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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W16·2031101·0685 |
| 作者：(美)波林·罗斯诺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1988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5.00元 | |
| 页数：308页 |
后现代主义是不是只是一种消解中心的行为，他在发展演变中，对社会科学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波林·罗斯诺用一种宏大的发展观追溯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的根源，考察了后现代的社会观、作者观、文本观和读者观，用普遍的观点构筑了一个后现代影响下的现代社会。
在一个后现代的世界里，真理已经不存在，这导致评价和判断都相对地失去了意义。在不存在任何可取的评价标准的情况下，除了用一个现代标准去衡量后现代主义以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涉入纷争：危机、延续性和多样性》
当“作者已经死亡”成为他们的口号，当“历史是西方的神话”成为他们的宣言，当“理论的秘密在于真理是不存在的”成为一种思想，逻各斯中心是不是完全被消解了？当后现代主义用不确定性取代决定论，用多样性替换同一性，用差异性否定统一性，目标、选择、行为、态度和人格是不是成为了一种虚无？当后现代主义摈弃认识论的假说，驳斥方法论的常规，抵制知识性的断言，模糊一切真理形式，消解任何政策建议，何来建构？
波林·罗斯诺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是一个“真理已经不存在”的世界，当所有的规则都失去了意义，如何来评析后现代主义？她是看见了后现代主义，但是很明显她并没有打算涉入其中，甚至主动划清了界限，也许正是因为以旁观的方式看待其中出现的纷争和危机才显得客观，但是当评价变成一个任务，变成一个责任，其实这种旁观是一种自欺欺人：她必须寻找到标准和规则，她必须建立自己的逻各斯中心，甚至她必须在责任意识中建构“真理”，而在她观望后现代主义的同时，一只脚一定是站在后现代主义的对面，而这个对面就是现代主义，也就是她把自己划定在现代主义的范畴之内，正是在现代主义的参照体系中，她才能发现后现代主义摒弃和否定的一切，也正是在现代性的责任里，她开始了对于未来社会科学的重建，在这个双重维度里，“现代标准”成为她唯一的判断依据，而这种唯一性又将她带入到后现代主义真正的对立面：
我是一位“现代”作者，所以我理所当然地对于这个文本及其“错误”负有“责任”，我希望读者们不要急于对我的文本作出解释。我尤其不鼓励读者借助“解读活动”去“重新创造出”这个文本。
对文本负有责任，即使错误，也不需要向读者作出解释，而读者要“重新创造”文本，她也不予鼓励——不仅自己站在后现代主义的对立面，甚至把所有读者都推向了责任的反面，也就是说，在罗斯诺看来，这个文本是一个负责的文本，是一个作者文本，是基于现代性而书写的文本，其中的目标、选择、行为、态度和人格都是一种标准，即使不是真理，也可以为后现代主义梳理出它的理论和实践，“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的发问显然就是一种超然其上的专断论，就是不提供更多可能性的一元论。
曾经，现代性摒弃了情绪、情感、直觉、反应、亲身经历、风俗、形而上学、传统、宇宙论、魔术、神话、宗教倾诉，他们所建立的是逻各斯中心，是真理，是理性，是民主，是人道主义，是权威，而当现在的后现代主义又重新让现代性摒弃的东西焕发出它的重要性，像是一种轮回，而罗斯诺再一次站在现代性的维度上，以独一无二的方式解读后现代主义，更像是一种回归，而在轮回、回归的道路上，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本身存在的纷争，似乎又构成了一个熟悉的场景，所以，关键问题是：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观点为什么会发展起来？后现代主义为什么要解构现代性？在未来的道路上，如何从后现代主义的实践中看到危机，又如何构建一种可行性的理论体系？
罗斯诺当然全面分析了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观点和思想，在前言中，她说：“我的目的无非是，本书如能传达出后现代主义的本质主题（或各种替代性解释），并因此有助于理解曾使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感到迷惑不解的后现代主义，那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像一本教科书，她详尽解读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而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发展甚至流行起来，最重要的内核是现代性不再是解放的力量，二回变成了奴役、压迫和压抑的根源，所以后现代主义所要解构的就是这种奴役、压迫和压抑的现代主义，就是要否定他的认识论、方法论、知识性，以及一切真理形式，就是要取消现代性批评中的决定论、同一性、综合性、合理性。
这种解构、否定和摒弃是全面的，罗斯诺从不同方面呈现其两者之间的纷争。现代主义把作者看成是一个“立法者”，把书写看成是一种特权，当他完成了一个文本，就是“向一组特定的、同一类别的读者传递精确信息的一个尝试”，而在作者对面的读者，是一个被娱悦、被教化或被逗乐的消极主体。但是后现代主义则抛弃了作者，“为了不致给通往文本的道路制造麻烦，作者最好在他完成写作时立刻死亡。”当作者死去，作者就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权力工具，他不再是立法者，也不提供“标准答案”，而在这个时候，文本和读者填补了作者的空缺位置，这是一种转换和重置，文本变成了一个“上下文”的可能性文本，变成了“书写者文本”而不再是“阅读者文本”，甚至都有一个互文关系的“他文本”。而读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是主动的观察者，甚至他“写就了文本”。
“后现代的文本观改变了社会分析，使它抛弃了诸如年龄、性别、种族之类的传统社会学变项，抛弃了历史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后现代主义也完全颠倒了主体，主体成为了过去的陈迹，是现代性的遗老，是自由人道主义的杜撰，是主客二分法的始作俑者，甚至后现代主义极端地将语言本身看成是主体；在时间观上，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是逻各斯中心的，是神话、意识形态和偏见的源泉，甚至于把历史看成是一种封闭的结构，所以他们认为时间是无政府主义的、不连贯的、非线性的，甚至极端地抛弃了时间，并将其视为彻底的不在场，同样也否定了空间的实在论，他们把地理看作是等同于超空间的东西，超空间既可以被杜撰出来也同样容易令其消失，或者可以借助于通过纯粹的智力建构而取得的心智训练来使其拓展。而在对待真理的态度上，后现代主义认为真理主张本身就是一种恐怖主义，真理主张“替有权力者作辩护，使弱者感到自己是错误的和不适当的”，所以真理只是一个“话语的效果”，甚至只是语言学意义上约定的东西。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否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他们认为不存在再现外在实在的适当手段，也不存在真实的世界，他们通过符号，扩张“每一种在社会上受到控制的系统”而颠覆了现代的符号，并且克服了“受控制的意义系统”。所以不存在方法和规则，不存在因果性，就像每个文本都有“他文本”一样，“人们研究的每一个事物都是相关于每一个他事物的。”
从作者已死读者拥有解释权力的文本观，到颠覆主体否定表象的危机意识，从转变时间和篡改地理的时空绝对化，到真理恐怖主义，后现代主义诘难和颠覆了现代性意义上的因果性、决定论、平等主义、人道主义、自民主、必然性、客观性、合理性、责任和真理，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行为，站在现代主义视野中的罗斯诺当然也提出了诘难，比如当后现代主义摒弃作者而重置文本意义的时候，她的质问是：“对社会科学而言，作者的死亡导致了人类主体的责任的消除。”而她写作这本书就是带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当自己作为作者死在后现代主义的读者中，是不是连对错误负责都做不到了？当后现代主义轻视时间篡改地理，罗斯诺认为，“与人文科学相比，后现代的历史、时间和空间对主流社会科学潜在地产生着更多的麻烦。”社会科学需要一种理性的建构，在历史、时间和空间的不在场中，如何成为可能？后现代主义认为真理本身就是一种“恐怖主义”，罗斯诺的发问是，既然不存在真理，那么他们的观点也不具有真的意义，而他们又必须对观点本身做出判断，所以不存在真理就成为一个“终极性的矛盾”，就是在嘉定特许立场的时候制造了自己无法解决的悖论。在方法论上，后现代主义认为不存在方法，不存在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则，当他们取消方法论途径的时候，罗斯诺认为，所谓的解构就是一种破坏，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建构知识，而当理性被抛弃，社会科学变成了不可能的科学，所以在他看来，如果后现代主义想要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替代物，那么明确自己的标准是必需的，“在一个所有用以协调对立观点的手段都被取消的方法论真空中，后现代主义究竟能否长久生存呢？”如果一切都没有价值，那么后现代主义只不过“供个人赏玩自娱以外别无其他用处”。
其实，罗斯诺对后现代主义的极端观点提出诘难的时候，她一直站在现代性的体系里，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她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作者，甚至预设了一个目的论，那就是必须使得后现代主义成为可用的理论，所以在她并没有一概否定的宽容中，有着强烈的目的意识和实践意义，“后现代主义或许会对某些实质性论题的讨论有所贡献”，她甚至认为，“就其方法论的重构而言，后现代主义的预测是比较合理的。”一方面她认为后现代主义动摇了我们的先入之见，动摇了我们常规做法，提出了一些具有冲击力的问题，另一方面，当后现代主义带着强烈的目的和意义的时候，它其实已不再是后现代主义。
所以罗斯诺人为地将后现代主义划分为两种倾向：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和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这是罗斯诺最重要的一种建构方法。怀疑论在颠倒主体中极端地认为主体是一种语言效果，而肯定论是一种主体的回归，“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要求主体作为一个人，作为社会中一个重新得到认可的主体来回归。”；在时空的重置中，怀疑论是一种历史终结论，而肯定论则是新历史运动，意味着对于时空观念的修正，“不过肯定论者关于传统观念是不适当的看法引导他们用带有较浓政治色彩的术语来修正空间。”；在对待真理的态度上，怀疑论把真理看成是一种恐怖主义，而肯定论只是把真理相对花，只是取消了特定和普遍的内容，在她看来，来自妇女研究、公共行政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几个实例，就是对于肯定论的一种应用：女权主义者不赞成关于真理的现代启蒙观点，因为那些观点是以男性的为根据的；后现代公共行政学领域因为怀疑真理的某种“使命”或“职责”，才使得研究充满了张力和变化；后现代人类学家则对所有现代的人类学真理和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
区别于怀疑论和肯定论，当颠覆变成了回归，当重置变成了修正，当危机变成了新的可能，很明显，所谓的肯定论后现代主义更接近罗斯诺所立足的现代性，因为它们是建构而不是解构，是探寻而不是破坏，“肯定论者寻求这样一门后现代的社会科学，它将是宽泛的和描述性的，而不是预见性的和政策倾向性的。他们的社会科学将强调新奇性和沉思性，因为它寻求差异的丰富性，并专注于非常事物、独一无二的事物和原初性的事物。”从这个意义上将，划分为两种倾向，就是进入了她的预设，就是为了一种责任：“肯定论者的后现代主义提出了许多富于想象力的替代方案，包括后现代科学与神学的综合，这是社会科学向形而上学的事物和神秘事物的开放。”所以从对怀疑论的诘难到对肯定论的肯定，罗斯诺就已经完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现代化”，而站在了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同一纬度上。
让后现代为我所用，罗斯诺喊出了“后现代社会科学：迎接下一个千年”，是一种重置，所以是一种开放，是一种改变，所以是一种可能，“成为敌人的可能性与成为盟友的可能性一样大”，所以在面对社会科学自身的危机时，后现代主义在肯定论的作用下，一副重归现代性的图景展开了，“不过无论怎样，完全否认后现代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将是一个错误。因为纵使后现代主义只是强化了已经产生实际效果的那些倾向，但是它会把那个摆锤的弧度进一步推向超乎寻常的程度；那样就有可能——只是可能——拓宽社会科学的视野。”于是作者还是那个作者，文本还是单一的文本，责任和意义也在“后什么现代，还主义”中逐渐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