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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6·1931013·0038 |
| 作者：[清] 文康 | |
|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第一版 | |
| 定价：8.10元 | |
| 页数：598页 |
文康，即费莫氏，满族人。文中开宗明义：“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怜儿女最英雄，才是人中龙凤。”初名《金玉缘》，开篇即以传说为起，已入窠臼，内中对社会的嘲讽，即以英雄行侠为寄托，安学海、十三妹、何玉凤等人嫉恶如仇，与朝廷官吏抗争，有其积极之处，这是侠义小说成型之作，情节曲折，人物鲜明，但不免落入矫揉。《儿女英雄传》原53回，现仅40回。
不想今日侥天之幸，也竟中了。且无论他此后的功名富贵何如，只占了这个桂苑先声，已经不负我十年课子的这番苦心，出了我半载作官的那场恶气！
——《第三十五回 何老人示棘闱异兆 安公子占桂苑先声》
占桂苑先声，是安骥半年足不出户认真诵读所得，中第六名举人，是安公子每日目不窥园发奋用功所获，而这仕途开门红也是何玉凤、张金凤“红袖添香伴著书”所帮助的结果，当安公子命中举人、探花，乃至后来的国子监祭酒、山东学台、观风整俗使的钦差、右副都御史，当功名集于一身，终于没有辜负妻子和老父的期望，风风光光光宗耀祖了一番，但是安学海的这一番感慨，分明在褒扬儿子功成名就的同时，也是对自我命运的一种安抚，十年课子寄予的是希望，亲自命题批阅是付出，而所有这一切，却也归结于一种自我命运的关照，“出了我半载作官的那场恶气”里分明看到了一个被压抑在官场世界里的自我，也正是儿子安公子的功成名就，完成了多年来自己无法完成却记挂于心的夙愿。
一种生活的改变，寄托的是两代人的心愿，所谓儿女英雄，大约就是一种从现实的落魄到理想的实现的转折，而安学海为什么在欣喜之时，要将这一切又归因于“侥天之幸”？““也竟中了”似乎更多是意外，而这十年，安学海分明看见了诸多的不公，诸多的冤屈，甚至差点成为官场上的一个牺牲品，一个是坠落于宦海，一个是扬名于桂苑，这两代人命运之不同，或者也折射出转型社会的诸多社会现实。“这部书近不说残唐五代，远不讲汉魏六朝，就是我朝大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一桩公案。”开卷就交代了时代背景，无疑是现实意义的一种呈现，而对于个体来说，也是在着政权更替中成为一个标本，安学海的祖上是正黄旗汉军，“也曾跟着太汗老佛爷征过高丽，平过察哈尔，仗着汗马功劳上头挣了一个世职，进关以后，累代相传，京官、外任都作过。”这当然是祖上的辉煌，而这辉煌的历史无疑打上了皇族的标签，但是到了安学海这一代，却是“世职袭次完结”，累代相传的功名，到这一代却被画上了句号，仿佛一下字归零，让人生出许多感慨。
而安学海身上分明有着作者“燕北闲人”的影子，在“马从善偶述”的序中，道出了作者的部分身世，“先生少席家世余荫，门第之盛，无有伦比。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着“门第之盛，无与伦比”就像安学海的祖上一样，但是最后却也是在家道中落中品尝那一份现实的无奈，特别是“诸子不肖”甚至比安学海更惨，因为没有了后续之人，也就没有了十年课子的苦心，没有了出官场恶气的机会。但是，燕北闲人却以笔墨著书，虽然是稗官家言，是先世旧闻，但是用笔墨呈现，并非只是记录，马从善认为，燕北闲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一种未遂的心愿：“且先生一身亲历乎盛衰升降之际，故于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覆，三致意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欤？”无论是世运，还是人情，内中有着太多的感慨，有着太多的寄托，一种是在儿女身上寄托心愿，一种是在书本世界里抒发胸臆，其目的就是为了在“侥天之幸”中看见翻身的一日。
如此，安学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燕北闲人的一种投射，甚至那残缺零落的后十三回也成为盛衰升降之时代的一种写照，一边是用笔墨所长抒发志向，另一边却是被蠹蚀而刊削的现实，依旧是落差吗，只不过对于燕北闲人来说，身后的种种续作只是一种象征而已，和家道中落、诸子不肖所构成的个体悲剧，也都属于文本意义上，而这种文本意义却也关照了一种理想主义，鲁迅在评价此书是说：“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
一方面是写实，是自我的感叹，另一方面则是理想，是为了他人的借鉴，如此，在写实和理想的双重意义上，也在安学海身上得到了体现，甚至完全可以简单地将他一生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在做官中所受的恶气，另一个阶段在改天换地中发出“竟也中了”的惊喜。当“累代相传”的功名在安学海身上画上句号的时候，对于他来说，要改变就必须从自身开始，“便靠着读书上进”变成了唯一的途径。当安学海终于考中被点了知县，这条仕途似乎也是顺意地启程了，但当成了知县，安学海却是不安：“完了！正是我怕走的一条路，恰恰的走到这条路上来！”为什么会有如此担忧？本来作为地方官可以惜爱民命，但是在安学海看来，自己走上这条路，是无法摆脱那些潜规则：“见世上那些州县官儿，不知感化民风，不知爱惜民命，讲得是走动声气，好弄银钱，巴结上司，好谋升转。甚么叫钱谷刑名，一概委之幕友、官亲、家丁、书吏，不去过问，且图一个旗锣扇伞的豪华，酒肉牌摊的乐事。就使有等稍知自爱的，又苦于众人皆醉，不容一人独醒，得了百姓的心，又不能合上司的式，动辄不是给他加上个‘难膺民社’，就是给他加上个‘不甚相宜’，轻轻的就端掉了，依然有始无终，求荣反辱。”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官场之腐败和黑暗，所以自称是个“拘泥人”的安学海，在这种秩序面前，如何明哲保身？“学些圆通”似乎是至理，但是在大局势下如何避开这些？不仅无法避开，反而后来也成了牺牲品，在给河台送礼时，由于不同人情，便被看成是轻慢之举，当邻省水涨，洪泽湖倒灌，上段口岸冲决发生之后，河台便把责任全推给了安学海，最后以“革职拿问，带罪赔修”之名终结了官场。安学海一直公正廉明，一直高明浑厚，叶通是仆人，他对安学海的评价是：“自从跟了安老爷，他便说从来不曾遇见这等一位高明浑厚的老爷，立誓不再投第二个主人。”遇到邓九公，也是对他刮目相看，更是对他的遭遇表达了愤怒：“这位安太老爷的根基，你们大略着也未必知道。他是天子脚底下的从龙世家，在南河的时候，不肯赚朝廷一个大钱，不肯叫百姓受一分累，是一个清如水明如镜的好官，真是金山也似的人！”甚至那一帮强盗，听说是安大爷的时候，也变成了轻财仗义之人：“因看了看作官的尚且这等有冤没处诉，何况我们百姓？想了想，还是当强盗的好，因投奔山上落草。如今难得遇见我恩官的少爷，敢烦大哥把少爷请到寨里用些酒饭，也见得我们的义气！”
只因不托人情，只因忌才贪贿，河道总督平日又合他不对，便以事故为由“革职拿问，带罪赔修”，安学海被下在山阳县县监，安顿在土地祠，这一生似乎也在这遭遇中落入低谷。“要是这样的顽法，这岂不是拿着国家有用的帑项钱粮，来供大家的养家肥己、胡作非为么？这我可就有点子弄不来了。”安学海的感慨也是一种愤怒，而其实这似乎也成了官场的常态，茌平县的县官本是个卖面茶的出身，却无意发了横财，于是捐了县官，走上了仕途，被称为是“糊太爷”。而当安公子深陷能仁寺，十三妹侠义相救杀死了那里的和尚，当这一案件通报到县里，书办竟出了计谋，说是僧人由于窝留妇女，最后导致两个和尚护奸相残，“这等一办，把太老爷失察一家杀死三命的处分也躲开了，凶手也不用拿了。”用这样瞒天过海的阴谋，完全将真实的案情掩盖。
而安学海这样的不公遭遇也在十三妹的父亲身上发生，“却又因我身上的事，得罪了那厮。他就寻个缝子，参了一本，将我父亲革职拿问，下在监里。父亲一气身亡。”几乎和安学海一个版本，这也说明当时官场的黑暗如出一辙，而使得十三妹的父亲身亡的直接罪人就是权力握在手上的朝廷官员纪献唐。纪献唐少时顽劣，不服打了老师，本也是对于“天命之谓性”的某种反驳，但是内心的顽劣却也是使他走上了弯路，一开始是有志于读书，潜心埋首简炼揣摩书本，从中了孝廉开始，到进士，再到内阁学士，再到四川巡抚，一直封到一品公爵，甚至连儿子也被封了子男，“朝廷并加赏他的宝石顶三眼花翎，四团龙褂，四开禊袍，紫缰黄带，又特命经略七省挂九头狮子印，称为‘秃头无字大将军’。功高权重，便开始放纵起来，在他身上的罪是：“只那屈死的官民何止六七千人，入己的赃私何止三四百万。”
十三妹的父亲无非是纪献唐权力秩序下的一个牺牲品，和安学海一样，在盛衰变迁的时代里饱尝了屈辱。但是这种现实却并非扼杀了所有希望，作为一种对现实的改变，安学海和十三妹似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十三妹成了侠女，走上报仇之路，完全是一种武的复仇，一个闺门女子，不安本分，无辜多事，多少是世俗之外的，“我只得靠着这把刀，这张弹弓，寻趁些没主儿的银钱用度。”十三妹所说的“没主儿的银钱”就是对准那些结交官府，盘剥乡愚，仗着银钱，霸道横行，无恶不作的刁民恶棍，而用这些钱，她反的却是那些既存的体系，如此，“我就把个红粉的家风，作成个绿林的变相”，便是十三妹选择的道路。
而安学海似乎在官场上跌了跟斗，却也要在官场上重现站起来，只是不是自己站起来，而是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儿子出生，他取名安骥，表字千里，别号龙媒，就是希望他将来如“天马云龙，高飞远到”。所以对于儿子走上仕途，他是没有犹豫的，“这等看起来，功名一道，岂惟科甲，便是一命之荣，苟非福德兼全，也就难望立得事业起！”如此一文一武，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但是正是安学海的遭遇，使得安公子和十三妹相逢，他们在江湖上相遇，最终却走上了同一条路，而这条路，无论是对于安学海，还是对于燕北闲人，都变成了理想主义之路。
安公子为了让父亲结束“带罪赔修”的遭遇，筹集钱财，似乎也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即使在能仁寺遭遇生死考验，也是被十三妹轻易化解，而且还认识了同样被困在那里的张金凤一家，十三妹做媒，竟也喜结连理。一切都朝着那条理想主义的道路前进，十三妹为父报仇其实也没有费什么力气，纪献唐就已经伏法，而帮她了却心愿的竟然是当今的天子，“便有内而内阁翰詹九卿科道，外而督抚提镇，合词参奏了他九十二大款的重罪。当下天颜震怒，把他革职拿问，解进京来，交在三法司议罪。”真是皇恩浩荡，所以理想主义便是回归到国家秩序中。而对于十三妹和安公子个体而言，点缀太平花盛事也成为他们的一种理想。
现实姻缘中的理想主义，安公子和张金凤结为夫妻，但是十三妹却也是早已喜欢了安公子，“如今果然要照梦中光景撞出这等一段姻缘来，不用讲，我当日救他的命也是想着他，赠金也是想着他，借弓也是想着他，偏偏的我又一时高兴，无端把个张金凤给他联成一双佳耦，更仿佛是我想着他才把他配合他，好叫他周旋我。”但是由于安葬父母的使命在身，似乎也并没有顾及个人私事，但实际上，十三妹和安公子的婚姻并非只是男女相悦之事，它寄托着另一种理想主义。安学海夫妇喜欢十三妹，邓九公喜欢十三妹，连张金凤、安公子也喜欢十三妹，甚至都力图使得这一桩婚姻能够实现，而这一桩婚姻完全是“鼎足而三”的美满婚姻，“叫他姐妹二人学个娥皇、女英的故事，倒也于事两全，于理无碍，于情亦合。”也不是一妻一妾，而是姐妹同位，当众人尤其是张金凤撇除了伦理，“十层妙解”说服了十三妹的时候，这理想主义的婚姻便如安学海所说：“当日娥皇、女英又何曾听得他分过个彼此？讲到家庭，自然以玉凤媳妇为长；讲到封赠，自然以金凤媳妇为先。至于他房帏以内，在他夫妻姊妹三个，‘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我两个老人家可以不复过问矣。”
而婚姻存在的意义却有着明确的理想主义指向，当十三妹嫁给安公子便成了何金凤，“想到上天这番厚恩，众人这番美意，我如今既作了他家的媳妇，要不给公婆节省几分精神，把丈夫成就一个人物，替安家立起一番事业来，怎报得这天恩，副得这人望？”婚姻或者只是小家气象，而丈夫的功名才是报天恩的全部理由，所以她和张金凤“痛下一番针砭”，让彼此的丈夫安公子能奋志成名、力图上进，她对犹豫的安公子说的那个理由完全站在一种使命的高度：“如今天假良缘，我两个侍奉你一个，头一件得帮助得你中个举人，会上个进士，点了翰林，先交代了读书这个场面。至于此以后的富贵利达，虽说有命存焉，难以预定，只要先上船，自然先到岸。你是个读书明理的人，岂不知‘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那时博得个大纛高牙，位尊禄厚，你我也好作养亲荣亲之计。这等讲起来，我那插金花、饮琼林酒、想封赠个夫人的令，那一句没道理？”
于是有了“红袖添香伴著书”的付出，于是有了“足不出户，目不窥园”的发奋，于是有了占桂苑先声的开局，最后也是一路向前，甚至安公子成为探花，也完全是天子钦点，后来成了参赞，按照皇上的意思，“叫他到边疆上磨砺几年，阅历些困苦艰难，然后再加恩重用，便好造就他成个人物。”可是毕竟路途遥远，家人分离，而最后安学海的学生乌克斋从中安排，才使得安公子最后成了山东学台，免去了去远疆的命运安排，如此也是一场“侥天之幸”：“列公请看，这场因果，若不是他安家一家的德门积庆，和气致祥，怎的有这般意想不到的天人扶凑！”
当四十回结束时，燕北闲人说：“后来安公子改为学政，陛辞后即行赴任，辩了些疑难大案，政声载道，位极人臣，不能尽述。金、玉姊妹各生一子，安老夫妻寿登期颐，子贵孙荣，至今书香不断。这也是安老爷一生正直所感。”也是因果轮回，却也是寄托了浓厚的理想主义情感。从安学海受辱遭遇、十三妹父亲身亡，看见的是官场的黑暗，但是这似乎这是现实的一种际遇而已，所有的苦难都有着光明的未来，所有的遭遇都有翻身的希望，而这也正是燕北闲人在文本里构筑的一个理想国，什么是儿女英雄？按照一般的见解，无非是两种状态，一种叫儿女，无论情长还是轻薄，都是调脂弄粉而已，另一种叫做英雄，无论志短还是气壮，也都是好勇斗狠的代名词，而其实“儿女英雄”是一种结合，“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
儿女是一场美满的婚姻，英雄是对于事业的最高成就，正如“缘起首回”所说：“譬如世上的人，立志要作个忠臣，这就是个英雄心，忠臣断无不爱君的，爱君这便是个儿女心；立志要作个孝子，这就是个英雄心，孝子断无不爱亲的，爱亲这便是个儿女心。至于‘节义’两个字，从君亲推到兄弟、夫妇、朋友的相处，同此一心，理无二致。”而一切都归结为忠孝节义四个字，“浅言之，不过英雄儿女常谈；细按去，便是大圣大贤身份。”有着理想的个人品德，有着理想的婚姻，有着理想的事业，而这便是上天注定的，所以一切的遭遇，最后都回到了对于盛衰升迁之世的美好期待：“方今正值天上日午中天，人间尧舜在上，仁风化雨所被，不知将来成全得多少儿女英雄。正好发落这班儿入世，作一场儿女英雄公案，成一篇人情天理文章，点缀太平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