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辞典(上、下)

编号:B36·2220121·1811
作者:【法】伏尔泰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1年09月第1版
定价:68.00元当当29.90元
ISBN:9787100008204
页数:745页

《哲学辞典》于1764年匿名出版,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伏尔泰代表作之一。原书贯穿了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理性主义信条,对当时法国政治、社会和宗教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和批判,因而遭到专制当局的查禁。中译本选译了主要条目100条,反映了作者的自然神论和经验论的哲学思想,并突出了作者对封建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天主教的揭露和批判。 本书主要特点有二:首先是突出地反对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反对宗教狂热带来的愚昧迷信与迫害无辜;其次是强调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认为只有这种一切从合理的理性出发的思想意识才能为人类带来一线曙光。阅读这本书,从作者伏尔泰的思考问题时注意从合理的理性出发,不囿于一切固有的成见、探索真理、敢于面对现实为理想而斗争的精神中吸取教益,对于我们认识现实,寻求真得,采取合理行动是有裨益的。


《哲学辞典》:我没有参与上帝的事务

我不了解上帝怎么会创造了人类却又把人类淹死,而又用一个更坏的人类来替换。
——《世界洪水》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极大,于是宣布将使用洪水,毁灭天下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旧约·创世纪》里这样说。这是上帝毁灭人类的记载,这是人类之恶的后果,但是这个在希伯来圣书里叙述过的洪水泛滥真的能让人相信吗?或者它真的发生过吗?词条“世界洪水”中,伏尔泰把这一叙说看成是“一桩奇迹”,而且是“双重奇迹”,它所显示的是“各个星球主宰权能的最大奇迹”。

奇迹之发生,奇迹之创造,是因为有人类的主宰存在,是因为人类的主宰具有控制的权能,所以奇迹的第一层含义指向了上帝,是上帝宣布使用洪水,把作恶的人类包括一切有血肉有气息的生物毁灭;但是上帝制造这一奇迹之前已经有了更早的奇迹,那就是那些人类,那些作恶的人类,甚至有血肉有气息的人类,也都是上帝亲手创造的,这种造物的过程就是奇迹发生的过程:上帝创造人类是第一个奇迹,上帝淹死人类是第二个奇迹,所以伏尔泰把这两个奇迹看成是一种矛盾,他用讽刺的口气说:“我不了解上帝怎么会创造了人类却又把人类淹死,而又用一个更坏的人类来替换。”

实际上对于所谓奇迹的定义,伏尔泰并不只是站在末世论的怀疑中,一方面上帝用洪水淹死人类的确是“上帝愿在圣书里过问的一切事无往不是奇迹的”继续,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上帝创造的这个奇迹完全在物理常识之外的奇迹:海洋未必能搞出最高山巅十五吋或二十吋而不露出海底来,而且还不违反液体重量和平衡规律,“这显然就需要有一桩奇迹了。”另外,即使海面可以升高到书中提到的高度,根据物理规律,诺亚方舟也未能能够容纳得下世界种种动物和它们想要吃很长时间的那么多饲料,这不就是再一桩奇迹?展开来说,一次洪水泛滥淹没世界也是自然规律办不到的,伏尔泰证明如下:各大海洋覆盖了地球的一半,按照从海岸起到远离海岸的大洋深处计算,平均深度有五百尺;仅仅为了能够覆盖这五百尺的深度,不仅需要有五百尺深度的海洋可以“居住”在陆地上,而且还需要有另一个海洋能够覆盖现在的海洋,“否则重力规律和液体规律就会使地球负载的这一片五百尺深的新水泄下去了”;退一步讲,即使有高两万尺的大山,也需要五百尺深的海洋四十个彼此重叠起来,而每一重上层的海洋包括其下各重海洋,最上面一重的海洋的圆周面积就包括下面第一重海洋圆周面积的四十倍,所以要形成这样一层厚的水,唯一的奇迹就是:“就必得无中生有。”

这种无中生有的奇迹,伏尔泰在“洪水”词条中再次进行了阐释:海水可能陆续把陆地一块接一块地淹没,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因为按照历史上的计算,“海水在五百年间从埃格·莫尔特、弗莱儒、腊万纳这些大港口后退,留出约有两古里宽的旱地来。”这样的进度,需要二百二十五万年才能绕地球一周,接近地球轴心竖立起来与赤道吻合所需要的年月,而地球轴心的这种运动,也有人计算过,“这一运动要经过两百三十多万年这么一段长时间才能完成。”由此,伏尔泰明确指出,“这在物流学上说是不可能的事。”从《圣经》传说,到宗教故事,再到物理推理,伏尔泰无疑提供了关于洪水泛滥的不同视角,而物理学当然是对上帝奇迹的怀疑和否定。姑且不论伏尔泰在所谓的物理学推论是不是严谨,但就上帝制造的双重奇迹来说,的确是一个自我创造又自我毁灭的悖论,在这种悖论中,末世以及诺亚方舟这种最奇妙的事就变成了荒谬的事,甚至当上帝在双重奇迹中只是让更坏的人类来替换,洪水的故事其实和巴比伦塔的建造,耶利哥城墙的倒塌,水变成血读过红海之类的故事一样,看起来说上帝施慧于他的子民,实际上变成了“人类心灵所无力探索的深渊”。

“这类奥秘是出于信仰而相信的,而信仰又在于相信理性所不相信的东西:这又是另一奇迹了。”无疑在伏尔泰编辑的《哲学辞典》里,“洪水泛滥”就是一个信仰和理性之间矛盾的体现,理性使得这一故事、这一奇迹不可能发生,信仰似乎站在理性的更高层次要使其变成可以相信的东西,所以这就是真正的“奇迹”——在运用奇迹这个词的时候,伏尔泰语气里是含有多么嘲笑的味道,嘲笑是怀疑,更是否定,那么对于启蒙运动主将的伏尔泰来说,发现这一奇迹的意义何在?身为自然神论者和崇尚自然法的哲学家来说,他又想在《哲学辞典》里建立怎样一种体系?坚守理性主义的伏尔泰在对信仰世界的悖论揭示中,主张的是怎样一种哲学思想?

以词条的方式编纂《哲学辞典》,伏尔泰当然不是以纯客观主义的立场进行关键词的注释,而是在注解中阐述其宗教信仰、理性哲学、善的伦理和自然法。伏尔泰的阐述明显体现了两种文风,一种是在对奇迹的揭示中的讽刺,另一种则是在对真理的探寻中透露的自信。从第一个词条《阿贝》的注释中就明显具有这双重的行文风格,阿贝,Abbe,法语是修道院院长,拉丁语和希腊语作Abbas,叙利亚语和迦勒底语作Abb,它们的词源来自希伯来语ab,而ab的意思就是“父亲”——当修道院长成为了“父亲”,一种人为的关于权威的书写就已经形成,于是伏尔泰说:“您可知道阿贝的原意就是父亲吗?您若是作了阿贝,可就为国效劳了;那一定能做出一个男子能够做的最好的事儿来;国家又从您这儿多添一个会思维的生灵。这件事倒还有点儿神圣的意思在内哩。”这是一种讽刺;沿着这种命名学,当国王滥用职权,教会愤愤不平,“那些无衣无食真正贫苦的人都在阿贝先生门前向天呼冤。”穷人把修道院院长当成“父亲”,他们喊冤的背后是不是“父亲”的无为和欺骗?所以伏尔泰带着强烈的谴责口气说到:“先生们,你们有理,侵占世界吧;世界是属于霸占它的强者或能手的;你们曾经利用过无知,迷信和愚昧的时代来剥夺我们的遗产,践踏我们,用我们的血汗来自肥。理性到来的日子,你们就发抖吧。”

修道院院长是“父亲”,穷人们还在他的面前喊冤,这是愚昧的表现,这当然也是理性的缺失。所以一方面伏尔泰在很多词条里注解了和宗教有关的内容,揭示了“父亲”权威体系中的荒谬,提出了对信仰甚至宗教狂热的质疑,嘲笑了那些所谓的哲学家,另一方面则是建立科学、理性、自然论和善的理念。在《亚伯拉罕》这一词条中,伏尔泰根据神迹的事迹,发出的疑问是:亚伯拉罕有一百三十五岁,怎么又只有七十五岁?亚伯拉罕的妻子为什么又是他的妹子?关于亚伯拉罕出生的年代为什么在注释家那里就有四十二种意见?“原文和注释使我们困惑不决,最好的办法就是信奉而不争论。”信奉而不争论的态度并不是伏尔泰对神迹的相信,而是因为圣灵本不在纪年学里,也和物理学、逻辑学无关,“我们既然什么也无从理解,也就只好唯命是听了。”唯命是从也不是一种盲目,而是因为在“视旧约为新约的蓝本”的所谓信仰世界里,“微弱的理性,也就可以缄默了。”

因为理性还没有到来,所以阿贝成为了喊冤的穷人们救赎的“父亲”,因为理性微弱而且缄默,所以只能信奉而不争论,只好唯命是听,就像亚伯拉罕故事本身,他服从上帝的命令,就是把上帝赐给他的孩子做牺牲献给上帝,“这是比喻人应该服从最高的主。”唯听是从的服从,就是一种父权体系,所以关于人类原罪的“亚当”故事在犹太的作品中找不到了,而且犹太教禁止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阅读《创世纪》第一章;所以最古老的天使学说在灵魂不朽的信仰中成为一种想象力和偏爱,“我们不大明确天使在哪里存身,是在空气里呢,在空中呢,还是在星球里?上帝却无意让我们知道。”所以注释“启示录”的天主教徒和耶稣教徒,只为“找到符合各自利益的东西”;所以所谓的天赋人权,在很多国家成为法律杀人的证明,“这都是由于暴政、狂热信仰,甚至是由于差错和软弱而利用司法生杀予夺之权来犯下的案件。”

在这个父亲体系中,有“父亲”的存在,也就意味着权力存在,但是更重要的是还有穷人,还有喊冤的穷人,还有在父亲面前喊冤的穷人,只有这些穷人会服从最高的主,会唯命是从,会让理性缄默——这是不是就会变成狂热信仰?有一个词条就是“宗教狂热”,伏尔泰明确指出,这是“一种错误意识构成的结果”,这种错误意识“使宗教为变幻莫测的想象和紊乱失常的情欲所奴役”,他分析说,宗教狂热是由于创立戒律的人的眼光过于狭窄,或者是人们逾越了所规定的的限度,所谓的律条只是未少数经过选择的人物制定,改变了它的初衷,所以最后宗教狂热变成了一种“宗教疯狂”,变成了可以传染的心灵疾病,“宗教狂热之于迷信,犹如狂暴之于感情激动,暴跳如雷之于愤怒。”在“疯狂”这一词条中,伏尔泰更是将其与理性对立起来,“疯狂就是思想和行为错综凌乱没有条理。”

从迷信到狂热再到疯狂,理智和理性当然不断被弱化直到最后缄默,以致成为了一种传染性疾病,最终导致的是群体性的危害。那么无神论是不是可以避免这种狂热?无神论不承认上帝存在,这是在颠覆上帝颠覆权威颠覆“父亲”,无神论是怀疑论者,他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哲学观点,“无神论与狂热的信仰原是一对能够吞噬和分裂社会的怪物”,但是,伏尔泰认为,“无神论者在错误中还保持着理性使他不致胡作非为,而狂热的信仰却无休止地疯狂下去,这就更使他会为非作歹。”在这个方面无神论至少还保持着理性,但是这种理性在怀疑论中,迷失了方向,“他们不善于推理,不能理解创造、恶的根源和其他的难题,便求助于万物是永恒的和必然的假说。”所以伏尔泰并不主张无神论,而是需要一种上帝的存在,而这个上帝是自然论中的上帝,是宽容和爱的上帝,是不被狂热支配的上帝,“一个否认神的社会又怎么显得是不可能的呢?原来有人以为人类不受管束就永远不能在一块儿生活;以为法律对于秘密犯罪是无能为力的;以为需要一个上帝在这个世界或另外一个世界惩罚那些逍遥法外的坏蛋。”

这一观点在“偶像、偶像崇拜者、偶像崇拜”词条中得到了阐述,偶像一词从希腊语而来,意思是“图像”,是“侍奉”,是“崇拜”,“总之,通常是指行最高敬礼而言。总是含混不清。”当崇拜于一种偶像,就是把偶像当做神来供奉,就是命令人视之为神。进香上供,或者谈论灵迹,神变成了神像,变成了物,偶像崇拜其实远离了神,“我们既无神像又无庙宇之时,曾经大骂过他们是偶像崇拜者,而自从我们以绘画和雕塑来荣耀我们那些真理就像他们以之荣耀他们的错误以来,我们仍旧坚持我们这种不公正之举。”所以伏尔泰在“上帝,诸神”中说:“我唯一的理性为我证实有那么一个匠人,他安排了世上的物质;但是我的理性却没有能力为我证实这位匠人创造了这个物质,为我证实他是从无中生有的。”在“性格”中说,“宗教、道德钳制着天性的力量,却不能把天性毁灭。酒徒在一所隐修院里,把每餐的苹果酒减到四两,便不会再醉了,但是他却老是爱酒。”

在对宗教的怀疑中,在对哲学的讽刺中,在对偶像崇拜的批评中,自然在何处,天性在何处,理性在何处,善在何处?在“灵魂”这一词条中,伏尔泰的论述可以看做是一种理性主义下的灵魂论。他认为灵魂本来就是一个含义不清的名词,相当于拉丁文的“嘘气”,嘘气体现的是一种生命的常态,所以这是一种天性的证明。但是灵魂在哲学世界里变成了一种争论:它是物质还是精神?是不是在我们出生前就创造出来了?出生是灵魂是不是出自虚无?当我们死后灵魂是不是永生不灭?在伏尔泰看来,这些问题就像是盲人提出“光线是什么”一样的问题——在一些哲学家看来,灵魂是形而上的存在,但是这个形而上存在却在宗教之下,也就是在上帝之下,“天启必定胜过一切哲学”,但是在哲学家争论灵魂的时候,这个来源于“生命的本原”的嘘气却在自然中行动着——这就形成了三种体系,上帝在上面,它用天启带来了灵魂;自然在别处,它在灵魂的自我世界里创造着万物,而哲学意义的灵魂,为灵魂进行的争论,还有什么样的意义?伏尔泰说:“我既不了解创造,也不了解虚无,因为我没有参与上帝的事务,因为我完全不懂万物的本原。”

没有参与上帝的事物,是因为对于灵魂没有任何证据,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伏尔泰对于无理性的哲学家进行了批评,“哲学什么也不报复;它心平气和地笑你们徒劳无益;它循循善诱地启发人们,你们却要使人愚钝无知,跟你们一样。”不参与上帝的事务,但参与了理性,参与了启蒙,参与了善,所以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就是不参与之后的参与,“你用脚走,用胃消化,用全身感觉,用脑袋思想。看看你唯一的理性是否给你足够的光辉,让你不必求助于超自然而得出结论认为你有一个灵魂呢?”在科学和理性的启蒙中,“古人的天”在伏尔泰看来,是人类外壳的绒毛,“我们现在还用天这个名词来称呼水蒸气,称呼地球跟月亮之间的空间;我们说升天,就像我们说太阳旋转一样,虽然我们明明知道太阳并不转;我们这儿对于月亮上的居民说来或许就是天,每个星球把它邻近的星球都看成是天。”所以在狂热信徒和哲学家对话的“物质”中,物质就是延展的,有体积的,坚实的,有引力的,可分的,可动的,“上帝可能给它整千种其他性能,是我不知道的。”

排除了奇迹,排除了天启,排除了迷信,一切在人类的天性和自然的本性中建立属于自己的自然法:友谊是什么?“在希腊,友谊本是宗教和立法的一部分。”自尊是什么,“自尊心根本不是一项大罪,这是人皆有之的一种自然情感;在虚荣与罪恶之间,它比较更近于虚荣。”德行是什么,“德行不是一种善,而是一种义务;它是另外类的品德,是高一级的。德行跟痛苦或快感毫不相干。”在这个理性主义、自然论和善的世界里,伏尔泰的质疑、反讽和否定,当然不是一种无神论,而是要去除偶像崇拜,要抹杀宗教狂热,一种基于科学的证明,是在“目的因”里,否定了自然界的目的,“大自然赋给我们的那些工具不能总是在运动中的目的因,而这种目的因必有其结果。”眼睛并不一定时刻睁着,感官有休息的时刻,修道院的女孩被关进大门,目的因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有意图,就会有目的因,“我觉得主张在自然中没有任何意图,便等于把视觉和悟性全都堵塞住;如若有意图,便有一个有智慧的原因,便有上帝。”上帝成为目的因,不是因为他是创造了世间一切奇迹的上帝,不是因为他是让人崇拜的上帝,不是因为他是毁灭了天性的上帝,而是因为他是有智慧的,他支配了一切的永恒规律,他创造了万物——他是把理性赋予人类的上帝,他是把真理灌入人类耳朵的上帝,他是启蒙的上帝。

哲学书简

编号:B36·2201112·1702
作者:【法】伏尔泰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8年11月第1版
定价:20.00元当当7.50元
ISBN:9787100164115
页数:160页

伏尔泰,是法国启蒙时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启蒙运动公认的领袖和导师,被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父”。《哲学书简》又称《英国书简》是伏尔泰1726至1729年避居英国期间,潜心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哲学和文艺,回国后以书信的形式发表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以书信形式撰写而成,一封信为一个方面,共二十一封信。在这部书中,伏尔泰以其睿睿的、深刻的哲学视觉,文采横溢的笔触,对哲学、宗教、自然科学、文学、历史等进行了不偏不倚而又犀利的评述,他宣扬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成就,抨击法国的专制政体,宣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应当是自由的,在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他主张在法国建立一个在“哲学家”引导下,依靠资产阶级力量的开明君主制,国内有言论出版自由等等。他反对天主教会,激烈谴责教士的贪婪和愚民的说教,他称天主教教主为“恶棍”,称教皇为“两足禽兽”,号召人民粉碎教会这个邪恶势力。


《哲学书简》:世人只能是理性的学生

帕斯卡先生是个伟大的天才,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几个由于疏忽而出现的错误,我自认为这已经是了不起的事。相信伟大的人也和普通人一样犯错误,对于思想狭隘如我的人来说,实在是一种慰藉。
——《第二十五封信:关于帕斯卡的<思想录>》

帕斯卡尔说:“极端的思想被指责为疯狂,是极端的错误。只有平庸的东西,才被认为是好的东西。”伏尔泰则认为:“被指责为疯狂的,不是思想的极端,而是思想的极端活跃和喋喋不休。”帕斯卡尔说:“我们的全部理性最终都会向感觉让步的。”伏尔泰反驳说:“我们的全部理性在趣味上会向感觉让步,但是在科学上不会。”帕斯卡尔认为:“人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不幸的是,谁想当天使,谁就会成为野兽。”伏尔泰提出了另一种天使:“谁想摧毁人的欲望,而不是规范人的欲望,谁就是想当天使。”……观点几乎时针锋相对展开,而伏尔泰的批评几乎都指出了帕斯卡尔的错误:他认为“想把基督教变成形而上学”就会使它“成为错误的源泉”;他指出“我们只能看到自己”的说法是毫无意义的;他指责“不要打赌说上帝是存在的,那就等于打赌说上帝不存在”的说法明显是错误的。

关于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是伏尔泰《哲学书简》的第二十五封信,在这封信里,伏尔泰认真研读了《思想录》,“小心地选择了帕斯卡的几个想法”,然后让大家来判断,虽然把判断的选择权交给了读者,但是伏尔泰洋洋洒洒提出了五十七个问题,这些问题设计宗教、哲学、理性、欲望、思想等方面,而伏尔泰无一例外都指出了帕斯卡的明显错误。但是在指出《思想录》存在的观念问题时,伏尔泰似乎显得极为委婉,一方面,他认为帕斯卡的审美情趣“一定是极低的”,所以才会美丽的星辰、致命的桂冠之类的“蠢话”具有诗之美,而且认为出版《思想录》的人也一定对文学少有趣味;这似乎是从审美情趣来解读,另一方面,伏尔泰说尊重帕斯卡尔的天才和雄辩,但是,越尊重他就越是相信帕斯卡本人就会改正这些地方,因为他相信这些内容都是“随意”写在纸上的,而且帕斯卡写这些东西的状态“是想向我们指出人的丑恶的一面”。

这是宽容,也是对于观点争论的一种科学态度,而实际上,伏尔泰给了帕斯卡一个台阶下,也是为了让后人给自己思想提供一种科学批判的可能,因为作为一个“伟大的天才”的帕斯卡,在作品中存在着错误,这说明伟大的人也和普通人一样会犯错误,由此伏尔泰说:“对于思想狭隘如我的人来说,实在是一种慰藉。”而且在关于《思想录》的批评中,伏尔泰也是采用了科学的方法,尤其是强调了理性的意义:他认为帕斯卡说“我们只能看到自己”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只有在一个人脑子极端混乱的情况下才会说:“我相信上帝,而且我还要冒犯他。”这明显是一种疯狂,所以他也不赞同帕斯卡说极端的思想被指责为疯狂是一种“极端的错误”,而是认为:“思想的极端是极端的公正、极端的细腻、极端的广博,这与疯狂是完全相反的。”而且他强调,我们的全部理性在趣味上会向感觉让步,“但是在科学上不会”。

赞同极端的公正、极端的广播、极端的细腻,强调科学的理性不会让步,伏尔泰的种种观点都具有一种建设性,在让自己感到“慰藉”的时候,其实也触及到了19世纪科学、理性、自由等关键词。但是,这第二十五封的“哲学书简”,这五十七个批评的问题并没有让伏尔泰享受别人对他的科学而宽容的态度,1728年,从英国回到法国的伏尔泰写就了《哲学书简》,但是高等法院却谴责了这本书,说它是一本“令人感到气愤、违背宗教、有伤风化的书,而且缺乏对达官贵人应有的尊敬”,于是《哲学书简》在王宫的大台阶上被下令焚烧,而国王更是发布了代步伏尔泰的命令,于是,伏尔泰不得不逃跑并躲了起来——1726年,因为杖责事件和巴士底狱让他离开了法国去往英国这个“理性之岛”,在英国生活了两年认识了这个在哲学、科学甚至贸易都处在知识运动前沿的国家之后,伏尔泰完成的《哲学书简》又让他变成了一个“逃犯”,前后命运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在英国的两年多生活,伏尔泰到底考察到了什么法国没有的东西?他的《哲学书简》为什么被焚烧?他又在书中触犯了那些“禁令”?勒内·波墨在《引言》中说,伏尔泰在英国期间发现了两个重要思想,一个是他所反对的宗教哲学在英国则诞生了世界哲学;另一个是社会生活思想的进步使得伏尔泰认识到,必须从关注人过渡到关注人类,“1734年的这本小书里最具现实意义的,是我们开卷便能体会到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勇于承担人类的现代冒险”,“有些人喜欢在想象中逃避现实,而逃避表现的必然是良心上的瑕疵。但是,伏尔泰却清醒、警觉地告诉人们,要勇于承担人类的现代冒险。”无疑在勒内·波墨看来,伏尔泰也是一个“伟大的天才”,写下《哲学书简》也和帕斯卡一样,是想指出人的丑恶的一面,他在图书焚毁生命攸关的冒险中,即使逃离躲藏,也并非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

《哲学书简》被定义为“违背宗教、有伤风化”的书,这是一种必然的命运,因为伏尔泰在书中写道了太多英国人先人一步的思想,“英国人俨然成了一种新型的人:英国人思想自由,行动自由,对尘世间的一切无所畏惧,对来世的一切也无所畏惧。”《哲学书简》的第一至第七封信谈的是宗教。他有一次去拜见退居在乡下的贵格会信徒,这是英国最负声望的贵格会教徒,他曾在商界拼打过三十年,后来觉得“人的财产和欲望总该有个局限”,于是开始了清心寡欲的生活。在乡下,伏尔泰发现他住的房子很干净,这个信徒也是清清爽爽,“其神情之高贵和亲和,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当然引起伏尔泰注意的则是和他谈话中的一些观点,伏尔泰问他,是不是行过洗礼?信徒说没有,而且同道的兄弟也没有,伏尔泰惊讶地问:“你们不是基督徒吗?”那位贵格会信徒却告诉她:“我们是基督徒,而且都在想方设法,要做个好基督徒。但是我们不认为,所谓基督教,就是向人的头上洒点凉水,再加上点盐。”对于伏尔泰提出耶稣基督就是由约翰施洗的,信徒则回答说:“基督接受了约翰的洗礼,但是基督从来没有给任何人行过洗礼。我们不是约翰的信徒,而是基督的信徒。”

他们没有施过割礼,他们也不领圣体,他们从不发誓,也从不打仗,“我们祝福会让我们归于万有之有的时刻。”这些观点已经让伏尔泰很吃惊了,而下一个周末他带着伏尔泰去了贵格会信徒的教堂,教堂里没有教士,对此疑问信徒说:“我们怎么能在星期天只让一个信徒接受圣灵,而排斥所有其他的信徒与神灵交感呢?”之后信徒说到了上帝和自己的关系,“正是创造了你的身体的上帝,使得这个用泥土做成的身体动弹起来的。还有你的心灵接受的思想,难道是你自己产生了这些思想的吗?也不是,因为这些思想是不由自主地来到你的头脑当中的。因此,正是创造了你的灵魂的上帝给了你思想的。”贵格会信徒的言论和行动给了伏尔泰很大的触动,而在贵格会发展的历史上,伏尔泰知道了几个有名的人物,一个是乔治·福克斯,他父亲是丝织业的工人,当大不列颠被三四个教派以上帝的名义发起内战的时候,乔治突然对人们说,他要像个真正的使徒那样向人们传教,一方面他赞美上帝,另一方面他又去了疯人院,让法官对他进行判决,而且让鞭刑的人打他几鞭子,“好拯救他的灵魂”,在这个受到神启的信徒的努力下,规格会教派的声势日益扩大,他曾对一个审判官说“朋友,你要当心,你迫害圣人,上帝不久会惩罚你的。”这个审判官就是一个酒鬼,两天之后,他在刚刚签署了关押几个贵格会信徒的判决书之后,便突然中风而亡——乔治的话成了预言,而这不正是上帝的惩罚?

另一个贵格会信徒则是著名的威廉·宾,他是为规格会在美洲奠定基础的重要人物,但是他向人们夸口可以带来黄金时代。之后他回到了英国,但是贵格会信徒不出任议员,不担任公职,于是威廉·宾所说的黄金时代变成了对于后代的某种物质诱惑,甚至最后改变了教义,“他们的后代通过父辈的事业发了财,只愿意享受,贪图荣华,追求名誉和地位,为了赶时髦,也就加入了天主教。”除了贵格会,伏尔泰还了解到了英国圣公会,在他看来,英国圣公会是真正“能够让人发财致富的宗教”,“他们还以虔敬的名义,处处想当主人。”而且,他们尽可能挑动信徒们与非国教的教徒作对;还有长老会信徒,它在苏格兰占据主导地位,它是不折不扣的加尔文主义,也因为他们,英伦三岛开始有了礼拜日的规矩,“人们在礼拜日这天不许劳动,不许娱乐,这比天主教的教堂要严格得多。”当然,在英国还有苏西尼教派,还有阿里乌斯教派,还有反三位一体教派。

每个教派都有自己的教义,也都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伏尔泰在考察这些教派时,更多是了解不同的宗教,他并不直接支持谁反对谁,而其实他介绍英国的宗教现状时,背后其实有明显的用意:他说这些神职人员都是行为审慎的人,而且都是学究,而在法国,很多放浪不羁的年轻人“借助女人的阴谋操纵”,才当上了高级教士,而且他们与女人谈情说爱,写淫词艳曲,天天在晚餐上花费大量时间,“晚餐后再去祈求圣灵的启示,而且还大胆地称自己是使徒的继承者;听说这些之后,他们感谢上帝,庆幸自己是耶稣教的教徒。”相比于英国,法国教士的这些行为当然是亵渎。另一方面,尽管英国不同宗教有不同的教义,但是它们却打破了一种专制,“这里有三十种宗教,各个宗教之间便相处得十分和睦而幸福了。”

伏尔泰:思想的极端与疯狂完全相反

打破专制获得“和睦而幸福”的生活,这是伏尔泰的真正意图,的确,在之后关于议会、政府和商业的书简中,伏尔泰强化了这种对专制制度的拆解意义。他认为,英国民族是“天下唯一通过抵制国王而制约了国王的权力问题的民族”,而且他们建立了“明智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体制中,“君主做好事时权力无限,想干坏事时,手脚就被捆了起来;老爷们有地位,却不狂妄,也没有家臣,而且人民可以心安理得地参与国事。”人民参与国事,意味着“国王和人民的合法权力取得了胜利”,而这是对人类来说也是一次伟大的胜利:长期受到罗马人、撒克逊人、丹麦人、法国人奴役的英国人,赢得了属于他们的自由,而且他们在贸易和商业中的努力,使之变成一个强盛的国家——伏尔泰是这样描绘自由的英国人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人受到压榨,没有任何人抱怨。农民的脚不会因为穿木鞋而被勒伤,农民吃得起白面包,穿得体面,不怕因为牲口数量的增加,或者屋顶上盖了瓦而在来年交更多的税款。这里有很多农民拥有大约二十万法郎的财产,而且不会自以为了不起就不种地了,他们靠种地发了财,靠种地生活得自由自在。”

几乎变成了理想国。除了宗教对专制的破除,政府对自由的强化,商业带来强盛,伏尔泰更是考察了英国的科学、哲学、文学等诸方面的“自由”。他认为英国人开始种牛痘,不是丧失理智,而是“为的是防止一种不一定发生的疾患”的科学思维;他评价掌玺大臣培根是“实验哲学之父”,“在培根之后人们做的所有物理实验,几乎没有一件不是他的书中已经指出过的。”他称赞洛克,“也许从来不曾有过比洛克先生更加聪明,更有条理的思想家,推理比他更加准确的逻辑学家了。”他对比自己国家的笛卡尔后认为“牛顿这样一千年才出现一个的人,才真正是个伟大的人物。”如果笛卡尔是智者,那么牛顿则是梦想家,他的引力学说、光的学说,不仅是发明了一些新的元素,更是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伏尔泰的“崇洋媚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阐述这些伟大人物、伟大思想背后的伟大制度和伟大精神,“我们应该尊敬的,是以真理的力量主宰人们的精神的人,而不是用暴力把人们变成奴隶的人,是指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在他看来,培根尽其所能,“让这些为了完善人类的理性而建立起来的团体,不要再继续败坏人的理性”;洛克阐述了人的理性,阐述了物理学观念,他更是敢于怀疑,摧毁了天赋的观念,分析了精神的种种活动,“有人叫嚷说,洛克想要颠覆宗教。可是这件事根本不涉及宗教。这纯粹是哲学问题,与信仰和神启毫无关联。”牛顿的幸运是因为生在了一个自由的国家,生在了经院派狂妄言行被消除的时代,在这个理性的时代,“世人只能是理性的学生,而不能与理性作对。”所以笛卡尔只是在探索,而牛顿则完成了杰作,甚至他的死亡也成为人类的一件杰作,“他生前受到同胞们的尊敬,死后的葬礼像个曾经为民造福的国王。”

在文学上,英国有莎士比亚的悲剧,“他的天才充满力量、丰富多彩、自然而卓越,却没有一星半点的高雅,也不墨守任何规则。”有康格里夫的喜剧,“他的剧作严格遵守戏剧的规则。剧中有很多性格不同的人物,描写极其细腻。作品中没有低级趣味的玩笑。”有蒲柏的诗歌,“我认为他是英国最典雅、最有诗意的诗人,而且他的诗也是最为和谐的,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一点。”在文学上人才辈出,更重要的是英国注重对文人的尊重,议会每年要拨出两万几尼作为奖金奖励那些文人,他们对艺术采取极力措施,蒲柏先生的画像被挂在很多人家的墙上,他们还以光荣酬劳有功劳的人,“著名的喜剧演员奥尔德菲尔德小姐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享受与牛顿相差无几的荣耀”……所以英国文学不断创造辉煌,“到目前为止,英国人的天才诗人就像生长在大自然中的一棵茂盛的大树,尽情而随意地抽出成千上万的枝条,参差错落而有力地生长着。”

但是“长他人威风”的时候,伏尔泰也批评了英国皇家学会血少奖赏和规则,而巴黎的科学院基础比英国的好,所以他建议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对法兰西文学进行一些修改,“如果把气力花在印行路易十四时代的一些好作品,改正里面偶然出现的语言上的错误,那对于法国文学、语言和民族来说,会有多大的好处啊!高乃依和莫里哀的作品当中就有很多语言上的错误。拉封登的作品当中也不少。对于不能修改的地方,至少可以标示出来。使阅读这些作品的欧洲人,可以确信无疑地了解我们的语言。法国语言的纯洁将会永远确定下来。”虽然只是字句上的“纯洁”,但是伏尔泰的需求是强烈的,而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固步自封的表现,也是追求自由的行动,也是强调理性的态度,因为两年的考察,二十五封书简的作用,就是为了汲取先进思想,“英国人从我们的法语作品当中受益匪浅。既然他们借鉴了我们,现在也该我们从他们的作品当中有所借鉴了。”

哲学通信

编号:B52·1950425·0118
作者:(法)伏尔泰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1961年1月第一版
定价:1.50元
页数:342页

伏尔泰(1694–1778),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曾提出反对宗教的“踩死败类”的口号,他是一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对封建制的法国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数次被投入巴士底狱和流放。《哲学通信》是伏尔泰被逐至英国之后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进行研究而提出的改革主张,原名为《英国通信》,该书被称为“人类知识的相对论”,伏尔泰在书中提出了宗教改革,国体改革以及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