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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59·2110721·0813 |
| 作者：黄仁宇 | |
| 出版：九州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5月第一版 | |
| 定价：49.80元 | |
| 页数：350页 |
这是黄仁宇的一部历史著作，记叙的时间自1924年国民党黄埔建军始，至1945年抗战结束止。书中对海内外关于蒋介石的评议，多有精彩的辨析；作者拣择与排比史料的方式，别具慧眼，言人所不能言。作者沿袭其大历史观的研究方法，检视蒋介石的历史定位及其历史局限性。作者曾说，写作此书，目的在于阐明中国由“中世纪国家”步向现代的挣扎和转折。此次增订出版，增补了作者相关的四篇文章，作为附录；并对全书的文字重新做了核订并有所补充，使全书更趋完善。在第一章中，黄仁宇说：“刻下中国现代史的时候，将蒋介石的日记公布，可能有匡正的功效。”而这匡正更多是对历史的无奈：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经历，既包含着极大规模的颠簸，也有无数的纵横曲折。不仅人与人之关系间产生了各种惊险离奇的波澜，尚且在各人心目中引起无限块垒之起伏。如果当中激昂忧怨的情节概可以用“善恶”两字形容，也可见得作者并没有将笔下题材通盘掌握。》《挖下去就是美国》等篇目。作者用富有个性的文字带着诙谐与同情着意捕捉了都市与乡村双重渗透下的小城镇里的青年们，在一种近乎百无聊赖的气息里的小纠葛、小挣扎。这是一些不那么成功的人物，却渗透着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叹息。
蒋介石一生包含着无数的矛盾，他本性是一个轻飘而具幽默感的人，经过锻炼，顽硬如啄木鸟。他其妻有子，却早晚祷告，花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静默，过着僧侣般的生活。他慈悲为怀，却下令枪毙自己亲信的部属与同僚，他能感动下级干部，却常常不能令与他共事的人信服。
这是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出了蒋介石之矛盾、孤独和偏执，如果去掉蒋介石之名替换成任何一个人，那么他的一生都可能会有这样活生生的矛盾，而黄仁宇专意于从蒋介石的日记中读出一个有血有肉的革命者，实际上是要从历史中剖开一个口子，慢慢地析出一个具象的人，“也无非将他所说的因果关系，拉长放大，使之超过人身经验。”这就是黄仁宇所谓“大历史观”：
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经历，既包含着极大规模的颠簸，也有无数的纵横曲折。不仅人与人之关系间产生了各种惊险离奇的波澜，尚且在各人心目中引起无限块垒之起伏。如果当中激昂忧怨的情节概可以用“善恶”两字形容，也可见得作者并没有将笔下题材通盘掌握。如果中国亘世纪的历史尚是如此的简陋单调，则我们如何可以产生肠断魂回的文艺读物和看来胆战心惊的艺术杰作？
而他因着“惊险离奇的波澜”，而把目光选择在蒋介石，主要还是他具有的特殊性，一是蒋介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二是他具有完整的日记记录，而后者作为文本的意义是绝无仅有的。据黄仁宇介绍，自1918年至他去世（1975年）前五十多年的记录都应当存在。“无论他是否中国的领导人，在政治舞台上会否产生作用，仅以此资料之雄伟与完整，已是世间难得，也必致使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史的人物拭目以待。”另外一个优势则是黄仁宇本人在国民党军队当过10年的下级军官，所见所闻也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在这些优势的结合点上，我们可以通过黄仁宇的大历史再现一个复杂、冒险、孤独的独裁者。
自1924年国民党黄埔建军始，至1945年抗战结束止，这是蒋介石一生引起争议最大，也最为复杂的四个时期，在所谓革命的道路上，也完成了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从冲突走向共生的发展，而最终目的在于阐明中国由“中世纪国家”步向现代的挣扎和转折。革命，是贯穿蒋介石大陆这段时间的一个关键词，而黄仁宇认为，蒋介石在中国的这段革命历史中，其实并未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具有公共道德的革命者，他认为，“古今中外之言革命者自武则天至列宁，有一段共通的理解：他们的生命可放弃，名誉可受毁折，但是功业必须完成。”而摆在蒋介石面前，最大的困难是，生命的放弃、名誉的毁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成全革命？所以从自1926年中山舰事件开始，“蒋介石已进入这样一个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互相冲突的境界。”
这是蒋介石矛盾体的必然选择，中山舰事件之后的清党、清党之后的奠都南京、日军侵略之后的杀戮，以及最后的内战，对于蒋介石来说，都是用自身的感情在走着一条革命之路，比如最初他并不反共，而将其与三民主义和谐在一处，“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悻者也。”而1928年蒋介石最低限度在名义上已为全国党政军政最高负责人之后，则“在历史上表现了两种奇特的性格。一是在军事上和政坛上反对他的人很多，他们却推举不出来另一个人做他的替身……其二，他还自命为革命家，仍企图打破刻下的环境，旁人却已把他当做国家最高主权人，甚至以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所谓的革命，在蒋介石看来，是复兴民族，他钦羡曾国藩，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改为“不为革命，便为叛徒”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所以在他的革命过程中，终极目标很明显，也很坚定，而在其中他会因为道路曲折而不断改变方向，但是最后的目的并不会改变，黄仁宇说：“蒋介石与毛泽东都不失为一代人杰，他们决心献身革命，就各依已见地在特殊环境里获取得领导权，以后锲而不舍，无论如何困难，总不放弃初衷，在这方面两人有相似之处。”
但是很明显，在大历史观上，黄仁宇着眼于现实更多于历史的分析，在这里他指出了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一致性，但是更多的是两位人杰在革命道路上的不同。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更依赖于自身的信仰，“今而知革命心理皆有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1926年3月3日）”对他来说，革命是宗教式的信仰，是以“猛与严”作为手段的长久过程。作为一名基督徒，蒋介石用他的宗教信仰来指导革命，同时排遣心中的苦痛，“每遭非常祸患，应以泰然自处，凡事皆主与上帝，由我信心而生耐心，由耐心而获成全也。（1935年11月28日）”，“余之赞美耶稣者五：一曰牺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奋斗精神，四曰纯一精神，五曰博爱精神。”黄仁宇认为，蒋介石的宗教信仰只是来解决“人身属性”，距离神学意义上则十分遥远。
这是一种宿命，“人只知我体面尊荣，谁知我处境之痛苦乎？若非为国家为民族为主义，则此身可以遂我自由。（1930年12月31日）”对于蒋介石来说，革命的意义并不是这样排遣痛苦，并不是扼杀自由，而是在社会建设中寻找一条出路。在那个特殊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寻找解救中国的出路，而两党也在不同的方法上各自探寻，蒋介石寻找的是在旧体制也已崩溃新体制尚未登场前制造新国家的高层组织，这个“高层机构”包括统一的军令和征兵法、法币与中央银行、新型教育制度等，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中世纪的农村社会”，缺乏支持上述高层机构的功能，所以蒋介石更多体现理想主义的冒险，而毛泽东则在低层社会中着手建设，“因为中共专搞低层机构，索性不要高层机构，他们以一波又一波的群众运动代替官僚组织。”从最基础的土地入手，不断解构社会的一元经济形态，所以毛泽东是走一条实用主义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仁宇也把蒋介石的失败归结于中国革命的真正悲剧所在：
这国家需要改造，但是旧体制之间有了二百年至三百年的距离，于是只能以暴力的方式执行之。在找不到适当的对象对这两三百年负责时，只引起交战者隔着远距离呼救对方为犯为匪。
所以，黄仁宇说，蒋介石是一次大冒险。而八年的抗日战争从另一个意义上则是蒋介石走革命现代化的一次实践。对日关系在蒋介石一生中充满着矛盾，他早年留学日本，也学习了日本的现代化经验，但是随着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也认识到必须要走的抵抗之路，从毛福梅被炸死到对蒋经国的追查，蒋介石在对日的反抗中带着深深的个人恩怨，所以他从“人道”出发把日本军称之为“衣冠禽兽”。在对日的反抗中，有两种力量在战争中得到了改变，一是对美国的依赖，二是中共的发展。从衡阳之陷到远征滇缅，国民党始终站在危机的关头，从与史迪威的冲突中可以看出，国民党的抗日越来越需要美国的支援，而国民党代表的中国政府成为战时的“四强”，也得益于美国的帮助。去年看过一部电影，叫《喋血孤城》，所讲述的是1944年残酷的常德之战，被称为正面描写国民党抗日的电影，也是第一次让观众从正面了解国民党抗日中所付出的沉痛代价，电影最后以国军守城失陷而告终，是一部大英雄、大历史的电影。而在这本书里，对于这场喋血之战也有了很多背景的交代，比如蒋介石在常德沦陷之前就发电说：“务希严督所部，与常城共存亡，以完成此次辉煌战绩，勿使史达林格勒之战史独美于前也。”明显是一次国际时局的较劲，当最后国军失守常德，指挥官余程万也最后“交军法审判”，其实也是蒋介石在这场事关国际声誉的较量中，所承载的压力。
另外，抗日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中共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同时也无形中对比着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对于战局的把握，“中国并非构成一个现代国家才对日本抗战，而是乘着国际战争组成一个现代国家。”这是蒋介石对'“中世纪的中国”进行改造，而进行高层机构建设的努力，但是抗日战争的个人情绪表达和过分依赖国际社会，也让这样的努力最后变成乌托邦，反而是给坚持低层建设的中共更多的机会，最终的结果是“蒋介石苦心孤诣制造的高层机构通过内战而为毛泽东接收”，因为“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来，蒋介石对新中国的贡献，至1945年8月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以后他的声望降低，而且因着内战之展开，其中较有创造性的工作已由中共做出，因之历史发展之重心，实已逐渐转移至中共那边去。”
从这些完整的日记中，我们读到了一个对国家民族的未来有过抱负的蒋介石，读到了对于日本侵略而愤然称之为“如此之毒”的蒋介石，读到了在革命失败道路上发出“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的喟叹的蒋介石，也读到了自叹“人只知我体面尊荣，谁知我处境之痛苦乎？”的充满矛盾的蒋介石，而从整个历史来看，蒋介石的悲情似乎早就注定，只是我们现在能从这些历史的只言片语中读到一个历史之外的更大的历史，读到生命之外的更具体的生命，“使之超过人身经验”，也便是我们读史的真正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