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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3·2161222·1353 |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 |
出版:重庆大学出版社 | |
版本:2016年04月第一版 | |
定价:25.00元亚马逊16.40元 | |
ISBN:9787562497363 | |
页数:97页 |
“不可言明的共通体(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这意味着,它不言明自身,或者,它如此不可言明, 以至于任何的言明都不把它揭示吗?因为每当我们谈论其存在的方式时,我们都预感到,我们只是抓住了那使之缺场地存在的东西。”南希?巴塔耶?杜拉斯?于黑暗中追随布朗肖临近这一共通体。一方面,《不可言明的共通体》所回应的共通体的迫切要求正在这个世界里遭到遗忘,甚至这一遗忘的后果也难以察觉;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源于一个隐秘的共通体,那既是书文的共通体,也是爱的共通体。阅读共通体的书写,首先就面对着共通体的缺席。然而,至少为了试着在黑暗中没有方向地向着这一共通体接近,有必要倾听几个不愿言明自身的模糊的声音。本书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为“否定的共通体”,下半部分为“情人的共通体”。
《不可言明的共通体》:必须为沉默而说话
“她对你说:那么你对我提问题吧,我自己提不出来。”
——玛格丽特·杜拉斯《死亡的疾病》
“她在房间里睡觉。她睡觉。”两个句号,两个她,重复而无扰地在自己的世界里,她的睡眠在蔓延,房间里的不幸在增长,那么,这一种睡眠是她的在场,还是她的缺席?在这个封闭的形式里,她是被动的?还是需要被发现?神秘的睡眠是另一个阿尔贝蒂娜?当被书写成一个可以打开的文本的时候,一种睡眠是不是已经被描述了?
首先只是看见,甚至是端详着她的安睡,他经过,他发现,他停留,但是睡眠还是睡眠,她在自己的神秘世界里不应该醒来。但是当神秘的睡眠被看见,也就意味着要被破译,而当叙述者成为破译者的时候,他其实变成了一个“你”——“这个难以平息的‘你’,在一个先于一切法则的义务里,确认或维持着它对之诉说的那个男人。”“你”不是为了确定身份:一个男人,一个他,而是为了和她,和睡眠,和房间里的在场-缺席建立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建立过程中,最先应该对他,以及一个男人做一种属性的归类:一个男人,他从来只知道同类,只知道其他的男人,“那些男人只不过是他自己的增生”,甚至,当一个女人出现的时候,与他相连的女人只是合约的一部分,甚至让草率的批评家会谈起一个妓女。
他只在自己的同类,或在自己的增生世界里,当他看见了她的时候,当房间和睡眠提供了在场的证据的时候,其实在场也是缺席。他变成“你”是一种合约里的规则,那么当这个你走进房间看到她以及她的睡眠的时候,应该发生的事情是:她的被动性就变成了一种迎接,一种供奉,一种屈服;而他在变成“你”进入合约的时候,你所看到的睡眠就成了对一个绝对的他者的“死亡描述”:“你只明白死人的体态优雅,你同类的体态优雅。”——“你发现在这里,在她身体里酝酿死亡的疾病,展露在你面前的这个形体宣布了死亡的疾病。”
死亡的疾病之出现,是不是继续着“你”的契约?双重的建构其实是脆弱的,一方面当她的被动变成迎接、供奉和屈服的时候,她其实还在那里“独自一人真正地说话”,所以当他走进和看见的时候其实根本无法看见“其不可能的总体,其所有的方向”,只是以“死亡的疾病”来命名一个整体,她睡着了,是对他的拒绝;而他却变成了“你”,于是把这一场睡眠,这一个女人,当成了另一种在场:“你不认识她,虽然同时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在旅馆中,在马路上,在列车里,在酒吧里,在书里,在电影里,在你自己身上……”而最后用一种死亡的疾病来定义:“你望着这个形体,你同事发现地狱般的威力、可怕的脆弱、软弱、无比软弱上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死亡的疾病’不再是男人的唯一责任,他忽视女性,或者,即便知道了女性,也对她一无所知。疾病同样(或者首先)在女人身上得到激发,她就在这里,并用她的存在宣布了疾病。”死亡的疾病建立起了他和她,你和他者的关系,两种命运是有差别的,一个在追求被拒绝的爱情,一个则通过体态的优雅“为爱而生”。所以这具有双重性:它是一种受阻的爱情,也是一种爱的纯粹运动,“两者都召唤深渊,召唤‘撑开的两腿’令人眩晕的空洞所揭示的黑夜。”
“死亡的疾病”其实是超越了死亡,而是“对一种从未到场的生命的离弃”,而这种离弃是对于“无法与之交合的女人”的缺席的主动出击,仿佛“死人真是怪得很”的判断一样,走向了柏拉图所说的“只有相爱的人们肯为对方牺牲性命”。而其实,这种“死亡的疾病”并不只是一个男人的命名,而是女人在封闭性的世界里接受另一种合约,“同意把自己和他关在一起。”当“自己”出现的时候,那种神秘的睡眠似乎正走向一种对话,“最初几天,我不知道把这个病叫什么。后来我就能够叫了。”
同样从缺席到在场,“好几天……甚至可能整个一生”的时间,“你说:试验爱”的互动,“从来都不是出于一个意愿”的多元,组成了“死亡的疾病”的序列和谱系,当他从无语之欲中得到了求知之欲,“或许你从她那里获得了一种你从未有过的乐趣,我不知道。”当她为他敞开了孤独,“他会在她突如其来的缺席所创造的新的孤独中,体验到一种感伤,一种再次见她的欲望。”一种共通体之建立,其实是让他和她在不可通达之处通达,在共有之物的陌异性中共通——共通体解散了他之存在的“增生的自己”,解散了“她在房间里睡觉”的无限蔓延,“仿佛爱,总不可辩护,没有假定独一无二的、无法预见的相遇。但,带着他的天真,他或许比那些自以为知道的人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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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布朗肖:我永远是匿名的自身 |
所以在解散了自己而以“死亡的疾病”建立的共通体中,自己却以所有人的名义发问,“她对你说:那么你对我提问题吧,我自己提不出来。”“我自己提不出来”是一种个体的封闭和缺席,却成为所有人的在场,或者成为共通体内部整体的在场。这是“情人的共通体”,弱化自身的追求,和集体达成妥协,而那些偶然意义的“疯狂的爱”、死亡的激情,都隐藏在“可恶之过度”的共通体里:“只要一个偶发的共通体在两个为彼此而生或不为彼此而生的存在之间形成,一台战争机器就设立了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灾异的可能性:此灾异自身承担了普遍之湮灭的威胁,哪怕是以无穷小的规模。”
情人的共通体,出现了“灾异”的可能性,而在布朗肖那里,灾异不是灾祸,它与遗忘有关,它打开一个中性空间,作为“之间”在在场与缺席的外面。所以以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文本为阐释样本,布朗肖将之命名为一种“不可言明的共通体”:“这意味着,它不言明自身,或者,它如此不可言明,以至于任何的言明都不把它揭示吗?因为每当我们谈论其存在的方式时,我们都预感到,我们只是抓住了那使之缺场地存在的东西。”“不言明”的两种解释,一种是不言明自身,另一种是“如此不可言明”,就如睡着的状态一样,在在场和缺席之间形成了一个共通体,“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保持沉默是为了说话,而说话就是不可言明的命名,这是否定的共通体,这是无共通性者的共通体。
“那些无共通性者的共通体。”这是乔治·巴塔耶在1952年1月23日的笔记上写下的一句话。共通体为什么需要无共同性者?那些无共通性者是不是像在情人共通体中一样,是一种不可言明的状态?共通体,涉及到的另一个词是共产主义,共通体者当然就是共产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继者看来,共产主义这样的共通体其最根本的基础当然是平等,也就是说,它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全人类平等地得到满足。这是一个看上去完美的社会类型,甚至当有人把它定义为一种透明的人性原则基础上的共通体,这种为了完美性而具有的平等性如何建立?透明的人性原则,如南希所言,是一种本质上“只为自身而生产的人性”,也就是“内在”的人性,当它变成绝对的内在性的时候,其实是阻止了将自己设定为纯粹的个体现实,“一种越是向一切敞开,就越是封闭的现实。”
在场就是缺席?是什么让绝对的内在性反而消解了纯粹的个体现实?甚至这种内在人性还会产生一种病态的极权主义,那时的共通体就变成了一个团体,一个群体,一个议会,以及一个集体的人所共有的东西。而布朗肖在巴塔耶“否定的共通体”中希望看见一种“否定的共通体”,一种以“他者”来实现“完美的脱轨”的共通体,一种以共通的方式敞开自身的共通体,一种以缺席的原则适用存在的共通体。而其关键一步是导入一种“相互依赖性”的东西,这种相互依赖为的是给”缺席”留下一个位置:“缺席的共通体时刻准备着把自身转变为共通体的缺席。”
谁将缺席?自身的缺席?任何人的缺席?“任何人都有资格属于我的共通体之缺席。”其实是“我的”缺席——“我的”是一种被约定的从属关系,它存在着一个悖论:我的是我的“我的”?“共通体的缺席如何依旧是我的,除非它是“我的”,就像我的死亡是不可更改的,只能毁灭对任何一个人的一切从属关系,同时还有一直隶属于我的专有关系的可能性?”我的书,是不是属于我之整体?而整体如何产生隶属关系?悖论之存在,就是为了让缺席变成一个不充分的存在,这就是“不完满原则”:“从根本上,存在需要他者或他物,好让自身得以实现。如果存在只是独自一个,它就封闭了自身,落入睡眠和平静之中。”
独自一个就是那场从不醒来的睡眠,就是独自说话的言说,它是封闭的,它是在场的,但是它从不敞开自身,“我不独自思考我所思考的东西。”乔治·巴塔耶的这句话其实让“我的”的从属关系在“不可言说”中变成一个缺席,而在缺席的世界里,自我隐藏在共通体的背面,而它所出现的存在是一个“他者”:“这个不可还原的他者,一直与那个考虑他者的人,在其平等中保持一种不对称性,那么,一个彻底不同的关系就强行提出了自身,并强加了社会的另一种形式,而这个形式,我们还几乎不敢命名为‘共通体’。”同者和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他者的引入,这就是一种相互依赖性,而他者就是为了在自身的封闭世界里寻找一个缺席的突破口:“每一个存在的生存召唤一个他者或诸多他者。”
共通体不是为了让自身迷狂,也不是为了让成员融入高度统一的整体,前者是一种个人主义,后者是一种极权主义,只有他者之存在,才能在缺席中完成不充分原则,才能敞开自身,才能达到共享的目的,而死亡也一样,它所建立的缺席意义在于:“一个活着的人,看到同伴死去,就只能在他自身之外继续活下去了。”而布朗肖将其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与你一起死却没有你,让我自己死在你的位置上,接受这个超越你我的礼物。”所以在共通体的建立阶段上,首先是要寻求一个共通体,然后以缺席的方式“反攻”另一个共通体,然后在不充分原则之下变成“否定的共通体”,不可言明的共通体、巴塔耶的“无头者”就是这样一个共通体,里面的成员从来不确定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份子,他们是缺席的,但是当他们提前进入到“虚无”中的时候,他们却暴露给了外部,“它意味着同团体的法则决裂,那法则建构了它,把它暴露给超越它的东西,而不让如此的超越只是团体的超越,即把它暴露给外部,而这外部也是团体之独一性的亲密关系。”这一种行为被称为“献祭”,“献祭不是杀戮,而是离弃和给予。”巴塔耶说,献祭就是把自身和共通体联系起来,但是以离弃的方式造成缺席,正如他者和死亡意义一样,是为了敞开自身和共享。所以,最后“无头者”的共通体中便消除了“头”这个权威,这个理性,这个领袖,甚至是这个自我的自身
“共通体,平等者的共通体,让它的成员经受了一种未知的不平等性的考验,如此以至于它不让一个人臣服于另一个人,而是让他们在这责任的全新关系里,可以被不可通达之物所通达。”所以在文本的写作中,读者变成一个未知者;在友谊中,友谊就是“献给没有朋友的未知者”的友谊,而那个沉睡中的爱情,也变成了“死亡的疾病”这一共通体。共通体就是一本书,一本匿名的书,一本未知读者的书,一本却在缺席中共享的书:“如此的匿名性,通过同未知者的关系,创建了巴塔耶所(至少有一次)称呼的‘否定的共通体:那些无共通性者的共通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