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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4·2171120·1430 |
| 作者：【美】亨利·米勒 著 | |
| 出版：译林出版社 | |
| 版本：2015年11月第1版 | |
| 定价：45.00元亚马逊30.40元 | |
| ISBN：9787544754712 | |
| 页数：414页 |
《北回归线》、《黑色的春天》、《南回归线》的 “自传三部曲”之外，亨利·米勒另外有 “殉色三部曲”：《殉色之旅》、《情殇之网》和《春梦之结》，作为 “殉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春梦之结》里依然是梦中呓语，依然是情欲的纠葛，依然有着 “离开”的主题：主人公和 “双性恋”的妻子莫娜以及妻子的女友斯塔西娅共同生活在纽约一间出租屋里，三人之间争吵不断，两个女人不告而别，留下主人公独自生活和写作，生活最后变成了行尸走肉的存在。小说开篇即是一种必须打来的离开： “汪！汪汪！汪！汪！像狗一样在黑夜中狂吠，叫个不停。我大声狂叫，可没人理我。我喊破嗓子，却连一声回音都没有听到。”
《春梦之结》：我一下子坐到上帝大腿上
那么让文学见鬼去吧！我要写的是人生之书。
那么署谁的名字呢？
署创世者的名字。
这样问题好像就解决了
——《第十四章》
一本书打开，进入文字的世界，进入想象的领域，进入有 “我”存在的天地，所谓文学，大约是看到了和信仰、爱、理想相关的一切，可是，一本书只是一本书，存在于物理世界的书，甚至以物的方式显现的书，这似乎向手捧着书作为读者的你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从书的世界里发现文学，在你目光进入的过程中，现实和虚构的界限在哪里？或者说，你何时越过物的状态抵达了心灵的存在？你何时在文字之中激活了自身的体验？
看见而进入，进入而阅读，阅读而合上，合上而放下，一本书难以逃脱这连续的过程，在起点和终结处，它始终是一种有着单位属性的物，所以里面的虚构，里面的想象，即使带着最现实的描写，也都是可以完全挣脱出来，和现实隔着永远无法和解的距离。所以那个疑问在找不到答案的前提下，可以简单置换如下：正在打开书本的你变成正在阅读的我，正在阅读的我变成那个叫 “瓦尔”的我，然后我的同一性就是把自己带向那个正在发生的文学世界，于是，我开始 “边走边写”那部小说，于是我把那些 “可爱的早发性痴呆患者、宇宙流浪汉、有坚强后盾的逻辑学家、伤痕累累的癫痫病患者、小偷、皮条客、妓女、被革除神职的牧师以及《塔木德经》《喀巴拉》《东方圣书》的研究者”放进小说，于是我里面写一个 “三教九流云集，各种思想泛滥，放荡的，卑鄙的，疯狂的，应有尽有，而且个个都像野草一样茂盛”的纽约，于是我把这本书取名《这个异教徒的世界》……
我当然是作者，而且我塑造了一切，甚至塑造了那个叫 “瓦尔”的我，所以在我把我当成是其中一个人物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抵达了上帝的高度，我就是小说这个世界的创世者，于是它不再是物，不再是一本书，它是整个世界，和文字无关，和小说无关，和虚构无关，它就是一本人生之书，信仰之书，爱之书， “耶稣真是个了不起的木匠！没用一砖一瓦，他就建造了一座教堂。”这便是超越，用文字建造世界又消灭了文字，被置换的我成为高高在上的我， “我敲击键盘——速度飞快——心里想到上帝造物，想到亲眼所见，想到无所不在的情感，想到远在天边和近在眼前的上帝，这一切都像面纱一样悬挂在我的面前。”
这是一个否定之后肯定的现实，这是一个世界末日之后重建的世界，但是，我为什么会成为创世者？我为什么在文学的虚幻中要洞察人生？我为什么要在凄凉的教堂之外建造另一个教堂？其实必须回到起点，回到那个物的世界，回到名叫 “瓦尔”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听到了 “汪汪”的叫声，在黑夜中狂吠，没有人听到，也没有回声，寂静而黑暗， “汪汪”的叫声其实就是返回到的生命的最底端，甚至就是一种物的存在， “孤独一人——头脑里长满了湿疹。”世界就被命名为 “艾萨克·达斯特”，Dust，是尘土，于是生命的过程就是 “生于泥土，死归泥土，泥土来，泥土去”，岁月走到终极的意义，也无非是 “添加一条遗嘱”。这或许是一种悲哀，但是当只是以最低微的物而存在，悲哀甚至也没有了，就像斯坦利所说， “我十二岁那年，时钟停止了。”人生之时钟就停在那重合的一刻，于是什么叫理想，什么叫自由，什么叫爱，也都变成了一种神话， “对你们来说，他只是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一个移民的孩子、一个脏兮兮的意大利小家伙，英语说得结结巴巴，但不论什么时候碰到你们，他都会礼貌地抬抬帽子。”
被抛弃在已经存在的世界里，被抛弃在活着的故事里，可是没有了人生的可能，所以我之解读是： “家谱嘛，就像是一棵高大的圣诞树，看上去光彩夺目，实际上，上面挂的全是些打扮光鲜的成人疯子。”连亚当都是一个瘸子，一个独眼龙，一个怪兽，还有谁是上帝的子民，还有谁能得到庇护，还有谁能感受到爱？十二岁就打开了一本书，那本书上写着一张纸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人类就不再是以前的人类了。”人类不再是以前的人类，那么现在的人类又是谁？陀思妥耶夫斯基怀念曾经的美好，还是洞察了人类的罪恶？一样是一个作者，一样是写出了小说，一样像是创世者，但是在一个本来为物的书里，每个人看到了不同的人类，莫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 “事实”从来没有兴趣，斯塔西娅说他的小说里有着魔鬼元素， “魔鬼是真实的，罪恶也是真实的”，而我之为瓦尔的时候，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罪恶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就像别尔嘉耶夫说的： “上帝的王国才是理想的世界，不仅对个人是这样，对社会和宇宙也是如此。而那也正是这个世界的末日，这个邪恶、丑陋的世界的末日。同时，它也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正义、美丽的世界的根本所在。”
只有在世界末日出现之后，才会有新的世界，就像只有对物的存在超越之后才能让自己成为造物主。十二岁的时钟停止了，魔鬼和罪恶变成真实的存在，教堂变得凄凉和瘦弱，才有可能在人生之书中成为造物主，所以 “汪汪”的世界提供的不是一个人的感官体验，而是无数个我，无数个个体，无数个十二岁，无数个魔鬼和罪恶。那座城市叫纽约，那个国家叫美国，但那里有什么？放荡，卑鄙，疯狂， “个个都像野草一样茂盛”，指的是思想， “纽约真不愧为一个试验场”，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保持着和国家的对抗方式，那里的诗人吟咏着肉体，那里的思想家贬低着上帝，那里的欲望泛滥成灾——但是，谁制造了罪恶？当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候，我们是罪的受害者还是恶的制造者？
父亲的客户约翰·斯蒂默看上去是就是一个在十二岁就停止了时钟的人，就是一个在黑夜里 “汪汪”叫的人，当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叫做思想，当他把所有的思想过程都成为手淫的时候，矛盾的世界里他已经无法逃离了， “一方面沉湎于自我，一方面又憎恨自我”，自称是 “彻头彻尾的精神主义者”，其实质的意义是： “精神主义者甚至连他的生殖器都能思考问题。”不是靠大脑，而是靠生殖器，当肉体有关的一切即和女人做爱，又思考自己的精神，这是一种亵渎还是一种妥协？ “人生的问题，只有你经历了性爱和物质困难才真正开始。”所以一个认为要取消法庭，取消法律，取消警察，取消监狱的精神主义者，却把自己变成了肉体的囚徒，而且还是一个律师，如此悖反的命运如何找到一个出口？
女人，老婆之外的女人，做爱高手的女人，这是斯蒂默找到的答案， “我们不管丧失什么，上帝都不管，但唯有思想不能失去，因为只有在思想里生命才能得到保护。”但是精神解救了肉体，肉体成为精神一部分的借口，最后也只不过是丧失了爱的可能，造物主在打瞌睡，上帝缺席了，也是行尸走肉中，精神也只不过是一个物，没有了信仰，没有了希望，没有了原则，没有了信念，当然更没有了自我， “可到头来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出口，就像我们现在的境况一样。最后，他只好跑到上帝那里去寻找避身之所。”所以，这个上帝只不过是躲避一切的虚构物，而所谓的人生也只有在死亡到来时才拥有了自由——几个月后，他死于脑溢血， “很显然，他思想上接受不了他得出的为那些人生结论，于是在精神上不停地手淫，一直手淫到死。”精神延伸到肉体，肉体代替精神，手淫致死，是精神致死，这永远悖反的世界， “思想就是一切！上帝就是一切！可这又能怎么样呢？”
这是不是一种病？上帝就是一切，是不是也包含了罪恶，包含了欲望，包含了被异化的生命？而其实在纽约呈现的物世界里，思想的缺失，信仰的缺失，最大的表现是爱的迷失。爱是什么？是肉欲之爱？是精神之爱？还是对上帝的爱？十二岁的时钟已经停止，这本身就是爱被取消了，而我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所谓的爱也是停止了时钟的走动， “你父亲谈画家，你姐姐谈音乐，你母亲谈天气，可谁也不知道自己所谈的东西，真的。他们就像蘑菇一样，在一起谈呀说呀……还有你们竟然跑到墓地去散步，一定是怪怪的，要是我的话，一定会疯掉的！”斯塔西娅说的话，她为什么去我家？我的妻子是莫娜，而莫娜却又爱着她，于是在两个女人相关的畸形之爱里，我又成了那个听不到时钟走动声音的人。
斯塔西娅和莫娜，似乎就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女性样本，斯塔西娅， “她现在暂时被关在疯人院的观察病房里。她是自愿去那里的，想查查看脑子是否有问题。”为了证明自己正常，她必须去疯人院，这又是一个悖论，她是自己不承认疯狂的疯子，却又必须让自己保持疯狂的疯子，在一种公众场合，她都会露出一对可爱的乳房，或者声称自己被一群流氓袭击而怀孕，而当克伦斯基在她面前让她脱掉裤子检查是否正常的时候，她又怒不可遏： “真是天大的笑话！就因为我这儿有个大洞，东西一插就能插进去，我就正常了。快，给我一根蜡烛！我要让你们瞧瞧我多正常呀。”而自己拒绝检查的时候，又要莫娜把衣服脱掉，把乳房露出来。
而莫娜呢？ “我”的妻子，却爱着斯塔西娅，在和我的生活里，即使出去也只是像两个陌生人一样走在街上，那是一种死寂的爱，甚至比不上和父亲在公墓里散步时可以谈论一下某个话题，所以，那时就有了渴望但冷漠的 “春梦之结”： “我舌头像打了结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手挽着手狂奔，只是 “玩得开心”，只是呼吸空气。我或者爱着莫娜，疯狂地爱着莫娜，可是这样一种爱在只有紫罗兰的世界里才显出一点梦幻色彩。但是斯塔西娅和莫娜那种暧昧的关系，到底是重塑一种跨越肉体的爱，还是畸形的爱？斯塔西娅说： “我只是她虚构世界中的一个东西而已，或者说是一面镜子，一面她不时地用来照一照真实自己的镜子。不用说，镜中的形象是扭曲的。”而莫娜说：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最爱，两个我都爱。我爱一个人与爱另一个人没有关系。瓦尔，我越爱你，也就越爱斯塔西娅。”
实际上这种暧昧是一种缺席世界的反应，灵魂在何处，精神在何处，信仰在何处，没有找到，或者疯狂乱找，只是因为它们都不在自己应该的位置上，错乱而带来迷失，迷失而带来负罪感，命名为爱只不过是自我的虚妄，所以真正寻找的出口是：找到所谓的自我，找到自我的位置。斯塔西娅在亲吻了我之后依然决定离开纽约，离开美国， “我命中注定是要当个处女，或者说精神上是个处女。”不管她后来去了欧洲还是非洲，不管她遇上了疯子还是自己成了天才，总之是在离开之后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唤回自我的方式，逃离的方式不再于离开，而在于抵达，正像莫娜所说： “对女人来说可能还有别的东西。这种东西非常细膩，男人是领会不到的。”
而曾经夹在两个女人之间的我呢，一束紫罗兰终究不是挽回爱的唯一，正视自己才能解开心中的疑问， “像巴尔扎克一样，我生活在想象的艺术作品中，就连画框也是想象出来的。”或者我想象了和莫娜在一起的斯塔西娅，因为从她那里能够在镜子一样的扭曲故事里看见爱的面目，而我的迷失正是因为我已经在 “汪汪”的生活里找不到人存在的意义，甚至是最基本的男人的意义， “我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了。我是一只退化到原始状态的动物。终日惶恐不安，成了我生活的一种常态。”所以灵魂在哪，爱在哪，上帝在哪，在物的生存中都太远而成为无法解答的问题。
所以先是否定， “杀死时间！杀死思想！杀死痛苦的饥饿！杀，不停地杀，长时间地杀……来一场大屠杀！”我面对的那个妓院，面对的是肉体，面对的是欲望： “”大多数看上去都是灵魂空虚，目光茫然。整天和钱财、标签、纽扣、盘子、提货单打交道，日复一日，天天如此，怎能不空虚、不茫然呢？她们也该有个性？”在弥漫着 “阴道的味道”的地方，我才能真正想起莫娜，这便是屠杀之后的重生，就是迷失之后的寻找： “我的位置就在这个世界上，在死亡与堕落之间。我与日月星辰为伴。我的心已经彻底清除了一切邪恶，已经无所畏惧。现在，我的心十分渴望把自己主动交给第一个到来的人。”我面对的还有一份工作，体力劳动， “我站在墓穴下面，挥舞着铁锹，将士一锹一锹地越过肩膀，掀到外面。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多好的工作！在地下挖个洞穴？这样的洞穴有许许多多，个个都很神圣，每个都很特别，从亚当·卡德摩斯到亚当·欧米茄，每个人的都是如此。”肉体必须面对的死亡，人生最后的墓地，当为自己挖掘坟墓，当自己躺在里面， “那感觉可能舒服多了”。
肉体之外的爱，死亡之外的生，都是在否定中提供了肯定的答案，当然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我必须是一个从物的世界里挣脱出来的造物主，必须是俯视世界的创世者，所以写作一部小说，就是另一种寻找， “我要写的是人生之书。”当有人出卖了上帝，当最荒凉的角落就在我的周围，当我=纽约的世界变成了一座巴别塔，让我坐着的唯一位置就是我要成为最靠近上帝的人，我想和上帝待在一起，我要到上帝那里去寻找避身之所，我一下子坐在上帝的大腿上……这一切就是和上帝一起，接近那个人生， “我把自己想象成摩西在世，率领芸芸众生走出荒原，带领大家逆流而上，改变前进的方向，掉头向后，向河流的源头方向开始我们伟大的航行！让美国这块广袤的荒原变成荒无人烟的土地吧，让荒原上那些脸色苍白的人全部走开吧，让那种无聊的繁忙与喧闹见鬼去吧……把这块大陆还给印第安人吧……”
救赎者？ “我可能永远不会用文字去写，我得用鲜血去写。”所以那里有坟墓，有凄凉的教堂，有皮条客、妓女、流浪汉，有纽约最肮脏的存在，甚至取名《这个异教徒的世界》，但是呈现这一切的时候，我到底在哪里？ “我一面讥笑，一面发愁，冲它又是吐痰，又是大便，不一会儿，我就朝它撒泡尿，把它埋了起来。那根骨头的名字叫巴别塔。”又回到了 “汪汪”的世界，又回到了一本书的物状态。所以站在上帝的身边，成为摩西的意义也只是一种想象，它距离现实太远，而真正需要成为造物主，就是回到人的自我状态，就像麦格雷戈说的： “亲爱的，不是理解生活，铸造生活，改变生活，也不是热爱生活，而是要从生活中吸取永不干涸的精髓。”
那里原本就存在着精髓，要成为世界之王，才是真正主宰自己的上帝，十二岁的时钟可以自己拨动，紫罗兰的花可以自己栽种，爱可以自己付出而得到——和莫娜的蒙特利尔之行似乎就是对于现实的一次逃离演习，说着法语想象和巴黎人对话，仿佛就看到了斯塔西娅，所以我对莫娜说： “我亲爱的、可爱的欧洲，你可不要骗我！即使你不完全是我现在想象、渴望、迫切需要的那个欧洲，但你至少能给我一种幻想。在这种幻想中，每当提起你的名字，我就感到一种巨大的享受和满足。”如果离开美国，离开纽约，需要的是漂亮的旅行包，是烫着金边的护照，是一百美元，是旅游保险单，是导游手册，甚至是乏味的观点、狭隘的偏见、草率的判断、有色眼镜等，它们都在物的意义上可以让人离开，而真正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书写那本人生之书，便是和那个被春梦之结缠绕的、想象的现实说再见： “……再见，先驱广场！再见，啊，长生不老泉！再见，丹尼尔·布恩！再见，祖父！再见，童年伤心大街，但愿再也不要见到你！再见，各位……再见啦！让叶兰在风中飞舞！”
无数个再见，无数个隐喻，无数个没有在舌头打结时说出的词语，它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而那个硬币从手里滑下去滚到了阴沟里，对面的乞丐也终于被我阻止去捡，因为它待在那里，也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即使在现实里存在，即使是巨大的困境，只要把它当成可以再见的物，一切都会变成一本书上的某一个词汇， “我努力回忆愉快的往事，试着把美国当作一个我只是听说过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