移/抓不住悬梯的溺水者被甩下/成为唯一的幸存者/热岛不在飘移中沉没/就在最后一秒钟返回(《城市之一:热岛》)”城市有死亡,“城市的停尸房里有我的熟人/绰约若处子/可怜的脚涂满了泥巴,手松开一片死光(《空白》)”城市有人群,“明天还是如此/人群都长了羽毛,一跳一跳/但卸不下笨重的面具(《人群》)”,当然,城市上空也会飞过兀鹰——这是诗集名字的出处,“兀鹰在夜里飞过城市/这只是一条消息”,消息到来,兀鹰到来,城市里的人翘起下巴,城市里的人说着坠机的谣言,城市里的人向击打兀鹰的人吐唾沫,城市里的人建议用催泪弹解决问题……兀鹰飞过城市,兀鹰远离城市,兀鹰被请回城市,“这只是一条消息/兀鹰在夜里飞过城市”——城市在消息中活着,城市遍布消息,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兀鹰飞过。

无调性是一种追求,是一种向往,但是在宏大的主题中,无调性反而变成了各种论调,它就是《老虎》,“难以企及,一只铁笼外的老虎,/迈着轻盈的、无所谓的步伐,/这畜生向着整个宇宙低吼。”低吼变成了怒吼,黄金条纹撕裂了我们的梦,这是一种侵袭,这是一种破坏,这是一种被幻想的力量,但是,“我们从未拥有一只真实的老虎,/在幻觉里,我们靠它的血活着。/难以企及,一只铁笼外的老虎。”在铁笼外,在无调外,在现实外,那只真实的老虎在哪里?写于1989年12月31日的这首诗,也像是时间之外的一首诗,跨过去就是新的一年、新的一代,而老虎在铁笼之外能否走进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宋琳在不同的时期写过不同的老虎,老虎成为一种变化的意象,渗透在宋琳的诗意中:1989年最后一天的《老虎》之后,是《巴黎:家书》中“变成老虎的树”,“它吐出我,揽住我/我的脸不容争议地/迎向光的刀刃”,一棵老虎的树,制造了光的刀刃,“我本身亦无重量/我被水晶里的风暴肢解/有如行云流水(《反重量定律》)”

宋琳:诗歌将我带到它所在的地方

老虎的树代表的是风暴,它在铁笼之外,它被我们想象出了活着的血?当风暴肢解了没有重量的我,老虎是一种推向了流浪的力量,在这一辑诗歌中,也无“巴黎”的显性地理定位,有的只是“家书”背后诗人的漂泊:“我的额头独自运行,忍受着催眠,/而鬼蜮的夜航仍将一如既往继续下去。(《夜航》)”诗人三十五岁了,沉吟的是关于时光的诗歌,“生命之树茂盛,秋天已临近,/风将把乡愁吹成落叶。”诗人看见了最先的诗和最后的诗,“吸尘器在吸尘,心灵晦涩/当最初的诗朝未来的这边眺望/毁灭的诗像舌头失去了味觉(《最初的诗和毁灭的诗》)”诗人看见了保罗·策兰的苦难,“最纯洁的最先赴死。放弃抵抗——你,光荣的逃兵,拋弃了集中营、早年、滑稽的纳粹;你也尽数把耻辱还给了犹太人,让他们继续流浪,挨打,寻求着拯救。”也看见了流亡者的力量,“漂啊,从塞纳到约旦,从巴黎到耶路撒冷。保罗·策兰用眼睛喝,用他自己发明的喝法喝,一个人畅饮着来自天国和地狱的两条河。(《保罗·策兰在塞纳河》)”但是一封家书的背后,诗人想成为主宰的那种自我性,《大爆炸》的宏大叙事之外,“我们仍将在这里,学会/从小事做起,给母亲写信,/等待知更鸟衔来黑樱桃的种子。”《火车站哀歌》的浪子重新归来,“空旷的候车室里,行李笨重,哈欠连连,/一对假想恋人在表演接吻。”

诗人经受苦难,诗人寻求拯救,诗人沉吟诗歌,流亡的诗人在暴力的肢解中“有如行云流水”,那棵老虎的树制造了“反重量定律”,当诗人变成行云流水的存在,他的疑问是:“又起风了,什么在坠落?”兀鹰飞过城市,它的坠落是城市本身的寓言,而起风中坠落的是那棵老虎树的暴力?《新加坡:采撷者之诗》中的老虎出现,是《十年之约》中给查建渝的,“老虎仍在动物园里走动/只是更加嗜睡,且有点老了”,已经不在铁笼外了,已经不是制造暴力的树,而成为动物园里的存在,“且有点老了”——当穿过了记忆和忧伤的大海,当从不同的时差回来赴十年之约,老了的老虎,在动物园的老虎,就像经历了一些的诗人,“我习惯性地注意到,一张脸/在移动的报纸后面,临近地点甲”,临近而走近,身为他者的感觉不是淡化,而是被强化,他者让人变老的时间,是无法逃离的动物园,那时的诗人又该在“新加坡”采撷什么?

伸向大海的栈桥不是岸的自足,“只不过漂浮使意义延伸了一点儿”,乌饭和寒食变成了儿子口中的法语“Myrtille”,爬树,逃学或者吹笛的记忆已经不在,“我回过头去看你/但那里只有空空如也(《闽江归客》)”诗人只是在“巴黎”“跟一个隐身人交谈”……在他者的世界里,动物园的老虎该怎样学会重新采撷?宋琳显然开始“选择了另一条路”,在那里重新发现、重新命名、重新成为自己,“所以我们必须警惕身份不明的,/长久失踪的东西,隶属于更大的传统,/在更远的地方移动,遮蔽在光线中——/真实,像一只准确无误的杯子,/被突然递到我们面前。(《答问——给费迎晓》)”深入传统,去除掉那些遮蔽的光线,发现里面真实的存在,这是一种返回,因为石头还是原来的石头,因为诗的每一行都是真的,因为诗人要走出命运的迷宫,“倘若词语僵硬的姿势不能打动/哪怕是一知半解的人/我们自身必须化作流体(《诗话三章》)“

自身化为流体,自身成为河水,空间的他者、时间的他者,都会成为河水的一部分,就像汗水汇入下游,以及下游更下游——从《北京:海棠花下》到《大理:内在的人》,宋琳的这种返回的诗意刻在21世纪的文本中。他在《西湖的晴和雨》中看见了“黄昏把西湖磨成最耀眼的词”,他在《秦始皇陵的勘探》中预言了“一只侧身的燕子逃过了灭顶之灾”,他学会了为异乡者占卜,他发现了《鲁迅还活着》的现实,他对昌耀说话,他致米沃什,他读卡夫卡,“你纯洁大度的言辞让我相信/在你想象的至福国度里,没有一条河流会消逝。/其中最神奇的一条:阿尔菲河,/据说,消失在大海之后/又在另一块陆地上再度涌现。/你的声音也是这样,穿过暗夜,/在不可预料之岸激起了久久的回响。(《致米沃什》)”这是属于诗人的河流,这是属于思想的河流,这是属于人类的河流,每一滴汗都汇入其中,又涌出变成了久久的回响。而在《大理:内在的人》中,他听《广陵散》在千古之后制造的绝响,他看到“沉默,忍耐,沉默”的古滇西部族,他收到阮籍的来信,当然他也在沙溪看见掰苞谷的鲜艳农妇——汇入下游,他们和他一起成为“内在的人”,“我们,回声采集者,?听见了第二次死亡。(《内在的人》)”

三十七年的行走,一定有过“宇宙灰”一样的疼痛,一定有过被光刺痛的体验,一定有过杀与被杀的疑问,当然也一定有东西坠落,辗转,漂流,沉默,以及变老,在他者的时间和他者的空间中行走,最后是返回,是汇入,是命名,一首“所在”的诗歌总是大于时间,一个一千零一个文字搬运工中的诗人流下了汗水,写着同一首诗的宋琳说:“看起来是我的思想在变化,其实它只是回到了变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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