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号：S29·2010218·0558 |
| 作者：杨克 | |
| 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00年5月第一版 | |
| 定价：12.00元 | |
| 页数：175页 |
诗人杨克把1992年看作是诗歌的一次“断裂”，他开始生存在广州这一南方城市，地域空间的变化带给杨克的是诗歌心情的嬗变，他几乎是在迷路的城市寻找方向，在这本诗季中，杨克的声音显得微弱，描述的当下状况使他充满某种形而下的焦虑，比如火车站，比如旧货市场，比如广场，在杨克的精神游离中，我们读出了城市如何改变一个人曾经的坚持。
此刻在麦当劳M的黄屁股下
两个阿O在接吻
对过胡同幽暗的厨房里
一只雄蟑螂对母蟑螂
短暂的进入
那美妙的一瞬啊
世纪之交 千年之交
——《1999年12月31日23点59分59秒》
此刻是1999年12月31日23点59分59秒，此刻不是静止的此刻，此刻是延伸的此刻，此刻是从世纪末走向世纪初的此刻，只需要添加一秒，从秒，从分，从时，从日，从月，从年，以及从世纪，都以集体跨越的方式完成一种命名，从此便是新的一天，新的一年，新的一个世纪。在这个辞旧迎新而添加的一秒里，属于人类的应该是狂欢，是迎接，是仪式，短暂而持久，现实而奇幻，是什么力量将人类带入未知却期盼的新世纪？不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也不是一根手指的走向，只是美妙的一瞬，以动物交媾的方式完成“世纪之交”“千年之交”。
雄蟑螂和母蟑螂，在对面胡同的厨房里，麦当劳的黄屁股和接吻的阿O提供了足够的暗示，它们都在情欲层面开启了“世纪之交”，那一秒是美妙的，是原始的，是肉体的，甚至一秒只是一秒，它和其它的所有一秒都没有区别，当一切成为动物的日常，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仪式感完全被解构了，当走向新世纪的时候，麦当劳的黄屁股还在，接吻的阿O还在，雄蟑螂和母蟑螂还在，在一种消抹了仪式感的世界里，所有的时间都只是和日常无异的当下状态，包括从南宁来到广州坐在书桌旁用一个笨拙的手指指向下一秒的，杨克。
但是，世纪之交的时间是不是就真的被那“短暂的进入”的一秒取代了？杨克是不是真的活在看见了“美妙的一瞬”而跨越到新世纪的当下？或者说那个具有人类仪式感指向未来的手指真的变成了“笨拙的手指”？“时间是公正的么？”杨克终于提出了疑问，因为那时他看见了“夏时制”：火车已经提前开走，少女已经提前成熟，生日蛋糕上的蜡烛已经提前吹灭，甚至精心策划的谋杀案也在“白刀子提前进去/红刀子提前出来”中完成，当一切都在拨快一个小时里提前，生活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种黑色幽默和荒诞派？提前上演的时间，一只雄蟑螂对母蟑螂，在完成美妙的一瞬时，其实只是在人为拨快的时间里完成“世纪之交”——返回去？等待着？在真正的公正的时间里再“短暂的进入”？
对于提前的质疑其实是因为对于时间有了预设，因为对于时间有了预设便被赋予了仪式意义，因为仪式的存在时间又具有了经典性，在这个意义链条里，提前和当下形成了一种错位，也正是这样的错位，使得杨克写下诗歌、指明方向、敲击房门的那根手指变得笨拙。一方面，当90年代的杨克离开生活着的南宁来到了广州，他所命名的“南下”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地理意义的迁移，“它象征着一种新切换的背景。”曾经的竹子、温泉和家园这些富有人文意义的背景被更换了，原有的诗语链条断裂了，“我面对的是杂乱无章的城市符码：玻璃、警察、电话、指数，它们直接，准确，赤裸裸而没有丝毫隐喻，就像今天的月亮，只是一颗荒寂的星球。”那颗荒寂的星球叫“广州”，那里钢筋混凝土的梦向四周扩展，那里的火车站是吐故纳新的胃，那里的最高建筑“像一段光洁的藕/一节突兀的榫头楔入我们的生存”，以及那里的杨克坐在开往命运方向的列车上。
“广州”是被书写的诗歌标题，也是杨克的当下状态，“走向珠江三角洲，无数的人就这样消失/一场暴雨被土地吸收”，无疑杨克也像暴雨一样被这片土地吸收，吸收而消失，曾经的生存状态在吐故纳新的胃里变成可消化或不可消化的食物。无疑对于杨克来说，明显有着一种不适应，“钢筋混凝土的梦向四周扩展/只剩这没长开的老地方多么难看/一条条大动脉通向远方/孤零零悬着一颗发育不良的心脏（《火车站》）”从火车站这个出口出来而成为广州的一员，所有人的人都被列车带向了命运的这边，于是，他们听到了“广州交响乐之夜”：“物质的光辉和美/在城市的前胸和脊背昼夜燃烧”；于是，他们住在城市的小房间里，“天空这座巨大的玻璃屋/它是人们定义中真正的房子”；于是，他们过着独立而隔阂的AA制生活：“你取走你的承诺，或独立人格/我拿去我的财产，或文明标志/甚至友好地说声拜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于是，这个城市的真实风景就是：“钢筋是城市的骨头，水泥/是向四面八方泛滥的肉。/玻璃的边缘透着欺骗的寒冷。”而在机场候机室里读一本诗集变得有些孤绝，“这座城市形形色色的人，和/裙裾间闪烁肉体短暂光芒的美女/有谁能听见朝向天空的高声呼询？”
无论如何，当从火车站出来的杨克审视这个南方城市，更多是带着批判目光，而这批判目光的背后是某种拒斥和反讽，这无疑让他回想起在南宁的生活，在被命名为《南宁》的那首诗里，他听到了回响在心灵深处的声音，“出门在外，所有的白昼都如盲人/只有静夜听见内心水流的声响/一根老友面的发条将时钟拧紧”，南宁属于那个静夜，静夜里有流水的声响，有老友面，有拧紧的时钟，而在静夜的反面，则是如盲人的白昼——正是这种昼与夜、黑与白、盲人和听见的强烈对比，折射出杨克的某种怀旧情绪，在这种怀旧情绪里，“信札”取代“电话”便具有人性关怀的人文意义，“我不明白谁是圣言的倾听者，谁在不可言说的言说/在黎明的鸟鸣中，我听见了心跳”，心跳是因为灵魂在飞，是因为梦里有真实的形体，是因为有一根诗性的手指，“将你的我的‘我’从日常生活中剥离”——那个“我”必须存在，它是最后的言说者，从日常生活中剥离便是诗意的守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手指尽管笨拙，对于杨克来说，依然承载着仪式意义。
但是，对于南宁的某种怀念，对于手指某种坚守，对于静夜的某种倾听，都似乎变成了虚构，“只是我一直无法肯定这是经历过的事件还是愿望的幻象”，这是杨克的疑惑，在分不清现实和幻象的迷失中，杨克无疑在南方成为了一个“他者”：“隔着漫天遍野的客观忙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无根本无居所。现代人的状态。人类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在别的地方/我觉得我已经在别的地方”，当“别的地方”成为应该而且已经生活的地理坐标，杨克开始了另一种南方叙事，这种南方叙事是一种“他者的自我化”努力，“当下的南方，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象征着一种新切换的背景。在这里，你成了一个更为真实的人。这里没有生活方式意义上的专业诗人，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容纳你靠老婆养活‘在家专事写作’。”对专事写作状态的拒绝，对专业诗人身份的否定，就是杨克“将你的我的‘我’从日常生活中剥离”之后的回归：把“我”又放进日常生活中，于是，电话取代了信札；“当‘自我’和‘他者’互涵/倾诉和聆听合一”，于是，“一次短暂的通话就是一次终生的相遇”。
 |
|
杨克：经历了两个时代和二重语境 |
电话和信札，一样是通讯方式，一样是对话，但是在南宁和广州，在白昼和黑夜的不同境遇中，它们完全呈现了杨克的两种不同状态，但是在“他者自我化”的道路上，杨克显然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在解读《电话》这首诗时，他认为，虽然生活的城市更换了，写作的方式改变了，但是日常生活一样是富有诗意的，“所以我不以善与恶来简单地看待一切，作为一个持民主自由多元观念的现代人，我不反对大众，也向往优渥的生活，物质和商品在我的视觉里只是一个个中性元素。我像一个精灵飞翔于都市空间，仔细聆听声、光、色的交响，我需要做的，是通过创作扩展都市符码的意象边界，进行重新言说。”重新言说的杨克甚至把对城市符码的解读和命名放置在另一个诗意空间里，“我想，通过诸多诗人的努力，将来的读者，面对石油、电话现代诗的常用意象时，也会像我们今天品味古典诗歌中秋天、月亮等意象一样，对语符背后的人文意蕴心领神会。”
现代意象的古典化怀想，并不是取消它的消费性，而是在消费性中寻找另一种人文意义，“因此我不讳言我写作的第一推动力来自日常的感受，来对生存楔入的体验，来自动态中的一个接一个的鲜活场景。”在杨克看来，南方经济扩张而带来的消费社会，并不是泯灭文化的存在，而是进入到了泛文化状态，而这种泛文化状态不仅需要所谓的人文知识分子去除高高在上的俯视态度，而且要彻底根除“鸵鸟政策”的姿式，因为这才是中国诗学的真正病灶，在杨克看来，真正的救赎方法就是如美国诗人辛普森所说“它必须有一个胃”，必须入爱默生所认为的，“每个新期的经验要求有新的表达，世界似乎总在等待着自己的诗”，不再有不可救药的隐逸和名士风度，诗歌在深刻危机中，在失语状态中更有新的言说可能，在杨克看来，新的言说就是这样一种“他者自我化”的文本：“今天诗人守护内在深度的小房间与外部平面扩张的大市场‘同在’，已经很难将精神与肉体截然分开。
日常的感受成为推动力，生存楔入的体验是新的诗歌场景，“诗使我置身于喧哗与骚动之中而心灵平和，获得精神的提升。”于是那个手指即使笨拙也是诗意的一部分：世界上只剩下最后一个人，响起的敲门声无疑是上帝使然，而敲门的上帝就是杨克所说的诗歌，就是唯一的自我，敲门声响起，是最后一个精神的人对最后一个肉体的人的造访，“当他打开门时，那灿烂的光照，是诗歌万劫不失的光芒。”无疑，杨克在“他者自我化”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它可以无视城市变迁带来的不适应感，可以在日常的泛文化场景中捕捉新的诗意，但是，当杨克将最后的敲门声定义为精神对肉体的造访，无疑设置了一种二分法，也正是在这个二分法的世界里，白昼和黑夜，日常和诗意，南宁和广州，都在隐秘的状态中隔开了，当一切无法完成同一性的和解，杨克的“他者自我化”反而变成了“自我的他者化”。
他把火车站看成是吐故纳新的胃，是因为出口处的那些人在他眼里都像“米粒一样朴实健康”；他让自己在“没有黑夜的南方”中醒来，是因为把“蹲在垃圾上的苍蝇”看成了“一堆叫做诗的冰雪聪明的文字”；他在丧失了双桅船的时代不把自己看成是生活的闯入者，是因为想象了一个能洗净生命尘埃的大海……虚构了米粒一样健康朴实的乘客，命名了冰雪聪明的文字，想象了洗涤尘埃的大海，杨克并不是融入了日常生活，而是像从前一样将“我”从那里剥离出来，带入到自设的精神世界里，所以重新言说无疑只是一种更换了现场的言说，而自我在自设甚至妥协于外部世界的上帝面前，完全变成了一种虚构。那首《天河城广场》传递出了杨克无法摆脱的内在矛盾：广场首先是记忆中的宏大叙事的一部分，它和政治集会有关，和万众狂欢有关，和“臃肿的集体，满眼标语和旗帜，口号着火”的现场有关，但是在广州的现实里，广场只是一间商厦，“进入广场的都是些慵散平和的人/没大出息的人，像我一样/生活惬意或者囊中羞涩”，当广场在世俗化、商品化中被取消了宏大叙事，“我”却完成了另一种的命名：
在二楼的天贸南方商场
一位女友送过我一件有金属扣子的青年装
毛料。挺括。比西装更高贵
假若脖子再加上一条围巾
就成了五四时候的革命青年
这是今天的广场
过去和遥远北方的惟一联系
——《天河城广场》
今天和过去联系在一起，南方和北方并置在一起，日常和政治融合在一起，这是不是一种重新言说？当重新言说必须寻找“惟一联系”，杨克的当心状态其实既被取消了历史性，也被取消了现实性，既无法在日常中安身，又无法在记忆中安心，于是，从新港路到文德路，从青年进入中年，从二十四小时到二十四节令，从诗歌穿越商标广告，从同志走到先生，从待业到下岗，从海珠桥到海印桥，从申报奥运到香港回归，从早茶到夜茶，从怡乐村到客村，“活着，我像颗保龄球来回滚动/走过的只是一小段路/却经历了两个时代和二重语境（《经过》）”
经过城市，经过广场，经过20世纪的最后10年，杨克就是在不断经过中从南宁到广州，从精神到肉体，从信札到电话，从世纪末到世纪初，最后在那美妙的一瞬中，新的世纪，新的千年不需吹灰之力就轻易打开，于是杨克的当下笨拙的手指停留在空中，再无去往的方向，“我觉得我应该在别的地方/我觉得我已经在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