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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22·2001106·0540 |
| 作者：（英）泰勒（奥）龚伯茨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1999年11月第一版 | |
| 定价：10.00元 | |
| 页数：199页 |
为一个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且世界公认的大哲学家作传，本身就是一种勇气的表现，所以他们依据的也是后世对苏格拉底的研究以及一些间接的作品。A·E·泰勒对苏格拉底的记录更多的是他的学说与思想，而Th·龚伯茨的作品则是其“希腊思想”的一部分。
公元前399年一个晴朗的春天早晨，露珠像往日一样光彩夺地闪烁在银莲花的花萼上，紫罗兰散发着它们的惯常的香味。但是那天的太阳在一桩不神圣的行为完成之前没有升到它的顶点。
——Th.龚珀茨：《苏格拉底的结局》
这一个早晨，就像以往每一个早晨一样，是在黑暗过后迎来了新的一天，只是对于雅典城邦来说，当苏格拉底放下手中黄色的书卷从肮脏的小屋里走出，当501名陪审员抽签之后他们后面的侧门被关上，当安尼托拿出了“要求处以死刑”的起诉书，这个早晨的所有可能照见的光亮，都在这“不神圣”的行为落幕之后，变成了另一种黑暗。而似乎这并不是真正消除希望的黑暗，当这一天过去，一个不愿逃跑、不愿流亡的人，从审判席上走下来，便是走进了那个自己设定好的、“愉快地离去”的结局中：他终于拿起了那杯毒药，然后一饮而尽——这也并非是他最后的死，在沉默之后，他把头上的东西掀开，然后对着克里托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们欠阿斯库勒庇乌斯一只公鸡，不要忘记还这个愿。”
闭上了眼，闭上了嘴，他的生命中最后一天结束了，而历史或者也在那一天合上了最后一页。苏格拉底，一个智者，一个哲人，甚至一个北仑贩子，一个书呆子，一个行为怪异的人，当他以如此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时，他的死亡或者也是一个时代的死亡，而他的意义也似乎超出了从出生到死亡的肉身过程，而成为一个符号。可是，公元前399年前的审判，之后的饮鸩而死，以及欠一只公鸡的未了心愿，是不是还必须回归到作为一个人的历史陈述？
这或者是A.E.泰勒看见的苏格拉底，或者是Th.龚珀茨认识的苏格拉底，他们不生活在苏格拉底被出生和死亡封闭的时间里，也无法返回到真实而具体的现场，那么所谓的看见和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对于一个符号的可能揣摩，但是即使掺杂着作者的想象，我们也必须还原一个真实的苏格拉底？一个在自己的时间里生死的苏格拉底？“他在世界上最后一天的故事，柏拉图在《菲多》中谈到了。”泰勒这样说的时候，苏格拉底仍然活在某一个文本里，而大约在公元200年的时候，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哲学家的生平》中也说过同样的话：“死刑以添加80票新的赞成票而通过。他被送往监狱，数日之后，在作了许多柏拉图在《菲多》中记载的高尚谈话之后喝下了毒药。”
《菲多》和《哲学家的生平》，以及再过了2000多年的《苏格拉底传》，一样是把苏格拉底放在了永远的文本里，它是特殊的一页，每每翻到的时候，总会有人对于苏格拉底的符号化提出质疑，这或者并不是一种历史怀疑主义，但一定会碰到“历史的苏格拉底”这个永恒的问题。这个问题有着一种回归式的期待，而期待本身就表明在苏格拉底这个符号世界里空留着多么大的位置，那个空着的位置里没有接近50岁的苏格拉底的任何言论，也没有相关活动的同时代记录。所以对于泰勒来说，他似乎更在还原苏格拉底的历史存在上感兴趣，“苏格拉底在‘拉各斯作执政官的那一年’（公元前399年）被指控为犯了不敬神的罪而在雅典被处死，这同样是可靠的。”确切的时间，确切的地点，确切的原因，确切的人物，以及确切的死亡，这是他对于真实苏格拉底最后人生的“可靠”叙述，但是在这个叙述之外，苏格拉底在他看来，只能是一个想象性的符号，“超出这样一个陈述的任何其他叙述必定是一种个人的构想。”
但是这并非是说个人的构想会解构历史的真实，在《导言》中，泰勒为他的构想也留下了一个位置：“传记作者的真正职责是对它们解释的时候，他也必须洞察它们所透露的纯粹偶然事件背后的目的和性质，并且只能以创造性的想象来做到这一点。”在他看来，自己就是一个有着“创造性想象”的传记作者，而在苏格拉底身上，这是最好的实践。但是想象必须依靠纯粹偶然事件，也就是必须有一个“可靠叙述”的支撑，它是想象的起点，也是历史的延伸。在泰勒的视野里，“可靠的叙述”可能涉及的文本是阿里斯托芬的《云》、柏拉图的对话、色诺芬的《回忆录》以及斯菲图的埃斯克勒的几页苏格拉底的对话。但是如果再直接一点，苏格拉底的还原就变成了阿里斯托芬笔下的喜剧形象，柏拉图笔下的幽默家和哲学家，以及色诺芬笔下的道德说教者。
不同的文本就是那个不同的位置，不同的位置坐着不同的苏格拉底，但是对于泰勒太说，似乎更倾向于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所记述的苏格拉底，因为阿里斯托芬把苏格拉底放在了讽刺剧中，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他的形象，而色诺芬“关于苏格拉底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说过和柏拉图告诉我们的在形式上相矛盾的东西”，也就是说，柏拉图在对话中描绘的苏格拉底肖像在色诺芬那里全然不见了，甚至取消了他的“原型”意义，而学生、哲学家的身份，使得泰勒认为柏拉图“是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苏格拉底对话的创造者”，也更接近于这个智者的本来面目，所以他说：“柏拉图关于他的老师的描写实质上是准确的，他提供的有关苏格拉底的情况是作为历史事实的。”而柏拉图即使对苏格拉底进行了“理想化”，也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而且在对话中没有故弄玄虚。”
所以很明显，泰勒就是从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找寻苏格拉底的线索，“柏拉图告诉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是精确的历史真实。”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在不自觉中把柏拉图“理想化”了。从40岁以前的早期生活，到近50岁的晚期生活，苏格拉底是一个经历了普拉台亚击退波斯、雅典和斯巴达缔结“三十年和平协定”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人，者提供了历史的宏大叙事背景，而对于个体的苏格拉底来说，他是一个在吃喝方面有着罕见克制和节制的人，是一个能痛饮而不醉酒的人，是一个习惯于赤脚行走的人，当然，还有他的妻子克珊娣珀、两个孩子等等，都是具体苏格拉底的组成部分。而在身体怪癖之外，泰勒更在意于苏格拉底精神方面的怪癖，神秘的声音和“超自然的征兆”或者也是生理意义的，而在柏拉图看来，苏格拉底的精神气质是“顽强的理性”和机智幽默，在成年的早期，他身上具有一种“热情的爱者、宗教的神秘主义者、热切的唯理主义者和幽默家的独特的混合”，而这种特质正是伯利克里时代精神的反作用结果——崇敬法律、科学的功利主义，如此的理性主义，使得苏格拉底在雅典知识界中获得了较高的声誉和卓越的地位，而柏拉图在《申辩》中讲述的故事里，就把苏格拉底的这个性格对应在德尔斐的神谕里：“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
聪明是知识，是理性，是科学，而在苏格拉底那里关键词却是道德：“他对于无形的道德秩序和与周围人们不同的关于神和不朽灵魂的宗教信仰声着深切的关怀，而且对于哲学问题的本性以及应当用来研讨这些问题的方法有着高度独创性的看法，因而自然地，他被广大公众看成是一个有趣的、行为古怪的人，一个书呆子、悖论贩子、自由思想家和巫术师的混合物。”而正是苏格拉底由“智慧之士”变身为“道德哲学奠基者”，也标志着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走向了一个被转折的时代，当雅典在“世界大战”中失败，公民们的生活越来越艰苦，人生越来越迷惘，而那些善意但眼光短浅的民主派，当失去了曾经安全、强盛、宽容的民主政体，也便开始对于道德哲学奠基人的苏格拉底的审判。
“在公元前403年，一个温和的民主政体重新建立起来了。苏格拉底的交往密切的朋友中的两个人在这场不光彩的事务中是很突出的。这就是苏格拉底的不幸。”与“叛国者们”相联系而成为勾结者，这自然是一种审判的理由，但是当苏格拉底被民主制的领袖们推上审判台的时候，他却在捍卫最后的善，而这种善是以自我牺牲而实现的。他没有选择逃跑，也没有自愿流亡，柏拉图认为，苏格拉斯面对“引入新的宗教实践”的指控，面对“不崇拜城邦的神”的起诉，面对“腐蚀青年”的断言，他却选择了死，这一种死不是苏格拉底歧途选择的死，他起先期望的是宣告无罪，只要无罪“不包含对真理的危害”，但是这却成为那些审判者的陷阱，当苏格拉底终于知道，“停止这项使命那将是对神的背叛，而法庭可以相信除了死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执行这个任务。”于是他要在死中祈求一种完满的表达，祈求“愉快地离去”。
一被毒药如此被痛饮，就如那曾经喝下去的酒，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也是一种生命的享受，就如Th．龚珀茨在《希腊思想家》种记述苏格拉底在第二次演讲时讲到的那样：“我意识到我没有罪。我不仅不应受到惩罚，而且我感到我本人应得到最高的荣誉，这是国家有权授予的——享受城邦公共会堂内的生活供应。”一种死，是个人的死，“这个人我们认为是他的时代的最好、最聪明、最正直的人。”泰勒认为，苏格拉底是作为哲学的殉道者而死去的，他的死“给了他一位历史上的人物，一位年轻的朋友和追随者，他结合了作为一位哲学思想家的至高无上的伟大和作为一位语言大师的同等的伟大，因此直接或间接地成了从他自己的时代以来所有思维着的人们的导师。”而龚珀茨认为：“只要人们在地球上生活，这一天的审判就永不会被忘记。为第一个将生命献给自由研究之人的哀悼声也不会停止。”
这是当时的死，但是苏格拉底的符号意义并不只是一种个体的寂灭，而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具有某种启示意义，泰勒从伦理学意义、认识论、科学方法等方面给予了苏格拉底思想进行了评价：“正是苏格拉底创造了灵魂的概念，它从此之后统治着欧洲的思维。”灵魂是醒着时的智慧和道德性格，是“精神的全部重要性和永久个个体性”，是认识、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特别是认识善和恶，也是关于美德等于快乐的价值论，“原则上，所有的美德都是同一的。”
而对于龚珀茨来说，苏格拉底的教导集中在几句话里，“没有人自愿犯错误”，他认为这句话体现了苏格拉底主义的核心，当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人作对的事，也就意味着人的洞察力是弥补道德缺陷的一个根源，而这种洞察力就是那个时代的理智主义，在苏格拉底身上达到了的顶峰，它是一种信念，是要去除理解的不充分发展，去除人身上的无数缺点，而最终指向的是一种善，以及为这种善而开展的行动，于是美德和幸福变成同一个事物。第二句话是“这个人既公正又快乐”，为了公正和快乐，“他坚持对灵魂中产生冲突与分裂的所有东西作坚决斗争”，而这种斗争就是坚持理性的立场来处理道德问题，从而延伸到人类的福利和政治实践的最高准则问题，“理性高于权威，功利高于传统或盲目情绪——这些就是苏格拉底准备的、但只有部分实施的战斗中的战斗呼声。”
这是苏格拉底的一种宗教情感，它是善，是真理，“苏格拉底对于神的概念或者是一个泛神论的理想化概念，或者是自然神论的-目的论的概念。”这是一种理论，一种思想，一种体系，甚至是一种信仰。尽管泰勒和龚珀茨似乎还是把苏格拉底当成是一个成型的符号，在追寻真实的历史细节时，有意忽略了苏格拉底个体存在的争议性，但是很明确，他们为苏格拉底作传，就是要让苏格拉底有限地脱离当时的时间语境，没有言论，没有活动，他是一个被传说的人，一个被记载的人，或者他就是活在柏拉图的对话里，而成为一个柏拉图的理想之父，而这种还原本来就很合意地进入到了泰勒、龚珀茨的视野，于是苏格拉底在成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之后，也成为了“泰勒的苏格拉底”、“龚珀茨的苏格拉底”，所以泰勒说：“其实苏格拉底最重要的‘继承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柏拉图。”所以龚珀茨说：“死去的苏格拉底重新站起来了，不仅仅在各学派中，而且在他学生们的著作里。他们一直不倦地介绍他们尊敬的老师的人品，访问市场和运动场，与老年人和青年谈话，如他活着时候的习惯那样。”——苏格拉底成为神，就是一个泛神论的理想化概念，他自己如此，后来者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