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号：C66·1961005·0331 |
| 作者：（秘鲁）巴尔加萨·略萨 | |
|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1988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9.00元 | |
| 页数：358页 |
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者，革命中的理想主义者，玛依塔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仿佛是唐诘科德向风车宣战，那种虚幻的激情最后只能被悲剧所淹没。巴尔加萨·略萨，一个秘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最合适的人选完成了对政治“自我崇拜”最有力的一击，小说运用新颖的采访录形式将一个冒险的悲喜剧形象进行了“拉丁美洲”式的剪裁，这是一部政治小说，只不过略萨在小说中对政治进行了另一种图解，其中包括人性、罪恶等主题。
在这种社会里，有许多清规戒律；有许世俗偏见，凡是不符合的，都认为是不正常，犯罪，或者是一种病态。这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腐败透顶；有许多思想离奇得很；因此，需要来一次革命，你说对吧？
—《第七章》
狂人玛伊塔不是上帝，是革命者。站在他对面的是阿德莱达，作为一个女人，她主要的身份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玛伊塔曾经的妻子，现在孩子的母亲。父亲和母亲，在围绕着关于能否见一面孩子的讨论中，最后却走向关于个人信仰的矛盾和冲突。那一场婚姻被夹在在革命和宗教之间，无论是对于玛伊塔来说，还是对于皈依的阿德莱达来说，都面临着谁来拯救的问题。“我怀的那个孩子是玛伊塔的。”阿德莱达即使承认在婚姻和欲望有关的生活里，她和玛伊塔的关系无法被轻易抹去，但是已经明显带着阴谋论，“后来我发现，他之所以与我结婚，就是为了掩饰他的同性恋癖病。”妻子、孩子、婚姻，在这些标签相关的传统伦理世界里，玛伊塔却有着另外的身份，而这样的身份将使他痛苦地生活在同性恋的阴影里，所谓耻辱，所谓偏见，所谓病态，让玛伊塔终于以一种革命的暴动方式为整个人生寻找注解。
可是，阿德莱达“一次也没有亲过我”的自省和懊悔却将玛伊塔感到了那个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自己的尴尬角落里，不是一见钟情，不是冲动的欲望，认识三个星期就结婚的事实成为关于革命的一种阴谋，“事情就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突然提出和我结婚。而我呢，也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我这是自找的，我谁也不埋怨。”阿德莱达把身体给了男人，却像是在上帝面前的仪式，没有亲过和三个星期就结婚本身充满着巨大的悖论，而对于玛伊塔来说，异性婚姻和同性癖好也像束缚在身上的沉重枷锁，将他赶出了那个革命的理想国。起初或者不是为了革命，只是为了自我救赎，在萨莱西亚诺学校唯一有着印第安名字的玛伊塔从贫穷的世界里走来，卷发、平足、“牙齿的缝隙很大，走路甩着外八字”，这些身体上的病态特征使得玛伊塔成为一个异类，那个印第安名字和女人名字成为他一生都无法去除的标记，刻进他的世界里。
但是，他的反抗一开始就是质疑，质疑出生，质疑身份，质疑贫穷，以及质疑平等：“神父，为什么有穷人、富人之分？我们不都是上帝的孩子吗？”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孩子，所有人都没有属于自己的那种异类的标记，那么在玛伊塔的世界里，甚至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玛伊塔，所有的人都是上帝。这是人人平等的社会观，但是在利马，在秘鲁，这无非是一个幼稚的梦想：“昔日这些充斥流氓、无赖、妓女的街巷，而今又增加了大麻、古柯这类毒品。”这是社会的写照，在这个丑恶的世界里，玛伊塔无非是一个典型，当社会病集中在玛伊塔身上的时候，他所想要的就是解除身上的那沉重的枷锁，“一个人住在利马就得习惯于贫困和肮脏，否则就会变成疯子或者被迫自杀。”而在不信仰上帝的世界里，玛伊塔只有创造另一个上帝。
上帝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当脱离了萨莱西亚诺的神父体系之后，玛伊塔遇到了陆军少尉巴列霍斯，这是玛伊塔革命的启蒙者，在一次偶遇中，玛伊塔似乎找到了他心中的革命理想。“现在古巴发生的这事没法和我们秘鲁将要发生的相比，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只要安第斯山一动，全国都会震动起来的。”这是巴列霍斯对玛伊塔灌输的理论，在古巴卡斯特罗的革命中，他看到了那个推翻旧体制的凯撒，“属恺撤者就归恺撒”，这句古罗马的经典语录成为巴列霍斯的座右铭，原本是谁的就归谁，凯撒是主人，自己也是主人。“真正的秘鲁曾经在山区，而不在海边，在印第安人之中，在神鹰中间，在安第斯山的崇山峻岭中；而不是在这里，不是在利马，利马已经变成了一座懒散的，外国化的，甚至与秘鲁背道而驰的城市。”巴列霍斯所要返回的王国在印第安人中，在山区，在安第斯山脉的崇山峻岭中，而不是被异化的利马，所以这种革命是一种重起炉灶式的革新，但革新的背后却是对现实的逃避。巴列霍斯是美洲革命联盟党人？是红萝卜党人？或者都不是，他只是另一个凯撒。
而在巴列霍斯的引领下，玛伊塔看到了革命的潜力，看到了上帝的光芒，但是他却需要另一种力量的支撑，那就是穷人，这是他身份的一个归宿点，也是他走向革命的起点，他节制饮食，他希望和穷人同甘共苦，或者是出于人道主义，也或者出于基督教义，但是他最终是要寻找同盟者。这个同盟者其实并不是穷人，当他节制饮食而被送进医院后，他把他的同盟叫做阶级，“不论怎么样，首先不能依靠他。首先得依靠工人，其次是农民，知识分子在最后。”工人和农民，不会轻易上当，而“只要把奶头放在他们嘴里，他们就咂”的知识分子，只要经过改造也会成为革命的力量。所以他的改造理论也指向巴列霍斯，他的革命是不停的斗争：“一个革命家决不能象圣马科斯大学的那些文学、历史、哲学教师那样，关在书斋里。一个革命家不应忘记，生活就意味着斗争，不停顿地斗争，直到献身……”他的革命是阶级觉悟：“如果你认为他们贫穷，贫民窟就顺里成章地蕴藏革命潜力，那你就搞错了。他们不过是流氓无产者而已。他们没有阶级觉悟，因为他们并未形成一个阶级，甚至连什么是阶级斗争也不懂。”他的革命是抛弃无政府主义：“从理论上讲，革命自发主义是不好的。没有学说，没有科学知识的指导，冲动常常会导致无政府主义。”革命需要学说，需要知识，需要指导，需要阶级觉悟，而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宗教：“有一个伟人曾经说过：当人类被迫以革命的形式消灭掉非正义时，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宗教。”
新的宗教就会有新的上帝，就会有新的凯撒，就会有新的主人，“这条路通向不断的革命，通向列·达维多维奇，朋友们称他托洛茨基。”彻底的革命，彻底的斗争，使得玛伊塔成了托洛茨基，而在这样的革命理论下，本来是领路人的巴列霍斯却反过来成为玛伊塔的信徒，产生新的宗教是玛伊塔的理想，可是在他看来，新的宗教却不是天主教的皈依，“坦率地说，革命与天主教是抵触的。”这是玛伊塔对巴列霍斯的姐姐华妮塔说的话，实际上就是玛伊塔想走一条和天主教不一样的救赎之路，而在这样的救赎中，巴列霍斯成为无神论者，成为献身革命的托洛茨基，但是玛伊塔却在无形之中让自己成为了偶像，成为了另一个神，“因为革命高于一切”在巴列霍斯的生活中，成为了对玛伊塔暴动和革命无限崇拜的一句口号。
但是贴上标签的革命在没有真正开始斗争之前，却遭到了宗派主义的排挤。向工人们兜售《工人之声报》、翻译印度支那法国殖民主义的文稿、出席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这一切并没有让玛伊塔成为一个新的领袖，“尽管他变来变去，可从未成为机会主义分子。他不够稳重，冒冒失失，信口开河，然而，他是世界上最无私的人。我再给你说一点，在他身上有一种自毁的倾向，一种叛逆、造反的性格……”折中主义者莫伊塞斯认为，玛伊塔的悲剧就是在“左派幼稚病”中人为地制造矛盾，“极左病，最革命，最左，最激进……玛伊塔一生就是持这种态度。……”叛逆和造反，以及彻底的革命和暴动，让他脱离了共产党，脱离了红萝卜党，而在她加入了托派革命工人党后，党内的霍阿金又认为巴列霍斯是社会主义革命情报部门派来搜集工人革命党情报的一个军官，是被派来打进内部的人，尽管玛伊塔极力否定，但是这样的怀疑并不能消除宗派主义的斗争，甚至最后使玛伊塔也成为牺牲者。与布拉克盖尔接触，把暴动的秘密告诉他，最后被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说成是私通斯大林分子，所以开除叛徒成为玛伊塔一生走向暴力革命的最后一步。
而其实，对于玛伊塔来说，困扰他的不是宗派主义，不是叛徒的罪名，而是被割裂的双重生活，是关于道德被界定的那种耻辱。在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在玛伊塔的斗室过夜的时候，面对年轻的阿纳托里奥，玛伊塔“身体的一个部位硬邦邦的”，即使赶忙想着哈乌哈的革命，也无法分散注意力，“我们就要开始一种新生活。从洞穴走到外面，从搞秘密活动的库房、咖啡馆里走。到群众中去开展工作，去打击敌人。我们去和群众打成一片，阿纳托里奥。”在玛伊塔对阿纳托里奥灌输暴动的必要性，灌输“和群众打成一片”的革命理想时，他却陷在了无法走出去的道德“洞穴”里，这是和身体有关的欲望，“他的脸紧贴在年轻小伙子的肩上，皮肤味直冲鼻底，令他陶醉，如痴如狂。他那蜷缩着的膝部，紧挨着阿纳托里奥的腿。”然后是行动，“他把右手轻轻地伸进阿纳托里奥的裤裆里”，然后是勾引，“让我给你泄泄精吧！”
不管玛伊塔向往着怎样的革命，无论玛伊塔需要重建怎样的宗教，但都无法根除同性恋的道德谴责，阿纳托里奥那一声“我要向党报告，把你开除出党”的警告到最后终于变成了现实，他成了组织之外的革命者，他成了鸡奸者，而那场有关阿德莱达的婚姻也被看成是一个遮人耳目的借口：“他们利用结婚作掩护，结婚只是逢场作戏，掩人耳目。他的婚姻是个悲剧，没过多久就散伙了。”就像阿德莱达对孩子的父亲玛伊塔的定义一样：“后来我发现，他之所以与我结婚，就是为了掩饰他的同性恋癖病。”
同性恋，婚姻，孩子，对于玛伊塔来说，一切都变成了个体道德的污点，也成为他革命道路上的转折点。当理想没有泯灭，对于玛伊塔来说，只有更彻底的暴动，而哈乌哈事件成为玛伊塔人生的最后转折。“在这种社会里，有许多清规戒律；有许世俗偏见，凡是不符合的，都认为是不正常，犯罪，或者是一种病态。这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腐败透顶；有许多思想离奇得很；因此，需要来一次革命，你说对吧？”玛伊塔面对不肯让他见孩子的阿德莱达，说出了关于同性恋不是病的呐喊，这一声呐喊不是说给阿德莱达听的，而是给整个社会开出的一个药方，这是偏见，这是戒律，这是病态，这是腐败，所以要打碎这一切，就需要一场革命，彻底的革命，没有宗派的革命，“是的，在政治斗争中，严肃的行动是治愈宗派主义的灵丹妙药。”
是的，被孤立的玛伊塔或者只有那微弱的信念，只有巴列霍斯的支持，“透过繁星闪烁的天空，玛伊塔看到这样一幅景象：热带雨林草木丛生，盘根错节，密不透风，人迹罕至：巴列霍斯与乌维鲁斯率领一支游击队在林中艰难地行进。”而这一幅革命的景象也只是一种臆想，闪烁着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最后却是残酷的现实。他是孤家寡人，却怀揣着一个暴动的美梦，在第一次到哈乌哈的时候，玛伊塔就变得无比的激动而幸福，“因为暴动已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而他实施的计划里除了用武装宣传的形式占领这个地方外，还要攻打警察局，夺取宪警队的哨所，使之成为革命的一个据点。但是这一切无非是宗派主义的又一个陷阱，在托洛茨基分子看来，哈乌哈起义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把玛伊塔分裂出去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托洛茨基分子都是些大运动员：清洗，分裂，宗派活动；驱逐出党。”斯大林分子布拉克盖尔说出了托洛茨基的阴谋，实际上，在那样的现实里，革命无非是一种理想主义，对于玛伊塔来说，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者和同性恋是他无法去除的个人身份，而这种双重生活的悖论也成为革命的写照。当玛伊塔看见了哈乌哈的行动，就像看见了理想实现的曙光，急不可待，热情洋溢，“希望通过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地奋斗得到补偿”，补偿什么，补偿他被污蔑的道德和人性，补偿他所遭受的误解和打击。他看见前面的理想，看见新的宗教：在那里，农民们将成为土地的主人，工人们将成为工厂的主人；在那里，官员们将懂得他们不是为帝国主义、百万富翁、酋长或某个地方的党派而工作；在那里，种族歧视、剥削现象将被消灭，财产的继承将被取消；在那里，私立学校都将国立化，企业、银行、商业、城市的不动产等都将国有化……
而这样的革命理想却只是乌托邦，甚至成为一种无法逃避的悲剧，十四支步枪，一千二百发子弹，这就是玛伊塔从事革命的装备，而那些发誓要参加革命的三四十个人，却没有露面，他们成了孤家寡人，即使有“秘鲁万岁！” “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的呼号，即使挥舞着拳头高呼唱《国际歌》，乌丘巴木巴的年轻领导人依然临阵退却，而他们被军事委员会界定为“祖国的罪恶阴谋”，那一场革命暴动最终变成一个历史事件可怜的高潮：“总共经历了不到十二个小时，黎明时以占据监狱开始，黄昏之前以巴列霍斯和孔多里之死以及其他人的被捕而告终。”孔多里死了，巴列霍斯死了，“巴列霍斯是用一匹马驮回来的，身子用一条被子裹着。把被子拿下来可费了好大的劲，因为伤口流出的血把被子粘在身上了。进盖罗时，他人已经死了。”巴列霍斯之死并不是个体死亡的孤立事件，在谁把他杀了成为永远谜团的历史中，他实际上成为一个象征，“公报私仇，理想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对立，以及暴动分子和当局的对抗，这些是符合我们人民的浪漫主义幻想的。”
而玛伊塔，没有死，她却在巴列霍斯之死中见证了暴动最后的熄灭，见证着革命理想的溃败，而可悲的是，这甚至不是一场革命，而是抢劫：“暴动是作为一场革命开始的，而最后竟落得以争执盗了多少钱，谁把赃物装进了腰包而告终。”但是，对于玛伊塔来说，即使最后被不同的监狱关押，他也在这样的失败中获得了意义：“尽管失败了，犯了错误，失之莽撞，但他（玛伊塔）感到自豪。他第一次感到做了点有意义的事情，虽然微不足道，但推进了革命。”推进革命，或许依然是玛伊塔的理想，在哈乌哈暴动失败之后，在出狱之后，玛伊塔心中的那个“新的宗教”理想是不是泯灭了？
实际上，不管是曾经与穷人站在一起节制饮食，还是走上革命加入托派革命社会党，不管是被认定是同性恋而开除，也不管是最后落入陷阱，对于玛伊塔来说，始终有人站在他的对面，他是被命名的人，是被定义的人，印第安名字、穷人、同性恋、托洛茨基分子，以及犯人，独处在在一种“非我”的状态下，处在“他者”的历史中，而这样的人生需要一种信仰来改变，需要一个新的上帝来统摄，“半个世纪前，在萨莱西亚诺教会学校，他虔诚的信奉上帝；以后当他心中的上帝死去的时候，便以同样的热情信仰革命，信仰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再以后是哈乌哈暴动。或许过去常年累月的无谓斗争把他的这一信念削弱并磨灭殆尽，还有什么其它的信念取而代之呢？”所以革命和暴动，在玛伊塔看来，“这并不是我抛弃了政治，确切地讲，是政治拋弃了我。”但是在救赎意义上，谁是真正的上帝？谁又是上帝平等对待的孩子？
理想或者只是被湮灭在历史中的一个可笑词汇，为什么玛伊塔被投进监狱又放弃了审查，为什么同性恋的他在获释期间又结了婚？为什么在维多利亚区抢劫之前征用“银行”的钱？当一个复杂、矛盾的玛伊塔出现的时候，如何在历史中寻找和还原一个真实的玛伊塔？是的，玛伊塔永远是一个“他者”，他曾是我在萨莱西亚诺学校的同学，而在姨妈何塞法、前妻阿德莱达、巴列霍斯姐姐华妮塔、斯大林分子布拉克盖尔、调解官欧亨尼奥的叙述中，玛伊塔甚至成为一个背离“熟悉玛伊塔”的人，“在这部小说中；编造的部分总比真人真事多，一部小说从来不是一部真实的历史。我做的这调查，这些会见，不是介绍在哈乌哈发生的真实事情。确切地说，是为了编造而编造。”他在不是历史的小说里，在逃避的现实外，所以“熟悉玛伊塔”的意义就是陌生化，“我所调查的是四十多岁时的玛伊塔，而现在的玛伊塔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是同一个人吗？”这种陌生化模糊了历史和现实，模糊了真实与编造，而像那个革命理想和新的宗教一样，上帝始终无法真正出现在现实面前，它是虚幻，也是逃避。
理想而疯狂的玛伊塔，熟悉而又陌生的玛伊塔，终究会在这肮脏而无法改变的现实里成为一个被埋没的符号，这里没有历史，没有革命，这里只有城市，只有垃圾：“明天早晨我出来跑步时，将会看见–如果伸长脖子，沿着陡峭的海岸看去；成堆的垃圾一直延伸到大海。于是乎，我想起了一年前我开始虚构的这部小说，那就用日益吞噬秘鲁首都市区的垃圾作为本书的结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