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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3·2120421·0878 |
| 作者：[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著 | |
| 出版：学林出版社 | |
| 版本：2000年12月 | |
| 定价：12.00元亚马逊8.80元 | |
| ISBN：9787806169575 | |
| 页数：164页 |
“当今，生活快速变化。生活使所有的道德化为乌有。”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后现代道德》的“引言”中这样说。作为“后现代”生活，流变已经不可阻挡，流变是我们时代的风貌。但这种流变决非百川归大海式的文化汇合，恰恰相反，它是一种一脉化万溪式的分流。用利奥塔的后现代哲学话语来说，文化的流变源自文化的差异，呈现为流而不定、变而不居的思想跳跃，这便是后现代知识状况：差异且异质，感性且狂乱；没有规则，没有合法性的诉求；质疑所谓理性的普遍确定性，质疑一切中心化或专家权威化的话语权力，质疑任何靠宏大主题设置或终极目的预制的客观真理或绝对价值秩序。《后现代道德》用15篇章论述后现代唯美倾向的摘记，分类在：赘言；制度的幻想；隐情——写给吉尔•德勒兹；地下室等四部分中，在“后现代”到底该如何生活？为何生活？《后现代道德》或许并没有答案。
对话一直没有结束，他和她，肉身、创世纪、伦理和制度，关于“引人注目”，I’intéressant，是法语的书写，就在那里，放在最显眼的地方，第4章节，似乎所有的人都在那里，被吸引，他和她，包含着一切的正面和反面，对与错，唯独，没有上帝。“只剩下I’intéressant。它不能自行“行进”，它使其余的人行走，因为其余的人撑不住。其余的人在跛行。”这是一个语言带来的困境，在上面观望，却不是上帝，甚至可能是个“在跛行”的“其余的人”，撑不住，或者是不引人注目，不引起上帝的注意，既不希望也不失望，上帝只停留在教派的旨意上，那么，谁来结束对话，谁来“引人注目”，I’intéressant？
他和她，或者是男人和女人，“您是一个男子，我是一个女子，在用同一种语言讲两种言语。”这是最可怕的地方，“并非每个人都尽力辨认另一人的方言，即向他提供他本身所不具有的信息。”隐藏在后面的是言语，是同一种语言下的言语，不需要翻译，彼此都能听懂，但不一定会指向同一个目标，所以他还是他，她还是她，当代人或者诺斯替教派，上帝死了，也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言语带来的不是灾难，而是沉默，是“失去了上帝并出言谨慎”，那意境，仿佛是一开始玛丽在日本，文化的流变、资本的流变、地理的流变，以及现实的流变，“玛丽，即使你在叙事你可怕的故事时，你也始终微笑着。”那是因为玛丽看见了一个死去了的上帝，逻各斯不再的上帝，所以微笑也罢，言语超越了语言，走向了一个“差异、相异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世界。
“玛丽在日本”是一个象征，如一部小说的开场一般，洋溢着浓郁的异国情调，但是玛丽是谁？是欧洲中心的文化象征？是“跛行”的“其余的人”，还是就是那个死去的上帝却和我们同在？“两个交谈者操着同一种语言”的境域下，玛丽在日本是关于“男和女、东方和西方的差异”的臆想，文化资本主义仿佛在建立他自己的特异性市场，而在文化背后，则是每个人面对的言语困境，这种困境超越语言，“他是通过处在由性别、人种迷宫、语言、年代、社会等级和无意识构成的网络中的位置来加以评论的。”
但是，如果不评论呢？或者在上帝死去的时候，失去了评论，谁可以进行两种不同语言的翻译？是男子和女子？是当代人和诺斯替教派？翻译之谜实际上是上帝的归宿之谜，这种归宿来自于生活的快速变化，来自于遗忘，在《后现代道德》的《引言》中，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直接说出了主题：“生活使所有的道德化为乌有。”这是在“一小段故事、寓言或叙事、短剧、素描之后”的遗忘，而我们的生活依旧，被遗忘的道德如何恢复，如何重建？开始审美的快感？还是发现生活的意义？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说：“与这种唯美倾向相反的是：人们并不摆脱生活，因为人们已把它归于人为的方法。”
“人为的方法”或者也是一个人本主义的精神法则，这样的重建或者唤醒意识，是不是可以改变上帝死了之后的“后现代道德”？其实，重建或者唤醒并不是真正的目的，对于后现代遭遇的困境来说，上帝死了是一种必然，对于神性的失落，道德是不是一定会在信仰失落中丢失？玛丽在日本是一场流变，关于文化或者资本，关于东西方的多元，但是在发现这些多元的困境之前，文化，或者哲学，又在干着什么？也就是在那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如贫民窟的这种现实，这种贫民窟“既非乡村，也非城市。而是另一个地址，它在地理汇编中未被提及”。这就是无归宿、无财富的虚无主义，像是那个封闭着的“孤儿”。这种虚无主义带来的是哲学上的困境，“在阿多诺之前，西方是否只存着一种独一无二的哲学，它把思想提高到这种虚无主义的文体高度和艺术高度呢？”而最可怕的是那种束缚：“当虚无主义激发其暴力时，群众就丧失了精神。迷失的精神可称为无意识。”
于是解构了，尼采的命题凸显了那种虚无，上帝死了，在虚无之中“养育了从今以后完全是孤儿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们的绝望的希望”。那么在“贫民窟”之外，是不是有一个哲学之城？有的，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构筑的城市体制中，有市郊贫民窟，也有哲学之城，但是在哲学并不在城中，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看来，哲学是思考之城，城市是寻觅其栖所的思想的骚动，“而思想丢失了其栖所，丧失了本性。”现状或许很明朗，在城市和市郊，在哲学和现实虚无中，交织着所有人的命运：“人们进入，出去，或路过。”这三种状态构筑了了一个复杂的形而上学怪圈，实际上是哲学的边缘化带来的隐喻，哲学+决心+疲劳+愿望才能带来世界一体化的哲学，而在这样失去思想的哲学之城里，在上帝死了的虚无主义中，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着力构建一个审美的巨城，相对于集合城市存在，巨城就是“以审美的方式存在着的”。
也就是在形而上学失去隐喻，哲学走向思想终结的时候，审美的巨城用来拯救那种虚无，摒弃集合城市里的“怪物”，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看来，“审美是巨城对因缺乏对象而产生的焦虑的反应”。在审美仪式上，则是以博物馆、图书馆这样的记忆方式来重建“可能之纪念碑”，对于城市来说，博物馆和图书馆有一种“珍藏”的意义，而这种珍藏也是记载之一种，是将“存在的虚无变为了不存在的存在”，或者说这种“珍藏”，“不妨碍现在事物的逐渐消失的过程”，也就是对“拼凑起来的记忆”实现了“去掉了警报和记忆的可能性”。其实，所谓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只有在警报中才能产生意义，而所有的产品在博物馆、图书馆中都成了被监禁的代表，实际上是一种“囚犯”，而在囚犯理想中的图书馆里，只有三本书，“一本由一个曾经当过奴隶的人——塞万提斯所写，另一本由曾作过苦役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作，第三本的作者达尼埃尔·笛福曾被判处过示众柱刑”，这三本书的文化意义远远低于象征意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马尔罗所谓的创作“古老意愿”只是另一种遗忘，“冲着一片死寂树立的纪念碑成了遗忘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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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
为什么在构建审美的巨城中，也会遇到这样的道德困境？监禁的意义就在于被珍藏而失去了警报，变成了死寂的纪念碑，而所有的崇高也被消解了，甚至在商业中“把崇高变成笑柄”。文化之外，哲学之外，甚至语言之外，所有的虚无只是在后现代的现实中，有一头不相容的怪物，“不包括稀有语种在内的30种不同的语言，源自3本启示录的所有可能的地区，以及所有共居、邻居、信仰和语言上的冲突，组成了这个怪物。”这个怪物带来了边缘化的哲学，带来了没有实现隐喻的形而上学，带来了政治上的独裁以及商业上的崇高笑话，在审美巨城中甚至让文化失忆，而这一切，或许是怪物世界里失去了人本的意义，“人本主义丢下的最后命令是：只有凭着超越着大写的人才成为大写的人。”大写的人没有了，连上帝都死了，还有什么值得的事？
那么，人无可避免会遇到信仰的失陷，末日似乎就要来到，传说突袭而来的现状就是“后现代传说”带来的惊恐，“当人类及其大脑在地球毁灭之前永远离开地球时，他们能类似什么呢？”当历史的末日被预见，还有什么可以安心的？而似乎在传说中我们寻找那种突围的办法，“末世学叙述一个受失误影响的主体所具有的体验，并预言这个体验将因对邪恶的宽恕、死亡的毁灭和天堂的回归而在末日完成。”也就是说，传说只是一种想象，看起来恐怖其实是可以消除的，传说的意义在于印证了人类自身的危机：“当今思想的危机，是现代性的危机，是后现代思想状况”。所以对于传说的书写和传播，实际上也是对于人自身危机的恐慌，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和工业革命曾经带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到最后还是变成一种末日般的“恶的想象”。
传说就是一种现实主义，“传说叙述一系列插曲，这些插曲时而表明了最可能的成功即死亡，时而表明了最不可能、最不确定而且也是最有效的成功即情结。”在这样的自我救赎面前，也只有把人恢复到应有的地位，“与上帝同在”，其实是一种至高之处的荣耀，就是不断消灭“他者”，给人类自身一个“自我”的定位，在《反抗的芦苇》里，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在发展、沉沦的变迁中，“时光给外表的存在注入了一些新的东西，它们可以是愉悦、必要或习惯，总之它们能让人把握住自己的‘总路线’。没有行使这项权利或被环境剥夺了这项权力的人，有朝一日将会惊讶地发现他从未认识过真正的自我。”“总路线”是一个愿景，是对于自我的开拓的权利和自由，或者说是实现了“第二生命”：“第二生命中能容纳许多人，我、你和他”，或者说“拥有第二生命的权利就是保持独立。”而这种第二生命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看来，是个体的真正独立，他引用帕斯卡尔·吉尔对“众语言之下的语言”的想象说：“在我们对组成集体厌倦之时，每个人都希望能独特一些。”对集体的厌倦，其实就是对众神狂欢的摒弃，对失去警报意义的纪念碑的否定，或者说是对于边缘化哲学的质疑，所以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讲到了1968年的“红色五月”运动，在他看来，“‘红色五月’发出一种出于无法治愈的痛苦的呻吟，对不能自由诞生的申诉。”所以，“红色五月”并非悲剧，“它没有结局、没有罪行，如果说曾有鲜血洒出，也不是因为那些狂热的孩子。”
集体的狂欢，意味着个体的泯灭，是“集体抛入偶然和‘尚未存在’的焦虑”，所以，真正的自我救赎就是走向个体的觉醒，“审美的存在就是要不断唤醒奴役和死亡意识。伟大的著作中总回荡着对空虚的警报声。”消除“他者”对“自我”的诱惑，从而实现“众语言之下的语言”的想象，而在根本上，“后现代人只是继续说着伽利略、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的话语：人并不是世界的中心，并不是最初的创造物，并不是话语的主人。”
在后现代人之后，人也一定会是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并且消除了那种失去上帝之后的恐慌，在传说之死和纪念碑遗忘之后，后现代的写作成为一种解救之道：“不是为了与这些物质对话，也不是为了让这些物质“说”清楚，而是为了让它们回归沉默——沉默在人体内制造了那么多的喧嚣——为了置身于它们的力之下，而且从它们那里得到诗一般的动作。”是的，当他和她，当语言死去，仅剩下的就是如沉默一般的诗意，它带领那些道德走向另一个审美巨城。
