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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9·2071010·0751 |
|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06年8月第一版 | |
| 定价：29.00元 | |
| 页数：500页 |
1590年末的伊斯坦布尔，国王苏丹秘密委托制作一本伟大的书籍，颂扬他的生活与帝国。四位当朝最优秀的细密画家齐聚京城，分工合作，精心绘制这本旷世之作。此时离家12年的青年黑终于回到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迎接他归来的除了爱情，还有接踵而来的谋杀案……《我的名字叫红》有三个层面：它是一个谋杀推理故事，一本哲思小说，也是一则爱情诗篇。
“红”的情况也一样：有一张纸被溅上了几滴红墨水，小气的说书人问我们能不能借此发挥。我们朝纸上多洒了几滴红墨水，接着各自在一角勾勒出了某样红色的物品，再轮流告诉说书人自己的图画有何故事，让他能讲述给大家听。
——《人们都叫我“鹳鸟”》
轮流说故事，必须在一种被勾勒出的红色里，说书人其实看到的是一张被画好的画，上面有树，有狗，有马，还有女人，蝴蝶、橄榄和鹳鸟，他们只是其中的画师之一，他们不讲述有关的故事，他们只负责用颜色来渲染情节，而那些故事里必定出现一些其他的人，区别于树、狗和马的人，或者还有那个女人，但是他们不是全部的人，只有头饰，教长、骑兵、法官、刽子手、财务官员和秘书，只有他们的称呼写在背面，像一个游戏，寻找能够凑成正确的一对。那么这个游戏最后一定会交给说书人，交给那个大家听到的故事，但是，当红墨水还没有浸透那些物品的时候，那个说书人就已经被杀害了。
还是一个游戏，在蝴蝶、橄榄和鹳鸟之外，没有了高雅，他也被杀害了，在枯井里有着他的尸体，上面有着一幅不知道是谁画的画，画里有一匹马，有着古怪鼻子的马，栗色的马，马会是唯一的线索，就像红墨水之于说书人的故事？“猜头巾”的游戏里隐藏着一个色彩的寓意，可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谁都不会站出来告诉我们故事会向那个方向发展。那么轮流告诉说书人变成了一种死亡的威胁，故事的背面也写着可能的谋杀，而那血也是红色的，像勾勒那些物品的颜色一样。
但是，画作不会那么明白地告诉背后的名字和可能隐藏的谋杀。比如一只狗，在高雅的“我是一个死人”和“我的名字叫黑”的自述之后，“我是一条狗”变成了另一个说书人，只不过和死人的自述一样，“狗会说话，不过它们只对听得懂的人讲。”是的，起初狗和说书人有关，“说书人扮演狗的角色说起了故事，不时地伸手指向图画。”狗的名字写在画作的背后，还是说书人的名字写在背面？说书人和狗都是游戏的一个部分，那么那个没有什么见识、呆头、很笨、但口才却很好、厚颜无耻的“胡斯莱特教长”就是一个隐喻，或者是黑眼中的那个在“贝亚泽特清真寺传道、并宣称是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传道士努斯莱特”，作为埃尔祖鲁姆传道士，他扬名于世，但是他的出现是在“这段道德沦丧、物价飞涨、谋杀和抢劫盛行的时期”，在伊斯坦布尔的信教者眼中和狗眼中，完全成为不一样的人，像游戏一样必须在背面写上称呼才能让人看见。所以当把饮咖啡当成是亵渎宗教的严重罪行，说书人的悲剧命运就开始了，就像狗：“伊斯兰降临之前，十二个月中有一个被称为“狗月”。然而如今，狗却被视为恶兆。”而在《古兰经》里，那七个年轻人正是因为厌倦了居住在异教徒之中，才对劲了一个洞穴里睡觉，而真主安拉封住了他们的耳朵，使他们忘掉了异教徒的那个世界，整整三百零九天。而那个山洞口休息的正是一条狗，它是守卫还是象征？而据说在异教徒法兰克人居住的地区，每条狗都有一个主人。是的，狗只是《古兰经》里的一个游戏，只是异教徒的符号，但是当说书人以狗的名义指着画说出那个故事时，灾难就已经开始了：“对狗来说，成为敌人和成为异教徒是同一回事。”
那么树呢？“我是一棵树”的自述里也有一个关于异教徒的故事，坚持咖啡是魔鬼的产物，喝咖啡的人全都要下地狱明明写在“锡瓦斯的斗鸡眼奈德莱特教长与树”的故事里，而当一群土匪杀死了信差将一部叙事诗《七宝座》变成精致手抄本的时候，树其实已经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像秋天落叶飘零的故事还隐含着一个关于叶子的去向问题，或者其中的紫色隐含着某种毫无理由的归宿，当然这全是画师的作为，作为树，作为一种寂寞，最根本的原因是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故事，是帖木儿统治时期赫拉特城最伟大诗人贾米的七部叙事诗《七宝座》，还是细密画家的手抄本，而这只是某种材质上的区别，真正让树具有某种永恒意义的却是画着那幅画，一个关于爱情和弑君的画，菲尔多西《列王记》和内扎米的《霍斯陆与席琳》里都有记载，霍斯陆含泪潜入杀死自己的父亲就是为了和席琳的爱情，而当初，挂在美丽花园里的那幅画上，就是霍斯陆的画像，当席琳看见画像而坠入情网的时候，树变成了最后的见证者，而那些细密画家就在那里描绘了这有关爱情的“场景”：“刻画出了席琳仰头凝望霍斯陆的相貌时，脸上惊喜与爱慕的神情。”但那只是有关树的一个故事，只是说书人轮流讲的故事之一，所以即使有着爱情，也有无法赦免的杀父之罪，所以在树看来，那只不过是另一个游戏：“这么说不是害怕如果我是如此被画出来的话，伊斯坦布尔所有的狗都会以为我是一棵真的树，跑来往我身上撒尿，而是因为：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
意义何来？不是挂着画像的爱情，也不是说书人的故事，意义只是它本身。而在马的身上，意义就转变成为一个谋杀的线索。起初也是和狗、树一样，在“我是一匹马”的自述中开始一个游戏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天底下没有长得和我一模一样的马。我只不过是一位细密画家想像中的马，被画在了纸上而已。”只是画上的一个物件而已，但是当高雅被人从井底打捞上来的时候，才发现上面有一幅绘有马的画，这幅画高雅从未说起过，他的妻子卡比叶也发誓说“没有任何人曾委托她已故的丈夫画任何马匹”，而这匹马的特殊在于鼻子，这是奥斯曼大师的判断，如果只是一匹骏马，它象征着苏丹陛下的财富与疆土，但是有特殊鼻子的马则是一件谋杀案的线索。为了在三天之内找出杀害高雅和姨夫的凶手，在奥斯曼的策划下，给画师橄榄、蝴蝶和鹳鸟布置了一个任务：各自画一匹马。橄榄变成了那匹骏马：“最后，再热情、慎重、毫不含糊地画出了它的睾丸与阴茎”；而蝴蝶则变成了画它的伟大的前辈绘画大师：“从这个角度，也就是侧面扬蹄的姿势，应该会看得见马的生殖器，不过我空下它们没有画，避免让妇女们过于分心。”而鹳鸟呢？“当我画一匹骏马时，我就是我，仅此而已。”这不是三种境界，这是三种习惯，而对于马的鼻子的线索其实一个陷阱，奥斯曼大师根本不是要从画师的技法中找到突破口，在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他把认为马的鼻孔“绝不仅仅是一位画家无意义的荒谬错误，而是一个记号，其根源可追溯至年代久远的其他图画、技法、风格或甚至其他马匹”。也就是马是一匹历史的马，是与画作的风格、技法有关，从而顺利进入了苏丹陛下的皇家宝库：安德伦沦禁宫，在杰兹米老爷管理书籍里寻找历史的线索，“尽可能地想看遍所有长年沉睡于宝库、远离觊觎的艺术杰作”，从而在这样的找寻中发现有关文明的冲突和裂变，有关帝国的战争和罪恶，以及那些财富背后的阴谋。正像同行的黑所思索的：“这里的所有财富，不知是打了多少仗、洒了多少血、劫掠了多少城市及宝库才累积起来的。”
这是不是打开了世界的演变？栗色的马只是一个线索，不是关于谋杀，是关于文明冲突，关于帝国的信仰，关于不为人知的那些战争和死亡，其实奥斯曼并非是要在这扇门里发现那个隐秘的世界，更重要的是重新建立一个充满异教和杀戮的独裁统治，正像苏丹陛下的那段历史一样。狗、树和马，在对应着宗教异教徒、被亵渎的爱情和一统的“文明”，所以奥斯曼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了原有的秩序：“我注意到一条狗，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张狗的画像更为意味深长。我见到一匹马，比我的细密画师笔下的随便一匹都还要糟糕。我瞥见竞技场里有一棵梧桐树，不久前我才用紫色调加强了它的叶子。”他们都被颠覆了，至少在画作的世界里，他们呈现了不同的符号体系，他们用虚假和被篡改的意义完成了对世界的命名。所以，从一开始就弥漫着的死亡气息，就是一出计谋：
或者甚至更有可够惹麻烦时，脾气同样火暴的咖啡馆老板和橄榄，便共谋做掉了这位倒霉的镀金师。高雅被谋杀点燃了埃尔祖鲁姆教徒的怒火，而或许因为高雅先生曾向他们提及姨父的书，因此他们视姨父为凶杀的主谋，把他给杀了。接着着，为了再次报仇，他们对咖啡馆发动了袭击。
说书人之死，高雅之死，以及姨夫之死，都成为“凶手”所干的事，而作为其中一个画师的凶手只是一个傀儡，他所承担的就是消灭现实中的这些意义。是的，在关于宗教、爱情和文明的阴谋之中，现实世界从来没有平静过，因为苏丹陛下的那本书的编写，高雅和姨夫被杀死，凶手说：“是我们杀了他，因为他见到了完整的那所谓的最后一幅画，确信它诽谤我们的信仰。”那本书最初是为了苏丹陛下的荣耀，为了帝国的那些财富和伟大统治，“内容正是苏丹陛下所要求的：他要一本描绘伊斯兰历第一千年的书。通过书中呈现的力量和伊斯兰的骄傲，加上崇高奥斯曼王朝的力量与富庶，让阅读此书的威尼斯总督心寒胆战。而且里面有苏丹的肖像：“这张肖像，必须隐藏在一本书的书页中。究竟它是什么样的一本书，由你负责告诉我。”而在另一个方面，这本书成为推翻苏丹陛下的王位的人的中伤借口，甚至在最后一幅画里，有着那种“厚颜无耻”的欧洲透视法，这种透视法被认为是根据肉眼来变现的形态，是法兰克人的画法，这也就意味着违背了真主安拉“心中的位置”，这是赤裸裸对于宗教的亵渎，而在《古兰经》里，“创造者”是安拉的属性之一。也就是说，“只有安拉才能创造，只有他才能无中生有，只有他才能给无生命者赋予生命。谁都别妄想与他比试。画家们试图做出他所做的事，妄想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创造者，这是最大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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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 |
在安拉的创造中，是不会允许另类的透视法另类的创造者和另类的宗教文明存在，所以在关于绘画的三个问题中，其实都指向了某种被改变的悲剧，风格和签名代表着丑恶的贪婪，因为追求自己的风格，而在画作上写上自己的名字，那么这种掩盖画作真正含义的做法就是去掉安拉的创造性和完美性；绘画与时间的问题，则是关于永恒性的问题，当离开了完美的生活和信仰，当时间结束的时候，一切就会死亡；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失明和记忆的，”缺乏记忆的艺术家们非但不记得安拉，也不记得他的黑暗。”也就是在传统的阿拉伯书法大师们看来，书本是永恒的，正像永恒的失明，因为“失明是幸福的境界，那里不受魔鬼与罪恶的侵扰。”。所以在很多画师看来，失明成了安拉恩赐，是至高无上的美德，“甚至到今天，因为害怕别人认为这证明他们缺乏才华和技巧，他们会假装失明”。
黑暗里的真主，是唯一的创造者，正像那些画作一样是不容许被改写被颠覆被融入另外的风格，而在那个关于弑君而产生的爱情里，也一样是玷污美德的，所以黑和谢库瑞的爱情更多是一种欲望的阴谋，或者在十二年前有着纯真的爱情，但是在谢库瑞的父亲、黑的姨夫看来，黑离开伊斯坦布尔而去东方，“有一段时间曾为奥斯曼的帕夏们、地方官员及伊斯坦布尔的客户们制作书本”，也是玷污了恒久的风格，所以当回到这个城市的时候，谢库瑞已经嫁给了一个土耳其士兵，但是战争又让谢库瑞的丈夫失踪，但没有死亡的确切消息，所以谢库瑞尽管爱着黑，但是他们无法结婚，只有通过纸条的递送传达彼此的想念。姨夫想回来的黑完成那部书，但是没有想到在十二年之后的爱情，所以关于记忆和时间，一样陷入了某种无知之中，当然，他们的爱情必须得到丈夫的死亡证明，但是谋杀去降临在姨夫身上，凶手打死了姨夫，并且偷走了那幅画，所以在一个被隐瞒的场景里，他们完成了结婚的仪式，但是这种仪式本身就是一种颠覆，像那个霍斯陆和席琳的爱情一样，更直接的反映着社会的成见，而爱情中的欲望又在某种程度上覆盖了时间和记忆，所以在最后黑被凶手所伤的时候，他对谢库瑞说：“你可以告诉他们，你正在给他们父亲的伤口抹药。”。“给伤口抹药”不是治愈疾病，而是欲望的一个注解：“这句话不仅象征了我们情欲的色彩一处于生与死、禁忌与乐园、绝望与羞耻的临界点——日后也成为了我们情欲的借口。”
“给伤口抹药”的结局也是挣脱死亡的一个象征，所以在关于爱情、欲望和宗教的“失明”中，红便在黑的一旁，开始了它具有象征意义的自述，“我的名字叫红”贯穿在那些说书人的故事里，贯穿在霍斯陆和席琳的爱情里，贯穿在三位画师的技艺中，也贯穿在狗、树和马的那些画作中，它是鲜血是画中勾勒物品的红墨水它是作画的红色颜料粉末，它是蝴蝶妻子掉落在一旁的红腰，它是谢库瑞穿着的红色细棉背心，它是凶手杀死姨夫时的墨水，它是哈桑杀死凶手的红宝剑……红便是一切，“真的，我无处不在：在围城军队的旗帜上，在举行盛宴的餐桌桌布上，在亲吻着苏丹脚背的使者的长衫上，以及任何描绘着宝剑的场景中，它们的故事深受孩童喜爱。”就像姨夫在死去被下葬的时候所感知的：“我感觉到四周涌人一股无以匹敌的红。”红色染透了一切，抚平了一切，而这红色也是生命的一种颜色，“相信我：生命从我开始，又回归于我。”只不过在更多的现实面前，红色是暴力，红色是死亡，红色是亵渎，红色是失明。
“颜色的意义在于它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看到了。”看到和不看到，这不是都是真主安拉的创造，而可悲的是：“我们无法向一个看不见的人解释红色。”解释是终点，而那些“不信神、不信教的人为了否定真主的存在，坚持说我们无法看见真主。”这是画马的一个瞎眼大师说的，异教也是在安拉的创造中失明，所以撒旦出现了，在失明者的眼里，在死亡者的眼里，在异教徒的眼里，在生命不能回归的红色里。这个在《古兰经》里被提及五士二次的名字其实并不只是罪恶，“我们的世界，邪恶与美德同等必要，罪行与正直更是缺一不可。”其实，撒旦才是“我”，才是每一个人，正像凶手橄榄说过的那样：“最先说‘我’的人是撒旦！拥有独特风格的人是撒旦。分隔东方与西方的人也是撤旦。”
每一个标题里的“我”是不是就是那个撒旦？是内心的邪恶和美德，是罪行与正直，是生命和死亡，是爱情和欲望，撒旦不是要带我们走向罪恶，是认识自己，“当时，你们杀了一个人，你们互相抵赖。”《古兰经》里说，而其实在这样一种“黑暗与光明不相等”、“背阴和当阳也不相等”、“活人和死人也不相等”的世界里，任何人都是创造者任何人也都是撒旦，任何人都活着任何人也死去，任何人在东方也在西方，就像那个横跨东西方文明的城市——伊斯坦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