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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12·2171210·1434 |
| 作者：梁启超 著 | |
| 出版：中华书局 | |
| 版本：2014年04月第1版 | |
| 定价：32.00元 | |
| ISBN：9787101099737 | |
| 页数：397页 |
“吾不尝言历史为过去人类活动之再现耶？夫活动而过去，则动物久已消灭。曷为能使之再现，非极巧妙之技术不为功也。”梁启超把历史比作电影片，是由无数单片 “紧密衔接，成为一轴；然后射以电光，显其活态”，这便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于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在清华所作演讲，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一，全面反映了新史学首倡者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对中国历史研究影响巨大。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论述了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第二章回顾并评价了中国的旧史学；第三章讲如何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第四、五章专谈史料学；第六章则阐述史实上下左右的联系。
《中国历史研究法》：筚路蓝缕以辟此途
惟史亦然，人类活动状态其性质为整个的，为成套的，为有生命的，为有机能的，为有方向的，故事实之叙录与考证不过以树史之躯干，而非能尽史之神理。
——《第三章 史之改造》
从师从康有为，到领导戊戌变法，从变法失败潜居国外，到在日本创立《新民丛刊》，从辛亥革命后回国，到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从与蔡锷组织护国军讨袁，到弃政治学……对于梁启超来说，这曲折的经历正是一部个人历史，而这部个人史也折射出中国近现代云谲波诡的国家史，而这些点缀其中的 “故事”，是不是只是 “树史”之躯干？梁启超之个体存在，或者也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孤立样本，但是作为站在新旧交替转折点上的关键人物，作为大力宣传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变革人物，梁启超的意义或者并不在于寻找个人历史的 “神理”，而是在对史学的改造中完成 “国民资治通鉴”，在新史学的书写总成就一部 “人类资治通鉴”。
为什么要对旧史学进行改造？为什么要创立新史学？1921年，他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时候，就明确了作新史学著作的迫切性： “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留下了浩渺烟海的史书，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他认为，在二百年前，这种状况依然存在，从最早设立史官，以 “书”、 “志”或 “记”的方式记下当时之事，到左丘的《国语》、无名氏的《世本》，中国历史拥有了 “最初有组织之名著”，而到了司马迁，他以《史记》 “成一家之言”， “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在梁启超看来，司马迁之前，中国有史记但无史学，可以说，司马迁的《史记》带来了中国历史学的一次革命。
其后的班固，则开创了断代史的先河，但是当唐朝之后官撰合撰历史兴起之后，他则认为产生了中国历史记载的 “最大的流弊”，那就是 “著者无责任心”，也就是说，那时修史是朝廷行为，甚至是粉饰太平之作， “司马迁忍辱发愤，其目的乃在‘成一家之言’。班范诸贤，亦同斯志，故读其书而著者之思想品格皆见焉。欧阳修《新五代史》，其价值如何，虽评者异辞，要之固修之面目也。若隋、唐、宋、元、明诸史，则如聚群匠共画一壁，非复艺术，不过一绝无生命之粉本而已。”即使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只是一种记账， “编年体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使读者能瞭然于史廷迹之时际的关系，此其所长也。然史迹固有连续性，一事或亘数年或亘百数十年，编年体之纪述，无论若何巧妙，其本质总不能离帐簿式。”而到了近代，出现了注释考证，出现了史评，史书才有了史学的印记， “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所以他推崇的史学作者有三人，他们是写有《史通》的唐代刘知几，写有《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的宋代郑樵，以及写有《文史通义》的章学诚。
“要之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从他对于过去中国史学界的回顾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只有 “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才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出路，史学之意义，不是简单的记载发生于历史中的人或事，而是具有某种变革的思想，具有主观的意志，具有对历史规律的探究和把握，而这正是历史本身具有的意义，所以在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中就明确指出：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考察这句话，可以分别述之，一是 “活动之体相”，这是历史记载的客体，一个是 “体”，一个则是 “相”， “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体就是活动的主体，也就是人，而相，可以是活动的 “产品”，也可以是活动的 “情态”， “产品者，活动之过去相，因活动而得此结果者也；情态者，活动之现在相，结果之所从出也。”不管是体还是相，不算是过去还是现在，其中心词就是活动，而活动也正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源泉，所以它构成了历史的脉络， “史也者，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而成一有结构的叙述者也。”梁启超指出，天象、地形等属于自然界的现象，是静止的，是不属于人类参与的，所以是 “非活动的事项”，也就是说，它不是历史的范围。而梁启超提出 “活动之体相”，就是把历史看成是一种结构，人和事交错在一起，故而形成了一种交错的体系，而这也是历史成为 “国民资治通鉴”或 “人类资治通鉴”的一个必然条件。
有了 “活动之体相”，其实也是一种静态的网络，所以活动必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 “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活动不是 “人”之活动，而是 “人类社会”之活动， “一个人或一般人之食息、生殖、争斗、忆念、谈话等等，不得谓非活动也，然未必皆为史迹。史迹也者，无论为一个人独力所造，或一般人协力所造，要之必以社会为范围；必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 “赓续活动”的意义就是撇处了活动的孤立性，而具有社会性，因为只有具有社会性，才有周遍性，才有连续性，才能为新史学的建立创造条件。所以梁启超提出的第三个关键词则是 “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 “总成绩”就是否定了个体性和孤立性，但是成绩之存在，是一种结果。而且是 “今所现之果”，过去之事为因，现在之成绩为果，这种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的方法就是历史的意义， “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其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
有了活动，有了赓续，有了因果，所以最后的落脚点则是 “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不管是国民资治通鉴，还是人类资治通鉴，都是 “为社会一般人而作”，而不是像古代历史那样为某权力阶级而作，所以这就建立了中国历史的样本： “是故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国史，以供现代中国人之资鉴者，非经新史家一番努力焉不可也。”对于历史意义的阐述，梁启超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改造历史，改造旧历史。他认为，古代历史书籍汗牛充栋，今人不可能遍读，即使遍读也不能收获自己想要的， “夫使一国国民而可以无需国史的智识，夫复何言。而不然者，则史之改造，真目前至急迫之一问题矣。”
但这仅仅是文本意义上的改造，而对于历史改造的最重要部分则是内容，则是观念，则是思想，而这种改造必须涤荡旧史存在的弊端， “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旧史突出的是贵族性和阶级性，而不是 “社会一般人”的活动体相，这是其一；另外，旧史是为死人而作，不是为 “生人”而写，而历史要 “求得其因果关系”，就必须面对生人，而这也是 “生人本位思想”， “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其三，旧史是为写史而写史，它就是孤立的历史，所以新史学要重新规定史学的范围， “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扩展内容，连成体系，使历史成为一种 “总成绩”；其四，则需要 “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撇出主观叙述，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
历史需要动态、全体、持续和面对现实地构筑方法，需要提供生人本位，需要具有客观叙述，梁启超的历史观就是要找寻历史的神理， “惟史亦然，人类活动状态其性质为整个的，为成套的，为有生命的，为有机能的，为有方向的，故事实之叙录与考证不过以树史之躯干，而非能尽史之神理。”而这种整个的、成套的、有生命的、有机能的、有方向的历史到底如何书写？梁启超讲述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就贯彻了这样的史观。他认为，史料本身是过去人类思想和行动的留下的痕迹，分为文字记录和文字记录以外两种，当历代的革命、战争、纷乱造成了史料的缺失，面对现存的那些东西，则要以新史学的观点来搜集整理，他认为，要搜集史料，既要考察抽象史料，又要考察具体史料，既要发现积极史料，又要辨别消极史料，而唯一的标准是：为我所用。
梁启超举例说，唐末黄巢之乱，曾大量惨杀外国侨民，旧史中仅有 “焚室庐杀人如刈”等模糊记载，并无其他说明，但是在十世纪阿拉伯人所著的《中国见闻录》中却又一节这样说： “有Gonfu [ khanfu]，为商舶荟萃地……纪元二百六十四年，叛贼Punzo [ Banschoua ]陷Gonfu，杀回耶教徒及犹太、波斯人等十二万。……其后有五朝争立之乱，贸易中绝。”。当欧洲人译读这一段文字，并不知道GorSu者为何地，所谓Punzo者为何人，但是通过东西学者细加考证，知道回教纪元二六四年，当景教纪元之八七七一八七八年，即唐僖宗乾符四年至五年，也就是说，那时黄巢起义军正在广州，所以广州，至今称为 “广府”，Gonfu即 “广府”之译音，而Punzo便是黄巢。
这个明确之后，却可以搜集到那些湮没的史料，甚至产生 “极重要之历史上新智识”：当时的外国人被杀十多万，那么当时中外通商何以如此繁盛？通商口岸是不是只在广州？ “市舶司”到底是什么组织？通商结果有没有影响到当时的国民生计？当时的关税制度怎样？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关系如何？……从一则史料可以思考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必可以建立各相关联的历史事实，而这些事实也可以为现今之中国提供 “资通鉴”，所以对于史料的搜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要搜集史料，梁启超认为必须要有鉴定，一是去除有误的材料，二是要辨别真伪，而这种鉴定的方法就必须要有怀疑精神，只有怀疑，才能 “新理解出焉”，而所谓的搜集，所谓的鉴定，所谓的怀疑，其实都是史学上的一种批评， “夫吾侪治史，本非徒欲知有此事而止；既知之后，尚须对于此事运吾思想，骋吾批评。”
对历史批评，本身就是从史记变成了史学，而梁启超在自序中就说， “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第一是求真，第二是求其活其全，这是构筑新史学的基础，而要真正建立 “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的新史学，则要寻找事实和事实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从孤立变成共相，从静态变成动态。在这里，梁启超提出了 “因果律”，他认为，历史之水总是 “一波才动万波随”，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彼此孤立的现象，他所设立的那些史学标题就明确了这一种 “因果关系”，比如 “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比如 “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人类动作是息息相通的，不管是异中求同还是同中求异，天下古今都有着共同的通鉴意义。
但是， “宇宙之因果律，往往为复的而非单的，为曲的而非直的，为隔的伏的而非连的显的，故得其真也甚难。”梁启超觉察到因果律之难，其实是一种迟疑，或者是一种反思，他一开始认为史学要注重因果律， “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为此他还制定研究因果态度的八个程序。但是他在第二年为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演讲时所著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却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
“我近来细读立卡儿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覆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其实并非是完全的转向，在《历史研究法》中，他曾说： “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但是又认为在史学研究中要注重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这似乎是一种自相矛盾，其实是梁启超对于自然科学的一种妥协， “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当时又因为调和这种见解，所以另外举出历史因果律，与自然科学因果律不同的三点。”想要把史学当成一种科学，又遇到了自由意志与理性之间的矛盾，所以到最后因果律却成为一种争议， “完全错了”的背后也绝非是彻底的否定， “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这样说的目的，其实绕过了因果关系，而变成了 “互缘”：
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吗？是又不然。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 “心能”，现在变为 “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入到因果律的领域了，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
但是不管如何，梁启超立足于新史学的视野，探究 “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的意义，将历史从静态的、孤立的叙述变为整体性、现实性的阐述，甚至转变为一种包含着时代性、怀疑论和 “生人本位”的批评，的确是具有革命的意义， “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所以真臂高呼也好，亲力亲为也罢，都在为中国历史书写救国救民的新的文本： “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