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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66·2151109·1232 |
| 作者：【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 |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11月第1版 | |
| 定价：59.00元亚马逊20.10元 | |
| ISBN：9787532154999 | |
| 页数：332页 |
十九世纪末期，在巴西东北地区的腹地，贫困的农民大众被恶劣的自然环境所困，被封建的统治阶级剥削，唯有宗教信仰是他们唯一的精神寄托。在这样的背景下，神秘的传教士“劝世者”来到卡奴杜斯，宣扬末日的考验和天国的来临，很快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戴，越来越多的人响应了“劝世者”的号召，纷纷投奔卡奴杜斯建立理想中的乐园。加利雷奥的冒险故事、胡莱玛与近视记者的奇遇与爱情、卡尼亚市拉沃的糜烂生活、起义者的精神领袖安东尼奥·贡赛也罗的乖癖，都成为末日的一种写照。《世界末日之战》是略萨第一部写秘鲁之外国家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丰富多彩、热情激荡的一八九〇年的巴西形象—一个从君主制向共和制过渡的形象。”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世界末日之战》：魔鬼的名字就叫共和国
“卡努杜斯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棵故事之树。”
——《第四部》
故事里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终结，一个故事只是一个枝条，一个主题，甚至一个结局，可是当一八九〇年的巴西经历了暴力和反抗，经历了革命和共和，经历了战争和救赎，一个故事如何走向一种共同的结局，它不是只有一种高度，一个方向，而是在枝桠岔开的空间里，伸展出不同的枝干，长出不同的叶子，甚至结下不同的果子，而当故事之树变成一段被时间书写的历史，却也成为“一部误解者的历史”。
“劝世者”死去的时候，像是一个故事走向了终结，像是一种拯救走向了终点，留下的腐烂的肉体，身长一米七八，牙齿没有，不是死于枪弹，只有左腿上的瘀斑，因为碎弹片或石头擦伤，不是直接射中身体，所以“劝世者”更像是战争之外的一个存在，更像是暴力中心之外的一个符号，但是那在颅相学意义上，却呈现着肉体具有的疯癫特性，典型的圆脑袋，属于智力贫乏和心理倔强的类型，“那头颅的弯曲程度正好符合贝内迪克特学者指出的癫痫患者的特征”，劝世者成为疯狂的患者，意味着当他手不离弥撒经典，当他口不离上帝名字，“可心上却打着罪恶和匪性的烙印”。活着和死亡，其实是肉体和肉体的分离，是肉体和精神的分离，是信仰和暴力的分离，当一种救赎者的死亡变成暴力的代名词，变成罪恶的典型，到底那棵树上会有怎样的历史书写？
颅相学和自然科学家，指向的是信仰的反面，所以故事也一定会岔开而成为一株故事之树，当男爵把疯癫的病理学变成“狂人”的历史，把卡努杜斯说成是让世界疯狂的中心，其实是关于历史的一次误解，“比如他们对人口普查的仇视。我曾绞尽脑汁，力图弄清此事，现在明白了。种族、肤色、宗教。共和国为什么要调查人们的种族和肤色呢？还不是为了将黑人再变成奴隶吗？调查宗教还不是为了先查清信徒然后进行屠杀吗？”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卡努杜斯的误解”？这难道就是一棵写有不同符号的故事之树？当劝世者死去，那一种疯癫也成为了历史，而在没有劝世者的救赎和反抗的世界里，是不是还有种族问题，还有肤色的其实，还有黑人变成奴隶，还有对于宗教信仰者的清洗？
误解是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看见不同的枝桠，误解是因为书写不同的历史，传说不同的战争，误解是打开不同的出口，是注解不同的方向，所以当劝世者变成疯癫者，当身体里流出的神赐神物变成不停排泄的大便，世界必须以另外一种方式进入自己的历史，必须以另外的方式书写信仰，那遗嘱上明明白白写着：“安东尼奥，你以见证人的身份去周游世界吧，别再回到这个包围圈里来了。我和羊群留在这里。你到那里去吧。你是见过世面的人，走，去教那些忘记学习的人做加法吧！愿圣灵引导你，天主保佑你。”那一个上帝还在，那一种救赎还在，而不管是上帝还是救赎，需要的是一个见证人，需要的是一种传承的力量，或者需要不断去除误解的历史，那个老太太却在这一种死亡里说：“我看见他了。有几位天使把他接到天上去了。”
死亡是一次被接上天的过程，疯狂是一次不与体制合流的态度，救赎是一种宗教意义的皈依，还是一种政治意义的自由？他们说政治是肮脏的东西，那里有政权的交替，有特权的统治，有武力的镇压，但是当劝世者说“政治是纯洁”的时候，只不过希望把那些暴力、特权、子弹都从这个世界清除出去，只不过要把来到人间的敌基督赶出去，只不过是要把劳苦大众解放出来，而在这种“劝世”的过程中，误解从来没有停止，镇压从来没有停止，死亡也从来没有停止，而那个卡努杜斯的地方，也在这变幻的历史中成为革命、起义、暴力和理想主义的代名词。
“劝世者”并非只是一个单个的人，他是一种信仰，一个理想，一段历史，一棵故事之树。但是在成为劝世者之前，他必定是树上的单独一个故事。“一片悲伤的阴云笼罩了他的脸庞，他难过得像逃荒的人一样。干旱夺走了他们的儿女、牲畜和家产，现在只好离乡背井，拋下亲人的尸骨去逃荒，逃荒，而不晓得究竟奔向何方。”这是他的个人历史，在其中都是苦难，都是灾害，都是无法逃避的死亡，所以他寻找到的一种信仰是将自己从俗世的苦难中找到救赎的方法，所谓皈依，就是把自己从苦难中解脱出来，用信仰的力量来救赎更多和自己一样的人。“虔诚的小信徒”成为信徒是因为父亲因干旱而死，因为养父有着暴躁的脾气，因为自己悲观看待世界；加利雷奥·加尔加入他们，是因为他曾经是自由战士，却被判处死刑，四十六年岁月里有五年是在狱中度过；玛丽亚·瓜德拉多，在旅途中被强奸四次，所以她从萨尔瓦多城步行去圣多山，在三个月零一天始终拖着十字架；他们有穷人，有奴隶，有失去土地的人，有没有了家庭的人，有患病无钱医治的人，“在随后的几星期甚至几个月中，成群结队的病人、流浪汉、赎罪的人、逃犯和好奇的人，从四方向卡努杜斯涌来，怀着预感或者希望，想在那里得到医治、住所、宽恕、保护和幸福。”
或者还有远大抱负的人，加利雷奥投身一个伟大的目标，是因为在他看来，“革命将把人类社会从灾难中解救出来，科学则将个人从自身中解放出来。”但是革命和科技如何变成一种宗教式的信仰，“假若理智代替信仰成了生活的中枢，即魔鬼（第一个造反者）代替了上帝成为真正的自由君王，那么各种道德观念便可以同时共存了”，而这种观念无非是一种秩序的重建，“一旦旧秩序被革命行动所摧毁，自由和正义的新社会就会自发地产生。”魔鬼是苦难的制造者，所以在卡努杜斯，“劝世者”的意义就是从自身的解放开始，告别魔鬼，告别苦难，如诺言方舟一样救赎这许多的教徒。
而在皈依之前，世界需要一种审判，“他讲的那些事是当前存在的，可以感知的，每日发生的，无法回避的，比如像世界的末日和最后的审判，也许在村民尚未修复倾斜的教堂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审判的时间已经写在那里，一八九六年，会有成千上万的畜群从沿海向腹地移动；大海将变成洼地，洼地将变成大海。一八九七年，沙漠将被牧草所覆盖，牧人与畜群将混成一体，以后就只有一群羔羊和一位牧人。一八九八年，帽子增加，头颅减少。一八九九年，河水将变成红色；一颗新星将运行在天空。而到了一九〇〇年，大地的光将熄灭，群星将陨落，罕见的事情将发生。审判走进了时间的轴线，其实也走进了现实生活，当一八七七年的大旱灾发生的时候，预言仿佛开始成真，但是当一八八九爆发的革命改变了历史，对于劝世者来说，却看见了另一种末日审判，因为祖国从帝制变成了共和制，世界的秩序重新跌入到混乱中。
这是另一种魔鬼，“劝世者”说这些变化带来的是大逆不道，“魔鬼已经当道，它的名字就叫共和国。”因为他们从来不主张共和，不同意驱逐皇帝，不赞成政教分离，不接受世俗婚姻，不使用新的度量单位，也不接受人口普查。实际上这是一种对于本能与想象的坚持，对于不变世界的恪守，上帝在那里，不是为了颠覆式的改变，而是为了解救。把共和制看成是敌基督，也是源于卡努杜斯的一种宗教式的偏执，那些信徒是为了脱离苦难的生活，而实际上在这种过程里也杂夹着暴力，若安·格兰德是黑人是奴隶，为了反抗他曾经杀掉了女东家阿黛林哈小姐，看起来是自我救赎，实际上也是被魔鬼所支配，他成为心地狠毒的人，成为杀人越货的人，而在卡努杜斯，那些信徒起来反对共和制，起来打破枷锁，却用了唯一的方式，那就是暴力。
用暴力建设理想社会，用暴力驱赶外来力量，用暴力建立一个废除婚姻、货币，用集体所有制代替私有制的社会，十字架、耶稣圣堂、“劝世者”，就是在建造另一个神话中心，“卡努杜斯将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不要为恐惧所吓倒，慈悲的耶稣一定会帮助诚心的信徒。”而实际上，共和制取代帝制，并非只是改变那些规则，并非是颠覆制度，而是共和制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专制。“统一的巴西”是为了建立强大的国家的目的，但是实际上不仅其中有妄图复辟的旧秩序的阴谋，也有清剿狂人叛乱分子的武装，“莫莱拉·西塞定会把埃巴米农达捧上台，让埃巴米农达当巴伊亚州的州长，随后西塞及其同伙就会来对付我们。到那时，我们就只好廉价出售庄园，或者拱手交出，然后一走之。”拉乌上校对于形势的判断，其实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解读，所谓共和，其实更像是一个阴谋，它是专制的，是特权的，甚至是走向黑暗的。
所以共和和保皇之争是一场关于政治的斗争，而在政治之外的“劝世”行为，在魔鬼式定义中，其实也走向了政治，所以对于西塞上校来说，对于卡努杜斯来说，就必须进行镇压，打着“巴西万岁”的旗号，派驻军队，连续四次的围剿，便制造了新的苦难，“这片土地将被大火烧成焦土。”当盖伊马达斯全城已变成了一座兵营，对于卡努杜斯来说，又重新走向了暴力的反抗。一种是信奉救赎的上帝，信奉诺亚方舟式的解放，信奉理想主义，但是却变成了宗教的狂热：“好耶稣将要封锁卡努杜斯，卡努杜斯之外的草木、禽兽，最后还有人，都将从地球上消失。”而另一种信奉的是武力镇压，信奉的是政治变革，信奉的是军队的战争，但是正如男爵评价西塞那样：“他信奉的是些抽象的东西。他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病态的民族主义，他崇拜技术进步，他认为只有军队能够治理这个国家，只有军队才能把这个国家从混乱和腐败中拯救出来。他是个罗伯斯庇尔式的理想主义者……”
“万事都是上帝决定的呀！”其实每一派都有自己的上帝，也都给他人定义为魔鬼，对于他们来说，迷途是偏见和幻想，而真正的信仰在哪里？当卡努杜斯充斥了阴谋、叛乱、颠覆，当信仰和政治变得错综复杂，哪里去寻找神圣的事业，哪里却获得救赎的意义？而那个世界末日，到底是谁审判谁？当起义者被镇压，当“劝世者”死去，当西塞上校遭遇变故，对于巴西腹地的这场世界末日之战，似乎并没有胜利者，而这部注解为疯狂、被误解的历史，似乎需要的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救赎，从愚昧到文明，从专制到民主，从暴力到和平，路漫漫，而这没有审判却到处是审判的末日，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都在书写者启示录，启示录的一面写着“共和国万岁！”“弗洛里亚诺元帅万岁！”“打倒英国！”而另一边则写着“打倒反耶稣者！”“‘劝世者’万岁！”“贝罗山万岁！”
而实际上这末日的启示录也是关于南美世界的救赎主题，当略萨的目光聚焦在巴西“这个世界的王国”，达·库尼亚的《腹地》在一九七二年进入略萨的视野的时候，卡努杜斯之战就变成了略萨关于革命、民主、战争、宗教和政治的中心词语，“我走遍了‘劝世者’曾经布道的全部村庄；在那些村子里，我听到居民们热烈讨论关于卡努杜斯事件的意见，好像政府军的炮声依然回响在起义军阵地上空，仿佛世界末日随时会降临在长满枯树和荆棘的荒原上。”当历史已经变成现实，起义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人工湖，而岸边是那些激战留下的弹壳和炮弹，其实历史没有走远，却可能已经走向了误区，所以重新进入历史现场的时候，略萨开始以一种世界目光诠释历史的走向，“卡奴杜斯的悲剧就是拉丁美洲国家现实的总结”，无论是独裁专制，还是宗教偏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真正的救赎就是看见自由，“劝世者”不是别人，是自己，每一个劝世者对于历史的意义就是“把我们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