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号：C38·1970304·0354 |
| 作者：（奥）卡夫卡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94年11月第二版 | |
| 定价：20.00元 | |
| 页数：561页 |
一个个人主义作家，孤独、反叛、深刻，卡夫卡几乎是一个游离于我们生活的另类，但他对人存在的苦痛以及异化，却让我们欲哭无泪，卡夫卡，就像那只甲虫，有一天会令我们找不到做人与活着得意义，卡夫卡是一个巨大的象征，在对我们不断压抑下保持他探索的崇高。这位在死后才获得尊重的作家其实是向人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内收《乡间的婚礼筹备》、《判决》、《变形记》等小说21部。
他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只要这件事真能办得到。
——《变形记》
可是，门毕竟还是关上了。在门里是格里高尔的世界，那里有奶酪、蔬菜和酱油等食物，有床、桌子和凳子等家具，也有悬在天花板上的自由，妹妹对他的怜悯，父母对他的隔离，在格里高尔看来，却是一种温存。可是，这门里的世界是格里高尔的世界，还是甲虫的世界？或者说是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还是甲虫变成了像格里高尔一样的推销员？一个早晨像无数个早晨一样降临的时候，那个硬硬的壳与现实隔离开来，没有了醒来的时间，没有了上班的节奏，也没有了错过起点火车的无奈，通向门外的只有那根触角，但是格里高尔已经无法从这一扇被关闭的门爬到现实了，而那些现实也从此远离了他的生活——操劳过度疲倦不堪的家里，只有日益窘迫的生活，只有被辞退的女佣，只有满头白发的老妈子，只有事业崩溃的父亲，也只有无奈生存的妹妹。
“那时，格里高尔唯一的愿望就是竭尽全力，让家里人尽快忘掉父亲事业崩溃使全家沦于绝望的那场大灾难。”在门外是现实，也是灾难，而格里高尔心存着这样一种希望，可是门从此再也没有打开，甲虫的世界已经无力走进人类的世界，对于他来说，“他在房间里不断地爬来爬去”是他唯一的行动，即使他能够竭尽全力帮助家庭摆脱危机，也只是一厢情愿，而最可怕的是那扇门从此再也不能成为家庭的一部分，房间里是甲虫吃食的食物，那些家具全部被搬离，空空荡荡的世界只剩下一只甲虫——他已经不是格里高尔，是妹妹厌恶的东西，是父亲惩罚的对象，“一只瓶子掉到地板上，打碎了；一块玻璃片划破了格里高尔的脸，不知什么腐蚀性的药水溅到了他身上”，还有那个曾经作为食物的苹果，被父亲当做一种武器，狠狠砸在格里高尔的身上，但是，对于格里高尔来说，任何对他的惩罚都在表明着他作为其中一员的存在，“格里高尔所受的重创使他有一个月不能行动——那个苹果还一直留在他身上，没人敢去取下来，仿佛这是一个公开的纪念品似的——他的受伤好像使父亲也想起了他是家庭的一员”，甚至在他仅有的希望面前，他还是想给一家人以爱意和温柔，而这种给予便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正是这种“消灭自己”的欲望，使一家人能够从痛苦中挣脱出来，而“消灭自己”的意义在于从异化的甲虫变成真正的甲虫，真正关闭在门的那一边。从此没有爬出那扇门，就在老妈子的扫帚中被捅死，那句“当然死了”是对于甲虫命运的冷漠，而这种“自死”也让整个家庭可以搬离现在的住处，三封信是最后的告别，那个小一些、便宜一些的公寓是未来的生活，“旅途终结时，他们的女儿第一个跳起来，舒展了几下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像是一种真正的解脱，在格里高尔自死的门内完成一种驱逐，也完成了重生。
一扇门隔开了现实的世界和变形的世界，隔开了窘迫和异化，也隔开了生存和自死。“消灭自我”变成一种崇高的愿望，它指向的是新生，所以在这变形世界的寓言中，自死成为一种摆脱现实的理想。《乡间的婚礼筹备》中，拉班不也是在门的里面想着自己的未来：“我这样躺在床上时，我相信自己具有一只大甲虫，一只鹿角虫，或者一只金龟子的形态。”那误了时间的火车在门外行驶，可是对于拉板来说，一次一次的等待都是无法抵达新娘贝蒂的那个村子，“对不起，请问这儿离村子还远吗？：我要上那儿去。”村子在远处，村子在门外，所以那个困于下流男人要挟中的老气姑娘成了拉班心中永远无法抵达的愿望：“如果他只谈一本书的话。凡是美的一切，都同样能使他欢欣鼓舞。”在别处的村子，在别处的女人，以及在别处的自己，唯一可以抵达的就是把自己从现实中剥离出来，“只要你讲的时候不用‘我’而用‘某人’，那就无所谓了，就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完”，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策略，把“我”换成“某人”就是一次自死的过程，就可以把一个异化的故事讲成现实必然的那个样子。
“自死”是一次解救，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回归。《在流放地》，那扇门是过去和现在，是处罚和自由，是那一台“已经十全十美”的机器，床、设计师和耙子，连成一体，实施着对于犯人的处决，“不过他一定知道自己被判决了？”当外族的旅行家打开这扇门，其实里面却是荒诞，“这他也不知道，”军官是现在的权力代表，“那么他也无从知道他的辩护是否有用了？”对于犯人来说，机器将他带进了一个没有出口的门，所有的罪都是无从辩护的，“他根本没有机会提出辩护。”这便是流放地的规则，即使最后有一盆米粥可以舔食，也并不是要带到那个自由活命的世界，“对犯罪毋需加以怀疑”这是军官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原则在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司令官面前，却是另一种暴力的存在，“虽然他大权在握，完全可以采取措施来反对我，可是他还不敢，不过他一定是打算利用您的看怯，一个声名显赫的外国人的看法来反对我。”权力死于另一种权力，暴力终结于另一种暴力，而当旅行者打开这一扇从未打开的门，“自死”的悲剧就成为军官逃离现实的一种必然选择，反对死刑并非是抵达自由的手段，对于军官来说，毁灭自我的权力才是对历史的隐瞒，“老司令官长眠于此。他的信徒迫于时势只得匿名建坟立碑。有预言云：若干年后，司令官必将复活，率领信徒由此出发，收复流放地。要保持信心，等待时机！”那句铭文写在碑上，而军官自己爬上了机器，“他的嘴唇紧闭，眼睛大睁，神情与生前一模一样，他的脸色是镇定而自信的，一根大铁钉的尖端穿进了他的前额。”
自死的格里高尔，自死的拉班，自死的军官，他们被自己关在门外，他们用生命抵抗异化，可是在这自死的世界之外，却有着另外的毁灭力，在流放地的军官为什么要在碑文被发现之前处决自己，就是要在权力的门打开之前毁灭一种秩序，可是那扇门并不因为自死而牢牢关闭，拉班的世界里还有另外的可能：“但是，如果我自己把‘某人’和‘我’区分开了，那我又怎能埋怨别人。”用“某人”代替我，是自死的表现，可是当我和某人被分开的时候，再也逃避不了那种惊恐了。“当我的躯壳摇摇晃晃走出我的房门时，这摇晃并非表示恐惧，而是表示这躯壳的虚无。”甲虫是一个寓言，却也依然是虚无的现实，在这个虚无的现实里，是那必须抵达的村子，那里其实没有爱情，也没有格里高尔家人的温存，只有一个叫做父亲的人，一种实施“他死”的权力。年轻的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为什么在自己订婚的现实中感到恐惧，因为父亲不相信，不信心婚姻，不相信信件，“在那儿你怎么会有一个朋友呢！我根本就无法相信。”父亲永远在乡下的老院子里，永远在阴暗的房间里，他是真正异化的权力，所以即使他真的爱着这个儿子，即使看见儿子“欢乐地走遍全世界”，他也要把他当成是自己权力世界的一部分，“现在你才明白，除了你以外世界上还有什么，直到如今你只知道你自己！你本来是一个无辜的孩子，可是说到底，你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这是命令，而对于儿子来说，自死已经没有了可能，他在“他死”的现实中，只有跳落在那河里，履行父亲的命令，而在他心里，却满含着爱意：“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
父亲的判决，是异化的权力，对于格奥尔格·本德曼来说，“我”已经不存在了，只有那个叫“某人”的人，某人是《豺狗和阿拉伯人》中生死搏斗的豺狗和阿拉伯人；某人是《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中渴望变成人类，“使自己达到了一个普通欧洲人的文化水平”，却只能是自己的人猿；某人是风靡全城光彩照人却最后被一只小豹代替而关进笼子的“饥饿艺术家”——某人总是被关在另一扇门的里面，那里是笼子，那里由动物，那里站着最无耻的人类，但是那位“乡村医生”要判定孩子的确有病的时候，他看见的是自己身上的邪恶和无奈，“可怜的孩子，你是无可救药的了。我已经找出了你致命的伤口；你身上的这朵鲜花正在使你毁灭。”本来孩子没有病，本来是乐善好施，可是那身上的鲜花变成了流血的肉体，乡村医生变成了权力系统的代表，“所以这男孩想死是对的，因为我自己也想死。”他曾经在自死的路上行走，但是当鲜花盛开，他变成了异化的神明，“于是我打定主意作好准备，在某种情况下承认这孩子也许是真的病了。”罗莎或者马夫，在他耳边变成了一首邪恶的歌：“脱掉他的衣服，他就能治愈我们，如果他医治不好，就把他处死！他仅仅是个医生，他仅仅是个医生。”没有自死，他用他的手让孩子身上长出了鲜红的花。
“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所以在一切现实的苦难面前，永远有一个被剥夺了肉体的长城，“它是某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是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和辛劳的成果。”那些用生命建造起来的长城，是权力的象征，“君权是不灭的，但皇帝个人是会倒毙的，甚至整个王朝最终也要垮台，处于奄奄一息之中的。”即使皇帝个人死去，那君权也是不灭的，君权的世界里，一切都只不过是虚幻的象征，对于百姓来说，是永远无法推到的统治：“自古以来它缺乏能力，或者顾此失彼，没有把帝国的机构搞到这样明确的程度，使得帝国最遥远的边疆都能直接地并不断地起作用。但另一方面，这当中百姓在信仰和想象力上也存在着弱点，他们未能使帝国从京城的沉沦中起死回生，并赋予现实精神，把它拉到自己的胸前；但臣仆的胸脯并不想起更好的作用，不过是感受一下这种接触，让帝国从它胸前消逝。”帝国是不会消逝的，即使在他们的想象中，也维持着不倒的历史。
而他死的悲剧性并不在于无力，而在于荒谬，在《诉讼》里，约瑟夫·K被捕的那天早晨，正是自己三十岁的生日，可是为什么被捕，却一无所知，“我们无权告诉您。回到您自己房间里去，在那里等着。已经提出诉讼，到时候您一切都会明白的。……”无权告诉你的你站在K的背后，提出诉讼的人站在K的背后，执行的人当然也永远站在K的背后，在这个K生活的法治国家里，“人人安居乐业，所有的法律都在起作用”，但是谁在法律之上呢？谁是站在他背后的那个权力体系呢？从一家大银行的襄理被误认为是油漆匠，被夸大了比尔斯纳小姐和K之间的关系，叔叔一再强调的光荣和耻辱，对于K来说，他的确看到了那扇把自己关在外面的门，““毫无疑问，在这个法庭的一切活动背后，我指的是在我的案子上，也就是逮捕我和今天审讯我这一系列活动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个机构里有着鞭笞手，有着提供帮助的画家和律师，有着可以解聘律师的商人，也有大教堂里的监狱神父，可是即使一切可以用金钱和美色来交易，对于K来说，他处在法的门外，而且永远有一个守门人。
“在法律书前面的序言中关于这种欺骗是这样写的：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这个守门人跟前，请求让他进法的门里去。”神父启示着K，守门人和乡下人组成了门内和门外的两种世界，守门人是乡下人进入大门的唯一障碍，可是这无非是一种欺骗，当下乡人快要死去的时候，守门人却说：“这道门没有其他人能进得去，因为它是专为你而开的。我现在要去把它关上了。”也就是说，门只有在乡下人面前才具有意义，是专门为他而开的，但是在乡下人找到意义的时候，他却要死了，在乡下人死去的时候，法的大门会失去意义，而实际上，真正失去意义的不是大门，而是守门人，守门人掌控着大门，是一种权力，但是这最低级的守门人却无法消除乡下人死去的荒谬性，“认为受骗的恰恰是那个守门人。”因为乡下人其实是自由的，“他愿意到哪里去就可以到哪里去，只有法的大门禁止他进去，再说，禁止他进去的也只是一个人，就是守门人。”而守门人呢，却是不自由的，他为法而存在，为法的门而存在，“他毕竟是法的仆人，也就是说，他属于法”，看上去守门人是权力，但却是权力的仆人。所以对于K来说，即使可以用金钱，可以用美色来通融和帮助，但是那扇门却永远关闭了，他是乡下人，也是守门人，他只有死去才会在体系之中建立意义，但是一旦门被关上，守门人也永远失去了意义。
“这真是一个可悲的结论，这是把谎言变成了普遍准则。”可悲的K在不知道罪名的情况下，终于在三十一岁生日那天被人带走，然后在采石场上被处决，从来没有看到过法官，从不知道高级法院在哪里，那张开手指举起双手的动作不是反抗，是对于自我那个荒谬的世界的无奈，而在被刀子捅进心脏走向死亡的时候，他也仿佛看见了“这最后的一幕”：“像一条狗似的！”K看见了死亡，却也看见了耻辱，门终于没有打开，他是看见了狗的守门人，却把自己永远关在了门外。
不管是自死，还是他死，不管是现实，还是虚幻，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守门人，权力系统永远在那一边，它是暴力，它是荒谬，它是异化，而在小说之外的现实里，卡夫卡的面前也站着那个永远不消失的权力，那就是父亲：“那个身影庞大的人，我的父亲，那最高的权威，他会几乎毫无道理地走来，半夜三更将我从床上揪起来，挟到阳台上，他视我如草芥，在那以后好几年，我一想到这，内心就受着痛苦的折磨。”在《致父亲的信》里，卡夫卡看见的是一个偏执的父亲，一个驾驭别人的父亲，“在我看来，您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莫测的特性”，而这样的暴君性格却被卡夫卡命名为“地道的卡夫卡”：“您坚强、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言善辩、自满自足、高人一等、坚忍不拔、沉着镇定、通晓人情世故、有某种豪爽的气度，您是一个地道的卡夫卡。”而自我命名为卡夫卡，实际上是一种解构，似乎只有在卡夫卡有关的写作中，卡夫卡才能感觉到自己的意义：“我从事写作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事，我用这种手段进行了小小的争取独立的尝试；进行了逃跑的尝试，取得了细微的成果。”在卡夫卡现实意义的三个世界里，一个是自我奴隶的世界，一个是父亲统治的权力世界，而第三个世界则是别人的幸福和自由，所以对于卡夫卡的“逃跑”的尝试，就是想要抵达那个第三个世界，可是当他用写作虚构这样的世界时，那扇门最后还是关上了，门外的他是乡下人，也是守门人，“一个人正在写作的时候，会有许多虚伪的手向他伸过来”，所以焚毁，所以自死，但最后当卡夫卡变成一个寓言的符号的时候，那扇打开的门里其实是一个破败的世界，是遗失的手稿，是未完的文本，是“此处缺两页”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